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技术侦查措施
[摘 要]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无不涉及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因而从适用对象、批准权限，以及每一措施的适用方式和期限，都要按照法律规定严格进行，坚决杜绝违反程序使用、越权使用和滥用。故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我国存在已久的技术侦查措施进行法律上的规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势在必行的一步。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措施；进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说明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况的变化，一方面，要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滥用。”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刑事犯罪的攀升与犯罪手段的智能化、技术化，已经成为不可争议的现实。这一现实告诉我们，不仅侦查观念要更新，而且侦查模式、技术手段更要更新；另外，在侦查行为方面，由于不规范导致的冤假错案也时有发生，收集证据中的违法乱纪现象，滥用侦查权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侦查权运行的现状急须加强制约和监督。针对上述问题，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将技术侦查措施在程序法中加以规定完善，明确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范围、批准程序、具体手段，推进了侦查手段法治化进程。
一、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法律上规定，是对权力限制的必要体现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刑事诉讼活动其主要特征之一在于国家公权力的参与，故需加强对公权力制约，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是处于打击惩罚犯罪的合理需要。由于公权力带有天然的扩张性，所以必须对其严加控制防范，以防其成为脱缰之野马。刑事诉讼法作为规范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自然具备了公法的属性，即应通过合理的程序设计有效控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防止因公权力滥用给被追诉人造成损害。应把权力制约为修法的重中之重，这是实现其保障人权目的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刑事诉讼法才是一部“民权法”而非“治民法”。在刑事诉讼法中，事关重要的首为侦查权。侦查权是刑事诉讼中的“双刃剑”，既关系到犯罪的控制又关涉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因此，应当缜密设计，以防止权力滥用给犯罪嫌疑人权利造成侵害。在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其中的亮点之一是新增了“技术侦查”一节，把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从现实中的“幕后”推至立法的“台前”。修正案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交由相关机关执行，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适用对象以及期限等相关规定，通过这些规定来进一步增强技术侦查的外部制约因素，从而减少技术侦查行为恣意的可能。
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技术侦查措施规定了相关原则
在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其中亮点之一是新增了“技术侦查”一节，从第一百四十八条到第一百五十二条不难看出，条文本身对技术侦查措施作出了相关的规定。
首先，“重罪”原则。“重罪”原则指所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要与侦查机关所要保护的公共利益相适应。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去讨论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的投出要与收入成正比，起码不至于失衡，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如果对轻微的刑事案件而采取与之不相符的或者说投入成本大的技术侦查措施，那就必然会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不符合侦查成本效益分析原则，因为它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侵犯性比传统侦查行为的侵犯性更为严重。在此次的刑事修正案中，首先规定的就是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案件的性质，明确规定公安机关采取措施的为“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检察机关的为“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同时修正案也通过以上条文明确除此之外无其他例外情况。
其次，人权保障原则。从保障人权角度讲，由于技术侦查措施所主动介入的事件（活动）性质有时会尚未确定（即是否犯罪事件），此时所采取的侦查措施是建立于“假想犯罪”之上的，于是它也就可能会对公民的隐私权、通讯自由权等人权造成侵犯。从保障人权角度分析第一百五十条，其对公民的基本权益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也做出了保障。在采取措施时，应注重保障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在进行俗称“卧底侦查”的时候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于此同时也规定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执行，对期限的延长也作了相关的规定。
再次，侦查程序法定。程序法定原则对于诉讼法的重要性不言而明，而现代刑事诉讼中同时亦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重要作用，刑事程序法定包括立法和司法两层含义：一是立法方面的要求，即刑事诉讼程序应当由法律事先明确规定；二是司法方面的要求，即刑事诉讼活动应当依据国家法律规定的刑事程序来进行。刑事程序法定，是由刑事诉讼涉及利益的重大性决定的。刑事诉讼的过程，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过程，而刑罚权包含着国家以强制力剥夺公民的财产权、自由权乃至生命权等最重要的人权。因此，程序的确定性、公平性尤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程序（法）即无实体（法）”。这一法律格言，在刑事领域体现得最为彻底。为此，由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事先明确规定刑事诉讼程序，规范刑事诉讼活动，保证刑事诉讼的有序性和公正性，就显得尤其必要。此次的刑诉法修正案的出台，规范了技术侦查一章。在此前技术侦查的主体、对象、程序、监督、救济和结果使用等方面在刑事诉讼法中均没有明确规定；以及技术侦查其本身的特性决定，在其没有程序规定时必然会导致滥用或者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此次修正案从规定有权决定技术侦查措施的主体，执行主体、执行种类、期限、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等方面都做了相关的规定，完善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
三、对技术侦查手段进行了规定，完善侦查机关侦查措施，屏蔽法外手段的需要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颁布出台前，各种技术侦查措施和秘密侦查措施都在法外存在，而且对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从权力法定的原则看，侦查机关在侦查案件时使用法外的侦查手段又是缺乏法律基础的。由于是法外手段，必然会缺乏监督，权力缺乏限制；于此同时，基于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手段的自身特性加之其法外性，导致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滥用。由于对概念的理解不同，存在许多不同的技术侦查措施，如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录像、进行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在我国，笔者认为技术侦查措施主要包括三类：技术类侦查措施（电子侦听、电话窃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象、邮件检查等）；诱惑类侦查措施（如机会提供型引诱、虚示购买、控制交付等）；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包括线人、特情、卧底侦查员等）。从而不难看出，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第一百五十一条肯定以上三大类的技术侦查措施。此条文明确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即明确了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包括线人、特情、卧底侦查员等；以及“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即明确了诱惑类侦查措施。
四、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赋予证据合法性
在法律上，我国相关法律已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做了一定的规定，如《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所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1998年公安部发布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移送案件时，只移送诉讼卷，侦查卷由公安机关存档备查。技术侦查获取的材料，需要作为证据公开使用时，按照规定采取相应的处理。由于上述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加之规定的法律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导致的结果是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在事实上无直接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犯罪人的反侦查能力却在提高，增加侦查取证的难度，尤其在“一对一”案件、无被害人案件中，取证难度不断加大，制约了侦查工作的打击犯罪效果。尽管我国在实践中，技术侦查工作取得了许多经验，实践工作中对提高科技含量热情很高，但是法律对此却没有积极回应。我国技术侦查多是以“隐形法”规制。
然而，在此次新修正案中明确规定采用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适用。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修正案此规定为侦查机关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所获得、收集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弥补了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关案件侦查难、取证难的不足。
[作者简介]毛兴敏、欧伶伶，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
作者：毛兴敏 欧伶伶
摘 要：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和范围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话题。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第二章第八节专设“技术侦查措施”，其对技术侦查措施采取的情形、期限、获取材料的证据资格问题进行了规定，同时还对秘密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其中，对技术侦查措施概念、批准手续、执行主体以及对秘密侦查和控制下交付的规定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通过对国外立法技术的适度学习和借鉴，以及针对性地对技术侦查措施在批准手续、执行主体上的规定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可以使技术侦查措施在实践中更好地得到运用。
关键词：技术侦查;刑事诉讼法;秘密侦查
一、技术侦查措施概述
(一)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
对于侦查技术措施的概念，理论界一直有争论，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技术侦查亦称秘密侦查，是指侦查机关采取隐蔽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使用专门的科学技术手段，在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活动。”[1] 第二种观点认为“技术侦查是指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技术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2] 第三种观点认为，技术侦查为“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3]
以上三种观点都有其合理和不足之处。合理之处在于这三种观点都提到了技术侦查的技术性和秘密性。但是第一种观点把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等同，扩大了技术侦查的外延;第二种观点定义过于简化;第三种观点的主体过于狭隘。从新《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技术侦查的立法内容看，它似乎采用了第一种观点。但是，把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这两个类似概念混同，是不科学的。而要研究技术侦查的相关问题，对其定义的不明必会对研究造成一定的阻碍。所以有必要对技术侦查措施下一个定义。结合以上三种观点，技术侦查措施是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为了查明案件情况、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利用科学技术手段进行的秘密活动。
(二)技术侦查措施的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范围进行规定，但是随后出台的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中明确指出技术侦查措施包括记录监控、行踪监控、通信监控、场所监控四类。但是，这种概括不是特别合理，它超出了技术侦查的范围。例如，行踪监控应该包括秘密跟踪，但是秘密跟踪不具有科技性这一特点，所以不属于技术侦查的范畴。所以，也有必要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范围进行一个准确的限定。
理论界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范围也一直有争论。有人认为，技术侦查等同于秘密侦查，即包括三类：一是技术类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等;二是诱惑侦查措施，主要有提供型引诱、控制下交付等;三是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包括特情、卧底侦查员等。这种分类方式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对技术侦查的种类进行了扩大，不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有人认为，技术侦查包含于秘密侦查，包括电子侦听、电子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与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这种观点是目前为较多学者所接受的。但对于技术侦查种类的列举也有不合理之处。首先，“电子侦听”和“电子监听”这两个概念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取其一即可;其次，秘密获取某些物证这一方式不需要科技的支撑，不具有科学性这一特点，应该剔除;再次，邮件检查包括电子邮件检查和信件邮件检查，而信件邮件检查也不需要科技的支撑，也应该剔除;最后，列举中没有指出与网络有关的技术措施。所以，技术侦查措施应该包括电子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与录像、电子邮件检查、网络平台检索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规定
我國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第二章第八节专设“技术侦查措施”，使得该措施由幕后走向了台前，技术侦查取得了合法性，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充分肯定，认为该措施“不仅可以解决实践中技术侦查措施适用不规范、所收集的证据材料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等问题，而且提高了我国的法治水平，有利于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4]
(一)技术侦查措施采取的情形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48条的规定，侦查机关可以对三种情况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第一种是针对公安机关的。其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第二种是针对检察机关的。其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第三种是针对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批准，可以采取。
(二)技术侦查措施采取的期限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49条的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是有期限的，期限为3个月，但是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经批准，可以延长，但是每次不得超过3个月。
(三)秘密侦查和控制下交付
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还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
(四)技术侦查措施获取材料的证据资格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三、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相关规定的不足
(一)技术侦查措施概念规定的不足
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将技术侦查措施单独列为一节，但是未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进行专门的界定，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更是只字未提，法律条文不清。在侦查实践中，侦查人员对同一条文的理解会有所不同，只要是需要采取的技术侦查手段都可以被纳入合法的技术侦查措施中，这容易导致侦查机关的裁量权扩大，技术侦查手段容易被滥用。虽然公安部规定中将技术侦查解释为“记录监控、行踪监控、通信监控、场所监控”，但到底采用何种技术仍不得而知，对隐私权的侵犯程度也无从判断，因而，所谓法律保留原则没有落实到实处。
(二)技术侦查措施批准手续规定的不足
1.批准主体的不明确。新《刑事诉讼法》第148条只是表述了“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并没有“谁”这个概念。这个批准主体是本级机关的负责人?还是上一级机关?或是其他机关?条文中都没有明确的表达。如此一来，法律规定的这个“严格”的审批权就形同虚设。审批权的设置是对技术侦查措施实施的一道重要的把关，如果连审批权的主体都没有明确的话，该措施就存在严重的滥用危机。
尽管法律没有对技术侦查的批准手续作出细致规定，但在随后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56条中明确规定由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批。这里便会让人产生一些疑问，从批准权的设置、运行到批准文件的备案都由侦查部门自我授权，其他部门无权参与和干涉，除了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外，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监督和审查。这种运行状态，客观上便利了侦查机关的侦查，可能会强化对犯罪的打击力度，但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失控，容易导致专权和滥用。
2.批准内容的不明确。148条规定的三种可以决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情形，但是并不具体、完整。其中，对“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规定的“严重”二字不明确。新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3条对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作了一定界定，规定涉案数额要在10万元以上，而且其他“重大犯罪”包括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造成严重后果的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讯逼供等案件。虽然该司法解释对“重大犯罪”作了进一步规定，但仍然没有做到细化，批准内容的仍然不明确。这种不明确会给批准者很大的解释空间，难以针对性地制约具体的技术侦查手段的采取。
3.批准程序的不明确。在批准程序方面，新《刑事诉讼法》有提到适用的有效期，但是这远远不够。对于延期情形中的“复杂、疑难案件”怎么鉴定?延期有没有次数限制?公安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要“根据侦查犯罪需要”，这个需要是什么意思?批准有专门的文书格式吗?批准受到质疑时由谁来监督?这些问题都亟待得到明确和规定。
(三)技术侦查措施执行主体规定的不足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是唯一的技术侦查的执行主体。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第256条，依法享有技术侦查执行权的机关是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公安部以部门规章的形式进一步缩小了技术侦查执行主体的范围。这说明，当检察院要针对重大的贪污受贿等需要采取技术侦查的案件都只能依法交由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执行。
司法实践中，让公安机关实行技术侦查措施有许多弊端：一是公安机关技术侦查任务已经非常繁重，对于协助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显得力不从心;二是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对信息的筛选和把握不当时常出现重要和关键信息没有被收集，从而失去取证的最佳时机;三是有的公安机关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要收取大量费用;四是跨部门耗时长的繁琐审批导致侦查拖延，技术侦查措施效果会降低;五是增加了泄密隐患。此外，从检察机关的角度看，将其享有侦查权的案件交由公安机关进行技术侦查，可行性有多大?各机关之间如何交接协调?机关之间如何分权?对于这些问题，法律都没有予以规定。另外，在一定情况下依法享有侦查权的军队保卫部门、监狱、海关是否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法律也沒有给出具体的规定。
(四)秘密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规定的不足
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对秘密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进行了规定，但是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控制下交付的外延并不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首先，对于秘密侦查，有学者就认为“秘密侦查分为三种：技术类侦查措施、诱惑类侦查措施、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主张技术侦查是秘密侦查措施的一种。”[5] 在未清晰界定技术侦查时，将秘密侦查放在“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之中的规定不是很合适。另外，对于控制下交付，我国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控制下交付是指禁毒执法机关在明知毒品运输的情况下，仍然允许其继续运输，或是在查获毒品后，采用伪装手段，使毒品继续‘正常’运行，同时秘密监控其运输过程和交付地点，以期将贩毒人员一网打尽的侦查策略。”[6] 所以将控制下交付定义为一种技术还值得商榷。虽然在实行控制下交付时可能会用到子监听、电子监控等技术侦查措施，但这些技术侦查措施是实现控制下交付的一种工具，将控制下交付定义为一种独立的技术侦查措施是不合适的。
四、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相关规定的对策
(一)国外立法技术的适度学习和借鉴
在国外的法律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技术侦查这个概念，技术侦查存在的形式是我国理论界研究的“技术侦查措施”概念的具体种类。如198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通讯截获法》，规范了通讯截获的相关程序;1968年，美国制定《综合整治犯罪与街道安全条例》，禁止任何人在没有法院授权的情况下下以电子、机械等的设计窃听;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266条对窃听作出规定。
从以上几个国家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将电子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与录像、电子邮件检查、网络平台检索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统一以“技术侦查措施”统一规定在法律中，而是将各个种类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问题分别单独规定、单独适用。这样就使得不同情况下技术侦查的具体使用有了明确的、具体的法律约束，能够保证技术侦查手段运用的及时性、有效性和受制约性。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技术侦查手段必定也会有新的外延，如果一定要将技术侦查措施的范围进行一个圈定，就不能紧跟社会的脚步、与时俱进，法律朝令夕改，会失去一定的稳定性。所以，国外对于技术侦查措施方面的立法技术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二)技术侦查措施批准手续上的完善
1.批准手续主体上的完善。我国应当建立由中立机关审批的技术侦查批准手续。从目前我国机构配置来看，最合适的中立机构就是法院。新《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完全由法院主导，更能发挥制约效能，也更能体现法检公互相制约条款背后蕴藏的法治和人权价值。有学者认为，应该由检察机关审批。但是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很复杂，它不仅是公诉机关，还是侦查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检察机关甚至与公安机关合作侦查案件，如此一来，检察机关就不能客观地对某些情况进行处理，就不能保证审批的中立性。相反，若由法院签发技术侦查批准令，由于其完全不介入侦查阶段，有关中立性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另外，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瑞士、日本等国均实行一元化的法院主导模式。我国建立由法院审批技术侦查措施这一规定，也顺应了国际潮流趋向。
2.批准内容上的完善。技术侦查的适用时，要遵循重罪原则、比例原则和必要性原则。首先，侦查机关应遵循重罪原则。相关机关应该出台专门规定，细化何为重罪。由于案件各案不同的特点，不可能制定出规定每一个案件情形的参照规定，但可以适当细化重罪的标准，例如以社会危害性为依据之一，不要像新《刑事诉讼法》那样一言概之即可。其次，侦查机关应遵循比例原则。虽然只有法官才能判决犯罪嫌疑人适用的刑罚，但是侦查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可以适当判断刑罚的一个范围，然后针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规定适用某等级强制性的技术侦查措施。如在法国，依照1991年7月10日第91-646号法律规定：“在重罪或轻罪案件中，如果可能判处的刑罚为2年或2年以上监禁，预审法官为了侦查的必需，可以决定截留、登记和抄录邮电通讯。”[7] 不过，这需要加强侦查人员相关法律知识的吸收和贯彻。最后，侦查机关应遵循必要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也称最后原则，是指在侦办罪案时，只有一般侦查措施无效或收效甚微时，才能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如在德国，199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00条A项(监听和录音)规定：“如果有规定怀疑某人作为主犯、共犯犯有下属罪行之一的，或者实施了具有可罚性的犯罪未遂或者犯罪预备，并且以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难以查明案情的。搜查被指控人住所，可以监听和录音。”[8]
不过，以上原则也有例外，技术侦查措施的采取也要回应实践的需要，应该秉承宽严相济的原则。在严格适用范围的同时，也应当充分考虑到实践中部分特殊轻罪案件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迫切必要性。這些特殊的轻罪案件主要指当地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群众广泛关注的案件。此类案件一旦处理失误，极易引起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动荡。还有部分案件，以手机等通讯设备为侵财犯罪的对象或者作案工具，侦破此类犯罪必然要适用技侦手段，与犯罪的严重程度无关。由于实践情况的复杂性，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审批机关来灵活运用这些原则。
3.批准程序上的完善。符合法治精神的批准必然要有细化的批准手续。粗疏的批准手续既不能有效制约侦查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也不足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审查批准技术侦查措施时，必须审查是否有详细的申请表，申请理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符合上述重罪原则、比例原则和必要性原则。若不符合或者有瑕疵，就要考虑是不是有回应实践的需要，如需要，则不能一票否决;如不需要，则要做出否定决定。
(三)技术侦查措施执行主体的完善
在前文论述执行主体规定的不足时，不难看出，把所有的技术侦查措施都移交给公安机关执行弊端十分明显。其实，侦查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一项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和达到的效果是最清楚的，交给他人执行反而会使整个侦查过程不流畅，甚至出现低级错误。所以，由决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机关来执行这项措施是最合适不过的。虽然检察机关的技术手段并没有公安机关那么成熟，但是这是可以改善的，只要国家重视对检察机关技术的投入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当然，若现阶段将所有的技术侦查措施执行主体变成决定主体，必然会出现混乱，所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比较妥当。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自己目前没有能力执行这项措施，就可以申请由公安机关代为执行。对于其他具有侦查权的主体是否能够享有决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利，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而且执行主体应该也是决定主体。同检察机关一样，只有当其依靠自身能力无法完成这一措施时，可以申请公安机关代为执行。这样一来，各机关之间的分工变得清晰，而且公安机关的压力也会相应减少，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其他案件的侦查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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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家弘，张卫平.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453-455.
作者：赵侦岑
(一)案件范围
1、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2、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3、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二)期限
批准决定应当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确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批准决定自签发之日起三个月以内有效。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经过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
(三)材料的保密运用等
1、侦查人员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
的材料，必须及时销毁。
2、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3、公安机关依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并对有关情况予以保密。
(四)秘密侦查
1、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
2、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
3、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技术侦查，是指侦查人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技术装备，秘密收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各种侦查手段和措施。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常用的技侦手段和措施主要包括电子监听、测谎、催眠、监听、监录、卫星定位、密搜密取、邮件检查以及利用电子设备对比数据等。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社会经济发展加速，职务
犯罪越趋严重，呈现高智能、高科技特性，手段更加复杂，模式更加隐蔽，危害更加严重。在这种反腐败与腐败两种力量较量加剧的形势下，科学、合理、适当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提升侦查效能，加大反腐力度，尤为需要。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对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手段和措施的运用进行探讨。
一、域外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运用的借鉴
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律都授予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以一定的技术侦查权。
(一)英美法系国家
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或检察官都拥有技术侦查手段。比如，根据美国1968后《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的规定，检察官对贿赂政府官员的行为，有权进行监听、窃听、使用线人等技侦手段和措施。192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警察局在案件调查中率先应用多极性测谎器，后来该州法院将测谎器的测试结果采纳为法庭证据。但英美法系国家近代以来，大力倡导“正当程序”观念，认为政府在处理有关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问题时，必须遵守正当、合理的法律程序。由于电子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往往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权，因而其采用受到更为严格的程序控制。
(二)大陆法系国家
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一样，也都在法律上授予侦查机关以一定的技术侦查权，但其启用的程序要求相比英美法系国家则要较为宽松。1988年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6条规定，在与下列犯罪有关的刑事诉讼中，允许对谈话、电话和其他形式的电讯联系进行窃听，其中之一是依法判处无期徒刑或者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非过失犯罪。《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loo条规定，“在重罪或轻罪案件中，如果可能判处的刑罚为2年或2年以上监禁，预审法官为了侦查的必需，可以决定截留、登记和抄录邮电通讯。”1994年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c条第1款规定，“在采用其他方式进行侦查将成果甚微或者难以取得成果的情形时，可不经当事人知晓而采取下述方法：第一，允许制作照片、录像;在所侦查事项对于查清案情十分重要的条件下，使用其他的特别侦查手段侦查案情、行为人居所。第二，在一定的事实证明某人实施了第100a条所述之一犯罪行为的嫌疑，并且采用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难以查清案情、侦查被指控人的居所的时候，允许使用技术手段，窃听、录制非公开的言论。[1]
(三)我国香港地区
我国香港地区对于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全球共尚。早在1974年2月，当时处于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地区依照《廉政公署条例》，成立了反贪污独立委员会(即通常所说的廉政公署)。成立不久，就大显神威，查处了时任香港地区警察局高官葛伯贪污案。1997年香港回归后，依照《香港基本法》，香港地区保留了廉政公署这一专司职务犯罪查办的机构。香港的廉政公署之所以能够不断掀起廉政风暴，与由于香港地区相关法律规定，廉政公署在侦查中，通过秘密手段取得的证据为合法证据有很大程度的关系，而且法庭与法官也认为其证明力比其他证据更强。
二、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运用的可行性研究
(一)符合国际公约规定
我国政府于12月10日签署《反腐败公约》。该公约第五十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下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0月27日批准加入《反腐败公约》。该公约自2月12日起在中国生效。根据“条约信守原则”，我国必须履行《反腐败公约》义务。9月在我国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上通过的《国际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的决议》中，就明确提出：各国应当为腐败犯罪的侦查规定适当的手段，这些手段在严重的案件中可以包括秘密侦查以及窃听通讯。国际公约赋予侦查机关特殊侦查手段,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职务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和打击职务犯罪的艰巨性决定的。
(二)顺应国情民生
温家宝同志讲：“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2]当前，职务犯罪越来越呈现出有组织化、国计民生领域重发多发、犯罪隐蔽性更强等特性，一些犯罪行为如不及时侦破，对党和人民有负责的交代，极易引起社会性、群体性突发事件，引发社会动荡，危害党的执政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检察机关在查处职务
1、临床科室必须及查找原因，协助调查和执行控制措施。
2、感染管理科必须及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处理，基本步骤为：
⑴证实流行或暴发：对怀疑患有同类感染的病例进行确诊，计算其罹患率，若罹患率显著高于该科室或病房历年医院感染一般发病率水平，则证实有流行或暴发。
⑵查找感染源：对感染病人、接触者、可疑传染源、环境、物品、医务人员及陪护人员等进行病原学检查。
⑶查找引起感染的因素：对感染病人及周围人群进行详细流行病学调查。
⑷制定和组织落实有效的控制措施：包括对病人作适当治疗，进行正确的消毒处理，必要时隔离病人甚至暂停收。
⑸、分析调查资料：对病例的科室分布、人群分布和时间分布进行描述;分析流行或暴发的原因，推测可能的感染源、感染途径和感染因素，结合实验室检查结果和采取控制的效果做出判断。
⑹ 写出调查报告，总结经验，制定防范措施。
文章标题：职务犯罪侦查中的技术侦查调研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向科技要战斗力，将科技手段运用于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是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与发展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反映，也是刑事诉讼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价值目标的客观需要。大力提高检察工作中的科技含量，依靠检察科技进步和提高好检察干警素质，是今后检察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
当前，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体制转型中的新情况，新事物不断涌现，职务犯罪日趋智能化、技术化，罪犯作案隐蔽、串供、毁证、伪造假证、转移赃物等反侦查活动普遍，取证难度较大;同时，犯罪分子的反社会性和对抗司法的心理增强，尤其是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侦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检院的一系列规范性规定，更使的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了窘境。我国有学者预言：21世纪的司法证明将是以“物证”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证明。在新的执法环境下，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就必须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丰富侦查方法，提高侦查能力，而要提高侦查能力，必须要求侦查手段科技化，运用包括技术侦查等手段在内的科技手段。笔者在这里主要对技术侦查做一阐述。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与发展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就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罪犯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窃听、秘密录象、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技术侦查是在被追诉者及一般公众均不知晓情况下进行的，因而能避免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也通常比较真实可靠。
技术侦查手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20世纪
二、三十年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增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国家的犯罪出现了组织化、技术化、隐蔽化的特点，这既给侦查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又迫使侦查机关努力寻求侦查方式的变更和突破。首先在西方国家，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日益向技术化、高隐蔽性方面发展，新的社会形势提出了对这些新型犯罪最适合法律与司法工具问题，于是技术侦查措施产生并日益成为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
在西方国家，一般对技术侦查的范围做了明确的界定，指定了侦查机关使用的程序和规则。如美国国会1968年通过《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对于运用电子的、机械的及其他手段监听任何电子通讯或口头会话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明确赋予侦查机关广泛的监听权力;美国多数州法院承认心理测试结果的间接证据作用，已经有36个州承认心理测试结论;德国刑事诉讼法第8章规定“押、监视电话通讯、扫描侦查、使用技术手段、派遣秘密侦查及搜查”等措施;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266——271条规定“谈话或通讯窃听”等侦查手段。
而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并未有只言片语的规定，技术侦查现阶段主要依据于侦查机关的内部规章进行规范。我国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但是对于什么是技术侦查
，技术侦查的范围、审批的程序以及手续等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我国对于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限制与谨慎是有其深刻历史与社会背景的，是建立在“党内不准搞技术侦查”的基础之上的，为了防止将技术侦查用于政治运动，其出发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能必然地推导出职务犯罪不能搞技术侦查的结论。其一，现在社会历史背景已经变化，现在的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腐败已严重影响了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公正原则严重背离。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就必须同腐败与欺诈作斗争。其二，我国正努力走向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最高的宪法原则。为何对某些犯罪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为何对某些犯罪不能采取同种措施呢?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是身居高位，就不能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一、技术侦查运用于职务犯罪中的必要性
1、技术侦查措施设立之法理基础
技术侦查措施因其具有隐秘性而难免与公民个人的隐私权相冲突，代表社会利益的技术
侦查措施与代表个人私益的公民隐私权之间便存在着“善与善的冲突”，而只能进行价值选择。各国均认为，在对上述“善与善的冲突”进行价值衡量时，应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质一方的判断，即为了维护法律和程序，国家侦查机关得在一定条件下限制公民隐私权，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技术侦查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公民的隐私权的限制应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成本或代
价，如果能够从技术侦查的运用范围、程序的功能加以严格限制，并提高实施人员的个人素质，就能够在公民自由权利与社会安全、侦查效率、诉讼经济之间获得比较好的平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条第3款规定：“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是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甲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程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这事实上亦可成为技术侦查制度确立之依据。
2、技术侦查措施的确立是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改革的客观要求
从近几年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由供到证的模式上，这与我国侦查工作的现实条件紧密相关的，对技术侦查的忽视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职务犯罪是高智能型、高隐秘型犯罪，犯罪行为有其职务掩护，通常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加上痕迹、物证少，因而侦查中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运用通常的侦查措施往往很难奏效，特别是贿赂案件行动隐秘，不留痕迹，即所谓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我们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基本上还停留在“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的办案方式上，其工作效率、社会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在侦查任务繁重，群众法律意识是惩罚犯罪的要求远较保护人权的要求强烈的条件下，“由供到证”的模式愈演愈烈，而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不好的法律后果与社会后果;而且这种“挤牙膏”的侦查方式，其工作效率可想而知了;无论是从工作效率、司法资源、社会效果等多方面来看，“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转换为“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不仅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而侦查模式的转变，必须建立在检察机关一定的侦查措施的配套与健全之上的，如果仅仅还停留在单一的落后的侦查方法上，转变侦查模式只能是海市蜃楼。
职务犯罪破坏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和国家政策的实施，
扰乱社会秩序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同职务犯罪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只有适度使用强有力的侦查手段包括必要的技术侦查手段，才能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在现在的司法实践中，纪检监察部门实际上已经承担了司法机关的某些侦查职能，“两规”、“两指”被大量运用。其内在原因何在?在司法实践中采取一些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做法;还是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侦查措施包括技术侦查手段，提高侦查能力?我们所做的选择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二、面临的困难和发展方向
技术侦查是依靠强有力的技术设备和大量的技术侦查人才作为基础的，没有相应的技术设备和技术人才，技术侦查只能是无源之水。技术侦查的使用，首先就要求有必须的技术设备的投入，需要充分的财力资源。从目前检察机关的经济状况来看，在检察机关内部建立一套完备的技术侦查设备是十分困难的，基层检察机关要发展技术侦查更是困难重重。而且从人员素质来看，检察机关几乎90以上的人员毕业于法律专业，只有1——2的人员毕业于刑事侦查专业。检察机关缺乏大量的精通侦查技术的专业人员，也限制了技术侦查的运用。落后的技术手段严重限制了检察机关的侦查能力，使检察机关的整体侦查能力受到严重影响。检察机关现在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最高检提出建设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并作为重中之重，但信息化建设只是一个方面。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来讲，信息化建设远远不够，还不足以全面提高检察机关的整体侦查能力和水平。在目前形势下，如果没有技术侦查能力的支持，那么检察机关整体侦察能力只能是日益衰弱，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由于客观方面的限制，检察机关实现侦查手段现代化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办到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盲目地贪大求全，应当面对现实，从长计议，逐步发展。实现侦查现代化，应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实际发展状况以及人才、物力条件，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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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经济犯罪现象日趋严重，一些经济犯罪分子为敛取财物，运用各种手段疯狂作案，导致各类经济犯罪案件频发。作为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在打击经济犯罪过程中，必须熟悉掌握运用各种侦查措施，才能依法严惩各类经济犯罪分子，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笔者根据侦办的经济犯罪
案件，粗浅谈谈对经济犯罪侦查措施的掌握和运用。
一、经济犯罪侦查措施概述
经济犯罪侦查措施,是指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为获得证明有无犯罪事实、犯罪情节轻重的有关证据以及捕获犯罪嫌疑人所依法采取的专门的调查措施和强制措施的总称。侦查措施的作用是搜集、固定有关证据，发现并捕获犯罪嫌疑人。侦查措施的实施是经济犯罪侦查工作的具体表现，侦查措施可大体分为一般侦查措施、特殊侦查措施、综合性质侦查措施、强制性侦查措施、运用情报资料侦查措施和侦查协作等。
二、一般侦查措施
（一）
调查访问。也称调查询问，是基本的侦查措施，指运用公开或秘密的方法手段，就案件有关的人、事、物，向有关人员或知情人进行的调查工作，是案件侦查过程中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
（二）
审讯。也称为讯问，在经济犯罪案件侦查中是指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为审查核实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的一种侦查措施。但需注意的是审讯时应注意严禁刑讯逼供和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
（三）
现场勘查。在经济犯罪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为查明案件事实、搜集犯罪证据、发现犯罪线索，侦查人员依法运用一定的策略和技术手段，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等进行勘查、搜查。
（四）
摸底排查。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在一定范围内对有作案条件的个人逐个进行调查，以便从中发现线索，确定犯罪嫌疑对象的侦查措施。
（五）
控制销赃。在侦查工作中，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组织专门力量或依靠群众，对犯罪分子可能销赃的有关场所进行监视控制，进而发现赃证，查获犯罪嫌疑人。
（六）
查帐、查询和冻结存汇款。在经济案件侦查中，查帐工作是很有必要的，主要是查清与案情有关的帐务往来。一般是对现金往来日记帐、银行往来日记帐、物资帐和对涉案经济活动有关的帐页（册）、单据、票据等情况查证。在查帐过程中，往往需要对银行等金融机构中特定帐户内特定时期内资金往来情况进行查证。如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经批准可以要求金融机构协助予以冻结。但需注意的是冻结存款、汇款，一般以案件涉案数额为上报，冻结期限为6个月，到期需要继续冻结的，需重新审批，并办理续冻手续。
（七）
搜查、收集证据。搜查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和获取各种犯罪证据、发现和取得检查鉴定样本、直接查获犯罪嫌疑人、发现和确认犯罪现场。对于搜查中发现的与案件有关的物证和书证，可以扣押。但在扣押中需注意扣押物品应开列详细的扣押物品清单；扣押物品应及时上报统一保管；扣押的物品可作为证据的要随案移送。
（八）
税务核定。在涉税犯罪案件侦查中，因案情需要，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可以委托税务机关或被指定有权进行税务核定的专业人员，对特定缴税主体在特定时期应纳税和实际纳税情况进行核查认定，并出具认定结论。
（九）
刑事技术鉴定。在经济犯罪案件中侦查中，需要对涉案的书证进行鉴别和判断时，公安机关应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依照法定程序，通过科学分析和检验，就涉案的书证与案件事实的关系作出鉴别和判断。经济犯罪案件中的刑事技术鉴定主要是指文件、印章等鉴定。
（十）查缉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经侦部门通过各种手段、方法，发现犯罪嫌疑人并予以捕获的侦查措施。
三、特殊侦查措施
我们在侦办经济犯罪案件中，在一般性侦查措施难以达到侦查目的时，应当采取针对性和专门的侦查措施。
（一）技术侦查。在严重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中，公安机关进行秘密调查所采用的科学技术手段。
（二）内线侦查。在侦查活动中为掌握犯罪动向，了解犯罪活动情况，及时获取罪证，运用秘密力量接近重大犯罪嫌疑对象开展的特殊性的侦查措施。主要包括：卧底侦查、贴靠侦查、复线侦查等。
四、综合性侦查措施
根据案情和侦查需要，将各种侦查措施和侦查策略加以综合运用，实行全方位的侦查活动。综合性侦查措施具有集中性和协调性的特点，在实施的过程中要注意统一指挥、集中力量、相互弥补、把握时机。
五、强制性措施
强制性措施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在侦查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和有关财产权利依法采取的限制措施。
（一）对人身的强制措施
为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自杀、继续犯罪或销毁赃证，在侦查过程中
，有必要对其采取强制性措施。强制性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和逮捕。
（二）对财物的强制措施
为固定证据和减少经济犯罪造成的损失，对犯罪嫌疑人的银行帐户、存款、汇款、不动产的冻结和其他财产的扣押，除公安机关直接扣押财物外，对于财物的强制措施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
（三）采取强制措
施时应注意的问题
我们在侦办经济犯罪案件过程中，采取强制措施时应注意以下几项问题：因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必须严格依法审批、执行；拘传的对象只能是犯罪嫌疑人，对证人不能使用拘传措施；采取取保候审时，不得中断案件的侦查，到期后应及时解除；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时，应注意犯罪嫌疑人有权会见家人和律师；对人大代表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先报请同级人大主席团或常委会许可后执行。
六、运用情报资料的侦查措施
经济犯罪情报资料是经侦部门运用各种渠道获得的有关经济犯罪活动的情况和线索，情报资料工作是经济犯罪侦查中必不可少的基础业务。在案件侦办过程中，情报资料工作可为侦查破案提供信息支持和案件并串服务。
七、侦查协作
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在打击经济犯罪中，应主动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并密切配合，形成和建立经济犯罪的侦查协作机制。侦查协作具体可以分为：警种间的协作、省市间的协作、港澳警务协作以及国际警务协作等。
经济犯罪侦查措施的掌握和运用大致可分为以上六个方面。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在侦办经济犯罪案件过程中，应根据案件的侦查需要，针对具体情况，综合分析、运用各种侦查措施，及时侦破案件，查获犯罪嫌疑人并挽回经济损失，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严惩各类经济犯罪分子，维护好社会的经济秩序。
《论怎样掌握运用经济犯罪侦查措施》来源于，欢迎阅读论怎样掌握运用经济犯罪侦查措施。
技侦一直被赋予神秘的色彩，作为一种隐性的侦查措施，在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但是技侦所采用的各种措施，面临着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法律风险，使得其使用受到社会的诟病。笔者认为，技侦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应坚持合理合法运用的原则，尤其是在新刑事诉讼法修该后，技侦不在神秘，对于检察院而言，检察院在立案后拥有采用技侦的批准决定权，但是在初查阶段却没有规定，笔者想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初查阶段运用技侦的依据
初查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一项重要制度，在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方面，通过过滤机制准确立案，通过控制功能及时收集证据，通过预警保护功能预防职务犯罪。为使这些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初查需要技侦，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1)内部合规，外部合法。初查阶段对案件举报线索进行的审查，一是进行书面审查，二是进行必要的调查，需要运用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冻结、扣押被查对象的财产。这些措施的运用的前提是秘密进行，以不被被查对象察知为原则，技侦的秘密性，做为秘密侦查措施的一种，理应符合该规则的规定，具有内部合规性;新刑诉法规定了检察院适用技侦的案件的范围，审批程序，在运用该项措施时有法定程序做指引，避免程序缺失的尴尬。程序法定控制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技侦在初查阶段使用，具有内部规则外部法律的合法性依据，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2)合理性。侦查机关在侦查实践过程中，大多侦查措施的启动是依据其主观内心确信，没有客观的合理依据，而做出这种依据的标准是在价值中立的前提下进行的客观价值判断，是否有利于侦查活动开展。侦查价值首先体现在追诉犯罪维护社会安全秩序这一基本目标上，在初查阶段，开展技侦可以预防犯罪，在确定嫌疑之后，可以及时控制证据资料，为后续正式侦查做好准备。从法理上说，初查阶段的技侦符合侦查的价值判断。技侦要依据法律规定程序行来使权力，对案件性质，范围，手段进行必要的限制，使其使用程序要更严格于正式侦查阶段的程序，在操作层面上来讲，也是具有可行性的合理性的。
(3)办案实践需要。职务犯罪具有特殊性，体现在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犯罪方式的特殊性，犯罪人社会关系复杂，综合素质高等特殊性，要求职务犯罪的预防与侦破也需要运用特殊的手段。犯罪主体身份特殊，受教育水平高，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利用其隐蔽复杂的社会关系会掌握侦查的动向而毁灭证据，利用职权为调查取证工作设置难题，需要突破这些难题，必须借助技术手段。尤其是在当下，职务犯罪线索来源单一，主要依靠举报案件线索，匿名举报是否含有诬告陷害之意，对于准确立案而言，必要的技术手段运用是可取的。现在微博时代，网络传媒的力量也是曝光职务犯罪的重要线索来源，当发现公职人员生活消费水平与其合法收入水平不成比例，怀疑其是否存在职务犯罪问题时，必要的技侦能帮助其进行辅证。
二、初查阶段使用技侦应遵循的原则
(1)审慎原则
审慎原则是指技侦的使用应严格审批，合理谨慎使用。技侦作为一把侦查“双刃剑”，使用得当是打击犯罪分子的致命武器，使用失当则会侵犯人权。因此，技侦一定要坚持审慎原则。首先在提请启动技侦上，针对适用案件范围，检察院在初查阶段可以针对举报案件线索进行预估，依据被举报人的职务职级大小，贪污受贿金额大小，如果举报事实为真，可能判处的刑罚是否在十年以上来确定是否提请启动技侦。在审批程序方面，办案人员向部门主管人员提出书面申请，部门主管审核签署意见，最后由检察长或者检委会决定是否启动。在使用技侦上，检察院可以派经办人员到公安机关技侦部门协助侦查，协助时间以三个月为限。从技侦措施的消极影响来看，如果此措施运用失当，成为政治斗争迫害工具，则会影响干部队伍稳定，国家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培养一个好干部更加不容易，运用技术侦查一定要将负面消极影响伤害降到最低点，当损害事实发生之时，做好事后安抚工作。启动上的程序严格，执行上措施保密，依靠国家权力行使时在公权与私权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也是审慎原则的应有之义。
(2)必要相关原则
必要性原则是指技侦措施的使用是在采取其他一般常规侦查措施达不到侦查效果时不得已才启用的，也就是作为最后手段来使用以发现线索。在西方国家相关法律中也有表述，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8条针对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措施规定：“对此项措施, 只能在以其他方式调查案情、侦查行为人居所是十分困难、难以奏效的情况下, 才允许采取。”同法第100条针对监视电讯措施规定：“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难以查明案情、侦查被指控人居所的条件下,允许命令监视, 录制电讯往来。” 这一原则确定的依据是，国家权力的行使，不能过度侵害人民的自由权利，当国家有多种措施可以选择达到目的时，应选择对人民权利侵犯最少，而能达到效益最高的措施，如前所述，不得已时才可使用。初查阶段不能使用对人和对物的强制性措施，可以使用秘密性措施，但是在使用其他措施得不到所要的效果时，技侦就可以运用。
相关性原则是指技侦措施的使用应与案件相关。包括对人的相关，对物的相关。对人的相关要求在迫于无奈之举而采取技侦时，技侦手段的适用对象是被查对象。而与之相关联的人的情况应当保密，资料不必要的需要销毁，必要时才可以对其运用技侦手段，因为对关联人的技术侦查是不可避免的被动回应，这种“合理的恶”是必需的。对物的相关要求对于采取技侦所获取的数据，通话记录，录音录像等客观实物是与案情相关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8条b第一款规定：“法官决定排查、传送数据, 必须写明负有数据传送义务的部门, 必须限制在具体案件所需的数据与审查要件之内。”这就明确规定了侦查机关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的只能使用与侦查有关的数据, 对其他数据不得使用。这一原则是证据内在本质要求。在初查阶段，技侦的相关性就要求因人适用，因物采用，这样既确定范围，又明确证据效力，既可准确立案，又可及时固定保全证据。
(3)权利保障原则
权利保障原则是指在初查阶段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时需要保护被查对象的权利。被查对象的隐私权受技术侦查的侵犯是肯定的，只是受侵犯程度大小而已，但是这些侵犯是可以通过程序来保障的。如正当理由依据，即技术侦查的启动是有正当合理的依据，在初查阶段表现为已经发生而未发现的犯罪事实存在，需要确认准确立案，预防打击职务犯罪的需要;在适用案件范围上，只有可能为重大
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才可以运用技术侦查手段，范围的限定使得国家权力行使不会任意扩张;在获取的资料上，涉及案件情况的资料，侦查机关可以利用作为证据，但是其他资料则需要无条件销毁;在获取的信息处理上，与案件无关的隐私、涉密经济信息，侦查人员应保守秘密，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结果的确定取决于过程的确定，程序设计无缺陷，以程序控权，以执行限权，权利保障自然就可以达到效果。
通过对初查阶段运用技术侦查合理性，必要性分析，可知初查阶段技术侦查手段不可或缺;而对其运用的具体指导性原则进行列示，以保障运用技侦措施合法合理，达到公权追溯与私权保障的合理均衡。如果“必要的恶”能在预防打击职务犯罪方面发挥积极功效，为什么要去避免呢?技侦是什么，技侦可怕吗?如果真有可怕的成分，为什么不去认识它，合理的避免消极影响而发挥积极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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