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义务分析论文

【摘要】底线伦理是人们必须遵守的一种基本道德义务与社会行为规范，是道德规范中不可逾越的临界点。普遍主义的义务与基本主义的道德，是底线伦理的两个基本属性。现代社会对底线伦理的追求，符合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现代社会道德体系的建构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道德义务分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道德义务分析论文 篇1：

论道德理想与道德义务

摘 要： 现代西方伦理学过度关注道德义务而忽略了道德理想在理论建构与实践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道德理想作为个人的可选择性行为，常常表现为超义务行为和份外行善，但它并非与道德义务毫无关联，从严格义务到最高的道德理想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性的谱系。站在美德伦理学的角度，一个行动者毫无道德理想、从不做出任何超义务行为，其道德动机和品格至少是有缺陷的。

关键词： 道德理想; 道德义务; 分外行善; 道德美德; 道德卓越

现代西方伦理学理论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过度关注义务的道德底线或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超常义务和道德理想。一些当代有影响力的伦理学家，都对道德生活中的崇高理想持怀疑态度，认为崇高的道德理想必定会与生活中的其他目标和责任相冲突，可能导致人们忽视其他值得关注的事情，如个人计划、家庭关系、友谊等[1]。我们承认，道德理想只是人们生活的考虑因素之一，对很多人来说它并不比个人爱好、娱乐等其他个人追求更有价值。然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使得我们应该更加重视道德理想的地位：一是道德理想是值得追求的，道德卓越的典范是值得效仿的，它有助于指导和激励我们追求更高的道德目标;二是它可以扩展现代伦理学的视野，不再是仅仅关注规范伦理的抽象原则、规则、义务等理论体系，而是将道德美德、道德理想纳入到伦理学理论的综合框架之中。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复兴意味着，除了道德原则之外，追求令人赞美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抱负在道德生活中应该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 道德理想及其类型

道德理想在通常的意义上是指个人所拥有的某种崇高的道德目标，这种目标需要个人独特的道德意志力和持久不断的行动才能予以实现。比如，雷锋作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所表现出来的崇高道德品德，是通过多年持久的无私奉献的行动来实现的，哪怕是这些行动是举手之劳的一桩小事，它也能通过长久的努力与坚持内化凝练成一种个人的崇高品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树立起来的各种道德楷模，他们无一不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坚持不懈地做着平凡不同的小事，怀着一种敬业之心将它做到完美与极致。

那么，哲学家们所指的道德理想究竟是什么?弗兰克纳(Frankena)明确地说，拥有道德理想意味着想要成为具备某些特定道德品格特征的人，比如道德勇气、人格完整性[2]。当然，除此之外，像慷慨、行善、正直、忠诚、诚实等都属于道德品格的范畴。很显然，弗兰克纳是通过道德美德来定义道德理想的。这种定义虽然抓住了道德理想的核心本质，但是它没有区分道德理想和道德美德，甚至是有点将道德理性与道德美德混为一谈了。

道德理想首先是一种道德上的理想或目标，而不单纯地指个人性的道德品格。不可否认，道德品格或美德可以成为特定个人的理想或目标，并且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值得敬仰的道德模范都是这么去做的。道德理想之为理想，就在于它超越了个人当前的现实情境，它要求个人克服重重困难，需要坚强的意志力才能去达到或完成。这种超越性意味着只有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少数人才能做到，普通大众、芸芸众生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做到。理想之为理想，就在于它的超越性，就在于它是一种超越当下、指向未来的特定目标。道德理想也是如此，它是将当下还无法实现的某种未来的伦理目标作为个人、社会或国家的奋斗目标。

在这个意义上，道德理想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或层次，即个人道德理想、社会道德理想和国家道德理想。很显然，这种区分是根据道德主体的层次性、結构性来划分的。个人道德理想是指向特定个人的，属于个体层次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设定适合自身情况的道德理想，只要这种理想不违背社会国家的基本道德原则和底线。个人道德理想往往是和自身职业紧密相关的，由于社会分工与职业发展的不同，从事不同职业的个体往往秉持不一样的道德理想，例如一个学者与医生的道德理想是不同的，学者以追求真理、探索知识、实事求是为最高伦理价值目标，而医生则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为职业最终之理想归宿。

社会道德理想和国家道德理想超越了个人道德理想的个体性，从而进入到某种超个体性的宏大话语体系之中。社会层面的道德理想可能是自发形成的，也可能是由官方意识形态来确定的，而国家层面的道德理想则毫无疑问是由国家权力来确定或号召的，从而起到一种价值引导性的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它包括了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次的内容，在个人层面提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道德规范，在社会层面提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美好社会目标，在国家层面提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囊括了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它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确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的产生虽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党意志，但其内容却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和基本内容。

二、 道德理想与道德义务

道德理想能否构成一个人的基本道德义务，它是否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或者部分地去遵守，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负有实现道德义务的责任，这牵涉到道德理想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问题。通过仔细地研究考察，对此我们提炼出三种基本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道德主体无论何时都有义务去实现或达到道德理想，或者至少要朝着这个理想的目标去努力。持有这种观点的有功利主义哲学家布兰德(Brandt)和斯洛特(Slote)，他们认为我们有持续不断的义务去实现某种特定的道德理想。一些神学家追随路德和加尔文，认为人所能够完成的作品不可能超出上帝的律令要求之外，但每个人都应该在对上帝的绝对服从中追求至善的理想。康德伦理学在本质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完全服从于义务的行为才是可称之为道德的行为，那些不属于义务的行为不能说是道德的行为，对道德的追求不可能超出义务之外。

第二种观点认为道德理想超出了道德义务之外，属于一种份外行善或超义务行为(supererogatory)。弗兰克纳和彼彻姆(Beauchamp)持有这种观点[3]。在他们看来，完成道德理想的行为是值得赞赏的，但是没有实现道德理想的行为既不应该受到道德谴责，也没有违反道德义务。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很多，道德理想确实如此，它的超越性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到的，如果一种道德行为的要求对多数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那么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理由去遵守它呢?基于现实主义和人性弱点的考虑，人们在道德生活中都会做出妥协，而只有那些有真正的坚定的道德信仰之人才能够做到。

第三种观点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它认为有时候道德主体有义务去实现道德理想，有时候实现道德理想属于份外行善，而有时候实现道德理想既不属于道德义务，也不属于份外行善[4]。很显然，这种观点是一种中间路线，既不认为道德理想是绝对的道德义务，也不认为它仅仅是超道德义务，而是主张根据具体的案例情景来分析它的属性，不能下一个绝对的判断。基于对道德事实复杂性的考虑，行为主体究竟是否承担某种道德理想的责任，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那么，这三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道德理想的属性究竟该如何界定?对此，我们要展开进一步的分析。不得不说，前两种观点都有很明显的弱点。

第一种观点对道德行为的要求显得过于苛刻。要求道德行动者在任何时候都有义务去实现道德理想，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按照道德理想来行事，这估计恐怕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拜耳(Baier)幽默地指出，普通人在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职责之后，回到家里听听音乐、喝喝小酒、放松放松，我们不能据此就谴责他没有完成更大的理想目标，没有为世界创造更大的善[5]。这种谴责显然是不公平的，普通人只要没有违背基本的社会道德原则，完全有自由过自己想要的、值得一过的生活。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医生都按照白求恩的道德标准去行事，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像雷锋一样永远做好事而不求任何回报。当然我们可以号召人们向这些道德模范人物学习，并且我们确实发自内心地赞美、讴歌这些人物，但是我们并不因为人们做不到他们那样的高度而谴责之，任何一个人的平凡生活都是值得过的。

与第一种观点相反，第二种观点不是显得过于苛刻，而是对道德行为的要求显得过于宽松。始终将道德理想定义为义务之外的行为，意味着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什么严格的理由去追求它，在这个意义上道德理想并不在个人责任范围之内，它只是某些道德卓越之人的可选择性行为。这种观点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然而大多数人的想法和信念并非始终是对的。在人的一生中只做那些属于自己的分内之事，绝不做一丁点超越义务的任何事情，这虽然是无可厚非的，但至少是不怎么完满的。一个始终坚持道德标准最低纲领的人，我们只能说他不是一个坏人，但也称不上一个“好人”或“德性完满的人”。总之，终其一生不做任何一点属于道德理想的事情，从美德伦理的角度来看是有缺陷的。

如果前面两种观点都不合适，那么第三种观点是否就能站得住脚呢?道德理想在什么情景下算是一种道德义务或超义务行为呢?又或者既不是道德义务又不是超义务行为呢?如果道德理想是一种道德义务，那么就对人的行为构成了基本约束;如果不是义务，那么它就失去了这种约束力。毫无疑问，道德理想在大多数时候的确是超义务行为，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成为某种形式的道德义务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取决于我们对道德理想与道德义务的深入分析和理解。

有些哲学家认为，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并不总是分外行为、义务之外的行为，至少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是一些人的分内之事。例如，诚实(veracity，sincerity)是一种做人的美德，也是一种道德理想，很多人经常会有撒谎或欺骗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坚持不说谎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对于医生而言，其职业角色要求他有讲真话的义务，至少在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场合都必须讲真话，即便是面对一些患有癌症而又心理脆弱的病人，医生也应该对病人的家属诚实。

三、 超常行为与分外行善

道德理想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如何确定道德标准。按照通常的理解，道德标准有两个基本的层次：常规道德标准和超常道德标准。前者就是适用于每个人的公共道德(common morality)，属于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底线，包括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则所规定的义务，如不伤害他人的基本义务。后者是道德主体可以自行选择的道德目标，它并不要求每个人都不偏不倚地去做到，因为它超越了常规的道德标准，比道德底线的要求更多。

据此，我们可以把人类的道德行为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正确的和义务性的行为(如讲真话);二是错误的和被禁止的行为(如杀人);三是选择性的和道德中立的行为，它既不是错误的也不是义务性的;四是选择性的但具有道德价值、值得赞扬的行为[6]。前面两种行为在我们的日常道德生活中很常见，其中正确的、义务性的行为属于积极正面的道德行为，而错误的、禁止性的行为则属于负面的行为。而后两种行为属于选择性的道德行为，却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其中，第三种行为讨论得较少，而第四种就是符合超常道德标准的行为，人们一般把这类行为称之为道德理想。

超常行为，从字面或词源学的意义上是指它超出了一定范围或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一种行为要成为超常行为至少需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它是选择性的，非选择性的行为属于不得不去做的义务行为;第二，超常行为超出了公共道德的期望或要求，超常意味著超出常规;第三，超常行为是行为者有意识去实施的且有利于他人的行为，行为者主观上知晓做这件事对他人或社会有好处;第四，从道德评价来说，超常行为是值得称赞的，因为它对他人是有益的。

如果我们把道德理想理解为超常行为，且把超常行为界定为超义务行为，那么很显然，道德理想就是超义务行为。但是，超常行为就一定是超义务行为吗?在此，“超常”可以有两种理解：超越常人和超越义务。如果道德理想仅仅只是超越了常人的行为，还不能算作是超义务行为，因为常人的道德水平可能会低于一般的道德底线，在这种情况下的超常行为可能只是满足了道德义务的要求而已。例如，在一个大部分人都作恶的群体中，有一个人凭良心选择了不作恶，那么他的行为虽然属于超常行为(不同流合污可能面临着同伴们的很大压力)，但也只是一种义务性行为、一种基本的道德底线要求;在一个医德医风败坏的医院中，当大部分医生都收受红包贿赂，而只有一个医生坚持拒绝收红包，他的行为属于超常行为，但绝不是超义务行为，而只是一种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而已，尽管我们会因他的行为难能可贵而赞扬、钦佩(他居然能在如此恶劣的风气中坚持医生的基本操守)。由此看来，对一个人的道德行为的评价是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

如果我们将“超常”理解为“超越常规义务标准”，那么道德理想就是一种超义务行为。对于超常行为的第一个条件，它要求该行为是选择性的，但是许多英雄和圣人在做出道德理性行为时，通常会使用“应当、责任”等词来描述他们的行为，“我不得不这么做”、“我毫无选择”、“这是我的责任”。这意味着英雄和圣人的道德责任感要超越于常人或者是职业规范的基本要求，他们的义务是个人性的、自我赋予的。例如，医生在与瘟疫作斗争的过程中竭尽全力，将自己的生命置身于巨大的疾病风险之中。在正常的灾难或风险面前(如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地震)，人类需要某些人勇敢地站出来做出牺牲，而那些英雄人物通常会把挺身而出看作是自己必须做的，觉得不这么做就会感到内疚。

超义务行为并非总是格外艰难、代价高昂或有巨大风险的。那些在艰难环境中挺身而出的人当然是道德英雄和楷模，是值得高度赞扬的行为。但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行为并不需要我们成为英雄或圣人才能做到的，而是作为普通人就能去做的事情。生活中的很多“举手之劳”并不需要我们付出太多，就能够完成超义务行为。例如，搀扶老人过马路、给地震受灾群众捐款捐物、自愿献血、在空闲时间从事志愿服务、原谅他人的错误等，这些都在个人能力范围之内，且不要付出过高的代价(如生命代价)。这样一些超越义务的行为通常被视为分外行善，这里所谓的“分外”就是指在个人职责和常规义务之外。

如何确定义务与超义务行为的边界，这在具体的案例情景中并不是那么明确。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根据一个人的角色、工作职责来判定义务的范围，但这并不那么绝对。例如，一个护士照看临终的绝望病人的角色义务是什么?是每周花40个小时的时间照看病人?还是帮助病人克服困难和挑战?如果以工作时间来确定，那么每天8小时工作之外的付出就算是超义务行为。即便是8小时之内的工作，医生也需要格外的耐心、韧性和友善，医生职业精神要求他们以积极审慎的态度投入到临床诊治活动之中，但这种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也并非是毫无边界的。在一些特殊的人际关系中，比如人情债、近亲，一些原本属于选择性的行为也往往会变成义务性的行为，人们感到不得不去还别人的人情，不得不去为了近亲去做一些特殊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如果换作是没有亲戚关系的陌生人就不必去做的。

从严格义务到最高的道德理想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性的谱系。这条谱系大致可以分为：(1)严格义务;(2)弱义务;(3)一般的超出义务的理想;(4)圣人般的、英雄般的理想。其中，严格义务属于公共道德的核心要求，通常被理解为道德的底线或最低要求;弱义务则处于公共道德要求的边界上，相比严格的义务来说并没有那么强的约束力;然后从弱义务过渡到一般性的、较低层次的超义务行为，如帮助迷路的人;再到谱系的顶端就是较高层次的超义务行为，如自我牺牲的英雄行为。这是一条从义务行为到选择行为的全景谱系。

然而，人类的道德生活十分复杂，有些医疗人员的许多有利行为横跨了“义务”和“超义务”两个领域，特别是在弱义务和一般性的超义务行为之间。比如，医生的角色义务是“救死扶伤”，这一职责的范围并不明确，边界模糊。希望医生和护士鼓励与安慰病人，这似乎是职业义务，但它却没有写进职业准则。如果医生放下自我利益、冒着风险照护病人(如冒着感染病毒的危险救治SARS病人)，这究竟是职业义务还是属于超义务行为呢?如果一个医生没有表现出审慎的美德，没有达到最高的道德标准，那么似乎也只能评价说他不是一个“好医生”。在很多人心目中，一个“好医生”的标准远远高于一个普通的合格医生，也就是说从合格到优秀与卓越，这中间还有相当庞大的地带。

四、 道德美德与道德卓越

追求道德理想的人通常都表现出令人赞赏的美德，它是人类身上展现出来的优秀道德品质和人格特质，如勇敢、智慧、耐心、好客、节制等。美德就像技能一样，是需要不断培养和训练的，需要持久的努力和投入，因此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智慧”。一个个有美德的人不是按照义务来行事，而是按照自己一贯的道德品质来行动，对其行为的评价不是看是否符合某条道德义务的标准，而是看他在优秀道德品质上的投入、坚持和坚韧的程度，道德品格发展的深度。用黑格尔的话说，一个人今天做一件好事，明天做一件好事，还不能说他是有美德的，而只有当他将某种优秀的品质变成其性格中内在的稳定要素时才算是有美德的。

道德美德具有自我教育和激励的功能，当一个人自觉地去追求某种道德品格，他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道德义务对他的约束，从而能够采取不一样的行动，取得不同于道德水平较低的人所期望取得的成就，他的行为因而更值得承认、赞扬和钦佩。道德美德、道德理想的激励作用是基本义务不具备的，它为我们道德生活的进步与提升指明了道路。这种分析说明了在美德伦理学(如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不是义务原则，而是道德理想和美德。美德是为那些具有道德理想的人准备的，而不是为那些只想知道社会基本义务的人准备的。追求美德者与纯粹的义务论者在动机结构上有根本的区别，前者的目标是“我要成为一个道德上优秀或卓越的人”，后者的目標是“我要采取符合道德义务的行动”;前者以行动者为中心，而后者是以行动为中心的。

一个人要想成为道德卓越(moral excellence)之人，需要超越社会基本义务的要求，进入到美德培养、提升与完善的征程之中。纵观人类历史上那些道德模范人物，可以总结出道德卓越的四个评判标准：第一，始终坚持不懈地忠于道德理想和价值信念，即便是在最艰难困苦的状况下也不会放弃;第二，为追求道德理想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毫无保留地为社会和他人的利益贡献自己的能力;第三，具有超常的道德品格，能够驱使自己在超常的层次上做出超常的道德行为;第四，在道德上完全地诚实，不会被个人欲望和迷惑人心的利益引诱所压倒[7]。例如，一个医生主动放弃在大城市医院待遇优厚的工作，选择到偏远贫穷的小山村行医，怀着一颗为村民身心健康服务的理想，在年复一年地照护村民和行医过程中，他变得格外有爱心、奉献精神、良知和耐心，以至于完全忘记了个人的需求和回报，村民们对他也十分地信任和赞赏。这样一名普通的医生虽然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的行为完全符合道德卓越的要求，并且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追求私利的平庸生活。

道德英雄和道德圣人表现出最高程度的卓越道德品质，他们远远超越了上述关于道德卓越的四个条件。道德英雄通常能够极其勇敢地面对大多数人避而远之的风险，抵制住了内心的恐惧和自我保全的欲望，往往是通过一次超常行为甚至是自我牺牲的行为就成为了道德英雄。那些不顾个人安危而见义勇为的人，就是道德英雄的典型例子，比如在危急情景下救助落水儿童、与歹徒勇敢搏斗、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的医生或科学家(比如将试验性的艾滋病疫苗注射到自己身上)、为扑灭山火而英勇牺牲(赖宁)、用自己的身体充当支架来炸掉敌人的碉堡(董存瑞)、为把战友推出塌方的窑洞而牺牲自己(张思德)。

道德圣人比道德英雄的行为标准更高、条件更苛刻。它要求长年累月地坚持道德理想，始终不渝地从事利他主义的行动，这些是大多数人由于自私自利的欲望而不能实现的。做出一次英勇的行为就可以成为道德英雄，而只有在一生中持续不断地行善才能成为道德圣人。并且只有当一个人死后，我们才能对他的道德圣性进行最终的评价。雷锋、白求恩、特蕾莎修女是道德圣人的典范。用毛澤东的话来说，道德圣人的行为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完全脱离了低级趣味，表现出纯粹的美德品质，成为道德上极其高尚的人。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是英雄、圣人，对于普通人而言，能够做到道德上的卓越已经非常不容易，能够成为道德英雄、道德圣人更是少之又少。

从道德卓越到道德英雄、道德圣人(moral saints)是一个不断进阶的过程，就像一个人从合格到优秀，从优秀到卓越，其间需要跨越很多的障碍。那么，一个人如果能否仅仅停留在道德的合格水平上，满足于严格义务的最低道德标准?以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人的行为无可厚非。但是，从美德伦理的角度来看，终其一生从不做出任何行善举动的人，他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密尔认为，要求每个人时时时刻都按照道德美德来行动，这无疑是过高的要求;但是，只要有机会来临，人们就应该去做特定的行善行为，在一生漫长的时间里，至少是一些暂时偶然的场合下应该做出举手之劳的助人为乐，这是一种道德上的“不完善义务”(imperfect duties)[8]。

对人类的道德生活进行考察便会发现，人们经常为自己不能做到超义务的道德卓越行为而寻找各种理由，这往往会成为人们道德懒惰(moral laziness)的借口。特诺斯盖(Trianosky)指出，当我们的行为受到他人的质疑时，有些人会一笑了之，有些人会感到情感上的不舒服或者羞耻，还有人会做出理性的辩解，即“我在那种情况下没有行善是迫于无奈的选择”[9]。一个人不能做到分外行善，这虽然不能导致否定的义务判断(negative deontic judgments)，但可能导致否定的德性判断(negative aretaic judgments)。当一个人有机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助他人时，却表现出十足的冷漠，这无疑是一种缺乏美德的道德冷漠行为，它表明行动者在意志或情感上的恶性，要么是性格懦弱，要么是缺乏关爱与同情心，要么是自私自利之心很重。当然，道德冷漠与面对他人的无助时表现出遗憾悔恨的情感(feelings of regret)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是心灵的非美德状态，后者出自于一个人内心真诚的良知[10]。

总之，道德理想和道德义务之间的关系比常人所想象的要更加复杂而微妙。从美德伦理学的观点来看，一个行动者毫无道德理想，从不做出任何超义务行为和分外行善之举，即便是没有违背最低限度的公共道德义务，他的道德动机和品格仍然是有缺陷的[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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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Williams，Bernard.Shame and Necessity[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69.

[11]Mellema，Gregory F.Moral Ideals and Virtue Ethics[J].Journal of Ethics，2010，14：173-180.

(責任编辑 文 格)

Moral Ideal and Moral Duty

LI Hong-we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Hunan， China)

Key words：moral ideal; moral duty; supererogation; moral virtue; moral excellence

作者：李红文

道德义务分析论文 篇2：

现代社会为什么需要底线伦理

【摘要】底线伦理是人们必须遵守的一种基本道德义务与社会行为规范，是道德规范中不可逾越的临界点。普遍主义的义务与基本主义的道德，是底线伦理的两个基本属性。现代社会对底线伦理的追求，符合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现代社会道德体系的建构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底线伦理 理性精神 道德建构

社会转型是我国当前的突出特征，转型就意味着社会价值、社会结构的全方位转变。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不良倾向不可避免地冲击着社会道德底线，在此情况下，底线伦理成为公众关注与讨论的一大话题。作为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观，底线伦理不仅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精神，也可以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道德建构而存在。

底线伦理的两个基本属性：普遍主义的义务与基本主义的道德

从概念上分析，底线伦理就是通过最基本、最基础的道德准则为人们设定一种普遍主义的道德底线。这种道德底线不可随意突破，否则就会违背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冲击社会主流价值观，造成社会公信力受损，违反者将会受到舆论之谴责乃至法律之惩罚。因此可以说，底线伦理是人们必须遵守的一种基本道德义务与社会行为规范，是道德规范中不可逾越的临界点。如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底线伦理的两种道德属性：普遍主义的义务与基本主义的道德。

首先，底线伦理表现的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义务规范。这种普遍主义的义务规范可以存在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上。从空间意义上说，底线伦理体现的是一种超越性，是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它超越了人的身份与权力，一视同仁，由此彰显了底线伦理的公平性。从时间意义上说，底线伦理表现的是道德观的继承性与传承性，现代社会可以延续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尽管在不同时代，社会的道德要求与道德话语有所不同，但作为底线伦理的核心是不变的，如诚信、正义、公平等。有学者认为，底线伦理比较接近于同心圆中最小的那个部分，这种底线是一种基准线，普遍主义的道德义务是建立在人们的共识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平等性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达成共识的条件。

其次，底线伦理是一种基本主义的道德。底线伦理是一种基准的道德规范，它不要求人们将至善至美的理想与价值追求纳入道德规范之中，至善至美毕竟是一种最高标准的道德人格，在社会转型时期用这种道德准则要求人们也不符合实际。基本的道德义务是社会道德体系中最为基础的部分，任何崇高的道德理想均离不开基本的道德义务，人们对基本道德义务的履行，对社会道德秩序的最终形成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每一个社会个体生存的道德平台。面对来自外部的道德冲击，人们能够坚守道德底线并非易事，底线伦理虽为基本道德要求，但也有一定的道德深度。

现代社会对底线伦理的追求，符合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

从现实角度看，底线伦理与人们的实际生活相契合，具有可行性，作为最基本要求的底线伦理，只需要每位公民能够履行自身的社会义务即可。在适用范围上，底线伦理面向社会所有人，而不是少数道德精英。现代社会对底线伦理的需求，符合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也是对当前社会道德缺陷的一种补救。有学者认为，底线伦理将传统社会中高高在上、普通人难以履行的较高道德标准化为全体社会公民都可以践行的基本伦理规范，是现代社会转型的结果。

从哲学意义上看，人作为社会个体，其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在古典形而上学看来，人的真正存在是由于人的无限性，但这种观点夸大了人的道德能力，容易导致社会道德的乌托邦。直至近现代，形而下的哲学思维才克服了形而上学的无限性。底线伦理承认了人的固有局限性，也承认了道德规范的有限作用。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个体，人的能力，包括道德能力都是有限的，但只有如此，人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受社会现实的影响，人不可能是道德完美者，而是容易受到各种现实的诱惑。正因为如此，国家才有必要设立基本道德标准，在道德上起到警示作用。而底线伦理的设计就是在人性有限的前提下，为人的自由活动创造一定的回旋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说，设置底线伦理的最基本目的是避恶而不是趋善。虽然避恶看起来是比较低的要求，但却是符合实际的，也容易使人达成共识，其社会效果也比“高端”道德更为持久坚固。

从历史角度看，底线伦理是传统社会的基本道德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的产物。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道德失范的现象，但同时，公民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觉醒，这也为底线伦理的建立提供了依据。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一直强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但没有取得特别理想的成效，这也促使我们反思数十年来道德建设的方法，底线伦理就是反思的结果。如今，我国的道德建设基本上步入了正常化的阶段，将私人领域的道德与公共领域的道德分开，提倡对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精华的汲取，尊重个体的权利、自由、平等，这与现代社会的道德要求比较相符。

底线伦理对现代社会道德体系的建构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底线伦理的第一层次内容是社会个体的自然义务。这种自然义务要求社会个体在生活中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一个人无论处于何种政治立场、持有何种价值观念，总有一些基本义务是应该遵守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自然义务是底线道德即底线伦理的要求，具有根本性、基本性的特征。

底线伦理的第二层次内容是社会制度与法律规定的义务。底线伦理在这个层面上要求社会基本制度及法律规范是正义的、公平公正的，要体现基本道德规范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去遵守制度、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当前社会伦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公民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之间存在冲突，由此导致个体道德秩序与社会道德秩序的冲突。要消除这二者之间的冲突，我们必须构建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具体来说，社会需要给每一位社会公民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使得每个社会公民都能在这种平等的环境下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发挥自身的作用和能力。公民在恪守道德底线的同时，政府也应该恪守职责与义务，保证权力在法律及制度的范围内有序行使，保障公民的权益不受侵犯。反之，如果政府不能恪守制度与法律规定的义务，那么公民的权利就难以得到保障，社会就会陷入无序的状态。

底线伦理的第三层次内容是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特定行业内的伦理规范及行为准则，其适用范围是某一特定群体。从这个角度看，职业道德似乎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们应该看到，随着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多样化与普遍化，每位社会公民都会从事某种职业，每个职业都应该具有相应的伦理操守。职业内共同的价值规范与道德观念，是职业伦理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职业伦理才不能脱离社会道德体系而独立存在，换言之，每种社会职业中均包含了一定的社会道德因素。职业伦理为公民的行为、价值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道德准则与制度要求，使不同职业群体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成为完整的“社会人”。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本文系2016年教育部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择优推广计划“民族高校思想理论课教学‘两个转化’创新探索”(项目编号：16JDSZK1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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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陈映芳：《行动者的道德资源动员与中国社会兴起的逻辑》，《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责编/王妍卓 美编/于珊

作者：梁军莉

道德义务分析论文 篇3：

见危不救行为非刑法化的合理性分析

[摘要]对于“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可以刑法化，学界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实际上见危不救行为刑法化从本质上看是道德义务的刑法化，但是见危不救行为在法益观角度无法证成其可罚性，其次，见危不救刑法化使得法律和道德的界限模糊，“见危不救罪”中犯罪人缺乏作为义务的来源，以及“见危不救罪”缺乏司法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见危不救 刑法 入罪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18.03.006

2017年河南驻马店市一名女子被出租车撞倒之后，在接下来的1分钟里，10余辆车和20余名行人经过，无一人施救。1分钟后，该女子被另一辆车碾压，这时才有人报警。这种见危不救的行为是否应以刑法规制?学界热议不断。持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见危不救不仅仅只是一种道德行为，它所承载的是当前风险社会中人们对于生命和社会秩序的漠视，应当予以入罪。[1 ]持否定观的学者力图从法律与道德、立法层面以及不作为的相关理论来论证。[2 ]基于此，本文试从法益观以及不作为的理论的角度等来分析“见危不救罪”所隐含的刑法的价值观以及与相关理论的关系，进而论述我国的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合理性。

一、见危不救的概念界定

基于本文论述的需要，首先有必要厘清“见危不救”的含义。一些学者在论述见危不救时，将见义勇为作为见危不救的对立面 [3 ]，实际上，二者并非一对反义词，见危不救的反义词是见危救助，但见危救助又不同于见义勇为。有两种情况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种：A落入水势湍急的江中，与A不相识的B不顾自己的安危跳入江中对A进行救助;第二种：A被车撞倒在马路上，路过的陌生行人B在并无危险的情况下打电话报警或送伤者去医院。这两种情形均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行为人都没有特定的义务和职责。但二者的不同点在于：第一种情形中行为人面临着重大且明显的危险，但行为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第二種情形中行为人并未面临重大且明显的危险，甚至可以说救助行为对行为人并无任何损害，也就是“利人不损己”的价值取向。我们把第一种称为“见义勇为”，第二种称为“见危救助”。以此，本文将见危不救的含义界定为：行为人在面临他人正在遭受重大的人身危险时，能够给予救助且救助行为不会对自身以及他人权益产生损害而不予施救的行为。首先，见危不救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其次，见危不救的行为人不需要具有特定的救助义务，如果行为人具有作为义务而不予救助受害人，应直接以不作为犯罪的理论进行处理，无须讨论是否应当入罪。最后，行为人的救助行为是能够(有能力)救助且不会对自己和他人的权益造成损害，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则会混淆“见危不救”与“见义勇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对行为人来说，不顾及自身安危的救助有违刑法的最低道德要求。

二、“见危不救”行为刑法化与否的争议

(一)支持“见危不救”行为刑法化的理由

1.从社会期望的角度来看，设立“见危不救罪”是社会环境所趋，是人心所向，也是解决当前国内相关司法和立法的混乱的根本手段。①此外，国外很多国家已经设立了“见危不救罪”，根据外国现有的立法模式以及我国关于见危不救罪的立法传统，对于我国在新环境下，将见危不救行为纳入刑法规制体系，将会提供良好的参考与助力。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甚至是我国古代立法，对于见危不救罪的规定，虽然存在细节上的差异，但从总体来看，整个罪名、罪状、犯罪构成等多方面，都有许多共通之处。[4 ]还有学者提出，见危不救目前在我国未形成统一的、成体系的规范，其处罚的范围也具有局限性。现行立法中，见危不救行为的处罚依据主要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执业医师法》等特殊身份和行业中，也有地方对其进行了立法。因此，关于见危不救的相关规定，既有部门立法和地方条例，也有医疗行业内部的规定和司法职业的暂行条例等，这种立法上的混乱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破坏了法律的统一和权威性，造成司法公信力的降低。该论者还认为，在实践操作中，对于见危不救者入刑的判决符合公民们的愿望，具有民众基础，从这一点来讲，也具有可行性。[5 ]

2.从犯罪本质的角度看，设立“见危不救罪”符合犯罪的本质且不会违背刑法谦抑性。有学者认为任何行为要用刑法进行规制，成为犯罪，要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要反对统治关系;二是要在量上达到最极端和最明显。而“见危不救”的行为从量上看达到了犯罪的标准，直接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公德要求。[6 ]还有学者提出：“通过法律可以调整严重的社会失范，通过法律也可以强制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见危不救行为在导致重大的危害结果时，就应当用刑法来评价，因为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如果道德的谴责无法挽救人性的泯灭所导致的重大危害后果时，就要结合刑事政策的考量用法律来调整。[7 ]支持“见危不救”行为入罪的学者都认为见危不救行为已经是严重违反道德义务的行为，它是趋利主义价值观和冷漠思想的体现，仅用良知和舆论的谴责无法改变人性的冷漠，继续放任这种行为将滋生社会道德的阴暗的病菌，若不对其运用刑法的手段进行规制，必然会导致行为人用见危不救的方式达到侵害社会、人民身体或利益的严重危害结果。也有学者认为“见危不救”行为入罪未违反刑法的谦抑性，且从法益角度来看，见危不救行为不仅可能会侵犯个人的利益，很大程度上也会侵犯社会公共安全，如见危不救行为入罪能使人们意识到刑法的评价作用而实施见危救助的行为，必然会保全一个较大的法益，那么当行为人没有任何损害时，“见危不救”行为刑法化的效果和非刑法化的效果便相得益彰。[8 ]

3.从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角度看，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是对权利合理的配置。该论者认为，不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有义务作为而不作为。在义务的认定上，除了传统刑法理论一般认为的三种情形：(1)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2)行为人职务或业务上要求履行的义务;(3)行为人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外，将义务的范畴作有限定的扩大解释，对社会的安定和谐是必要的。现代社会人们社会公德缺失，对他人生命的漠视已是司空见惯，完全通过道德的规范来制约是不可行的，利益最高的生命权和见死不救者的权利相比，后者显然是微不足道的，生命权永远是第一位的，因此，将救助危险者生命的义务上升为法律的义务实质上不仅不是对个人权利的践踏，而是对于权利的合理配置。[9 ]

4.从司法操作可能性的角度看，将见危不救入刑具有可行性。在司法操作层面，将见危不救入刑的难度在于一案中存在多个行为人时应如何取证和定罪。支持该论者提出，应当追究每个见危不救者的责任。首先因为这样的结果是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则的;其次，将多数人一起进行处罚才不会放纵犯罪，对社会其他成员也能起到很好的预防目的;最后，对于取证难的问题，也认为并不存在很大疑难，实则是可以解决的。[10 ]

(二)反对“见危不救”行为刑法化的理由

反对设立“见危不救罪”的学者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主要存在以下几点：(1)设立“见危不救罪”会模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11 ](2)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12 ](3)缺乏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13 ];(4)“见危不救罪”缺乏作为义务的来源 [14 ]。下文笔者将把前述反对设立“见危不救罪”学者的主要观点和自己的观点进行结合，论述本文反对“见危不救”行为入罪的观点。

三、“见危不救”行为刑法化的不合理性之论证

(一)从法益观角度无法证成见危不救的可罚性

侵害见危不救已然成为一种社会病态，根据上述两种理论观点的简单梳理可知现在一些国家设立了“见危不救罪”，例如《德国刑法典》①第323条C项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救助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救助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见第28章 危害公共安全) [15 ]在现有的将“见危不救”入刑的刑法典中，多数国家都将此罪立法归入到侵犯人身犯罪当中，也有《意大利刑法》将其自成一集，德国则是将“不进行救助罪”归于“危害公共安全”一章。但见危不救是否真的具有法益侵害性?侵害的是何种法益?这都值得我们思考。

1.“见危不救罪”认为的人身法益侵害与“保证人地位”理论相混淆。上述所言，见危不救罪在不同国家被认为侵犯的法益也不尽相同：侵犯人身权和侵犯公共安全。就见危不救行为侵害的法益，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见危不救主要侵犯的是公民的生命安全或者重大的财产权益，而且这种危害须以实际造成的现实损害为结果，除此，还认为见危不救行为对于危害行为的发生起了相对直接的决定性作用。[16 ]第二种观点认为，见危不救并不意味着危害结果的发生与行为人见危不救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被害人受到损害的原因不能归责于见危不救行为人，未提供帮助的行为只是让一个业已发生的损害继续。[17 ]

基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赞同第二种，即认为见危不救行为与被害人发生损害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因此不可将结果归责于见危不救者的不作为。

首先，“若行为人采取了他所不作为的行为，则肯定不会发生相应的结果，那么，就可以确定不作为和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和联系。” [18 ]见危不救者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不能一概而论，一般公民基于道德和善良对被害者进行救助或许能挽回被害者的生命，但这样的行为也只能用道义解释，而结果的发生应该归咎和责难于实行危害的行为人。因为其危害行为以及因未履行先行行为所引起的应当及时救助被害人的义务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若将这种因果关系直接转嫁给一般公民，作为一种义务，难免过于苛刻，也无法在因果关系中展开。德国323条c款“不予救助罪”是一种纯正的不作为犯和“非结果犯”，不应将因不被救助行为所放任的某一结果的发生作为其构成要件的要素。如果将被害人的危害结果归责于见危不救者的不作为，就与不纯正不作为犯中的“依法保证结果不发生”的有特定救助义务的保证人的地位相一致，因为二者都需要对结果的发生负责。由此，德国学者提出的“保证人地位”理论就在一定程度上崩塌。

其次，如果按照第一种观点的主张，认为见危不救的不作为行为对结果的发生具有相对直接的决定作用，那就等于承认了见危不救者与负有特定救助义务人并无实质的区别，可以对两者行为做基本相同的刑法评价。例如，当一个5岁的孩子在游泳池溺水，其父亲和救生员都在场但都未对其进行救助，作为同在游泳池的陌生人也未进行救助，如果承认见危不救者对小孩的溺亡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就肯定了见危不救者与小孩的父亲以及救生员有一样的责任。此时，见危不救罪名的设立就无意义，因为可以將这样的行为直接认定为“故意杀人”。

2.“见危不救罪”认为的公共安全法益侵害与法益理论相悖。有学者赞同德国刑法典第323条c款规定中将“不予救助罪”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一章，认为见危不救时行为人对其能够稍损己则可利他的情形，能做应做而不去做，致使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安全之危险的解除或避免陷于绝境。其不作为危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物的安全。[19 ]还有学者认为，不予救助行为侵犯的法益是多重的，既包含具体的人身法益，也包含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公共法益。其中，侵害人身法益是直接的，侵害社会管理秩序是间接的，但是该罪侧重点在于行为人出于社会公德应当履行的救助义务。[20 ]因此将此规定放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一章不无道理。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存在问题。

首先，第二种观点所言的见危不救行为侵害了双重法益似乎全面地包含了所可能会侵犯的法益，但是基于前文对于见危不救行为人身法益侵害的论证，对其予以排除。

其次，见危不救对公共安全法益的侵害是否可取值得商榷。二战后，德国对法益的研究日益深入，学者们纷纷提出了相关的概念，较为突出的是罗克辛教授认为的法益是“对于安全、自由的、保障所有个人人权和公民权的社会生活所必要的，或者对于建立在此目标上的国家制度的运转所必要的现实存在或目的的设定。” [21 ]且一再强调法益的最后手段性以及当不能用更轻的手段达到自由和平的生活状态时才可以用刑法加以干预。[22 ]由此可见，普遍的消极义务是对国家刑法权的控制和制约，这与罗克辛所认为的法益观是相吻合的，即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但是，纵观《德国刑法典》中第323条c款所规定的“不予救助罪”，却是以积极的义务进行要求，在其所属的“公共安全犯罪”一章中，不难发现的是其余罪名都规定的是消极的义务。此时，“不予救助罪”显然与他们所提倡的以保障公民自由为基础的法益观背道而驰。

最后，见危不救被认为侵害公共法益这种抽象法益是否可以与前文所述的法益等同，笔者持反对的观点。张明楷教授认为，法益必须是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事实上的侵害或威胁，如果不具有现实性以及可能性，就不存在保护的必要性。[23 ]而且，法益论者一直坚持抽象的法益只有转化为具体的个人法益时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法益。但抽象的公共安全法益若还原为具体的个人法益，就正如上文论述的与不纯正不作为犯中“保证人地位”理论相混淆。我们试图找到另一种侵害的具体法益：对于不确定的社会中的第三人可能面临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侵害。社会中第三人对可能面临的风险的忧虑却不具有现实性。那么，从两个所可能的具体法益侵害探讨都不能证明其具有法益论所主张的可罚性。

(二)设立“见危不救罪”模糊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

道德和法律对社会调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法律是社会的规范，是以普通民众和一般人为标准的，而不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伟人、英雄为标准的。梁治平教授曾经说过：“不论法律中的道德原则实际上能够被贯彻到什么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执行道德，道德所蒙受的损害就必定是致命的。因为以法律去执行道德，其结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这种外在化、法律化了的道德，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从形式上看，这类规范因为附加了刑罚而具有法律的特征，但是着眼于内容，它所要求的实际是人心而非行为。它以刑罚的手段强迫人们行善，结果只能是取消了善行。因为它靠着强暴力量的威胁，取消了人们选择恶的自由。” [24 ]道德法律化，在抹杀了道德的同时，也损害了法律的意义，使得道德和法律的界限过于模糊，道德与法律之间的随意转换，严格意义上有失法律的公信力。我们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当我们将见危不救纳入刑法的规制中时，无形中提高了最低道德的要求，为普通大众提出了更高的社会道德要求，这也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悖。此外，道德是需要人们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感悟，见危不救这样较高要求的道德不应当依靠外在的法律力量进行推动，如果实施了见危救助的行为，那么应该得到赞美和推崇，但不实施也就只能进行道德的谴责。法律不是万能，刑罚也不能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我们进一步考察道德法律化的现象，就会发现，它是以道德的不宽容为特征的。从短期来看，设立“见危不救罪”可能会规制人们的见危不救行为，但是却无法唤醒人们心中的道德;从长期和整个法律制定来看，设立“见危不救罪”是基于其道德层面的考量，但是道德观念的范畴极大，如果设立“见危不救罪”，那今后也会出现另一个罪名是以道德管理的名义进行制定，长此以往，不得不认为这是道德压制和道德暴力。

(三)设立“见危不救罪”的犯罪人缺乏作为义务的来源

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法律无明文规定，刑法学界对此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但无论如何解释和认定作为义务的来源，笔者认为将“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义务”也视为作为义务的来源之一，有些不妥，因为这将扩大不作为犯罪的范围，使其没有边界，甚至违背罪刑法定原则。陈兴良教授早些年就提出，义务有法律义务、习惯义务以及道德义务的区分，违反不同的义务会产生不同的法律责任以及后果。不作为犯罪中行为人违反的义务只能基于特定的法律事实而产生的特定的法律义务，但也不仅仅指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25 ]日本学者福田平教授也指出，作为义务应当属于防止产生构成要件结果的法定义务，不能单纯把它认为是道德义务。例如，见到与自己不认识的无关第三人落水而不予救助，这不能构成不真正不作为犯罪。[26 ]违反公共秩序以及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义务，固然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是刑法具有谦抑性，将无特定法律义务的过路人因见死不救就冠之以刑法的罪名从理论上缺乏依据，也与罪刑法定原则背道而驰。黎宏教授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的实质根据在于，行为人主动设定了对法益的排他性支配，主动将被害人置于他人难以救助的状态，而后放弃救助的，或者不小心引起火情后，能够扑灭而不扑灭，任其燃烧，造成火灾的，都是要和作为犯同等价评价的不真正不作为犯。” [27 ]日本学者大塚仁教授也认为，作为义务必须是法律上所负有义务，单纯的道德义务不能视为作为义务的来源。例如，看见幼儿溺水，尽管救助幼儿不会给行为人带来明显的损害，能够救助却没有救助的场合，小孩溺水身亡也不应将行为人的不救助行为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或者故意殺人。[28 ]因此，刑法中不真正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必须是行为人具有保证人地位，负有特定的法律上的作为义务，单纯的道德行为只需要进行道德上的谴责，而不可动用刑罚的手段。对于见危不救来说，行为人并不负有特定的法律上的救助义务，因此，见危不救行为当然不应该构成犯罪。

(四)设立“见危不救罪”缺乏司法的可操作性

刑法作为实体法，其设定的犯罪构成的内容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直接影响着司法实践的展开以及犯罪的认定和处理。有学者提出，这种技术问题不应该成为入罪阻却的理由。“在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因手段的不足而否定目的的价值，我们认为，担心具体操作的困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以此为论据来说明见危不救犯罪化的不成立，无异本末倒置、因噎废食。” [29 ]笔者认为，刑法之所以会对民众产生强有力的威慑力，原因在于实施的效果，“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如果忽视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刑法的设立也形同虚设，不仅浪费立法资源，也无法起到预防的目的。如前文支持设立“见危不救罪”的学者杨玲认为设立此罪名在实践中不会有很大的疑难。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太过草率。第一，在一个犯罪行为中，首先要考虑的是犯罪主体，如果一个见危不救行为的犯罪主体有明确的不多的犯罪主体，可能在认定上不会有太大困难，但若是在人流量很大的地铁站等公共场所，犯罪者可能上达千人，此时如果像杨玲老师所说的应当“追究每个见危不救者的责任”，显然会给司法造成困扰，从现实考虑也不具有合理性。其次，如何裁定“见危不救罪”中的“见”，也是司法实践所面临的疑难问题。是否只要看见了就是犯罪人，还是说有一定的标准，如果有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又是什么?司法中如何取证?尤其是在没有监控的地方，取证则又是一个司法实践的瓶颈。[30 ]若是根据证人进行证明，那是否证人本身就是犯罪人?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要在设立此罪名前需要理性、客观且慎重考虑的问题。但就目前所列举的这些司法难题，笔者认为“见危不救罪”缺乏司法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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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卫军

作者：达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