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许多电视节目中，访谈类这样的节目在观众中都很受欢迎，因为其节目的交流方式平易近人、主持人的表达方式亲切自然。而在所有的访谈节目形式中，新闻访谈类节目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既发挥了评论新闻的作用，又可以代表大众向新闻当事人进行更深一步地了解，这有助于大众更全面地了解新闻事实。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新闻访谈研究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新闻访谈节目中对弱势群体的采访技巧研究
摘要：纵观电视荧屏上从2000年——2018年新闻访谈节目的发展，选取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看见》《面对面》三挡节目中对“弱势群体”的访谈为语料，进行分析总结。总结语篇布局与话轮转换方法，从而得出采访技巧与会话策略。对待不同的采访对象，采访技巧有很大差别。主持人或记者对财经人物，政府官员和名人明星的访谈，与对弱势群体的访谈在采访中的技巧有明显差别。本文聚焦电视新闻节目中对于“弱势群体”的访谈。
关键词：弱势群体;会话策略;话轮转换;人文关怀
绪论：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词，从而使得弱势群体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那么，何为弱势群体呢?
弱势群体，指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由于群体的力量、权力相对较弱，因而在分配、获取社会财富时较少较难的一种社会群体。因而他们处于较贫困状态。由于弱势群体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随之而来的，大众传媒对其报道的力度也不断的增大。
第一章、研究缘起
在电视荧屏上采访弱势群体的专访众多，却仍存在的许多不足之处。如：记者无意识的对被采访者的歧视、提问尺度与分寸掌握的不到位，导致采访的失败，与被采访者无法形成舒服的“话语场”等等。
记者要做到的是客观、真实的反映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而不“竭尽所能”的去挖掘“一切”想得知的信息。记者需要多思考如何面对弱势群体?如何具有“人文关怀”的提问，如何让被采访者打开心扉，建立信任感，从而成功的完成报道。
弱势群体，指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由于群体的力量、权力相对较弱，因而在分配、获取社会财富时较少较难的一种社会群体。因而他们处于较贫困状态。由于弱势群体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随之而来的，大众传媒对其报道的力度也不断的增大。那么，如何采访弱势群体?却仍存在的许多不足之处。如：记者无意识的对被采访者的歧视、提问尺度与分寸掌握的不到位，导致采访的失败，与被采访者无法形成舒服的“话语场”等等。
回顾了20期左右的新闻访谈节目，如《新闻调查》《看见》《面对面》，总结出了语篇布局的规律，分为起端——抛出话题;主体——引出话题;结局——升华主题，这是采访的全部过程，需要团队互相合作。在采访前，要明确节目策划和采访的目的，全面研究被采访者相关的背景材料，并且提前预约采访对象和当事人，预热后进行采访。前期准备工作充分完成后，关键是在于采访过程中，能否与被采访者建立和谐融洽的话语场，使采访顺利的进行下去。
在个别的新闻访谈节目中，主持人或记者为了营造“潸然泪下”的节目效果，不惜撕下被采访者的伤疤，让其回忆痛苦经历，对其造成二度伤害，缺少人文关怀。这样不专业的提问不仅伤害被采访者，同时也令观众不舒服。下面我们来具体讨论如何提升对弱势群体的采访技巧。
第二章、弱势群体访谈的语篇布局
一、开篇——抛出话题，主持人引导
共分为两种形式。其中一种是在节目的的开端以解说词的形式交代此次新闻访谈的事件、背景及人物，便于观众对其的理解。另一种是主持人引出话题。在进行采访之前，由主持人口述交待新闻事件、人物等。在所选择的15期的《看见》中，节目里的导语占用时间平均为20秒到40秒之间。针对不同的采访对象，导语的选择也有所不同。在针对“弱势群体”的采访中，导语以人物介绍为主，带有暗示性的定位人物性格。
二、主体——展开话题，受访者叙述
本体的大部分为对话式访谈，通过主持人或记者对受访对象的访谈，来了解事件和人物，在一次次话轮的更迭转换过程中达到访谈目的。另外还有解释词解说，对于电视画面进行文字和说明，起到解释说明的作用。
三、结尾——升华主题，反映社会现象
此种结尾方式大部分是由主持人在采访完当事人之后，在演播室进行新闻事件的总结与点评。还有是以解说词为结尾的总结与评论。
第三章、弱势群体访谈的会话策略
第一节提问策略
一、试探性提问
由于受访者为弱势群体，因此在采访的初始阶段，循序渐进的由试探性的进行提问，逐渐摸索受访者的性格特点，给予充分的人文关怀。
二、缓和性提问
在采访过程中，切忌针锋相对，咄咄逼人。在保持冷静的基础上，照顾受访者的情绪变化，必要时转移预先的采访任务，缓和气氛。
三、保留性提问
对于问题的追问要适可而止，恰到好处。提问采取开放式的、宏观式的、侧重于情感的表达。而非生硬，揭伤疤，强迫受访者回忆。而是探究事情起因并帮其解决为目的。
四、不完全提问
为防止受访者二次受伤害，在采访中采取不完全提问原则。看受访者的回馈情况，如状态正常，不会造成痛苦，方可考虑进行进一步提问。
第二节回应策略
一、帮助性回馈
鉴于受访者的不同学历背景，口语表达与人沟通能力的不平均，在采访中，对于受访者描述不清，表达不明的回馈，可进行辅助。
二、认同性回馈
如“嗯”、“哦”等做为支持性话语的反馈，认同受访者的回馈并给予肯定，可继续下一阶段的话轮。
三、不认同性回馈
对于受访者的回馈产生质疑时，要换种说法，重复提问，以便追求背后所隐藏的事实。
四、点评性回馈
帮助受访者完成话轮，补充没有表达完全的或会造成观众不理解的部分。
第四章、提升采访技巧的具体方法
第一节掌握话轮的转换技巧
在对弱势群体的访谈过程中，被动接受话轮的情况较多。在2013年4月1日的《看见》节目中，柴静所采访的是13岁的自闭症儿童成成和成成的妈妈。成成1岁被诊断为智力迟缓，成成妈妈为了让成成能接受和正常孩子一样的教育，为儿子选了很多学校，最后选择了台湾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是正常的孩子和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一块读书。在成成妈妈回顾抚养成成长大乃至不离不弃为期择校所遭受的白眼时，伤心的留下了眼泪。柴静不是追问，而是让其宣泄，之后递上纸巾，沉默的注视，陪同被采访者一同进入情境，像经历了成成妈妈所经历的一切一样。之后话锋一转：“现在成成认了很多字，还有了喜欢的女孩儿。”成成媽妈收住了眼泪，变得自豪了起来，与主持人谈论成成的近况。
第二节具备人文关怀
在采访中，为了追求言语交战的刺激感，一些记者会提问敏感的问题。但弱势群体与对其他人物的采访有很大异同。过往的经历被提起，如何切入提问的前提是，采访者要具备人文关怀，站在他人角度，措辞表述。用合适温和的语言获取答案，而不是单刀直入，直逼痛处。在《看见》柴静“专访”药家鑫父母中的一期，主持人对张妙父母同样进行了回访，在柴静与张妙父亲谈话时，张妙的母亲放声大哭，情绪崩溃。这时，柴静没有坐视不管，继续访谈张妙父亲。而是站起身，说“我去看看她”，之后坐在张妙母亲旁边，轻轻抚着她的背。这一系列的语言与动作体现了一个具备人文关怀的主持人形象，与柴静在对其他不同类型采访者的“质疑”风格大有不同。
第三节运用心理学知识辅助
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经受过情感上的创伤，在心理上敏感。了解被采访者的心理状态，对采访有显著帮助。包括通过外在的表情，肢体语言，眼神等副语言，透视其心理活动，挖掘其背后的内在语与潜台词，能够洞悉未被发现的细节。
弱势群体是被社会边缘化了的一部分群体。国家政府在近十几年来对弱势群体高度关注，给予福利政策，他们是社会发展进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做为媒体人，我们应继续对其保持全面关注与跟踪报道，通过大众传媒手段让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了解认知他们。
希望通过本篇论文，能为媒体人提供有限的、实用性的会话策略，辅助采访报道的顺利进行。并为电视采访报道相关的课程领域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安可娴.《弱势群体采访中的问题与对策》.中国知网.2008.
[2]李宁源.《一名新记者的困惑》.《新闻记者》2004年第11期
[3]袁德玉.《从认知语用角度分析采访中的话轮沉默》.中国知网.2009
作者简介：吴阳，女，1993年1月8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硕士学位，中国传媒大学，研究方向：(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艺术。
作者：吴阳
新闻访谈类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研究
【摘要】在许多电视节目中，访谈类这样的节目在观众中都很受欢迎，因为其节目的交流方式平易近人、主持人的表达方式亲切自然。而在所有的访谈节目形式中，新闻访谈类节目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既发挥了评论新闻的作用，又可以代表大众向新闻当事人进行更深一步地了解，这有助于大众更全面地了解新闻事实。当然节目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其形式符合大众需要，作为连接节目与受众的主持人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本文通过对新闻访谈类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的浅要分析，明确了主持人语言艺术运用的重要性，指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主持人应注意语言功底和语言的准确性和逻辑性。然后从严谨性、善于倾听、提问和追问这几个方面，就如何运用语言艺术进行阐述。
【关键词】新闻访谈类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
电视作为现今主流的信息传播媒介，已经覆盖了全球，密切地融入到大众的生活当中，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加快了社会发展的脚步。电视节目的内容、形式和类型众多纷杂，而在所有的访谈节目形式中，新闻访谈类节目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颇受欢迎的节目形态之一，它既发挥了评论新闻的作用，又可以代表大众向新闻当事人进行更深一步地了解，这有助于大众更全面地了解新闻事实。当然节目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其形式符合大众需要，作为连接节目与受众的主持人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其传播优势不仅在于节目形态的特殊，与其节目主持人自身独特的主持风格、肢体语言以及语言艺术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如果想要做好一档新闻访谈类节目，对其主持人的语言艺术进行分析研究和阐释总结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新闻访谈类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的重要性
首先，語言是新闻访谈类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主持人，需要使用语言向观众和嘉宾传达信息和个人的观点想法，并且要通过使用语言与受访者进行沟通交流，引导受访者回答问题，最终使这一过程转化为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给观众。所以，如果节目没有语言的存在，整个节目就无法进行。
作为主持人，不仅自己要与嘉宾进行交流，也要成为连接嘉宾与观众的桥梁。一方面，节目主持人的采访，必须尽可能的让嘉宾感受到归属感和信任感，以便他们在被问到一些涉及隐私的问题时能够自然回答。另一方面，主持人要起到代表作用，代表观众向嘉宾提问一些观众所感兴趣或想知道的新闻的真实细节或嘉宾的看法。而且采访受访者的方法和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提出的问题是否恰当，这些方面都要求主持人深深地领悟语言的艺术。节目进行中，与嘉宾能否顺利地沟通交流以及节目气氛的融洽与否都与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有紧密地联系。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新闻访谈类的节目主持人也不例外。根据对主要访谈内容的了解程度，主持人必须制定相关问题，协调好访谈的过程。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有自己鲜明的采访风格和独特的语言魅力，这对节目效果的提升有很大益处。
总之，具有较高的语言艺术能力的节目主持人对一个节目的成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闻访谈节目中，只有主持人使用一定的艺术语言才能提升整个节目的质量，并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2. 新闻访谈类节目主持人应注意的语言艺术问题
2.1 重视深厚的语言表达功底
一名优秀的新闻访谈类节目主持人应该敏锐地捕获到节目环境中重要的细节，然后经过大脑的深思熟虑转化成精炼的语言传达给观众。这些能力需要主持人经过不断地经验积累和刻苦努力才能为其熟练地运用。如果缺乏了这些语言能力，且对节目内容相关的知识信息了解不够多，就会出现词穷或者语言肤浅的尴尬状况。比如，部分主持人在访谈嘉宾的过程中，会出现日常生活中人际交流所常出现的问题：话语中语气助词使用过多。虽然在交流中，适量的运用语气助词可以为谈话营造良好的气氛，但一旦使用过多的话，就会使他人觉得主持人的措辞零散混乱，导致观众对主持人的专业水平表示怀疑。
2.2 语言表达要有准确性、逻辑性
对于新闻类的访谈节目，主持人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逻辑性非常重要。由于新闻可能牵连着政治敏感性问题，一旦主持人用词不当、词不达意，就会发生难以挽救的局面，不仅会让大众认为主持人缺乏文化素养和专业能力，甚至还会影响节目的收视率。所以新闻类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必须要重视自己的语言表达，一定要拥有扎实的语言功底、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地积累工作经验，更新完善自己知识系统，才能使自己的职业道路走得更远。
3. 新闻访谈类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的运用
3.1 严谨性
由于新闻访谈类节目内容的开放性，其语言内容也通常没有局限性，涉猎面非常广泛，就算是经验再丰富、文化底蕴再深厚的主持人，也不可能永远做到面面俱到。再加上，新闻访谈类节目内容的敏感性，一旦主持人懈怠分毫，出现了失误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为了避免这些节目事故，主持人应该以严谨的态度对待访谈中所有的问题。
一方面，主持人应储备丰富的知识，在节目录制前做好事无巨细的准备。比如在确定了访谈内容话题后，主持人应该对其节目相关的知识领域进行深入了解，特别是牵涉到一些政治要闻和法律法规的时候，更要认真对待，不能出一个字的差错。另一方面，就是要注重语言表达的严谨性，在新闻访谈类节目中，严谨的语言可以避免误导观众，引导观众取得正确的价值取向。因为新闻类访谈节目不同于其他的单纯传播新闻信息的节目，新闻类访谈类节目其形式本身就更贴近大众，节目内容也大多是关系到大众日常生活的、可以引起大众发出共鸣、感同身受的典型事例。所以在节目中，主持人容易受到自己主观想法的影响，从而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对信息擅自施加自己个人的想法和态度。主持人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自己只是一个采访者，一个传播信息给大众的中间人，应该使用最精准、最严谨的语言参与到节目中。
3.2 善于倾听
主持人不仅要善于语言表达，还要会“听”。在新闻类访谈节目中，某些情况下，受访者会过于敏感和紧张，从而无法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这就需要主持人善于倾听。想要善于倾听，要做到两个方面。
一方面，一个善于倾听的主持人在听受访者说话时，要专心致志、谦虚亲和，始终正视受访者的脸庞，而且要在受访者说话时进行一定的互动，用肢体语言或者神态表情作出回应和肯定，比如时不时地点头、一个轻轻地“嗯”或一个肯定的眼神，这有助于减轻受访者紧张的负担，使其潜移默化地敞开心扉，自然地发挥，甚至激发其说出更有意义、新闻价值的观点和内容。另一方面，在倾听时不仅要明白受访者话语表面的意思，还要注意受访者说话时的微表情和肢体动作的细节，迅速地对其做出判断，思考受访者的话有没有什么言外之意，把握受访者深层的想法，分拣出重点，潜移默化间把握好受访者回答问题时的思路和逻辑，对受访者接下来的言语方向做出预测，这样做有助于下一个环节的引入和进行。
3.3 善于提问和追问
除了以上两种语言艺术，更重要的是主持人提问和追问问题的方式。其中以质疑的态度进行提问的方式比较有特色。这种方式就是在访谈过程中，对受访人的语言时刻持怀疑态度，不全盘接受的他的言辞，仔细分析他的言辞中表态不清或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并對其再次提问，以便能够有效和理性地调查新闻事实真相。另外，一些情况下，一些嘉宾对于主持人所提出的问题并不会倾尽所知，尤其是在面对一些敏感问题时，会逃避转移话锋或隐瞒真实所想。所以面对受访者难以启齿或表意模糊的情况时，就需要主持人把提问方式转变得间接、委婉，对受访者不断地进行侧面暗示或者疏导，以帮助话题的进一步开展，有助于观众的理解。
区别于其他不太注重访谈问题的深度的访谈节目，新闻类访谈节目更加重视访谈问题的深度，注重对受访者的访谈内容，甚至有时主持人会提出相当尖锐的问题。尖锐的问题是追求信息真实的一部分，因为在主持人不断追问所带来的压力下，会刺激受访者表现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个性，真实的新闻内容也就被逐渐展现出来。
4. 结语
一名优秀的新闻访谈类节目主持人不仅要有坚实地专业功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要深刻地认识到节目语言艺术的重要性，把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这件事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语言作为主持人向外界传播信息的媒介，它也是人类交流所通过的一种方式，其具有很强的情感力量。主持人的语言艺术水平和采访方式会极大地影响采访过程和节目的质量，因此，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应该是新闻类访谈节目重视的要点。主持人需根据其节目方案的主题，确定访谈的方向，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学习相关知识、积累经验并通过实践概括、思考，不断提高其访谈能力和语言艺术水平，从而提高整个节目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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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香宜.浅议电视访谈类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J].艺术科技，2019，32(4)：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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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乔敏.电视访谈类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Z]：中外企业家，2016.
作者简介：江莹莹(1998- )女，汉族，安徽六安人，现为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播音与主持艺术。
作者：江莹莹
新闻生产研究历史演进与本土化进程
摘要：新闻生产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尤其在新闻模式转变的新媒体语境下更是如此。文章聚焦新闻生产研究的发轫及演进过程，探讨新闻生产研究中的学科路径，分析其断裂与延续的现状，并对新闻生产的本土化进行了反思和展望。研究认为，新闻生产研究在其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以新闻生产社会学为主导的三个学科路径。虽然目前的研究容易走向结构功能主义的老路，但是，新闻生产个案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济、文化和技术研究视角受到更多关注且新闻生产本土化研究逐渐向本土研究发展，这些研究趋势值得我们期待。
关键词：新闻生产;历史演进;学科路径;本土化发展
基金项目：安徽省新文科改革项目(2020wyxm081)
作者简介：陶荣婷(1984-)，女，安徽淮南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文化社会学。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News Production Research
TAO Rongt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Anhui 232001，China)
Key words：news production;historical evolution;disciplinary path;localized development
在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约翰·杜威(John Dewey)认为“社会不仅因传递(transmission)与传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1]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则提出“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但“新闻这个框架本身也有自己的问题。”[2]30新闻这个框架本身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它又因何产生?或者说，新闻作为一种“情境化知识”，特定的社会、政治、經济或文化等又是如何影响新闻生产实践的呢?这些其实都是“新闻生产”研究关注的重要议题。
一、新闻生产研究历史进路及经典著述
(一)新闻生产研究发轫及演进
新闻社会学学者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视角进行梳理，新闻生产研究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 ，韦伯曾经创造性地将新闻记者的社会身份等同于某种政治人物[3]。此后，新闻生产早期研究者之一、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传播共享观影响，认为大众传媒是维系社会的重要手段，通过大众传媒不仅可以很好地实现社会控制，也可以维系社会民主和形成理想社会有机体。在1922年出版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中，帕克试图以移民报刊为例探讨报纸在移民社会关系重组及美国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中就大篇幅讨论了移民报刊的新闻生产[4]。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在传播学第一次深入研究‘把关人’现象的人不是勒温，也不是怀特，而是帕克。”因为帕克涉及移民报刊及其新闻生产研究，已“洞悉到了新闻传媒议程设置的功能”和“涉及了受众本位与前馈的理论。”[5]256-259.
新闻生产的系统研究其实在20 世纪50 年代才初露端倪，并且跟“把关人”理论研究密切相关。1943年，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1943)正式提出“把关人”概念[6]。1950年，戴维·怀特(David White)将“把关人”概念引入地方报纸编辑电讯稿研究，被认为是传播学领域新闻生产研究的正式开创者[5] 256-259。.但怀特的研究存在一个理论预设，即“为了理解新闻选择的过程，有必要研究在新闻组织中对新闻选择和审查新闻起到重要作用的个体。”[7]336以致有批评者质疑怀特只是将“把关人”当作一个孤立要素来审视，他对个人权限的过分强调使其忽略了对其他关联性要素的讨论。怀特“把关人”取向新闻生产的研究受到质疑，但这一理论视角并非完全忽视对新闻选择语境的考察。如沃伦·布里德(Warren Breed)在《新闻编辑部的社会控制》(1954)中通过考察典型的新闻编辑室分析新闻生产中的社会化影响因素，并提出新闻生产中“个体行为在很大程度被其群体成员身份所决定”。布里德针对新闻生产语境的研究比单纯研究个体的日常工作惯例更具有解释力，是“对怀特原创的把关人研究的重要发展。” [7]336
(二)新闻生产研究兴起及其经典著述
从研究进路及其关注重点看，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各种新闻生产研究，先是侧重媒介组织和工作流程，随后逐渐转向媒介内容特征，继而延伸到组织因素和引发这些特征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新闻生产研究迎来一波研究浪潮。塔奇曼的《做新闻》“无疑隶属于这股浪潮，而且在今天看来，还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高峰。”[2]导言1美国《新闻和大众传播季刊》将《做新闻》评为20世纪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名作。该作聚焦两大主题：“日常发生的事情是如何被变成了新闻这种具有现实时空的报道”和“新闻生产如此实践的深层次原因”。查尔斯·惠特尼(Charles Whitney)称“《做新闻》的思想发人深省”，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则认为《做新闻》“是一部关于新闻媒介研究的开拓性著作。”[2]30
20世纪70、80年代新闻生产研究进入繁荣期，涌现出大批优秀学者，产生了大量著述，如爱德华·爱泼斯坦(Edward Epstein)的《不知从何而来的新闻：电视和新闻》(1973)、里昂·西格尔(Leon Sigal)的《记者与官员：新闻制作的组织与政治》(1973)、戴维·阿什德(David Altheide)的 《创造现实》(1976)、赫伯特·甘斯 (Herbert Gans)的《什么在决定新闻》(1979)、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的《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1980)等。其中，甘斯和吉特林的研究堪称经典。
甘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考察作为社会过程的新闻生产，试图回答如何判定什么是新闻，特别是新闻价值中呈现出的社会价值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考量因素。甘斯认为美国“全国性的新闻媒体将一幅并不完整的美国社会图画呈现给了它们的受众。”[8]美国新闻需要反映美国社会恒久价值观，新闻工作者归根到底会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如美国传媒对苏联和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的报道完全集中在各种问题上，明显存在“污名化”倾向[9]。《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是这时期新闻生产研究的又一力作。吉特林采取“事件叙述”和“话语分析”研究方法，依次对新闻、新闻从业者、新闻政策进行考察，分析文本呈现、生产者与宏观政策3个维度，指出“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支配意识形态的核心体系”[10]导言9。“现代大众媒体被不断地加以操纵，用来制造陈词滥调。最为重要的是，媒体机构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记者们并不是自由漂浮的真理追求者。”[10]序4上世纪80年代，新闻生产代表性研究还有马克·费什曼(Mark Fishman)的《生产新闻》(1980)和兰斯·班尼特(Lance Bennett)的《新闻：政治的幻象》(1983)等。费什曼关注“官僚政治对新闻的补贴”[11]26，指出媒体在新闻生产中为追求政治新闻的可靠性，通常过于依赖政府信息源，为政府把持信息源、歪曲事实、影响和控制媒体打开了方便之门[11]49-51。班尼特则从政治传播学视角对新闻生产展开研究，探讨了影响新闻生产及其消费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力量等[12]。
二、新闻生产研究的主要学科路径
20世纪70年代，新闻生产研究在美国崛起有其特定社会政治背景和学术情境。首先，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学生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和平反战运动等兴起，大众传媒的介入及其对社会运动的建构引起学界关注;其次，二战后电视崛起及其影响越来越大;最后，美国传播学传统效果研究当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就是说，新闻生产研究的崛起“不仅与美国新闻业的黄金年代相呼应，而且在传播研究的主导范式之外开辟出一个全新的研究传统。”[13]4正因如此，当时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纷纷参与新闻生产研究，使该领域研究学科路径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和新闻生产社会学是其中最主要的三个学科研究路径。
政治经济学路径的新闻生产研究偏向宏观，聚焦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过程与国家政治、经济结构关系分析，如戈尔丁(Peter Golding)和默多克(Graham Mudock)所代表的英国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文化研究取向研究强调文化传统对新闻从业者的牵制和影响，通常侧重于考察文化传统和象征表达系统“在专业规范与新闻价值观中的渗透，注重新闻作为叙述形式所包含的价值观念”[14]。但这两种研究取向最终都没有成为主导的学科研究路径，主导学科研究路径是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
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崛起与美国20世纪50～70年代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电视媒体迅速发展引发的社会焦虑有关，当时很多学者尤其是社会学家开始思考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潘忠黨认为：“考察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多采用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侧重对传媒内容制作过程的社会学分析，此类研究是以“个人和组织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解新闻体制及其结构的构成因素，由小至大、以微观构成宏观的分析过程”[15]62-67。
据不完全统计，新闻生产社会学路径研究者主要来自新闻传播学门墙之外，这也佐证了特定社会政治背景对该领域研究的巨大影响。与此同时，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崛起也佐证了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发展困境。1948年，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发表《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奠定美国经验传播学研究基础，其5W模式也界定了传播经验研究五大基本领域：“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但由于商业利益驱动和服务战争需要，美国传播学者很长时期内偏重效果研究，对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传媒组织及其新闻从业者的研究被忽视。然而，对新闻生产过程及其影响要素的分析，远比研究新闻所带来的社会结果更重要得多，因为社会学对新闻活动的研究将新闻活动与社会组织联系起来，考察了社会环境对新闻业整体的影响[16]。舒德森认为，上述研究主要是从政治、 经济、 社会组织、 文化以及技术等5种视角展开新闻生产研究[17]4-5。 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则将技术因素列入文化研究中，并认为电报技术的应用使得新闻报道的写作方式脱离了传统的时间顺序的叙述方法，促成特有的倒金字塔写作结构[18]。布赖恩·麦克奈尔(Brian McNair)在《新闻社会学》一书中，则将技术作为单独的因素加以讨论[19]。
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中，经济与政治因素向来是被关注的重点。詹姆斯·汉密尔顿(James Hamilton)指出，由于市场竞争，美国大多数报纸为争取更多读者而放弃党派立场，传媒新闻生产“软化”趋势则是为了吸引中青年女性[20]。舒德森强调，在诸多组织关系中引起最多关注的是新闻机构与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与政府机构的关系问题。记者与官方消息源的关系向来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21]。新闻生产社会学文化视角研究者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认为，记者不仅是作为信息传递者存在于文化中，在所在的文化中报道，而且还是文化的制造者。在这个意义上，是记者决定报道，记者或明示，或暗示着什么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什么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22]。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认为，西方媒体对伊斯兰世界抱有刻板印象，塑造出的伊斯兰是僵固的形象[23]。
三、断裂与延续：新闻生产本土研究检视
(一)国内新闻生产研究的滞后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发展几乎中断，因此新闻生产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并没有对中国学界产生多少影响。受社会学发展中断影响，直至1978年本土学人才得以公开知悉传播学，1982年中国才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当塔奇曼《做新闻》、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和吉特林《新左派的媒介镜像》引领建构主义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浪潮，并且随后“处于整个共引网络的核心位置”[13]5时，中国学人对此却鲜有知晓。事实上，上述新闻生产研究的3大经典文献的中文版2008年、2009年和2007年才分别出版。
直至1993年，国内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文献才出现，即陈力丹和宋小卫合作的《从新闻消费看新闻生产》一文。陈力丹认为，中国新闻生产还存在“相当程度的计划经济痕迹”，呼吁“新闻生产者应当经常考虑如何充分运用新闻产品的特点，加强各种服务，有计划地培养更多的新的消费者。”[24]随后的很长时期，本土学者对新闻生产研究的关注其实并不多见。
比较而言，海外华人学者对新闻生产研究较为关注，其中影响较大者如潘忠党和赵月枝等。潘忠党认为，新闻生产社会学是从狹义的传播社会学(media sociology)中单列出来的，侧重于对传媒内容的制作过程的社会学分析[15]62-75。
(二)国内新闻生产研究的兴起
21世纪以来，中国研究者越来越关注新闻生产议题。2002年，陆晔和潘忠党发表《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从新闻从业者如何期待及建构专业名望入手，考察在改革中的专业主义话语实践，认为专业主义话语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具有解放的作用，预示着更加深层的变革[25]。2003年，刘世同从新闻生产与运转视角对报纸新闻生产进行研究;同年，陆晔等通过对上海新闻从业者的调查，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生产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认为对于当前的中国新闻媒介而言，中国社会转型是不可忽视的背景。在此前提下，如果把新闻生产这一社会过程与其中的权力实践形态具体化为新闻编辑部内部的专业社区控制因素、新闻机构外部和内部对新闻生产各个环节的影响因素、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价值的看法，等等，则大致可以从中寻找到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业当下的现实状况[26]。
此时期，国内高校对新闻生产议题也较为关注，产生不少优秀成果。如，复旦大学洪兵的博士论文《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2005)、张志安的博士论文《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2006)、芮必峰的博士论文《政府、市场、媒体及其他》(2010)，以及浙江大学李东晓的博士论文《中国贪腐丑闻的媒介呈现与新闻生产研究》(2010)等。
同时，作为一种新闻生产理念，建设性新闻近几年开始受到学界关注，尤其是2018年之后迎来了研究的一个高潮，《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和《新闻学》(Journalism)杂志相继刊发讨论建设性新闻的专题。我国研究者亦开始对此集中关注和讨论。2020年，复旦大学白红义教授考察了建设性新闻的缘起与建构，认为“建设性新闻试图通过建设性的报道技巧和积极情感的引入重塑新闻业的权威与合法性”[27]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漆亚林教授则进一步指出了建设性新闻的生成逻辑与现实困境，认为建设性新闻可能面临伦理冲突、记者主体性张力消减、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失衡等问题带来的挑战[28]，并进而提出了建设性新闻的中国范式，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滋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核心、以社会责任与功能导向为目标的协同主义范式。”[29]
总体而言，我国的新闻生产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者大部分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田野访问和实地观察等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如张志安根据对过去10余年国内新闻生产本土研究的梳理，认为“延续经典传统的新闻生产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并不活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缺乏。”[30]42
中国学者的新闻生产研究跟西方存在一定“断裂”，但就研究方式和学科进路而言，国内还是更多延续了新闻生产社会学学科路径，特别是塔奇曼等人的建构主义范式，即侧重对传媒内容制作过程的社会学分析，旨在通过对大众传媒新闻生产实践过程的考察，探究其中权力关系的非正式和动态性特征，进而希望“理解从业者的生产实践是如何受行业、职业要求的影响，以及各种规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对新闻产品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考察”[31]。
四、新闻生产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一)关于新闻生产研究的反思
从研究进路来看，新闻生产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也越来越走向细化，但并非没有缺陷。如舒得森认为很多新闻生产研究通常是非历史的，大多忽视了新闻性质发生变化的各种可能[17]12-15。研究者主体可能存在的偏见或成见同样值得关注，这在本土研究中更是如此。如芮必峰认为：“在国内关于新闻生产有限的研究文献中，宣传管理大多被当作一种‘结构性’制约因素，甚至被当作某种压制性权力因素来考察的。”[32]18其实，“对于新闻生产来说，作为一种社会系统的宣传管理兼具‘制约’和‘使动’两个方面的作用。” [32]18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主要是辩证关系，其间大量存在的是一种合作/冲突、冲突/合作的互动关系，而不是一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在西方新闻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及国内过于意识形态化宣传的挤压下，一些研究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一种“二元对立”观点来看待新闻生产中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类似研究立场现实中很容易让研究者失去客观和中立姿态。其实，新闻生产社会学探讨的是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并非是单一的压制性。某种意义上说，基于稳定考虑的社会控制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从研究理论框架观之，新闻生产研究主要采用“把关人”理论(侧重生产链前端分析)、布迪厄“场域理论”(侧重新闻生产场域的相关外部环境分析)、框架分析理论(侧重新闻产品/内容文本分析)、话语或叙述学理论(侧重新闻产品之文本间语境分析)等，这些理论分析框架无疑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了解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运作流程与机制，建构新闻生产的权力关系等提供了深刻的洞见。”[33]但同样因为二元对立观点及偏见或成见的存在，实践中研究者们往往会忽视这些理论中“行动者”的角色和作用，最终很可能走向结构功能主义的老路。人总是积极的行动者，“他们是积极主动创造或建构着社会世界和日常生活，因此，社会是互动的，这种互动不仅表现个体与个体，同时也表现在行动者和社会结构”[34]之间。故此，只有跳出简单、静态的二元对立解读模式和结构功能主义束缚，对新闻生产者与社会结构进行双重关照和动态考察，才能更客观、理性地审视新闻生产实践和结构性因素的复杂关系。
(二)新闻生产研究发展趋势展望
根据以上分析，就新闻生产研究发展趋势而言，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展望：
1.新闻生产研究从宏观和中观研究向微观研究扩展，新闻生产个案研究将受到研究者更多关注。新闻生产研究早期研究很多都是从个案研究切入，但基于理论构建和建立解释模型的目的，很多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却是宏观或中观的社会结构或组织机构。塔奇曼的《做新闻》、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和吉特林的《新左派的媒介镜像》等均是如此。这种从微观切入、试图勾连宏观社会结构与中观组织行为的研究堪称该领域早期研究的经典。但此类研究的最大不足是后续研究的创新难度较大，而且随着该领域研究越来越走向深入和细化，新闻生产向微观层次的扩展或许是未来研究创新的生长点之一。
2.新闻生产研究主导学科路径新闻社会学取向中，政治和组织视角的研究或许会有所减弱，经济、文化和技术视角的研究选题有望受到更多关注。新闻生产研究中新闻社会学取向很长时期内都占主导地位，其中研究者们更多关注政治和组织视角的研究。正如上文所述，此类研究多关注宏观和中观层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面临创新瓶颈。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越来越关注传媒产业，实践中的新闻生产越来越受到经济和资本的制约，新闻生产中的商业逻辑和资本逻辑显然对大众传媒公共性发挥造成冲击。故此，在經济全球化和资本大行其道的当下，重新思考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议题依然值得关注，这些也显然对新闻生产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和期待。此外，有鉴于舒德森对新闻生产研究存在非历史性的质疑，文化视角的新闻生产研究显然值得进一步挖掘。事实上，诸多新闻生产研究者喜欢使用布迪厄“场域理论”框架来研究新闻生产，而“场域理论”强调的“惯习”(habitus)概念本来就具有丰富历史性意涵。
随着网络与新媒体的勃兴，技术因素越来越嵌入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早在2005年，埃里克·克兰纳伯格(Eric Klinenberg)就曾撰文系统探讨了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生产议题[35]。随着网络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技术主义取向的新闻生产研究必将成为未来研究热点。如，仅就国内近年这方面研究而言，彭兰就提出“以移动化、智能化为基本特征的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新技术力量，已经开始渗透到专业机构新闻生产的核心环节”，新技术趋势下需要再定义新闻生产[36]。曾庆香等人认为，“新媒体语境下，新闻生产形成了社会化生产、职业化生产和智能化生产三者并存的状态。”新技术背景下“传统媒体时代的‘我—他’传播，转变为‘我—你’传播和‘我—我’传播，从而获得了新闻生产主体的主体间性的实现。”[37]张志安则提出：“媒介融合语境下，传统媒体生产数据新闻、推进新闻创新、拓展舆情业务等，引发了与其原有职业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30]47
3.新闻生产本土化研究逐渐向本土研究发展。即使传播学本土化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但新闻生产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苏·卡利·詹森(S.C.Jansen)认为，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毫无疑问，是一种“情境化的知识”(Situated Knowledge)[38]。因此，我們必须正视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大众传媒体制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充分认识到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本土问题必然存在一定的风险。值得欣慰的是，无论是芮必峰的“宣传通知”研究，还是张志安对中国新闻从业者新闻生产中的“自我审查”研究等，都是一种从本土化研究逐渐迈向本土研究的积极尝试。随着中国新闻生产研究逐渐成熟，我们有理由对新闻生产本土研究抱有更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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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晓红]
作者：陶荣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