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腐败社会解读论文

［摘要］社会化已成为增强大学生廉洁教育实效性、针对性的必然趋势。大学生廉洁教育应以学校为中心，充分利用和发挥各种社会资源及其效能，以廉洁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为基础，建立学校、社会、家庭密切配合的新型廉洁教育格局，实现教育主体、内容、载体的全面社会化。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教育腐败社会解读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教育腐败社会解读论文 篇1：

教育腐败的社会学解读

[摘 要]教育腐败指的是在教育活动中的行为主体选择搭便车消费教育这一公共物品，从而侵害教育公共性的行为，可分为教育行政腐败、学校管理腐败、学术腐败。其产生是由于部分群体成员在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在监督和制衡薄弱的情况下，利用公权选择搭便车获得和消费教育资源。这种普遍存在的理性选择行为的后果是教育的公共性被践踏。

[关键词]教育腐败; 理性选择理论;

公共物品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Education Corruption

WANG Zhan-jun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discuss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corruption. On the basi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we think the cause of education corruption is that the power groups have gained education resources by their especial power. As a result, the public of education is damaged.

Key words:education corruption; rational choice theory; public product

教育腐败不仅是教育领域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社会顽疾。可以说在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同声斥责种种教育腐败行为，其间既包括民间大众群体、媒体也包括学术界。在已有的学术著作和发表的论文中虽然专门谈及教育腐败的不多，但是在对腐败问题的专门研究文献中也往往会涉及教育腐败问题，尤其是近些年一些学者利用经济学的工具对腐败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如罗斯·阿克曼的《腐败：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我国学者郑利平的《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从国外的研究看，对教育腐败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教育腐败的界定、分类和测量上[1]，而对教育腐败的理论分析方面的成果并不多见。本文拟用社会学理论中的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教育腐败进行分析，试图对教育腐败的认识和治理有所助益。

一、教育腐败的界定

教育腐败是个难以界定清楚的概念，但是作为一项合理的理论研究，仍有必要界定清楚所讨论的问题，因为任何研究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合理的问题域有助于问题的讨论和澄清。鉴于教育腐败和腐败存在着共通之处，那么有必要了解权威辞书和一些研究文献中关于腐败的概念界定。《辞海》：“腐烂。《汉书·食货志》：‘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也泛指坏，堕落。”《辞源》：“溃烂发臭，陈旧迂陋，腐朽败坏。”已有的文献对腐败的界定各异，大概有两种类型，一是受贿型腐败的界定，如苏珊·罗斯-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在其著作《腐败：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提到的“所有未上报上司而由代理人收取的支付";另外一种类型是公权谋私利型的界定，如安德瑞·施雷弗和罗伯特·韦什尼(Andrei Shleifer & Robert W.Vishny)认为的腐败就是政府官员为了获取个人利益而出卖公共权力[2]。我国学者张曙光在其《腐败与贿赂的经济分析》中认为，“在社会生活中，所谓腐败就是以权谋私”，或者具体说就是“指通过损坏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牟取私利”[3]。而学者郑也夫的界定则更为宽泛，他把腐败分为三组：即物质的腐烂与瓦解;道德的堕落;公共事务滥用职权。教育腐败作为腐败的下位概念，它的概念属性当然会符合腐败的一些概念特征，但是更多地会由于教育活动的特殊性而表现出实质上的差异。笔者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根源于教育的本质属性，即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具有公共性。公共物品指的是相对一组主体(X1、X1……Xn)而存在的物品，如果其中任一主体Xi可以消费它,那么其他主体也能消费它[4]。教育这一公共物品是由人们联合生产的，由此，教育腐败指的是在教育活动中的行为主体不生产教育这一公共物品，却选择搭便车消费教育这一公共物品从而侵害教育公共性的行为。可见，教育腐败就是由教育行为主体、搭便车避免生产教育这一公共物品的成本的操作过程和最终对教育公共性的侵害的结果三个条件构成。

二、教育腐败的分类

教育腐败在现实中的表现可谓色彩斑斓、形式各异。也有学者对教育腐败做了归类，如我国学者杨东平认为教育腐败可以分为：(1)行业性的不良风气,不规范收费、内部照顾的潜规则等等;(2)办学中的违规违纪行为,如大规模的乱收费、注水文凭、学术腐败等;(3)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舞弊、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即从行业性不正之风,到违规违纪的不规范行为,到违法乱纪的犯罪行为这样的一个分布[5]。还有一些比较类似的分类形式，大多涉及到了目前形形色色的教育腐败现象。但显然这种分类是按照教育腐败的内容来分的。笔者认为，从教育腐败的概念出发，根据教育腐败发生的主体分类更为合理一些。由此，教育腐败可以分为教育行政腐败、学校管理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行政腐败指的是教育行政机构的一些工作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在教育活动中不付出教育成本，却获得教育这一公共物品，甚至是从教育活动市场外获得额外的利益补偿的违规行为。这种类型的腐败和其他行政部门人员的腐败特征基本相同，属于公权腐败。学校管理腐败指的是学校管理部门人员非正当使用学校管理权，谋取个人或者团体利益的营私舞弊、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违规行为。这一类型的腐败发生在学校管理部门，虽然管理者权力相对有限，但是仍属于公权范围内，所以也可以看作是公权腐败。例如湖北美术学院原院长李某1996年7月至2000年10月间，利用负责招生工作的便利，单独或伙同其妻违法收受19名考生家长所送的人民币22.3万元和41名考生家长的所送的"好处费"13.38万元，被称为"吃黑院长"。第三种类型的腐败即学术腐败指的是教育活动中的行动者，不履行相应的学术规范和准则，不付出获得学术资源(科研成果、专利等)的成本却获得学术资源的违规行为。例如媒体曾披露的武汉大学薛某以一本子虚乌有的经济学专著《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破格晋升为教授、博导。限于文章的篇幅和学术腐败的特殊性，本文着重分析的是教育管理群体的腐败，而对学术腐败分析较少。

三、教育腐败的理论分析

对教育腐败问题，人们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其中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视角。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交汇的理论产物，最初起源于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假设，即行为者总是追求自我利益，并试图使其最大化。从20世纪中期起社会学家开始对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做出超越，他们更为关注自私的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者如何创造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所需要的规范与合作方式。最终形成以赫克特和科尔曼为代表的社会学形态的理性选择理论。其中赫克特的群体团结理论由于延续并发展了理性选择理论的成就，其理论效能更为可观。赫克特虽然也赞同理性选择的基本假设，但是他更关注的是那些理性的、资源占有最大化的行为者如何在一定条件下建立起文化与社会系统来促成这样的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他认为“理性选择理论可以为行为者为什么建立并遵守群体的规范义务提供答案”[6](P319)。

在赫克特的理性选择理论中，他对群体活动的分析逻辑是这样的：群体——公共物品——搭便车——群体类型分析——群体控制模式——群体团结。群体在赫克特的理性选择理论中被概念化为为了向成员提供或者生产物品而存在的事物。由群体成员共同活动所制造，而且可以为群体外的成员所获得的产品被称为公共物品，而在这种公共性的生产中，不参与公共物品生产却消费物品就是理性的，避免生产公共物品的成本就是搭便车。理性选择理论关于秩序的基本问题也就围绕着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搭便车问题进行。同时，基本的社会秩序问题则围绕着如何创建群体团结从而生产出免于被搭便车的公共物品展开。这样团结就被视为对搭便车进行社会控制的问题。在理性选择理论中，群体团结不仅和依赖、监控与赏罚有关，而且还与群体类型密切相关。赫克特根据群体不同的控制模式将群体分为义务性群体和补偿性群体。在义务性群体中，成员生产公共物品是为了成员的消费，因而成员高度依赖这种生产行为，在此群体中，遵守规范是理性的行为。而在补偿性群体中，公共物品生产更多为了面向市场交换获得外在补偿，在这样的群体中，不事生产、搭便车就是理性的选择。结果在补偿性群体中，将不得不高度依赖惩罚和监督的控制形式，而且由于成员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的倾向，群体团结的程度要远低于义务性群体。

理性选择理论这一理论工具为我们认识教育腐败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它的较为成熟的概念体系和理论逻辑对教育腐败问题的分析很有帮助。笔者拟按照它的逻辑线索即群体——公共物品的生产——搭便车——群体类型分析——群体控制模式——群体团结来分析教育腐败问题。首先，从教育腐败行为的主体来看，上文依据发生主体把教育腐败分为教育行政腐败、学校管理腐败和学术腐败。教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是由社会成员共同生产，而且可以为社会成员共同消费，具有公共性。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秩序和效率需要，衍生出两种教育活动群体，一个是掌控教育资源的群体，即具有公权的教育管理群体(部门);另外一个是普通受教育群体(公众)。在掌握公权的教育活动群体中，公权的存在将为教育腐败的发生提供前提条件，当然有公权并不意味着腐败必然发生，但在监督和制衡薄弱的情况下，公权正好提供了腐败的机会，一部分群体成员利用公权去正常的教育活动市场外与其他活动者进行交换，以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私利。在这种群体中，不付出教育成本搭便车被视为理性的选择，部分逃避了监督和惩罚的群体成员利用公权获得了教育资源，甚至获得额外的补偿。例如在现实中，一些官员不参与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不听课不做课题但是却堂而皇之地在大学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就属于比较典型的公权腐败。而在普通受教育群体(公众)中，成员高度依赖公共物品(教育资源)、顺从教育活动规范显然是理性的，在此群体中只有付出教育成本才能获得教育资源，在这样的教育交换市场，比较容易实现群体的团结，也就很少需要对搭便车进行社会控制。针对学术腐败也可以做近似的分析，虽然不像公权腐败那样有明显的群体特性，但同样，基于搭便车不付出必要的成本的理性选择倾向，这些成员没有履行公众所认同和遵守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却同样获得了学术资源。

因循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线索，我们最终把目光聚焦在不同群体的控制模式上，而对教育活动群体控制模式的分析也将是下文提出腐败治理的理论依据。根据赫克特的理论，往往可以通过在补偿性群体中实施正式的社会控制，即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提高监控与赏罚的程度，从而减少成员的搭便车现象。当然这种正式的控制由于消耗了监督成本无疑也会增大教育成本。鉴于此，制度学派认为，以权力分设与相互制约为特征的‘制衡机构’是一种能够保证‘正式强制’得以有效遵守的实施特征[7](P53)。而在义务性群体中，一般通过非正式的控制，主要通过成员对利他主义规范的认同和遵守来实现。赫克特所论及的群体团结问题在教育领域更多是一种“教育规范的合理遵守”，是一种这样的状态，即与群体成员(公众)一同生产教育(公共物品)，并根据个人需求和教育质量提供相应的教育成本，从教育活动市场获得教育资源。成员普遍依赖这种教育服务的消费，所以理性的遵从群体规范。但是在现实教育领域，在管理公众的教育资源操控群体中，部分成员的公权膨胀，免于监督，他们用公权直接交换得到教育资源，而不付出教育成本。可见，无论是公权式的教育管理腐败、学校管理腐败，还是学术腐败，都是对公众遵守的教育活动规范的背弃和损害，都是对教育公共性的践踏。

四、教育腐败的治理

关于腐败的治理之道在一些研究文献中已有比较深刻的论述，如我国学者樊纲就认为要把以公权谋私利的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就要减少公权数目，缩小政府规模，把更多的事情还给个人与市场去做[8]。外国学者诺斯曾认为，以权力分设与相互制约为特征的“制衡机构"是一种能够保证“正式强制"得以有效遵守的“实施特征"[7](P54) 。在本文，笔者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视角，提出治理教育腐败的可能途径。

赫克特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在于，理性的自我建立的群体如何加诸其成员做出贡献的义务，并迫使他们遵从规范，以此减少搭便车问题。也就是群体如何实施社会控制的问题，特别是在具有普遍搭便车倾向的补偿性群体中。赫克特所提出的群体控制模式思想，可以对教育腐败治理有如下启示：

1.在教育资源操控群体中实施监控和赏罚的经济手段

所谓经济手段指的是降低监控成本的手段。因为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在补偿性群体中，如果监控与赏罚过分深入，加诸个体过多的成本，成员很可能会做出离开群体寻求其他地方的补偿的理性选择[6](P324) 。而且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广泛的监控与赏罚是高成本的，会降低收益。所以在群体中降低监控成本更合乎理性。首先是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提高教育管理群体中个人的可见性，如通过成员加入仪式来确认其对群体的承诺，鼓励群体决策使个人的倾向暴露在大家面前，或者实施对个人行为的公共赏罚来宣扬群体的规范。其次是在教育管理群体(部门)中营造公共服务的群体文化，丢弃官僚意识，尊重纳税人的公共意志。再次，在教育管理群体中创造声望等级，给予成员以声望报酬，即对那些较好地为公众受教育服务的成员给予高的声望。最后，限制教育管理群体和其他部门及人员的联系。通过限制与群体外的联系来提高群体成员退出的成本，防止教育管理群体(部门)中一些人员在临退休时晚节不保、大搞腐败。

2.建立监督部门，强化监督机制，形成内部制衡

由于监控经济手段作用是有限的，在此情况下，人们会更依赖正式的控制。现今社会，教育管理部门普遍建立了诸如审计办公室、监察办公室等监督部门，而且不断出台各种规章制度，希望以此约束成员的行为。但这并不能证明教育管理部门的监督机制就是健全的，有效的监督在于从组织内部形成制衡机制。鉴于此，监督机制还应和权力分设连接起来，形成有利于正式控制得以遵守的实施机制。比如通过掌控教育资源的群体(部门)行政透明化，并引入多种监督力量，而不是自己监督自己的方式，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和制衡作用。

3.促进第三部门发育，弥合教育管理群体行为和观念的鸿沟，促进二者规范的一致性

第三部门研究是现今在国内外都非常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人们普遍认为它和政府部门、市场部门一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我国学者一般把它和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交替使用。在我国，随着经济市场化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公民具有了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能力，而介于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提供了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而且这种参与是秩序化的、理性的行为。教育领域第三部门的存在使得受教育群体能够根据自身需要对本群体进行治理，这种自治活动大大减少了教育管理部门的治理成本和提供教育服务的压力。教育活动领域第三部门的创建近似于赫克特的“在补偿性群体中创建义务性群体”，都旨在促进教育活动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只不过第三部门更多地沟通了公众和教育管理群体的关系，促进了一致性规范的形成。而且由于居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存在较大的差异，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往往倾向于反映中位选民(median voters)的偏好。这样造成的是一部分人对公共物品的过度需求(excess demand)得不到满足，另外一部分人的特殊需求(differentiated tastes)也得不到满足。第三部门的存在则解决了这个矛盾，它为需求较高的人提供额外的公共物品，为需求较特殊的人群提供特别的公共物品。由此也形成了教育行政机构、教育活动市场、第三部门互相补充的教育活动机制。

五、结 论

关于教育腐败的研究在继续着，形形色色的教育腐败行为也在继续着，是什么促成理论和现实间越发扩大的距离，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我们去思考研究。有学者撰文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框架要到2010年左右才能基本建立起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将需要更长的时间[9]。所以在这一宏观的制度环境或制度结构处于变动的历史时期，治理教育腐败这项工作将长期伴随于中国教育现代化改革进程之中。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改革并不必然伴随腐败，不能像一些学者称道的“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腐败可以促成新体制”那样，从学理上为教育腐败谋取合法性解释。教育腐败已然对社会造成了长久的负面影响，正如缪尔达尔所说，贪污腐化对努力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是十分有害的，它对发展构成了极大的障碍，并使发展出现停滞。前文关于教育腐败治理的策略性分析更多的是一种治标性的，而在教育腐败治理时必须强调治根性反腐败和治标性反腐败并重，把教育制度建设和经常性的治标性反腐败结合起来，促进教育事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Heyneman.Education and corrup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2004，(24):637-648.

[2] Andrei Shleifer, Robert W. Vishny. Corruption[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3):599-617.

[3]郑立平.腐败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2000.31.

[4?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5-26.

[5]杨东平.试论教育腐败[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12.

[6]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7]道格拉斯·诺斯.制度[J].东南学术,2006，(4).

[8]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45-47.

[9]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04.

(责任编辑 徐 丹)

作者：王占军

教育腐败社会解读论文 篇2：

大学生廉洁教育社会化的理论与实践思考

[摘要]社会化已成为增强大学生廉洁教育实效性、针对性的必然趋势。大学生廉洁教育应以学校为中心，充分利用和发挥各种社会资源及其效能，以廉洁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为基础，建立学校、社会、家庭密切配合的新型廉洁教育格局，实现教育主体、内容、载体的全面社会化。

[关键词]大学生廉洁教育社会化

[作者简介]寇晓燕(1975- )，女，四川眉山人，成都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四川成都 61010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四川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基于系统论创新的大学生廉洁教育模式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SZ1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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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突出强调了新形势下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大学生作为未来推动社会发展的精英群体，其品性素质与廉洁意识，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蔡元培先生曾说过：“欲知明日之社会，先看今日之校园。”让大学生接受廉洁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对国家整体对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大学生进行廉洁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且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影响，因此，社会化已成为增强当代大学生廉洁教育实效性、针对性的必然趋势。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社会化，即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廉洁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为基础，以增强学生拒绝诱惑、抵制腐败的能力为目的，将原来局限于高校围墙内的教育，延伸到整个社会范围来进行，从而实现廉洁教育与社会环境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过程。

一、大学生廉洁教育社会化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廉洁教育是一种社会性实践活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视角，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其社会化本质和内在特征：其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这一原理提示我们要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世界，要善于分析事物的具体联系，并尽可能把握事物之间的各种联系以及联系的各个方面与环节。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生的廉洁教育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与外界发生着普遍联系，高校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廉洁教育应把握教育中的各个要素和过程，努力寻求媒体、社会组织、家庭等外部资源的协助与配合，构建良性互动的廉洁教育系统。其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属性的观点。人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在各种现实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中塑造自我，这一观点为我们科学认识大学生及其思想发展历程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大学阶段是学生最终完成向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社会人”角色转变的关键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环境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情感、个性以及人格塑造。因此，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应顺应大学生社会化发展的趋势，改变以往单纯灌输、封闭教化的倾向，廉洁教育最终必须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脱离一定社会关系就会丧失其合理性。所以，高校大学生廉洁教育应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把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增强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十八大”提出反腐倡廉教育要吸收人类文明史上的有益做法，西方国家的廉洁教育实践为我国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社会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纵观世界各国近几十年来的公民教育,我们发现尽管这些国家在教育的内容与模式上各不相同、各有侧重，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把廉洁教育看作是由全社会来共同承担的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而不是单纯由学校来实施和完成。国外大学生廉洁教育尤为重视教育的渗透性、长效性、社会性，善于利用隐性资源如宗教、媒体、网络等进行廉洁文化和知识的普及以及廉洁品质的培育，并鼓励广泛的社会参与，借此培养大学生对腐败现象的敏感性并依靠社会上的各种组织机构实现大学生廉洁教育与公民廉洁教育的衔接。

二、大学生廉洁教育社会化的现实困境

1.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现实语境对大学生廉洁教育社会化提出严峻挑战。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快速转型、价值观嬗变的特殊时期，各种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元氛围必然会使大学生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经常面对一些权力腐败、诚信缺失等问题。在多元价值冲突的文化生态中，给青年正确的价值观念导引，顺利完成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增加了难度。大学生群体处于心理发展的特殊阶段，他们虽具有追寻主流价值目标的良好愿望，但由于自身辨知能力的欠缺、价值选择的错位、信息选择的困惑，耳渲目染一些社会腐败的不良社会现象，一部分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价值取向扭曲、行为选择矛盾等现象。他们一方面对社会腐败表达出强烈的反感，但在涉及切身利益诸如竞选、考试、评奖时却又积极地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追求。在大学生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随着与社会接触面的扩大，其思想观念也不可避免受到日益多元、开放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要及时疏导和克服部分大学生中存在的消极、错误的思想认识与行为倾向，也必须走社会化的途径，千方百计开发各种社会资源，整合协调各方教育力量，形成合力，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教育对象和变化多端的经济行为面前应对自如。

2.当前大学生廉洁教育呈现孤立化的状态。首先，从组织机制来看，由于缺乏统筹安排，大学生的廉洁教育未能形成有效的协同联动机制。不少高校针对大学生进行廉洁教育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尚不完善，大学生廉洁教育仅仅被作为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的一个部分，而没有把廉洁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纳入教学体系，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相当一部分高校对大学生廉洁教育各方面的投入远远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各类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家庭对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参与程度及所起的作用无法适应教育社会化的大趋势与要求。其次，从教育内容来看，目前高校廉洁教育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是理论与实际脱节。对于大学生廉洁教育，如果仅限于抽象空洞的理论讲解，不结合社会的发展实践，尤其是不考虑现阶段我国社会改革所处的特殊时期各种思潮、社会风气和社会心理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就会使苦心孤诣的学校正面教育面临被消解的危险。最后，从教育载体来看，忽视了外部环境的影响力，形式单一，教育效果不佳。目前对大学生的廉洁教育形式主要还是闭锁于课堂的单向灌输，缺少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未能充分借助各种丰富的社会生活资源，学生对廉洁教育缺乏真实的情感体验，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总体来看，置身于封闭的环境，学校同家庭、社会在廉洁教育功能作用方面难以形成一致的努力方向，在资源与力量上形成优势互补，从而构成有机联系的系统是当下大学生廉洁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学校仍然被赋予了承担廉洁教育职能的全部责任，但由于缺乏外部力量的支持与配合，教育的效果不太令人满意，缺乏持久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生廉洁教育工作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大学生的廉洁教育必须放在我国特定转型时期文化多元的社会语境下和当代大学生特殊的精神养成过程中加以解读与建构，这就要求大学生廉洁教育应实现社会化，改变以往高校教育封闭式的孤立局面，立足于学校、社会和家庭协作来把握大学生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形成廉洁教育的多管齐下、多方合作的社会化体系，从而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三、大学生廉洁教育社会化的实践路径思考

大学生廉洁教育社会化应发挥学校的统摄作用，以学校为核心充分利用和激发各种社会资源及其效能，形成教育主体、内容、载体全面社会化的新型廉洁教育格局。

1.廉洁教育主体的社会化。廉洁教育主体的社会化要求实现校内校外主体全员化并建立起联动协作机制。过去传统的观点把大学生廉洁教育主体仅仅局限于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的教师以及负责学生工作的相关人员，这明显已不适应新形势下廉洁教育社会化发展的要求。廉洁教育主体的社会化要求在学校内部应实现全员育人，即所有领导、教师、行政人员，包括后勤服务人员，都应以身作则，自觉承担起大学生廉洁教育的责任，同时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团委、学生党员的作用，密切配合、协调合作，不断扩大廉洁教育的辐射面，形成廉洁教育的整体合力。校外则应将社会各方面的优势资源包括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社会组织以及家庭等都纳入教育主体的范围。美国教育家杜威曾指出“威胁着学校工作的巨大危险，是缺乏养成一切社会精神的条件，这是有效的道德训练的大敌”。学校的教育力量是单薄且有限的，应建立起学校与家庭、社会之间互动的协同机制，营造“学校、家庭、社会”三方教育主体互为补充、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首先，要充分发挥学校主渠道在廉洁教育社会化中的统摄作用。高校作为有效实施国家廉洁教育战略的重要载体，在大学生廉洁教育社会化过程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负有整合社会、家庭各方力量的责任。学校作为各方互动的中心，既是吸纳各种外部因素影响的内聚中心，同时也是辐射其影响的发散中心。这意味着既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渠道作用，不断完善学校教育，以提升大学生的廉洁素养，同时也要加强廉洁教育活动与其他方面的协调，重视学校、家庭以及社会之间的配合,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廉洁教育系统。其次，学校教育必须要与社会教育有机衔接起来，积极开发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主动吸纳来自媒体、社会组织、社区等各种积极教育力量，并探索建立常态化的合作机制，实现大学生廉洁教育效益的最大化，使学校教育得到补充、延伸和拓展。最后，学校应加强与家庭之间的沟通协作，廉洁教育中，家庭同样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学校要探索建立与大学生家庭联系与沟通的机制，相互配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充分肯定了家庭教育的特殊作用。要充分认识到家庭是子女接受诚信、勤俭、清廉、美德教育的第一站，家庭对大学生的人格完善具有其他教育主体无法替代的情感渗透、言传身教的独特功能。学校可以通过现代传媒技术构建相应的交流与宣传平台，使家长认识到并自觉承担起在学生良好品格塑造中应尽的责任。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建立起与家庭长期交流的平台。在对大学生进行廉洁教育的过程中，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主体的作用方向应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密切配合的系统，如果其中任何一环出现断裂或者不同环节之间相互掣肘，都可能导致整个功能系统的运转不良。

2.廉洁教育内容的社会化。大学生廉洁教育内容的社会化强调与时俱进地将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反映社会发展变化的意识作为教育内容，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廉洁教育社会化的根本应是教育与社会之间适应与超越的过程，绝不意味着廉洁教育就是对社会现实的消极适应。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仍然是系统开展廉洁教育的主渠道，在内容的把握上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充实和更新，使教学更具现实性、针对性、时代性。转型期纷繁复杂的社会大环境提出了许多现实社会课题，大学生在面临这一系列问题时容易出现思想上的困惑与行为上的矛盾，必须引导他们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防腐拒变的能力。通过教育，使大学生能够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现实语境下认识到腐败本身是一个普世难题，而不是我国独有的社会现象，反腐斗争是长期、复杂且艰巨的;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腐败现象的成因及其本质和危害，使大学生对当前反腐败的理论与实践有更为深刻的认识;能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正视我国当前反腐斗争的复杂形势，认识到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决心和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以及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树立反腐必胜的信念，从而增强大学生主动接受廉洁修身教育的积极性。只有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和深化，结合世情、国情，不断充实和更新廉洁教育内容的社会性，才能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与行为的导引，提高教育的实效性。当然，仅仅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是不够的，对大学生进行廉洁教育应贯穿于其大学生活的始终，协调各方教育力量，做到廉洁教育全过程覆盖，着眼于日常生活中施加教育影响，将廉洁教育与学生的入学教育、专业教育、职业规划教育与毕业教育相结合，时时鞭策和激励学生养成慎独、守信、清正、廉洁的品行。

3.廉洁教育载体的社会化。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社会化发展迫切需要开发和利用覆盖范围更广泛、传播速度更快、承载信息更多、更符合当代大学生特点使其自愿接受的载体。通过创新和拓宽新文化载体、新媒体载体、社会实践等载体，筹集社会教育资源，使一定政治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能够积极介入大学生的廉洁教育，实现廉洁教育在载体、形式方面的多样化。首先，借助文化这个载体使廉洁教育从更深层面上渗入整个社会，渗入广泛的大众生活。社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基层社区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步的重要根基，通过良好的社区文化潜移默化的渗透，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大众包括大学生群体的精神境界。校园文化是高校得天独厚的隐性教育资源，其对大学生的影响如春风化雨般令其印象深刻。将廉洁修身教育融入多姿多彩、富有创意的校园文化活动中，使其不再停留在枯燥的理论层面，而以一种符合大学生心理特点的形式浸润于他们的生活环境之中。企业文化、军营文化等载体，也可以从实习、军训等不同的侧面和途径为提升大学生的素质发挥积极的作用。其次，新媒体技术在现代社会已融入人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成为大学生使用最频繁的信息载体。新媒体技术为当前大学生廉洁教育工作提供了更符合当代“90后”大学生特点的新环境和平台。教育者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快、信息量大、覆盖面广及平等性、交互性等优势，把握教育的主动权，主动出击，通过新媒体载体把廉洁教育进行无限延展渗透，利用网络、博客、QQ、短信、微信等新媒体手段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增强廉洁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最后，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对大学生进行真实的道德训练、砥砺品格和增强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大学生廉洁教育社会化的重要载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大学生深入理解党和国家的各项廉政建设的方针政策以及具体举措，全面了解政府、企业、社区等社会组织的反腐倡廉建设情况，增强反腐倡廉的时代责任感;同时，学会客观评价社会转型期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看到政府为反腐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与取得的重大进展，消除大学生关于反腐败的疑虑、悲观甚至排斥的情绪;有助于增强大学生抵御社会不良风气侵袭的免疫力，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总之，适应社会新形势需要，推进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社会化，构建以学校为核心，充分动员和引入家庭、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协调配合的廉洁教育格局，才能真正提升廉洁教育实效性，从而为完善我国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邓纯余.国外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经验及其借鉴[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1).

[3]邓纯余.社会化境遇中的大学生廉洁教育理论与实践检视[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3).

[4](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5]雷国铨.大学生“三全育廉”的范式构想及路径选择[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12).

[6]吴恒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趋势探讨[J].教育导刊，2009(7).

[7]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寇晓燕

教育腐败社会解读论文 篇3：

大学生递进式信仰教育的可能与内容选择

摘　要　大学生信仰教育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信仰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是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通过对大学生信仰教育状况的调研，分析了大学生信仰危机的影响因素，提出了信仰教育的分层递进式方式，并对分层递进式教育的内容作出选择。以期提高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有效性。

关键词　大学生　递进式　信仰教育　教育内容

1 大学生信仰危机的阐释

信仰是指特定社会文化群体和生活于该社群文化条件下的个体, 基于一种共同价值目标期待之基础上, 所共同分享或选择的价值理想或价值承诺。①每个正常的人类个体都会以某种方式遭遇信仰、体悟和践行信仰。它不仅对人的现实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起着指导和钳制作用，还指引人朝着价值理想不懈奋斗。是人对自然生存有限性、自我能力有限性和社会存在有限性的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无论是对于社会共同体, 还是对于社会个体, 信仰都是不可或缺的。它构成了人类文化本身和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要有效开展大学生信仰教育、引导，不能不对形成大学生信仰危机的背景作一分析。

1.1 理性泛化背景下的现实冲击。

主要指工具理性的强化扩张和价值理性的贬抑，从而形成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空间挤压。我们用科学与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人类在享受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不能满足精神的需求，工具理性创造的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方式，日益让我们的身心感觉疲惫、精神紧张。人类对信仰、价值理想等超越现实的精神需求，高尚的道德动机、善良意志和价值永恒，无法用工具理性得到满足。马克思、恩格斯曾感叹，康德用理性杀死了上帝，却又从道德的后门请回了上帝，使上帝在“ 纯粹理性” 的知识世界里死亡，在“实践理性”的价值王国中复活。

在近百年的工业现代化的高歌猛进中，价值理性日渐被工具理性所边缘化。人们一边在创造着高度发达的物质财富并充分享受它们的同时，一边却日益丧失了人的主体性，人被物化、异化。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理性主义思潮，无疑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

1.2 市场经济的影响

其核心是导致团体价值认同让位于个体价值认同。市场经济奉行的最高原则是自由竞争和利益最大化。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隶属一个集体，集体主义至上是最高价值取向。市场经济让个人成为追逐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单一利益追求者。早期的探险者财富的膨胀，推动了整个社会求利于市的浪潮和价值观念变化。人们已很少去探究在财富积聚过程中对道德规范和社会正义的践踏，却更多将目光聚焦在财富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变迁和物质享受上。为了快速致富，少数企业无视社会责任，一些人更不惜跨越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毒奶粉、地沟油等屡见不鲜。

1.3 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削弱

笔者认为，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洋务运动，表现为对西方理性的推崇和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其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传统的冲击;再有就是十年文革，基本割裂了历史文化传承。土耳其伊斯兰文明的失落就是源于对表征文化的符号—文字的改变，导致一代人对伊斯兰文明的不认同。事实上，整个20世纪，都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否定。对自身文明的否定，就意味着在多元文明的冲突中可能被异化，而文明的灭绝，其实质就是种族的灭绝。

传统文化影响削弱，当然也有传统文化价值中的固有不足的因素影响。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内在的成圣、成仙、成佛的要求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存在张力。这种传统理想人格的塑造，超越了寻常百姓的精神价值追求的现实性。可谓“内在性”有余而“超越性”不足，重精神轻欲望道德要求也影响人的健康发展。②

1.4 信仰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性被过度放大

信仰之于个体，具有善值定位、情感纯化、意志整合功能。③对社会而言，信仰又具有凝聚功能。社会凝聚可以通过制度设计等刚性力达到，也可通过精神认同即社会共同信仰确立这一软性力达到。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普遍重视社会成员的精神认同，政治教育与思想教育就成为必然手段。但是，作为人们公共角色和社会身份的政治教育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等同于可以超越政治的精神价值、人生意义、基本道德的思想教育。普遍价值教育和政治价值教育适当分开，有助于恒久精神价值的传承，有助于隔离政治事件、腐败因素等与政治有关的负面评价对精神价值产生不敬和不信。④

1.5 社会转型的影响

随着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并伴随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双重转型，现代社会的人们也正经历马克思所说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对物的依赖”伴随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阶段。⑤以政治和道德为中心的价值观让位于以人为本、以人的存在幸福为中心的价值观。⑥人的物质享受为基础的经验性幸福得到空前的现实关切。这种物质满足带来的经验性幸福的凸显，无疑削弱了人对终极价值关怀追求的情感和意志，不仅使现代人们沉湎于阶段性的感觉满足之中，而且加重了对现实的功利关切。

1.6 学校信仰教育的内在不足

国家培育与巩固国族认同与社会核心价值的能力称为濡化能力。⑦濡化的作用就是使政治社会化，学校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最重要渠道和手段。学校信仰教育引导的不足，是导致主导信仰边缘化的重要原因。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渠道过于单一。大学生信仰教育主要通过一课堂进行。信仰是对人的终极价值关怀，是超越现实的未来价值预设，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没有现实的价值关切，很难让人理性地接受信仰教育内容，应更多注重实践与体验式教育。其二，教育内容过于空洞、脱离现实。内容大而空，没有针对性是目前信仰教育中碰到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其三，忽视主体的需求。片面追求信仰的社会功能，忽视信仰对个体的价值引领，忽视个体自身发展对信仰的选择需求，针对性不强。

2 大学生递进式信仰教育的可能

所谓信仰的递进式教育，就是在尊重教育主体的基础上，以国家主导信仰为目标，按信仰内在逻辑关系，逐层推进的教育方式。

2.1 大学生在国家主导信仰的认知存在差异性

我们国家的主导信仰或者是共同信仰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信仰群体的大学生，其对信仰对象的认知是存在差异的，调查结果前文已述。濡化的作用，就是要将这一主导信仰内化为主体的自觉认同。但主体由于自身社会经历的差异、周围群体的影响、自身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接收信仰教育程度的不同等，都会导致其对国家主导信仰的认识差异和接受程度的不同。递进式教育方式就是要基于这种认知程度的差异，作出差别化的教育内容选择和形式选择，有针对性地进行濡化。

2.2 信仰具有层次性

就某一信仰本身而言，按其在主体中的存在方式，赵志毅等研究认为信仰具有三层次四维度的立体架构。三层次：可信—确信—坚信。四维度：分别为理性、非理性、相信、怀疑。⑧在不同的信仰之间，潘维认为，对社会关系的基本是非判断就是社会价值观，而依据基本社会关系，可以划分为个体对他人、自然、群体、群体与社会、人民与政府、人民与民族国家、国家与国际体系等，可以划分7层核心价值观，即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国际观等。⑨事实上，信仰的本质是人们高度自觉的价值意识。价值意识有两方面内容构成，一是价值心理、价值观念;二是价值认知、价值知识。信仰是人们各种价值观念中居于支配、统摄作用的价值观念。对社会而言，它通常表现为某一社会、民族和社群所选择并确定的一以贯之的价值理想和终极目标。对个体而言, 它总是显现为某一特殊的成熟个体在其生活实践中所选择并坚信不移的主导价值观。而价值观是关于一般价值的基本观点或根本观点，它总是存在于具体的价值观念、价值知识之中。豗从这个意义上说，潘维所划分的7层价值观，就是7种不同的信仰。这7大类不同的信仰，按照与主体的关系紧密程度和认知程度逐层向外拓展。

2.3 层次递进式是教育的内在规律性要求

人类知识的传承总是由易及难，由基础而前沿。观念的确立也是由感性而理性，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是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教育要遵循这个规律，层次性理论为信仰教育的递进式设计提供可能。

3 马克思主义信仰递进式教育内容选择

3.1 递进式教育主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一是教育的有效性问题;二是教育的针对性问题。通过教育的实施者即教育主体对受教育者信仰确立状况的了解，人为将受教育者划分为若干层级，实施分层教育;通过对信仰解读，我们已经发现主体对信仰的认知是个渐进过程，主体信仰的确立也是理性认知的深化和情感的升华的渐进过程。

3.2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相结合

当前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将表征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具体化、生动化，并通过教育有效儒化青年大学生群体。

注释

①　万俊人.信仰危机的‘现代性’根源及其文化解释[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②　梅萍.中国传统和谐伦理的历史局限于现代转换[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③⑥黄明理.社会主义道德信仰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6:47,58,76.

④⑦⑨潘维，廉思.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5, 57.

⑤　徐贵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范型的转换[J].探索与争鸣,2004,5.

⑧　赵志毅,蔡卫东.论信仰的结构、本质及其对德育的意义[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豗　王玉.论理想、信念、信仰和价值观[J].东岳论丛,2001,4.

作者：陈立明 郑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