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

第1篇：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问题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对耕地质量进行了重新定义，并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期望为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解决路径。研究发现，耕地质量不仅包括地力质量、空间质量、工程质量与生态环境质量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更需要从私人物品属性和公共物品属性两个新的维度来对其内涵进行系统划分，从而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基础。在对耕地质量重新定义的基础上，对我国耕地质量问题分阶段历史考察及深入研究发现：1949年以来，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关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依次经历了爱护与改善阶段(1949—1978)、维持与利用阶段(1978—1984)、弃损与恶化阶段(1985—2005)、遏制与维护阶段(2006—2010)、保护与提升阶段(2011至今)等5个动态调整的历史阶段，但是这一动态调整过程尚不完整，而不完整盖因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上升阶段还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理论回溯与检视这一演变历程，得到的重要政策启示是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既离不开农业生产经营者，包括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的自为意识和自觉行为，以及相关利益主体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投入及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更离不开政府的引导、监管和扶持。认为，进一步强化政府相关支持政策和投入力度，不仅关乎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更是关乎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和民生福祉的长期改善和持续增进。

关键词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概念界定;历史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一方面，受制于农业经营的比较收益较低以及社会总体环境意识的薄弱，导致了我国耕地数量和质量的不断下降，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突出，不利于“新五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耕地保护一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是进一步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014和2016年农业部和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96.78亿亩农业用地中耕地仅有20.24亿亩，且耕地质量的整体水平不高，优等质量的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7.3%，这表明我国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刻不容缓。因而，耕地质量保护與提升的实现，不仅有利于解决当下我国面临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问题，更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千秋大业。

土地尤其是耕地因为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同时由于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近年来，诸多学者对耕地的保护和与耕地相关的污染问题进行了许多有益的研究。他们在对耕地质量内涵进行不断拓展与深化的基础上[1-2]，对耕地质量的检测与评价的相关技术与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与创新，并从相关利益主体视角出发，提出了多种提升耕地质量的有效举措[3-4]。但是，这些研究多从自然科学领域进行，围绕经济学视角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基于此，站在经济学的视角，对耕地质量进行重新定义，并以此来拓展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经济学研究视野，如用历史的分析方法来考察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演变历程，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

1耕地质量：从经济学角度对概念的一个重新界定现阶段，针对耕地质量的内涵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并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从经济学说史来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5]在研究农业生产相关问题时，根据对生产的限制条件，把自然因素区分为有限制的土地因素和无限制的阳光、空气等因素。此后，延伸穆勒的相关思想，学者们从物自身的基本层次出发，对耕地资源保护的内涵区分为耕地本身的保护和耕地外部自然条件保护两个维度，并从多个维度对耕地资源乃至耕地质量的内涵进行了不断的拓展和丰富[1]。虽然此类定义对耕地质量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拓展，但是却没有充分考虑到耕地质量的外部性特征，基于此，借鉴前人的研究结论、突出本文的研究旨趣，笔者尝试从经济学角度对耕地质量作出如下诠释和新的定义。

耕地质量是指在一定的管理水平下，耕地上进行农作物生产的总体能力，包括耕地私人物品(由集体所有到两权分离再到“三权分置”，耕地长期不变，农民获得了土地的“准所有权”。故而，在我国也可以把耕地作为类私人物品来进行分析)质量与公共物品质量两个内在维度：私人物品质量是指耕地质量中需要耕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进行保持和维护的因素，即在作物种植、灌溉、排水、施肥等人为管理措施影响到的耕地质量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地力质量维度和空间质量维度里面的私人物品维度;而公共物品质量是指耕地质量中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相关因素，难以单靠耕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来保证，更多的是需要公共投资来进行提升的部分，主要包括空间质量维度里面的公共物品维度、工程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具体内涵见表1。

2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嬗变历程：1949年至今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产业。历史地看，中国经济社会每一次重大变革几乎都与土地制度改革、包括耕地质量的演进紧密关联。可以说，中国土地制度的变迁、包括耕地质量的演变史折射的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变革史的一个重要的侧面。由于本文定义耕地质量包括私人物品属性和公共物品属性两个维度，因而，在对我国耕地质量问题进行历史考察并对其进行阶段划分时，需要从这两个维度来综合进行观察。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耕地质量两种属性的内涵，在此，采用人均粮食产量来表征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属性(土壤质量、耕地平整程度等)，用人均有效灌溉面积来表征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农田水利建设等)。这是因为耕地质量这一研究主体的特殊性，缺乏充分的研究数据，故而我们需要选取一个可获得且连贯的指标来进行表征，从而实现边际增量的研究推进。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粮食产量更多的是农民在受到相关政策影响和选择相关技术的前提下，进行的个人有限理性决策，可以表征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属性。从我国可获取的研究资料来看，人均有效灌溉面积不仅数据连贯，可以反映耕地工程质量，也可以对生态环境质量(如灌溉用水环境、生态涵养功能)产生反映，因而可以达到本文的研究目的。此外，由于在新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和语境下，耕地质量的变化作为一种客观的事实和表征，它的背后实际上是受制于我们的体制和政策变化的影响与制约，因而，在进行历史演进阶段划分时，不仅考虑耕地质量私人物品属性和公共物品属性，也把国家相关政策(如社会主义改造、取消“农业税”)作为阶段划分时间节点的依据。表2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不同阶段进行了描述。

2.11949—1978年：耕地质量的爱护与改善阶段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第一阶段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由图1可知，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在这一时期总体处于不断提高的状态，而耕地的私人物品属性在公有化前后虽然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总体处于一种提升状态。进一步看，这一阶段又可以以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为时间节点进一步划分为两个时期。

2.1.11949—1952年：耕地质量的恢复与爱护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农村土改的完成，截至1952年近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7亿亩土地和大量的农具、牲畜和房屋等;还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约350亿kg粮食的地租[6]。农民群众尤其是广大贫下中农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其不再是给地主等打长工或者租种别人的土地来进行农业生产，这促使了农民更加珍惜与爱护其所获得的土地，对自己的土地进行精耕细作，这有助于耕地质量私人物品属性的提升，简言之，就是修复长期战争和地主雇佣生产方式带来的耕地破坏，进一步调动了农民进行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积极性。由于政府鼓励恢复和开垦在长期战争中废弃和破坏了的耕地，这直接带来了短时间内我国耕地数量和质量的恢复与提升。从历史资料来看，1949—1952年，耕地质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尤其是耕地质量中私人物品属性的改善，其重要的体现就是粮食产量较大幅度的增加。1950—1952年，粮食和棉花年均产量分别增长12.6%和43%，农业总产值增加了485%[7]。

2.1.21953—1978年：耕地质量公共物品属性的提升期

这一时期开始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得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并最终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架构，壮大后的农村集体经济开展了广泛的基本农田水利建设及其大量的耕地保护基础性工作。具体来看，由于“以粮为纲”战略是党和国家的核心战略，这一时期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使我国的耕地面积从1958年到1970年增加了1.8亿亩。此外，始于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我国耕地的产权由农民私人所有制转为集体所有制，到1958年，全国总共形成了2.6万多个人民公社，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的农户也作为参与主体进入到了人民公社中来(1.2亿户)[7]。1975年的《宪法》明确提出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两种主要形式。此间，随着耕地的集体化，農民失去了土地的经营权益，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所降低，耕地的私人属性受到抑制而式微。但是，与此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我国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却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修建了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和农村道路。可以说，我国现存的许多大型灌溉工程和水库都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至于中小型水利工程就更是数不胜数[8]。总体来看，结合这一时期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属性和公共物品属性“此抑彼扬”的变化情况，我国耕地质量总体是处于一种缓慢改善的状态。

客观地看，改革开放前为实现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政府通过人民公社制度、统购统销、户籍管制等带来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积聚了大量农业生产剩余，在牺牲“三农”利益的前提下，对我国工业体系乃至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起到不可低估的历史性奠基作用。然而，人民公社制度集体所有、集中劳动、平均分配内在的体制性缺陷却严重抑制了农民生产劳动积极性，束缚了农业生产力发展，从而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降低和农业发展的相对缓慢。这一时期，由于当时科技水平落后和“以粮为纲”战略的叠加影响，增加粮食产量主要通过增加耕地面积等外延式、粗放型生产方式来实现，耕地保护主要体现为在耕地数量增加，而不是耕地质量的改善。当然，前面所述这一时期农村集体经济重点开展的广泛农田改良、水利兴修，客观上又有效地提升了耕地质量中的公共物品属性。

2.21978—1984年：耕地质量的维持与利用阶段

由图1可知，1978—1984年，我国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转而减弱，但是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属性却转入快速上升阶段。这是因为：随着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相关政策的逐步推开，多数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渐渐走向弱化，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农田水利、农村基本道路等难以得到常规维护，甚至还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由于“包产到户”打破了吃大锅饭时代的“搭便车”行为，农业生产者从事农业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显著提高，而耕地作为最基本的农业生产投入要素，农业生产者有内在动力对其承包使用的耕地质量进行必要的保护与提升，进而使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属性得到提升。这一阶段，透过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和私人物品属性“一降一升”现象的背后，我们看到，其反映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统”与农户个体的“分”之间关系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初就出现失衡，这种有“分”无“统”或少“统”的情势一定程度上抑阻了农业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当然，总体来看，由于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和私人物品属性“一降一升”现象也才初有显露，其影响力尚且有限。故而，耕地质量在这一期间也还处于一个总体的维持与利用阶段。

进一步看，这一阶段我国耕地保护存在着明显的问题：耕地数量不断减少和政府在对待耕地保护问题上“重量轻质”的价值偏差有关。由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可知，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从1978年开始逐步增强，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1978年的1 299.99亿元增长到1984年的3 372.5亿元，增加2.6倍。此外，这一期间乡镇企业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的需求非常旺盛，国有存量建设用地却日益减少，变更耕地用途、增加建设用地供给成为了解决这类需求的现实选择。由此出现我国耕地数量由稳定乃至增加转为减少的拐点，这几年我国迅速减少约2303.25万亩的耕地。基于此，并受“以粮为纲”战略后续的影响，中央政府十分强调耕地保护尤其是控制耕地数量减少的重要性。国务院分别在1978和198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有计划的开垦荒地，使耕地面积逐年有较多的增长”，并确立了“十分珍惜每寸土地，合理利用每寸土地”的基本国策;1982年颁布的《全国农村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出要把保护耕地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3年《当前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我们需要“爱惜每一寸耕地”，并对违规“占用耕地建房”的行为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处罚。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禁止侵占耕地建房的通知》等一系列耕地保护的相关文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要重视耕地保护工作，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来进行耕地保护。但是，这一期间的耕地保护政策更多强调的是保持耕地数量，遏制耕地数量的减少，并没有给予耕地质量保护应有的重视。

由上可知，虽然这一期间我国耕地质量总体处于一种维持与利用阶段，但是，由于耕地数量的不断减少和政府在进行耕地保护时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價值取向，为之后我国耕地质量的不断恶化留下了隐患。

2.31985—2005年：耕地质量的弃损与恶化阶段

这一阶段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属性都程度不同地遭到破坏，呈现出“双下降”走势。由图1可知，此间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一直处于一种快速下降态势，而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属性也处于一种维持和下降趋势，1985—1997年间总体处于一种维持状态，1997—2005年出现了急速下降。

从私人物品属性来看，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民工潮”的出现，大批农民要么“离土不离乡”，在本地乡镇企业务工，要么“离土又离乡”，涌向东南沿海等异地打工，各地遂出现承包地等耕地疏于管理、甚或放任自流、弃耕抛荒的普遍现象;加上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占用大量的优质农地，也促使耕地质量恶化。客观地看，这一阶段中国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虽然解决了农村中的部分隐形失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却造成了污染的扩大;另一方面，“民工潮”的出现，经历了一个从“盲流”到“合法”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艰难过程。肇始于农村劳动力的自发流动，冲破了“城乡分治”、城乡差异化户籍制度的藩篱，到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的通知》开始认可“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这为广大的农民在城市合法生存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事实上撬动了封闭的城市户籍制度，是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破冰之举。但是，站在耕地质量的角度看，伴随这一阶段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和“民工潮”的涌现，耕地质量受农业生产者重视的程度却在逐步降低，这也直接导致了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属性的恶化。

再从公共物品属性来看，造成其不断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这一阶段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改革与发展的重心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开遂由农村转到了城市，围绕农村进行的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农业的投入也存在欠缺。另一是这一阶段耕地保护的力度有所下滑，并且有限的保护力度又放在了耕地数量上面。政府虽相继出台了大量的耕地保护条例和文件，对耕地数量的占用也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总体来看，并没有有效遏制这一阶段耕地质量的破坏与恶化。

总之，这一阶段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和私人物品属性均处于下降的“双降”状态，并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出现了急剧的下降。总体来看，耕地质量处于一种弃损与恶化状态。

2.42006—2010年：耕地质量的遏制与维护阶段

由图1可知，在2006至2010年间，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属性再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而公共物品属性受到破坏的速度有所下降，显现出“一升一降”的发展态势。总体来看，耕地质量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一定程度回升并逐步提高的发展状态。

从私人物品属性来看，在剔除人口增长的因素后，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属性依旧在本期内增加了7.6%。究其原因，2006年元旦起我国正式废止《农业税条例》，表明自封建社会以来存在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策下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农业税的取消有效地降低了农业生产者的负担，有利于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更是体现了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趋势，是党和政府一项重大的惠农举措。再加上农业补贴力度的逐步增强，农村的土地开始有价值了，不再是经济负担或者单纯生产资料。此外，始于2008年农村土地确权颁证的逐步展开，承包地农民稳定了其对自己承包土地的价值预期。由此，承包地农民又开始对土地重视起来，这非常有利于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属性的提升。

从公共物品属性来看，在剔除人口增长的因素后，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属性依旧在本期内增加了6.2%。究其原因，2006—2010年农业税的取消，集体经济受此影响进一步弱化，加剧了耕地质量公共物品属性的下降乃至破坏程度。所幸地是，政府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措施以改变和提高耕地质量。这不仅体现在2004年起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再度连续出台和重农信号的传递，更体现在党和政府很快颁布的一系列旨在重视和加强耕地保护的政策上。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加强耕地保护是我国相关土地调控工作的重中之重。2007年，《物权法》规定了农民被征用或者占用耕地的补偿问题，对我国农地征用制度进行了进一步完善，也是对农民权益的保护和耕地价值的显现。2008年9月，国土部在其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工作的通知》中指出，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必须要实行“先补后占”的政策，唯一的例外就是国家重大工程可以暂缓，这也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占补平衡”制度;10月中共中央在其《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我们国家不仅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也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来实现我国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在党和政府相关文件精神的指引下，国土部以土地整治为平台，协同有关部门整村推进“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我国要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必须要“大力建设高标准农田”和“抓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事实上，从上分析可见，本文从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属性和公共物品属性双重属性维度来考量耕地保护问题，与党和政府的系列重视和加强耕地保护政策措施是高度契合的。同时，也旨在强调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既离不开承包农户源自自身利益的自为意识和自觉行为，更离不开政府的引导、监管和扶持，以及相关利益主体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投入及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

2.52011年至今：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阶段

由图1可知，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维度的属性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即双重属性都处于“双升”的发展趋势，并且在耕地数量保护的基础上越来越重视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究其原因，是因为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并且不断地加大对“三农问题”的投入，不断提高外部激励水平，进而通过加大政策和资金投入力度带来了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也通过深化“三权分置”改革、促进土地合理流动和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等方式进行内部激励，从而实现耕地的生产与经营主体不断提升具有私人物品属性的耕地质量维度。

具體来看，这一阶段，政府不断重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在农业方面也不断加大投入，进一步促进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培育农村集体合作组织，其对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共同富裕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合作经济的优势，可以承担起部分农村社会性公益事业，其发展壮大有利于耕地质量公共物品属性的保护与提升。同时，政府对耕地质量进行保护与提升时，应着重从如下三个方面着力：其一，通过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来提高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内在激励;其二，通过发展农村生态文明来营造起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良好的生态环境氛围;其三，通过专项耕地地力补贴的管理、执行、监督来实现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落地。

随着我国农村各项改革的推进，事实上已经形成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2014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正式确立三权分置的改革，明晰赋予经营权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权能，在流转经营、合作经营的现实背景下，“三权分置”改革可以给予耕地的实际使用者以保障，让其可以获得保护与提升耕地质量的后续收益，从而实现其对耕地质量私人物品属性保护与提升的内在激励。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问题是一个涉及全体社会公众的极度复杂问题，特别是在今天，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不断觉醒，其往往通过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与耕地质量联系起来。因而，要实现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必须充分激发社会公众的参与和舆论监督作用。从社会第三方来看，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各类环保组织，其对相关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进行了曝光和舆论谴责，这在客观上保护了环境。同时，也出现农民耕地保护协会等专业第三方保护组织。

进一步看，“十二五”以来，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提到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相关文件中明确要求：“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基础不是单纯坚守耕地红线，而是保障耕地质量”“粮食增产不能牺牲耕地质量”，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进一步安排(见表3)。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我国耕地保护基本形成了相关法律、制度和执行手段在内的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但是这一体系是从耕地数量保护立场出发的，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指导作用还有待加强。此外，由于经济社会阶段的原因，耕地质量下降的压力依旧巨大，耕地质量的大力提升还有待进一步推进。

3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经济学的视角，我们探寻从私人物品属性和公共物品属性两个新的维度来对耕地质量的定义进行了重新界定，这为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问题提供了一条全面而新颖的解决路径。基于此，通过归纳和总结发现：总体来看，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历了“爱护与改善-维持与利用-弃损与恶化-遏制与维护-保护与提升”五个动态调整的历史阶段，但是这一动态调整过程尚不完整，而不完整是因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上升阶段还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发展过程历史分析可以发现，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是一个涉及到诸多利益主体的复杂现实问题，因而，要实现不同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共融”，从而实现相关主体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机制。具体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离不开政府的投入，虽然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在关乎国计民生、具有显著外部性的领域，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方面，政府依旧需要担负起其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耕地质量具有的私人物品属性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激发耕地的经济价值，从而给直接利益主体(如新型职业农民、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与经营组织)以激励，促使其采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为。这种激励从内部来看，需要发展生态农业，从外部来看，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以此来提升农业的比较收益，激发耕地质量的价值。第三，要进一步恢复、健全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而为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提供一定组织基础。第四，要着力引入社会第三方机制(如农民耕地保护协会)，构建社会监督机制，激发社会公众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意识，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社会力量，实现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监督机制。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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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1130， China;2.Western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1130，China)

Key wordscultivated land quality;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concept definition; historical analysis中國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年 第29卷 第4期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AND ENVIRONMENT Vol.29 No.4 2019

作者：王军 李萍 詹韵秋 田世野

第2篇：浦口区耕地质量现状及保护和提高途径

摘 要：耕地是农业的基础，是与人类生存关系最重要、最直接且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该文针对浦口区中、低产田面积大、耕地土壤养分非均衡化等耕地质量现状，提出保护提升耕地质量的途径。

关键词：耕地质量;现状;提高途径

浦口区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西北，紧靠长江北岸，隔江与江宁区相对，区西北与安徽和县、全椒、滁洲、来安县接壤，滁河、驷马河为天然地界。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江北新区的成立，工业、城镇化的建设，大量的优质农田被侵占，并受到工业点源和农业面源污染对耕地质量的双重影响，导致耕地质量下降，给农业生产、农产品质量和粮食安全带来隐患。通过连续多年对我区1 225个耕地土壤取样测试，分析我区土壤耕地肥力质量现状，提出了保护和提高耕地质量的具体途径，为保护耕地质量，促进全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依据。

1 浦口区耕地质量现状分析

1.1 耕地土壤养分含量低

1.1.1 土壤有机质 通过近几年来采集水稻、小麦、油菜、蔬菜、苗木等土壤样品1 225个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浦口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在1.15～54.8g/kg，平均为19.98g/kg，比全市平均22.42g/kg低2.44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有机质平均17.5g/kg提高2.48g/kg，从化验数据看，土壤中有机质呈现中间多、两头少的特点，不同类型的土壤其耕层有机质含量差异也比较大，主要与土壤本身内在因素有关系。

1.1.2 土壤全氮 浦口区土壤全氮含量在0.23～4.12g/kg，平均为1.25g/kg，比全市平均1.38g/kg低0.13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全氮含量1.14g/kg增加0.18g/kg，属于中等水平。

1.1.3 土壤有效磷 浦口区土壤有效磷含量在0.78～185.6mg/kg，平均含量16.63mg/kg，比全市平均17.25mg/kg低0.62m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有效磷7.6mg/kg增加9.03mg/kg，增加十分明显，这与多年来大力增施磷肥推广施用复混肥有关，致使土壤有效磷在土壤中积累而增加。从总的情况来看，我区土壤有效磷含量在三级、四级的范围比例较大，以四级为最多，属中等偏下水平。

1.1.4 土壤速效钾 浦口区速效钾含量在19.7～550mg/kg，平均为96.17mg/kg，比全市平均99.4mg/kg低3.23mg/kg，属中等偏下水平，从总的情况来看，我区土壤速效钾含量不高，三级至四级比重较大。

1.1.5 耕地综合分级评价 浦口区耕地类型多样，共有5个土类、9个亚类、25个土属、64个土种。根据耕地地力调查和质量评价结果，按《全国耕地类型区、耕地地力等级划分》UY/T309—1996标准划分，将耕地地力划分为五个等级：一级地5 771.4hm2，占耕地总面积的6.63%;二级地

5 196.44hm2，占耕地总面积的17.91%;三级地14 195.19hm2，占耕地总面积的48.93%;四级地7 495.28hm2，占耕地总面积的25.83%;五级地202.18hm2，占耕地总面积的0.7%。

1.2 耕地土壤养分非均衡化比较严重

1.2.1 岗、耪、冲不同地形 低山丘陵地区由于长期的水流切割，水土流失及滞流的相互作用，岗冲高差较小，坡度也小，经长期开垦平田成为完整的岗、耪、冲体系，岗部水土流失量大，田块养分瘠薄，冲田部位随着地形的变化，粘粒含量由高到低逐渐增多，土壤肥沃。

1.2.2 水旱不同轮作方式 水田缺钾、旱地缺磷面积多，油菜田缺硼较为普遍，水稻田缺锌逐步显现;

1.2.3 旱地本身不同利用方式 蔬菜地作为特殊旱地，土壤磷富集严重，而一般旱地土壤磷却十分缺乏。

1.3 开发整理的补充耕地质量差 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质量等级是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基础，土地开发整理以“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改善耕地质量，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和产出率”为基本目标，是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加强基本农田建设的重要途径，然而土地整理是以“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性政策为大背景的，“新增耕地比例”是土地整理项目必须完成的一个刚性指标，而对耕地质量提高、土壤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土地生态效应没有定量指标要求，结果造成土地整理中“重数量、轻质量;重面积、轻效益;重开发、轻整理复垦”的状况，以致补充耕地质量差，土地利用率低下，占优补劣的不合理现象主要表现在新增耕地土壤养份含量低，土体层次结构混乱，耕作层浅，土体粘重、通透性差，土壤内易滞水，田间排水不畅等;耕地占补平衡过程中，“占优补劣”使耕地总体质量水平下降。

1.4 污染耕地土壤面积呈扩大趋势 我国已有2 000万hm2以上的农业土壤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每年由于土壤污染使粮食减产已超过260亿kg;我区从2012年开始就开展了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从280个土壤样品中经取样分析化验发现有6个土壤样品土壤重金属含量超标，农业土壤受重金属、有毒有机物等污染的面积比例已达到10%以上，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和城市排污，农田化肥、农药、农膜等化学品的超高量和使用不合理，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高环境激素含量畜禽粪便和废弃物的不合理使用等。

2 浦口区耕地质量保护和提高途径

2.1 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作物高产优质和提高肥料利用率的重要条件是肥料中主要养分比例的协调平衡。因为缺少适合农民使用的科学施肥技术，化肥氮磷钾养分比例不合理问题依然普遍，从我区监测结果看，肥料投入三要素比例为1∶0.23∶0.30，可见补施钾肥，控氮增磷是我区当前推广测土配方施肥要重视的问题。在当前农业生产中必须加大力度，大力推广精确施肥，切实做到科学施肥和减量施肥。保持土壤均衡供肥，要改变农民重化肥、轻有机肥，重氮肥、轻磷钾肥，重大量元素、轻微量元素的施肥观念，继续大力推广测、配、产、供、施一条龙服务模式，使这项技术真正落到实处，从而有效提高肥料的利用率，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2.2 建立合理的耕作制度，改良土壤物理性状 在种植业结构调整中，要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外部环境等，来优化种植业结构，建立合理的耕作制度。合理耕作制度是改良土壤物理性状的重要措施，我区由于长期使用浅耕机械或者直接免耕，农田活土层已明显变浅，土壤紧实，作物根系难以下扎，导致耕地土壤耕层变薄，养分非均衡化严重，土壤板结。因此应制定轮作计划，选择适合的茬口，有计划地2～3a轮流深耕一次，增加耕层厚度，降低犁底层厚度，增强土壤的通透性，保证作物根系的正常生长发育，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和供肥能力，

2.3 开发利用有机肥资源，努力提高土壤肥力 近年监测结果表明，我区有机肥用量呈下降趋势，有机肥利用的空间还很大。据调查我区在茶叶、蔬菜等经济作物上应少量施用商品有机肥料，重点放在种植绿肥、农作物秸杆还田和畜、禽粪便的合理利用上。推广应用商品有机肥料及有机无机复混肥，继续对施用商品有机肥给予财政补贴，努力增加有机肥用量，充分发挥有机肥对耕地的持续增肥作用。

2.4 加大监控力度，减轻耕地土壤污染 土壤是污染的受害者，也是污染的传播者，目前对耕地土壤构成污染的主要是重金属和农药残留，土壤污染对人类的危害性极大，一旦遭受污染，很难恢复，它不仅直接导致粮食减产，而且通过食用生长在被污染土地上的植物及其产品影响人体健康。因此应当加大监控力度，从源头抓起，控制污染源，严禁向水体或农田直接排放工业污水，加大对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有效防止工业三废里的有害物质对耕地土壤的污染。同时大力开展化肥和农药零增长行动宣传力度，减少不合理化肥的投入，加大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宣传推广应用力度，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走高产高效、优质环保、可持续发展之路，减少对耕地土壤环境的污染。

2.5 开展用地与养地相结合 免耕、覆盖、间作等能够改变田块的物理环境，改善土壤性质和结构，阻止养分淋失和浸失损失。改变传统种植制度，采用科学合理的轮作方式，如水旱轮作、粮食作物与豆科作物轮作、粮食作物与绿肥作物轮作、粮食作物与油料作物轮作、生长期长的作物与短期作物轮作，给土地充分的休整时间，实行用地与养地相结合，提高土壤微生物的活动，改良土壤结构，加强土壤的透水性和蓄水保墒能力，增加土壤肥力。

2.6 建立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的投入长效机制 耕地是极为宝贵、难以替代的稀缺资源，各级政府应采取多种措施。一是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二是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制定耕地质量保护措施;三是推进土地开发、复垦、整理，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严格补充耕地评定标准;四是实现耕地环境保护。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综合整治是保护和提高耕地质量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农田基础设施和农田耕地质量提升投入的长效机制，通过稳定的资金投入，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力防治耕地污染和水土流失，增强耕地生产能力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科学治理水平，不断提高耕地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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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源升，蒙远望，黄绍富，等.百色市耕地质量现状分析与保护对策[J].广西农学报，2008，10(23)：5.

(责编：吴祚云)

作者：刘天仪　狄恒荣

第3篇：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选择的影响

摘要：農户是耕地质量保护的直接主体，农户外在嵌入的社会网络和内在的感知价值对其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利用陕西省1 019户农户调查数据，在对农户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进行测度的基础上，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社会网络及感知价值对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网络中网络互动与网络规范对农户采取两类措施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信任仅对采取资产型措施有显著影响，网络互惠仅对采取费用型措施有显著影响;(2)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感知和社会价值感知对农户采取两类措施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价值感知仅对资产型措施有显著影响;(3)感知价值能够强化社会网络对费用型措施的正向影响;(4)技能培训和耕地流转对两类措施的采取均有促进作用，文化程度和劳动力人数仅对费用型措施有促进作用，性别和耕地面积仅对资产型措施的采取有促进作用，而劳动力完全分工对费用型措施的采取表现为促进作用，对资产型措施的采取表现为抑制作用。据此，相关方案的实施应充分利用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在农户耕地质量保护中的作用，对不同措施采取差异化的激励策略。

关键词：社会网络;感知价值;耕地质量保护;费用型措施;资产型措施

收稿日期：2021-05-10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1.06.15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8S04);西安交通大学自贸区研究院专项科研项目(Z2017008)

作者简介：吴璟，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通信作者引言我国已连续十七年实现粮食丰收，但人均耕地面积偏小、耕地后备资源有限、耕地质量总体不高的基本国情仍未得到改善，且过去粮食增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化肥和农药的大量投入，这不仅导致耕地土壤结构的破坏，而且导致化肥和农药的增产效应逐渐减弱[1]，直接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农业生产成本的攀升，农户兼业化特征越来越显著，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的内在动力不足，在耕地利用过程中存在粗放管理甚至抛荒撂荒的现象。鉴于此，中央连续发布“一号文件”强调对耕地质量的保护，并将开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耕地内在质量提升作为长期任务。农户是耕地的直接使用者和耕地质量保护的第一主体，如何提高其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积极性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2-4]。

目前，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户个人特征[5-8]、农户家庭特征[9-12]、耕地资源特征[13-15]、制度与环境因素[16-17]等方面。特别是在农户特征方面，社会网络作为我国农村人情社会的显著特征，对农户技术采纳的影响不可小觑。有研究结果表明，在多方参与实施的农业保护项目中，农户更倾向与当地网络内的参与农户进行互动[18]，社会网络的拓展能够有效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技术采纳的不利影响[19]。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户兼业化程度的加深，耕地价值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耕地除了作为生产资料外，还具有社会保障、生态休闲以及情感依赖等多种功能。农户作为耕地最直接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对耕地价值的感知与认同是其对耕地保护进行投入的前提条件[20]。相关研究也表明，外在嵌入的社会网络和内在的感知价值在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21-22]，但农户在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方面的异质性是否会导致其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行为的差异有待进一步探讨。

现有文献多集中于农户在耕地质量保护中采取单项技术的研究，如秸秆还田[23-24]、测土配方施肥[25]、有机肥施用[26-27]、节水灌溉[28]等技术的采纳。从行为结果来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可分为两类，即不会形成资产且需要重复投入的费用型措施和能够形成有形资产且不需要连续重复投入的资产型措施[12]。秸秆还田、施用商品有机肥、施用农家肥等费用型措施的实施难度相对较低，但这类措施对耕地质量提升难以有效资本化。土地平整、修整水渠、建设农田防护林等资产型措施是具有集体行动和公共产品属性的私人供给产品，但投资回收期较长。从行为结果分类角度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选择差异进行研究的文献较为缺乏。综上所述，本文基于陕西省1 019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通过农户社会网络与感知价值的测度，从多维视角探究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选择的影响，以期为耕地质量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社会网络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

我国农村社会是以地缘、血缘和亲缘关系为连接纽带的熟人社会，作为行动者的农户可从其嵌入的社会网络中获取资源[29]，直接影响其当前和未来的土地管理决策[30]。首先，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具有信息共享功能。发展中国家的农民通常不是直接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接收农业信息，而是从当地的社交网络获取信息[31]。农户将此视为主要信息来源，对新技术采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2-33]。其次，在转变耕作方式过程中，农民重视人而不是角色所传递的知识，依靠经验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获取知识[34]，社会网络通过农户间的互相学习影响农户生产决策。所以社会网络在农民采用新的农业技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5]。再次，社会网络中良好的社会规范和农户彼此间的信任能够促进农户间的合作，有助于农户技术采用意识的形成[36]，比如农户与周围村民联系情况和信任程度能够正向影响农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意愿[37]，强化农户社会规范感知可以提高农户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38]。最后，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农户由于自身知识水平和判断能力的局限，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周围其他农户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羊群行为”，以致最终倾向于技术采纳方向上的趋同性[39]。鉴于社会网络在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和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过程中均发挥着正向作用[19， 40]，提出假设：

H1：社会网络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有正向影响。

H2：不同维度社会网络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

(二)感知价值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

农户对耕地的感知价值是其在考察自身资源禀赋与生计策略的基础上，对耕地资源价值的重新评估。从经济价值来看，耕地作为农民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其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最根本的利益。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农业经营主体以小规模农户为主，农户大多采取兼业策略，农业收入比重较低;另一方面，耕地质量保护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农户难以在短期内感知到耕地保护的经济回报。从生态价值来看，农户对生态以及耕地有了新的认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考虑生态环境变化对其生产和生活的影响。维持耕地的生态功能是耕地质量保护的重要内容，当农户对耕地的生态价值感知越高时，农户越倾向于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从社会价值来看，农户对耕地资源社会价值的感知主要表现为农户对耕地保障基本生活的认可。当前农村人力资本流失严重，留守农村的农业从业者非农收入来源有限。农户对耕地的社会价值感知程度越高，耕地在农户未来预期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就越高，为維持或提升耕地在未来年份中的产出能力，农户越有可能采取措施提升耕地质量。此外，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和长期紧张的人地关系造就了农户“恋地”“惜地”与“占有”的特殊情感偏好，使耕地显现出情感价值属性[41]，农户的情感价值感知又会反映在对耕地利用方式上。由此，本文从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感知、社会价值感知和情感价值感知4个方面来考察感知价值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并提出假说：

H3：感知价值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H4：不同维度感知价值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

感知价值是农户土地投入行为产生的逻辑起点，是农户个体内在的心理特征。而社会网络是农户外在嵌入的网络环境，不仅会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活动，也会影响农户的非农生产活动。农户的感知价值水平较低意味着农户对耕地收益与整体效用的期望水平较低;密切的社会网络会使农户将资金与劳动配置到非农生产中。较高的感知价值水平作为内在动机，不仅直接促进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的意愿与行为，且在农户耕地利用过程中能够强化农户通过社会网络获取信息与技术，进一步增强社会网络在农户耕地保护过程中的作用。由此提出假设：

H5：感知价值在社会网络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二、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8年6月及10月对陕西省6县(市)农户的抽样调查。考虑到陕西省地形复杂、气候与资源差异决定了不同的农业作物类型，因此，调研区域包含了陕南地区的勉县和南郑区、陕北地区的富县和甘泉县以及关中地区的礼泉县和扶风县，研究对象包含旱地与水田种植户。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县(市)随机选择4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4～5个村，每个村随机调查8～10户农户，共获得有效问卷1 019份，其中陕南地区350份，陕北地区287份，关中地区382份。

(二)变量说明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户是否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Y)，采取赋值为1，未采取赋值为0。根据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产生的结果，本文将农户采取的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具体分为是否采取费用型措施(Y1)与是否采取资产型措施(Y2)。

2.社会网络变量。本文通过评价12个指标对农户社会网络进行测度，根据程度由低到高，依次赋值为1、2、3、4、5。在此基础上，对测度指标进行因子分析，KMO值为0.719，得到4个公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为21.890 %、19.301%、17.634%和17.404%(具体表征指标和因子旋转载荷矩阵见表1)。根据各公因子中载荷较大的指标表征内容将4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网络互动”“网络信任”“网络规范”“网络互惠”，并作为社会网络变量的细分维度，通过加权计算得到社会网络总得分。

3.感知价值变量。根据相关研究和实际调研情况，本文选择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感知、社会价值感知和情感价值感知4个维度来测度农户对耕地的感知价值水平[20](见表2)，感知价值的总体水平为4个维度的平均值(在模型回归中对感知价值进行中心化处理)。

4.控制变量。根据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分别从受访者个体特征中选取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训和外出务工5个变量;从家庭特征中选取劳动力人数、家庭收入、是否完全分工和耕地流转4个变量;从耕地资源特征中选取耕地面积、地块数量、耕地肥力3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所用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3。由表3可知，样本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水平偏低，其中采取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农户比例为45.3%，采取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农户比例为32.7%。样本农户社会网络的总体平均水平为3.2，感知价值的总体平均水平为2.9。受访者平均年龄为58.6岁，大多数人受教育程度低于初中水平，参加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较低。外出务工的占比为41.2%。说明调研区域内的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流失的现象较为严重。农户平均家庭劳动力人数接近3人，且农业劳动力和非农劳动力完全分工的家庭占样本农户的比例为38.5%。户均收入水平达到5万元以上，但同时收入水平在农户之间差异较大样本农户的耕地流转意愿较低，大部分农户仅愿意经营现有规模耕地，既不愿转入也不愿转出。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差异较大，但农户对耕地肥力评价差异较小。

(三)模型设定

本文因变量是赋值为(0，1)的二分类变量，选择Probit或Logit等二元选择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公式(1)为农户采取措施和不采取措施的概率，公式(2)为采取措施概率的期望。如果公式(1)中函数F(x，β)是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则公式(3)为Probit模型表达;如果F(x，β)是服从逻辑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则公式(4)为Logit模型表达。本文选取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利用Log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42]。

P(y=1|x)=F(x，β )

P(y=0|x)=1-F(x，β)(1)

E(y|x )=1·P(y=1|x )+0·P(y=0|x )=P(y=1|x)(2)

P(y=1|x)=F(x，β)=Φ(x′β)=∫x′β -∞φ(t)dt(3)

P(y=1|x)=F(x，β)=Λ(x′β)=exp(x′β)1+exp(x′β)(4)

三、结果与分析

(一)估计结果

本文在进行实证分析前，通过计算膨胀因子对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各自变量的VIF的最大值为1.94，平均VIF为1.38，因此可以认为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对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影响，同时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模型1、模型5分别是社会网络对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2、模型6分别是感知价值对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3、模型7分别是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的总体水平对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4、模型8分别是在模型3、模型7的基础上引入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的交互项的回归结果。Logit模型与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模型的稳健性较好。

(二)估计结果分析

1.社会网络的影响。模型1与模型5的回归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费用型和资产型两类措施均有影响，但影响存在差异。网络互动、网络规范和网络互惠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信任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影响不显著;网络互动、网络信任和网络规范对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互惠对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影响不显著。费用型措施需要连续的重复性投入且不会在耕地上形成有形可见资产，但单次投入成本较小、实施门槛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农户采取费用型措施主要受社会网络信息扩散以及从众心理的影响，因此网络互动、网络规范和网络互惠的影响显著。资产型措施的投资回收期长，农户在参与过程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且资产型措施往往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和利他性。资产型措施的采取除受到信息获取的影响，还需要以农户间良好信任和行为规范作为基础。综上，假设H1和假设H2得到验证。

2.感知价值的影响。模型2与模型6的回归结果表明，感知价值对费用型和资产型两类措施均有影响，但影响存在差异。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感知与情感价值感知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有显著正向影响，显著水平均为1%，社会价值感知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影响不显著。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感知、社会价值感知与情感价值感知对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均有正向影响。说明农户的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感知与情感价值感知水平越高，其采取措施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动的概率越大。社会价值感知仅对资产型措施有显著影响，说明社会价值感知越高，农户越期望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农户越倾向采取资产型措施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综上，假设H3和假设H4得到验证。

模型3与模型7的回归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对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引入社会网络与感知价值交互项后对费用型措施的回归模型4中，交互项系数为0.416且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4的伪决定系数R2相比于模型3有所提升，说明感知价值在社会网络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也就是说，较高的感知价值水平能够增强社会网络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正向影响。结合前文分析可知，农户感知价值水平越高，耕地对农户的重要性越强，农户采取费用型措施的概率越大;相反，当农户感知价值水平较低时，即使农户拥有较为紧密的社会网络，在获取信息和达成合作等方面具备优势，但限于耕地在其生产生活中处在较弱的地位，农户采取费用型措施的概率也会较低。对资产型措施进行回归的模型8中，交互项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资产型措施的实施对农户的个人能力与外部协作要求更高，仅仅有着较高的感知价值往往容易造成农户“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综上，假设H5得到验证。

3.控制变量。个人特征变量中，性别对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有正向影响，并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但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无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但对资产型措施无显著影响。技能培训对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均有正向影响，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受访者的年龄和是否外出务工对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均无显著影响。家庭特征变量中，劳动力人数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资产型措施的影响不显著。是否完全分工对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分别有正向和负向影响，且均在1%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耕地流转对农户采取两类措施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收入对农户采取两类措施均无显著影响。耕地特征变量中，耕地面积对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1%水平上统计性检验，对费用型措施的影响不显著。地块数量与耕地肥力对农户采取两类措施的影响均不显著。

在控制变量中，耕地流转对费用型措施和资产型措施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经过新一轮农地确权后，农户的产权安全感知较为稳定，耕地经营意愿强烈、愿意转入更多耕地的农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概率更大。因此，积极推进耕地流转，依然是提高耕地质量保护的重要前提。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户比例仅为26.8%，但技能培训对农户采取两类措施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人数仅对费用型措施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采取资产型措施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的认知越充分，但同时越容易脱离农业生产转入非农产业;家庭劳动力人数增加往往导致农户对耕地的依赖程度降低，农户不会倾向采取投资回收期较长的资产型措施。性别和耕地面积对资产型措施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费用型措施的采取无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资产型措施在资金和劳动投入上一般高于費用型措施;目前在农村家庭经济决策中男性仍处于主导地位，相较于采取费用型措施，耕地面积越大的农户采取资产型措施更易形成规模经济。劳动力是否完全分工对费用型措施和资产型措施的影响均显著，但影响方向相反。根据调研情况，家庭劳动力呈现完全分工特征的农户，往往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完全务工，留守的老一代劳动力完全务农。劳动力完全分工一方面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将农户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剥离农业生产领域，因此，劳动力完全分工对费用型措施的影响为正，对资产型措施的影响为负。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农业兼业化不断深入且将长期持续的情况下，耕地的经济效益对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激励作用有限。同时农户的一切社会活动离不开社会网络，从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视角出发，探究农户在耕地质量保护中的行为特征与规律更具现实意义。基于陕西省1 019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二元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对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选择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1) 农户采取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比例分别为45.3%和32.7%，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的整体参与水平较低。(2) 社会网络细分维度对农户采取两类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影响存在差异，网络互动与网络规范对农户费用型措施和资产型措施的采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网络信任仅对资产型措施有显著影响，网络互惠仅对费用型措施有显著影响。(3)感知价值的不同维度对农户采取两类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影响存在差异，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感知与情感价值感知对农户采取两类措施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价值感知仅对资产型措施有显著影响，且感知价值能够强化社会网络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正向影响。(4)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耕地特征均对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有影响，但对费用型措施和资产型措施的影响不同。技能培训和耕地流转对两类措施的采取均有促进作用，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人数仅对费用型措施有促进作用，性别和耕地面积仅对资产型措施的采取有促进作用，而劳动力完全分工对费用型措施的采取表现为促进作用，对资产型措施的采取表现为抑制作用。

为提高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水平，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结合乡村振兴开展耕地质量保护工作。以乡风文明和生态宜居建设为基础，培养农户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观念以及合理利用保护耕地的乡规民约，同时强化和拓展农户社会网络，充分利用农户社会网络的信息扩散功能，提高农户在耕地质量保护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和信任水平。(2)在保障耕地经济收益水平的情况下，从生态保护、社会保障和文化情感等方面加强耕地与农户之间的联系，多维度提高农户对耕地价值的感知水平，为改善农户耕地利用方式提供必要条件。(3)针对不同类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要有不同的激励策略。费用型措施的激励应以提升农户感知价值水平为前提，建立农户社会网络内相应的行为规范并充分利用社会网络的信息扩散功能;资产型措施的实施应当以政府牵头为主导，强化社会网络在提高农户信任与促进农户合作方面的作用，降低农户个体采取资产型措施的门槛。(4)切实推进耕地流转，提高农业技能培训的深度与广度。探索相关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新模式，扩大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覆盖面，缓解因农户兼业化导致的耕地质量保护中人力资本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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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Farmers’ Social Networks and

Perceived Value on Their Choice of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Protection BehaviorWU Jing，WANG Tianyu，WANG Zhengb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

Key words：social networks;perceived value;cultivated land quality protection;cost type measure;asset type measure

(責任编辑：王倩)

作者：吴璟,王天宇,王征兵

第4篇：芮城县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技术措施

为全面提高全县耕地地力水平，禁止秸秆焚烧，提高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县土壤肥料工作站2015年全力推广以秸秆粉碎还田耕地质量提升综合技术模式，结合以往秸秆综合利用经验和做法对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措施归纳如下：

秸秆直接还田是培肥地力的主要途径，通过连续三年直接还田试验证明：土壤有机质提高0.03%，全氮提高0.02%，小麦亩产量提高15公斤，玉米亩产量提高20公斤。秸秆还田能疏松土壤，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和理化性能，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通气性能提高，贮水量增加，能培肥地力，提高产量，而且减少了农作物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因秸秆连续还田，避免了农民在田间地头直接焚烧秸秆，既保护了环境又减少火灾隐患。秸秆直接还田主要技术措施包括以下两种：

⑴机械化秸秆还田，小麦秸秆和玉米秸秆经机械粉碎直接还田。主要模式有：①小麦高茬覆盖复播还田技术。对高茬复播的麦田，可根据土壤墒情、机具配套及生产条件等差异，因地制宜采取旋耕覆盖复播。②小麦高茬覆盖休闲还田技术。对不复播秋作物的夏休闲麦田，因地制宜采取高茬休闲覆盖技术来取代传统的灭茬伏耕方式，从而大大提高休闲麦田蓄水保墒能力，实现培肥改土的目的。③麦茬直接翻压还田技术对割晒机或联合收割机收割后留茬较高的麦田，收后立即用机械反转高柱犁将高茬麦草全部翻入土中，对人工收割的低茬麦田，留在田间的麦茬数量很少，可将场院中的剩余麦草或麦衣低茬麦田，每亩均匀撒铺200-300公斤，然后用深翻犁将其耕翻入土。玉米秸秆还田技术、在玉米成熟后，采取联合收获机械收割的，一边收获玉米穗，一边将玉米秸秆粉碎，并覆盖地表;采用人工收割的，在摘穗、运穗出地后，用机械粉碎秸秆并均匀覆盖地表。秸秆粉碎长度应小于10厘米，在秸秆覆盖后，趁秸秆青绿(最适宜含水量30%以上)，亩使用秸秆腐熟剂2--3公斤，将腐熟剂与适量潮湿的细砂土混匀，均匀地撒在秸秆上。

⑵秸秆果园覆盖技术，用小麦、油菜、玉米秸秆覆盖果园空地，它可以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减少水分蒸发与径流，防止水土流失，促进果树生长，提高水果产量和优质果比例，改善水果品质，增加甜度和可溶性固形物，具有操作简单、经济适用特点。

2、秸秆作为堆沤原料腐熟还田。

利用夏积高温季节，把秸秆堆积，厌氧发酵沤制，特点是时间长，受环境影响大，劳动强度高，产出量少，成本低廉。有条件的要推广应用“301”菌剂、催腐剂，醇素菌等快速堆沤秸秆还田技术，缩短沤制时间，适用于农户分散小规模应用。

芮城县土壤肥料工作站:姚培发、王晋兴

2015年6月3日

第5篇：莆田市2018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我局组织制定了《莆田市2018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总体要求，以服务农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海峡西岸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重点，集成推广耕地质量提升技术，全面增强农民科学施肥意识，提升科学施肥技术水平，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二、主要任务

(一)继续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工作。

开展取土化验、田间试验、发放施肥建议手册(卡)、技术指导与宣传培训等工作。根据土壤养分状况和作物需求，制定发布主要农作物施肥配方，优化氮、磷、钾配比，促进大量元素与中微量元素配合。选择基础条件好、集中连片的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作为示范点，开展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建立土壤改良、地力培肥和化肥减量增效示范片。通过项目实施，改进因土、因作物施肥技术，不断优化施肥结构提高肥料的有效

- 12号)和《耕地质量等级》的要求，以县区为单位组织开展耕地质量等级变更评价，加快汇总整理各类耕地质量数据资料，完善县区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为全省耕地质量数据平台建设提供基础支撑。

三、技术路径

1.推进精准施肥。根据不同区域土壤肥力条件、作物产量潜力和养分综合管理要求，合理确定各区域、作物单位面积施肥标准，减少盲目施肥行为。

2.优化施肥结构。根据土壤养分状况和作物需肥规律，优化氮、磷、钾配比，促进大量元素与中微量元素配合;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促进肥料产品优化升级，大力推广微生物肥、水溶肥、土壤调理剂、缓控释肥等新型高效肥料。

3.改进施肥方式。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提高农民科学施肥意识和技能，推广应用配方肥;推广适用施肥设备，改表施、撒施为深施;推广应用水肥一体化、根外追肥等技术。

4.有机肥替代化肥。充分利用畜禽粪便、沼液沼渣等有机养分资源，鼓励增施有机肥，用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实现有机无机相结合，提升耕地基础地力，减少化肥养分投入。

5.综合利用有机肥源。通过冬种蚕(豌)豆、紫云英等;利用果园套种圆叶决明、羽叶决明、印度豇豆等;结合水稻机收秸秆还田等措施，提高有机肥资源综合利用，既提升耕地基础地力，又减少化肥养分投入。

四、保障措施

(一)加快项目实施。各地要按照“省抓管理，市抓督导，县抓落实”的总体要求，构建上下联动、共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按照省市下达的项目实施方案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细化具体的实施方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把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促进项目加快实施。同时根据《2018福建省农业系统绩效管理实施方案》和“绩效管理年”活动要求，明确项目清单，对各项土肥工作建立“时间表”，梳理“路线图”，每月18日前及时上报项目进展，确保按序时进度要求推进落实。当年项目实施结束后，按照县级自评、市级复核、省级考评的要求，对项目进行绩效考核。

(二)加强项目管理。各地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强化项目资金管理，加强资金监管，规范使用行为，确保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和超范围支出， 始终牢固树立项目资金的管理意识和责任意识，把管好项目、用好资金当作最重要的工作抓紧、抓好。要根据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时公开资金申报指南、申报要求、补助标准、分配结果等，促进农业财政资金的公开和透明，自觉接受基层和社会监督。

(三)加快资金支出。各地要加大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力度，优化资金拨付流程，缩短资金拨付环节时间，在保证项目资金安全和使用效益的前提下，可采取按实施进度拨付资金，加快项目资金支出进度。要对近年来的土肥项目进行逐项梳理，认真分析资金支出缓慢、结转结余较多的原因，针对性制定相应的工作措施加以解决，进一步提高资金支出进度，确保各项政策资金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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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XX区2020年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实施方案

为了落实好2020年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全面提高耕地质量和科学施肥水平，根据《XX省农业农村厅XX畜牧兽医XX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O2O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等项目实工作的通知》(x农计财字〔202O〕x号)文件要求，结合XX区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XX区2020年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实施方案.

一、基本思路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围绕实施乡村XX战略总体要求，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探索开展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利用机制，持续推进化肥减量增效，助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二、实施任务目标

安排取土化验80个+2个(随机抽取土样做平衡检测)，田间试验示范4处，组织县级技术培训1次，组织乡镇技术培训2次，现场观摩活动1次。补充耕地质量评定工作和对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变更评价进行补充工作。

三、项目建设内容

（一）开展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变更评价工作。

结合化肥减量增效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继续抓好田间调查、取土化验等基础性工作，重点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区、耕地占补平衡区、耕地损毁复垦区开展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变更评价和数据库更新，并将最新评价结果标注在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图上。

（二）巩固提升土肥水基础工作。

继续抓好取土化验、田间试验、耕地质量监测、配方发布的土肥水基础工作。

1.继续开展土样采集化验工作。按照《XX省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全区继续安排耕地质量调查样点，开展田间取土化验工作。全区统筹安排取土化验80个，取土要全面覆盖2019年规划建设的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23个，新增加1个定位监测点。土样必测项目包括：土壤pH、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缓效钾常规6项;水溶性盐、容重、水解性氮及中(钙、镁、硫)、微量元素(有效铜、有效锌、有效铁、有效锰、有效硼、有效钼、有效硫、有效硅)14项。

2.田间试验示范。为修订和完善我县主要作物施肥体系，按照省、市方案任务目标，安排小麦、玉米肥效对比试验各1处;小麦、玉米肥料利用率试验各1处。根据市农委文件要求，确保试验数据的准确性，将试验委托给XX大学农学院完成，所需经费任务承担单位支付。

3.耕地质量监测。现有省、市、县三级耕地质量监测点继续调查监测和取样检测。选择位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空白区和常规区，设立监测点标牌。进一步完善监测基础信息，建全监测档案，总结各类耕地质量变化动态，编写耕地质量监测报告。

（三）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创建。

为了持续推进化肥减量增效，助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根据《XX省2020年化肥减量增效项目实施指导意见》，在保障完成基础性工作后，结合XX区实际情况，开展化肥减量增效技术示范。示范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采用物化补助方式(所需物化补助的货物，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确定)，集中展示配方施肥高效施肥技术模式。化肥减量增效技术示范主体设有：指导专家、示范对比田和醒目标识牌。通过化肥减量增效技术示范，总结试验示范技术成果，修订完善示范作物的施肥指标体系，总结形成示范作物减肥增效技术模式。

（四）做好科学施肥技术指导服务

组织农民培训和现场观摩活动。在农闲时节组织县级技术培训，培训内容主要为小麦、玉米、蔬菜等作物的科学施肥技术。在春播、麦收、秋收秋种等关键农事，制作技术明白纸，不定期深入到镇村开展技术培训及现场观摩活动，宣传科学施肥知识，提高农民科学施肥技能，营造全县科学施肥的浓厚氛围。

四、资金安排施用

根据XX市农业农村局《2020年关于做好旱作节水及耕地和质量提升项目实施工作的函》文件要求和任务资金分配，XX区为2020年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基础工作县，补贴资金30万元。财政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开展耕地调查、取土化验、试验示范、等级变更评价等基础性工作，以及产品抽检、宣传培训、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创建等与项目直接有关的必要性支出。

五、实施进度安排

2020年8月-9月上旬，制定实施方案;

2020年9月下旬-10月，采样布点及制备土壤样品;

2020年10月，安排小麦试验;

2021年6月，安排玉米试验;

2020年10月-11月上旬，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创建;

2020年10月-12月，补充耕地质量评定和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变更评价工作

2020年11月，化验土壤样品;

2020年9月-2021年6月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开展乡镇培训;组织现场观摩活动;

2020年10月-2020年12月，集中开展县级培训;

2020年12月，XX区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验收。

六、补助资金支出范围及标准

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基础性工作补助6万元

主要用于取土、化验。

（二）技术推广服务补助5万元

主要用于技术推广服务、示范技术推广标志牌制作、宣传培训及省市会议培训等。

（三）小麦、玉米试验共四处，试验费用8万元。

根据市农委文件要求，确保试验数据的准确性，将试验委托给XX大学农学院完成，所需经费任务承担单位支付.

（四）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变更评价工作费用5万元。

主要用于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变更评价工作费用支出。

（五）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创建，补助费用6万元。

主要用于对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建设所需要的配方肥料进行物化补助。

以上各分项资金有结余的，可以补充其他资金不足项。

第7篇：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

化隆县国土资源局

关于化隆县2011年度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说明

根据县纪委《关于转发地区纪委<关于对2011年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展监督检查的通知>的通知》的要求，现将2011年我县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政策措施落实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耕地保护完成情况

2011年底全县共有耕地面积3.64万公顷，二次土地调查的耕地总面积4.85万公顷实现了耕地保有量的目标任务。至2011年底划定基本农田保护面积3.04万公顷。 全县各乡镇中基本农田保护比例最高的为金源乡，最低的为群科镇。

二、节约用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一)领导重视，责任到位。为了把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工作落到实处，我县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及相关政策，对2011年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工作责任制，由县人民政府主管县长负总责，明确了责任，层层落实了工作责任。并与各乡镇填写了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乡镇与各村签订了‘控制村庄，保

护耕地’责任书，将责任落实到每个村。

(二)加大普法宣传和执法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的保护。通过召开法制讲座，举办培训班等多种形式，结合“4〃22 ”地球日、“ 6〃25”土地日的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保护耕地的必要性、重要性，并专门召开了一次乡(镇)土管员参加的耕地保护工作会议。为了防止项目建设违法占用耕地及破坏基本农田，我县制定了耕地保护巡查制度和检查制度。组成工作组对耕地保护工作进行了两次定期检查和多次不定期的巡回检查，严格执行耕地保护“五不准”规定，严肃查处挖砂、取土、破坏耕作层等违法行为。实现了年度耕地保护，为化隆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8篇：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

化隆县国土资源局

关于化隆县2011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说明

根据县纪委《关于转发地区纪委<关于对2011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展监督检查的通知>的通知》的要求，现将2011年我县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政策措施落实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耕地保护完成情况

2011年底全县共有耕地面积3.64万公顷，二次土地调查的耕地总面积4.85万公顷实现了耕地保有量的目标任务。至2011年底划定基本农田保护面积3.04万公顷。 全县各乡镇中基本农田保护比例最高的为金源乡，最低的为群科镇。

二、节约用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一)领导重视，责任到位。为了把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工作落到实处，我县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及相关政策，对2011年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工作责任制，由县人民政府主管县长负总责，明确了责任，层层落实了工作责任。并与各乡镇填写了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乡镇与各村签订了‘控制村庄，保

护耕地’责任书，将责任落实到每个村。

(二)加大普法宣传和执法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的保护。通过召开法制讲座，举办培训班等多种形式，结合“4〃22 ”地球日、“ 6〃25”土地日的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保护耕地的必要性、重要性，并专门召开了一次乡(镇)土管员参加的耕地保护工作会议。为了防止项目建设违法占用耕地及破坏基本农田，我县制定了耕地保护巡查制度和检查制度。组成工作组对耕地保护工作进行了两次定期检查和多次不定期的巡回检查，严格执行耕地保护“五不准”规定，严肃查处挖砂、取土、破坏耕作层等违法行为。实现了耕地保护，为化隆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9篇：关于全市耕地质量保护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市人大农委课题组

为深入了解全市耕地质量保护建设的情况，摸清耕地质量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研究论证耕地质量保护建设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着力改善耕地环境、提高耕地质量、提升耕地产能，保障全市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市人大农委根据年初工作计划，组织开展了全市耕地质量保护建设情况调研。调研组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洪任组长，市人大农委组成人员、专业组代表和西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专家学者为成员，在市农委、市国土局、市水利局、市农综办等有关部门领导的陪同下开展。调研组于 7月18至21日听取了市农委、市水利局、市国土房管局和市农综办的专题汇报，随后，分成三个调研组分赴奉节、开县，石柱、涪陵，长寿、綦江和巴南等区县开展了实地调研并与区县有关部门进行了座谈，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和数据，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 主要做法及效果 耕地是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最基本的资源保障条件，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土地产出率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影响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关系到农业、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大局。保护耕地，数量是基础，质量是根本，必须通过各种有效措施，提高耕地质量等级，确保耕地生产能力稳步提升。截止6月30日，全市实有耕地3364.3万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2881.69万亩，分别占市政府确定的年度目标102.88%、104.78%。在耕地质量保护和建设工作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做法：

(一)领导重视耕地质量，确保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市政府高度重视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十一五”期间，按照耕地保护法律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耕地保护的方针、政策，坚持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 “314”总体部署，积极创新耕地保护模式，探索拓宽城乡统筹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路，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各级部门依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紧紧围绕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总体目标，在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高起点大规模的投入和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实施了以中低产田改造为主的土地治理项目，实施了土壤有机质提升行动，实施了综合治理以实现建设项目用耕地占补平衡，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耕地质量保护建设得以稳步推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以改善，为推进城乡统筹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各项工作的开展中做到了“三个落实”：一是抓好组织落实。调研中了解到，奉节、石柱、涪陵、长寿、綦江、巴南等区县的农业项目区都成立了以乡镇街道主要领导为组长的项目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实施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二是抓好人员落实。在项目实施小组的人员构成上，大部分采取从乡镇街道农业服务中心、国土所等单位抽调精干人员，并从时间、经费和工作条件上给予保障。三是抓好责任落实。区、乡镇街道、村、组层层签订工作目标责任书，做到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充分调动各有关部门、村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把各项工作抓好抓实。

(二)综合开发治理耕地,提高了中低产田基础地力 全市坚持不懈地实施了以中低产田改造为主的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在治理中，坚持水土田林路综合治理、工程、生物、科技措施综合配套、着重对项目区水利排灌、机耕道路、生产便道、土壤培肥等进行整理。自1990年立项实施到2010年，已累计改造治理土地810万亩。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坚持集中连片、规模治理、产业开发和科技配套，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大增强，建成了一批高效生态农业、优质稻米、绿色榨菜和高标准农田示范基地。比如，调研中了解到，涪陵罗云乡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共改造中低产田1.3万亩，新增粮食生产能力250万公斤，项目区农民新增纯收入总额300万元。潼南、铜梁、璧山、武隆等蔬菜重点县和酉阳、巫溪等蔬菜不能自给的边远山区县，通过改造中低产田成片打造蔬菜基地，使项目区结构调整得以优化和升级。在三峡库区和武陵山区实施以生态综合治理为主的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有效地改善了项目区生态环境，增强了保土、保水、保肥能力，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市里按项目资金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推广费，对项目区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进行投入，加大对项目区农民的技术培训;市级每年还集中部分科技推广费，对全市重点推广的农业新技术予以支持，大大提高了项目区的农业科技水平。

(三)建设高产稳产农田,保证了耕地粮食生产安全 在当前我国耕地资源日趋紧张的情况下，狠抓耕地质量建设，着力提高产量显得尤为重要，对稳定粮食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市在建设高产稳产农田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强库区基本农田建设。投资61244.637万元，建成基本农田62.2万亩，其中

一、二级高标准基本农田21.2万亩，粮食生产能力在原有基础上每亩平均提高100公斤，高标准基本农田平均亩产增加70公斤，项目区年人平增收73.6元。二是推进退耕还林区基本口粮田建设。编制完成了《重庆市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基本口粮田建设专项规划》，经国家六部委审定批准，核定项目总投资19.55亿元，建设规模216.4万亩，建设年限2008年至2015年，实施范围包括33个区县的退耕还林区。截止目前，2008年度的建设任务已经全部竣工投入使用，2009年度建设任务完成90%以上，2010年度的建设任务正在实施过程中。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实现退耕还林区人均0.5亩高产稳产基本口粮田的目标，确保退耕还林区村民口粮的供给。三是参与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2010年的田间工程实施方案已经通过国家发改委组织的评审，并下达了投资，进入实施阶段。四是全面启动粮食生产基础能力建设。2010年全市启动了新增农资综合补贴用于粮食基础能力建设项目，在合川等31个粮食主产区县的100个粮食生产重点乡镇高产创建示范区实施粮食生产基础能力建设，国家投资2.2331亿元，建设规模25.4万亩。通过工程建设，提升了全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每亩提高150公斤以上，增加农业产值2.25亿元。

(四)实施培肥沃土工程，调控了土壤环境健康质量 为改善土壤质量，全市实施了培肥沃土工程。一是全面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通过深入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有力地促进了农民施肥观念的转变，提高了农民科学施肥水平。重化肥、轻有机肥、偏施氮肥等传统施肥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市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区县从2005年的2个增加到35个，面积从80万亩增加到3275万亩，累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近亿亩。测土配方施肥与常规施肥相比，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单产增加6%—8%，亩节本增效30元以上;经济作物增收效果更为明显，亩节本增效80元以上，经济效益相当可观。二是扩大土壤有机质提升行动。到2010年，已在25个区县实施了有机质提升补贴项目，累计投资5000万元，在重点乡镇实施秸秆腐熟还田、推广使用商品有机肥和恢复种植绿肥面积331万亩，实施区域土壤有机质提高15%，亩节省化肥5-10公斤，亩节肥增收81.8元，调整土壤耕层结构，改善作物品质，减轻不合理施肥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实现了农业节本增效，农民增产增收。三是积极探索被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在三峡库区实施了移土培肥工程，组织将三峡库区175米以下的优质耕(园)地耕作层土壤搬迁至182米以上的瘠薄耕(园)地上，同时配套实施了坡改梯等工程，平整土地，增厚土层，改良土质，提高地力，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开县粮食年产量能稳定在58万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一系列的耕地保护和改造措施，厚坝镇的大坝村移土培肥工程就是个例子，这也为我们探索保护和提高耕地质量提供了可行性借鉴。

(五)注重耕地质量调控，防止了耕地过渡开发利用 全市注重耕地质量调控，解决雨养农田季节性干旱问题。重点推广三项技术：一是坡耕地水土和养分流失综合防治与农田养护技术，主要技术内容包括坡改梯经济植物篱技术;坡耕地垄作与聚土技术;坡耕地养护与高效利用农作技术。二是雨养农田集雨保水与抗旱耕作技术，主要技术内容包括建设蓄水池、沉沙池、贮粪池，以达到补灌抗旱和高效种植为目的的集雨技术;以坡改梯、增厚土层和经济植物篱为主要内容的工程保水技术;以垄作技术、覆盖技术、避旱栽培等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农艺抗旱保水技术。三是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治理，包括退耕坡地林草结合、林药结合和林农结合模式。为防止耕地过渡开发利用，按照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布局总体稳定的要求，科学规划布局耕地和基本农田，对高等别耕地和土地整治新增优质耕地，优先划为基本农田。对低等别、质量较差、田面坡度大于25度及生态脆弱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的基本农田，在规划布局中予以调出。严格控制减少耕地，加大土地整治力度，协调处理好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与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工程建设的关系，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统筹安排各种用地，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严格控制建设项目用地规模等，鼓励使用劣质土地和未利用地，控制对农用地特别是耕地占用。

(六)坚持实行先补后占，强化了补充耕地质量建设 今年共有37个区县参与实施土地整治项目，并率先在全国实现耕地“先补后占”的创新举措，还独创了新增耕地指标收购制度。截止12月初，全市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竣工验收319个，实施总规模122.6265万亩，完成总投资11.6057亿元，通过土地开发整理新增耕地21.27万亩，占2011年年度目标任务的211.58%，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为了强化补充耕地质量建设，按照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的要求，建立了补充耕地质量评价的相关规定，如《关于规范我市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新增耕地质量检测评价报告的通知》和重庆市地方标准《重庆市新增耕地质量》、《重庆市中低产田土类型划分及改造质量要求》，部分区县根据上述标准开展了补充耕地质量检测与评价，确认耕地质量。市国土房管局《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竣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渝国土房管发[2005]97号)也明确规定，把农业部门出具的质量检测和评价报告作为项目验收的要件之一。近年来，验收国土开发整理工程项目225个，涉及补充耕地13.8 万亩，重庆市土壤肥料测试中心和部分有资质的区县土肥站化验室承担了质量检测和评价任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

(一)耕地基础设施薄弱，中低产田土比重大

良好的农田基础设施是提高耕地生产力的首要条件。虽然全市不断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但因为洪灾而导致的基础设施破坏仍比较严重，加之耕地质量建设资金投入不足，耕地质量建设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农田水利仍然是基础设施中的“短板”。突出表现在：水利设施抗灾能力弱，塘堰水库沟渠等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抗旱、排涝设施老化，渠道淤塞，农业抗灾能力弱。仅2008-2009年，全市损坏水库63座, 损坏灌溉设施6395处, 冲毁塘坝3280座，到2009年全市有效灌溉面积1008万亩，仅占耕地的30%，全市75%的中小灌区设施不配套、老化失修。根据土壤普查资料，全市耕地中，6度以上旱地占旱地资源量的91.6%。其中11°~25°的坡耕地占旱地的52.3%，全市近25%的坡耕地土层厚度不足30厘米，抗旱能力低，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弱，加之夏季的降雨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85%，而且降雨范围和时段集中，常常引发重大地质灾害，导致耕地冲刷和基础设施受损。由于坡耕地多，水土流失严重，加之耕作管理较差，造成了大面积的中低产田土。按照《全国耕地类型区、耕地地力等级划分》，全市中低产田土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71%，其中中产田土占40%，低产田土占31%。重庆基本上属于丘陵地区，虽然市里加大了投入资金的力度，但因历史欠账多，需要大规模资金投入才能缓解目前耕地质量进一步恶化的态势。

(二)耕地养分亏缺失调，基础地力逐年下降 2005-2008年对重庆市32个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区县14.3万个土壤样品分析测试表明，60 %土壤缺乏有机质，71.1%的土壤缺乏速效钾，92.2%的土壤水溶态硼含量极低，导致全市土壤养分失衡。土壤石漠化和酸化也导致耕地养分失调。全市石灰石发育的土壤1112.78万亩，占土壤面积12.1%，其中耕地土壤达513.6万亩，涉及16个区县1000万农业人口。土壤酸化不仅导致肥力水平下降，宜种性变窄，农作物产量降低，更为严重的是土壤中的重金属活性提高，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除了自然环境、缺乏培肥管理等因素外，也存在“重化肥、轻有机肥，重氮肥、轻钾肥”等不科学的施肥方法。虽然在全市开展了测土配方施肥，不合理施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大面积生产上乱施滥施肥料的现象仍然存在。农民经营规模小，且文化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低，施肥主要靠自已摸索，盲目性大。普遍重视施用氮、磷化肥，轻视钾肥施用，不平衡施肥和过量施肥直接影响到农作物均衡增产和农产品的品质，同时也增加了土壤污染的风险。加之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低，土地经营者对耕地重用轻养，甚至掠夺式生产，导致耕地耕性变差，土壤结构变劣，土壤越来越板结，养分失衡，肥力下降。

(三)耕地污染日趋加重，农田生态问题突出

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很多污染物质的最后归属地。耕地污染成为影响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全市耕地污染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生活垃圾和污泥污染。城镇生活垃圾、屠宰场废弃物以及城市污泥等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和病原菌，将其作为“有机肥料”投入农田，不仅导致土壤污染，也还造成大气、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二是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废水污染。大量倾倒和排放工业固体废弃物、未达标废水给土壤造成了污染。一些地方将工业废渣比如磷石膏等作为“肥料”，将农田作为消纳“三废”的场所。三是农药污染。我国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禁止使用“六六六”，但时隔30年，土壤以及在这种土壤上生长的作物中依然能够检出“六六六”的残留量。四是重金属污染。据调查，重庆市耕地土壤中重金属比土壤背景值高0.5倍～2倍，特别是库区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存在明显的累积现象。稻田土壤重金属达到警戒级水平，旱地土壤重金属达到轻污染级水平。除公众土壤污染防治意识不高导致的人为污染物排放以外，政府管理方面的原因则是政府缺乏对农用化学品和畜禽养殖的统一有效的管理。农用化学品的生产、销售、使用、技术指导和污染防治等分别由工业、技监、供销、农业、环境保护等部门管理，畜禽养殖和污染防治也分别由农业、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多头管理、缺乏统一的目标、协调机制不畅，这都使管理的效率低下。管理方面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也是污染日趋加重的原因。目前对工业和城市企业事业单位有排污收费制度管理，而对农村的畜禽养殖场基本上没有用排污收费制度进行管理，过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营养物质和有害农药成分流失的也没有经济手段约束。

(四)耕地质量年久失查，导致当前家底不清

开展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工作，摸清耕地质量等级状况，是制定各项土地管理政策及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是实现土地管理由数量管理为主向数量、质量、生态管护协调管理转变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是一项综合化、定量化、精确化、多元化、信息化的工作，意味着将因地制宜、分类分级保护和合理利用耕地。《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根据土地调查成果、规划土地用途和国家制定的统一标准，评定土地等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在此期间，农村经营方式、种植业结构、农业生产管理水平、城镇建设等发生了很大变化，随之带来的耕地数量、地力及其质量的变化很大。虽然部分区县开展了补充耕地质量检测与评价试点，确认耕地质量，但并没有对耕地质量进行等级的划分认定，也未进行全市统一的耕地质量调查评价与管理，导致当前耕地质量家底不清。

(五)耕地占补重数轻质，新补的耕地质量低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增多，且占用的耕地多为城郊及平坝地区的良田沃土，而开垦整理的耕地多分布在山区、丘陵或滩涂，肥力低，结构差，致使其在5-10年内难于达到良田熟土的产量水平。据统计，全市补充耕地与被占耕地质量一般相差2-3个等级，其生产能力不足被占用耕地的30%。究其原因在于耕地后备资源中，面积大、条件好、易于开发利用的地块已基本被开发利用，剩余的大多是开发条件较差的地块，开发整理的地块面积小而分散，补充优质耕地的难度增大，可持续性也受到严重影响。加之，虽然国家提出农业部门应当参与补充耕地质量评价，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抓手，部分区县的评价工作还停留在表面上。

(六)耕地管理法规缺失，急需相应制度保障 目前全国在耕地管理方面没有专门的法律，只是在《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没有明确界定耕地质量涉及的具体内容、破坏耕地质量追究什么责任、具体处罚条款等等。而重庆也没有出台相应的实施办法来明确细化耕地质量管理的职责范围，部门分工，以及如何管理等等，市和区县农业部门基本没有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负责耕地质量建设和管理工作。耕地质量管理体制不完善，运行机制不健康。耕地质量建设涉及农业、财政、国土等多个政府部门，部门之间在耕地质量建设上认识不一致，协调困难大。搞好耕地质量建设应该放在农业部门，而现行体制却放在国土部门。例如，改造中低产田土，实施农业综合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求“工程、水利、农耕农艺”三大措施配套，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但农业项目政出多门，多头实施。近年来，中央财政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农田建设，这些资金由农业、水利、林业、国土、财政等部门多头管理，分散使用，缺乏协调，各自为政，工程项目互不配套或重复建设，造成资金的浪费。这些建设项目大多各自设计各自建设各自验收，没有按照国务院国发[2004]28号文件关于“国土资源部门和农业部门负责对补充耕地的数量和质量进行验收，并对验收结果承担责任”的规定执行。在法治社会背景下，全民依法行政的意识不断增强，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工作难以推进。

三、几点意见及建议

针对全市耕地质量保护建设与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及建议：

(一)开展耕地质量调查评价工作，摸清不同区域耕地质量

前面提到，全市仅对补充耕地质量开展了检测与评价试点，并未进行统一的耕地质量调查评价，导致当前耕地质量家底不清。因此，建议根据新修订的重庆市耕地质量标准，组织专家用3-4年的时间对全市耕地质量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和评价，摸清不同区域的耕地地力水平状况、耕地质量及污染状况，为耕地质量保护提供基础性数据支撑，为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政府列出专项经费，以保证此项工作顺利进行。

(二)实施耕地质量建设保护工程，重点加快中低产田改造

针对中低产田比重大和地力建设资金投入不够的问题，建议用5-10年时间，组织对全市粮食主产区及重点地区的耕地进行质量建设保护，根据全市不同区域的耕地地力水平在各个时期的目标，大力实施沃土工程、中低产田改造工程和退化耕地修复工程。市财政局应当根据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确定一定比例的国有土地出让金，用于支持农业土地开发，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要求，每年从耕地占用费中拿出一定比例资金用于标准化农田建设和耕地质量建设，并重点支持中低产田改造工程和坡耕地水土保持工程，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三)加强耕地质量监测体系建设，把握耕地质量动态情况

针对耕地质量保护技术设施方面，建议加强耕地质量监测体系建设，建立耕地质量预警预报信息系统。一是加强对耕地质量变化进行监测的动态监测系统建设，密切掌握全市基本农田质量状况。二是建立区域性耕地质量数据库，包括辖区土壤类型、土壤养分状况及环境质量指标等监测资料，实现数据的自动处理和高速传递。三是建立相关数据处理初级平台，努力实现耕地质量及其环境自动监控管理，为全市耕地质量预警预报服务。四是围绕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的发展，根据全市不同农区生态环境、土壤类型、作物布局、耕作种植利用模式等，进一步优选和增设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土壤改良实验监测点和土壤肥力常规监测点，设立永久性保护标志。

(四)推广提高耕地质量关键技术，减少肥料对耕地的污染 为了提高土壤肥力，减少肥料对环境的污染，应积极推广测土配方和稻草还田等提高耕地质量的关键技术。通过测土配方施肥，协调土壤、肥料、作物之间的关系，以利于提高作物产量，改善产品品质，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为解决稻田有机肥紧缺的问题，应大力推广稻草还田技术。稻草还田是生态有益、经济有效的农民可接受的稻草利用方式。另外，稻草直接还田在分解过程中和作物争肥争营养容易导致作物减产，草虫害加重等问题，因此在实行稻草还田时还必须与其他措施综合配套，如施用腐秆灵以加快稻草腐烂分解，适量增施速效氮肥，以调节土壤碳氮比、缓解微生物与作物争氮的矛盾，促进水稻前期生长，提高水稻产量。另外加大有机无机复混肥推广力度，为稻田增加有机肥源。加强对新开耕地的培肥措施，指导农民对新开耕地，运用测土配方技术多用有机无机复混肥，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新开耕地灌溉条件，对养分极缺的土壤鼓励农民种植豆科类作物，达到培肥地力的目的。

(五)建立耕地质量管理长效机制，严格对耕地质量的监管

建立耕地质量保护管理长效机制尤其重要，建议市政府支持成立由市农委牵头，有国土、财政、水利和环保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耕地质量管理领导小组，不定期对全市耕地质量管理工作进行检查监督管理;对应用耕地的建设项目，立项、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必须要有农业部门的参与，并根据耕地的不同等级制定不同的补偿标准，对占用的耕地事先要由农业部门进行质量等级审定，补充或是新开耕地要有农业部门的耕地质量评估意见，方能通过验收，方能拨付工程款。同时，为了加强对全市耕地质量的监管，市农委应建设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成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和基本农田质量管理数据库，实现对耕地质量监测、评价数据的统一管理，实现对耕地质量进行有效的监管。在土地整理、新开垦耕地和中低产田改造的相关项目中，应加强农业部门的参与，从专业的角度、科学的方法进行规划，对开发区的山、水、田、林、路进行综合规划，提高开发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六)启动耕地质量保护立法工作，制定耕地质量保护法规

由于缺乏耕地保护法规强有力的支撑和有效的保障，导致基层在农田水利建设、土地整理、占补平衡、中低产田改造等耕地质量建设项目验收中，难以对耕地质量把关，对破坏耕地或造成耕地质量下降的行为难以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罚，对耕地质量保护与建设工作立法已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目前，湖南、浙江、甘肃、吉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等省颁布了耕地质量管理地方法规。据了解，市农业部门已经开展了耕地质量保护立法的调研与立项论证，2009年市政府安排了专项经费下达给重庆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开展立法工作。建议加快推进重庆市耕地质量管理条例立法的工作，市人大农委将积极支持参与论证协调，力争早日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执笔人：张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