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精选7篇）

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篇1

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由第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此次刑诉法修改在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以及特别程序等七大方面做了较大改动，修正案全文共计110条，修改比例超过总条文的50%，修正后的条文总数已达290条，并且增加了新的编、章、节，可以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修”。

刑事诉讼法素有“小宪法”之称，是刑事司法支柱性的法律，如此全面的修订会无可避免地对我们现在刑事司法实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现有的执法理念、制度机制、执法行为都必须契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高检院曹建明检察院明确指出：把学习贯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一、反贪部门必须直面的新规定

1、辩护制度。第一，律师介入的时间点大大提前，权限及地位明显改善。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而旧的刑诉法是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才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只能聘请律师。而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人和聘请的律师在侦

查阶段的地位和权限是大不一样的。聘请的律师只能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代为申请取保候审，而辩护人除了具有上述权限外，还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并提出意见。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起点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辩护人从案件一开始便能向犯罪嫌疑人全面了解案件情况，掌握整个案件的动态，大大增强了辩护力量，提升了侦查部门的难度。

第二，律师自由会见犯罪嫌疑人。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而旧的刑诉法则是笼统规定侦查阶段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旧的刑诉法是规定“可以会见”，这就意味着有“不可以的情况”，从而造成了实践中律师会见难的问题。而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了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此规定具体、明确、硬性。至此，辩护律师在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方面便可以说是毫无障碍，增加了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侦查难度。在押犯罪嫌疑人请来辩护律师的目的是充分维护其自身权益的，从心理学上分析，辩护律师的到来，缓解了审讯的压力，进而

增强了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气场，增强了其对抗的意志性，助长了其侥幸心理。

第三，不被监听情况下的无障碍会见。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而旧的刑诉法则是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旧刑诉法规定的“可以派员”事实上成为实践中侦查部门凡见必听的依据。侦查部门对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的谈话进行监听，会对犯罪嫌疑人形成震慑，使其不敢随便翻案，律师也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方式与犯罪嫌疑人对话，因为律师要时刻考虑到和侦查部门的长期配合。而按照修改后的刑诉法的规定，此种情况完全消失。从而形成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能共享一个独立的封闭空间而不被监听，两人能畅所欲言，犯罪嫌疑人心理放松，表达自由，辩护律师能充分问自己所想了解的案件内容。此种情况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权益，但也相应增加了犯罪嫌疑人翻供的风险。因为犯罪嫌疑人出于自保的动机，在没有侦查机关的有效压力下，会自以为找到了“救命稻草”，很容易推翻以前向侦查部门所作有罪供述，侦查的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2、证据制度。第一，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犯罪嫌疑人口供作为法定证据种

类之一，在职务犯罪侦办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贿赂犯罪中，没有犯罪嫌疑人口供，根本无法定案。虽然刑诉法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宽处理。但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如实供述的情况少之又少，更多的情形是拒不回答，有了这个新规定，犯罪嫌疑人完全可以凭借此规定，拒绝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这将大大增加侦查部门取得犯罪嫌疑人供述的难度。

第二，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刑诉法对侦查部门的规范执法，取证能力、程序意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侦查部门不仅要负责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还要收集证据证实自己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所取证据的合法性，保卫侦查活动成果。

3、强制措施。新刑诉法强化了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更加符合侦查工作规律，有利于侦查工作开展。第一，完善监视居住。明确了监视居住主要作为逮捕的替代措施，严格了

适用范围。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第二，进一步完善传唤、拘传措施。对于案情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留持续时间可以延长至二十四小时。由于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贿赂案件不留现场，物证极少，侦查手段严重不足，立案前初查阶段能够获取的证据十分有限，因此口供十分重要。而犯罪嫌疑人受讯认罪心理要经历抵触、试探、动摇、交代等几个阶段，从最初的抵触到开口供述犯罪事实，需要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一般在十二小时之内不可能完成这种心理转变。修改后的刑诉法针对重大、复杂案件，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将传唤、拘传的时间延长到二十四个小时，更加有利于侦查工作开展，更加符合侦查工作规律。

4、侦查措施。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有关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并明确规定技术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贪污贿赂案件，具有不留案发现场，发现难，调查取证难，证据固定难

等特点，一些犯罪嫌疑人很容易利用各种关系串供、毁灭证据、阻碍侦查工作，甚至进行反侦查活动，许多“一对一”的犯罪如受贿，不借助技术侦查手段，在理论上已经无法侦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包括秘密录音、秘密照相、监听、邮件检查等在内的技术侦查措施在侦查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先进的技术侦查措施和手段的应用，将有效增加侦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

二、修改后的新规定对反贪工作的影响

新刑诉法对反贪侦查工作，既提出了巨大挑战，也带来了男的的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侦查难度加大。辩护制度的修订，造成我们侦查工作面对的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同时还增加了律师。有些律师在这个时候会为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应对侦查，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脱罪责，律师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从罪名、犯罪构成要件、刑罚处罚规定、不得的强迫自证其罪的运用等诸多方面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指出笔录中不利的供述和辩解，提出如何供述和辩解的意见。使侦查机关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目标难以实现。

2、取证阻力加大。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与侦查部门同步进行。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阅卷，掌握侦查的进程和全

部证据，而检察机关却无权在起诉之前掌握律师所掌握的证据情况。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证人可能对侦查部门和律师各说一套，使言词证据存在着不确定性，这就有可能形成证实犯罪成立和否定犯罪并存的局面，从而会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

3、犯罪侥幸心理普遍存在。犯罪嫌疑人可以充分运用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对一切有关犯罪的问题拒绝回答，以逃避法律制裁。这对贪污犯罪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对贿赂犯罪的影响却十分重大。因为贿赂犯罪一般难以获取物证书证，主要依赖于行、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和其他间接证据的佐证。

4、技术侦查的规定和电子数据被正式确定为法定证据形式为反贪侦查工作带来了助推侦查信息化和侦查装备现代化“两化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抓住此次刑诉法修改的机遇，推动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两化建设”势在必行。

5、新刑诉法对于监视居住的修改切实解决了犯罪嫌疑人因重大疾病无法羁押，取保候审又可能出现串供等其他问题。而其对逃匿、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为及时挽回国家损失、惩治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传唤、拘传时限的延长，查询、扣押、冻结的范围的扩大等规定也都更加符合侦查工作一般规律，总体上有利于侦查工作。

三、应对新刑诉法准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新刑诉法将辩护人身份提前至侦查阶段，对立案前初查工作是否细致全面、取得的证据材料是否合法、无瑕疵以及如何应对律师提前介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确立对单纯依赖犯罪嫌疑人口供定罪的落后侦查模式提出了挑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取证工作及侦查人员的证据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技术侦查手段的赋予，则要求侦查人员具备信息化能力，具备熟练操作高精尖技术设备发现线索、取得证据的能力。总之，新刑诉法对反贪部门侦查人员的能力要求大大提升。现有的反贪队伍面临人员结构老化断层，知识结构亟待更新的窘况，迫切需要进行专业技能培训以及新鲜血液的补充。

2、反贪部门现有的技术设备，主要是同步录音录像，笔记本电脑、便携式打印机、照相机、摄像机等，主要是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现场搜查时起到固定证据，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作用，对于发现案件线索，搜集证据，突破案件上作用不大。虽然新刑诉法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察执行权，但在具体实践中，全部寄希望于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显然不太现实，最终很可能还是经过严格审批后，借用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的名义，实际上则由检察机关自己执行。那么秘密录音、秘密摄像、秘密监听、秘

密跟踪等核心技术侦查设备的缺乏，以及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侦查人员在如何利用这些技术设备服务办案能力上的空白，是制约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有效行使的最大短板。

四、反贪部门应对新刑诉法的建议及对策

1、加强学习，提升侦查能力，积极迎接新刑诉法的实施。修改后的刑诉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从现在起到新法施行还有一段时间，广大反贪部门干警一定要抓住这段学习掌握新法的宝贵时间，必须做到融会贯通。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全面透彻学习修改后的刑诉法的条文内容、立法本意以及精神实质，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保证到新法施行时已将法条烂熟于心，只有在思想和学习上达到了新刑诉法的要求，才能在今后操作层面中，在办案实践中，做到严格遵照执行。同时花大力气提升反贪队伍整体素质。通过加强岗位技能培训、全员培训等方式提升反贪队伍整体素质，提高反贪干警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下，信息化背景下的侦查取证能力、提高侦查人员在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新规要求下的审讯突破能力，以适应新执法环境下反贪侦查工作的需求。

2、办案重心前移，扎实做好初查工作，为案件打下坚实基础。贪污贿赂犯罪手段的隐蔽性、智能性和复杂性，加之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使得初查工作变得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重要。只有做好线索的筛选、过滤和评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细致全面的初查，掌握大量充足且程序合法的证据材料，变“供→证”的落后侦查模式为“证→供”的现代侦查模式，才能应对辩护律师的介入和犯罪嫌疑人、证人可能出现的证据反复问题。初查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成败。要在案件办理之初就有对整个案件证据链条的全面谋划，力争做到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和律师介入之前将绝大部分关键性证据依法固定好。

3、规范执法行为。严格执行刑诉法和高检院执法规范要求，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有效、最简单的应对措施，不仅能证实我们侦查行为及所取得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合法性，而且还是应对犯罪嫌疑人无理翻供的重大利器。另外在对犯罪嫌疑人住所、办公室、人身进行搜查，或者对核心证人进行取证时，也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更好地收集、固定证据。

4、变被动抗拒为主动接受，学会与辩护律师打交道，善于从辩护律师的沟通交流中获取有效侦查信息。修改后的刑诉法将辩护律师介入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并明确规定了辩护律师的自由、无障碍会见。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是出于一种对抗、防范心理，但对于自己的辩护律师则是充分信任的，我们要善于同辩护律师打交道，通过积极 的沟通交流，证据交换等形式，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动态，从犯罪嫌疑人对自己辩护人的陈述中，发现侦查信息和线索。另外检察机关在充分尊重律师职业和权利尊重的同时，处理好与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和律师的合作关系，促使其能够积极听取我们检察机关的意见，提出要求其行业自律的建议，提升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对少数律师的违规违纪行为，及时通报，对个别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依法处理。

5、充分有效利用技术侦查权。反贪部门现有的，比较常用的技术侦查手段，局限在对犯罪嫌疑人通讯工具的监听、定位，对于秘密跟踪、监控、摄像、录音等手段则基本没有涉及。没有执行权，加之在实践中在跟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沟通衔接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很多操作层面的细节问题没有明确规定，致使仅有的通讯工具监听、定位手段也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无法满足反贪部门办案的需要。应尽快细化技术侦查措施的涵义、范围、审批程序，以及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协调配合等制度机制建设，以真正发挥技术侦查手段的威力。

6、充分利用好四十八小时。为用好新刑诉法关于拘传24小时的规定，在目前审讯工作中提前准备、摸索规律，研究分析48小时内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心理情况，研究如何

科学安排审讯时间、确定和规范犯罪嫌疑人必要的休息和饮食时间及场所，把握审讯工作的最佳节奏，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突破案件和固定证据。

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篇2

一、职务犯罪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对反贪工作的影响

新《刑事诉讼法》有关职务犯罪侦查阶段对辩护律师会见权的新规定, 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 可以更好地促进检察机关进一步规范自身执法行为, 树立公正执法的观念, 提高公正执法水平。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彻底动摇了目前职务犯罪办案的传统侦查模式, 促使反贪侦查工作由“相对秘密和半公开透明”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和透明”, 使侦查工作由静态向动态发展, 侦查人员与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当事人之间的互动性增强, 侦查与反侦查的对抗更趋激烈, 反贪办案的侦查思维、侦查模式和侦查方式都将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变化。 (1)

(一) 犯罪嫌疑人对抗心理增强, 审讯工作难度加大, 传统的“由供到证”侦查模式面临极大挑战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受委托的律师除特殊情况下可以不经侦查机关许可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 且会见时不被监听, 同时还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上述规定可能会增强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和抗审心理, 使其拒不交代问题, 而同侦查讯问人员“软磨硬泡”。即使产生交代问题的念头, 也可能拖至与律师会见权衡利弊后再供述, 加大了审讯突破的难度。

(二) 侦查工作更趋公开透明, 部分审讯策略受限或失效, 窝案串案成案率大幅下降

侦查与反侦查是一种智力较量, 侦查部门往往运用侦查计谋进行讯问破案和深挖案情, 而审讯策略成功运用的关键一点在于侦查部门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律师的提前介入且会见次数不加限制, 使侦查工作的神秘感和信息优势荡然无存, 许多原本行之有效的审讯策略在这种情形下被大大折扣甚至失效。一旦运用不慎, 不但未能达到预期的施谋效果, 反而使犯罪嫌疑人对办案人员丧失信任, 影响审讯工作的有效开展。一些在审讯过程中掌握的有价值线索, 一旦被泄露, 同案犯或相关涉案人员就会闻风而动、逃避侦查, 这将使侦查取证和深挖串窝案更加举步维艰。

(三) 口供的稳定性降低, 犯罪嫌疑人翻供可能性加大, 零口供案件将会增加

律师提前介入侦查讯问, 不但可以提供法律咨询, 还可以了解案件相关情况。律师依法为犯罪嫌疑人分析其所交代事实的法律性质、犯罪构成要件和后果, 犯罪嫌疑人因畏罪而产生动摇心理是正常的, 因而其供述产生反复也必然存在。但如果律师违背职业操守, 甚至违纪违法, 给犯罪嫌疑人进行“指点”, 势必强化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 翻供、拒供, 进而产生零口供的现象必将大幅增加。

(四) 证人证言趋于不稳定, 证人避证、逃证或伪证现象将更突出

在受贿案件中, 行、受贿人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直接的利益关系, 受贿人在某一地域或者行业一般都有较大的“能量”。行贿人一旦作证, 将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其经营的各种关系甚至在行业内的“声誉”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2) 在司法实践中, 行贿人勉强配合, 通常都是迫于法律的权威以及政策压力下利弊权衡后的艰难选择。一旦律师介入其中, 行贿人的心态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尤其是在律师的点拨下, 一些证人因某种原因或压力, 出现证言反复或虚假证言情况, 这将使反贪侦查取证工作陷入更为被动的境地, 最终影响案件认定处理, 甚至使真正犯罪的人逃脱法网。

二、反贪部门应对新《刑事诉讼法》律师会见权的几点建议

(一) 切实转变观念, 以积极的心态认识和应对新刑诉法有关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新规定

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和辩护律师双方都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共同法律价值观, 即无论是律师的代理、辩护活动, 还是检察自侦工作, 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 都是广义的司法活动的有机组成, 基本着力点都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和工作作风, 牢固树立保障人权、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观念, 树立“拖延会见未必对办案有利, 积极提供会见未必对办案不利”的理念, 理性认识到辩护律师既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忠诚维护者, 也是自侦案件质量的铁面检验员。尊重和保障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积极适应在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做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 以自身执法能力的提高应对新《刑事诉讼法》带来的挑战, 确保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依法、规范进行。

(二) 建立健全与公安机关看守所的沟通协调机制, 依法保障不同情形下的律师会见权

检察机关应主动与公安机关、看守所沟通协调, 探讨刑诉法修改后如何在依法保障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基础上保障案件审讯活动的顺利进行。对于特别重大的贿赂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或者监视居住的, 反贪部门要敢用善用但不滥用新刑诉法赋予的辩护律师会见“许可权”, 特别是对案情有较大发展价值、有形成窝串案可能的, 应该充分行使“许可权”, 反之则可许可公安机关、看守所直接安排律师会见。对于普通自侦案件, 在依法保障律师直接会见的权利的同时, 反贪部门要与看守所或者公安机关建立相关信息反馈渠道, 及时了解犯罪嫌疑人是否委托律师、律师是否与其会见等基本情况。特殊情况下, 如果反贪部门提审时间与律师会见时间发生冲突的, 应优先保障审讯活动的顺利进行, 但公安机关、看守所应保障在律师提出会见后的48小时内安排会见。当然, 律师已经开始会见的除外。

(三) 建立健全与辩护律师及其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 形成良性互动

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律师行业协会、行业主管部门及沟通协调, 要求辩护律师在接受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后, 在3日内将委托情况告知检察机关反贪部门, 以便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的情况和及时联系辩护人。在辩护律师会见或申请会见犯罪嫌疑人前, 反贪部门可与辩护律师加强沟通, 向辩护律师通报案件的相关情况。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后, 反贪部门可以主动与辩护律师联系沟通, 及时了解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情况, 如具体了解犯罪嫌疑人家庭状况及相关诉求、犯罪嫌疑人是否对侦查活动提出异议以及律师对案件侦查的相关意见等, 积极配合其履行职责, 依法保障其知情权, 及时回应其诉求。 (3) 同时反贪部门还可以适时通过辩护律师对犯罪嫌疑人开展法制教育, 促使其认罪伏法, 争取从轻处理。这样, 反贪部门与辩护律师相互尊重配合, 形成良性互动, 达到双赢局面。

(四) 动态收集证据, 及时固定、补强证据

由于初查阶段受到手段措施限制和隐蔽性考虑, 无论初查再精细化也无法弥补和取代搜查及审讯中获取证据或证据信息的作用。因此, 要高度重视外围调查取证与审讯活动的内外配合, 审讯活动为外围取证提供取证信息和方向, 外围取证为审讯活动提供谈话内容和审讯思路。因此, 立案传唤后, 要及时进行全面搜查及调取档案资料等, 细致整理归纳分析, 结合前期初查资料, 研判出可能存在腐败问题的内容和方向, 化繁为简, 为快速审讯突破提供“炮弹”。考虑律师频繁会见后信息不对称优势的丧失和犯罪嫌疑人心态可能发生的转变, 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 及时固定容易反复、证据关联性小的言词证据, 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形成基本的证据体系。办案人员对每节犯罪事实应当按照“零口供”的证据标准进行固定, 及时审查证据本身及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瑕疵, 在律师全面介入案情、行使调查取证权前及时补强。

(五) 注重各方协作配合, 为案件的成功办理争取有利环境

“一个篱笆三个桩, 一个好汉三个帮”。在现今的复杂情况下, 反贪部门要办好案件, 往往需要加强检察机关内设业务部门之间以及检察机关同纪检监察、公安、法院等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

一方面, 牢固树立反贪侦查工作“一盘棋”的思想, 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反贪部门与侦监、公诉、监所等部门的协作, 形成合力。如邀请侦监、公诉部门适时介入案件, 指导调查取证, 为审讯办案需要;与侦监部门协调逮捕决定下达的时间等;发挥监所检察室的职能作用, 及时了解监管场所内犯罪嫌疑人的动态, 加强对看守所安排律师会见是否符合新刑诉法规定的监督。

另一方面, 加强与纪委监察、公安、法院等职能部门的协作配合。紧紧依靠党的领导, 在必要时请求或者接受纪委的组织协调, 解决反贪侦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重视与公安机关的协作, 加强技侦手段的运用, 有效开展狱侦工作, 加大对律师妨碍刑事诉讼、引诱证人作伪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强与法院的配合, 在犯罪证明标准、证据效力等方面形成共识, 做到不枉不纵。同时要提高信息情报收集及其运用的能力, 逐步建立与有关部门 (如公安、工商、税务、银行、房地产交易中心、电信等行业) 信息资料联网。 (4)

参考文献

①参见叶莹:《律师法修订实施后对检察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载《上海检察调研》2008年12期。

②参见王利民:《适应修改后律师法的实施, 提高检察机关反贪侦查水平》, 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7期。

③参考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在职务犯罪侦查阶段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通知》, 渝检 (职侦) (2013) 4号。

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篇3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修改；职务犯罪侦查；侦查方式；侦查能力；经验主义

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總则是本次刑诉法修改一个最突出的亮点，并在多项具体规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贯彻和体现。具体到职务犯罪侦查领域，在完善证据制度中，明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完善强制措施制度中，完善了逮捕条件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强调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在完善辩护制度中，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辩护律师会见和阅卷的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在完善侦查程序中，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对讯问时限提出具体严格的要求，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等等。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既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为此，本次刑诉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第2条，既有利于彰显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新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职务犯罪案件牵涉面广，作案手段和犯罪方法日趋现代化、专业化和智能化，传统、单一的侦查方式已远远不能适应新时期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需要。检察机关作为职务犯罪侦查的职能部门，如何转变侦查方式，提高侦查能力是继续深入开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必由之路。

一、传统侦查方式的表现形式及不足

传统的侦查方式是习惯于“一支笔”、“一张纸”、“一张嘴”、“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取证”制作笔录的侦查方式。其表现方式及不足主要在以下方面：

（一）口供至上

长期以来，侦查总是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模式：对犯罪嫌疑人由口供到证据，由证据到口供，只要不突破口供就没有证据，或把犯罪嫌疑人口供突破后再去找证据和其他能够证明犯罪的旁证，再搜集整理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核实证据。

（二）观念陈旧

传统的侦查方式是以人力劳动为主要特征，科技含量低，侦查员起着主导作用的粗放型侦查方式，不讲侦查谋略、对策、技巧，缺乏手段，线索成案率低；只重视突破案件，忽视用证据证明案件，证据收集、固定、分析、判断、运用能力存在欠缺，使得犯罪隐蔽性、复杂性和专业化与侦查骨干、专门人才严重匮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些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相对于立法的滞后性

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等相关法律的通过，特别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入法引人注目。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等诸多方面，对侦查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侦查方式的转变

面对职务犯罪侦查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转变侦查方式，提高侦查能力已经迫在眉睫。

（一）转变侦查方式，实现由传统的供证式侦查模式向证供式侦查模式转变

一是在接触犯罪嫌疑人前要制定周密的侦查计划，全面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和无罪的证据，罪轻和罪重的证据，由证据到口供，用证据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再由口供到证据，用口供巩固确认证据。二是要从依赖人证的侦查模式转变到重视物证、书证收集的侦查模式。三是从依赖口供定案转变到不需要口供就能侦查破案，运用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提高职务犯罪侦查的破案能力。四是提高自行发现线索的能力、秘密初查的能力和预审突破的能力。

（二）由凭经验办案，重实体、轻程序向科学制定侦查策略，合理利用侦查资源，实体程序并重转变

从强攻硬取、打疲劳战向讲究谋略、利用科技转变。强攻硬取、善于打疲劳战在过去是可行的，但当犯罪隐蔽性更高、专业化程度更强的情势下，强攻硬取、打疲劳战就变得不合时宜。如果依旧我行我素，侦查工作陷入被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应以讲究谋略、使用现代先进科技手段取代过去的做法。只有利用科技、使用谋略才能提高侦查工作的能力，只有能力提高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新的刑事诉讼证据立法越来越表现为对人权的保护和对侦查活动的制约，传统的供证式侦查模式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侦查破案的需要，必须转变侦查思路，树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打击与保障人权并重的思想，以科技为依托，不断提高侦查能力。

（三）实现由分散侦查方式向侦查一体化侦查方式的转变

近年来，职务犯罪群发性、跨地域性、高智能性与分散侦查、各自为战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增强，这就要求我们检察机关必须改变过去由一个院、一个部门、各自为营、分片包案、分散作战、各自为战为主的方式向区域联合、部门联合、集团作战的侦查一体化模式的转变。实现侦查一体化是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关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从制度上保证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有效途径，更是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客观规律和实践需要，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整合侦查资源配置，提高职务犯罪侦查能力，解决制约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深入开展突出问题的关键之举。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将作为职务犯罪侦查突破重大特大案件和疑难复杂案件的主要工作方式。

三、侦查能力的提高

（一）提高侦查队伍业务素质，夯实专业理论基础

当今社会知识更新速度明显加快，构建干警合理的知识结构，已成为新形势下开展教育培训科技强侦的重要任务。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干警从多方获取各种新知识，开展培训、研讨、培养人才，积极优化反贪队伍的文化和知识结构。要努力学习法律知识，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金融、科技、管理方面的知识，培养对案件的的判断、推理、分析能力，并能灵活运用相关的法律知识。学习侦查策略、审讯谋策、秘密侦查措施，使侦查人员运用静态的知识、智慧、技能和动态思考、运筹、应变的有机统一，依照法定侦查措施、手段、方法、与科技知识、个案信息、类案侦破相结合，把从书本上学习与从实践中学习相结合，把组织培训与自觉学习相结合，把集中学习与在岗自学相结合，通过开展各种业务培训和学习活动，促使干警不断汲取专业理论营养，丰富专业理论知识，提高专业理论素养，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水平。要加强职务犯罪侦查队伍专业化建设，重点培养实战技能，全面提高侦查能力。切实提高职务犯罪侦查队伍业务素质和执法能力。提高业务素质，必须把着力点放到提高办案能力上，积极推行素质教育，立足办案实践，广泛开展岗位练兵，以提高实战技能为重点，进一步突出培训的实用性，采取送出去学，请进来教，实战中练等多种方式，加强法学理论，侦查業务，科技手段以及心理学、证据学、侦查技能和侦查方法等方面的学习，干什么、练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二）不断提高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含量，加强装备现代化建设，为提高侦查能力提供保障

主要是进一步加大投入，由一般的技术装备向现代化技术装备转变，要确保办案中的联络及时畅通、反应灵敏快捷；要实现侦查器材现代化，增添先进的侦查技术设备，为侦查部门配备办案所需的科技装备，不断加大侦查中的科技含量，运用视听技术收集和固定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要实现侦查指挥中心现代化，依托全国检察数字专线网，建成安全高效，覆盖全国的侦查信息网络系统等，对侦查信息实行统一管理。同时，新刑诉法明确赋予职务犯罪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力，虽有诸多限制，如强调了行使技侦措施要有严格审批程序，在公安机关协助下行使等，相关使用范围、审批程序等并未完善，但合理、高效地使用技侦手段对解决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证据收集难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应引起高度重视。

（三）强化应用，切实把先进的科技装备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

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基本上都是职务型、隐蔽型、智能化的犯罪。其中，越来越多的案件是利用现代化的高新科技手段进行作案。因此，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别无选择地要走科技强侦的发展道路。科技强侦涉及基础建设、人才调配、理论研究、技术应用等各个方面，但最为集中的体现是掌握高新技术在侦查中的应用，学习和掌握计算机的操作与管理，实现办公自动化和办案现代化。

经济社会在不断的进步，职务犯罪侦查的方式、手段需要不断地提高。我们必须加强侦查理论研究，积极推进侦查理论建设，强化侦查工作的理性思维，及时了解和把握经济犯罪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新特点、新规律、新动态、新趋势，认真研究职务犯罪侦查实际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教训，调查、分析、归纳，从中总结、挖掘、提炼出规律性的东西和有针对性、实效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具体侦查模式，上升到理论高度。逐步将实战经验系统化、规范化，为职务犯罪侦查侦查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再用这些来自侦查实践的理论来引导、指导侦查实践向前发展，争取能够更深入、更高层次研究好职务犯罪侦查规律和侦查谋略、侦查技能和侦查办法。加强侦查能力建设，注重发挥实战效能，从而不断提高发现犯罪、突破案件、证实犯罪的能力，从总体上提高侦查队伍的侦查水平和侦查能力。

[参考文献]

[1]左德起.职务犯罪侦查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

[2]王建明.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反贪工作.人民检察，2007.

[3]刘建国，黄林生，倪集华.职务犯罪侦查实务探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

[4]宁建新，李华伟.职务犯罪案件应允许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2007.

[5]何家弘.新编犯罪侦查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2007.

[6]卞建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检察日报，2012.3.16.

[7]李忠诚，反渎职侵权工作如何适应新刑事诉讼法要求：检察日报，2012.3.30.

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篇4

时间：2012-06-18作者：刘新义 蔡雁飞

来源：正义网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内容主要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加强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监督是本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特征。控申部门作为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职能的重要业务部门之一,此次修改主要从四个方面赋予了控申部门更广泛的监督职权,同时也对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了新的任务和挑战,怎样把握好、履行好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法)赋予控申部门的监督职能,解决司法实践中反映突出问题,对我国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关于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新规定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意义重大,即解决了长期困扰刑事申诉工作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新的任务和要求。简要归纳,新法直接涉及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新规定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首次明确规定了律师权利被侵害的救济渠道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律师的法定权利被办案机关不当限制或剥夺的情形比较普遍,律师法也没有规定律师权利救济程序,一旦律师权利受到侵犯将面临救济无门,投诉无路的困境,这是立法上的一个明显不足。新法第47条明确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首次从法律层面上明确规定了律师权利救济渠道,充分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各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基本原则,将会有力的解决律师经常面临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问题。

(二)首次建立了对侦查阶段各种违法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

新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法第115条: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此前这类投诉多由公安机关和法院处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外部的监督机构,投诉难、执行难的现象大量存在,这次修改将会有力的解决这一难题,充分保障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三)首次将程序违法纳入再审程序,细化、补充了案件重新审判的条件

1996年刑诉法第204条规定的四种申请再审理由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对于第(一)、(二)项规定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相关司法解释没有对此作出规定。对于什么是“新的证据”,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定、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

1之间存在矛盾如何理解等都没有规范,导致司法实践中操作困难、执行混乱。此外,这四种情形都仅仅将实体错误作为重新审理的范围,而将程序错误排除在外。为此,新法第242条细化、补充了第(一)、(二)项规定,明确规定如果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达到“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程度,“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人民法院就应当再审。这些修改规定既与新法第53条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量刑证明标准的条件相协调,又与第54条至第58条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配套,有利于司法实践理解和把握。同时,新法第242条还专门增加一项将程序违法作为法院应当重新审判的条件,即:“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这将有力的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和程序公正的实现。

(四)首次赋予了控申部门对再审案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建议权

由于审判监督程序的适用对象是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许多被告人刑满释放成了自由公民,他们可能在再审过程中实施各种行为,妨碍再审程序的顺利进行。1996年刑诉法并没有对再审案件强制措施的决定程序和决定主体作出任何规定,使得再审程序的进行往往面临许多障碍。为此,新法第24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再审案件,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复查后,认为需要提出抗诉的,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委会决定抗诉后,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由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派员出庭支持抗诉。这个规定明确将抗诉权从公诉部门完全剥离出来,强化了内部制约和审判监督职能,据此,控申部门认为在再审程序中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可以依法提出建议报检察长批准,从而保障再审程序的顺利进行。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工作量将大幅上升

新法第47条、第115条规定的情形很多是原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自行处理的事项,在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日常的信访量中占有很大比例,尤其是查封扣押冻结等涉财问题,是信访中的老大难问题。新法实施后,这些原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受理的控告、举报、申诉转由控申部门受理,将会导致信访量大幅上升,对信访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化解息诉工作将会更加困难

刑事诉讼程序具有非常强烈的时效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高效、及时地处理对律师权利被侵害和侦查阶段各种违法行为的控告和申诉,不能再按照普通的控告申诉案件办理时限来办理。但遗憾的是这一救济程序规定的比较粗糙,目前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来规定具体的审查程序、期限以及“矫正通知”的效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内监督制约机制缺失,对承办部门的办理次数、办理期限、反馈标准、督办效力等没有具体规定。在实际操作性中,由于相关规定过于笼统,控申部门移交相关业务部门办理的案件经常出现该复查未复查、该纠正未纠正、该查处未查出,或办理不及时、不能按时办结等问题,致使控申部门不能及时答复信访人或者答复缺乏力度,导致信访人不满,化解息诉工作难度增加。

2、对外监督效力存在刚性不足的问题,缺乏具体、明确的监督程序,缺少制约被监督机关改正的机制,实践中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由于检察机关对这些问题的监督是事后监督,主要监督手段是检察建议或纠正通知,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不予纠正的法律责任问题缺乏硬性规定,是否纠正、纠正幅度仍由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自行决定,将导致监督效果大打折扣,使控申部门难以答复信访人,处在两难的尴尬境地。

(三)对办案人员的工作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强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权、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尤其强调在强制措施、辩护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执行程序等容易侵犯诉讼权利的关键点加强监督。这些事项对控申部门来说是新增的课题,此前很少接触,这就要求控申检察干警不仅要精通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相关业务,还要熟悉诉讼法律、证据制度等方面的知识。重新审判条件的细化和抗诉权的转移要求控申部门应当配备具有公诉经历、出庭经验的办案人员,并且新法赋予了控申部门可以在再审程序中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些都对控申检察干警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对案件实体的审查能力,对程序的驾驭能力、出庭抗诉能力和量刑建议能力等。

三、关于做好新形势下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对策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需要,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对着力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控告申诉检查部门是检察机关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窗口,是贯彻新形势诉讼法的前沿哨所,为确保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部新的法律是否能很好的实施,严格细致的执法规范很关键。因此,各基层院在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没有出台之前,一方面要积极的向上级部门提出建议,加快对相关司法解释和操作性规范的制定工作。另一方面要结合各院控申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制度来细化和规范审查、办理程序,使新刑诉法相关规定具有操作性。比如:对于程序中案件的控告、申诉建立快速通道优先解决、采取领导包案等措施,充分发挥控申部门监督制约职能,保证此类控告和申诉高效、及时地解决,维护刑事诉讼程序的公平性和正义性。

(二)为应对新法实施后所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应对当前控申检察力量的配备进行适当的调整。各院应从办案实际出发,结合本院控申工作的特点,在充分提高现有人员素质的基础上科学的配置办案人员。努力建设一支专业基础扎实、实战经验丰富、年龄结构合理、热爱控申检察工作的优秀队伍,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加强刑事法律监督的迫切需要。

(三)加大业务学习和岗位培训力度。各级检察机关除了要重视检察干警对新法的日常学习外,还应邀请一些资深业务专家和法学专家,对控申干警进行集中性强化培训。同时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通过疑难案件研讨、办案能手示范、精品案件展示、法律文书平展和理论研讨评比等形式,进一步提高控申干警的实践能力和理论水平,使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执法理念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

(四)坚持以人为本,改进工作作风。控申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信访通道的矛盾释放化解功能,让控申部门成为控告人或申诉人诉说冤屈的途经、场所、和对象,成为控告人或申诉人释放怨气、表达诉愿、逐步化解矛盾的通道,同时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热情文明的接待群众,给上访群众依靠感和温馨感,成为他们的“贴心人”和“主心骨”,最大限度的运用“法”、“理”、“情”去教育、感化他们,最终促进矛盾纠纷的妥善解决,促进社会和谐健康良性的发展。

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篇5

一、初步解决了立案难的问题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后,不少地方法院因担心维稳问题,尽可能将征收拆迁案件拒之门外,这样“不仅被征收人立案难,政府立案也不容易”。地方政府对法院消极应对司法强拆的现状无可奈何,大量的重点工程建设进度受到影响,一些地方政府也不得不消极纵容开发商的暴力拆迁行为,酿成诸多社会矛盾,甚至恶性事件。同时,法院不受理公民的征收拆迁诉讼,大量公民采用信访途径,也给政府维稳带来巨大的压力。

2015年《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诉讼。这就将征收案件明确纳入法院受案范围,2015年《行政诉讼法》将立案审查制度改变为立案登记制度,并且有一系列的配套规定以保证诉权。2015年《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裁定书应当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不接收起诉状。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2015年《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以上规定是针对如何保障起诉人的诉权而设计的制度,对于政府来说,被征收人签订了补偿协议后拒不搬迁,以及村民委员会收回村民土地的起诉,征收人的诉权有了保障,但是,如果国有土地上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补偿决定的,征收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那么,法院对征收人提交的强制执行申请是否适用登记制呢?从立法的精神来看,应当适用登记制,但是毕竟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就给法院不受理政府的强制执行申请或者不一次性告知补正申请书内容提供了借口。况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的文件并未被废除,受理法院在执行前必须报上一级法院审查批准,上一级法院的审查没有期限限制,也未规定一次性告知制度,更没有明确具体的审查标准,征收人的强制执行申请是否仍会被束之高阁,笔者仍然心存疑问。不过,就目前来说,征收人可以采用邮寄办法向基层法院邮寄强制执行申请书。人民法院在七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书的,征收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

二、征收补偿协议定性为行政合同

2015年《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人民法院作为行政案件受理。解决了“蝙蝠是鸟还是兽”的争论问题,也解决了之前多数法院按照民事案件受理的状况,同时,也改变了此类案件的证据规则。法院按照民事案件受理被征收人的起诉,《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即“谁主张、谁举证”制度,明确了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应由主张事实的被征收人负担,被征收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在,征收补偿协议定性为行政合同后,政府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被视为行政行为,就要受行政诉讼法调整,根据2015年《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这就把举证责任转移到征收人身上,征收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作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主体具有合法性。以国有土地为例,由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并未规定在征收程序的哪一阶段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但是,政府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时间至少应在征收程序启动之后,也就是说,政府最早也应当在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告发布之后与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 所以,政府需要证明征收行为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还应当纳入市、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论证并予以公布。如果政府签订补偿协议的时间更晚,那么,签订补偿协议之前的所有法律程序,政府需要在法庭上出示,以表明自己主体合法。另外,政府还需要对补偿协议条款的合法性提交证明。总之,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定性为行政合同以后,政府的举证责任加重了,政府只有依法征收,坚持正当程序原则,才能为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奠定胜诉基础。

三、级别管辖可能被提高

对于被征收人来说,希望受理法院管辖级别越高越好;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希望管辖级别越低越好。2015年《行政诉讼法》为被征收人提高管辖级别提供了可能。2015年《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这里的“经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可以成为被征收人提高管辖级别的法律依据。也就是说,被征收人不追求复议机关能解决问题,而是一定要提起行政复议,并且不是向同级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而是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对于征收集体土地案件,被征收人对于县级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决定,被征收人可以向市级国土资源局申请行政复议。这样,被征收人通过提高申请行政复议的级别,达到让市级国土资源局所在地的法院管辖一审案件的目的,这就为避免地方政府干扰法院审理案件创造了条件。

另外,2015年《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2015年《行政诉讼法》删去了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移交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的规定,这就使基层政府欲对本辖区内同级法院审理征收拆迁案件施加影响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征收程序,确保征收程序经得起司法审查。

四、地方规范性文件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许多市县级人民政府制定了关于征收拆迁方面的规范性文件,由于这些规范性文件具有操作性和本土性,所以,对于指导征收拆迁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不少规范性文件存在与上位法抵触的情形。以前,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尽管发现了市县级人民政府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却因为没有审查权等多种原因,仍将其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因此造成司法不公。2015年《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2015年《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经审查认为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这就是2015年《行政诉讼法》规定的附带审查机制。这种附带审查机制在《行政复议法》第七条有规定。2015年《行政诉讼法》规定了附带审查机制,是立法的一个进步。

对于基层政府来说,应当重新审查规范性文件是否存在违反上位法的情形,并及时修订违反上位法的规范性文件。在存在问题的规范性文件修订前,征收部门在征收过程中尽可能不适用有问题的条款。

五、证据制度对行政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征收过程中,一些被征收人出于对征收的抵触情绪,往往拒绝征收人员和评估人员入户勘察丈量,并拒绝提供土地房屋权属证书。对此,征收人常常发布一个通知送达给被征收人,告知其将通过查阅房屋土地档案资料、外围勘验丈量等方式,确定补偿的依据。如果被征收人提起诉讼,在法庭上出示其土地房屋权属证书作为补偿的依据,征收人通常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五十九条规定予以抗辩,该条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但是,2015年《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了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补充证据。”这就给了原告或者第三人补充证据的更大机会。不过,如果被征收人在法庭上出示了补偿证据被法院采纳,只是补偿数额多少的问题,征收人并不存在违法之处。所以,征收人对被征收人拒不配合的情形,征收人还可以继续采取查阅房屋土地档案资料、外围勘验丈量等方式,确定对其补偿的数额,绝不能因为被征收人拒不配合而影响征收进程。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征收拆迁的政府信息属于政府应主动公开的信息。事实上,政府常常不公开征收信息或者公开的征收信息不全面。在征收拆迁案件中,被征收人往往采取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寻找征收人的违法之处,然后通过谈判达到提高补偿额的目的。其方法是先向征收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征收人不予答复或者答复不符合要求,被征收人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征收人违法,并重新予以答复。但是,2015年5月1日之后,被征收人对于政府征收信息可以不经申请,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了,因为2015年《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是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权的除外。所以,征收人为了避免当被告败诉,最好的办法是在政府网站主动公开政府征收信息。

在征收拆迁案件中有这样两种案件,一种是未经法定程序强制拆除房屋的案件,比如,征收人将被征收人强行带离房屋,然后对房屋予以拆除,并拒绝进行赔偿;一种是经过法定程序拆除了房屋,但未对房屋内的财产进行登记转移,造成房屋内的财产被损毁的案件。以前《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举证,但原告举证几乎不可能,造成被告赔偿不到位等问题。这种情况在2015年5月1日之后就改变了,因为2015年《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这就确立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如果出现前述两种情形,被征收人要求征收人赔偿损失,征收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责任,就推定被征收人赔偿损失的主张成立。因此,征收人或者规划执法单位在拆除房屋时,应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并将房屋内的财产进行登记造册、录像,并由公证处公证。

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篇6

【关键词】新媒体；当代青年；影响

伴着信息时代和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变成了人类生活中十分关键的一个环节，我们所说的新媒体是说相对报纸、杂志、广播等传统的媒体来说的，是通过当代信息技术作为根本，通过信息时代网络、无线局域网、卫星等等为平台的媒体方式，手机和互联网作为典型的代表，被生动形象的被称作第五媒体。新媒体的运行为人类社会的沟通、交际、放松和生活等都带来非常大的便利，在某种程度上变更了人们以往的生活方式和交流方法，可是新媒体所带来的大量信息也强烈左右着人们的价值观念。

一、新媒体已变成青年工作中的关键部分

在如今的新媒体时代，青年人的生活可以说是俨然都和手机、互联网相关联。在统计报告中呈现出，截止到去年年底，我国网民数目达到5.65亿，手机网民数目达到4.2亿，并且还在持续增长中，年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八，增长幅度高于整体的网民增幅。网民中通过手机上网的比重从69%上升到74%。从如今的情况来说，新媒体俨然变成了青年人工作中国的关键部分，青年人使用手机的比重已经接近全部，而且都支持上网的功能。一些聊天软件，如微信、微博、QQ还有手机短信变成了青年人工作和交流的重要方式。网络上购物、玩游戏、看电影等等都变成了青年人的休闲方式，在工作中也是处处离不开电脑和互联网。

二、新媒体对当代青年工作上积极的影响

1新媒体变成青年人工作的新途径。互联网通过它自身庞大的信息量、高效、便捷的特征，变得越来越受青年人的欢迎，上网的人员能够依照自己的需求去选取工作的信息和资料，它更新了以往媒介的方式，在轻松的氛围中让青年人得到资料。网络的信息面广、涵盖的范围大和网络信息资源的传播不会受到时间与空间的制约，在很高的程度上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减小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网络让很多青少年不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能够放眼外面的大千世界，适时熟悉工作百态，把工作上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能尽收眼底，上网让青少年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知识面更广，对于工作掌握的知识也更多。

2拓宽了青年人工作交往的空间。青年人都带有很强的工作交流与人际沟通的想法，采取诸多交流软件交流的平台方式，能够挣脱以往工作沟通上的阻碍，避免了以往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带有的种种制约，能够自由的沟通交流。诸多年轻人愿意在自身的空间博客中发布心情和言论等，希望得到朋友和他人的重视，在注意和被注意的过程中，青年人也得到了交流与共鸣，更重要的是工作信息交流上的體验与感悟。而且，新媒体作为交流的媒介与平台，冲破了以往必须当面交流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轻松自由的特征，磨炼了青年人在工作沟通过程中的能力，更有利于青年人自由独立个性的培养。

三、新媒体对青年人工作上负面的影响

1新媒体的不良信息易影响青年人的价值观念。新媒体时期的到来更新了人们所接受信息那一成不变的方法，新媒体扩充了青年人的视野，但是也有不容小视的弊端，因为它本身具有开放性还处于社会转型的阶段，多种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汇集均在网络上有所呈现，特别是部分网站和个人因为经济利益的诱惑去博取人们的眼球，在网络空间中散布不良信息让青年人在工作的时候价值挂念有所扭曲，通过图像、视频、言论等等误导青年人的价值观。青年人群体的价值观其实很容易随着周围的改变而出现改变，他们对事物的辨别能力也有待加强，在理性思考的方面显然还没有做到最好，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他们是最容易受到不良信息影响的一部分人，那么在工作的过程中，出现的差错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在青年人形成的个人和享乐主义观念，崇尚金钱至上的理念，这些都会对工作和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

2沉迷网络不利于工作和生活。上文中也提到新媒体具备沟通方便、联系快捷、内容丰富、文化多样等诸多好的方面，由此也变成了青年人喜闻乐见的媒介，很多的青年人对网络十分痴迷，愿意通过网络去聊天、买东西、看视频、浏览资料、查找工作所需要的信息。在这一定程度上充实了青年人的工作与生活，可是凡事都有两面性，网络等新媒体强大的吸引力让很多青年人沉迷其中无法自拔，部分自制力不够的青年人因为沉迷网络忽视了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无法做到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更没有办法去认真工作，导致了网络上风生水起可是现实中却步步危机。

四、对策探讨

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篇7

关键词：刑诉法；基层；处警；刑事技术；证据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认清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刑事技术工作面临的形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实施新的《刑事诉讼法》为契机，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刑事技术工作，是摆在我们的紧迫课题。新法实施后，如何依据新法要求，不断完善以往陈旧的现场勘查、方式，寻找新的破案增长点，已成为摆在刑事技术人员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新刑诉法实施后对刑事技术的要求

1.收集证据的程序上必须合法

现场勘查、检验鉴定是刑事技术工作的生命线。新刑诉法中“合法有效证据”要求刑事技术人员要严格遵守现场勘查的有关规定，对获取证据的方式要依法依规开展。刑事物证保管必须遵循科学、严格、责任到人的原则。规范化管理是确保证据完好无损，“要逐步改掉过去‘只问结果不问过程’或者不择手段取证这样陈旧落后的思维方式。”

2.证据规则改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证定案”

新刑诉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刑事技术工作直接推向了诉讼的前沿，鉴定意见、鉴定机构、鉴定人接受各方检视、质疑，将成为常态，不具备法定条件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将不能出具鉴定意见，鉴定意见不被法庭采纳的情形也必然会出现，公安机关鉴定机构、鉴定人的资质和能力将接受全面考验，对刑事技术工作不断提升发现、提取、检验证据的能力提出了新期盼。

3.出庭作证将成为常态

刑法修正案第一百八十七条明确了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当前体制公安机关的鉴定人同时兼具侦查人员身份，为避免“自侦自鉴”之嫌，要求公安机关的鉴定人在刑事诉讼中一定要与侦查人员分开身份，在同一案中担任了鉴定人或现场勘查人员后，绝对不能再以侦查员身份出现。

二、新刑诉法实施后对基层刑事技术工作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为刑事技术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刑事技术工作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刑事技术人员将明显短缺，现场取证能力不强

新法增加的刑事技术工作方面的内容，使得刑事技术人才短缺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参加案件侦查的人员不能担任本案的鉴定人。就目前情况而言，基层机关在实际工作不能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去执行，既要勘查现场，又要检验鉴定，应该说勘侦鉴一体的现象相当普遍。

技术鉴定人的业务素质下降。由于技术鉴定人员长期处于一种超负荷运转状态，根本无暇开展对疑难痕迹物证检验鉴定的研究，长此以往最终导致了现有的技术鉴定人员业务素质下降，鉴定质量得不到有效保证。

2.对技术人员的工作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于新刑诉法取消了收容审查 ，并且对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办案时间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 ，侦查破案的时限大大缩短 ，技术检验鉴定工作必须及时在较短时间内完成 ，这就要求刑事技术人员必须具有更高的政治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 。侦查方式的“革命性”改变，使今后刑事技术人员不仅具备侦查员的思维方式与方法，而且具备专业刑事技术人员的扎实功底与独到视角，扮演新的“证据王”的角色。

三、刑事技术部门应对新刑诉法的建议及对策

1.现场勘查责任重大，依法勘查是保障，提高勘查水平是目标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犯罪技能不断翻新，高科技犯罪日益剧增，刑事技术只有拿出“魔高一尺道高一道”的专业水准才能有效同犯罪作斗争。通过加强岗位技能培训、兼职技术员培训等方式提升刑事技术队伍整体素质，提高刑事技术人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下，信息化背景下的取证能力，以适应新执法环境下刑事技术工作的需求。

2.加强刑事技术队伍建设，充实技术力量，壮大技术队伍

引进高素质人才。全面提高刑事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是事关整个刑事技术工作的关键。要充分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加大对高素质人才的投入。而对于已有的优秀的刑事技术人员，更应该用政策留人，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情感留人，保证刑事技术人员队伍的实力与潜力。

3.技术人员活动要紧紧围绕“证据”这个基石展开工作，并同时要强化两个意识

一是尊重人权，以人为本、公正、公平、公开的执法意识。更加注重保护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二是执法者需要监督的意识。邀请见证人参与现场勘查是现场勘查的重要环节。见证人参与现场勘查可以监督现场勘查人员的工作，确保勘查程序合法有效，确保勘查提取痕迹物证来源明晰、客观真实。在勘查的过程中，对痕迹物证的发现、固定、提取、存储、运输、保管等都要严格按照《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规定的技术规范和应履行的法定程序进行，以保证现场勘查所取证据的客观真实、合法有效。

刑事技术人员一定要从思想上，行为上，执法理念上实现转变，积极主动适应修改后的刑诉法，准确地理解相关法律内容。同时对过去取证中存在的习惯性“变形动作”要终结，要用全新的思维，创新的思路，灵活的策略和规范的行為应对新法实施。

参考文献：

[1]孙茂利.《新刑事诉讼法释义与公安实务指南》，2012年4月第1版

[2]孙茂利.《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释义与实务指南》，2013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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