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举证研究论文

摘要：作为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据制度对能否实现司法公正起着重要作用，而举证时限制度作为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规定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司法公正。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行政诉讼举证研究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行政诉讼举证研究论文 篇1：

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问题研究

摘要:举证责任是三大诉讼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诉讼中对立的双方围绕相关的争点提供证据,结合实践中双方当事人为达到胜诉的目的,不断提出新的主张、新的证据,构成了学者解说和分析举证责任的基础。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深刻反映了我国行政诉讼侧重保护个人、组织的权益和导向法治行政的基本取向。拟从举证责任的界定入手,立足我国社会现实和法律环境,肯定《行政诉讼法》对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的要求的,并重点探讨关于原告承担举证责任问题的若干争议。

关键词:举证责任;客观举证责任;主观举证责任

1举证责任概述

1.1举证责任的界定

举证责任制度是证据制度乃至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举证责任的界定而言,在国外,英美证据法上将之分为推进责任和说服责任。所谓推进责任是指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构成法律争端从而值得或者应当由法院进行审理的举证责任。说服责任是指当事人提出证据使法官或者陪审团确信其实体主张成立的义务,否则必然遭受不利的裁判。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举证责任分为客观举证责任和主观举证责任。所谓主观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一种义务或负担。客观的举证责任是指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法官如何运用实体法的举证责任。虽然二者使用的名称不同,但其表述的内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根据大陆法系国家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举证责任是与法官职权主义审理联系在一起的,法官主持审理,不存在法官与陪审团分担审判职能的环节,因此现代的举证责任已经是客观举证责任,替代了主观举证责任。当然,所谓的职权主义,仅仅指的是法官在诉讼程序上的职权。对于案件实体问题仍然要遵循当事人主义原则,由当事人提出事实和证据,主张权利并承担举证责任未能完成的后果。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一般不主动调查事实。

1.2举证责任的性质

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权利说。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2)义务或者责任说。举证责任不是诉讼权利,而是一种与败诉风险直接相关的加重的举证责任。(3)权利与义务说。认为举证责任既是当事人的权利,又是当事人的义务。(4)裁决必要说。认为当案件事实无法查明而法院必须作出裁决时,举证责任就成为法院作出裁决的必要根据,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要判决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的后果。(5)法律假定或法律推定说。认为举证责任是法律假定的一种后果,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6)裁决规则说。认为举证责任乃是裁决规则。“举证责任实际上存在于任何一种裁决形式中,举证责任是否存在并不反映一个制度的科学性,但是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则直接影响到这一裁决的法治水平。”

笔者认为,学术界对举证责任的性质之所以有诸多不同的观点,在于他们研究时的角度不同,根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条文的规定,举证责任的性质在于它既是当事人的权利又是当事人的义务,与诉讼的后果必然相关。

2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承担

从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来看,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有相当大的关联性,有不少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脱胎与民事诉讼,有些国家扔在沿用民事诉讼程序来运作行政诉讼。人们关注的更多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相似性,大都忽视了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在以下这点的共通之处,即因政府享有干预个人、组织权利的内在权力,所造成的国家与公民之间重大的、不可避免的不对等性。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包括行政诉讼规则在内的行政法制度特殊性的依据,因为这些特殊性达到了以对等为基础的私法规则无从解决的地步。在依法行政之下,行政担负着严格遵守法律限制个人、组织权利的职责。因此,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确定必须注重消解在行政程序中原、被告地位的不对等性,契合并有利于促成法治行政原则的发挥。

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即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这一制度为行政诉讼实践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在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眼睛日益深入的状况下,有不少学者对此规定提出了异议,但这些本质上并未撼动次规定背后所蕴含的基本理念,笔者认为,从我国的社会现实和法律环境的基点上,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举证责任制度仍然是我国现阶段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最佳选择。理由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从理论环节,对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制度已经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1)行政机关应当遵守“先取证,后裁决”,才符合行政行为的法定程序。(2)行政机关掌握证据和理由,这是由行政行为的单方意志性决定的。(3)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的能力比原告强。(4)行政机关是权利的主张者。行政诉讼审查的是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原告行为的合法性,因此行政机关必须合法运用权力,而且必须在行政诉讼中主张权利——主张行政行为是合法的。

第二,从实践环节,强调或过分强调原告的举证责任,在行政权力过于膨胀的今天,会使行政诉讼出现扭曲,而且在目前行政诉讼阻力很大的情况下,过多地限制原告的诉权,会阻碍行政诉讼知道的发展,最终导致背离了行政诉讼的宗旨。

3原告在行政诉讼中所承担的举证责任的现行规定及其存在的问题

《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原告的举证责任问题,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了原告程度举证责任的四种情形:(1)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其实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2)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3)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4)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而随后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颁布的《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5条对上述规定作出了修正。其一,取消了“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其二,对起诉被告不作为案件中由原告证明已提出申请的事实的规定,增加了两项例外,即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与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其三,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取消了“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的规定。

关于《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原告举证责任的有关规定在理解上存有争议,下面我们就以下几类事项进行讨论:

3.1关于原告起诉条件的证据

举证责任强调的是不承担举证或不能充分举证应承担败诉的后果,但是原告不能证明其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时,其后果是不能引起诉讼程序的开始。试想在诉讼程序尚未开始的阶段,作为相对一方的行政机关缺位,不必参加到诉讼中来,自然也就不存在谁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原告起诉应符合法定条件应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主张条件,而不应将其作为原告应承担的举证责任。

3.2关于起诉被告不作为案件的证据

提出行政不作为是行政机关对于应当承担的职责或者应当履行的以为没有履行、不予答复。让原告提出证明自己提出过申请的事实,这对原告来说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所以在不作为引起的诉讼中,行政机关应当证明是否承担该项职责以及是否存在不履行职责的事实和不作为的理由。在实践中,有原告曾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但被告坚持没有接到原告申请,有关申请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可以考虑要求原告提供曾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的证据材料,如受理申请登记的回执等。如果被告无法证明其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是完善的,原告有没有类似回执等此类证明提出过申请的材料,从保护原告合法权益的行政诉讼目的出发,可以推定原告提出过申请,其起诉成立。这样规定,不仅可以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还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健全其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

3.3关于行政赔偿诉讼案件的证据

行政赔偿请求的成立以行政机关或公务员的行为存在违法为前提,所以原告要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若干规定》取消了“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的限制,就意味着不论是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还是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都由原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但是仅仅是对损害已经发生切且损害是由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于造成损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则仍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在我国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还有些特定的情形使得原告丧失了举证能力,这个时候,如果让原告承担举证责任,无异于剥夺了原告的国家赔偿请求权。具体而言,下列情形中就应当由被告就加害行为是否存在和损害是否由加害行为造成承担举证责任。第一种情形:当公民诉称行政机关实施了非法剥夺、限制其人民自由的行为的,应当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实践中会有公民被行政机关非法羁押,行政机关却不出具书面决定书,导致公民起诉时根本无法提出证明。第二种情形:公民在失去人身自由、处于行政机关监管过程中死亡、失踪、身体受到伤害,应当由行政机关就公民的死亡、失踪、身体受到伤害不是由其行为造成承担举证责任。因为在原告人身处于被告严格控制中,被告具有更强的举证能力。如果行政机关不能证明损害是因为公民自己的行为或同室关押人员造成,或者具备其他免责情形,应当认定损害是由行政机关造成的,行政机关应当承担行政责任。这样就符合了原被告举证责任能力的对比,更好地保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4结语

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攸关诉讼能否成功的风险,是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有德国学者将之表述为“适当的、明智的证明责任分配属于法律制度最为必要的或最值得追求的内容。”我国在探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时,结合本国现实的法律环境,明确规定了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同时,并非完全排除原告为了胜诉积极提出支持自己诉求的事实,简单而深刻地保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但是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制度不完善的方面仍然存在,在此类原告难以根据现有的规定寻求法律支持的情况下,需由法院或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平衡原告和被告的举证责任,给予原告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保护。

参考文献

[1]高家伟.行政诉讼证据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工商出版社,1998:66-68.

[2]吕立秋.行政诉讼举证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3.

[3][德]汉斯•普维庭著,吴越译.现代证明责任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67.

[4]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27.

[5]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52.

[6][德]罗森贝克,庄敬华译.证明责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97.

作者：赵巧玲

行政诉讼举证研究论文 篇2：

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研究

摘 要：作为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据制度对能否实现司法公正起着重要作用，而举证时限制度作为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规定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司法公正。相比较旧《行政诉讼法》而言，新的《行政诉讼法》在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方面作出了完善规定，规定了被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将被告举证时限从10天扩大到15天，增加了对被告因正当理由举证不能而可以延期提供的规定。尽管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在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方面作出了进步性的修改，但立法者仍忽略了其中仍存在的几项问题。本论文评析出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在举证时限范围狭窄、法官主动调取证据权限法律规定不完善等方面的立法不足，最后针对以上不足，提出扩大举证时范围、完善法官主动调取证据权限相关法律规定、详细规定正当理由的范围等法律修正意见。

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时限;立法完善

一、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概述

(一)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的内涵

被告举证时限制度，是指在行政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被告，在法律规定或法院依法指定的期间内，就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提出相应证据，逾期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行政诉讼举证期间制度。

由于《行诉法解释》《行诉证据规定》是与旧行政诉讼法相对应的，新《行诉法》已经出台，对于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方面的规定作出了相应修改，因此新《行诉法》与《行诉法解释》、《行诉证据规定》的规定存在了相冲突的地方。所以在此文中，我们只对《行诉法解释》、《行诉证据规定》中针对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规定的较为完善之处进行论述，而对于新《行诉法》已经修改的地方就不再论述。

本文对《行诉法》中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在第34条、35条、36条、67条中。

《最高院关于执行行诉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26条第2款则明确规定了被告行政主体没有在法律规定期限内提供相应证据的法律后果。

《行诉证据规定》第1条中所谓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就是指法院将不予认定行政机关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相应的证据。可以看出，《行诉证据规定》既规定了未按期举证的法律后果，也规定了被告在不可抗力等特殊情而造成的客观不能的情况下，可以延期提供证据。

对比新旧《行诉法》，我们可以看出，修改后的新《行诉法》采取了《行诉证据规定》中对于未按期举证的法律后果，也采取了其被告在不可抗力等特殊情而造成的客观不能的情况下，可以延期提供证据的规定，弥补了相应的法律漏洞。

(二)设立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的意义

1.有利于促使当事人及时举证，提高诉讼效益

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规定了15天的举证期限，一方面15天的举证期限能够督促行政主体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材料，防止诉讼不合理的过长的迟延，另一方面由《证据规则》规定了行政主体不在法定期间提交证据将导致证据失效等法律后果，这便更能对行政主体心理上产生一定的压力，促使其尽其所能快速将证据提交到法院，这样一来，整个行政诉讼的程序进程将高效加快。

诉讼效益由诉讼成本和诉讼效率两部分组成。对诉讼效益的考量，应综合评析时间和物质两方面的投入和收益比例。针对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来说，通过促使行政主体在法定期间尽快举证，使得法院不必再去自行调查取证，节省了法院方面时间和人力物力上的支出。另一方面，通过行政主体法定期间内、尽其所能的举证，能使人民法院得到更加充分完全的证据，从而正确审判，减少案件二审、重审、再审的几率，从而大大节约法院的资源，使得法院能有更多的时间高效率处理其他案件，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再从双方当事人的角度来考虑，这无疑也会削减其诉讼费用，降低其诉讼成本。

2.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方面，于此同时，因为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所以在现阶段，程序公正显的更加重要。在行政诉讼中，大多数的证据保存于被告行政主体一方，这便很容易造成诉讼程序中，原告处在较弱势的一方，若被告利用其手中掌握的大量证据，在庭审中进行证据突袭、拖延诉讼，原告一方是难以招架的。而通过建立举证时限制度，使得处于优势地位的被告方在收到起诉状副本15内将全部证据提交完毕，这样一来，原告便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诉讼，从而实现诉讼中双方程序上平等，以致接近实体公正。

3.有利于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在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行政主体承担举证责任，若容许被告行政主体在诉讼过程中能够随时提出证据，那么，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中很有可能在没有收集到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便对行政相对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后在诉讼过程再继续收集证据。很显然，行政机关这种做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原则“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是相违背的。通过设立被告举证时限制度，规定行政机关只能在法定期间内提交证据，逾期举证将使证据失效，这样一来，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中便会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在证据完全充分的情况下才会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这无疑对规范行政活动大有裨益，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二、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关于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存在漏洞

1.被告举证时限范围狭窄

《行政诉讼法》第67条中涉及到的“有关材料”仅仅指《行政诉讼法》第34条所指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但是，行政主体除了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述材料以外，涉及到证明原告起诉超出诉讼时效、证明受诉法院没有管辖权、证明被告在原告起诉前已自行更改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显然也是应该在此期间内一并提交的，故《行政诉讼法》第67条所规定的，举证时限期间应提交的证据类型显然是不完全的，范围较为狭窄。

2.法官主动调取证据权限的规定不完善

行政诉讼中，被告举证时限制度的制度意义便在于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高诉讼效率，达到程序公平，而若对赋予法官太多主动调取证据的权限，这无疑是与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的制度意义相违背的。而《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23条第2款由于语句上的漏洞，很容易在实践中理解为“人民法院可为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显然，人民法院调取证明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的做法是超职权的，与法官中立的诉讼地位相违背，违反了“裁判者消极中立”的诉讼原理。并且，若允许法院主动调取证据，法官必然会有主观倾向性，难以保证法官处在中立的地位来审理案件，影响案件的公平审判。

3.被告补正的正当理由规定不明

《行政诉讼法》第36条对“正当理由”的涵盖范围没有进一步作出说明，这便很容易造成被告钻法律的空子，借其所谓的“正当理由”来作为其延期举证的理由，而作为最后的把关者，“正当理由”四个字也赋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若法官未很好严格把控“正当理由”的合理范围，则很有可能造成整个被告举证时限制度丧失意义，起不到任何作用。

(二)法规关于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存在矛盾性

1.法律条文自身的矛盾性

对于《行政诉讼法》第33条“自行”两字的理解，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自行”两字实为多余，应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而另一种看法认为，此条应是指在诉讼过程，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在经过法院许可的情况下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后一种观点显然与行政诉讼“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是相违背的，因为“先取证后裁决”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只能以其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证据作为证明其行为合法的依据，而不能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的证据来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所以，许可被告在征得法院准许的情况下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对于诉讼明显是毫无意义的。

2.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间的矛盾性

《若干解释》第30条中所说的“第一审庭审结束前”和《行政诉讼法》第67条所说的“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5日内”是截然不同的。“第一审庭审结束前”，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行政诉讼案件从立案到庭审辩论终结前，都属于“第一审庭审结束前”，《若干解释》如此规定，显然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违背，侵害了原告方的诉讼利益，因为行政诉讼每次开庭都将引发一系列的庭审程序，在庭审的法庭调查阶段，会有出示证据、质证、认证等环节，若允许被告行政主体在一审庭审结束前都可以提出证据，这无疑都会迫使原告在无准备的情况下一次次出庭质证，使原本不平等的诉讼地位更加倾斜，丧失了设立被告举证时限制度的意义。

三、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的建议

(一)弥补法律漏洞

1.扩大被告举证时限范围

如前文说提到的，《行政诉讼法》第67条中规定的“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显然是不全面的，这只是行政主体在举证期限内应当提交的证据中的一部分。被告在期限内应该提交的证据还应包括证明受诉法院没有管辖权的证据、证明原告起诉超出诉讼时效的证据、证明被告在原告起诉前已自行更改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很显然，这些列举的证据也是应在被告作出具体行为前已经收集的证据，按照《行政诉讼法》中“先取证后裁决”原则，也需要统一规定于被告举证时限制度之内，以防让被告游离于举证时限之外，钻法律空子来借机拖延诉讼，影响诉讼效率。

2.对法官主动取证权加以严格限制

如前文所述，赋予法官主动取证权无疑是对法官中立地位的强大威胁，是与法官中立审判者的身份相冲突的。允许法官主动取证会导致法官所主动收集的证据不经法庭上的辨认、质证就直接作为定案依据，限制剥夺了当事双方的辩论权，而且法官对其收集的证据会很容易产生主观倾向，造成审判不公、诉讼效率下降等不良后果。在我国现如今的庭审改革中，当事人主义化和法官地位中立一直是趋势，故应该严格限制法官庭外取证权，我建议应将《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23条第2款规定修改为“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违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

3.完善行政诉讼被告补正制度

针对《行政诉讼法》第36条，前文已经提到，此条文中最关键的是对“正当理由”四个字的理解。正当理由的范围过于宽泛将会导致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形同虚设，因此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正当理由”的范围就显得格外重要。关于如何界定“正当理由”的范围，其大前提，我认为，是一定是在遵循“先取证后裁决原则”的基础上，即被告补正的证据一定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收集并以此作为依据的证据。此外，被告补正的情形大概有两种，一种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十考虑过并采用过的某些证据，但由于不在被告处，被告在举证时限内无法提供的，一种是被告由于被告工作上的疏忽，没有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收入行政案卷，故不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供。

(二)消除法律规定的矛盾性

1.消除法律条文自身的矛盾性

在《行政诉讼法》第35条这条法律规定中，有两点应该修改，一是“在诉讼过程中”，这是不是意味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以后到原告起诉前仍可以调取收集证据，这明显是违背“先取证后裁决”原则的。二是关于“自行”两字，前文已经提到，“自行”两字在此条文中，很容易引起歧义，给人误以为行政主体在征得法院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向原告和证人取证，这明显也是违背“先取证后裁决”原则的。所以我建议《行政诉讼法》第35条应改为，“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

2.消除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间的矛盾性

如前文所述，《若干解释》第30条中“第一审庭审结束前”和《行政诉讼法》第67条所说的“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5日内”时间点是截然不同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间存在着矛盾，《行政诉讼法》第67条的“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5日内”无疑是更为正确的时间点，为了充分发挥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的法律作用，应对《若干解释》作出相应修改。

参考文献：

[1]甘文.行政诉讼证据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与问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

[2]张远提.浅谈行政诉讼证据举证时限[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02：71-72.

[3]叶国平.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探析[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01：103-106.

[4]冉妮.试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J].西江月，2012，22：61-62.

[5]杨晋.浅议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担[J].延安大学学报，2002，02：23-27.

[6]芮守胜.行政诉讼中收集证据的几点思考[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1，01：23-25.

[7]吴丹红.举证时限的理论思考与立法构想[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46-52.

[8]宋雅芳.完善行政诉讼举证制度之我见[J].郑州大学报，1992，11(1)：22-30.

[9]姜小川.行政诉讼中举证制度若干问题之研讨[J].政法论坛，1996，4(1)：25-28.

[10]张弘.行政诉讼法专题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3：189-204.

作者：于冬晴

行政诉讼举证研究论文 篇3：

行政诉讼原被告举证分配问题研究

摘 要：举证不仅作为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同时当事人也对其负担义务。举证的不恰当，可能会使当事人负有举证不利的惩罚后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与诉讼风险的承担是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重点，也会影响诉讼的公平性以及司法的正义性。在行政诉讼中，实现诉讼目的需要我们更好的分配举证责任，更加合理公平的进行责任分配。

关键词：分配举证责任;完善制度;承担责任

一、被告举证责任的分析

举证责任分配是行政诉讼中的重点问题，很多著名学者认为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在被告举证责任的分配额度上曾存在不同意见。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完全不承担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是承担举证责任的是被告，即作为被告所做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一合法性，法院可直接做出行政机关败诉的判决。

第二种是行政诉讼中应由被告承担主要的、原告承担次要的举证责任。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由被告一方承担完全举证责任，其他事实的举证责任可由原告承担一些任，即是在不否定原告举证的情况下，原告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但举证的性质和承担的后果两者并不等同，原告举证是一种法律权利，被告举证是一种法律责任。原告的举证是一种对行政诉讼起推进作用的举证责任，一种较简单的初步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问题的举证。原告做出的举证行为与法院最后的诉讼判决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二、原告举证责任的分析

学术界有学者提出了原告也需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徐学东教授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中，举证责任好似一天平在被告一方倾斜，然而原告也承担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有四种情况下原告需举证证明诉求：①证明诉求有法可依，原告诉讼时间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②举证证明在不作为案件中的诉求事实;③因被诉行为而造成损失的行政赔偿案件;④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事项。2002年通过的《证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及第5条对前述法条做出的修改。首先，删除第四项这一兜底性条款。第二，在由原告证明已提出申请的事实中，增加了两项例外，其一是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其二原告能够合理说明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

三、分配责任在实务中的状况

《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在担负举证责任问题上有较大分歧和存在的缺陷。前者在相关方面的规定较为简单，容易引起歧义，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做出的合法性进行举证，但对于行政诉讼中的其他事实问题未做规定。这样就会出现不同的法官对同一案件可能出现不同的理解和判决。可以看出，诉讼法在司法实务中的复杂多变，而我国立法制度没有做出足够的研究力度以应付相关案件纠纷。

四、举证责任在分配中的缺陷

(一)行政部门在证据搜集的界限模棱两可

被告一方的行政机关向原告自行收集证据，在《行政诉讼法》相关法条中明令禁止的。由此可知，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后又自主搜集证据，该类证据是不能向法院提供的，也就是说行政机关的证据必须是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中已经收集到的证据。这样行政机关将无法有效的收集到证据，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无法做到有序保障。

(二)对第三人举证责任的缺失

《行政诉讼法》或是其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第三人的举证问题都未作出明确规定，相关司法实务中也难以界定，也就无法保证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举证责任分配缺乏灵活性，分配方式单一

行政行为种类繁多，可分为负担性和授益性行政行为;依职权和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不作为和作为的行政行为;实务中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种类繁多、由此带来的行政案件类型种类不一，而且不同的行政行为与行政案件之间存在差别，在不同案件中，不可能做到适用同一种举证责任分配方式，这就彰显出责任分配制度欠缺灵活性、科学性与合理性。

五、举证责任制度的完善建议

为了保护诉讼当事人的防卫权和知情权，需完善行政案卷“排他性”原则。影响申请人和其他厉害关系人权利义务的决定在做出来之前，应在行政案卷中已记载的并经过当事人书面或口头质辩的事实;为了限制行政机关的举证范围和举证条件，行政部门提供的证据必须是行政案卷中记载的并经过当事人书面或口头质辯的事实。这一原则的进一步建立，有助于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对自行搜集证据较易把控。修改行政诉讼法或是两高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时，应该填补漏洞，即把第三人的举证责任与举证范围也一并规定清楚，同时依据第三人提出主张是否具有独立性，可充分参照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责任与范围，对第三人的举证责任和范围进行明确界定。

参考文献：

[1]谢尚果.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机制之反思与重构[J].河北法学，2013年第2期.

[2]章志远.论变革观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的运用[J].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

[3]蒋惠岭.司法学视角下的新行政诉讼法述评[J].法律适用，2015年第2期.

[4]林鸿潮.论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行政诉讼法》修订中的一个遗漏[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张吉项(1992～ )，男，汉族，贵州盘县人，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在读。

作者：张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