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从一开始就与积极惩治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的人道主义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国际刑事法院要实现对国际罪行的有效管辖，就必须借助引渡形式。但国际刑事法院向《罗马规约》缔约国提出引渡请求时，可能面临的法律障碍有战争罪的“过渡条款”、缔约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罪名修正案的接受、缔约国承担的对第三国的国际法义务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国际刑事法院探讨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应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
摘要国际刑事法院是追究犯有严重国际罪行个人刑事责任的一个常设国际机构。它是根据1998年7月在罗马签署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简称《罗马规约》)而设立的,总部设在海牙,2001年7月1日国际刑事法院正式运转。国际刑事法院不同于只处理国家之间争端的国际法院,也不同于安理会设立的国际刑庭。其补充管辖原则对国内法院起着补充作用而不是优先于国内法院行使管辖权,但是其管辖权的行使会与国家主权发生冲突,那么我国是加入还是不加入成为现在主要研究的方向。本文主要从国际法角度,从维护国家主权更为有利的方面来客观谈论我国应否及何时加入国际刑事法院。
关键词罗马规约 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 中国
1998年7月17日在罗马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于2002年7月1日生效,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成立。迄今为止,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已经有100多个。对于这样一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报以很高期望和发展如此迅速的国际审判机构,中国、美国和俄罗斯都不是其缔约国。它们的隐退对于国际刑事法院普遍意义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美国主要反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关于管辖权的概念及其对非缔约国的适用,同时美国还表示规约必须确认安理会在确定侵略行为方面的作用。我国对于投反对票提出了五点解释,虽然我国没有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但是由于国际刑事法院的自身和国际关系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我国因素。那么我国应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呢?如何应对国际刑事法院呢?本文将主要论述其对我国的影响,全面分析国际刑事法院,适时加入。
1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
在前言提到中国在国际刑事法院成立投反对票提出了五点解释,其中之一就是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问题。管辖权的问题可以说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核心问题,国际刑事法院基于管辖权对四种犯罪行使管辖。
那么我们来简单探讨下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对人的效力:《罗马规约》规定,如果被指控实施犯罪的被告人的国籍国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享有管辖权。如果非缔约国基于特殊情况通过声明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或依照安理会的决议,国际刑事法院就能起诉非缔约国的国民。因此,我们知道国际刑事法院只针对个人,任何国家、国际组织及法人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对象是个人,而不能是国家。即实施个人责任原则,追究犯罪人的个人责任。
(2)时间效力:在时间效力方面,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前瞻性的机构,因为它对《罗马规约》生效前以前实施的犯罪行是没有管辖权的。其次,在《罗马规约》生效后才加入的国家,国际刑事法院也只能根据《罗马规约》对该国加入后实施的犯罪享受管辖权。《罗马规约》关于时间效力问题有一个例外,即国家可以做出一个特别声明,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特定犯罪具有管辖权,甚至该国不必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
(3)对物的效力:《罗马规约》第五条将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种族灭绝罪和侵略罪列为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我们知道上述4种罪名一般都是国际社会生活中最严重、危害性最大的罪行。而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其他条款中又描述为使全人类的良知深受震动的难以想象的罪行、国际罪行和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的罪行。
只要犯罪嫌疑人的国籍国或者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加入了《罗马规约》,那么国际刑事法院将对上述五类严重犯罪行使自动管辖权,也就是意味着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不以本国同意为前提,而是要求缔约国对于上述罪行放弃一部分司法管辖权,《罗马规约》第12条也为未加入规约的第三国设立了义务。这样一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就会波及到没有加入《罗马规约》的非缔约国及第三国。中国在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之际提出反对票的原因之一就是基于此点,认为《罗马规约》违反了国家主权,可能会侵犯到国家主权,同时也不符合《维也纳条约法》第34条的规定:“条约未经第三国同意,对第三国不创设义务,也不创立权利。”“如果条约当事国有意以条约之一项规定作为确立一项义务之方法,且该第三国即因此项规定而负有义务。”《罗马规约》这一关于管辖权的条文涉及到第三国的权利和义务。而在实践中也正是如此,国际刑事法院会与缔约国和非缔约国都发生许多联系。中国虽然没有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但是在未来也并不排除与国际刑事法院发生联系。根据《罗马规约》第13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发生了危害或破坏和平的情况下,安理会有权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强制性行动,其联合国成员国都要执行该决议。因此,只要联合国提交一种情势,国际刑事法院就能够行使管辖权,这就是所谓的普遍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为了使更多的国家加入《罗马规约》,特别的在内容中加入了一些特别规定,即最有名的“补充管辖权”原则。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17条的规定,只有当一个国家“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对规约所规定的核心罪行行使管辖权的时候,国际刑事法院才能够对其管辖。《罗马规约》规定只有在有关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的情况下进行管辖。那么何谓“不愿意或不能够”呢?
“不愿意”是指下列三种情形的一项或几项:(1)已经或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或一国所做出的决定,是为了包庇有关的人,使其免负规约所规定的法院享有管辖权之犯罪的刑事责任。(2)诉讼程序发生不当延误,而根据实际情况,这种不当延误不符合将有关的人绳之以法的目的。(3)已经或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没有以独立或者公正的方式进行,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的方式不符合将有关的人称之依法的目的。
“不能够”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的国内司法系统不健全,没有能力去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诉讼。这种“不能够”,既指诸如因战乱而没有中央政府、司法机构,或者整个国家处于混乱之中的情况,也包括虽有比较健全的法律制度,但没有惩治规约规定的核心罪行的法律条文。
2 中国应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法的产物,现在已经有104个国家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这意味着《罗马规约》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了。全球化法制是各国人民对正义、民主、人权、秩序的追求与期待。而国际刑事法院也正是国际法制发展的趋势,它的完善,它的健全有利于维护世界秩序,伸张世界正义,促进世界国际化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因此,作为拥有13亿中国人民的人口大国,我们不应该在世界司法舞台上缺席。
在前面我们论述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问题,发现即使我国不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其“大棒”仍然会挥到我国的头上,也说就是即使你不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若其他国家向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犯罪嫌疑人,那么国际刑事法院仍有可能对非缔约国的国民在缔约国境内的犯罪实施管辖。在此情况下,中国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
上述我们分析国际刑事法院的形势发现即使我国不加入,也会对我国产生影响。从国际法角度上看,国家参加一个国际组织就是承担该国际组织的义务,享受该国际组织的权利。例如,关于侵略罪的定义,非缔约国只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讨论,但是没有决定权。然而,侵略罪的定义一经制定出来,由于国际刑事法院适用的普遍性又会对全世界的国家产生影响,自然包含非缔约国。但是非缔约国又不能享有国际刑事法院规定的权利。比如说缔约国就享有在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后可以在7年内保留关于战争罪不使用该国的相关规定。这点显然非缔约国是不享有的。这就使非缔约国只履行义务而不能行使权利。以上分析,我认为中国在加入国际刑事法院方面应该抱以积极的态度。前提是一定要看准。
由此可见,中国加入国际刑事法院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的。为此我国还专门成立是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研究机构,广泛讨论应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推动中国认真考虑是否加入《罗马规约》。全世界都注意到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以及中国对全球的影响。但是,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方面,亚洲地区的进展甚为缓慢。中国带头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将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意义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从中国的立场来看,这也将大大提高其在整个亚洲地区的政治地位。中国同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在国外没有驻军,在国内也没有冲突,所以中国没有必要对国际刑事法院存在任何担心。
3 中国的对策
我国的法律制度较改革开放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是“补充管辖原则”即只有当一个国家“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对规约所规定的核心罪行行使管辖权的时候,国际刑事法院才能够对其管辖。所以我国可以充分利用这点来排除国际刑事法院对我国的管辖,首先着重要做的就是完善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添补没有规定《罗马规约》中五种罪行的空白。这样国际刑事法院就不会基于我国“不能够”的理由对我国行使管辖权。
事实上,每个国家都非常注重保护本国的主权免于遭受外来的“干涉”,不愿意将本国的犯罪国民交由国际事法院审判,所以参加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都为此修改了本国的国内法,要么制定新法,要么就是与《罗马规约》相抵触的国内规定做出折衷的解释,以便于将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犯罪转化为由国内法院进行管辖。在法律上讲,如果一个国家在其国内立法中有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种族灭绝罪和侵略罪,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该国愿意并能够对这些犯罪进行管辖。基于此,我国应做的就是加强国内的立法,完善其不足之处,因为我国刑法还没有关于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种族灭绝罪和侵略罪的相关规定。
在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我们似乎更多的是关注怎么排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而很少研究如何利用国际刑事法院来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从现实角度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现在外派的工作者越来越多,甚至派到非洲或伊拉克这样的战争国家去,我国的公民就很有可能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我国政府有义务保护本国国民的人权。我国国民成为受害者时,政府就要尽到保护职责,采取措施,能够得到国际刑事法院提供的保护和支持。
最后,在国际刑事法院的问题上,还是本着如果看准了就不要再等,但是前提是要“看准”,要深入分析研究,以求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个人观点还是不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会对我国更有利一些,这就需要完善我国的相关刑事方面的立法,这样,就不会陷入国际刑事法院中关于不能够的“魔爪”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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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 研 钟筱红
国际刑事法院请求引渡的依据及法律障碍
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从一开始就与积极惩治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的人道主义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国际刑事法院要实现对国际罪行的有效管辖，就必须借助引渡形式。但国际刑事法院向《罗马规约》缔约国提出引渡请求时，可能面临的法律障碍有战争罪的“过渡条款”、缔约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罪名修正案的接受、缔约国承担的对第三国的国际法义务等。作为《罗马规约》非缔约国，中国可依据双重犯罪原则、《规约》补充性管辖权和本国公民不引渡原则拒绝国际刑事法院的引渡请求权。
[关键词]引渡；国际犯罪；国际刑事法院
刘晓农（１９７１—），男，南昌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章 成（１９８８—），男，南昌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公法学；（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３１）刘英生(１９６１—)，男，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法。(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０９)
本文为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研究”（项目编号：０８ＦＸ１２）的研究成果。
引渡（Ｅｘ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一词来自于拉丁文短语ｅｘｔｒ ｔｒａｄｅｒｅ，意思是“向外遣送”，指国家把在其境内的而被别国指控为犯罪或判罪的人，应该国之请求移交该国审判或处罚的行为。传统的引渡是指主权国家之间的引渡，对于主权国家向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移交有关人员的行为是否为引渡，学界尚存争议。但笔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引渡主体已呈现扩大化趋势，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被请求引渡人应属于现代引渡制度的一种新形式。本文正是基于此，探讨国际刑事法院的引渡问题，以求教于大家。
一、国际刑事法院请求引渡的依据
国际刑事法院如欲对《罗马规约》（以下简称《规约》）所提到的“犯有受到国际关注的最严重罪行”的个人行使管辖权，引渡是其必须借助的形式。但正如《规约》的有关规定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在很多方面的运作都对传统国际法有所突破一样，国际刑事法院的引渡请求更多的是由主权国家履行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的国际义务所致。因此，国际刑事法院的引渡与国家间的引渡相比是具有特殊性的。
（一）国际刑事法院对国际最严重犯罪的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是对性质最为严重(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ｅｒｉｏｕｓ)、严重违反人道主义准则和严重侵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核心罪行”(Ｃｏｒｅ Ｃｒｉｍｅｓ)的管辖权。而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依据决定了国际刑事法院受理案件以及对相关的个人进行审判的权能和效力。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的直接依据源出于《规约》。根据《规约》第５条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规定：“（一）本法院的管辖权限于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本法院根据本规约，对下列犯罪具有管辖权：１． 灭绝种族罪；２． 危害人类罪；３． 战争罪；４． 侵略罪……”当然，与前南国际法庭（ＩＣＴＹ）和卢旺达国际法庭(ＩＣＴＲ)的管辖权相比，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是在与主权国家国内法院享有并行管辖权（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的基础上的一种补充性质的(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管辖权。
迄今为止，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的案件有乌干达案、中非案、肯尼亚案、民主刚果案以及苏丹的达尔富尔案。其中在民主刚果案中，国际刑事法院实现对被控犯有战争罪的民主刚果军阀卢邦加（Ｌｕｂａｎｇａ）的管辖，就是通过《规约》缔约国民主刚果向国际刑事法院引渡犯罪嫌疑人的形式实现的。
（二）缔约国的条约义务
如果说国际刑事法院本身的管辖权是国际刑事法院向主权国家请求引渡的事实基础，那么《规约》缔约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则为国际刑事法院引渡请求的实现创造了法律依据。依照引渡之机理，由于国际法并未加诸各国普遍的引渡义务，故引渡请求的国际法效力在于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因此，国家为保证引渡之实现，需要有双边的引渡条约或协议以做事先的安排，或以多边的国际公约作为引渡请求的法律依据。而《规约》作为专门规范国际最严重犯罪的国际性公约，又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Ｖｉｅｎｎ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序言中的“条约必须信守原则”（Ｐａｃｔａ Ｓｕｎｔ Ｓｅｒｖａｎｄａ），对于规约缔约国而言，其有着当然的拘束力。《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２６条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联合国大会于１９７０年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指出：“每一国均有责任一秉诚意履行其在依公认国际法原则与规则系属有效之国际协定下所负之义务。”又因根据《规约》第１２０条的规定，缔约国不得对《规约》提出保留。所以，缔约国已经自动认可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即当国际刑事法院向缔约国提出引渡请求时，除几种特殊情况外，缔约国必须履行《规约》义务，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有关被引渡请求人。本文接下来将讨论这几种特殊情况。
二、国际刑事法院向缔约国请求引渡可能面临的法律障碍
由于缔约国对于国际刑事法院负有条约上的义务，因此缔约国能够拒绝国际刑事法院引渡请求的理由并不多。国际刑事法院向缔约国请求引渡可能面临的法律障碍有双重犯罪引渡原则、本国公民不引渡原则等；另外，还有一些来自《规约》的规定本身以及由此延展出来的情况，会对国际刑事法院引渡请求的实现产生影响。
（一）战争罪的“过渡条款”对国际刑事法院引渡请求权的限制
缔约国根据《规约》第１２４条关于战争罪的“过渡条款”，“虽有第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一国成为本规约缔约国时可以声明，在本规约对该国生效后七年内，如果其国民被指控实施一项犯罪，或者有人被指控在其境内实施一项犯罪，该国不接受本法院对第八条所述一类犯罪的管辖权。根据本条作出的声明可以随时撤回。依照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召开的审查会，应审查本条规定”。即缔约国可声明在规约对其生效后的七年内，该国可选择不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战争罪的管辖权。当然此声明可随时撤回。《规约》作出这项规定的目的，一是为鼓励更多的国家签署并批准《规约》，二是《规约》对战争罪的界定纳入了非国际武装冲突的概念，在继承了日内瓦公约体系的同时甚至还有所突破，这也需要给予许多国家足够的时间来逐步认识、熟悉并掌握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方式，以完成其相应国内法的修订和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实现与《罗马规约》规定的接轨与协调。即如果某一缔约国做出了“过渡条款”的声明，则国际刑事法院不得在七年内就战争罪问题向该缔约国提出引渡请求。
（二）缔约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罪名修正案的接受对国际刑事法院引渡请求权的限制
国际刑事法院向缔约国提交引渡请求，以实现其管辖权的行使还受到缔约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罪名修正案的接受的限制。根据《规约》第１２１条第５款，“本规约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八条的任何修正案，在接受该修正案的缔约国交存批准书或接受书一年后对其生效。对于未接受修正案的缔约国，本法院对该缔约国国民实施的或在其境内实施的修正案所述犯罪，不得行使管辖权”，即倘若日后国际刑事法院通过对有关罪名条款的修正案而有缔约国对该修正案未予以接受，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４０条第４款规定“修正条约之协定对已为条约当事国而未成为该协定当事国之国家无拘束力，对此种国家适用第三十条第四项（乙）款”，那么对该缔约国发生效力的就只能是《规约》修正前的罪名条款，而非修正案所规定的新内容，国际刑事法院也就不得依据修正案的内容对该缔约国提出引渡请求。
（三）缔约国承担的对第三国的国际法义务对国际刑事法院引渡请求权的限制
根据《规约》第９８条规定：“(一) 如果被请求国执行本法院的一项移交或协助请求，该国将违背对第三国的个人或财产的国家或外交豁免权所承担的国际法义务，则本法院不得提出该项请求，除非本法院能够首先取得该第三国的合作，由该第三国放弃豁免权。(二) 如果被请求国执行本法院的一项移交请求，该国将违背依国际协定承担的义务，而根据这些义务，向本法院移交人员须得到该人派遣国的同意，则本法院不得提出该项移交请求，除非本法院能够首先取得该人派遣国的合作，由该派遣国同意移交。”而目前的情况恰恰是美国作为《规约》的非缔约国，为规避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利用该条钻空子，以经济、军事援助等条件，迫使其他国家签订“９８条协定”，即旨在规避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公民所涉特定国际犯罪行使管辖权的双边协定。从效力的“先在性”出发，美国与缔约国所签署的“９８条协定”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引渡请求以及管辖权的行使，其实不具有任何国际法效力。因为仔细浏览《规约》第９８条的含义，我们不难发现，《规约》第９８条明文规定的所谓“对第三国的国际法义务”，实际上是指有关缔约国在加入《规约》之前与缔约国所达成的业已成立的既存国际法义务，也就是有关国家还是“非缔约国”身份时所承担的国际法义务，而不是有关国家在具有缔约国的身份之后负担的国际法义务，特别是专门用以规避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有关“义务”。有关缔约国加入《规约》在先，与美国订立“９８条协定”在后，这一事实已经说明，《规约》与“９８条协定”是就同一事项先后签订的国际条约，而该国已完全接受《规约》有关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规定并根据《规约》承担相关责任。现在该国又与美国签订“９８条协定”，以“双边互免引渡”的方式排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根据《规约》，该缔约国应承担违背国际公约的国家责任。由于美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影响力，现已有５０多个国家和美国缔结“９８条协定”，国际刑事法院要想对犯有相关国际罪行的美国公民行使管辖权，在现实中必然会遭到重重阻力。
三、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是《规约》非缔约国，根据“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ｐａｃｔａ ｔｅｒｔｉｉｓ ｎｅｃ ｎｏｃｅｎｔ ｎｅｃ ｐｒｏｓｕｎｔ）这一条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规约》的国际法效力原则上不及于非缔约国，但这并不妨碍非缔约国主动承担打击国际犯罪的义务而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请求向其引渡相关人员。对中国而言，除了以无条约义务拒绝国际刑事法院的引渡请求外，其他可以拒绝引渡的理由如下：
（一）依据双重犯罪原则拒绝国际刑事法院的引渡请求
由于中国对国际刑事法院引渡请求的依据并非《规约》，因此，中国有权根据业已签署的其他国际公约与国内立法以及国际习惯法原则，来决定是否向国际刑事法院引渡。如果中国没有签署其他类似的相关国际公约，就只能依据国内法来审查国际刑事法院的引渡请求。这样就产生了双重犯罪原则对国际刑事法院引渡请求权的限制问题。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如果国际刑事法院所提出的引渡请求的依据属于《规约》中已经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在有关国际条约的基础上形成的国际习惯法的部分，则所有国家都应受到该国际习惯法的约束，而不能基于双重犯罪原则予以拒绝。中国也不例外。比如国际刑事法院依据灭绝种族罪所提出的引渡请求，就是因为惩治种族灭绝的犯罪行为已被纳入国际习惯法。国际法院在１９５１年就针对有关国家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 ｏｆ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作出的“保留”提供了咨询性意见，并就此确认:该公约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其国际法效力及于包括非缔约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二是如果国际刑事法院所提出的引渡请求的依据来自于《规约》中对传统国际法有所修改与突破的部分，而这些部分并未形成国际习惯法，则中国自然不受《规约》中类似条款的约束，因此有理由依据双重犯罪原则拒绝国际刑事法院的引渡请求。以《规约》第８条对战争罪的规定为例：１９４９年的日内瓦四公约体系的确立是关于战争罪的国际习惯法形成的标志，四部《日内瓦公约》（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几乎得到了所有国家的批准或加入，其作为保护战争受难者的主要法律基础获得了全球公认。１９７７年的两个附加议定书对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作了更加详尽而具体的规制，首次制定了适用于内战的详细人道规则，从而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有关行为纳入了战争罪的范畴。问题在于：规范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虽然也得到了１２５个国家的批准（包括中国在内），但还有一些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的大国没有加入，有些条款的表述比如民族自由战争等，也都存有一定的争议。因此很难说在现阶段，《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规范已得到了国际公认，从而上升为其普适效力及于世界各国的国际习惯法。更何况《罗马规约》对战争罪的规则及表述形式虽直接源出于《日内瓦公约》以及两个附加议定书，但其有关规定甚至比《日内瓦公约》的附加议定书的规定有了进一步的突破。比如《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允许保留，中国在１９５６年加入时便作了四项保留；而《规约》则不允许有任何保留，这令不少国家在参加《规约》不得不有所顾虑。因此笔者认为，《规约》有关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的规定尚未上升至国际习惯法的高度，中国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类似的引渡请求可以基于双重引渡原则予以拒绝；若国际刑事法院对战争罪的引渡请求依据的是《规约》中直接承继１９４９年日内瓦四公约的部分，则中国不得以双重引渡原则对抗此引渡请求的国际习惯法效力。
（二）依据《规约》补充性管辖权拒绝国际刑事法院的引渡请求
根据《规约》第１３条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一) 一国成为本规约缔约国,即接受本法院对第五条所述犯罪的管辖权。(二) 对于第十三条第１项或第３项的情况，如果下列一个或多个国家是本规约缔约国或依照第三款接受了本法院管辖权，本法院即可以行使管辖权：１． 有关行为在其境内发生的国家，如果犯罪发生在船舶或飞行器上，该船舶或飞行器的注册国；２． 犯罪被告人的国籍国。”从以上规定可知，如果发生纯粹意义上的中国国民在中国境内的国际罪行，中国此前也没有自愿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声明，则中国自然可以就该类案件拒绝国际刑事法院的引渡请求。
（三）依据本国公民不引渡原则拒绝国际刑事法院的引渡请求
本国公民不引渡原则在不少国家的国内引渡法上均有明确的规定，如中国、俄罗斯等，其中俄罗斯还因为“利特维年科案”中拒绝向英国引渡其本国嫌疑人而与英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甚大的外交大战。这其中也反映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本国公民是否应被引渡问题上的理念差异，大陆法系坚持本国公民不引渡原则；相反，英美法系认为犯罪具有属地性，应由犯罪行为地处罚，因此赞同引渡国民至行为地接受审判处罚。但“时至今日，多数国家已倾向于拒绝引渡本国公民”。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审查国际刑事法院引渡请求的依据来自于中国国内法，而中国又是明文规定不得引渡本国公民的大陆法系国家，因此中国可以本着本国公民不引渡原则拒绝国际刑事法院的引渡请求。
四、结语
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有关被起诉人是引渡法律制度发展至今的一种新形式，其与国际刑事法院在现时的发展状况二者合一，因而备受世人关注。因为只有国际刑事法院从有关主权国家成功地引渡被起诉人，其管辖权才能真正得以实现，《规约》中提出的目标与倡言，才能渐渐由理想变为现实。因此，研读国际刑事法院请求引渡可能面临的法律障碍，对于国际刑事法院以及所有研究、关注国际刑事法院发展的人们而言，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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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周振杰，屈学武．“美国９８条协定”国际法效力评析[Ｊ]．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０３，（６）．
[１６]黄建中．国际法庭管辖权研究[Ｄ]．北京：中国政法大学，２００５．
[１７]黄晓菁．政治犯与死刑犯不引渡原则问题研究[Ｄ]．厦门：厦门大学，２００８．
【责任编辑：叶萍】
作者：刘晓农 章成 刘英生
国际刑事法院被害人参与制度
摘要：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和《程序和证据规则》对于被害人参与诉讼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其中最大的亮点是赋予了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的程序权利，让被害人以独立的一方参与诉讼，在庭审过程中形成“三造诉讼”的格局，最大化保障了被害人的人权。被害人不再仅有作为证人出庭以及获得赔偿的权利，而是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更独立更积极地参与到诉讼中去，陈述事实，获得正义。这一制度的创新被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
关键词：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被害人；程序权利；参与权
作者简介：梁张倩（1990-），女，汉族，西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事法研究。
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经历了一个及其漫长的过程。随着2002年7月1日《罗马规约》的生效，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成立。2004年，检察官诉托马斯·戴伊洛·卢班加案作为“民主刚果情势”、“反叛武装事件”中的第一案，是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以来审理的第一个案件。此次案件程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法院准许6名被害人以被害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在以往的国际刑事审判中，被害人只是根据法庭的需要被作为证人传唤出庭，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陈述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建议。审判的目的仅仅局限于查明真相，惩罚被告，却忽略保护犯罪行为带来伤害最深的被害人的权益。虽然审判最终是为了实现正义并给予被害人以一定数量的赔偿，但是整个过程中被害人没有机会直接参与进来，对于被害人来说，笔者认为，并没有真正用恰当的方式实现正义。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让国际刑事审判程序中被害人参与制度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在以往国际特设刑事法庭审判中，人们只是关注服务观念（对被害人的身体和心理帮助需求、精神创伤帮助和其他刑事的救济）；在《罗马规约》中，人们试图增加被害人的程序权利并将其扩展到程序观念上。①
本文将从国际刑事法院被害人参与制度的立法背景出发，结合《罗马规约》和《程序和证据规则》中被害人参与制度的相关规定，具体探究国际刑事法院中被害人被赋予的“程序权利”。
一、国际刑事法院被害人参与制度的立法背景
纵观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尤其是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被害人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参与到刑事诉讼的审判中，在英美法系中，被害人只能够以证人身份，在法庭需要的时候出庭作证。《罗马规约》给了被害人“程序权利”这一举措，是尊重被害人的本源权利的体现。
（一）知情权
知情权是被害人实现其它权利的基础，不了解案件的真相以及进程被害人将无法真正保护自己其它的权利。同时，正义的实现需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即使最后被告受到了惩罚，被害人获得了赔偿，但结果是否公正，是否充分考虑了被害人的利益，需要被害人知晓整个审判过程，并进行监督以免自己的权利被第二次伤害。因此，充分尊重并考虑作为先决性权利的知情权，是帮助被害人实现正义的第一步。
（二）获得正义的权利
国际刑事法院审判最严重的四种犯罪，目的不言自明，其中自然包括帮助被害人实现正义。被害人应当有机会通过自己亲自参与到正义的实现过程中。因为没有人会比他们更希望正义的实现了。对于结果而言，被害人有实现公正的法律结局并得到补偿的权利；对于过程而言，被害人也有被赋予追求正义的权利。
（三）免受二次伤害
在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之前的国际审判，几乎都忽略了被害人的参与权，被害人在刑事审判的程序中只是被作为证人传唤出庭作证，其该有的地位被严重忽略。没有给被害人陈述事实以及参与到审判的“程序权利”，就有可能对被害人造成“第二次伤害”。已经受到侵害行为伤害的被害人，应该在追究犯罪的国际审判程序中免受二次伤害。
二、国际刑事法院被害人参与制度的具体内容
（一）一般性规定
1.《罗马规约》第六十八条第三款
该条中说只有“被害人在其个人利益受到影响时”，才可以提出意见和关注。这里有两个问题：（1）这里的被害人的范围是什么？《程序和证据规则》第85条对被害人作出了定义：“a、‘被害人’是指任何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受害自然人；b、被害人可以包括其专用于宗教、教育、艺术、科学或慈善事业的目的财产，其历史纪念物、医院和其他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地方和物体受到直接损害的组织和机构。”国际刑事审判的犯罪同通常都是最严重的犯罪，被害人都是众多的，如果每个被害人都可以参与在国际法院审判中，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关注的话，法院将会不堪重负，并且拖慢审判的进程。因此只有是法院审查后认为符合标准的被害人才有机会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关注。（2）被害人想要想法院提出意见时，必须是属于其个人利益受到影响之时，这也是需要经过法院的考量的才能被批准的。
2.被害人和证人股
国际司法机构，无论是国际法院还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特设的国际刑事法院，都设立了一个书记官处，对法院进行行政管理，为法院的其他司法提供服务，并充当法院的各个机关及法院与外部的通讯渠道。②
《规则》被害人和证人股一节中规定了被害人的一系列参与权，其中包括被害人或其法律代理人的被通知的权利；书记官长应当协助被害人获得法律咨询和协助组织其诉讼代理事项；根据规则89至91，需要协助被害人参与诉讼的各不同阶段；同时还规定了被害人和证人股对于被害人人身的保护，以及协助他们获得医疗、心理和其他适当协助。《规则》的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国际刑事法院对于被害人参与诉讼的重视以及对于被害人“程序权利”的积极保障。在法院内部设立这样一个机构，是国际刑事法院对于被害人权利的充分尊重和保护。
（二）被害人各阶段参与诉讼的情况
1.审前阶段被害人参与诉讼
国际刑事法院赋予被害人广泛的参与权，这里我们将探讨被害人在审前阶段的权利。《罗马规约》和《程序和证据规则》中多处规定了被害人审前的参与权。
（1）在确认指控程序中的参与权。《规约》和《规则》中都没有明确规定被害人在确认指控中的参与权，只在《规则》92条中规定为了使被害人得以依照规则89申请参与诉讼程序，本法院应将其根据第六十一条举行确认指控听讯的决定通知被害人。这种通知应发给已经参与诉讼程序的被害人或其法律代理人，或在可能的情况下，发给已就所涉案件同本法院联系的人。《罗马规约》和《程序和证据规则》都没有就确认指控中被害人的具体权利范围、参与方式等问题，然而，因为这与被害人的权利息息相关，有理由认为预审法庭应当赋予被害人一定的参与权。
（2）知情权。《规则》92条规定：“为了使被害人得以依照规则89申请参与诉讼程序，本法院应将检察官根据第五十三条不开始调查或不起诉的决定通知被害人。这种通知应发给已经参与诉讼程序的被害人或其法律代理人，或在可能的情况下，发给已就所涉情势或案件同本法院联系的人。分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命令采取分则8所述措施。”
2.审判阶段被害人参与诉讼
被害人在审判阶段也被赋予了一系列权利，然而，被害人在审判阶段最主要的参与权应该可以说是作证的权利。另外，被害人还有获得赔偿以及参与审判分庭裁判的宣告权。
（1）被害人出庭作证。被害人在审判阶段具有“被害人—证人”的双重身份。《罗马规约》第四十三条第六款规定：“书记官长应在书记官处内成立被害人和证人股。该股应与检察官办公室协商，向证人、出庭作证的被害人，以及由于这些证人作证而面临危险的其他人提供保护办法和安全措施、辅导咨询和其他适当援助。该股应有专于精神创伤，包括与性暴力犯罪有关的精神创伤方面的专业工作人员。”从这款可以知道被害人在审判阶段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为犯罪行为的亲身经历者，被害人拥有着案件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让被害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是必要的。被害人在这时的参与权的规定则以对证人的规定作为参照。
（2）被害人获得赔偿。在上文关于国际刑事法院被害人参与制度立法背景部分提到了对于任何人基本权利受到侵害都应该被救济和补偿这一理念已经被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所广泛适用。作为一种救济手段，国际刑事法院秉承国际人权法的理念，在审判中责令被定罪给予被害人赔偿。
三、国际刑事法院被害人参与制度的意义
在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中，不仅保留了被害人的获得赔偿、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等之前原有的权利，还创新性地给予了被害人更多的“程序权利”，相比于之前的国际临时法院以及世界各国的立法，这一制度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被害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刑法的主体，这与国际法以国家为中心理念的淡化、个人逐渐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强势密不可分。③在审判中形成“三造对抗”的格局，对于检察官、被告人以及被害人任何一方都是有重要影响的。
当然，国际刑事法院给予被害人全面的参与权，也是有其弊端的。有些学者认为，如果让被害人参与诉讼，可能会拖延诉讼，延长审限。这一担心也不无理由。《罗马规约》在诉讼的各个阶段赋予了被害人各种各样的权利，而且被害人又不是一两个人，如果同时提出，必定很对于审判的快速进行产生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对于被害人的参与权进行了很多限制，例如，对于被害人的参与诉讼方式，法院要求选择共同的诉讼代理人，要求意见需要书面提出，而对于被害人哪个阶段哪种方式参与诉讼，法官也是有自由裁量权的。同时，被害人参与诉讼可能会影响被告进行辩护的难度。虽然检察官和被害人是各自独立的一方，尽管他们之间会有分歧，但是不可否认双方都是指向被告的，其结果必然会使被告的辩护增加困难。
四、结语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被害人参与制度的确立被认为是国际刑事立法上重要的一笔，它将对个人基本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实质性地写入了法律条文中，让被害人的参与权从此有了保障。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适当的。④虽然这一制度仍有不足之处，但是无论如何，它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跨步。在原有的权利基础上，给予被害人更多的程序权利，充分保障人权，这一制度对于世界各国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注释]
①See Salvatore Zappala，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roceedings，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21.
②李世光，刘大群，凌岩主编.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评释[M].2006：374.
③See M.Cherif.Bassiouni，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Transnational Publishers，Inc.2003：90-92.
④陈光中.加强司法人权保障的新篇章[J].政法论坛，1996（4）：11.
作者：梁张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