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赖保护原则开题

论信赖保护原则开题

论信赖保护原则开题 篇1

杨洪霞

山东大学法学院 2003级法律硕士

【摘要】：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德国行政法院根据法律的安定性原则和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逐步确立起来的，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信赖保护原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日本，韩国，我国的台湾地区等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运用。在我国，《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信赖保护在我国已经纳入法制规范。本文主要从信赖保护原则产生的渊源，理论基础，确立的必要性和我国确立信赖保护原则的制度构想来阐述。

【关键词】：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利益 行政程序 行政补偿

概述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产生了具有正当性的信赖利益时，这种信赖利益应当得到保护，行政机关不得随意的变更或撤销已作出的行政行为，如果撤销必须补偿相对人因信赖所产生的损失。无疑，行政权在国家的各种权力中是最桀骜不逊的，为了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和不正当行使给公民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确立这个原则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在我国，《行政许可法》颁布之前，信赖保护原则鲜有研究，更提不上运用，行政机关动辄撤销行政许可，全面整顿等行政行为严重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制定的法规政策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反复无常也使政府失去了信用，带来的是国家经济资源的浪费，行政成本的提高，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和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严重对峙。随着中国加入WTO，行政法治的发展和社会民主法制意识的提高，建立诚信政府的理念也在逐步深入人心，《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信赖保护在我国已经纳入法制规范。人们更加关注信赖保护原则的研究。

一，信赖保护原则在各国的确立

德国是信赖保护原则的母国，德国的行政法院确立的这个原则是为了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1973年10月召开的德国学者大会将“行政上之信赖保护”定为会议第二主题，奠定了信赖保护作为一项公法原则的地位。此后，德国《行政程序法》，《租税通则》，《联邦建设计划法》等法律中，信赖保护原则均被明文加以规定。[1] 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至50条对具体行政行为撤销和废止等作了明确的规定，行政信赖保护作为行政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在法典中得到正式确认，随后该原则被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借鉴。

韩国《行政程序法》第4条规定：“行政机关执行职务时，应本着诚实信用为之”。

日本行政法的特点就是对外国法的合理借鉴和运用，日本在60年代引入信赖保护原则，70年代得到充分的论证，并将其与诚信原则，禁止反言原则一起作为行政法的一般原则。

我国台湾地区在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案例和判决中直接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台湾《行政程序法》第1条将“增进人民对行政之信赖”作为一项立法目的，第8条规定：“行政行为，应以诚实信用方法为之，并应保护人民正当合理之信赖。”

在英美法系国家虽没有明确提出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但却提出了与此类似的制度，如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确立的合法预期的制度，美国的不得翻供制度。

我国《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判决撤销违法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可以分别采取下列方式处理：

（一）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二）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三）向被告和有关司法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四）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的，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处理。”该条虽未明确提出信赖保护的概念，但是规定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给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人民法院可以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可见信赖保护原则的理念已经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2003年8月27日通过，2004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或者准许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这标志着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已纳入法制规范。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理论基础

1，诚实信用说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宁。诚信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领域被称为“帝王条款”。诚实信用说主张信赖保护原则是将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适用于行政法领域。日本盐野宏教授就认为：“信义诚实的原则乃至信赖保护的原则，是将私人间适用的法原理适用于行政法关系的情况”。[2]

日本学者乙部哲郎也主张将诚信原则作为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依据。他认为，首先，“信用”一词与信赖相近，其次，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为具体关系，适合诚信原则的适用。[3]另外，肖金明教授主编的《行政许可要论》也提到“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被引入了公法领域，并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4] 甚至有学者认为：“苟无诚信原则，则民主宪政将无法实行，故诚信为行使一切行政权之准则。”[5]

2, 法的安定性说

法的安定性包括两方面：第一，法律本身的安定性，即法律规范必须是确定的，不存在相互矛盾的理解，这样社会成员才可以准确的依据法律来行事。第二，法律制定出来后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国家不能随便的更改而使法律处于不确定状态，法律的溯及力被限制。法的安定性说主张信赖保护原则得以确立就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安定性。正是“本于法的安定性，行政行为须具有可预见和可预测性，人民预先知其所遵循，故人民因信赖行政行为所生之损害应予以保护。”[6]

3，权利保障说

认为信赖保护原则实质上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而确立，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政府不正当行政行为的侵害。

在上述三种学说中，笔者更倾向于诚实信用说。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只是信赖保护原则的目的之一，将它们单独列为信赖保护原则的理论基础是片面的，没有揭示该原则的本质内涵。现代社会行政理念发生了重大革新--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观念转变。管制行政以“政府”为中心，以权力为本位，以命令与强制为手段，片面的强调公民对政府的服从，而服务行政将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作为其行为的向导，任何时候都不以任何手段去追求政府自身的利益。[7] 在行政活动中，政府与公民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所以当公民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产生信赖利益时，政府不能随意的因为自己方面的原因而使得公民的利益受损，如果确实为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不得已而为时，应给公民适当补偿。现代法治国家已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意义的法治。实质上的法治即良法之治不仅要求国家要受到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更要求制定的法律本身要适当，要承认并保障个人的尊严，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所以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不仅行政机关执行职务时应予以注意，而且人民在行使或保护其权利时，亦应予以正视。”[8]

三，信赖保护原则确立的必要性

确立信赖保护原则对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提高行政效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乃至建立诚信政府都有着及其重大的意义。

1，建立诚信政府的需要

上面提到，现代行政理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服务行政要求政府抛弃治民的观念树立由民做主的观念，将公众置于行政的中心位置上，政府与公民的地位真正地趋于平等，政府将改进服务质量，高效率的为民服务作为其追求和目的。[9] 公民与政府形成良好的合作与互动，再也不是原来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政府要有效的实施行政管理，必须得到公民的配合和支持，而这种配合和支持是建立在对政府充分信赖和尊重的基础上的。如果公民的合法权益因信赖政府的某种行政行为而受到损害，政府就必须象在私法领域那样遵守诚信原则而给公民适当的补偿。为了避免政府的这种不利后果的发生这就要求政府要做到言而有信，取信于民，要求政府权力必须一种可知的，可预测的方式行使，遵守自己发布的政策，信守自已的诺言，这样相对人才有可能对自己将来的行为进行安排和筹划，整个社会才能有条不紊的维持在良好的秩序当中。[10] 尤其中国现在已经加入WTO，世贸组织对成员方政府提出了通过立法成就统一的法律体系，在行政执法上实现统一，公正，合理的要求，并且要求为建立市场经济放松行政管制。这就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建立诚信政府，切实的履行自己的承诺，保护私人的信赖利益，使公众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具有可预见性，从而构建诚信社会，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2，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信赖保护原则设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护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现代行政法试图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间寻求一种平衡。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的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需要，但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已而损害个人的合法权益时，必须对遭受损害的成员以适当的补偿。薛刚凌教授在她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中将自由，权利保障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确立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行政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如必须改变，就必须考虑社会成员已产生的信赖利益，并能促使行政机关更加谨慎的行使行政权，防止行政权被滥用。

3，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的考虑

行政机关如果出尔反尔，反复无偿，那么他的行为就不具有可预测性，不值得信赖，就会降低公民参加社会活动，行政活动的积极性，更有甚者，如果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这种反复无常的行政行为的侵害，就会造成公民与政府的严重对峙，后果就是增加行政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这种后果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相反，如果行政机关能够保护公民的信赖利益，就会促进公民积极的参加行政，协助行政，服务行政，与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动，从而提高行政效率，节约社会资源。

四，我国确立信赖保护原则的构想

信赖保护原则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我国《行政许可法》虽然也体现了信赖保护的理念，但是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不应仅局限于一部法律之中，应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指导行政立法和实践。

1，首先，应在行政立法中明确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

基本原则是指导立法和实践的基本原理和准则，贯穿于法律运行的整个过程。它可以指导审判机关审理案件时甚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都时刻以信赖保护原则为依据，注意保护社会成员的合法利益。它也可以提醒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的时候时刻注意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有利于依法行政。

2，加快制定出台我国的行政程序法

行政程序法主要是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的法律。当代许多国家都对行政程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制定了行政程序法。制定并实施行政程序法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与行政救济不同的是行政程序属于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能够防患于未然，有利于依法行政的实现。正如美国当代著名行政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在他所著的《行政法》一书中所提出“行政法的核心与实质是行政程序法”、“行政法即行政程序”。

我国虽然还未制定《行政程序法》，但是我国的行政立法研究组（由罗豪才任组长）已经着手起草它的框架稿和试拟稿，另外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行政执法与行政程序课题组也组织权威专家提出了《行政程序法》的试拟稿。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就可以出台并实施。

行政程序法应在总则中将信赖保护原则列为它的基本原则。它不仅指导行政程序法所有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也是其他单行行政法在设置程序时必须遵循的原则，更是行政执法，司法活动的基本依据。

另外《行政程序法》框架中会对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单独作出规定。这些领域中涉及到信赖保护原则的问题如行政行为无效的情况，行政行为被撤销的情况，行政行为废止的情况等都应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3，在各单行行政法中明确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运用和救济制度

行政程序法和单行的行政程序法之间是基本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一般法不得与基本法相抵触，但可以根据需要做具体的规定或补充规定。

我国目前的单行行政法中唯一引入信赖保护原则的是《行政许可法》，我国的《行政许可法》第8条作出了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如撤销或变更应补偿等规定，但这种规定只是泛泛而谈，实践中具体如何补偿，受害人应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主张权利的时效，补偿限额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操作困难，公民的合法权利很难得到实际保障。笔者认为为了弥补它的不足，使得许可法引入的信赖保护原则在现实中真正得到贯彻，也使得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真正的得到保障，需要完善行政许可法的相关法律制度主要是我国的救济法。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如果法律只规定了公民的权利而不规定权利受到侵害时具体的救济途径这对于公民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行政许可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笔者认为“擅自改变”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行政机关由于违法或者不当而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二是行政机关由于合法的无过错的行为不得不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下面对这两种情况分别阐述。

（1）行政机关由于违法或者不当而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

这种情况相对人没有过错，只是由于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的过错才造成这种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a）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b）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c）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d）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行政许可法》第69条已对这几种情况作出了规定，并规定因为上述情况使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但是具体如何赔偿没有提及，这就要结合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对此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行政赔偿范围中没有明确提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后，行政许可被撤销造成被许可人合法权益损害的，应予赔偿等许可法中提到的情形。但是行政赔偿范围中有个开放性的规定：“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其他违法情形，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情形”，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样就可以将许可法中提到的情形纳入其中。但是笔者认为《国家赔偿法》有必要将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实施行政许可的具体情形明确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范围中以避免行政机关规避法律，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信赖利益由于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实施行政许可而受到损害时就可以直接依据国家赔偿法请求赔偿。现行的《国家赔偿法》还存在重大不足，对于财产损失，现有规定原则上只赔偿直接物质性损失，对于可得利益一律不赔，这与行政许可法的全面保护原则是不相符的，在某种程度上《国家赔偿法》成为《行政许可法》实施中尤其是对公民权利保护实现中的绊脚石。因此，我们应该加快修改国家赔偿法，确立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原则，这样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行政主体违法或不当实施行政许可遭受的损害才能得到全面的赔偿，这也有利于行政机关时刻注意监督自己的行为，依法行政。

（2）行政机关由于合法的无过错的行为不得不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法》第8条进一步规定："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行政补偿的问题。

行政补偿是国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合法行使职权行为或因公共利益需要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给予补偿的法律救济制度。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行政补偿法，除了个别单行法对某些行政管理领域的补偿作了些零散的规定外，整体规范化的行政补偿制度尚未建立，大量的行政补偿问题在我国目前尚无法可依。[11] 行政许可法在这种背景下提到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信赖利益给予补偿虽然有着非常进步的意义，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但现实中是很难落实的。笔者认为应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加快出台我国的行政补偿法。行政补偿法也应将信赖保护原则作为基本原则规定其中，并规定信赖利益受到损害时由谁提出请求，补偿义务机关是谁，补偿程序，具体的补偿标准，权利保护的时效等问题，只有这样，信赖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信赖保护原则只是在行政许可法中得以体现，它在我国的行政法领域还处于理念形成阶段，要真正的作为一项原则来指导我国的行政立法和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需要我国的立法者和全体公民的共同努力。

注释：

[1] 黄学贤 《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载《法学》2002年第5期。

[2] 日本，盐野宏 《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

[3] 肖金明主编 《原则与制度--比较行政法的角度》 山东大学出版社 第243页

[4] 肖金明主编 《行政许可要论》 山东大学出版社 第77页

[5] 罗传贤《行政程序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6] 罗传贤《行政程序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7] 石佑启 《论行政法与公共行政关系的演进》 载 《中国法学》 2003年第3期

[8] 周佑勇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反思与重构》 载 《中国法学》 2003年第4期

[9] 石佑启 《论行政法与公共行政关系的演进》 载 《中国法学》 2003年第3期

论信赖保护原则开题 篇2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一条重要的公法原则最早始于德国。德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 就将信赖保护原则与依法行政、法律安定原则、比例原则等置于同等地位而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随后在1973年10月举行的德国法学者大会上, 第二议题就选定“行政法之信赖保护原则”, 从此确立信赖保护原则在现代行政法上的重要地位。之后在德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条和第49条对信赖保护原则作出了明文规定。受德国信赖保护原则的影响, 其他国家比如法国、英国、日本、美国、韩国。都有对信赖保护原则不同程度的运用。

行政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 人民把行政权赋予政府, 就是让政府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使政府对公民的个人利益给予更多的尊重和保护。信赖保护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顺应时代的要求应运而生。

行政法上信赖保护原则的含义

我国最早在199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开始关注和涉及到信赖保护的问题。其中第59条这样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规定, 判决撤销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 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 可以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1) 此法条所表达的对于违法行政行为的撤销以及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这便是信赖保护原则的明显体现。我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的规定被学者们称之为信赖保护原则。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 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 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行政主体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规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 行政主体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2) 综合不同观点, 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基于行政法治原则, 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就被推定为合法有效, 它具有对世的效力。行政相对人对于此行政行为要给予一定的信任和依赖, 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行政行为的信赖所产生的合法利益, 法律同时也要给予保护。行政主体不得擅自改变或者撤销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或承诺, 即便是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也要受到限制。行政机关撤销授益性行政行为, 对于违法的授益性行政行为, 特别是在违法原因可归责于行政机关的情况下, 应当首先保护受益相对人的权利或者利益, 行政机关原则上不得擅自撤销, 如确实基于明显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收回该项权利或者利益, 也必须给予受益相对人补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要受到法律保护, 在被许可人行为没有违法的情况下, 不得撤销。信赖保护原则是平衡行政权力和个人权利的一条重要原则, 即使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变更的, 一旦被许可人所信赖的利益受到损失行政机关也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适用

信赖保护原则应是整个行政法的主要原则之一, 但是目前主要适用于行政许可领域中, 即大量的授益行政行为范围内。下面将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具体适用。

1. 信赖保护原则在具体行政行为撤销中的适用

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 是指行政机关对已经生效的但存在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的效力通过法律程序予以消灭的行为, 根据违法程度的不同, 对于行政行为予以全部或部分撤销。对于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 撤销完全符合依法行政原则的必然要求。但是, 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该行政行为效力的信任已经产生了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 撤销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符合了法治原则, 却可能损害公民的合理预期从而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 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撤销已经存在的行政行为, 即使是“有错必纠”的情形也应予以必要的限制。

对于给行政相对人带来权益的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一般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 因为该授益行政行为带来了一定的信赖利益给行政相对人, 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该行政许可的信赖而进一步产生了合法的个人利益。表面上来看, 对于违法的负担行政行为进行撤销, 既可以体现有错必纠和依法行政原则, 又可以减轻相对人负担, 其撤销通常不发生既得权益或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 原则上应可随时加以撤销, 但是我们发现在现实案例中并非如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相对人履行负担行政行为后, 已经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利益, 对于负担行政行为不加考虑的撤销, 势必会给行政相对人带来很多不利, 会给其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因此, 对于负担行政行为的撤销也要慎重为之, 不得随意。

2. 信赖保护原则在具体行政行为废止中的适用

行政行为的废止是指由于法律变更或事实变化而引起合法行政行为的效力停止。废止的原因是因形势、法律或政策的变化或者行政行为的目标、任务已经完成而产生, 并非由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或不当所致。行政相对人基于对合法的行政行为信赖而产生相应的信赖利益, 这个利益应该得到应有的保护, 所以对于相对人的授益行政行为原则上是不得随意废止的, 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

不论是对于行政行为的撤销还是废止, 两者所考量的标准是一致的。这个标准就是对信赖利益和否定原行政行为所维护的公共利益进行客观的对比。前者显然大于后者时, 不得撤销或废止原具体行政行为;在相反情形下行政行为可以被撤销, 但不能溯及既往, 对于给行政行对人所造成的损失必须给予合理补偿。

3.信赖保护原则在抽象行政行为中的适用

抽象行政行为是指针对不特定的对象制订和发布能够反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 也是行政主体做出的一类重要行政行为。公民基于对政府和公权力的信赖, 对于已经生效的抽象行为会给予一定的尊重和认可, 伴随这种尊重和认可, 公民会作出一系列的生产和生活安排, 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信赖利益。原则上抽象行政行为不得具有溯及力, 即使在特定情况下可溯及既往, 也不得限制或者损害相对人已经依法取得的利益。但是, 如果该抽象行政行为明显违反上位法, 或者行政相对人以不正当的方法或提供不正确的材料, 使行政机关做出该抽象行政行为的, 不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如果行政相对人只是希望或者期待而未表现其已生信赖的事实, 由于欠缺信赖要件, 也不适用该原则。 (3)

我国信赖保护原则完善的制度构建

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理解和适用, 还存在很多问题, 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 信赖保护原则不能在相应的法律秩序下发挥最大的作用。结合我国《行政许可法》对于信赖保护原则规定之不足, 从法律制度上就完善信赖保护原则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明确“公共利益”的界定

《行政许可法》第2条第2款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撤销或变更已经存在的行政许可。由此可见, 撤销或变更已经做出的行政许可的重要依据是保护公共利益。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4) 我国目前对于公共利益仍然没有明确界定, 导致了其理解的模糊性。作为以国家意志行事而存在的行政法, 其目的在于维护以公正为核心的公共利益, 在学理和法律上应明确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 才可能使以其作为基础的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 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

公民信赖利益保护离不开完善的行政补偿制度。目前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要给予合理补偿。目前我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也有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的规定, 但是此规定过于笼统, 具体操作性不强。行政补偿制度要成为一种健全的制度, 一方面是明确补偿标准, 另一方面是完善行政补偿的程序。《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2款:“相对人所得到的财产补偿不得超过相对人在行政行为存续时所具有的利益。”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20条规定:“授予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经撤销后, 受益人因信赖该处分而遭受的财产损失, 撤销机关应给予合理补偿, 补偿额度不得超过受益人因该处分存续可得之利益。” (5) 以上规定我们都可以借鉴, 既要明确行政相对人领取补偿的程序, 也要明确包括行政主体给予补偿的程序, 使补偿确定在既得利益和期待利益之间。因此, 要加强行政补偿立法, 才能更符合信赖保护原则的精髓和要求, 才能实现真正的诚信政府。

3. 将信赖保护原则纳入《行政程序法》

我国至今还没有出台《行政程序法》, 信赖保护原则的有效行使, 离不开其在行政程序法中的地位。我们探讨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只有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固定, 才能更好地规范行政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在制订《行政程序法》时, 总则中应当明确规定信赖保护原则将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确定其重要地位, 信赖保护原则应该被作为一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纳入其中, 其作用不仅在于提供事后的权利救济, 而且在于事先规范行政行为从而控制行政行为的任意性。分则中要使信赖保护精神贯穿其中, 翔尽具体地规定行政行为撤销、废止时对行政相对人的信赖保护。我们不仅要在实体上对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进行详尽规定, 在程序上也要明确其具体行使的过程、步骤和方式。只有通过《行政程序法》将信赖保护原则确定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法治的实现才可能变成现实。

参考文献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一章第8条, 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四次会议通过.

[3]李惠宗.行政法要义[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128-129.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20条、第22条,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5]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20条, 1999年1月15日立法院通过.

[1]宋功德.行政法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2] (德) 平特纳、朱林译.德国普通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大学出版社, 1999.

[3]翁岳生.行政法 (上) [M].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0.

[4]黄学贤.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J].理论法学, 2002 (5) .

论信赖保护原则开题 篇3

[关键词] 行政许可法 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是20世纪在德国行政法中作为一个法律原则提出来的。德国进入法治国家时代后国家任务发生变化，“传统自由法治国家时代受限于国家目的之单纯性而产生之行政行为‘单样化’(即依靠行政处分)已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而是可由行政所欲追求之任务而来决定所使用之法律方式，即行政法可根据客观需要援引私法中有关规定”。 德国行政法院最先在判例中引用信赖保护原则而后进入立法者的视野被规定在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租税通则、联邦建设计划法等成文法上。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经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效仿、继承与发展现已成为大陆法系的一般法律原则。在英美法系虽然没有明确的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但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美国的“禁止翻供原则”都涵盖了信赖保护的内容。信赖保护原则在各国行政法中地位的确立，是行政法发展的必然要求。它不仅有利于维护法律安定性和社会稳定性的需要，而且有利于维护相对方合法权益的需要，还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合理行政。

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指私人由于国家机关所实施的某项行为(法规、政策或者行政处理等）而对一定的事实或行为产生了正当的信赖，并基于这种信赖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做出了一定的处分行为，国家对于私人的这种信赖应当提供一定形式和程度的保护。信赖保护原则旨在保障私人的既得权，并维护法的安定性，以及私人对其的确信。得到法律保护的信赖必须具有正当性。所谓正当，是指私人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或其创造的法律状态深信不疑，并且对信赖基础的成立为善意且无过失;如果信赖的成立是因可归责于私人的事有所导致，则此信赖不值得保护。

一、《行政许可法》中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

2004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在我国行政法律规范中首次确立了信赖保护原则，这对于妥当处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保护公共利益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创建诚信政府、责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1.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的内容

《行政许可法》从以下两个方面确立了信赖保护原则。

(1)合法行政许可行为的信赖保护。《行政许可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2)违法行政许可行为的信赖保护。《行政许可法》第6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做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②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③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④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⑤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从该规定可以看出，违法行政许可行为的信赖保护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区分了“可以撤销”和“应当撤销”两种类型。行政许可行为是由行政机关违法作出的，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若被许可人是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撤销。也就是说，如果违法行政许可行为是由行政主体造成的，该项行政许可未必撤销；因为撤销该项行政许可必须考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行政信赖利益。

第二，限制了违法行政许可的撤销权。《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对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行政许可，不予撤销。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一项违法的行政许可，即使是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未必一律撤销。如果对公共利益有可能造成重大损害的，该项违法行政许可不予撤销。

第三，财产赔偿是违法行政许可信赖保护的主要方式。违法行政许可行为的撤销，使被许可人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赔偿，但被许可人或者第三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行政许可而产生信赖利益的不予保护。

2.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的价值

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许可法》中的确立，对于我国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的价值:

（1)有利于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信赖保护原则设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现代行政法试图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相对人的个人利益间寻求一种平衡。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的满足相对人的利益需要，但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已而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必须对遭受损害的相对人以适当的补偿。确立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行政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如必须改变，就必须考虑相对人已产生的信赖利益，并能促使行政机关更加谨慎的行使行政权，防止行政权被滥用。

(2)有利于建立诚信政府。行政机关要有效实施行政管理，必须得到相对人的配合与支持，而这种配合与支持是建立在对行政机关充分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的。行政许可机关一旦做出某种许诺或承诺，就应履行其许下的诺言，取信于民。如果行政机关缺乏诚信，出尔反尔，势必影响行政机关的形象和权威。信赖保护原则要求政府作出决定不能反复无常，朝令夕改，要讲诚信，对自己的行为或承诺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如确需变更，由此造成公民的损失要补救。尤其是我国入世以后，国家应积极履行承诺，维护责任大国形象，督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行为中落实诚实信用原则，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依法保护外商的行政信赖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诚信社会，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3)有利于促进法治建设。作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立法，《行政许可法》对信赖保护原则的规定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尚属首创，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为其他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提供了极好的范本。《行政许可法》对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是我国法治建设成果的又一个重要体现，随着法治建设的逐步深入，信赖保护原则必将在行政法领域全面推行。

二、《行政许可法》中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

由于信赖保护原则产生于行政诚信原则, 而诚实信用原则本身就抽象而不易掌握。因此, 要使行政许可中的信赖保护原则得以实现, 必须明确其具体内涵, 完善其相关制度。

1.信赖保护的前提

信賴保护原则要求对公民因信赖政府行为而产生的利益加以保护, 对行政机关变更和撤回行政许可给予限制。我国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变更或撤回的情形做出了限制性规定,有两种情形: 一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 使行政许可事项不再被允许。在此情形之下, 行政许可撤回或变更的情形易于确认, 不存在适用上的问题;二是颁发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由于法律用语的模糊和现实生活的复杂, 对这一条款就需要行政机关在实际运用时进行自由裁量, 因而在适用上就会存在困难, 或执行时产生偏差:

(1)何为“客观情况”？此处所指的客观情况,一是应是排除了人为的主观因素以外的情况;二是必须是与具体的行政许可直接相关的客观情况;三是能够作为行政许可变更或撤回的客观情况通常是行政许可事项得以成立或得以完成的那些前提性条件或其他情况。

(2)何为“重大变化”？重大变化是指行政许可据以撤销或者变更的客观情况的变化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而这种程度, 一是必须考虑该客观情况对行政许可本身的影响程度, 是否可能导致原有目的无法实现;二是要看该客观情况变化带来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损失的大小。

2.信赖保护的目的

公共利益在行政法中常成为行政机关作出撤回或变更行政行为的主要原因和目的, 在行政许可中尤为突出。对于合法生效的行政许可, 行政机关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可以变更或撤回, 而对于违法的或有瑕疵的行政许可, 如撤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也不能撤销。可见, 行政许可的撤与不撤、变与不变, 均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确认公共利益, 应从主观和客观、内容和程序多个层面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

3.信赖保护的标准

行政机关撤回或者变更行政许可, 给予补偿的前提条件有两个:一是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织的财产造成了损失;二是财产损失与撤回或者变更行政许可有着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但具体到实际中, 补偿应如何补,按什么标准补, 对什么范围内的损失补, 法律并未作明确规定,因而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立法完善。

(1)补偿原则。我国法律并未对补偿原则作出明确规定, 大多只规定应给予补偿,或应“依法给予补偿”, 或给予“相应补偿”, 行政许可法也不例外。现实中主要依据的是适当补偿的原则。从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考虑, 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正当或完全的补偿是不现实的, 但过去长期采用的适当补偿的标准有过低, 不利于对公民利益的保护, 因此, 中国现阶段的补偿原则以公平合理补偿原则为宜。

(2)补偿范围。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 变更或者撤回行政许可对相对人造成财产损失的, 行政机关应依法给予补偿，补偿范围可见简单而又明确。但在适用中如何确认补偿的具体范围, 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行政许可法中规定的补偿范围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定：一是权益的种类。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享有的法律权利可分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行政许可出于公共利益目的需要, 对上述权利都有可能造成损失。但行政补偿是对现实、确定的特定损失结果的弥补, 因而同行政赔偿一样, 行政补偿也只能以实体权利为限制, 不存在程序补偿责任;二是权益的性质。行政补偿制度产生的直接目的主要在于对当事人民事权益的补救, 因而我国目前的实践中, 行政补偿范围从过去的仅限于财产权逐渐扩大到人身权, 但限于因为人身权的侵害而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害, 所以从本质上讲, 仍属于财产权范围, 不是对人身权本身的补偿。至于选举权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和自由权等政治权利及劳动权利等权利的侵害，均不属于补偿的范围。

(3)补偿标准。给予补偿的标准, 应当是客观存在的、直接的财产损失。一是补偿只针对财产损失, 不包括精神损失。当前我国的法律实践中, 行政补偿强调了对人身伤害应补偿由此造成财产损失的原则, 而对精神损失实行限制补偿和不予单独补偿的原则;二是补偿针对客观存在的确定的损失。

三、《行政许可法》中信赖保护原则的完善

《行政许可法》的重要贡献是用法律的形式将许可的责任固定下来，将信赖保护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值得纳入法律规范，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次重大突破，但也存在具体运用上的不足。

1.确立行政信赖利益的补偿或赔偿标准

我们认为，行政许可信赖利益的补偿或赔偿标准至少应当有一个参照标准，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实践中，行政信赖利益的补偿或赔偿标准可以以信赖利益的实际损失为补偿或赔偿的下限，以其期待利益为补偿或赔偿的上限，由行政机关依据自由裁量权原则根据当地的实情加以明文规定为妥。

2.明确补偿依据和补偿程序

在联邦德国，有关信赖补偿争议的解决，不采用行政法律途径，而是采用民事法律途径 。那么，保障我国公民信赖补偿请求权得以实现的“法”，究竟应当是什么“法”？我们应当尽快出台专门的《行政补偿法》，从而为被许可人申请补偿，为行政机关给予补偿，为法院处理补偿争议提供法律依据；如果采用民事法律途径，则完全可以依民法通则的规定，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来解决信赖补偿争议。

3.增补行政许可撤销程序

《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的撤销程序存在着明显的法律空白。为了弥补这一方面的空白，我们建议应在正在起草的《行政程序法》中设置授益性行政行为的撤销、撤回程序，使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形成有机的统一。

4.规定行政许可撤销权的行使期限

我国《行政许可法》没有限制撤销权行使的时间，容易使有关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为此，我们建议应当在今后的立法中为行政许可撤销确立一个有效的行使期限以对行政机关进行限制，从而使行政许可信赖利益得到稳定的法律保护和及时的法律救济。如德国要求行政机关自知悉变更或撤回原因之日起1年内为之，台湾地区要求行政机关自变更或撤回原因发生后2年内为之。

参考文献:

[1]（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

[2]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王名杨主编:《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4]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5]刘莘 邓毅:《行政法上之诚实信用原则刍议》.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

[6]李燕朱文英:《论信赖利益赔偿》.载《政法论丛》,2001年第3期

论我国物权立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 篇4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论我国物权立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

赵万一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物权立法/平等保护/平等原则/私法自治/法律保护

内容提要: 物权法中的平等保护不但来源于民法中的平等原则,同时也是私法自治理念在物权法中的体现,其经济基础则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土壤。平等保护原则实施的核心是充分尊重和严格保护私人财产的所有权,其关键是规范政府的各类涉及公民财产的公权行为。平等保护原则不但与我国宪法的规定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而且也与所有权主体的区别立法并不发生实质性矛盾,其实质并非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而是为了保护全体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

一、物权立法中平等保护原则的理论基础

(一)民法中的平等原则是平等保护原则的制度基础 在政治思想中,平等的概念有两种基本使用方法:第一是指本质上的平等,即人是平等的动物;第二是指分配上的平等,即人与人之间应在财产分配、社会机会和(或)政治权力的分配上较为平等。在平等主义的理论中,本质上的平等常常被用来证明分配上较为平等。博登海默认为:“平等乃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以是政治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参与权利、收入分配制度,也可以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与法律地位。其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以及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 [1]德沃金认为平等主要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平等对待的权利,涉及某些机会或资源或义务的平等分配的权利。第二类权利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人而受平等对待的权利,这一权利就是与其他人受到同样的尊重和关心的权利,而不是接受某些义务或利益分配的权利。[2]

民法上的平等原则实际上是平等观念在民法领域的反映和应用,罗马法首次从法权关系上确定了公民的权利平等,对此,梅因写道:“我以为人类根本平等的学理,毫无疑问是来自‘自然法’的一种推定。‘人类一律平等’是当时法律命题之一,它随着时代的进步已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命题。” [3]法国《人权宣言》认为,平等不但是一种政治权利,而且也是一种民事权利,其核心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表现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和公共赋税平等分摊的权利。民法上的平等不但表现为各种具体的权利,而且还上升为一项基本的立法原则,即平等原则。所谓平等原则是指民事活动的参与人在民事关系中所处的法律地位是完全一样的,其所为的相同法律行为会受到同等的法律对待,在法律适用上会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平等的含义虽然较为宽泛,但平等保护无疑应当是平等原则的应有内容。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二)私法自治理念是平等保护原则的思想源泉 所谓私法自治,是指私法主体有权依自己意志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干预;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私法行为负责;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私法主体自愿达成的协议优先于私法而适用。由于私法主要表现为民法,因此私法自治就主要表现为意思自治。如同私权神圣观念一样,私法自治观念也是在18 世纪和19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并极力推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资产阶级法治原则得以确立的成果之一,而其本身也构成资产阶级法治的重要内容。意思自治基于人类不可避免的无知这一事实而存在,正是认识的不确定性和可错性赋予了人们选择的自由和机会。意思自治理念构成了市民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给社会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市民社会观念强调国家应严格限制自己的权力范围和权力界限,强调应充分关注个体利益和最大限度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因此,各国民法典中强调的个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契约自由,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效益公平,均是以避免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为目的。“在私法范围内,政府的唯一作用就是承认私权并保障私权之实现,所以应在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竭力排除政府参与。” [4]私法自治理念的直接法律价值在于:一是有利于当事人形成权利义务的预期,当事人可根据自己选择的准据法预见法律行为的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后果,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二是有利于契约争议的迅速解决,节约交易成本。意思自由既是一项合同法的原则,同时也是一项对物权法可以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则。平等保护与意思自由之间是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物权法中的平等保护,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意思自由;而没有意思自由,平等保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三)市场经济制度是平等保护原则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平等作为民事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要有商品经济存在就应当有平等原则在发挥作用。马克思认为:“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 [5]商品经济作为“天生的平等派”,它不承认任何特权,只承认一个权威即平等,它要求一切民事活动的参加者在法律上都受到平等的法律对待,都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而这种平等的法律地位既是商品生产者进行民事活动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经营者自由意志的必要保障。

平等、自由还与市场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平等和自由是市场经济得以发挥作用的基本法律形式;另一方面,正是市场经济的天然品行才孕育了平等和自由思想。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固定场所，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它既是商品生产的必然产物和实现商品价值的必要条件,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伴生结果。平等和自由在市场经济中找到了最为适宜的生存土壤,同时,它也为市场参与者可以本着自我追求、自我负责的精神作出理性选择订立契约以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保障。

而作出这种理性选择的前提是市场主体必须对法律有合理、准确的预期,同时也要求其行为和权利能够受到平等的对待和保护。

二、平等保护原则的法律实现

(一)平等保护原则实施的核心是充分尊重和严格保护私人财产的所有权 私人财产之所以应当受到特别保护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私有财产是公有财产存在的基础和逻辑前提。在西方国家,财产概念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是指公民所享有的排斥政府权力不正当侵害的基本权利,所以,宪法的主要作用乃在于划定政府权力与公民财产的界限。第二,享有必要的私有财产是公民作为民事主体的基本要求。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财产权是指公民对私人财产的权利,亦即私人财产权。私人财产权既包括对私人所有的生活资料的权利,也包括对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的权利;既包括对公民个人财产的所有权,也包括对公民个人合法取得的公共财产,如土地等的使用权。公民的财产权是限制国家权力的最可靠和最有效的屏障。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由于财产权本质上是一种对他人的限制和束缚,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财产权就没有法治。第三,私人财产具有易受侵害性。公民的财产一旦受到来自包括国家在内的其他人的不法侵害和剥夺,除了借助于国家的公力进行救济之外,并无其他的有效的救济渠道。

(二)平等保护原则实施的关键是规范政府的各类涉及公民财产的公权行为 作为公共权力拥有者的政府,其主要特点之一是它总是在寻找一切机会扩大自己行使权力的范围,从某种意义上说“,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6]权力滥用和腐化的直接对象就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如果权利不能制约权力,国家机关权力的行使就会超越宪法设定的界限和轨道,权力就可能被个人的私欲或小集团的私利所支配。因而为了权利和自由,就必须“以权利制约权力”。为了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建立有限政府,政府拥有权力的范围和实现权力的手段都由宪法或法律明文规定,权力行使遵循“越权无效”的原则。二是确立自治为市民社会正常秩序建立和发展的基础。

在物权法领域中,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要对征收征用制度做出明确界定。征收征用制度通常是基于公共利益而发生的行政性行为。所谓公共利益是指涉及国家安全、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宗教、环保等方面内容的以不特定多数人为受益对象的社会公共事业。某些虽有部分公益内容但就其行为目的来说具有营利性的行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为不属于公共利益。要构建合理的征收征用制度,法律必须从两方面确立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形式标准是指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必须是经过宪政框架下的民主决策程序来确认,强调民众决策,保证“公共利益”代表的是广大民众的个人利益,而不是公权主体自身的特殊利益。同时,在具体的征收征用行为中,正当的程序还要求法律保障被征财产的权利人在公共利益判定程序中的参与权,他应当依法享有知情权、陈述和申辩权以及就公共利益成立与否的问题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实质标准是对公共利益内容上的判断。公共利益所应当具备的实质要件是:第一,非私人性。公共利益虽然应当以私人利益为基础,但其本身不应当体现为私人利益。应当体现是的私人群体中的合理多数人的利益。第二,非商业性。公共利益存在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实现社会福祉和提高社会大众的生活质量,而不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第三,非特定性。公共利益的受益主体应当具有不特定性和开放性。第四,直接性。即征收征用行为必须直接为了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是间接满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虽然征收征用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目的,但符合公共利益目标并不意味着征收征用就是正当的。只有在相对于具体的公共利益目标是必要和适当的情况下,征收征用才具有正当性,这就是比例性原则,它旨在维持公共利益与私人财产权之间的公平衡量,其具体内容包括:妥当性,即采取的措施可以实现期望的结果;必要性,即采取的措施是必要的,除此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措施之外,不存在其他给财产权人或公众造成更小损失的手段;适当性,即所采取的措施与具体的目标所追求的结果相当。

三、有关平等保护原则几个争议问题的理论回应

(一)平等保护原则并不违反我国宪法的规定 宪法作为公法的基本法,主要调整两种法律关系,一是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另一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后者主要是以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主要存在价值是为了对抗国家,而不是为了对抗其他私法上的主体。从立法层面观之,宪法主要立足于现实或已经存在的东西,对未来则保持谨慎的态度,只要某种社会关系还没有出现,就不必考虑在宪法中做出规定。因此按其产生来源来看,法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宪法为依据制定的法律,另一种是虽然没有宪法上的依据但却不违反宪法的法律。现代社会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因此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的种类和立法内容也会渐趋复杂化和多样化。如果要求所有的普通法律都必须有宪法上的依据,其结果会导致宪法经常处于修改、更新的状态之中。与此相反,如果允许第二种意义上普通法律的存在,在宪法与社会发展之间隔离出一个具有弹性的空间,则可以消解宪法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在实际操作中,宪法通常仅规定并且也只能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涉及次要的权利与义务。由于一般的权利与义务需要根据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而及时进行调整,因此只能由普通法加以确认和规范。换言之,虽然民法在基本制度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架构上应当以宪法为基础,但并不是要求民法的每一项规定、每一个制度都必须找到相应的宪法依据,都必须与宪法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事实上,由于民法本身就具有创设制度和权利的功能,因此民法完全可以对宪法没有涉及或规定不明确的制度作出规定。以财产保护为例,在各国宪法中通常并不涉及具体财产制度,而是侧重于从权利维护的角度对公民的经济权利进行宣誓和保护。但具体的财产内容及其保护手段和保护方式,则是通过民法典加以规定的。

民法不仅受制于宪法,从另一方面来说,民法的原则和具体制度还对宪法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民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确立主体平等、民事行为自由和私权神圣等原则,以肯定公民对私人生活的自治权,它要实现的是私人生活的自治,而民主政治的合理价值也恰恰在于肯定公民对社会生活的自治。私法自治不仅促进了民主的生成,实现着民主政治,而且它本身就是民主进而是宪政的一般要求和重要内容。

(二)物权法所确立的平等保护原则与所有权主体的区别立法并不矛盾 这有三层含义:

其一是说,物权法中所说的平等保护,既注重主体之间的形式上的平等,更强调实质上的平等。现代民法区别于近代民法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平等观念上由绝对平等过渡到相对平等。这种转变也可以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理解为是从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向弱式意义上的平等的转换。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强调的是民事主体的绝对平等性和地位的互换性,因此要求立法者和裁判者对所有民事主体均应平等对待,尽可能地避免对民事主体依其各种主客观条件的不同而加以分类。其目的是使所有的民事活动的参与者都能在利益或负担方面获得平等的份额。这种绝对平等观念颠覆了封建社会的身份观念,促进了个性的解放和对每一个个人的尊重。但其负面效应是,由于未考虑民事主体在个人能力和所处条件方面的差异性,因此导致实际交易结果出现不平等,并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和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为了弥补近代民法因恪守绝对平等所带来的弊端,现代民法越来越注重对弱式意义上平等的追求。所谓弱式意义上的平等也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人群进行分类,对不同类别的人群分别采取不同的对待。因此,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差别对待。在具体民事立法上,现代民法基于法的妥当性的要求,越来越多地以身份关系为依据,逐步放弃了抽象人格绝对平等原则,转而采取对具体人格的区别保护。即私人间的法律关系不再仅仅是通过自由的契约行为来实现,而是越来越多地通过身份关系来确定。[7]对此,霍布豪斯认为:“从人们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便可以认为,如果我们给予他们以平等的待遇,其结果就一定是他们在实际地位上的不平等,而且,将他们置于平等的地位的唯一方法也只能是给予他们以差别待遇。因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物质的平等不仅不同,而且还彼此相冲突;我们只能实现其中的一种平等,而不能同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时兼得二者。” [8]因此“就契约而言,真正的自由要求缔约方之间大体上平等。如果一方处于优越地位,他就能够强制规定条件。如果另一方处于软弱地位,他就只好接受不利的条件”。[9]

其二是说,物权法中的平等保护主要强调的是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平等,而不是实现社会范围内的全面的平等。主体的类型化立法或差别性立法实际上是国家利用公力对私人基于自由契约行为所产生的不公平结果的一种矫正,其目的固然是为了实现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和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私法代表的民法是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己任的法律规范,它所作用的社会生活的范围决定了它只能是私人利益的维护法,它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即是说民法只是从市场规则角度对市场行为进行规范,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只要市场主体沿着民法预先制定的行为规则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民法对于追求的结果就予以承认并加以保护,至于由此所产生的诸如人类生存危机、社会不公等问题,民法通常无能为力。民法所追求的平等也是社会条件的平等,更多的是形式上的平等和机会上的平等,而不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去追求实质的公平和平等。

民法只能是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法和维护个人权利的基本法,如果硬要牵强附会地将民法界定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那实质上是对民法的异化。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其三是说,物权法中的平等保护,并不意味着不同的所有权主体在权利客体和权利内容的享有上都具有完全的一致性。这实际上是对法律上平等概念的一种误解。事实上,不但不同类型的权利主体之间(如所有人和使用权人)在所享权利内容上具有差异性(实际上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恰恰是区别不同类型权利的基础);即使是相同类型的权利人,其所享内容同样可以存在差异。例如作为民事主体主要类型的公民和法人,其所享权利的内容甚至其权利能力的大小都有明显的不同,这也是我们通常所强调的法人区别于公民的主要表现之一。但并没有任何人因此而否认公民和法人之间在法律上具有平等性。实际上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权利平等,权利平等只有在具有相同要求和相同规定性的主体之间才具有可比性。具体的我国的所有权立法而言,国家基于自己的特殊身份,对海洋、河流、矿藏等自然资源享有当然的排他性的所有权,这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在物权立法中应当坚持的一个基本要求。不仅如此,国家与其他所有权主体之间也不具有法律地位上的当然互换性,其典型表现是:几乎在任何国家,国家都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私人财产进行有条件的征收和征用,但却没有任何国家允许私人依据相同条件对国家进行反向的征收和征用。但这并不能作为我们否定国家与其他所有权主体可以受到平等保护的理由。不仅如此,所有权的平等保护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人格平等和所有权内容的平等。物权法平等保护更加强调的是当所有权受到侵害时,所有的权利主体都无一例外地适用同一个法律规定,同等地受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到法律的保护。其基本要求是法律对每一个民事主体在保护方法、保护手段、保护内容和保护力度上都是一样的。进一步说,法律为所有的所有权主体都提供了相同的救济渠道和救济方式,且对不同主体不存在特别的例外性或排他性规定(如对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的排除性适用)。同时,每一个权利主体在向国家提出公权救济请求时,都不应当遭到拒绝。当然,作为物权立法的发展趋势是,在物权立法中应尽量淡化公私界限,逐渐弥合国家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在客体范围和具体权利内容上的鸿沟,以实现从保护平等向更大范围的人格平等的过渡。

(三)物权立法中所采取的平等保护原则的核心和重点不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 物权立法中所采取的平等保护原则并不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特别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权利,更不是通过立法手段使这部分人的不法财产合法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发展的力量之源,而主体的多元结构必然导致利益趋向的冲突。无论是物质需求还是精神需求,如果失去了清晰的和持久的个人财产所有权,也就等于扼杀了人的基本的、正常的需求。完备的物权制度和物权规则是民事主体从事交易活动的基础和前提。

诚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例BVerf GE 24 ,367 ,389 所说的那样:“所有权是一项根本性的基本权,与个人自由的保障有着内在的关联。在基本权的整体结构中,所有权负有双重任务:确保权利人在财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产法领域中的自由空间,并因此使其得自我负责地形成其生活。” [10]物权法的要作用就在于通过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使个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实现有机统一,从而能够帮助人们形成对财产的安全感和对自己未来的安全感。因此,作为物权法平等保护原则的受益主体是所有的民事主体。事实上,所有权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权,与个人自由的保障具有内有的关联性。在基本权的整体结构中,所有权的任务在于确保权利人在个人领域中的自由空间,并因此使其得自我负责地形成其生活。好的物权制度意味着市场交易中的各方当事人对自己的资源有比较可靠、明晰的权利边界,并且交易当事人能尊重彼此之间的权利。因此,为了有效确认和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我们有必要通过平等保护理念稳定现有的财产关系,并尽量促成以共同富裕为核心的和谐社会的及早实现。

注释:

[1]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26.[2]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238.[3]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3.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论信赖保护原则开题 篇5

信赖保护原则, 亦称合理信赖保护原则、保护相信原则, 通说认为, 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 是指现代法治国家, 基于法律秩序的安定性要求和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的考虑而存在的一项法原则, 具体是指行政主体应保护行政相对人基于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存续性而产生的正当合理的信赖利益, 或在行政相对人因信赖其行为而遭受损失时应给予利益赔偿。 (1) 信赖保护脱胎于诚实信用原则, 形成于德国行政法院之判例, 我国学理引入研究于上世纪90年代, 立法确认于《行政许可法》, 但因立法时理论准备不尽充分, 文本规定不尽精细, 对信赖保护的适用范围过窄、利益衡量过虚、保护方式单一。虽学界对信赖保护的完善多有建言与设计, (2) 人民法院亦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了尝试与突破。 (3) 但保护的广度与力度仍有探索的空间, 笔者在审理一个行政处罚案件中, 通过具体案件中各方利益的评估与衡量, 结合对学理发展、立法现状态、相关案例的归纳与分析, 通过引入信赖保护原则, 作出了变更处罚执行期限变一较新颖的裁判方式, 现以该案件为素材, 对信赖保护的有限延伸与适度平衡略述管见, 献芹方家。

二、问题提出:案情简介与焦点提炼

(一) 案情简介

2011年, 因辖区发生“三合一”场所火灾事故, 全市进行专项整治, 某区区委、区政府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三合一”场所整治工作的意见》, 规定“对建筑需要增设第二消防安全通道的, 应予支持”。2011年5月间, 黄某某以其所有的楼房开办商务宾馆。因缺少第二消防安全通道, 宾馆被纳入三合一场所整治范围, 责令整改。2012年3月间, 经某区政府召集消防部门、城市执法部门现场办公, 黄某某应消防部门要求, 在该宾馆西边与相邻同向的另一幢楼房 (黄某某所有) 东边之间巷道上空铺设二至五层钢结构走廊, 用于宾馆的消防安全通道。后经消防部门验收合格, 宾馆取得《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并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特种行业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 进行营业。

后某市城市执法部门接相邻小区部分居民举报, 以黄某某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擅自进行消防通道走廊建设为由, 向其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 限期自行拆除。届期, 黄某某未自行改正。某市城市执法部门进行现场检查、制作询问笔录。处罚听证告知后, 于2012年7月11日, 对黄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限期拆除该宾馆钢结构户外走廊式消防安全通道 (拆除期限为二○一二年七月十一日至二○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黄某某不服, 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黄某某不服, 提起上诉, 主张城市执法部门的行为破坏了相对人对政府行为的信赖保护, 应予变更为责令补办许可证或者罚款, 城市执法部门主张消防职能不能代替规划职能, 其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与本案处理无关。黄某某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又未在限期内整改, 依法应责令限期拆除。

(二) 焦点提炼

笔者通过案情分析, 提炼出三个焦点问题, 一是本案作为由行政许可引发的行政处罚类案件, 能否引入信赖保护原则进行审查;二是如引入信赖保护, 在天桥确未批先建的情况下, 能否进行信赖保护;三是如进行信赖保护, 能否适用存续保护, 是否应当进行方案优化, 实现最大限度的利益平衡。带着上述问题, 笔者作如下思考与探索。

三、能否引入:有限延伸与相应论证

解决本案的先决问题是信赖保护的适用范围问题, 如信赖保护只能存在于行政许可, 或者相对人只能向信赖行为作出的行政机关主张, 则本案因为审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为城市执法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并非消防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许可, 而不能引入信赖保护原则进行审查。笔者对学理发展、法律规定、相关案例进行了考查与梳理, 并分析如下:

(一) 从学理发展上考察, 学界普遍主张对信赖保护适

用范围应予扩大, 但具体主张各有特色, 有主张行政规划 (4) 、行政指导 (5) 、行政给付 (6) 分别应予适用, 有主张授益性行政行为可适用 (7) , 更多的学者认为信赖保护原则应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 对行政行为应普遍适用。 (8) , 之所以有以上学说, 其本源在于学界对信赖保护原则的理论依据有争议, 有诚实信用原则说、基本权利保障说、法律安定性说之分 (9) , 笔者倾向于法律安定性说。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认为:“法律的首要目的在于给出一个‘结局’, 让社会上的行为都有预见可能, 让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都趋于安定。无论是行政许可, 还是授益性行政行为, 甚至所有行政行为, 其之所以具备确定力, 目的或使命就是为了使权利义务关系尽快得到稳定, 减少纷争及解决纷争的成本, 从而实现法的目的。故笔者认为主张适用范围扩大的主张是成立的, 但扩大的进度应是与国情与立法水平相适应的。

(二) 从行政原则上考察, 国务院亦推进信赖保护的适

用范围, 通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法》是首部、也是唯一一部确认了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规范。笔者认为该表述虽无谬误但不尽严谨。因为国务院于2004年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其中已将“诚实守信”作为依法行政基本要求之一, 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 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 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 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 (10) 该《纲要》作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政策文件” (11) , 将信赖保护纳入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中, 修正与完善传统依法行政定义, 并将适用领域由行政许可扩展至所有行政决定, 不仅各级行政机关在行政行为中应当贯彻执行, 司法机关在审判实务中亦可参照适用。

(三) 从司法实务上考察, 我国最早公开报道的案例为

李冬彩诉玉环县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撤销一案中, 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适用信赖保护原则。 (12) 2005年3月1日, 在“益民公司诉河南省周口市政府等行政行为违法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使用“信赖利益”的概念。（13）, 同时笔者注意到李冬彩案适用范围是行政确权。随着信赖保护原则为实务界所接受、重视、认可, 人民法院对该原则的适用频率在增加, 适用范围在扩大。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编著的《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从书为例, 其第22号案例“黄银友等诉湖北省大治市人民政府等行政允诺案”确认了“行政允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14）, 第135号案例“吴小琴等诉山西省吕梁市工伤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履行法定职责案”确认了“对行政惯例的合理依赖应予适当保护”（15）, 第136号案例“谷西村委会诉洛阳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许可”确认了“政府承诺的优先受让权应当予以保护（16）, 分别对行政允诺、行政给付、行政合同法律关系下的信赖利益予以保护。

(四) 从具体案情分析, 本案被诉具体行政为城市执法

部门的行政处罚, 但该行政处罚的内容实质上是对消防管理部门行政许可的撤销, 在此情况下, 当事人对消防管理部门是否存在信赖利益, 应否予以保护是本案正确处理的前提。如否认两个行为行政的关联性, 拘泥于仅就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则未免有刻舟求剑之叹, 学者朱芒主张“如果先行的关联行政行为中存在违法性因素, 会导致后续的最终行政行为因此也具有违法性, 即最终行政行为继承了关联行政行为中的违法性的现象, 被称为违法性的继承”（17）, 笔者认为, 正如违法性存在继承, 信赖保护亦存在继承的问题, 即行政相对人可基于对先行政行为的信赖利益, 向关联的后行政行为机关主张信赖保护。

四、要件分析及观念厘清

如前所述, 本案需适用信赖保护原则, 对是否给黄某某信赖保护进行审查与判断。这时, 就需对信赖保护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 并结合具体案情决定是否予以保护。

(一) 要件分析

对信赖保护构成要素, 现学界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应存在信赖基础、信赖表现、值得保护。（18）

对照以上构成要件, 黄某某对行政机关的行为存在信赖保护:

其一, 存在信赖基础, 查明的事实表明, 区人民政府、消防部门、城市执法部门现场办公, 消防部门作出了有效成立的行政行为。

其二, 存在信赖表现, 上诉人在取得《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后, 办理了特种行业许可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投入大量资金, 对酒店进行正常经营。可见, 上诉人已经证明其知悉所信赖的具体行政行为, 并进行了与该信赖能相吻合的生产行为。

其三, 信赖值得保护, 从手段正当性上分析, 本案相对人并不存在对重要事项不提供正确资料或为不完全陈述, 诱使行政机关作出了错误或者违法的行政行为。相反, 整改方案是消防主管部门主动提出的, 黄某某作为行政相对人予以自动执行, 是对行政机关的信赖与对法律的尊重, 故其行为是善意的且无重大过失, 应获得信赖保护。

(二) 观念厘清

在前文中, 笔者论述黄某某对行政机关产生信赖利益, 理应进行保护, 但原审法院并未予以相应的注意。之所以存在该问题, 笔者认为有一些观念需要厘清与纠正。

其一、违法状态不必然存在违法行为。本案原审法院判决驳回黄某某的诉讼请求, 其理由是黄某某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 并在限期内未完成整改以消除对规划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 该观点混淆了违法状态与违法行为两个不同的概念, 割裂了与黄某某对行政机关的合理信赖与其建设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将违法的行政行为产生的后果简单归责于行政相对人, 这种推论从法律上与法理上均不能成立。如前所述, 本案行政相对人不存在归责事项。而在判断其是否有不良企图时, 应从其知识结构 (尤其法律知识结构) 、所处境遇、需求程度等方面进行考察, 一般情况下不能超出普通民众的认知能力。本案消防主管部门指令整改措施明确, 区政府及城市执法部门均无异议, 如要求黄某某精细识别与区分行政机关的不同行政管理职责, 并对消防部门的指令提出质疑或拒绝服从, 则实质上是将行政机关的职责强加于行政相对人。

其二、信赖利益不简单等同个人利益, 在二审期间, 有观点认为, 本案体现黄某某财产利益及城市规划公共利益的冲突, 其理由是信赖保护主要是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亦有部分学者主张“由于信赖利益归属于个人利益的范畴, 信赖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19）, 笔者不尽认同, 笔者认为, 信赖利益至少包括三个层次:1、公民的正当利益, 现代社会尊重社会成员的人权, 注重保障他们的财产权利, 对于因信形象赖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行为而获益的公民, 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样值得保护;2、政府的诚信利益, 应松年先生认为“诚信原则在民法中是“帝王条款”, 要求所有的企业、公民都讲诚信, 政府应该首先遵守诚信原则, 树立诚信政府的形象”（20）。3、法律秩序的安定, 台湾学者罗传贤认为“保护人民权利, 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21）如没有信赖保护, 行政行为常被变更或废除, 则不仅相对人的利益无法保障, 政府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状态消失;而且法律功能属性也会失效, 法律秩序无法实现, 进而社会秩序无法维护。

其三、公共利益不当然大于信赖利益, 现在一涉及公共利益, 似乎其具有正当性与权重比, 应优先且迫切地予以保护。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虽确认了信赖确认利益, 但其关于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变更或撤回行政许可, 只信赖相对人以补偿的规定, 体现了公共利益的天然优越感及绝对优先权。这种规定会对公众乃至法官带来困惑与误导, 笔者认为:1、公共利益与信赖利益相较, 甚至于个人利益相较, 其只是涉及对象多寡即量上的区别而非法律位阶即质上的区别, 正如台湾学者翁岳生主张, “个人利益之累积, 亦即公益”（22）。2、公共利益与信赖利益应进行个案衡量。在公共利益本身已存在模糊的情况下, 加之各不同利益的权衡比较更无统一标准可循, 故笔者赞同梁上上“制度利益需要与具体情境相联系是普遍存在的规律”（23）的论点, 认为公共利益与信赖利益的比较应在个案中进行。

五、保护方式选择与方案优化

如前所述, 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与撤销所欲维护的公益之间, 原则上一方并不具有优越于另一方的地位, 在个案进行利益衡量时应一视同仁。且这种比较不会改变对信赖利益的保护, 只涉及保护方式的选择与保护方案的优化。笔者现将本案判决结果及心证过程表述如下:

(一) 方式选择

根据通说, 依《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49条的规定, 存在两种信赖保护方式:一是存续保护, 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存续, 不使其失效。二是财产保护。指撤销原行政行为, 使其失去效力, 并对相对人信赖损失予以适当补偿。（24）

笔者认为, 即使存在公共利益, 亦不能一概适用财产保护而不考虑存续保护, 若公共利益小于信赖利益时, 应予以存续保护, 若公共利益大于信赖利益时, 应予以财产保护。但因信赖利益及公共利益的轻重很难在静态意义上予以明确判定, 因此, 需要在具体的个案中实现达致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平衡, 即采取个案利益衡量的方法。利益衡量的原则可归纳如下（25）:1、首先识别利益位阶, 如生命或人性尊严位阶较高, 应予优先保护, 2、涉及位阶相同的权利, 一方面取决于应受保护法益被影响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假使某种利益须让步, 其受害程度如何, 3、最后尚须适用比例原则、微侵害手段或尽可能微小限制的原则。

依笔者浅见, 如此多的因素均有各自法理支撑, 但从整体性上, 这些因素并没有明显的科学标准, 难以形成体系, 从实用性上, 这些因素没有即没有具体的量化公式, 亦没有转化的权重系数等。不具备可操作性。本案中, 如维持被上诉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不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相关规定, 也存在对人民生命及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巨大风险;如果该《合格证》被撤销, 则不但破坏了行政机关的公信力, 且相关部门可能面临巨大财产损失补偿的风险;如维持消防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 则会对城市规划的实施带来不利影响。但经征询消防部门意见, 上诉人设置的第二消防安全通道材料强度、设计高度等参数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 已经通过验收, 故相关投诉人关于天桥存在安全隐患及影响消防车辆进入相邻小区的主张并不能成立。且上诉人所设置的第二安全通道并未横跨市区主干道, 而是在主干道边小巷后缩数米处与主干道平行设置, 可见, 上诉人的建成的天桥如予存续, 虽不符合城市规划, 但产生的危害后果仅是影响美观, 产生的危害程度不具备紧迫性, 故综合考量, 对上诉人予以存续保护获得的收益最大, 损失最小, 理应适用。

(二) 方案优化

对保护方式进行确认后, 笔者的心证并未结束, 因为需要思考对具体方案即判决主文的制定与优化, 笔者试将该过程称为二次利益衡量。与第一次利益衡量强调的是信赖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轻重之分相较, 二次利益衡量着重的方向是信赖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共存与和谐。

本案存续保护的方式进入笔者视野但被否决的有二种:其一为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因撤销后天桥不符合规划法规的状态将长期持续, 从长远考虑, 如不约束, 其产生的危害将日益扩大甚至超过了信赖利益。其二为上诉人主张责令采取补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罚款的方式, 但因城市执法部门明确表示许可证无法补办, 且补办不是行政处罚, 如强行判决补办, 在后继执行中存在变数, 如上诉人不申请补办或上请后未获许可, 则可能产生执行僵局, 破坏司法权威, 天桥属于可以拆除的情况, 故适用罚款于法无据, 有以罚代批之虞, 以上方案无法考虑。

笔者认为, 虽然本案符合信赖保护, 并根据实际情况应予存续保护, 但该保护状态确实对城市规划造成影响, 故这种保护不应是无条件、无期限的, 应予一定的约束。正如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受比例原则的限制, 在特定条件下, 相对人在实现信赖利益时应容忍对该利益的必要限制, 以达到公共利益与信赖利益的共存与和谐。究其实质, 是通过在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冲突的利益达成平衡从而构建恰当的制度利益。所以, 这一制度利益的设置是可取的”。（26）

笔者认为, 信赖利益的保护是针对特定人员从事特别事项产生的, 在本案中特定人员为上诉人黄某某, 特定事项为准许宾馆设置第二消防安全通道。若经营主体或经营范围发生变更、终止, 如转让酒店或改为它用, 酒店被相关部门吊销、注销或经营期限届满等, 则对该信赖利益的保护即应终止。据此, 经过二次利益衡量, 笔者提出了撤销原审判决;变更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决定主文内容为:限期拆除钢结构户外走廊式消防安全通道 (拆除期限为上诉人黄祖华停止经营莆田市涵江恒好商务宾馆之日起十日内) 的裁判方式, 并得到了本院的肯定。判决形成后, 包括原四处信访的举报人等各方人员均息诉服判决。

六、结语

论合同信赖利益的法律保护 篇6

关键词：信赖利益；性质；法律规定

一、信赖利益的概念

探讨信赖利益的保护，首先要明确，何谓信赖利益。正如学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一样，关于信赖利益，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可供参考，并且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也有不同理解。研究信赖利益，首先要对信赖利益的概念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一）信赖利益在英美法系中的含义

关于信赖利益，最早的表述是1936～1937年福勒和他的学生帕迪尤在《耶鲁法律杂志》上发表了《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的长篇论文，这篇论文开创了新的理论。福勒和他的弟子在这篇论文中对原有的旧理论做出了突破，提出了信赖利益的概念，他们认为，在人们缔约的过程中，缔约人对对方有信赖利益，并且按照信赖的预期来进行行为，如果有其他事件发生，使对方为此遭受了损失，那么他就应该赔偿遭受损失一方，这就为当事人提供了新的赔偿方式。在福勒之前并没有信赖利益的概念，关于受到这类损失赔偿主要根据约因理论处理，并不科学。信赖利益的出现，不仅是一个概念的创新，而且对于该类利益的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福勒的理论知识涉及到了信赖利益，并没有对信赖利益进行明确的定义。

（二）信赖利益在大陆法系的含义

大陆法系关于信赖利益的研究也颇有成果，按照大陆法系的理论，合同利益分为三个部分，履行利益、信赖利益和维持利益。并将其中的信赖利益归结为一种消极的利益。大陆法系对信赖利益的保护主要侧重于对缔约之前的利益状态的保护，而不是合同履行后的状态。这种保护主要存在于缔约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基于对对方的信赖，改变自己的处境，或是交付财物，或是履行了某些行为，從而使得自己的处境与实施行为前相比，变得更为不利，换言之，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失。这时另一方应当向受损失一方给予赔偿，此赔偿，即为信赖利益。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大陆法系关于信赖利益，也是理论层面的，并没有给出信赖利益的明确的定义

二、信赖利益的性质

信赖利益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关于信赖利益的性质同样没有明确定义，并且学界对此有着多种观点。关于信赖利益的性质，主要有四种学说。

损失说。这在大陆法系国家占据了主流地位，该观点认为信赖利益是一方相信对方会按照订立合同的约定进行行为，自己并因此做了准备，或是交付了财物，或是履行了行为，但是由于某种事实的发生，致使合同不能成立，自己的付出不能收回，对自己造成了损失。该学说主要是在无过错方付出却未得利益的角度来说，认为信赖利益是一种损失。

利益说。该学说认为，信赖利益是相信合同成立后能够获得的利益。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对合同肯定都有预期，预测合同成立、履行后自己将会得到哪些利益，再考虑清楚之后，才会与对方进入合同的订立阶段。因此，当合同一方当事人为了合同成立而改变自己的处境，然而合同因某种事实的发生不能成立时，该当事人的预期利益不能实现，故认为信赖利益的本质是一种利益。

权利说。该学说认为在缔约过程中，当事人享有两项权利，即基于对对方的信赖，现有利益不受侵害，将来利益期待可得的权利。总体来说，缔约双方基于信赖与对方签订合同，双方都有按照对方信赖内容为一定行为的义务，从此角度来说，信赖利益是一种期待的权利。

处境变更说。该说从福勒的理论出发，认为信赖利益是一方基于对对方的信赖，从而改变自己的处境。例如房屋买卖，买方认为卖方有房屋所有权而与其订立合同，然而卖方无权处分，由此错过与其他卖家订立合同的机会，这种场合信赖利益是指恢复至原先的处境利益。

三、我国关于信赖利益的法律规定

我国的信赖利益保护的规定，并不成系统，只是零散的存在于相关的法律规范中。在我国《合同法》颁布之前，《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款成为大量无效合同处理的依据，是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表述，也可以看作是关于信赖利益的规定。在该条款中，明确规定了缔约过程中因行为无效或被撤销后，无过错一方的信赖利益受到损害，对方应该对此进行赔偿。

《合同法》第42条、第43条、第47条、第48条和第51条的规定，列举了合同不成立、被撤销、无效和无权代理等情形下合同相对人权利的保护。在这些情形下，合同相对人并无过错，只因为发生了自己没有预料的事件，使合同目的不能达到，此时无过错一方的信赖利益受损，应当被赔偿。

四、结语

我国的信赖保护制度并不成系统，并且对于信赖保护利益的基本内涵也没有明确的界定，在处理有关案例时，只能根据几个法律条文，这对于当事人信赖利益的保护不利。因此应当完善信赖利益保护体系，明确其内涵，在理论和制度上为其增加新内容。明确损害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这样，当信赖利益受损时便有成熟的理论和完善的法律制度支持，更好的维护无过错方的信赖利益。

参考文献：

[1]冉克平.《缔约过失责任性质新论》.河北法学，2010-28.

[2]魏振瀛.《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五版，第163-167页.

[3]魏振瀛.《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五版，第433-4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