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

2024-07-09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共8篇)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 篇1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执政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人类社会已经跨入21世纪,走进了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同马克思当年分析、研究和批判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同80多年前列宁分析、研究和批判的帝国主义时代有很大不同,同50多年前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时代也有很大不同。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职能的总趋势是: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在这种背景下,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探讨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和科学的执政方式。

一、思考中国共产党执政问题的视角

观察思考问题,总有视角的。任何认识、看法、观点,都是从一定的视角(一个或若干个视角)得出的结论。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看到的、想到的是不会一样的。真理总是相对的。一个真理被另外一个真理推翻,是因为另外一个真理的视角更高更周全而已。我个人认为,在思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问题特别是执政方式问题,主要应基于如下视角:

第一,政党的一般性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一般意义的政党,是为了共同的政治主张并为实现其政治主张而建立或影响政权。政党的基本职能就是反映、综合民意,制定政治纲领,提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主张。政党政治是和议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议会是政党的政治舞台。现代意义的政党最早产生在英国的议会斗争中,由议会议员因不同利益分裂为两派而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也是政党,它有自己的特殊性质,也有政党的一般性质,它虽然不是议会党,但它执政必须通过议会政治(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现代民主手段。

第二,政党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产物,“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党制度,有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党制度也有一

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有人以为中国实行“一党制”,就是不民主,这是对世界政党制度的不了解。不能说中国的“一党制”就是专制,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党制”就是民主。“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关键是看这种政党制度是不是适合本国国情。

第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要有合法性。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前较多的是从历史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去论述的。这种论述有一定的合理性,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只有这种论述是不够的。天下是共产党打的,但天下打下来后,作为执政党,必须考虑政党的现代化问题,必须与时俱进,注入民主、法制、文明、现代化的理念。简单说来,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必须以先进性为前提,同时,要真正树立法律至上的思想,走依法治国的道路。

第四,执政党必须适应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的变化。不同的利益主体有不同的政治诉求。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结构,必然导致不同利益主体政治诉求的复杂和多样化。据有关学者研究,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由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分化为“五大社会经济等级十大社会阶层”,有的学者对阶层的划分比这还多。于是,如何使不同的利益主体的政治诉求得到合理表达和整合,就成为执政党必须面对、正视的问题。一党执政的最大矛盾和考验是:如何整合各阶层的意志和利益,从而使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意志和利益。

二、依法治国的本质是按宪法设计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治理国家事务

建国以后,我们党和国家的很多重大失误,问题都出在人治上。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主要靠决议、开会,实际靠人,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刘少奇也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这是我国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惨痛悲剧的根本原因。总结“文革”的教训,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

有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后来,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党的十五大继承和发扬邓小平的民主法治思想,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什么是依法治国,怎样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所依之“法”,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人民意志,或者说是规范化了的人民意志。“依法治国”中的“国”,指的是国家机器、国家权力。“依法治国”,实际上就是根据人民的意志规范国家机器,治理、约束国家权力。

一个国家,如何规范国家机器,如何治理、约束国家权力,这就涉及到国家政体问题。这里,最重要的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领导制度问题。领导制度的内容很广泛,但根本的还是国家层面的领导制度。国家层面的领导制度,本质上就是国家政体。

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任何国家都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国体是指国家的阶级性质,即哪个阶级掌握政治权力;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掌握政治权力的阶级用什么方式来行使政治权力。国家的政治权力可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根据这三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政体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1)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独揽大权,国家权力完全属于君主,宫廷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所有臣民都必须服从,君主行使权力不受法律限制,也不受其他机关监督。在这种政体下,行政权往往高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甚至由行政权代替立法权和司法权。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一般都采用这种政体。(2)共和制政体。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种权力平行制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就是这种政体。(3)民主集中制政体。代表民意的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必须服从立法权,不能与立法权相抗衡。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政体。

在这三种政体形式中,君主专制政体,是适合落后的自然经济需要的统治形式,其本质是个人意志即君主意志凌驾于整个社会的意志之上,君主通过行政权直接对社会实施专制统治。而共和制政体是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否定,是对个人专断和专制制度的否定,是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统治形式,具有历史进步意义。民主集中制政体,可以说是共和制政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更优越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区别在于,它强调三权分立,但不搞“三权鼎立”。三权并非平行的关系,而是人民制约议会,议会制约行政和司法,行政和司法对社会进行行政性和司法性的管理和控制。它不仅体现了人民的最高政治地位、人民意志的统一性和人民民主的广泛性,而且体现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具有高效、迅速、直接的特点。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3)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集体行使职权,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民主决定问题。

(4)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5)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地方人大上下级之间没有领导关系,只有监督和指导关系,地方人大可以自主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而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上下级之间则是领导关系。

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从这五个方面规范我国政权制度的。周恩来同志说,我们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整个政权体系、政权制度。

依法治国就是国家各政权机关严格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政权制度设计的体制和程序进行运转。这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依法治国必须依法办事,但依法办事并不等于就是依法治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也有国家“法律”,在这种政权组织体系下,依法办事体现的是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仍然是“人治”范畴。依法治国必须是在一种充分体现人民主权的国家政权制度下依法办事,才是真正的依法治国,才是真正的法治。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执政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

一个国家,是不是集权、专制,并不体现在是“一党执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上,关键要看政党执政所依赖的政体是什么性质的,关键要看政党是不是在这种宪法规定的政体架构下实现自己执政的目标和任务。

在现代社会,政党制度和代议制度都是民主政治的体现。由政党执政,而不是某个个人如封建社会时期的帝王、君主执政;由民主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产生、组织国家政权,而不是世袭制度的“家天下”,这是人类社会民主、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和必然结果。

那种以为“一党执政”就是专制和集权,是对民主政治的曲解。无论是一党执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都是民主政治的范畴。但政党制度必须和民主选举制度、代议制度相结合,否则也会出现像希特勒那样的法西斯专制政党。

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是,目前中国的现状是:党的政党功能弱,人大的功能弱,党运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执政的机制还没有完善起来。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实践中,说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功能弱,可能好多人有异议。但事实如此。党虽然功能强大,但这是表现在其他方面,主要是政府功能强大,而作为执政党,其政党功能还有待大大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政体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其议会功能还处于不完善不强大阶段。任何国家的政党执政,都是掌握、控制国家政权。按照什么方式掌握、控制国家政权,这就是国家政权的组

织形式,也就是政体。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政体。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运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掌握和控制。因此,应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和规律,建立党与人大的内在运行机制。

根据以上看法,我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改进执政方式的重要途径就是,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功能,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议会功能,建立党与人大的内在运行机制。这也应该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四、几点想法和认识

第一,中国共产党和各级党组织,要按照党政分开的原则,克服政党政府化现象,加强自己的政党功能。根据世界各国政党的经验和政党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主要应加强如下功能:(1)加强民意反映和利益综合功能。党要根据“三个代表”的要求,把社会各阶层和广大人民分散的意志和利益,综合起来,按照法定的程序,反映到国家政权机关并变为国家政权机关的政治行为。(2)加强向政权机关输送政治精英的功能。历史表明,至今各国领导人物多为政党的杰出人物,而无党派背景的领导人物甚少。党和党的各级组织,要把干部的培养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要通过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3)加强政策制定功能。党和党的各级组织,要加强调查研究,制定并提出切合实际、顺应世界潮流的政策和政治主张,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上升为国家立法或地方立法。(4)加强政治动员和教育功能。在现代民主政治时代,没有民众参与的政治就不是民主政治。党和党的各级组织,要对人民群众进行动员、组织、指导和教育,激发他们的政治热情,把人民群众引入政治生活并发挥积极作用。(5)加强社会矛盾调控、化解功能。党和党的各级组织,要通过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个人的作用,加强说服教育工作,理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要由过去直接代替政府功能或与党政联合实施政府功能转变到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机制实现执政功能。党和党的各级组织,要树立依法治国就是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治理国家

事务的观念。要让全党认识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选择并建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是共产党实现执政的合法途径,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政治制度。党和党的各级组织,要通过自己的政党机制,在立法、决定重大事项、监督和人事任免等方面,通过综合方方面面的意志,形成党的意志和主张,再由人民代表大会机制转变为国家意志。这种执政方式,把党的功能与政府功能明确划分开来,即使政府工作失误,党也可以运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新组织、产生政府。如果党和党的各级组织直接站到第一线,成为矛盾的焦点,不仅不符合政党的职能、特点和工作方式,而且非常不利于执政党地位的巩固。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1)党和党的各级组织要支持、帮助人大依法行使职权,使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职权真正到位。(2)大大精简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数量,在现有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数量的基础上至少减去1/2.代表和委员的数量减少,素质提高,有利于充分议政,有利于提高议政水平。(3)适当增加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使人大机关为代表和委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把人大常委会机关建设成为代表、委员的工作班子。同时注意加强人大机关的干部与党政机关的干部的双向交流,改变目前这种人大干部“死水一潭”的现象。(4)县以上间接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代表名额按人口多少分配不合理,应按选举单位分配名额,这样有利于公平、公正地综合各地意志、代表各地利益。以现有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为例,西北五省区代表总数仅209名,而山东省一个省就185名、河南省一个省就163名。这种代表的区域构成结构,不利于地区平等。(5)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要从议政能力、水平上提出要求,不能把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当成“荣誉称号”,也不能当成安排老干部的渠道。党委、政府的干部年轻化问题,可以用修改退休年龄和任职时间来解决。而且,党政机关的干部先到人大工作再到党政机关,可能更有利于党政干部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

第四,要进一步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从马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种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扩大了共产党执政的理论资源;从按政策办事转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扩大了共产党执政的法理资源;从通过政府执政转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执政,这扩大了共产党执政的制度资源;从死守加入共产党员的标准到不依财产多少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 篇2

一、新时期现代化进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提出的新要求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改善党的执政方式

党的十四大指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 是要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 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 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党不能再沿用过去领导计划经济的方式领导市场经济, 必须认识和尊重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 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领导经济建设, 作出经济决策, 只有这样才能驾驭市场经济。

(二)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求进一步改善党的执政方式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 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就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进行, 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党的十六大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大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 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党执政的现实状况而言, 经过近六十年的改革和发展, 党在执政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但与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仍然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

(三) 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要求进一步改善党的执政方式

新世纪, 中国社会正在展开一个全新的历史过程, 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 (市场正取代国家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 , 以及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结构变迁已经引起我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 概括为“四个多样化”, 即经济成分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在“四个多样化”的推动下, 新的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大量出现, 人员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 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 强有力的政党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权威力量。这就要求我们要与时俱进, 进一步改善党的执政方式, 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担负起引领变革方向、控制变革进程的政治责任。

二、新时期改善党的执政方式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六大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 党的十七大指出“我们已经朝着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 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 确保到二0二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按照邓小平的“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第三步战略在新时期的阶段性任务。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 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 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 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一) 科学执政:

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1、实行科学执政, 必须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既具有一般政党的普遍执政规律, 也具有自己的特殊执政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党在努力探索和遵循一般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的同时, 必须紧密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党情, 重点研究和探讨共产党执政的特殊规律, 包括在执政过程中应该遵循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 应该采取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等等。

2、实行科学执政, 必须不断探索和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正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我们党才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并从中深刻认识到,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 科学分析和判断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全面把握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 努力从推动我国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3、实行科学执政, 必须不断探索和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全部历史过程及所有国家和政党都起作用的客观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党在世界大势面前, 决不能固步自封, 而应与时俱进。

实行科学执政, 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以科学的精神和态度来对待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来执掌政权, 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1、实行科学执政, 必须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我们党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始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由此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从而为科学执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保证。

2、实行科学执政, 必须以科学的制度作保证。执政党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和体制来配置公共权力, 提高执政效率, 是科学执政的实质性问题。新世纪新阶段, 我们党要以科学的制度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就必须切实加强制度建设、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3、实行科学执政, 必须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新时期, 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 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我们党要科学分析和判断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 按照科学的规律和方法进行执政。

(二) 民主执政:要坚持为人民执政、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1、为人民执政。

这是我们党执政的目的, 也是由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 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

2、靠人民执政。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是我们党执政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

3、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选择。

实现民主执政是个价值目标, 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要解决一系列复杂问题。怎样有序地做到这一点, 考验着党的执政智慧。

1、坚持民主执政, 必须要推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所谓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是指一般公民通过合法途径和方式, 对国家的政治运作、政治决策、政治结果的关心、利益表达和施加影响的行为及过程。首先,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培育政权合法运行的深厚群众基础的前提条件。其次,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衡量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准。

2、坚持民主执政, 必须发展党内民主, 优化执政主体。

党的十七大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8]发展党内民主, 优化执政主体, 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首先, 完善的民主决策机制。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是评价党内民主程度的指标之一;其次, 完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民主监督是民主执政的必要条件和有力保障。在党执政的条件下, 党内监督在本质上也是对权力的约束, 是通过党自身的力量对党的组织、党员和领导干部所掌握的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党的十七大指出:“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

(三) 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作为依法治国实施的关键, 是由我党的政治地位决定的。依法执政, 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1、通过法律执政。

我党要善于把人民群众的意志整合为党的意志和主张, 并通过立法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 即上升为法律。

2、在法律范围内执政。在法律范围内执政, 就是党要依照法律授权, 在法定权限内开展执政活动。

3、遵循法律程序执政。

一是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一定要遵循科学的、民主的、法定的程序, 用法律形式规定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程序, 使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程序法律化、制度化。二是党要尊重法律已经确定下来的各种程序, 如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司法程序、监督程序以及重大事务的决定程序。

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过程中的必然延伸, 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真正做到依法执政, 考验着党的执政智慧和执政能力。

1、坚持依法执政, 必须依法明确执政权力的范围。

坚持依法执政, 应当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规定党的执政权力范围。首先, 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 合理划分权力范围, 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其次, 党组织的具体权力, 如重大国家事务的决策建议权、对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任职人选推荐权和罢免建议权等, 应该在宪法和法律中作出明确的规定。

2、坚持依法执政, 必须通过国家机关依法行政, 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责。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 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提高依法执政水平, 要“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首先, 推进依法行政, 保证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其次, 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 确保法律正确实施。党的十七大指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 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新的形势下, 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力度必须进一步加大, 监督行为必须进一步规范, 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

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几代人的梦想和追求。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 开始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 正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 在领导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改善执政方式, 才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才能夺取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摘要: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化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 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新时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任务,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给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关键词:新时期,现代化进程,执政方式

参考文献

[1]《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1]《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

[2][5][7][8][9][1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2][5][7][8][9][1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6页[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6页

[4]《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3页[4]《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3页

[6]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77页[6]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77页

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理解 篇3

关键词: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党政分开;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中图分类号:D2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7—0038—02

一、执政方式的内涵

执政方式是政党运作深层次理论问题的反映和折射,把党的执政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建构党的执政方式需要遵循的基本方针,是党的执政方式建设的基本规律。江泽民指出:“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是围绕党的执政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党能否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检验执政方式是否科学的根本标准。党的执政是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执掌和运作,是党与国家政权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政府和司法部门在内)关系即党政关系的展开,党在这个空间内的行为,直接决定着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也决定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党的执政方式是否科学往往从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中体现出来,因此党的执政要实现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目标,必须正确地处理党政关系,这是在创建党的科学执政方式过程中实现党的执政、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关键环节,从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执政历史来看,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关键在于要实现党政分开,防止出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情况。

以党代政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党撇开或取代国家政权机关直接执政,这混淆了党政各自的性质和职能,于理不通,于法无据。党是政治组织,党组织本身没有治国理政的行政权力,国家政权机关才是社会公共权力的载体,这就决定了党要执政只能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才能实现,邓小平指出:“党团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才能发生效力,要反对把党团变成第二政权的错误”;另一种表现,党执政虽然是通过运作国家政权机关来进行,但党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命令、指挥国家政权机关执行党的指示、决议和方针政策,国家政权机关成为党的执行机构。从公共权力的授受机制来看,“公共权力一旦形成,在权力所有者和权力使用者之间就形成了相应的法理关系,公共权力是按照这种法理关系的要求进行运作的,政党可以通过各种符合法律规范的手段对其运作施加影响,但其底线必须是不改变这种法理关系。”国家政权机关作为公共权力的承担者,它由民众授权产生,是民意的代表机关,只能依民意而为,党虽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但党的意志毕竟不同于人民的意志,党的意志只有不仅在内容上与人民利益真正相符合,而且在形式上得到人民及国家权力机关的认可,才能因其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并表现为国家意志而被国家政权机关执行。党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就是凌驾于民众及民意之上,这就不仅破坏了国家政权机关只能依人民意志运作的法理关系,也违背了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

以党代政的危害性首先在于它使国家权力集中于党,导致党组织行政化,权力化,官僚化,党忽视领导作用的发挥而热衷于搞行政命令,不再能很好地融入群众,凝聚群众,代表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就削弱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其次,从政党政治理论看,政党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是向国家反映社会愿望的中间环节,实行以党代政,把党放在与国家权力机关重合的位置上,“就使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失去了沟通的环节,民众也失去了对公共权力施加影响、监督和控制的工具”,这就割裂了政党、国家和社会民众之间的有机联系,失去民众监督的公共权力的运转就可能偏离甚或脱轨于公共权力所有者——民众意志和利益的轨道,造成公共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之间的政治平衡被打破,政治统一被破坏。在国际共运史上,苏东国家正是由于执政党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扩张导致权力变异,导致人民权利的丧失和人民国家权威的沦落。这揭示了以党代政的致命问题:党在根本上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但以党代政却制造了党脱离群众的可能,这种执政方式实质是党代替人民作主或“为民作主”,它与共产党执政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充当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是不同的。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执政的一切理念、形式和内容,都应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

二、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的区别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执政方式根源于党在理论上混淆了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两个概念,并在实践中以党的领导代替了党的执政,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党的领导的实现靠的是权威,它根源于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赢得的群众对党内心的崇尚和普遍认同,自觉授权和自愿服从,而不是权力性的胁迫或强制。党的执政靠的是权力,执政是对国家政权机关的运作,国家政权机关的运转就是行使公共权力,以强制力为依托来治国理政。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党的执政是以党充分发挥对群众的团结凝聚,激励感召,代表引导作用从而建立党的权威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在党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党的执政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手段,党的领导必须立足于通过党执政即党作为国家制度内的领导力量运作国家制度来实现。党应增强执政意识,将领导活动纳入到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制约下。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武装斗争才建立的,党在长期革命历程中赢得了民心、民信,牢固树立了党的权威,这使党在建国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仍习惯于从党的领导的角度治国理政,它以党的权威为保证,以党的政策而不是国家法律为主要手段,以发动群众运动为主要途径来治理国家。执政过程中党是“凭借政治上的绝对领导地位而不是凭借法律上的执政地位来主导国家生活。在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中,党不是作为执政党,而是作为不依赖于国家法律和制度而存在的领导力量进行领导,它要么撇开国家法律和制度进行领导,要么代替国家法律和制度进行领导。传统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党的高度集权就是在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下形成的”。由于党的领导没有纳入法制轨道,法律的权威没有树立起来,国家法律(包括宪法)被虚置,宪政缺位,不能对党及其领导活动进行有效的法律制约,导致党的领导权威畸形膨胀,使得党客观上具备了撇开国家机关和法律制度直接执政的能量,这正是党的领导所以能代替党的执政的原因所在,因此,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对策在于实行法治。实行法治是规范党政关系,实现党政分开的基本途径和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治是依据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进行社会管理和治理的活动,它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主要在于制约和规范政治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利。

三、依法执政的根本要求

从党政分开的内涵看,党政分开一方面是要明确党政各自的职能,实现党政职能分开,特别是要明确党的执政职能,即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究竟应有哪些职权责任,要划清执政党对公共权力施加影响的边界;另一方面,党政分开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党运作国家权力机关的合乎法理关系的党政联系机制,实现党政之间在制度、功能和政治过程上的协调和偶合。这两个方面的实现都有赖于法治。首先,依法治国要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我们党无论是发文件,还是领导什么工作,都应该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党不能把自己置于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和监督之外,不允许越过宪法和法律另搞一套,这实质上是解决“党的权威大还是国家意志大,党的政策大还是国家法律大”的问题,确立宪法和法律的在社会政治生活一切方面处于至上地位,改变以党代政中党的领导权威畸形膨胀的状况,通过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来维护党的权威,全面加强党政关系的法律基础,运用法制把党的执政行为控制在符合政权运作法理关系的界限内,达到实现党政职能分开的目的。其次,依法治国要求党必须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把自己的方针政策国家意志化、转化成法律后,再由国家权力机关实施,禁止党的决议、方针政策未经政权机关国家意志化就要求国家和社会执行的行为。这就界定了党运作国家政权机关的党政联系机制在于党按照法定程序实现权力转化,依法执政。党执政的重点和运作公共权力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法定程序进行立法工作,争取把本党的主张和决定被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家立法机关接受和通过,上升为法律。

法律化、制度化是民主得以实现和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和基本保障,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上分析说明,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实现党政分开的现实路径是把党的执政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使党政关系获得充分的法律规范和法律保障,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这正是我们提出依法治国是完善党的领导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途径和法制保证的重要依据和理由。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实现制度化和法律化,一方面要求在法制层面上健全权力运作,特别是党政分开的具体法律法规,为依法执政提供完备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行动层面上党要自觉地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国家政权运作方式来执掌国家政权,把依法治国精神贯彻到具体执政过程中,真正做到依法执政。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汪锡奎.略论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关系[J].上海: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02).

[3]林尚立.党内民主[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 篇4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历了革命根据地执政和全国执政两个阶段。根据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长期实践,党执政的基本经验是:重视民心、民主、民生。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

201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在这个时候,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很有意义。中国共产党从根据地执政到全国执政的艰辛历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执政实践,可以说是波澜壮阔,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和曲折的认识过程。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可以说,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我们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我们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在许多场合从多方面总结过我们的执政经验。其中,分量最重、影响最大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二大以后历次党代会的总结。近期对党的执政经验作过全面总结的,主要是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中第二部分讲的就是“五十五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一共讲了六条:一是,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二是,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三是,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四是,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五是,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六是,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的这六条执政经验,很系统、很深刻、很到位,应该根据中央的要求“在实践中长期坚持并丰富和完善。”[1]

这里,我们换一个角度,依据党执政的历史过程及其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来研究和总结我们党的执政经验。

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道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再一次得到了证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漫长实践,有一个历史转折点,这就是194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2]和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发表的“五一”口号[3]。在著名的“五一”口号中,最重要的是第五句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条件成熟了。这个条件,不仅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掌握了主动权,而且是全国范围内的人心所向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们党的根本变化。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

上,毛泽东专门分析过“政治方面,人心变动向了。蒋介石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他说,这个问题在长时期内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比较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4]这个人心向背问题,是经过重庆谈判、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取缔民主党派活动、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出现的社会动向。因此,“五一”口号一提出,就得到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广泛响应,最后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第一条就是要得民心。

民主。怎么建立新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提出。在党的七大,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讲的就是要通过民主的道路,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时,毛泽东所讲的“联合政府”也好,“民主”也好,是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但由于国民党不仅没有接受这一反映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主张,反而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因此在解放战争的战场形势发生有利于人民的转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决定夺取全国政权时,毛泽东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未来新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政权。他对这个问题的考虑,非常深入。在“十二月会议”上,他认为人心向背问题有利于我们,并不等于我们就能够夺取政权。他说,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他明确提出,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就是要通过统一战线建立新中国,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新政权。这个“统一战线”是不包括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及其追随者,但包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力量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人民民主建立新中国,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五一”口号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这个建国思路。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未来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来取代过去的“工农民主专政”,是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4]在“五一”口号发表后,中共中央在同民主党派的协商过程中,形成和提出了一整套民主建政的构想,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长期存在;政权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实行西方的议会制;国家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实行联邦制;等等。西方有些人歪曲我们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污蔑我们是依靠枪杆子支撑的极权制度。他们完全不懂得,中国共产党拿起枪杆子,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手中不

仅拿着枪杆子,还用这个枪杆子屠杀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民主力量的代表,作为一个长期为民主而奋斗的党,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时候并没有凭借枪杆子的力量独霸政权,而是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采取民主的方式,共同来建立新中国。因此,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民主,实行民主。

民生。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人民群众最热切的愿望,就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变广大人民群众贫苦的生活状况。在中国实行民主,决不能离开民生空谈民主。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人心,就在于围绕民生推进民主,依靠民主解决民生。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领导的土地改革,在民主与民生的互动中获得了民心。在中国共产党决定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毛泽东根据党历来坚持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了三大经济纲领,这就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与此同时,制定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这样的经济纲领,这样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核心就是要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为了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明确地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其次,保护民族工商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为了团结广大工商业者,但归根到底也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论述“不要四面出击”的思想时说得很明白,我们实行调整工商业政策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减少工人失业。正由于实行了这样一整套符合国情特别是当时实际状况的政策,新中国成立不到三年时间,我们就恢复了国民经济,创造了一个奇迹。与此同时,人民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还在社会建设方面包括废除陋习、取缔妓女、扫除文盲等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和成就。因此,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不可缺少的一条就是要重视民生,改善民生。

重视民心、民主、民生,尽管是我党在建国前后积累的成功经验,但这些经验具有普遍性。我党要为人民长期执好政、掌好权,始终要重视这“三民”。

参考文献

[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 篇5

近日我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谢春涛教授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程和经验》。课程主要涉及了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拓展、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四个方面内容,讲课内容生动具体,让我对中国共产党的的执政历程和经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在不断的发展和摸索中,既经历过失败、磨难,也取得过世人瞩目的成绩和发展。总结提炼这些经验,不仅对于今后进一步提升执政绩效具有重要的借鉴,而且还为当代世界的政党政治提供了宝贵的富有特色的政治智慧。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并指引着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正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实践中的指导地位,才保证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始终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的一条最基本经验之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治国的基本原则,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脊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头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读懂、用会马克思主义真理。

翻开党的历史,不难发现,历次党内集体学习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内容。其目的在于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能够让全党、全国人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一致。这样,既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也是我们党执政多年来的基本经验。

二、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这是由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准,是我们党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关键。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战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始终永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才能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 篇6

作者: 李久林 发布时间:2011-06-20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国防等方面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

一、在经济上不仅建立起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新中国成立时是一个百孔千疮、百废待举、经济十分落后的农业国,毛泽东多次用“一穷二白”来形容当时的中国国情。当时,在中国5亿多人口中,农业人口占80%以上;旧式农业和手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90%左右,现代工业只占10%左右,能够用机器生产的工业只有17%。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9.7万亿元人民币,按平均汇率折算超过58700亿美元,近五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1.2%,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日本最大的经济报纸《日本经济新闻》说:中国2010年全年名义GDP比日本高出约4000亿美元,“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日经济地位的逆转”。中国粮食总产量增长到54000多万吨,连续多年保持在5亿吨以上,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品贸易总额提高到2.9万亿美元,货物出口额在2009年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位,货物进口额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之一;外汇储备增加到28000多亿美元,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位。2010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29.9亿吨标准煤,全国铁路运营里程达到9.1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超过8000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公路里程达到39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7.4万公里。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公路里程增长约50倍,铁路增长约4倍。移动交换机容量达到15亿户,移动电话用户超过8.5亿户。钢产量超过6亿吨,位居世界第一,相当于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产量的总和。粮食、棉花、肉类、钢铁、煤炭、化肥、水泥等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从1949年的一成提升到现在的近五成。中国的发展震动了世界,韩国《中央时报》称: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以中国为轴心的发展时代”,德国的《明镜周刊》说:“中国的世界;新的超级大国想什么?”我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上升到4.42%,在IMF的份额上升至6.39%。与此同时,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科技成果:载人航天、探月过程、“天河一号”、量子通讯、铁剂超导、载人深潜器、超级杂交水稻等,大大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法新社说:60年来中国“从一个贫民成为世界强国”,埃菲社评论说:中国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迅猛和最彻底的工业化和开发进程”。建国近6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养活了超过世界20%的人口,大大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在政治上不仅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而且构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逐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广大人民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民主政治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了新的发展。经过60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主要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得到确立,并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步形成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新中国在赢得政治独立后,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三、文化上不仅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而且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取得重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结合民族的特征,吸收古今中外优良的文化,发展大众文化,吸收精华,排除糟粕。努力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积极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培育“四有新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新中国建国60年来,文化建设成就显著,1949年,小学在校生只有2000多万人,到2008年,小学在校生超过1亿5千万人;1949年,中学在校生只有100多万人,到2008年,中学在校生超过5千万人;1949年,大学在校生只有11万人,到2008年,仅全日制大学在校生就超过2千万人。不断促进教育公平,全面实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对所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四、外交上不仅打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与封锁,而且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新中国成立时,遭到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封锁与遏制。新中国为此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不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外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到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中国与亚非拉的关系得到巩固与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国大大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开展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到2008年,中国已经同世界上17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近300个国际条约。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大作用,得到了世界绝大部分国家代表的高度评价,不少国家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之一。

五、国防建设不仅取得了“两弹一星”的历史性成就,而且在空间技术上实现了载人航天飞行和探月飞行成功

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两弹一星”的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标志着我国国防实力有了重大发展。1970年,新中国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1974年,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5年,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收成功,1980年,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发射成功,1982年,第一次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试验成功,1988年,核潜艇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水下导弹发射试验,2003年,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2007年,第一次探月飞行成功。与此同时,导弹击毁卫星、弹道导弹中断拦截、歼-10战斗机、歼-20隐形战斗机等,大大推进了国防现代化进程。陆军、海军、空军的装备大为改善,常规武器、核武器装备的整体水平有显著提高,第二炮兵成为重要的威慑力量。进入新世纪,人民军队围绕“打得赢”和“不变质”两大课题,从严治军,依法治军,立足点放在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面,军队建设逐步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努力发展高技术“撒手锏”,国防现代化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国防等方面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才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成就 举世瞩目:国际社会称赞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

http://qcyn.sina.com.cn2012-11-08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11月7日电 综合人民网记者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举行,国际社会给予高度关注。一些国际组织领导人、多个国家的政界人士、专家学者、对华友好人士和驻华使节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巴尔丹说,中国政府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目标,重视解决民生难题,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的执政理念。特别是过去10年里中国政府为减贫脱贫工作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令世界瞩目,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

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恩齐曼迪认为,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共产党在如何避免危机扩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南非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南非共产党第一副总书记杰里米·克罗宁表示,南非共产党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与中国共产党交流治国理政的经验。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认为,中国共产党重视环保和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问题,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他特别强调,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了成功。

东盟秘书长素林·披素旺表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高体现在很多方面,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尤为突出。过去10年来,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中国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亚欧基金会主任蒂埃里·施瓦兹说,中国共产党具有非常优秀的执政能力。过去10年间,中国在多个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央行开始把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一部分等,这些现象都是最好的例证。

厄瓜多尔“战略智库中心”主席、基多大学政治系教授吉多·桑布拉诺表示,中国近10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发生的惊人变化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中国政府探索出极具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注重社会公正公平,顺民心、得民意,为拉美许多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优秀样板。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马克林认为,中国过去10年来的进步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着密切关系,中共执政能力建设方面成果显著。

越南北江省越中友协会长阮光举说,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这必将成为中共党史上的辉煌篇章。在中共十六大至今的10年间,中国人民克服诸多困难,战胜许多挑战,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稳步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哈桑纳·拉贝希表示,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发展大道上不断奋进,十八大将进一步为中国的发展注入力量。

巴勒斯坦驻华大使艾哈迈德·拉马丹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中国共产党能使广大人民达成共识,共同努力建设国家,并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取得辉煌成就,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强大。

突尼斯驻华使馆参赞穆罕默德·海迪·苏塔尼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切实有效地加强了执政能力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吉布提驻华大使馆参赞穆可塔·哈森·侯赛因说,中国领导人不断与时俱进,针对发展中的各种新情况作出准确判断,显示了灵活而强大的执政能力。

建国60年 中国大事记1949年: 希望对你有帮助

9月,第一届政协会议召开,通过《共同纲领》等;

10.1,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筹建新中国之时,提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新中国成立后,明确提出要解 放台 湾;新中国成立前夕,成立第一支海军——华东军区海

军;

新中国成立前夕,空军成立;

在建国的第一年里(1949.10—1950.10)同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1950年:

美国侵略朝鲜,将战 火烧到中朝边境,并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解放台湾,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战争爆 发;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行

土地改革; 1951年:

西 藏和平解放,祖国大陆获得统一,各族人民实现大团结。

1952年:

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1953年:

美 国被迫在朝 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 美援朝胜利;

“一五”计划开始执行;

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等三大工程建成投产;

社会主义改造开始;

在朝 鲜战场共击落敌机300多架;

周恩来在接见印 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

第一届人大召开,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公私合营; 周恩来访问印 度、缅 甸,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两国关系的基

本原则;

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写入宪法,成为我国的基本制度。

1955年:

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万隆亚非会议,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的原则。

1956年: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

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 气式飞 机(歼5型歼 击 机);

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

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共八大召开,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良好开端; 提出发展文艺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50年代中期,确立和平方式解 放台 湾的思想。

1957年: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

开始组建战略导 弹部 队。

1958年: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

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

大庆油田建成。1961年: 全面调整国民经济 60年代初:

西 藏完成民主改革,废 除封建农 奴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1964年:

6月,中近程地地导 弹飞行试验成功; 10月,第一颗原 子 弹爆 炸成功。

1966年:

文革开始,发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成立“中央文革小组”; 装有核 弹 头的中近程地地导 弹发射成功,有了可用于实战的导 弹。

1967年:

林彪、江青等诬蔑2月前后老革命家对文革的批评和抗争为“二月逆流”;

1970年:

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 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成为第5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

家。1971年:

粉 碎林彪反 革命集团; 研制成功导 弹驱 逐 舰;

美 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1972年: 美 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日 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 日建

交。1973年:

袁隆平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籼型杂交水稻。

1974年:

研制成功第一艘核 潜 艇。

1976年:

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抨击“四人帮”的“四五”运动; 毛泽东逝世;粉 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文革结束。1977年: 恢复高考。1978年:

展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识到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文革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创作迎来又一个春天;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79年:

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二十多年的对抗结束

了,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1980年:

为刘少奇恢复名誉,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得以平反;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

特区。1982年:

颁布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十二大召开,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1984年:

中英两国政府就中国收回香港问题签署联合声明;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为中国赢得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1985年:

城市改革全面展开,重点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1986年:

提出和制定“863计划”,形成《863计划纲要》,选择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7个领域作为我国发展高技术的重点。颁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1987年:

中共十三大召开,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出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就中国收回澳门问题签署联合声明;台湾当局被迫调整“三不”政策,海峡两岸同胞近38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两岸关系发生了历

史性的变化。1993年:

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将“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写入协议,并就开展两岸经济、科技、文化交流达成共识,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这被称为“汪辜会谈”。

90年代:

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教育部启动了将北大、清华等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工作;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就业制度发生一系列变化,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

1995年:

江 泽民提出发展海峡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

1996年:

将海洋高技术列为863计划的第8个领域。

1997年:

中共十五大召开,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7.1,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1999年:

我国第一艘无 人飞 船“神 州一号”发射成功;

12.20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20世纪末:

我国在整体上进入了小康社会;人类进入信息化的时代,以因特网为主要特征的数字化正在改变着世界。2000年:

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2001年:

北京申奥成功;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上海召开,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上网用户已达5亿;

我国上网人数达2000多万人;江 泽民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给袁隆平。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增加自主择业的安置方式。

2002年:

中共十六大召开,形成以胡 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党中央领导集体。

2003年:

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州五号成功升上太空,首位宇航员是杨利伟。

2006年: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

2007年:

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十周年。

2008年: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 篇7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已经走过了86年的光辉历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和力量源泉。共产党来自人民, 植根人民, 服务人民, 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我们党86年的一切奋斗, 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明确指出, 我们党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 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成为执政党以后, 党掌握了国家权力, 党的任务、地位和所面临的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为什么执政、为谁执政、怎样执政的问题。一句话, 执政的本质是什么。党的前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指出,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其执政的本质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班上的讲话也明确指出, 立党为公,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原则, 执政为民是共产党执政的本质。

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根本宗旨的本质内涵

在执政的条件下, 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本质内涵, 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共产党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党的性质与宗旨时说, 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马恩选集》第2版, 第1卷, 第285页) 这就从根本上明确了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 它的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 中国共产党从它一成立起, 就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斗争, 自觉地把民族解放的重担挑在肩上, 领导中国各族人民, 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富强而奋斗。因此, 毛泽东同志把中国共产党立党的宗旨概括为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建党86年来, 无论在艰苦卓绝的民主革命时期, 还是在和平年代,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这一根本宗旨。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 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 明确指出, 判断改革和建设成败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 并多次强调, 党的各项改革政策和工作, 都要始终考虑“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拥护不拥护”,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根本宗旨的内涵, 使党的宗旨充满了时代精神。正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拥护不拥护”为标尺来要求、衡量、评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部政策和工作, 我们党才赢得了人民对改革的支持和理解, 才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取得了改革与建设的巨大成就。可以说,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我们党就会因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而无往不胜。而背离这一宗旨, 我们党就必定会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在执政的条件下,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不仅反映在党的政治纲领、路线政策中, 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广大党员的实际行动来体现。因此, 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对党员的核心要求。建党以来, 广大党员努力实践党的根本宗旨, 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党的辉煌历史, 铸造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磊落党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千百万共产党员为了祖国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而艰苦创业, 忘我工作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心血。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党中央殚精竭虑领导全党在实践中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坚持经济体制改革, 坚持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 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使我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我们党能在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 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 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就是因为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坚持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党历经磨难而强大,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时巍然屹立并欣欣向荣、不断前进, 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这一根本宗旨。

二、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在执政的条件下, 共产党面临的考验, 是能否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 始终如一地坚持党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夺取全国政权以后, 党面临着很多困难和严峻考验。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 令人耳目一新。广大劳动人民以翻身做主人的崭新面貌和空前的革命热情迅速投入到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的工作中去。同时, 党也面临着滋生骄傲自满、享乐腐化等腐朽思想的侵蚀。对此, 党中央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一场“三反”运动 (即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 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特别是严惩了党内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贪污犯, 对执政党的干部敲响了警钟, 也向全国人民展示了执政党反腐败的决心, 深得全国人民拥护。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直强调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决反对以权谋私和腐败现象, 努力遏制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对于执政党来说, 权力腐败是危及党执政的最大祸害。在改革开放条件下, 不少党员干部经受不住考验而中箭落马。2000年, 胡长清、成克杰等高级干部的严重罪行受到严惩, 进一步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和忧虑。所有这些干部的问题都与权力腐败直接关联, 极大地损害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 直接影响到党执政的“合法性”, 关乎党的生死存亡。2007年5月29日, 中央纪委印发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 表明加大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涉及权钱交易案件的查处力度。事实表明, 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打不垮的, 但党内腐败却可以成为党的致命伤。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 党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动摇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进而丧失执政地位。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就要搞清楚我们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和为谁掌权执政以及怎样掌权执政等一系列问题。执政党的党员干部是受人民的重托, 来管理、行使手中的权力的。党员干部的职位越高, 权力越大, 责任就越重, 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也就越高。如果在思想认识上出现偏差, 势必在实践上步入歧途。在反腐败斗争中, 有一位市长讲:“我们这些人是处在高危职业的高危职位。如果头脑不清醒, 离监狱只有半步之遥”!党员干部, 特别是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 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诚心诚意为人民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历史。当前,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 我们正在朝着现代化国家迈进。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夕曾满怀激情地讲, 我们已经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今后的路更长, 工作更伟大、更艰苦。那么现在, 我们党已经在实践中找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目标已经明确, 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创造新的业绩, 谱写更加辉煌的历史篇章。

在现阶段, 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首先就要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以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新技术革命为主导的第三次产业革命, 注定要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这一新的机遇对于致力于新世纪实现伟大复兴, 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良机。我们民族要在新的世纪里实现伟大复兴, 关键在前50年, 而前50年的关键, 又在世纪初的前20年。这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也是我国实现跨世纪发展新“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奠定未来长期发展基础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要求他的每一个组织, 每一个党员干部乃至普通党员, 都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做好各项工作, 为努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衡量判断一个政党是先进的或落后的标准, 最根本的是看其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党80多年斗争历史的结论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将进一步证明,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领导中国走向光明、走向富强的,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

其次, 要努力推动先进文化建设,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今世界, 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 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先进文化在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保证, 是凝聚和激励全国人民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是我们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体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 自觉推动先进文化的前进, 是我们应当肩负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 就代表着人类先进文化的方向。我们正处在一个创新的时代, 知识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已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党员干部要积极倡导创新精神, 不断解放思想, 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 以开阔的世界眼光和胸襟努力吸收一切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文化, 并以创新的精神和辩证扬弃的态度使之与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融合起来, 形成当代中国的丰富多彩又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 切实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其三, 要千方百计谋求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才能始终使党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一个千方百计追求特殊利益的政党, 最终必然遭到人民的抛弃, 这是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一条深刻的经验教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执政条件下最为本质的要求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能不能、是不是真正做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不在于我们怎么说, 关键在于怎么做。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第一,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必须落实到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的工作中去。第二,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必须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第三,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必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只有坚持这种务实精神, 才能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使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 篇8

“为人民服务”强调的是“人民”。提出这个理念的毛泽东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多次从与“敌人”对立的角度使用“人民”这个词语,当然,人民是不包括人民的对立面“敌人”这样的人(群)和阶级的。“为人民服务”不仅表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而且具有现实的操作性。在革命年代,“人民”和“敌人”的区分是鲜明的。及至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与此同时,“人民”的范畴大大扩大,“敌人”极大地缩小。1949年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沿用革命年代的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处理执政党所面临的各方面问题,这种实践带来了深刻的教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作为一个国家管理者,构成国家的基础——一个个公民,才应是其面对的对象,“为人民服务”宗旨和理念虽然反映了执政党的性质,但“人民”的外延不能囊括所有社会成员。因此,这就需要将“为人民服务”理念化作更为具体、更现实的执政理念。

“以人为本”是“为人民服务”大理念下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这里的人,就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即一个个公民。“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并不矛盾,“以人为本”中的“人”的主体无疑仍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已经明示),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为本”就是在“为人民服务”,就是在以“人民”利益为本。

把1976年党和政府因应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因应汶川大地震时的行为作对比分析,可以看出30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

从“政治挂帅”到“生命第一”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将抗震救灾转变为普遍的人民行动。由于把人分作不同的阶级,有革命阶级的人,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等,在组织人民抗灾的同时,政治运动并未停止,有些人甚至把抗震救灾视为一场政治运动。《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深入批邓,抗震救灾》这样的社论,好像有些人与地震一样值得憎恶。在这样的思路下,本该集中进行的抗震救灾受到了许多本不应有的干扰和影响。

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中,国家启动了强大的行政力量抵御抗击。国家把抗灾救灾行动视为全体公民参与的社会共同行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都置身于共同的危难之中。在这次地震救灾中,我们不再听到30年前那种政治性词语和口号,我们听到的是“生命第一”,看到的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我们还看到上下一体的全民性社会行为。从领导不断强调的“救人是重中之重”到全国哀悼日的设定,我们看出了新世纪以来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紧急状态下的现实运用。正如外电所评,中国政府的救灾令人看到执政“以人为本”绝非一句宣传的套话。

从“人定胜天”到“直面灾难”

对自然灾害的基本态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如何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唐山地震时,中国尚处文革末期。那个时候极为看重“人民”的力量,“人民”可以打天下,可以与来自同类的“敌人”开展阶级的斗争并取得完全的胜利,当然“与天斗、与地斗”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在“天不怕、地不怕”口号下产生的是人对自然的轻蔑与藐视,似乎一场人民战争便可以打败来自大自然的任何威胁和灾难。既然“人定胜天”,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在具体的行动中无疑会出现夸大人类的主观意志,忽视甚至无视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唐山地震后,当时中国上下使用最多的字眼就是“人定胜天”。诚然,作为一种调动人们主观能动性和增强抗灾信心的技术性口号,这句话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应该说,唐山地震后充分展示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唐山抗震体现了人类自身与自然力的较量,凸现了人类的坚强精神。但毕竟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中,“人定胜天”不再是抗灾口号。我们看到的是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大自然带给人类的灾难,政府宣布这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必须直面。在此之下,“把地震造成的损失减到最小”,“克服困难,重建家园”,“研究地震成因,加强对地震的观测预报”……汶川地震后,我们虽未再见唐山地震时与自然为敌的“大无畏气概”,却同样看到了中国人战胜自然灾害的决心和信心;我们依然看到了当年唐山地震后出现的奋不顾身、冲在一线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看到人们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场景。更为重要的是,与唐山抗震救灾比较,汶川地震抗灾救灾方方面面的工作是建立在对大自然不可抗拒的破坏力的科学和理性分析基础上,在极端困难的震后环境下,科学决策,有所取舍,取得了更大的成效。这些变化除了与30多年后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的提高与改善有关,最根本的还是决定于党和政府对人与自然关系形成的新的理念:人类不能征服自然只能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人类必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承认作为大自然对立面的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弱势地位,立足于“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地直面灾难,探索规律,才能有效地减少损失。

从“有保留告知”到“全面公开”

对影响全局的突发性重大社会事件和自然灾害,如何告知公民以及告知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对重大事件处理得及时与否和效果好坏,从深层意义上讲还涉及到执政党和政府的运行体制和工作方式等问题,最终反映出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

唐山地震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地震3年后公布的死亡人数有24万之多。地震当时报纸新闻广播并未全面报道地震及其所造成损失的全部真实情况和救灾具体实施情况,给公众的信息量极少。报道多是“报喜不报忧”,这样做首先是考虑到“统一口径”,不要被“阶级敌人”和幸灾乐祸者利用负面报道趁势攻击和诋毁,给“人民”泄气。但当时人们从各种渠道传布着各种“小道”消息,在情况不明前提下的公众心理,一下子变得恐惧和不知所措,加剧了谣言的传播。

汶川地震发生后,党和政府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向共和国公民告知灾情和救灾情况,信息全面且公开透明。这是建国以来,继2003年非典期间一改突发性事件有限制告知为全面告知后,在重大突发性事件面前最为公开透明的告知。地震发生之际,政府便通过各种传播渠道通报消息,告知震情,公布应对措施,使得全国上下统一起来。从每日公布伤亡数字,到全面报道救灾工作的进展情况,公众在政府透明、客观、全面的告知中,获得了准确的信息,很快稳定下来,为抗震救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政府将实情告知公民,是抗灾理念的重大转变,这样不仅有利于公民与政府团结一致,战胜灾害,也有利于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的塑造。

从“有保留告知”到“全面公开”,两次抗震救灾的不同处理方式,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既然地震和救灾发生于中国大地,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都有了解和知道的权利。

从“谢绝外援”到“接受外援”

自然灾害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敌人。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遭遇自然灾害的时候,其他国家政府和民间可以提供无偿援助或有偿援助。

唐山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当时许多国家的政府或民间组织纷纷表示愿意协助中国的善后救灾工作。但中国政府当时一概谢绝。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己独立完成救灾工作。当时香港的《星报》分析中国政府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是因为反感“为了政治目的而企图利用天灾来夸张中国目前所遭遇的困难”。与内部“统一口径”防止攻击和诋毁一样,担心国际上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别有用心”,这是过分注重阶级性和政治性,没有看到“人类”的共性使然。

汶川地震发生,中国的领导人多次表示:我们面临的自然灾害是人类的灾害。在全力组织救援的同时,对于国际社会给予的各种物质和经济援助,中国政府也在表示感谢的同时愉快接受下来。

我们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物资,欢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救援组织及人员赴灾区实施救援活动并为他们提供充分的条件。这说明,中国政府把抗击自然灾害的行动已经看作跨越国界的人类的共同事业。唐山地震时那种把自然灾害发生和对自然灾害的抵御仅仅看作自己国家人民的事情而关门独立解决的观念发生了转变。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主动将自己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国形象,这无疑是更开放的中国的一个具体表现。这种现实行动的背后,恰恰是执政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一种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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