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业必然选择研究管理论文

摘要：本文在代理理论框架下，基于我国政府干预的制度背景，以2004～200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终极控制人与其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关系。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性质的终极控制人所控制的上市公司长期负债比例偏高。进一步区分不同行政级别的政府终极控制人进行回归，发现政府终极控制人的行政级别越低，企业长期债务比例越高。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保险业必然选择研究管理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保险业必然选择研究管理论文 篇1：

如何使企业成为百年老店

【摘要】 百年老店是许多优秀企业追求的梦想。文章通过对成功企业的剖析,从行业与经营模式选择、管理体系构建和资本运营做大做强三个方面论述成就百年老店的梦想。

【关键词】 企业管理; 生存发展; 百年老店

人人都想长命百岁,店店都盼百年老店。但无论是人的寿命,还是企业的生命若能持续百年,长盛不衰,都不是容易做到的,只有极少数企业能够进入“百年老店”的行列,特别是能够成为全球500强并长期居于全球市场主导地位的“百年老店”企业更是沧海一粟。那么,这些企业为何能够做到全球领先?它们有哪些独特的长生之道?又是如何保持百年常青的呢?

一、选择好拟从事的行业和经营模式,取得领先于人的先天竞争优势

自然环境选择物种,市场竞争抉择企业。达尔文在《物种起源》描述自然选择时写道:最适合生存的是那些能调整自己以适应改变中的环境和新的竞争的物种。企业生存也是一样。最适合生存的是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具备独特竞争优势的企业。现在的企业正处在淘汰别人或被别人淘汰的大变革时代,同物种一样,这种选择是生与死的抉择。

选择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行业来经营。竞争力大师波特认为:企业竞争力主要来自于行业选择。的确是这样。据统计,2009年世界500强前十名企业所在的行业分布如下:石油行业7家,零售业1家,银行保险业1家,汽车业1家。2005年世界500强利润额最高的前10个行业分别是银行业、石油精炼业、制药业、公用设施、人寿与健康保险、财产与意外保险、汽车及汽车零配件、能源、电信业、矿产品及原油生产。这些行业企业应当是生产经营的首选。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其目的就是要实现价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实现这一目标,市场是重要的支柱。市场占有率是企业经营竞争能力、技术发展水平及内在机制运行的生命力。美国管理学家阿.德赫斯说:在过去的20年里,《财富》杂志评选出的全球500强企业,平均寿命还不到50年,而那些存活下来的幸运者中,至少有45%每10年会遭遇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中,每次也都会有超过1/5的企业进入或退出500强。2005年有112家新面孔荣登排行榜。高换榜率说明各行业的竞争异常激烈,特别是处于高度市场化行业的企业,他们很难获得相对稳定的市场地位。由此可见企业竞争优势首先来自于行业的选择。

选择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经营企业。选择好行业以后,企业的经营发展模式就决定它最终能够走多远。要成就“百年老店”的梦想,从创业的第一天开始就不能追求短期赢利,不能追逐一时风潮,就要把企业成长的一般规律与自己企业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选择具有独特性的长远发展目标和经营发展模式,把差异化经营进行到底。这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让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决胜法宝。比如,以397位入围2010年世界500强的深圳华为集团,专注自己的核心领域,不盲目多元化,并独立自主开发核心技术,是能够真正强大的重要原因。比如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中粮集团,选择实施产业链经营,使企业保持平衡获取利润的能力并避免季节性波动带来的影响。在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产品贸易、生物质能源开发、食品生产加工、地产、物业、酒店经营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成绩卓著。1994年以来一直位列《财富》世界500强。英国的壳牌,从创立开始就做好国际化扩张的选择,先后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采石油与天然气,并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炼油厂,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即使某一地区发生政治或经济危机,也不会影响到它的整体业务。企业的经营模式犹如人的眼睛,选择准了可以实现企业和市场的很好对接,保证企业在市场中有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现代企业由于经营的全球化、客户的个性化以及广泛应用的科学技术和产品供过于求等方面的压力,推动企业经营环境发生着很大变化。如果一味固守原有的经营模式,不能顺应环境变化而进行商业模式创新,那么,在这个“快鱼”吃“慢鱼”的时代,就必然会因为反应太慢而被“快鱼”吃掉。因此,想长盛不衰,成为百年老店,不仅要选择合适的发展行业,还要对公司所在行业进行充分系统的调查研究,以达到时时创新领先,实现“别人没有做到的,我做到了;别人做到的,我优化创新”这样的独特经营战略。

二、构建与企业生存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系,这是企业长盛不衰的重要手段

管理是驾驭企业正常运作的控制系统,管理就是效益。被评为2007年度亚洲地区最佳CEO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先生认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关键是管理的竞争,包括管理的制度、方法和手段,但最重要的是管理的理念。理念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企业的命运。优秀的企业必然有一套先进规范的管理机制,否则企业的目标是不能够实现的。

GE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管理文化的变革,在于不断的管理创新。从第一任CEO开始,GE就是美国最新管理理论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从启发式管理、目标管理、战略规划、跨文化培训、国际间轮岗位、建立全球性管理团队和选拔接班人计划,一直到六西格玛等等,这些全球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理念都来自GE,这是GE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法宝。特别是其精心构造的以年为一个循环、以季度为一个小单元的“业务管理系统”。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套制度化的高效业务管理系统,GE才能够使公司的战略思想在分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多达30多种业务中的30多万员工中变成行动。其所有的重大战略举措一经提出,在一个月内就能够完全进入操作状态,而且在第一个循环内就能按照统一的战略获得高速增长,在财务上取得很好效果。

导致很多企业失败的原因,往往就在于这些企业没有及时解决好伴随企业成长而出现的管理问题。如企业内部沟通的不畅,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员工积极性降低等等。有研究表明,企业大约70%的失败是由于管理方面出现问题造成的。因此,“与时俱进”地创新管理,是成为“百年老店”的根本保障。只有建立了这样的管理机制,企业才能适应各种变化环境而持续发展。

我国IT行业的领导型企业——联想集团与美国戴尔公司的销售渠道之战就是例证。本世纪初,联想集团遭遇“成长烦恼”。按照三年规划,联想到2003年,营业规模要达到600亿元,而实际只有200亿元左右,营业额增长26%,利润增长50%。尽管这个增长速度高于行业内绝大多数企业,但却没能达到2000年规划制定的目标。与此同时,2003年联想的主营业务PC的销量增幅只有16.4%,而戴尔的增幅超过40%,增长幅度超出联想两倍多。

如何抵御戴尔的冲击,是摆在联想面前的一个大课题。通过对戴尔直销模式的分析研究,联想发现了自身存在的缺陷,并迅速调整组织结构,使整个组织更加扁平化,决策权进一步下放,简化所有业务模式的内部流程,提高市场反应速度。此外,通过对业务分类管理,使联想有机会大幅度降低各类业务对财务资源和管理资源的需求,降低管理成本。通过有效改进供应链管理和库存成本控制,联想很快提升了自己的整体运营效率,最终战胜了以精细化管理著称的戴尔公司。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先生事后说,企业只有做到了革命式创新管理,才能实现实质性跨越发展。

世界已经进入风险管理时代。想成就“百年老店”,能够在风云变幻、险象环生的市场环境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壮大,甚至称雄全球,企业还需要有出色的风险管理能力。以美国CISCO公司为例,CISCO面对2000年出现的全球网络科技泡沫破灭和世界经济衰退危机,通过改革公司组织结构,集中投资和产品开发决策权等风险控制管理,危机过后不但没有被打垮,反而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在其竞争对手仍只有少量盈利或亏损的时候,CISCO实现了行业100%的利润,拥有行业100%的现金,其资本的市场价值占行业所有公司市值的70%。

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管理创新,这是决定企业生命周期长短的核心所在。通过诸如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等活动,能够使企业内部资源要素不断地得到重新配置,以适应企业环境、生产规模、市场情况等变化的需要,形成比以往更强大的生存发展能力,增强竞争优势。

三、走资本运营之路,这是企业做大做强,实现百年梦想的最高层次

资本运营是企业经营的高级形式,是对企业资源特别是无形资产的充分运用和转化。根据麦肯锡的报告,《财富》排名前250位的大公司,有近50%的市场价值来自无形资产。一个企业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取得稳定的优势地位,不断并购与扩张是必经途径。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说:“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形式的兼并与收购而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通过整合外部资源实现快速发展是大国崛起和企业做大的普遍规律。

在世界竞争态势日益复杂、市场壁垒森严的市场中,通过本土化的并购或合资,可以迅速获得市场准入证,是迅速做强做大市场的有效方法。雀巢,在世界各地所并购的企业大多是行业的龙头企业,通过控制这些龙头企业,雀巢控制住整个市场,并获得庞大的客户群,使企业获得快速的增长。据统计,从1985—2000年的15年中,雀巢共花了260亿美元购买其他企业。GE,在韦尔奇担任CEO的20年里,通过关、售、买、并等资本运作手段,完成了993次兼并,同时出售了350项业务,使GE销售额从1981年的250亿美元攀升到2001年的1 250多亿美元,市值从130亿美元一路攀升到最高时的5 750亿美元,到1987年,GE已经拥有从飞机发动机到发电设备、工业自动化、工业材料、银行、传媒等14个产业集团。中国的青啤集团,抓住国内啤酒行业竞争加剧,地方啤酒生产企业效益下滑的有利时机,以开发潜在的区域市场为目标,实施了以兼并收购为主要方式的低成本扩张,收购资产12.3亿元,兼并省内外企业14家,扩大了市场规模,提高了市场占有率。2003年青啤跻身世界啤酒十强,利税总额居全国行业首位,初步实现了做大做强的目标。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要求中央企业做强做大,并力争行业前三。实践证明重组并购等资本运作手段是实现企业全球高速扩张和战略布局与整合产业的最佳手段。

当然,兼并收购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美国《商业周刊》研究了美国300起大型并购案例,基本结论是:多数并购未能产生人们期待的协同效益,相反,61%的买主毁掉了股东财富,出现亏损。而且在亏损的150位买主中,约4/5在两年后回报率仍为负。收购者的股票价格有66%,一年后仍低于同类公司。究其原因,应当是两类:一是并购交易准备不充分,盲目跟风,一是并购后整合执行不力,没有发挥出合并优势。其实,通过整合成功案例不难发现,并购的关键是整合,而整合的关键是企业文化。是否具有先进的企业文化是并购整合成功的关键要素。这是任何其他企业学不到也偷不走的一种能力。在企业并购整合过程中,财务资金只是前提之一,有钱的企业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整合者。发展到资本运营阶段的企业,具有先进的企业运行机制和优秀的企业文化才是实现整合协同效应的关键。品牌、技术、产品都是可以模仿复制的,只有建立在企业自身之上的企业文化才是企业基业常青的动力资源。全球500强令人瞩目的也正是优秀独特的企业文化。

中国并购交易数据显示,仅2008年一年中国大陆境内交易的金额就相当于过去十年的39%,达到1 000亿美元。笔者相信,随着并购经验的增长,具备社会和行业先进文化的中国企业将会逐渐构建出自身并购管理和文化整合方面的特点,最终获得更高层次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大浪淘沙,择优而作;聚沙成器,创新管理;有容乃大,扩张资本;做大做强,实现百年梦想。●

【参考文献】

[1] 柯林斯,等.基业常青[M].中信出版社,2009.

[2] 汤姆.彼得斯,罗伯特.沃德曼.追求卓越[M].中信出版社,1982.

作者：仇瑞欣

保险业必然选择研究管理论文 篇2：

政府控制、终极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

摘要：本文在代理理论框架下，基于我国政府干预的制度背景，以2004～200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终极控制人与其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关系。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性质的终极控制人所控制的上市公司长期负债比例偏高。进一步区分不同行政级别的政府终极控制人进行回归，发现政府终极控制人的行政级别越低，企业长期债务比例越高。另外，通过对不同控股方式的样本公司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终极控制人通过复杂组织结构方式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终极控制人的不同产权性质及不同行政级别对上市公司长期债务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上述研究发现，为认识政府控制和干预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提供了更深入的证据，进而为厘清中国转轨经济进程中的政企关系提供了新的补充证据，并对理解不同组织结构方式的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两权分离;终极控制人;政府干预;债务期限结构

一、引言

现代公司的两权分离制必然导致上市公司内部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Jensen and Meckling、Myers、Myers and Majluf等的研究认为债务融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内部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很多研究集中于对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寻求能使企业价值/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债务融资比例，并视公司债务具有同质性。事实上，不同期限的债务具有不同的激励约束作用，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能够在更详细的方面缓解公司内部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如增加短期负债可以降低企业的资产替代行为、减少过度投资行为、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投资不足问题等。

传统上，财务学领域中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主要从企业特征出发，强调企业应选择与发展战略一致或保证自身价值最大化的债务契约，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理论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最近的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制度环境对企业债务期限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外主要探讨不同国家制度环境的差异所导致的“政治关系(Political-Connection)”的不同以及这种差异性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国内主要探讨我国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干预行为或地区市场化进程对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探讨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如Datta，Iskandar-Dattaand Raman研究了管理者持股在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中的作用，肖作平，廖理则从代理成本视角检验在中国债权人法律保护较弱的背景中，大股东是否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

上述研究分别从公司特征、制度环境、内部治理因素等方面来探讨企业债务期限结构，这对于控股股东通过复杂组织结构方式(金字塔式持股、交叉持股)控股的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結构的研究来说尚不全面，因为在复杂组织结构方式下，掌握控制权的往往是企业的终极控制人。不同产权性质及不同行政级别的终极控制人有不同的经济诉求与目标，而作为企业重要财务决策内容之一的债务融资决策有助于终极控制人目标的实现。因此企业债务融资及债务期限结构往往体现了终极控制人的意志，终极控制人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有重要影响作用。现有的很多研究表明大多数上市公司存在终极控制人，因此忽略复杂组织结构方式下终极控制人的作用来研究债务期限结构，所得出的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本文正是从终极控制人的角度来研究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问题，即探讨终极控制人的不同产权性质及行政级别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关系。

在我国，由于特殊的股权设置背景导致上市公司股权相对集中，且主要集中于控股大股东手中，而且很多控股股东通过组建复杂的组织结构方式来控制上市公司，这为我们从终极控制人的角度研究债务融资问题提供了基础。此外我国转轨经济时期对国有企业的分权改革、财政分权体制及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体制激励政府对企业进行干预，将其自身的社会性目标或政治目标内化到其所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因此在研究终极控制人与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关系时，必须考虑政府干预的制度背景，即研究政府干预下终极控制人与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关系。

本文以我国2004～200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行政干预背景下终极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进行实证研究。旨在为认识政府控制和干预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提供更深入的证据，进而为厘清中国转轨经济进程中的政企关系提供事实依据，并对理解不同组织结构方式的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差异性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复杂组织结构下的主要代理问题与债务期限选择

由于在复杂组织结构方式下，终极控股股东可以较少的现金流权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因此终极控股股东有动机有能力实现最大化控制权私人收益，从而导致存在终极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中的主要代理问题转变为终极控制人与中小股东及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终极控制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主要表现为资产替代、投资不足及过度投资行为。还由于终极控股股东在企业的现金流权有限，仅承担有限责任，在进行投资时，控股股东往往倾向于以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来替代低风险低收益的投资项目，即资产替代行为。当企业面临投资机会时，如果通过债务契约债权人能够获得足够多的利益，而股东却不能在这个盈利性项目中获得最低的正常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项目的净现值为正，但是控股股东仍倾向于放弃此项目，导致发生投资不足行为。如果某项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但是通过投资该项目能够使控制性股东转移更多的企业资源来支持其所控制的其他关联企业，那么企业仍然对该项目进行投资，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对于上述终极控制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可以通过债务期限的选择来缓解，这是因为不同期限的债务具有不同的激励、约束效应。对于短期债务融资，企业负有按期偿还本息的压力，这会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增大企业的破产风险，从而对控股股东当期的收益产生约束，进而激励、约束控股股东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控制其非道德行为，减少企业资产替代问题以及过度投资现象。对于长期债务，通常要求企业在未来3～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向债权人支付本息，因此能够限制企业内部管理者对资产的自由支配程度，阻止企业进行不良投资。

当然，由于长短期债务的治理机制不同，银行在对企业提供贷款时也会对债务期限进行管理。一般来说，向企业发放短期贷款有利于掌控企业的偿债风险，降低债权人违约的可能性。因为短期贷款多被用于流动性较强的资产，而且在短期内，公司的资产结构与资产价值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风险较低。而对于长

期借款来说，由于债务期限长，违约风险相对较高，因此对外部契约履约机制的依赖性更强。如果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实施效率不高或执行成本高昂，那么债务违约风险更大。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更愿意提供短期借款，以防范风险。在我国，银行贷款的期限结构受到了融资制度的约束，长期贷款主要依赖于企业是否有获得批文的投资项目。但是在政府行政干预下，法律对债务人的约束有限，对债权人的保护较弱，造成银行向企业提供更多的长期贷款。

(二)政府干预对终极控制人选择债务期限的影响

1　政府干预对不同产权性质的终极控制人选择债务期限的影响

为了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制度，实现政府的所有者职能同社会行政职能彻底分离的目的，自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进行过一系列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变革，其中历经放权让利、两权分离、承包经营、利改税、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多个阶段，正是这些基于政府分权动机的改革，直接导致我国国有企业多层级控股结构方式的出现。这种组织结构方式确实促进了政府行政干预职能同企业经营管理职能的分离，对提高企业效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不仅要关注经济目标，更要考虑经济发展战略、税收、就业、社会稳定等社会目标。当政府没有办法通过自身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可能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由其所控制的国有企业来帮助他们去实现。政府的行政干预既包括政府的“掠夺之手”，也包括政府的“援助之手”，这主要是因为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为了保证国家改革政策和改革措施的顺利贯彻执行，为其他成分的非国有经济发展创造外部条件，具有特殊经济地位的国有企业往往会以牺牲自身的利益为代价来承担这种改革的社会成本，正是这种承担改革成本的理由，成为国有企业通过各级政府向财政和银行索要各种补贴和银行贷款的筹码。另外，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能行使债权人应有的追溯收益的权利，扭曲了银行对企业债务人进行约束乃至强行破产的机制，使国有企业由于负债融资所带来的外部约束治理机制发生变异，也加剧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当然，近几年来，国有商业银行也在进行市场化改革，原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受制于政府的局面有所改变，因此，银行作为债权人对企业的监督约束作用会逐渐加强，企业的信贷软约束问题应该有所减缓。

在公有产权的制度背景下，政府参与企业经营或银行借贷的行为对企业债务期限的影响体现在：其一，通过财政补贴降低企业违约的可能，从而企业更容易从银行取得长期借款;其二，直接通过对银行借贷决策的影响，帮助企业获得贷款，并且为了降低官员轮换对贷款成本的影响，这种贷款更多的是长期贷款。银行在进行贷款风险评估时，将充分预计政府对国有控股的企业进行援助的可能性，因此倾向于对具有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发放长期贷款。相比之下，银行在对非国有控股的企业发放贷款时要谨慎得多，因为国家对这类公司的财政支持或政策倾斜相对较少，一旦违约，获得国家援助的可能性较低，因此为了控制风险，银行倾向于对其发放短期贷款。

2　政府干预对不同行政级别的终极控制人选择债务期限的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政府对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行政干预行为会影响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事实上。对于不同行政级别的政府来说，它们对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进行行政干预的程度并不一样，由此导致企业不同的债务融资行为。一般来说，政府的行政级别越高，越注意自己的形象，越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减少政府的干预。政府行为的差异与我国财政分权的改革背景有关。

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分税制改革的其中一项主要内容是规定，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在完成财政包干后，100%留存剩余的财政收入，彻底改变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格局。这项改革内容导致中央政府掌握了更多的财政资源，使得中央政府更有能力为其所控制的企业提供支持，降低了其通过对信贷资源的干预来支持企业发展的动机，而且对中央政府所主导的银行系统的改革，也减少了政府对银行系统的干预，所以中央政府会更加注重约束自己的行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财政自主权和经济管理权，但由于分税制改革在彻底改变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格局的同时，没能相应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的责任，财政支出的负担仍然留给了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面临沉重的财政压力，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利益与其所控制的企业的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目前，地方政府的干预主要是体现在对银行决策的影响上。因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从信贷市场获得资源，不仅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还可以减轻财政负担、解决就业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并给政府官员带来大量可直接控制的资源。同时，地方政府也有可能将一些发展地方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等的政策性负担强加于其所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另外，地方政府官员的人事任免制度(任期制)与业绩考核方式(以地区GDP、税收增长率、就业率等经济绩效指标为依据)的变化，也促使地方政府官员出于自身政治晋升的考虑而对当地金融部门信贷决策和信贷行为进行干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政府控股股东的行政级别越低，其经济诉求性越强，导致其干预企业经营与金融部门信贷决策的动机越强，越有可能为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贷款而服务。对于信贷部门来说，考虑到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支持行为，即使企业的风险较高，也愿意为企业提供长期贷款。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假设1：相对于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来说，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长期负债的比率更高。

假设2：对于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来说，政府的行政级别越低，由其所控制的上市公司长期负债的比例越高。

三、研究設计

(一)样本选择

因为很多上市公司2003年及以前的年度报告中没有正式披露其终极控制人及其控制关系的信息，所以文章选取2004-～00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剔除具备以下条件的上市公司：(1)ST、PT等非正常交易状态下的上市公司。(2)综合类行业的上市公司。按照终极控制人性质分类中属于集体、外资、社会团体、职工持股会控制的上市公司。(3)金融类上市公司。由于金融类公司的财务特征与其他行业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本文的研究不包括行业类属于金融保险业的上市公司。(4)注册地在西藏的上市公司。文章借鉴樊纲和王小鲁(2003)报告的2000年度数据中关于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指标，由于在报告中不包括西藏地区的数据，所以在本文的研究中也将其剔除。(5)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所属行业发生变化的公司。如果在2004～2006年度间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或者所属行业类型发生了变化，

为了控制控制权转移等对样本公司的影响也将其剔除掉。(6)终极控制人发生变化的上市公司。如果在2004～2006年度之间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发生了变化，那么也将其剔除。(7)其他数据不可得的上市公司以及数据异常的上市公司。最终我们得到1792家上市公司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二)数据来源

本文中所用到的财务数据、公司治理数据主要来自于CCER及CSMAR数据库。地区市场化程度数据引用樊纲和王小鲁报告的2000年度数据。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性质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及巨潮咨询网(www.cninfo.com)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部分。

(三)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择债务期限结构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于债务期限结构的度量有不同的方法，借鉴已有的研究，我们选择长期负债占总债务的比例来度量债务期限结构(DM)。

2　解释变量。本文对终极控股股东与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进行研究，为此，我们选择的解释变量包括终极控股股东性质(uhictr01)与终极控股股东的行政级别(identity)两个。如果控股股东的性质为国有，则Uhictrol=1，否则为0;如果终极控股股东为中央政府、省级政府或市级以下政府部门，则identity=1，否则为0。

3　控制变量。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我们还对其他可能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因素加以控制。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代表企业成长机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可能会导致企业投资不足的自由现金流变量(fef);公司质量;行业类别;企业规模;实际税率;资产期限;非债务税盾等公司特征因素。此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也会对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产生影响，在此我们对第一大股东持股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控制;公司董事会特征也会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产生影响，所以我们也对董事会的独立性因素进行了控制;制度环境的差异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决策，因此我们对地区市场化因素进行了控制。具体各变量的标识及计算见表1。

(四)模型建立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我们建立以下回归模型对控股股东与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进行分析：

DM=β0+β1ultictrol+β2dentity+β3controlvar+ε

四、實证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2是根据模型对终极控制人与债务期限结构进行回归的结果。其中模型1～3是剔除终极控制人直接控制上市公司(即控制层级为1)的样本后，分别就不同产权性质的终极控制人、不同行政级别的终极控制人进行回归的结果，而模型4～6是对全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即包括控制层级数为1的上市公司)。

就整体模型构建来说，F统计量较高且都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拟合的整体效果较好;调整后的R2(解释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变异性)均高于0.3，说明回归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强;共线性检验的VIF值(在表中没有列出)均低于2，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

就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1)如果终极控制人为国有企业，那么由其所控股的上市公司长期负债在总债务中所占的比例较高(模型1、模型4，回归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政府有密切“政治关系”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长期贷款的支持，因为对于这类企业来说即使违约，国家仍有可能对其提供援助，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结果验证了假设l。(2)对不同行政级别的终极控制人与债务期限关系进行回归的结果表明，相对于中央政府所控制的上市公司来说，地方政府所控制的上市公司长期债务融资的比例更高(模型2、模型5，回归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划分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终极控制人，即划分为省级政府控制人、市级及市级以下政府控制人进行回归(模型3、模型6)，结论依然不变。回归结果表明政府级别越低，经济诉求性越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越密切，政府越有可能对其所控制的企业进行干预，因此企业获得长期借款的可能性更高。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3)通过对不同控制方式的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与债务期限选择关系的回归结果，我们还发现，相对于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来说，终极控制人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控制层级数大于1)中，终极控制人不同产权性质及不同行政级别对上市公司长期债务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如在模型1中，国有性质的终极控制人的回归系数为0.027，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模型3中的回归系数为0.024，仅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模型2与模型5及模型3与模型6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的差异性与之相似。这说明组织结构方式是影响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复杂组织结构方式的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终极控制人的影响，因此在研究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时，应考虑企业的组织结构方式的影响。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1)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肖作平(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说明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增加短期债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债务代理成本。 (2)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长期债务比例越低，说明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政府干预较少，企业获得长期贷款的比率相对降低。从银行的角度来说，由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债权人的保护较弱，为了控制风险，银行也倾向于向企业提供短期资金。这与孙铮等的研究结论相似，但是仅在模型1、模型3的回归结果中具有显著性。(3)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人数中所占比例越高，长期债务比例越低，同样不具有显著性，说明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的监督作用有限。(4)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预期的大体一致：公用事业性单位更容易获得长期贷款，因此长期债务比例较高;规模越大的企业，其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风险越低，越容易获得长期贷款;自由现金流较多的企业，短期负债比例较高，这样可以限制管理人员滥用资金，进行在职消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企业固定资产在总产中所占比例越高，资产期限越长，越容易获得长期贷款;公司折旧越多，内源资金越多，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越低，因此不需要过多的长期债务融资;上市公司业绩越好，质量越高，越容易获得长期贷款;企业负债规模越大，长期负债比例越高，说明长期负债是企业债务资金的主要来源;公司经营风险越高，短期负债比率相对较高，说明债权人更倾向于对风险较低的企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以上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经营风险与非债务税盾不具有显著

性。企业成长性与债务期限的关系不是很明显，在控股股东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中，企业成长性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在控股股东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中，两者之间呈正的相关关系，结果均不具有显著性。

(二)敏感性分析

为检验上述结论的有效性，我们还在以下两方面进行了敏感性分析：(1)考虑到我国企业负债融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因此我们采用长期银行借款在总银行借款中的比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如果上市公司借新款还旧款，循环使用银行借款，或者“短债长用”，那么短期负债与长期负债的区别就不是很明显，为此我们还选择了增量指标进行研究，即选择期末长期债务的变化量在总债务中的比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2)对于成长机会及公司业绩自变量指标，我们分别选择了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每股收益增长率，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主营业务收入等替代变量进行检验。结论与上述分析结果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因此我们认为，本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代理理论框架下，基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干预的制度背景，研究了终极控制人与其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得到的主要结论为：(1)国有企业性质的终极控股股东所控制的上市公司长期负债比例更高。(2)政府终极控股股东的行政级别越低，企业长期债务比例越高。(3)相对于控股股东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来说，终极控制人通过复杂组织结构方式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控制层级数大于1)中，终极控制人不同产权性质及不同行政级别对上市公司长期债务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上述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1)组织结构方式是影响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复杂组织结构方式的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終极控制人的影响;(2)终极控制人与其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受政府行政干预程度制度背景的影响，由此也导致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治理机制的弱化。基于上述研究，我们认为，在研究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时，应考虑企业的组织结构方式的影响。另外，为发挥债务融资的治理机制，政府应减少对企业及银行信贷的干预，通过制度环境的建设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治理环境，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本文的研究发现，对政府控制和干预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提供了更深入的证据，为中国转轨经济进程中的政企关系提供了事实依据，并对理解不同组织结构方式的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责任编校：朱星文

作者：刘志远　毛淑珍　乐国林

保险业必然选择研究管理论文 篇3：

保险：信息化应用空间巨大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保险业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但程度有限，中国保险业信息化建设将在行业稳定发展的大环境下保持较高投入。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2008年中国保险业稳定发展，资产规模和保费收入在基数较高的情况下持续快速增长，增长率分别达到15.2%和39.1%。计世资讯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保险业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并将逐步深入扩大，但程度有限。中国保险业信息化建设将在行业稳定发展的大环境下保持较高投入。

国际金融危机对险商的主要影响在资金运用方面，对业务发展而言则是挑战与机遇并存。保费和投资是险商的两大主业，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保险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金投资环节。

IT建设两大机遇

首先，保险主体的进入和分支机构的快速扩充为IT投入带来了稳定增长。保监会鼓励各类优质资本投资保险业，受政策及行业发展利好的影响，在2004年的集中扩容后，保险业主体正在较快地扩充，新险商的进入将带来全面而持久的IT建设。

由于保险业投资巨大、回报周期长，开设分支机构是险商早日实现盈利的主要手段。近年来，中小型险商正在加大分支机构的扩张力度，这对其偿付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小险商纷纷增资扩股也凸显了其扩张的急迫心情。中小险商实施的分支机构扩充战略，对IT采购来讲也是一个稳定的增量。2008年有10家险商获得牌照，一级分支机构筹建数目保持前两年的高速，达到150家。

其次，集约化是大型险商IT项目的建设重点。国内主要大型险商正在进行平台、应用的整合，后援中心、运营中心等重大项目蔚然成风。目前有多家保险机构已经明确提出要建或已建好后援中心，如平安上海后援中心投入运营并启动成都后援中心建设，太平人寿完成上海后援中心建设，太平洋在成都建容灾、研发及后援中心，大地保险在张江建运营中心，人保在佛山建南方信息中心，华泰保险在沪建后援中心，中德安联人寿在无锡建运营中心，友邦在佛山建亚洲后援中心等。

集约化是保险机构进行集中管理过程中的一种必然选择。国际上多数大型金融企业都在世界各地拥有综合服务系统，后台系统是对金融企业业务流程的一次变革。通过对数据、系统、平台的整合，企业业务的前后台可以得到彻底隔离，进而实现高效运营、降低成本、加强管控等目的。随着IT对保险业务的渗透，这方面的IT需求会是迫切而巨大的。

这种综合性的运营服务中心，会将呼叫中心、数据中心、运营中心进行整合，逐步实现从目前以行政区域管理为主向专业化条线管理为主的转变。建设将会涉及到网络设备、容灾、PC、UPS、综合业务系统开发、呼叫中心等方面的需求，存在多种IT设备的规模性采购，值得厂商研究和关注。

四项新热点应用

客服系统、数据挖掘、BI、信息系统灾备将逐步成为新的热点应用。服务密集、数据密集是保险业的突出特点，保费收入逐年快速增加、客户数量迅速扩充，使得险商的客服系统普遍面临压力。在集中的模式下，扩容、改建、深化客户系统的需求会被逐步放大，如2008年太平洋财险、天安、招商信诺、合众等险商都进行了相关的建设。集中、扩容、深化是险商客服系统的主要建设方向。

实现数据集中后，由于保险经营规模的迅速扩大，数据日渐丰富，险商正在进行应用集中、平台整合的建设，这为对数据的共享、挖掘、分析提供了基础。中国保险市场的密度、深度较低，数据挖掘、BI的成功应用将为保险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帮助。

数据和业务系统是保险业经营的命脉，针对当前应用现状，2008年，保监会发布信息系统灾备指引，在行业内全面推广信息系统灾备建设，政策的牵引效果将在未来几年内显现。

计世资讯认为，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保险业的影响将进一步深入，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保险业庞大的投资实力将为国内经济增长发挥重大作用，并给险商并购、主体壮大带来机会。此外保障的业务特性会给行业的良性发展带来契机。

2009年多数险商将会普遍采取谨慎、适度的投资原则，但在若干重大项目的推动下，2009年保险业信息化投入预计将与2008年持平。由于2008年中国保险业IT投入仅占当年保费收入的5.6‰，比例很小，因而金融危机传递到险商信息化的影响会非常微弱。总体来看，中国保险业信息化水平相对较低，而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信息化应用空间巨大。

(计世资讯 CCW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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