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的模式探索论文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复杂多变的国内形势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群众动员方法，形成了不同形态的群众动员模式。本文分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在取得革命与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发挥人民群众创新精神方面的历史意义;提出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动员要始终围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始终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始终遵循服务群众、尊重群众的原则和始终坚持理论探索与实践并行的原则。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百年历程;当代启示;

群众动员是以群众为动员客体对象的社会性活动，是指政党或国家在特定的环境中，为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利用各种资源和方式，去激发和鼓动群众积极主动地参与各项事务的行为和过程。[1]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群众动员历程，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群众动员提供经验与启示。

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方法模式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动员呈现出横向发展并逐渐升级，继而纵向发展的过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群众动员与新型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处于一种交织起伏、不断磨合的状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专业化水平大幅提高，群众动员采用了导向市场化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网络信息化的背景下，党的群众动员更加突显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一种对抗性战争条件当中，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旨在将分散的小农社会整合起来，指出一个正确的道路方向，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发挥出最大力量，在党的带领下通过不断扩大动员对象范围，壮大革命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根据早期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无产阶级政党要通过群众动员的方式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变成革命的物质力量，共同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2]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主要动员工人阶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鉴于国外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主要动员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另外也有部分农民、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的参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期，在尝试攻打大城市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随即将战略目光投向了广大农村地区，群众动员的主要覆盖面也不断地由工人阶级扩展至农民阶级。党要求各地在组织暴动时，不能只依靠军事力量，还要进行以工人、农民为主要对象的群众动员，将其变成为暴动的主要力量。1927年12月底《赣北特委暴动计划》之中对于这一点就做了详细的阐释：“暴动的主要力量自然是农民群众，我们切不可使农民处于孤立的地位与其他群众绝缘，我们必须事先在宣传上顾及其他群众的利益(自然豪绅地主除外)，在组织上与群众联络。”[3]在井冈山时期，党的群众动员主要呈现出同心圆模式，以党的革命根据地为圆心的形式向外界辐射扩散。在长征时期，党的群众动员呈现出线性模式，在部队行军过程中不断动员群众，壮大军事武装力量。在延安时期，党的群众动员基本上是辐射圈与网状模式的，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层层关系，发挥社会性与历史性交织的优势。在解放战争后期，党的群众动员逐渐呈现出金字塔的模式，组织内部结构逐渐趋于成熟，初步出现了层层分级的现象。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党的群众动员由最初的简单性和分散性状态逐渐步入成熟化和复杂化的阶段，在动员的总体层面呈横向性的发展过程中也顺应规律，走向了等级化与科层化纵向性模式。

群众动员离不开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自然离不开党员干部的带动作用。群众动员政策在党成长的初期起到了关键的辅助作用。一方面，群众动员拉近了党群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于自身力量不足，可动用的资源有限，在深入基层后逐渐形成的是一种动员者与被动员对象之间密切的交往互动和尽可能的平等关系，也就是说干部与群众之间距离相对很近。[4]46这样就有利于群众动员在整体层面的蓬勃发展，由同心圆点式动员到线性式动员再到辐射圈与网状的面式动员，不断地完善升级。另一方面，群众动员政策推动了解放区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内开创出了新的经济环境，通过一系列土地政策将旧有的生产关系革除，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进而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管理体系，即在群众动员方面表现为金字塔的体式动员。这里体现出群众动员横向升级的结果就是步入纵向性。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之后，中国在1956年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当时有限的理论条件下，只能靠党和国家不断探索，这就意味着试错将不可避免，这对于新型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而言无疑是一项挑战。国家行政管理体系是一个国家的政体及其管理制度的集中反映，是行政管理机构、管理权限、管理制度、管理工作、管理人员等有机构成的一个管理系统，特点在于其产生的先导性、存在的永久性、对行政效率影响的全局性和各构成要素的可变性。群众动员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基本前提之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依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群众动员与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新型的行政管理体系日渐完备，但专业化程度还有待提高，在处理和解决新出现的矛盾时无法做到完全有效，从而使二者之间的固有矛盾更容易被激化。随着整个国家的不断发展，党和政府掌握的物质资源也不断增多，从而更加趋向于分工细化，需要用更多专业的人员和更加专业的手段来处理问题和解决矛盾。然而，在初始阶段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专业化水平还不高，有时并不足以去解决问题与缓和矛盾。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摸索出高超的群众动员方法与技巧，也都是基于物质资源匮乏和专业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这种物资和专业性不足的环境也逐渐磨炼出广大群众的韧性，培养了人民的创造性，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的一项传统特色，即不以专业化作为解决问题的前提，强调有意识地变被动为主动，克服不利条件，想尽一切办法创造条件解决问题。[4]48-53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工作使国家在贫穷落后的条件下，顺利开展了符合国家战略的五年计划;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集体生产作业，将生产出的产品物资硬性投入重工业领域，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与氢弹，并在70年代顺利地发射了人造卫星，总体上拥有了坚实的国防力量。在军事战争层面，中国共产党通过有效的群众动员，使国家在战争中有效保障了后勤补给，最终取得了一系列对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曲折式探索的艰难过程，比如“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盛行，导致出现了激进式的群众动员方式，在生产建设方面浪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破坏了生态环境。这种在专业力量不足的条件下违背客观规律去进行群众动员，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造成了探索中的严重曲折。这也意味着我国初始阶段的行政管理体系还不成熟，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5]

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1978年以后，国家引入了市场机制去解决问题与缓和矛盾，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在提高专业性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在经济领域，打破了原有单一的公有制形态，弥补了计划经济的短板，为整体层面带来了新的活力。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对发展模式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专业化程度大幅提升。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表明以导向市场化的治理机制获得了一致认可。

市场化治理机制可以弥补之前单一公有制经济下僵化的缺陷，能够更好地促进整体流动性，大幅缓解社会矛盾，同时有利于在市场机制中更好地发挥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市场运作逻辑同样是趋向于分工细化，倾向于以专门人员和专业手段来解决问题，这与行政管理体系是一致的。或者说，这两者本身就处在同一个维度当中，市场化治理机制的出现本身就是行政管理体系专业性增强的表现。虽然市场化的治理机制与群众动员同样有着内在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并非只体现为对立性，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进行的趋势下也更多地体现为统一性。另一方面，在市场化的治理机制不断细化与复杂化的同时，其不足之处也逐渐地体现出来，所以同样需要以群众动员的方式，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对市场化治理机制的必要补充。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的过程中，国家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敢拼敢闯的精神，使其投身到微观经济层面，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初始阶段，创造条件让群众承担部分风险逐渐去突破传统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释放出个体微观经济的活力，不断创造新的价值与财富，继而使得党和国家能够有更多的物质资源去进行中观经济层面和宏观经济层面的改革，不断克服阻碍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无论改革前后，国家行政管理体系都是处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宏观维度当中，不同之处在于改革后的行政管理体系融入了市场化的治理机制。一方面意味着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专业化程度获得了提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其内部需要逐步进行更新。就其内部维度而言，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在改革前期限制市场化治理机制的同时，也逐渐在中后期被市场化治理机制不断完善，其高度与复杂度也日益增加，这就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进入初始阶段的市场运行模式中去创造价值时，也受到来自行政管理体系这方面的限制。虽然市场化的治理机制与行政管理体系同处一个维度，但其运行所需的条件却与群众动员所必备的前提相一致。[4]44-45群众动员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推动着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尽可能地进行精简，即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推动着政治层面的改革，使市场整体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国家行政管理体系能更少地限制市场治理机制，群众动员在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在面对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下，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网络信息化的群众动员带动大批就业岗位;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党动员群众开拓地摊儿经济，在实体经济领域创造新兴就业岗位，发挥群众的创新精神共渡难关。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刚刚来袭时，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国家社会能够迅速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同抗击疫情，通过网络信息化的群众动员，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居家自我隔离，有效遏制了疫情的快速蔓延，党员干部主动申请到高风险地区，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党号召群众对疫区进行物资援助，使各个风险区的后勤供应得以保障，这里就体现出越是在危急时刻，就越离不开群众动员的巨大作用。[6]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基本前提，也是与西方式代议民主制下的一般政党和政治团体区分开来的核心特征。[4]50-51反观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在面对危机时无法采取全面有效的群众动员，导致出现疫情持续严重蔓延、民众暴力抢购物资、失业大幅增加和物价飞速上涨的混乱局面。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全民健康的进程。在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环境下，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勤俭节约，为保障国家安全而不断努力。在全面脱贫攻坚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实施精准扶贫，真正做到了脱贫攻坚一个都不能少，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也在移民搬迁、择业就业等方面积极配合，最终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7]

如今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依然能够发挥出群众动员的优势，并进一步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督与管理，在新的形势下顺应规律实现新的动员模式。[8]12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能够紧随形势发展变化，在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时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不断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体现了党对群众动员工作重大意义的深刻认识。[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群众动员体现出更加鲜明的特点：体现在群众动员宗旨上，更加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心，突显群众动员的人民性;在群众动员载体上，更加强调加强群团组织建设，突显群众动员的规范性;在群众动员目标上，更加关注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大事难事，突显群众动员的导向性，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在发挥出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的同时，切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这里就体现出新时代的群众动员将会更加注重人文关怀。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群众动员方面可以使理论更好地结合实际，从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最大优势之一就是能够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在一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不断地根据具体实际情况而变化，但是在群众动员工作方面却一如既往，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群众动员，不仅具有内部凝聚性，也具对外有延展性。一方面，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不断提升的关键;另一方面，它推动了革命了建设的进程，也使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得以充分发挥。

1. 保障了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成功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时，中国正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下的社会，这种混乱的经济生产关系直接限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共产党旨在通过革命的方式消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进而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为生产力的发展营造条件。而要完成这项艰巨的革命任务，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有动员群众通过自下而上式的革命，才能革除旧有的上层建筑，改变旧有的生产关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实现“站起来”的创始之举。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和前所未有的经济环境，中国共产党通过有效的群众动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在缺乏专业条件的情况下，不仅完成了众多基础工程的建设，还拥有了雄厚的重工业基础，从而取得了一系列对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在国家缺乏改革经验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通过有效的群众动员，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给国家经济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使经济总量大幅提升，实现了“富起来”的宏伟目标。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产业结构不断走向合理，更多惠及民生的经济政策出台，精准扶贫的大力推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网络在群众当中普及，网络信息化的群众动员作为一种新形式正不断呈现出来。[8]10中国共产党从传统的群众动员模式到新时代网络信息化的群众动员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整体上推进了群众动员发展的新境界。在新冠疫情暴发之时，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动员，有效阻碍了疫情的极速蔓延，让十四亿人居家自我隔离，在干部无法与群众进行接触的情况下，利用网络信息有效动员，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捐款捐物，最终稳定了国内的疫情形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逐步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2. 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不断提升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本身所具备的优势就是能够广泛地接触到动员对象，能够更好地做到密切联系群众。在北伐战争时期，主要动员工人阶级;在井冈山时期，开始深入农村，通过接触广大农民，又有了更加深厚的社会关系纽带;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在整体上是一种横向发展的趋势，一直在不断地扩大动员客体的覆盖面。在总体动员进程中，就内部层面而言，是一种由点到线再到面，最后呈现初级纵向结构的模式。这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专业性不断提高提供了基础保障。中国共产党由弱小变为强大，每当遇到困难都会通过群众动员的方式克服困难，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内在实力不断提高，领导力不断上升。

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在动员实践当中的观察与感受，选择不断地信任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共产党。万千劳苦大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中饱受压迫和欺凌，只有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就算在最危险最窘迫的时候，也未曾改变其初心和使命。在不同的时代，中国共产党都能牢牢把握历史发展趋势，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挽救国家和民族危难，体现了一个政党该有的责任和担当。这使广大人民群众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号召都积极响应，党群关系得以维持，党的领导力得到不断提升。

3. 实现了人民群众创新精神的充分发挥

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大幅化解困难，分散外在压力，总体上党的群众动员覆盖面一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党的统一号召下，形成了浩大的群众动员形势。在国家缺乏经验和技术人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上山下乡、三线建设、开垦边疆、兴修水利、开发油田等，无一不体现出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创新精神，在有效的制度法规约束下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弥补了初级阶段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专业性的不足。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引用了市场化模式，群众动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下，通过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方式，进一步使人民的主体性充分体现，人民的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不断推动国家更好地向前发展。

广大人民群众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共同为中国共产党提供基本情况和智慧方案。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的治理机制不断细化与复杂化，其不足之处也逐渐地体现出来，此时党的群众动员就可以对市场化治理机制形成必要的补充。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敢拼敢闯的精神，投身到微观经济层面，释放出个体微观经济的活力。群众的智慧不仅创造了新的价值与财富，也为党和国家提供着经济发展建设的智慧方案。如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动员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仍然是党的重要工作。在创新群众动员的方式方法时，我们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时代更好地发挥创新精神。

三、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百年历程的当代启示

纵观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的百年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动员始终坚持以实现国家和民族复兴为己任，并且不断加强群众动员理论与实践的进步和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克服任何困难的强大力量，才能夯实战胜一切挫折的强大基础。这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继续不断创造辉煌提供了宝贵启示。

1. 群众动员要始终围绕着民族复兴伟大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民族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力量还不足的情况下，毅然决然选择北上抗日，号召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握了当时的时代主题;在国家主权和领土遭到侵害时，中国共产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一致对外、万众一心，在贫穷落后物资匮乏的条件下，依然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始终没有对帝国主义妥协退让，没有因为经济利益受损而放弃领土主权，没有因敌强我弱而放弃抗争，只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国内极度贫困之时，中国共产党依然动员群众克服万难，建成了完备的重工业体系，带领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对经济发展建设的积极性，综合国力大幅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不断走向民富国强。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用实际行动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努力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的群众动员要更加重视网络信息化宣传，加强网络监督与管理，发挥出科技进步和设备普及带来的便捷优势;同时，注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注重人文关怀。群众动员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在群众动员过程中，要将内在理论价值转化为外在实际行动，从而更好地把控正确方向。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要动员群众不断开拓新的经济领域，增加就业岗位，培养敬岗爱岗意识，依靠人民群众积少成多的优势稳定经济形势，不断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2. 群众动员要始终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群众动员，形成了高效互动的党群关系，有利于各项政策的落实，群众动员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群众动员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群众动员得以运行的关键。一方面，开展群众动员必须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体地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是群众动员政策的关键。党中央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胸怀“国之大者”，对党忠诚、听党指挥、为党尽责。[10]在新时代，党员干部要根据新的形势不断提高动员群众工作的能力，严格遵循各项规章制度，保持清正廉明，不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党员要时刻冲锋在前，为人民群众树立良好榜样，提高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对其考核的政治标准，加强在群众动员当中先进人物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党内制度规范，加强制度建设，管理网络信息的传播，注重优秀共产党员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引导作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新时代能够更好地推动新型的群众动员。

3. 群众动员要始终遵循服务群众尊重群众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在长征时期，党和人民军队面临着将要被剿灭的风险，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贫困地时始终遵循尊重群众的原则，没有掠夺民财反而注重服务群众;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势力的封锁围堵，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自力更生，开垦荒地，遇到敌人进攻扫荡时动员群众安全转移，有效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进行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时，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满足群众最基本的利益诉求，即土地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更是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集中所有资源共同建设，保障集体利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号召群众投身到微观经济领域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先富带动后富，走向共同富裕。只有以满足群众的既得利益为前提条件，并且在群众自身参与中产生持续性的数量和质量的收益，才能使群众动员活动持续有效地开展。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实行精准扶贫，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最终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战胜了绝对贫困;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中国共产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居家自我隔离，并保证生活物资的有效供应，完全遵循着服务群众和尊重群众的原则，最终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迅速蔓延。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不断赋予群众动员新的时代内涵，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不断推进群众动员与时俱进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在群众动员当中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进一步注重人文关怀，从而使党的群众动员在新时代下能更好地适应新的情况。

4. 群众动员要始终坚持理论探索与实践并行

中国共产党具有优良的作风，其中就包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这使党在进行群众动员时能很好地将群众动员理论与群众动员实践相结合。群众动员从始至终并非一帆风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动员实践时，党总会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重新立足于实践再对理论进行升级与完善。在群众动员实践中，党不断进行对群众动员理论更深的探索，不断坚持理论创新。“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运用不断完善发展的群众动员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群众动员实践。在群众动员过程中，应不断坚持理论探索与实践并行的原则，在新的形势下对具体的问题进行更加完善的分析，对新兴的网络信息化模式要切实做好规范引导，不断凝练和总结网络信息化群众动员的实践经验，健全网络信息化的群众动员理论，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对群众动员的正向引领，并监督管理解决好网络信息快速发展带来的负面性。[8]11同时，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注重人文关怀，从而使新时代下的群众动员能够发挥出最大优势。

参考文献

[1] 王炎.中共革命政权建构中的群众动员研究[D].西安：西安理工大学，2018.

[2] 刘建璋.马克思恩格斯群众动员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文化软实力，2020,5(3):83-89.

[3]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第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53.

[4] 汪卫华.群众动员与动员式治理：理解中国国家治理风格的新视角[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2(5).

[5] 叶青.对“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与社会动员的反思：以福建群众组织为例[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39-146.

[6] 王国明.武汉抗疫动员的实践与启示[N].中国国防报，2021-08-20(3).

[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3(1).

[8] 周甄武，刘家韦.论习近平网络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和重要意义[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8(1).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0]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