“西方史学史”课程教学参考书目

“西方史学史”课程教学参考书目（精选4篇）

“西方史学史”课程教学参考书目 篇1

（读书笔记选题推荐）

1.荷马：《伊里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2.荷马：《奥得赛》，王焕生译，人民出版社1997年。

3.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

4.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6.色诺芬：《长征记》，崔金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7.波里比阿：《通史》（Polybius: The History of Polybius,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1960），洛布古典丛书1960年。

8.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9.恺撒：《高卢战记》，任炳湘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

10.李维：《建城以来史》，穆启乐等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

11.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12.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黄宏煦主编，陆永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13.阿庇安：《罗马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

14.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

15.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王晓潮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

16.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17.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

18.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

19.马基亚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20.马基亚维里：《佛罗伦萨史》，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21.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22.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23.伏尔泰：《风俗论》，谢戊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24.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2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

26.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

27.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

28.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29.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30.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伍光建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31.基佐：《法国文明史》，沅芷、伊信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3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

33.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

34.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商务印书馆2005年。

35.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见杨生茂编：《美

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3年。

36.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37.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

38.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

39.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40.鲁滨逊：《新史学》，齐思和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

41.福格尔：《新经济史初探》，见项观奇主编：《历史计量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年。

42.霍布斯鲍姆等：《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殷雄、田培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

43.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44.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曾培耿译，商务印书馆

1998年。

45.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46.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47.48.49.50.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

51.戴维斯：《马丁·盖赫返乡记》，江政宽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

52.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上海远东出版社，朱庆

葆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

53.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城、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

54.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55.汤因比等：《展望二十一世纪》，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56.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57.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

58.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59.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60.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

61.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

62.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纪树立编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年。

63.波普尔：《波普尔思想自述》，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64.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

65.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6.67.68.69.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汤普森：《历史著作选》，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

70.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

71.罗素：《西方哲学史》，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72.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73.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7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75.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

76.张文杰主编：《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77.姚蒙编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78.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79.勒戈夫：《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郝名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分析论文 篇2

李根蟠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他通过与同行的交往，了解到在渝东从事本地区盐业史研究的刘卫国同志，未进大学校门学习历史学的专业，是一位长期从事本地区盐业工作的实际工作者，但经过长期的实际观察、探索，掌握了“由当今存在的历史遗存去认识历史”的研究方法。李教授对其研究成果充分肯定，赞扬他“取得了渝东盐业史研究的新突破”，本文即以此作为个案进行分析，上升到理论层面，阐发其研究方法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李教授的文章由具体而抽象，写得很有理论色彩，指出历史研究不仅要重视由历史文献或考古资料出发，去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还应当重视依据历史遗存(包括现存的习俗、技艺、谣谚、信仰等)去逆向认识历史的研究方法。文章中指出，“如果说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是以固态的形式存在的话，现实生活中的历史遗迹则以活态的形式存在。由于它是活生生的过程，故具有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可以弥补固有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的不足”。同时，正如马克思所形象概括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因此，考察处于较高形态发展阶段的事物即为考察处于较低形态事物的“钥匙”。本文依据这一理论思维逻辑向我们展现了: 刘卫国同志没有盲从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而是以现实情况检验其可靠性和可信度。长期的实践经验和深入观察，使他对“四川井盐业始于秦末李冰在成都平原开凿盐井”的成说产生怀疑，经过执着的努力，终于揭开渝东盐业历史之真相。他对渝东地区400 余口古盐井进行长期的观察，把千姿百态、形状各异的盐井区分为原始井、雏形井、过渡井、人工井四种基本类型，它们是依次演进的系列，而前三者本质上都是盐泉，只有最后一类才是真正意义的人工井。他又深入分析影响盐井演进的地理和历史因素，探讨不同的地理环境如何造成分布各地的盐井呈现各种类型，并论证推动演变的动力则是洪水。作者充分肯定刘卫国立足现实以考察历史的思路和方法，认为他“成功地揭示了渝东地区自然盐泉向人工盐井演进的规律，这在盐史研究中无疑是一种创新”。因此刘卫国的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表明，通过考察现实来认识历史，确实是治史的一把金钥匙，具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

在中国现代史坛，有一批出色的学者，他们高度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其精神实质，并运用来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努力探究有关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社会发展道路的大问题，建树卓著，他们的理论成就是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对于发展新世纪史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宁可教授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一生著述丰富，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晚年完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一书尤其受到重视。刘玉峰教授是宁先生的高足，志在传承、发扬老师的学术，本人在隋唐史、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相继出版了学术佳作，并撰有《宁可先生访谈录》(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2012 年第1期)。这次他应本专栏约稿撰成此文，堪称是精心总结、提炼宁可先生学术“主旨”的难得之作。作者总结说，宁可先生晚年强调，“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体制特征的问题，是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一个根本问题”，围绕这个中心和根本问题，宁先生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构成及特点、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发展、封建经济基础上国家政治体制的产生形成及其作用、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等，其研究是逐层递进又系统深刻的。本文即以此作为大纲要目，阐述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及其开拓性意义。作者对于构成宁先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体系的几个主要理论构件，又都有逻辑清晰的扼要论述。仅举两例。(一)关于作为“封建生产力的基础和主干的个体小农”，它具有: 集约化农业，精耕细作;以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剩余产品率低，发展缓慢;一个个小家庭是脆弱的，但就全社会而言，它又是稳定的、可以不断地再生再现，从而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牢固的、长期不变的基础;……一共六项特点，全面讲出小农经济的实质。(二)宁先生关于“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发展”的理论，本文作者总结为三项:封建经济的运转有小的和大的两个循环，前者为农村范围内产品自行消费、然后进行简单再生产，后者为全国范围内涉及城乡以及农工商业和封建国家的大规模循环;商品经济是整个封建经济的润滑剂、催化剂和驱动力;奢侈品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对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社会的发展起到十分恶劣的消极影响。显然，这三项对于认识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特点都有关键性意义。作者又着力发掘和阐发宁先生运用辩证分析的观点、动态发展的观点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而得出的具有理论光辉的成果。如，分析在分散的、独立的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基础上，必然要形成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论述由于中国和西欧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中西封建社会不同的生产力特点和不同的封建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在西欧形成了封建领主制，在中国则形成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其前期曾起到进步作用，但到了后期，成了没落的制度，其消极和反动的作用越来越增多。读着本文作者的论述，感到有理有据、切中肯綮。在当前，如何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已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从这个角度看，刘教授这篇系统总结宁可先生学术“主旨”的文章，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信息。

中国历史演进的内涵极为丰富、宽广，总结历史理论问题大有可为，至诚期望更多的专家学者撰文赐稿，共同推进历史理论领域的繁荣发展!

中国史学史复习资料 篇3

2．纪传体：是以记载历史人物事迹为主的史体。创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该书以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事迹和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以表的形式谱列年爵；以书的形式记历代典章制度；以世家的形式记载诸侯公卿的事迹；以列传的形式记社会各阶层人氏的事迹。以后历代正史均沿用这种史体！

3．《通典》：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所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该书所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也涉及到历代的典章制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等九门，对每一种制度，都能综惯古今，溯源明流。该书为编写制度通史开创了先例

4．《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包含 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三千多年间的诸多方面的历史，其内容丰富，堪称为一部体大思精的百科全书。《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让历代学习。其记录的时间、范围广泛，事迹全面，人物丰富，涉及典籍面广，在史料搜集取舍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司马迁编写《史记》时，尊重史实，秉笔直书，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用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这些进步思想对史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作者刘知几，是我国古代社会杰出的史学家。《史通》共20卷，对唐代以前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做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刘知几个人的修史主张。著名的“三长论” 和“直笔论”。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有才、学、识三长，而以识最重要，对于写史，刘知几主张“直笔”，要做到“不掩恶，不应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反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歪曲史实。这些卓越的见解，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刘知几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历史是变化和发展的，评价人物和事件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他还反对是古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

6．《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1卷，《文史通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

7．二重证据法1925年由王国维提倡，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治史观念和方法，是20世纪初年中西学术交融和新史料大量发现刺激之下的产物，此为其所具有的强烈的时代性。在利用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文书等新出地下资料进行多方向多层次的大量研究的情况下，王国维最终总结出了综合利用“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是王国维昭示后人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影响深远。

8。《海国图志》：魏源著，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撰的最详备的世界史地著作，书中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战舰和火器生产技术；系统的的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和辩证关系。是一部研究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探寻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之路的维新思想的启蒙书！

中国古代史学产生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条件？（1）文字的发明。没有文字就不可能有史书，对于某件事情，如果没有文字记载，单凭记忆，不可能长久。有了历史记载的材料，才能编纂成史书和产生史学。(2)历法的产生。因为史学史以时间为基础的，有了历法才能推算时间，确定岁时年月。一部史书如果没有确定的时间，即使史料载丰富也是毫无简直的。（3）历史意识的产生。统治阶级的需要以史为鉴，作为施政的依据；同时作为教育后代的教科书等

9．《 史记》与《汉书》在体例在体例在体例在体例、、、、内容等方面有哪些差异？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西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历史。《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仅记载西汉一代历史。在体例上，《汉书》对《史记》体例进行了改造，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同时创设了《惠帝纪》、《地理志》、《食货志》、《艺文志》等。在一些人物的传记中，增入大量有用的文献，如《董仲舒传》全文收入了他的“天人三策”，《食货志》中收入董仲舒的“限民名田说”等。《汉书》还详细记载了昭、宣、元、成、哀、平及新莽历朝的历史）《）《）《）

10．刘知几的史学贡献

1、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史学发展状况，使史学评论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

2、揭露了古史记载的虚伪，批判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对古人和经典进行了批判，体现了一种不盲目崇拜古代、不迷信圣人和经典的批判精神。

3、提出整套修史方法，规范史书修撰环节。对史料：主张“采摭群言”，对“阙之不足为少，书之唯

益其累” 的材料，必须坚决舍弃；论史事：主张荀悦、干宝提倡的“五志”，再广以“三科”，反对“四烦”； 论人物：选择恶可戒世、善可劝后者，反对“愚智毕载，妍媸靡择”。

4、论述了各类史体的长短得失，提出了史体特别是纪传体的发展方向。

（1）论古今史体，归为“六家”。认为古代史学是发展变化的，史书体裁是不断演进的，他把古代史籍分为记言体、记事体、编年体、国别体、通代纪传体、断代纪传体六家，并一一考镜其源流发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2）对编年、纪传二体短长进行剖析。编年体按年记事，但人物或有或无，或详或略。纪传体内容丰富充实，但纪传体多重复，时间概念不清。“二体”各具短长，尤其对纪传体的体例和结构作了理论总结。

5、爬梳了史官制度的发展，揭露了史馆修史的弊病（1）史官制度的发展：在《史官建置》篇，刘知几对唐初以前的史官发展脉络加以条梳。（2）唐代设馆修史的五大弊病：人浮于事，各不相下；史料保存制度不健全；难以直书；监修者众，史官无所适从；监修不当，铨配无 法。

6、提出“史才”标准，奠定后代史学人才标准 史官素质：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编次勒成，郁为不朽；高才博学。史学人才标准：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才”：组织史料和表达的能力；“学”，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识”：是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的能力。

郭沫若的史学贡献

近现代史学史 梁启超 篇4

-----------------浅谈梁启超与史家四长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启蒙思想家、文学活动家和学者。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后，随其师康有为鼓吹变法维新发动“公车上书”，创办《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次年任《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等重要政论文，鼓吹维新变法，影响很大。二十三年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二十四年入京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

在日本期间起初曾谋划与革命派联合，思想一度激进，创办《清议报》，宣传“斥后保皇”。1903年游历美洲后转向保守，坚持君主立宪，反对革命。其时，他对于国人影响最大的还是思想启蒙。《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大量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及其他学术思想，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与旧学，讲求“新民”之道，并倡导文学改良运动。广泛宣传西学，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批判中国封建史学，提倡“史界革命”。二十九年后，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长期论战。主张开明专制和社会改良，反对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

辛亥革命后第二年回国。先任共和党领袖，历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与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又接连策动了倒袁运动。1916年赴广西、广东参加护国战争。1917年反对张勋复辟，出任段祺瑞的财政总长，后来辞职，不再参与政事。

1918年底至1920年初赴欧洲考察，著《欧游心影录》，主张用东方古代文明挽救西方物质文明的破产。1921年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阐述整理东方文明的方法。1922年著《先秦政治思想史》，鼓吹儒家、墨家已创立“社会主义”学说，且胜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先后讲授中国文化史、历史研究法，并指导中国史学史、东西交通史等专业的研究。1926年春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26—1927年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进一步表述了其史学理论。生平长于史学，于文化史较有研究，著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素抱编纂中国通史及多种专史宏愿，终未实现。著述多收入《饮冰室合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近代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撰。本书原为1926年10月到次年5月作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所作的学术讲演稿，是对其1921年所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补充。其部分内容曾在《清华周刊》发表，1933年始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全书，后收入《饮冰室专集》。今读《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中华书局2010年版次。

全书分总论、分论两部外加附录两则。总论包括《史的目的》、《史家的四长》及《五种专史概论》。梁启超说：研究“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 1

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他还阐明了史家应具备的“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在分论中，详尽地论述了有关“人的专史”、“文物的专史”等专史的撰写方法。其中所讲许多治史经验详尽又发人启迪，将此书作为研究历史的理论指导作了一下方法摘要。

总论三章，注重于对史学的目的、史家修养和各种专史的性质特点进行概括的理论说明。

“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史家的责任就在于对过去的历史求真之后，提出有借鉴的经验，在历史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此概是“读史使人明智”。而要做到可供资鉴的目的，前提是求的历史的真实。怎样才能求得真实？可用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联络法、搜集排比法。

钩沉法，意如其名，将沉没或是快要沉没的事情钩起，找与此事有联系的人求真。

正误法，对于前人记错的事实，不盲从，应改正。此处忽略了区分正误的具体方法。

新注意，即为新角度，从前人没有过的角度方法重新看历史现象。

搜集排比法，散落零乱的史实，似无价值，一经搜集排比，意义便极其重大。联络法，追溯本源法，“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看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甚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

通过五种方法，求的历史的真相，并赋予新的意义，新的价值，作为活动的经验借鉴。

在论及史家修养时，梁启超评价了刘章的得失，刘知幾认为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学诚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刘子元虽标出三种长处，但未加以解释。如何才配称史才、史学、史识，他不曾讲到。学诚所著《文史通义》，虽有《史德》一篇，讲到史家心术的重要，但亦说得不圆满”。

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对于传统史家所提出的才、学、识、德“四长”梁启超作了新的解释，特别突出了“史德”的重要性，史家首先具备了“心术端正”还要做到记事忠实公正，虽打主意力求忠实，但史家往往“心之所趋，笔之所动”，或多或少融入了主观想法，最常犯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病应当时时注意，极力铲除！“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甚么，照出来就是甚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

有了道德，其次要讲的就是史学，即史家的学养，应以对某一方面的“专精”为主，辅之以各类知识的“涉猎”。“有了专门学问，还要讲点普通常识。单有常识，没有专长，不能深入显出；单有专长，常识不足，不能触类旁通”专精同涉猎，二者皆不可少。做专精的方法：首先选定局部研究，然后搜罗材料，判断真伪，最后决择取舍。具体有，勤于抄录，平时看书要多抄录下来，以倍他日之需；练习注意，在平时看书，有意识的多练习关注一定范围内的信息；逐类搜求，找到一条有观研究的信息就跟着追寻下去。做涉猎的方法：随便听讲，随便读书，随意谈话，长期坚持积累。不论是培养精专还是涉猎之法，都极其烦琐，且需要长期不懈的坚持，选择研究历史当做好吃苦耐劳的决心。

史识和史才，则是指观察力和组织史料、驾驭文字的能力培养。“史识”即“史家的观察力”。不会观察历史现象，就不可能有研究心得，也谈不上历史研究。一般的历史观察法是从全部到局部，再从局部到全部，两种方法要同时并用，缺一不可。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应注意，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要把自己的意见与前人的主张，平等的看待，才能得到敏妙的观察，才能完成卓越的史识。史才，史家的构造文章技术，如何可以养成史才? “多读，少作，多改”。多读：读前人文章，看他如何作法。遇有好的资料可以自己试作，与他比较；精妙处不妨高声朗诵，读文章有时非摇头摆尾，领悟不来。少作：作时谨慎，真是用心去作；有一篇算一篇，无须多贪作。笔记则不厌其多，天天作都好；作文章时，几个月作一次，亦不算少。要谨慎，要郑重，要多改，要翻来覆去的看。

“同学诸君方在读书时代，只是预备学问，说不上著作之林，但我们学历史，其目的就在想将来有所贡献，此刻虽不是著作家，但不可不有当著作家的志向。”致力历史研究者，具备史德、史学、史实和史才治史家四长，至关重要。

五种专史概论，概括的了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时代的专史五种专史的研究方法。分论部分原拟详叙人、事、文物、地方、断代五种专史的具体研究和写作方法，但仅成“人的专史”七章(其中第七章有目无文)和“文物的专史”五章，余皆有目无文。关于“人的专史”，主要谈了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五种体裁的大体沿革、编纂特点，作用和撰写方法。

写人物传，最好选择那些思想及行为牵涉面广，可以作为时代风气或学术文化代表的人作对象，以便通过一个或一群人的事迹，反映一时代一社会之面貌与变迁。尤其是合传，应将事迹互有关系的人物归入一类撰写，以便通过一组人物事迹的相互补充，明了某一制度文物、事件或学派之演变全貌。关于“专传的做法”，把整个中国文化分为思想及其他学说、政治及其他事业、文学及其他学术三大部分，每部列出几十个代表人物写成传记，从各个侧面反映中国文化精华及其变化的轨迹。

“文物的专史”，大致可分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类。政治为社会骨干，其专史应首先将民族、国土、时代、家族、阶级等基础问题研究清楚，然后才是政治制度变迁、中央政权、政权运用等专题研究。经济为社会血脉，文化为社会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