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的法律定义解析
摘 要：当前，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政府也开展了治理网络谣言的行动，但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治理网络谣言的法律，对网络谣言的定义也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文章从网络谣言的学界定义着手，同时梳理了我国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网络谣言的有关规定，全面探讨分析了网络谣言的定义及构成要件。
关键词：网络谣言;定义;分析
当前，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政府也开展了治理网络谣言的行动。但是，网络谣言治理的前提在于明晰网络谣言的概念和范围，明确其治理的对象，才能彰显出治理的效果。
一、网络谣言的学术界定
学界对网络谣言有不同的界定，有学者归纳出了单一维度视角的谣言和多层维度视角的谣言，有学者将网络谣言分类为媒介说、法律政治说和全面说。但总的来说，对网络谣言的内涵和外延范围较大，区分也比较模糊，而法律定义即法律文本中的定义，它的原则就是明确和精准，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务必严格界定和明文规定相关事务的内涵和外延。
二、我国相关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定
截至目前，我国已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来规范网络谣言违法行为，其中现行的法律主要有5部①，在2012年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就规定了对“散布谣言”等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要进行拘留或罚款的行政处罚②;《邮政法》规定了不得利用邮件寄递含“散布谣言”的物品，从而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③;《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了对利用互联网“造谣”等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④。针对微信、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上层出不穷的虚假信息，并且网民们相互跟风、盲目转发导致了这些虚假信息的扩大传播，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明确规定了对“网络造谣”的行为要负刑事责任。⑤
有关网络谣言的行政法规较多，其中较早对网络谣言行为规定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从计算机管理的角度，就明确了不得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去“制造传播谣言”的活动，该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公民合法利益或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行为主体可以是组织和个人⑥;其次《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办法》也规定了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去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捏造或歪曲事实、散布谣言，该行为侵害的客体是社会秩序，主体可以是单位和个人⑦;另外《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也规定了对散布谣言的行为进行处理。
涉及网络谣言内容的部门规章同样较多，尤其是2000年颁布的《电信条例》从规范电信的角度明确了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去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散布谣言的信息，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秩序、社会稳定，该行为的主体可以是组织和个人。学者们认为，此规定基本上明确了我国互联网法规对网络谣言的表述，但却未对网络造谣做出认定。
三、网络谣言的法律定义解析
以上简单介绍了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网络谣言违法行为的一些规定，总体来说，我国当前对网络谣言的法律规范仍在起步阶段，欠缺空白之处亟需重视。现行法律至今仍无专门的成文法來规制网络谣言，许多规范谣言的法律都存在界定模糊、适用矛盾和处罚较轻等等缺陷，这也导致了在实践操作中对网络谣言的界定十分困难，因此，笔者进一步对就我国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网络谣言违法行为规定的构成要件进行如下分析：
1.网络谣言违法行为的主体分析
从现有法律的规定来看，网络谣言违法行为的主体可以是组织和个人，如上文提到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及《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办法》均明确规定行为主体可以是任何单位和个人，这包括网络谣言的参与者和网络服务管理者，但在已查处的案件中，则表现出较多对网络谣言的参与者进行了处罚，而鲜有对网络服务管理者处理的案件。
2.网络谣言违法行为主观要件分析
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网络谣言违法行为主观态度的规定均为故意，其主要表现有：捏造并散布、篡改并散布、歪曲并传播。如“两高”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等网络谣言行为;在《管理办法》中也规定了“捏造”“歪曲”的行为。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明确规定非故意行为，不能被视为违法行为。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网络谣言违法行为主观要件是故意而非过失。
3.网络谣言违法行为客体分析
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网络谣言违法行为的客体规定主要是社会利益（包括社会经济秩序及公共秩序）和个人、组织利益。一是对社会利益的规定，如《关于维护互联网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两高”司法解释中也明确网络诽谤是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二是对个人和组织利益规定，如《关于维护互联网的决定》规定了不得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等内容。从当前已查处的网络谣言违法案件来看，谣言侵害的组织较多的确是国家机关，侵害的个人以公众人物居多，普通民众相比较少。
4.网络谣言违法行为客观要件分析
对于网络谣言违法行为的客观要件（如危害结果）的规定，我国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中较少提及，这也表明我国当前法律对网络谣言规定的模糊，比如“两高”司法解释中“恶劣影响”之类的规定，就导致了执法人员在具体实践中对网络谣言违法行为查处的效果欠佳。
注释：
①这5部法律分别是《治安管理处罚法》《邮政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刑法》。
②参见《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
③参见《邮政法》第三十七条。
④参见《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二条。
⑤参见《刑法》一百二十六条、二百八十六条、二百八十七条、二百九十一条。
⑥参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七条。
⑦参见《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办法》第五条第五款。
参考文献：
[1]林华.网络谣言概念的解构与重构[J].网络信息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
[2]贺星霖.法律规制下网络谣言概念的探讨[J].文史博览，2016年7月.
[3]缪四平.法律定义研究[J].华东政法大学学院学报，2003，03.
作者简介：
彭艳芬（1976～ ），女，汉族，湖南益阳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法理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网络谣言治理的法理研究》（项目编号：KY2016YB745）。
作者：彭艳芬
谣言在网络上的传播日益增加，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从江苏省人民医院“艾滋门”事件到山东省东明县化工污染致60%人口患甲状腺肿瘤事件，还有近来因日本地震而引发的抢盐风波，受众的从众心理、窥私心理等复杂的心理状态推动着谣言从发布、轻信、增添到扩散成为焦点。①网络谣言若得不到正确引导与控制，会对受众、各类组织乃至公众人物造成不良影响。因此，要遏制网络谣言的泛滥，规避因谣言而带来的各种风险，降低谣言产生的信息传播“噪音”干扰，保障良好的信息传播环境，就必须对网络传播主体和受众进行规范和教育引导，并辅之技术手段，完善网络谣言管理的机制，营造和谐的舆论环境。②
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
1.网络谣言传播具有多渠道性
网络谣言生于虚拟世界，但由于主流媒体的传播，使网络谣言接触到更多受众，因此被人们认为是事实。若谣言起于网络且只由网络传播，就不会造成相同的影响。但若网络谣言被主流媒体当成新闻来报道，则谣言便可能发展成公司或组织在信心和信誉上的危机。
2.信息闭塞导致谣言产生
很多传播学者和危机管理学者都有一个共识，即“谣言止于信息公开”。谣言之所以能盛行，有很多原因，个人的心理状态、社会环境状况、政治环境因素等对谣言的流行都负有责任。③而信息闭塞、渠道堵塞是谣言盛行的一个很大原因。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就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各类信息，通过对信息的分析判断自己的生活状况，并给出决策。当信息渠道封闭、信息交流不再通畅的时候，人们出于对信息缺乏的恐慌，就会编造谣言，相互流传，以缓解自己的不安情绪，同时表达自己的不安。
3.传播者有目的地制造谣言
网络上的谣言大多属于黑色谣言，即传递坏消息、诽谤他人、制造骚乱。谣言传播迅速，覆盖范围广泛，而且成本低廉，效果奇佳。在西方，大多数政治谣言的传播都可以达到一定的目的，比如诽谤政敌、改变选民态度等。由于中国的传统观念和政治体制，政治谣言的传播并不成为典型。然而，谣言仍然作为一种手段被广泛运用于现代商业战争中，谣言的似真似假影响着股市的攀升、企业的并购。同时，出于对他人的报复，也有人制造谣言，对他人进行中伤。甚至在职场中的人事调动中，也有人散布谣言，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或者赢得晋升机会。总之，造谣者出于功利性的目的制造谣言，并利用谣言达成目的。
4.弱势群体发泄不满情绪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这样就会有一些社会个体对目前的生活状况不满。平头百姓痛恨腐败现象，市井小民表现出仇富心理。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他们在能力、权力和财富上无力反抗的时候，就会选择一定的方式进行发泄。于是，他们制造谣言，以赢得舆论的支持，完成自己对目前处境的不满情绪的发泄。谣言作为一种廉价的、效果显著的传播方式，在迅速传播中满足了弱势群体的发泄心理，让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和力量。同样，弱势群体更容易传播相对有利于己方的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人们宣传了自己的隐秘愿望，获得了快感。
网络谣言的控制与解决方法
1.及时、充分的信息公开有助于遏制谣言传播
网络上的谣言大多与事实严重不符，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及时直接指出其荒谬之处，通过正式机构向公众传播权威可信的情报和解释，并进行反证来否定谣言。一般来说，这样的谣言虽然有貌似权威的信息来源，但是往往禁不起推敲，一经辟谣，其生命力就会大大减小。2008年12月，有网友发帖《价值52万元，陕西佛坪县委书记的手表也不赖！》，爆料陕西贫困县佛坪县委书记杨光远佩戴价值52万元劳力士手表，还附有两张照片来佐证。
事后杨光远书记辟谣，称其佩戴的手表是2004年完成援藏任务，离开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时，用补发的援藏津贴购置的一块价值2000多元的梅花牌手表，用以纪念援藏工作，并一直佩戴至今。该手表目前市场价值近3000元，并非帖文指称的所谓劳力士天价手表。通过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当事人出面澄清，谣言则会不攻自破。
2.利用技术手段强制控制
和其他技术一样，网络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是一把双刃剑，在为社会提供便利和服务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的负面效应。网络谣言主要产生并传播的场所之所以能提供虚拟匿名的交往，是与互联网技术分不开的。尽管如此，一味地强调技术的过失是荒谬和不现实的，因为网络的运行并不是单单由技术推动的，而是加入了人的参与，包含了人们之间的配合、默契和协调一致。因此，可以让技术开发人员研发出能够屏蔽不良谣言的软件，人机配合，共同抵制网络不良谣言的传播。
3.加强公众教育
谣言，是指凭空捏造的不可信的话。人们之所以相信谣言，和其自身素质和受教育程度有关。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曾提出“知沟”理论，即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来越有扩大的趋势。为什么2003年的非典谣言能在农村大肆传播，而该谣言到了城市里就不易生存?这和两个不同人群在知识层面、文化程度和分析能力等方面的差距有很大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他们采纳信息的多寡程度不同而致。因此，对公众进行教育，加强自我教育，理性分析谣言，从根本上提高人口素质，对抑制谣言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网络是谣言产生与传播的温床。若要克服网络谣言的影响，就必须针对网络空间特有的传播特征，辅以危机传播的概念与通则进行研究。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网民自身做起，防患于未然。
注释：
①张晓雪、高珊：《互联网在谣言传播中的角色及应对策略——以江苏省人民医院“艾滋门”事件为例》，《青年记者》[J]，2011年第7期
②黄卫星、康国卿：《受众心理视角下的网络谣言生成与治理——以“艾滋女”事件为例》，《中州学刊》[J]，2011年第2期
③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流派、范式与路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作者：李明哲
*基金项目：华东政法大学2013年科学研究项目《我国网络谣言法律治理的理论与实践》（A—3101—14—144513）的成果。
摘要：网络作为开放的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人们讨论和传播公共事件的重要平台。为了保护正常的言论自由，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法律应当对传播不实言论的网络谣言现象予以治理。从加强网络谣言治理效果的角度看，应当完善相关法制，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立法，从严责罚制造和传播网络谣言的相关主体。同时，治理网络谣言应当从根本着手，要切实消除滋生谣言的社会条件，给普通网民提供甄别一般网络信息与不实网络言论的标准。
关键词：网络谣言；言论自由；法律治理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逐渐成为重要的公共舆论场，其具有虚拟性、开放性、平等性、及时性等特征，为民众获取信息和发表言论提供了便利的平台和宽松的环境。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依托网络传播谣言的现象日益频发。如果不加治理，网络谣言将成为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侵犯公民权益的社会公害。本文从法制建设的角度审视如何应对网络谣言问题，探讨对发布、传播网络谣言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路径和方式。
一、网络谣言问题的根源及其治理的必要性
随着互联网由信息媒介向生活平台的转换，加上目前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比较滞后，网络谣言现象日益增多。在一定程度上讲，网络谣言是社会问题集中凸显的另类表达。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腐败、教育不公、就业歧视、食品安全事件等现象时有发生，在既有的利益诉求渠道和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网络成了公民维护自身权利、寻求私力救济的渠道和方式，一些网民在网络传播中对相关言论予以夸大和渲染，导致了网络信息传播的失实、失真，网络谣言由此产生。“在任何一个地区，当人民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时，谣言便会甚嚣尘上。”①“谣言一旦搭上网络平台，就极易形成疯狂传播之势，对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或者他人的权利往往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②网络谣言问题给国家、社会和个人所造成的实际危害，已经日益明显并呈恶化趋势。
网络谣言治理的实质是对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政治权利，已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各国都对言论自由有所限制。如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3款规定，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的行使需要附带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应受到法律限制，应当尊重他人权利和名誉，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卫生和道德。《欧洲人权公约》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规定得更加细致，包括应当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或公共安全和利益，防止混乱或犯罪，保护健康、遵守道德，保护他人的名誉和权利，防止秘密收到的情报被泄露，以及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公正性。我国《宪法》从宏观角度对言论自由进行了适度限制，该法第37条规定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4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利的同时，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的同时，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宪法》的这些规定当然适用于网络言论传播。
在互联网时代，公民在网络中发表言论与通过传统媒介发布言论并无实质区别，都应接受相关法律限制。但是，由于互联网的特性，法律对网络言论的限制较之传统媒介传播，应当更加谨慎。
二、我国治理网络谣言的相关立法
1.有关网络谣言治理的一般性立法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散布谣言的行为只有在与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相符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刑法予以规制，但实践中存在大量未触及犯罪构成“红线”却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网络谣言行为，这些行为有可能逃避刑事处罚。在法定刑方面，我国《刑法》规定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罪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构成诽谤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散布网络谣言的行为有可能构成以上犯罪，这些罪的法定刑偏低直接导致了对网络谣言行为予以刑事处理时的罪刑失衡，表明我国《刑法》并未充分认识到网络谣言较之传统谣言具有更大社会危害性。
我国民事立法从权利救济和责任追究的角度，对散布网络谣言的行为进行了规制。我国《民法通则》第11条规定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时，权利人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以上条款对于有明确的被告和违法事实的案件适用性较强，但实践中很多网络谣言侵权案件并不易确定被告，受害人的维权行为因而在诉讼中陷入困境。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控制虚假信息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该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网络谣言侵权案件的责任主体，但该规定中蕴含的“过错责任”原则以及我国民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仍然会导致实践中受害人因举证不能而无法得到救济的情况出现，而且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监控与审查时并不具备对侵权或违法行为的法律判断能力”③，“要求其对所有侵权信息承担责任也是不公平的”④。可见，我国《侵权责任法》对网络谣言侵权责任的划分和承担方式的规定稍显不妥。
在行政法领域，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以拘留或罚款。国务院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52条及《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48条都规定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散布谣言而扰乱社会秩序、市场秩序的，应当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政法可以对某些网络谣言行为予以规制，但由于对“较轻”“较重”等情节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导致执法机关在打击网络谣言的行动中无所适从，极易突破执法边界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和舆论危机。此外，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措施在实践中也不足以震慑造谣者，其治理力度和效果有限。
2.有关网络虚假信息规制的特别立法
在一般性立法之外，我国还存在专门针对网络虚假信息的特别立法。1997年公安部发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5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互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虚假和不良信息，这是我国专门针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最早的法律规定。此后，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立法，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邮政法》，国务院发布《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原信息产业部发布《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国务院新闻办公厅和原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布《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原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文化部发布并修订了《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上述立法主要从信息服务提供者、信息媒介、互联网新闻刊登、邮政电信服务、互联网视听服务等方面对网络虚假信息进行了规制，侧重于互联网媒介管理及其行为调控，相关规定具有专门性和针对性的特征，为在一定范围内治理网络谣言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上述立法的适用范围有限，所发挥的功能也受到了相应的限制，有些立法之间还互相冲突，导致了司法适用困境。
3.有关网络谣言治理的司法解释
鉴于近年来我国网络谣言现象日益多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9月发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对与网络谣言相关的行为及其刑法规制作了说明，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网络谣言问题作出的司法解释。《两高解释》第2条明确了将网络谣言相关行为纳入诽谤罪的标准，列举了7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网络谣言诽谤情况⑤，这在加大对网络谣言诽谤行为的治理力度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诉诽谤罪的门槛。《两高解释》第5条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构成寻衅滋事罪。该规定实质上扩张了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将该罪的行为空间延伸到网络，针对网络不实言论所引起的后果进行了罪行定位，但由此难免出现网络诽谤罪与寻衅滋事罪界限不明的问题。此外，《两高解释》还根据网络空间的特性对相关犯罪的罪名及构成要件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如规定“以在信息网络上发布、删除等方式处理网络信息为由，威胁、要挟他人，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上述行为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违反国家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按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认定标准，列举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酌情从重处罚和加重处罚的情形，体现了对此类犯罪行为的重罚态度。上述司法解释对利用网络散布虚假信息罪责任主体的认定和具体责任的划分，较以往立法显得成熟且考虑得更加细致和实际。但是，仅以刑罚方式来治理网络谣言，容易导致实践中将治理变为单纯的打击。
综上，我国现有立法对于不实言论和虚假信息，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规制体系，使网络谣言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治理。但是，面对近年来多样化的网络谣言行为及其引发的复杂法律问题，现有立法显得应对乏力。我国目前关于网络谣言治理的立法主要存在三方面不足：第一，缺乏对“网络谣言”的明确定义和解释，极易导致谣言与一般言论、不实言论相混淆。第二，相关责任类型之间边界模糊，责任内容不明确，责任承担方式不具体。第三，一些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不强，导致立法与司法、执法相脱节，法律实施效果不佳。
三、我国治理网络谣言的法律路径
网络谣言现象需要动用法律手段进行治理。为此，应当完善有关网络谣言的立法，司法和执法须遵循法律、以不超越法律为前提。网络谣言的治理如果突破了法律框架，就会导致公权力的滥用，其后果甚至重于网络谣言本身的危害性。
1.明确网络谣言的含义
网络谣言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的界限。我国立法应当对网络谣言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明确网络谣言与一般网络言论的区别，在治理网络谣言的同时注重对正当网络言论的保护。在治理网络谣言的过程中，应当“斟酌考虑所涉及公共利益、基本权利，包括被限制的言论自由的价值及其实现之需求，使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及其操作在保护相关权利或公共利益的同时，其限制作用本身受到制约，给所限制的言论自由留下充分、合理的空间”⑥。立法对网络谣言的定义不能突破关于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应当基于网络空间与线下空间的不同特性，并结合当下的社会实际予以界定。笔者认为，可以将网络谣言界定为：通过邮箱、聊天软件、社交网站、网络论坛以及其他网络信息传播系统得以发布和传播的，没有事实依据或者与事实严重不符，给国家、社会、个人等主体造成实际损害的言论。
2.明确不同网络谣言行为的法律责任
网络谣言涉及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种。立法应当依照不同责任主体的不同行为方式，课以相应的责罚。从侵权行为的过程来看，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是恶意造谣者，其行为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公民或法人的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这类行为是法律首先需要打击和规制的，对其课以何种类型的法律责任，应当根据具体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而定，切忌进行“一刀切”式的认定和处罚而削弱法律的权威性和法律规制的平衡性。网络谣言现象的背后存在一个人数众多的传播群体，其中每个个体传播谣言的动机是道德观使然、随意为之还是恶意推动，这并不容易判断，对于这类个体的责任认定问题，法律需要给予特别重视。笔者认为，如果这类个体是专业的网络谣言推手或“网络水军”（即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人），其出于恶意传播的目的而散布网络谣言，那就需要给予严厉打击；如果仅是不明真相地随意为之，则一般处以警告、罚款、民事赔偿等非刑事责任比较合适。此外，作为自媒体平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其在网络谣言传播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可否认，现实中一些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失去了价值定力和基本的媒介素养，为网络谣言的制造和传播提供了便利。如果对这类媒体的行为予以规范和管理，就可以在传播环节大大节省网络谣言的治理成本。为此，立法应当明确这类媒体的责任：以专门制造、传播谣言为目的的，坚决予以打击和取缔，并根据行为的性质和危害性，追究相关人员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因疏于审查而登载不实言论的，认定为民事责任较为合理。
3.明确治理网络谣言的司法、执法边界
司法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应当依法依规、理性地进行，实现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与保护的平衡。在具体的法律实施过程中，司法机关和执法部门要依法认真甄别网络谣言行为的影响范围和社会危害性。《两高解释》对网络谣言的治理进行了解释和说明，虽然其中还有需要进一步考虑的地方，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应当将其作为治理网络谣言的司法和执法依据。我国现行立法并没有给普通网民提供甄别一般网络信息与不实网络言论的标准，网民一般也没有能力加以分辨，这很可能会导致一些网民在某种情况下被冠以“恶性传谣者”之名，司法和执法部门对这类情况应当谨慎处理，切不可突破法律界限而任意设定责任类型并予以追究。政府部门在进行网络谣言治理的过程中，应当秉持法治理念，依照已有法律规范进行执法，防止为了单纯地追求治理效果而超越法律框架、以行政取代司法的情况出现。把握好治理网络谣言与保证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之间的平衡，既让造谣生事者得到惩处，又让民声得以传达，这才是治理网络谣言的最终目的。
四、结语
网络谣言的治理是网络时代的现实难题，其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的主要课题之一。应当承认，网络本身并不是网络谣言现象产生的原因，其只是提供了较传统媒体而言更加便利的言论扩散条件。治理网络谣言，还应当通过对社会治理的客观环境的分析和研究，使治理网络谣言的方式最优化；通过营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秩序和网络环境，最大限度地减少谣言的产生。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的理念、方式和思想适用于一切公共领域包括网络空间，治理网络谣言的根本路径也必定是法治。如何营造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完善有关网络信息安全的立法、司法和执法，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决定我国法治建设成效的一个关键因素。网络谣言治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需要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合力，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智慧。
注释
①［德］汉斯·约阿希姆·诺依鲍尔：《谣言女神》，顾牧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9页。②黎慈：《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及其完善》，《理论导刊》2014年第1期。③罗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形态研究》，《法律适用》2013年第8期。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⑤这7种情况包括：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引发公共秩序混乱的；引发民族、宗教冲突的；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⑥唐煜枫：《言论自由的刑罚限度》，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41—42页。
参考文献
［1］［美］卡斯·R·桑斯坦.谣言［M］.张楠迪扬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2］于志刚.网络犯罪与中国刑法应对［J］.中国社会科学，2010，（3）.
［3］王素.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影响及应对——基于网络时代治安管理的分析［J］.管理学刊，2013，（5）.
［4］李大勇.谣言、言论自由与法律规制［J］.法学，2014，（1）.
责任编辑：邓林
作者：王海军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用户的普及，我们很大的一部分生活融入到网络中，我们在网上购物、获取信息、咨询、娱乐等。网络同时也成为影响巨大的新媒体平台，网络迅捷、及时、简易等方面的特点快速促进社会信息的流通;但同时也导致网络成为滋生各种谣言的放大镜，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对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引起巨大的负面效应与危害。
同时，网络谣言还会损害公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近日，甘肃兰州出现食盐“涨价停产”等谣言，引发了新一轮抢盐风波。部分市民轻信谣言，开始大量购买食盐，很多商场、商铺的食盐被抢购一空。抢购到盐的人短期吃不完造成浪费，而真正需要盐的，尤其是一些餐饮机构，又因抢购买不到盐。陈柏峰说，“与事实偏差较大或完全相左的谣言谎话，借助网络和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传播，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网民，损害许多公众的利益。”
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传播，很大程度上是谣言的制造者利用了一些人的心理弱点。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天津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潘允康表示，有些人喜欢求新、求奇，常常抱着“别人不知道的我知道”的心态，以寻求刺激;有些人则是从众心理，“别人知道的，我也应该知道”;当然还有一些人的素质不高，缺乏基本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即使有些谣言毫无逻辑、漏洞百出也信以为真。
潘允康进一步表示，有些网络谣言可称得上是“妖言”，极具蛊惑性和危害性。它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如同引诱人们吸食毒品一样，慢慢地让人“上瘾”，麻醉人的神经，扰乱人的生理功能，让人的心理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不健康，进而破坏家庭、诱发犯罪，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正常秩序。 造谣传谣不是言论自由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政府应该以宽容、包容、虚心的态度，畅通社会公众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保障公民言论自由，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但是，社会公众在享受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履行公民义务，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维护舆论环境，根除网络谣言存在的土壤。
夏学銮表示，网络虽然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载体和工具，但网络聊天还是要从人们的嘴里说出去，网页留言也要靠人们在键盘上敲打进去，一言一语都是人们思想的反映。虚拟社会依托现实社会而存在，虚拟社会的行为主体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每一个人。因此，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并不会因为自己存在方式的变化而改变或消失。
针对“网络谣言也是言论自由的表现”这一观点，潘允康表示，首先，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自由应该是符合国情、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由，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如果有言论、谣言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会受到制裁。因此，网络谣言并不属于自由的范围。其次，自由应该是在既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享受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权利。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的社会化以及取得公民资格的最起码条件，就是要遵守法律规范，正确处理社会关系，遵守道德底线、法治底线和事实底线。谣言往往都是有所指向的，无论是针对人还是事件的谣言，都难免会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因此，这不仅仅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也是违反法律的，不仅应该坚决抵制，而且应该受到相应的制裁。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网络谣言不仅在我国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亟待治理的问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对网络谣言免疫。他举例说，韩国数名艺人不堪网络谣言的压力而轻生;大地震后的日本，谣言90%来自网络。支振锋表示，“言论自由”不应该是网络谣言得以豁免的保护伞。从国际上来看，韩国和日本纷纷表示要出台相关法律来治理网络谣言，英国也试图以隐私等相关法律来揭开匿名这一“互联网斗篷”，美国则宣布“数字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疆域 铲除网络谣言需要全民行动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这是一个常识。随着互联网与经济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网络不再是虚拟空间，而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是现实生活的延伸。在互联网中活动的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能一一找到对应。恶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对现实生活造成的冲击真实可感，一点也不虚拟。
为此，吴忠民指出，应将遏制网络谣言在内的社会舆论监管纳入法治轨道，形成常态化的监管机制，依法加强互联网管理，依法追究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的法律责任。
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向波表示，从法制建设角度来说，铲除网络谣言首先要界定网络谣言的概念、由谁来认定;其次，要健全法律，使得互联网信息相关的法律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规定相衔接，完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遏制网络谣言的滋生与传播。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在互联网上倡导诚信意识。 徒法无以自行。支振锋表示，消除网络谣言，更要遵循法治的要求办事，尤其是当公民个人或者组织受到谣言的伤害时，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如果造谣诽谤，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或者接受治安管理处罚。
除了法制建设外，政府的信息公开也是必要举措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表示，治理网络谣言，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让信息公开的速度大于谣言传播的速度，让谣言消失在“阳光信息”下，形成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防范网络谣言的制度壁垒。莫纪宏建议，首先，政府应当与主流媒体协作，建立防范网络谣言扩散的预防机制，建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建立防范谣言扩散的预警机制;其次，应及时掌握网络舆情的发展动向，对可能成为谣言的虚假信息加以重点筛选，尽早采取措施来掌控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最后，当谣言在网络上泛滥，具有快速传播的特性时，政府应当及时有效地公开各种对澄清谣言具有重要作用的信息，让“信息公开”遏止“谣言扩散”。 专家们认为，网络世界是一种公共空间，治理网络谣言理应是一种公共行动，彻底净化网络空间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对待网络谣言，全社会应该同仇敌忾，达成零容忍的共识。”莫纪宏表示，谣言是社会公害，与每个人有关。一方面，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素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造谣可耻、信谣可悲”的共识，每一个公民都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都要敢于辟谣，和造谣者针锋相对，不让造谣者兴风作浪、蛊惑人心。
许多专家表示，网站与媒体应该自觉承担铲除网络谣言的责任与义务。“为吸引眼球、抢占卖点，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但因此而忽视对信息发布的掌控，对虚假信息视而不见，对造谣传谣听之任之，那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上官酒瑞认为，“为了治理网络谣言，洁净网络空间，网站和媒体不能回避公共使命，应当积极担当责任，成为良好网络环境的守护者。这需要加强对各类信息的甄别和监测，尽最大努力对违法信息进行审核，对虚假信息有效过滤，对网络谣言及时删除。而且在谣言出现的情况下，必须积极发布辟谣消息，遏制谣言的放大和传播。”
现如今，网络谣言一词已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们也基本都知道网络谣言将带来无法估量的社会危害，但是如何去辨别网络文章的真实性与否依然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通过各种办法去避免网络谣言的出现，减小网络谣言带来的危害。
网络谣言的出现将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危害：
1、网络谣言将会使和谐社会变得不和谐。当下，国家大力提倡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全社会范围内也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潮，但是网络谣言的出现却会将这一切打破，人们在谣言的影响下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负面情绪，从而使和谐社会的建设变得艰难重重，和谐社会也将变得不和谐。
2、将会扭曲网络的真正用途。网络在现代可以说是舆论传播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它应该是和谐健康言论出现和传播的重要平台，但是网络谣言的出现，使网络变成了谣言的滋生地和传播平台，这就从本质上扭曲了网络平台的真实用途。
3、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甚至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一些比较偏激的网络言论将会使人们得到一些错误的信号，产生一些反国家反民族的激进思想。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些网络言论将会造成社会环境的不稳定，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更有甚者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 既然网络谣言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危害，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去将这些谣言扼杀在摇篮之中，将谣言产生的危害降到最低：
1、在全社会范围为开展打击“网络谣言”的系列宣传活动。通过一系列的宣传让广大的人民群众了解网络谣言的危害以及如何辨别网络谣言和事实真相。
2、政府在各大主要的媒体及时的将社会上一些主要事件的真相进行公布。人们受到网络谣言的影响主要就是没有能够及时的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如果政府能够及时的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必将使网络谣言没有立足之地。
3、各网站要建立严格的审核程序。网络谣言的出现也是由于各网站没有严格的审核程序，正因为审核程序的缺失，那些反动、消极的言论才能够出现在网络上。相信只要各大网站建立严格的网络审核机制，谣言必将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4、国家要完善网络立法机制。现如今，法律就是一切行动的准绳，网络在现代是飞速的发展，但是网络立法却几乎没有，国家要尽快完善立法机制，约束网络上的一些不法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网络谣言的出现变成不可能。
网络谣言的出现产生了许多危害，相信只要大家能够立足于事件的真相，谣言必将不攻自破
要有效地遏制网络谣言的编造、接受和传播，首先要求网民要有自觉抵制的决心，要保持清醒头脑，充分认清网络谣言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自己要自觉做到既不造谣、又不信谣、更不传谣。要把抵制编造和传播网络谣言提高到政治觉悟的高度上去认识，把它作为做人的基本素质。其次，要在立法上完善网络行为的法律制度。法律是避免人们走上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当然也是遏制网络谣言编造和传播的重要手段。虽然我国目前已有网络方面的立法，但是，由于立法往往落后于实践和其他种种原因的存在，网络立法还存在不少缺陷，还远远不能适应实践需要，所有，完善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势在必行。三是政府要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准则，及时对错误的网络言行进辟谣。要针对虚假的突发事件言论、焦点问题、热点问题、敏感问题及时调查处理和发布更正信息，用正确的信息抵制谣言，让广大群众即刻明确事件真相。四是加大网络监管力度，净化网络环境秩序，规范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监督和管理，严惩网络管理者玩忽职守行为。同时，加强网站自我教育、自觉管理、阳光服务的能力，提高网站识别、管理、惩戒网络谣言的能力和水平，切实将网络谣言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后，应加强互联网技术应用管理的创新。网络的最大特点是它的虚拟性，这就增加了网络谣言防控的难度，所以，建立网络筛选确认制度、评估制度、和信息处理后反馈等制度，对及时发现网络谣言、及时处置网络谣言作用非同小可。 一 加大舆情监督引导力度，快速反应，避免不良谣言传播。
对于网络中的热点问题，可利用网站的论坛、新闻、评论等及时披露信息，加强与公众的互动，正面引导网民的讨论，及时批驳带有恶意的造谣、攻击和污蔑，充分发挥网络监督的导向作用，有效地管制网络公共空间。
政府、专家、媒体等公信力群体对谣言的快速反应和舆论引导对消除谣言解决问题显得至关重要，必须及时辟谣，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以科学的、权威的声音，让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谣言消弭。信息公开的程度与公民对公信力群体的信任程度成正比。一些谣言之所以能够得逞，或者在极短时间里演化成现实灾难，一定程度上与平素发布的信息信任度不足不无关系。假如这些媒体平素的做法常失信于民，在遇上重大危机或灾难时，社会人心必然轻易浮动。
二 健全网络法制规范，培养公民的科学素养、科学精神和法制意识。
制定必要的网络法制规范，将有关违背道德底线、侵犯基本人权、恶意扰乱社会的非法行为，纳入法律追究范围，明确法律责任和追究程序，让现实社会的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在虚拟的网络中得以延伸和遵守。现代法治社会，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虚拟世界，负责任的公民都应有科学精神和法制意识，因为尽管网络是虚拟的，但责任却如影随形，是实实在在的。
每年的4月1日，西方人会过愚人节。在这个特定的节日，人们可以说平时不能说或者不好说的话。这一天人们可以骗人，可以造谣，可以开善意的玩笑，可以恶作剧。平时的谣言在多样信息互动中减弱，直至消失。这一天就是把谣言夸大，让谣言铺天盖地，也不会让人丧失尊严，反倒增加生活情趣。谣言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离开了谣言，生活会变得不完整。谣言永远存在，听信谣言，造谣传谣，既是人的理性不及，也是人性的不可或缺。一个人可以在某一件事或某一领域的事上明确地判断出是谣言还是真相，但不可能在所有事所有领域都有这个本事。人性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人性是造谣和传谣的根源，所有人都有可能是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按人性不完美之逻辑推理，其结论必然是：消灭谣言就是消灭人性，消灭人性就等于消灭了人自身。“文化大革命”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结果“公”字没产生，“私”字却以几何积数增长，人类的野蛮由此加倍放大。治理谣言的原则在于约束人性，降低有害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几率，使谣言处在可控的限度之内，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性，不是改造人性，更不是灭绝人性。
谣言分为有害的谣言和无害的谣言，有害的谣言需要治理，无害的谣言尽可听之任之，顺其自然。网络谣言可以分为政治谣言和非政治谣言，如果二者有害，需要治理，如果二者无害，则无需治理。网络谣言的治理是有害谣言的治理，其害处具体表现在：伤害了国体和政体，动摇了国体与政体的根基，危害了国家安全;破坏了社会和政治稳定，扰乱了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威胁或伤害到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幸福、自由、公平或公正;如果谣言达到了如此程度，进行谣言的治理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其中危害最大的是政治谣言，网络谣言的治理也主要是指政治谣言的治理，其基本措施如下：
贯彻落实宪法精神。谣言要依法而治，不能依人而治，不能因权力地位高低而治，依法而治的核心就是落实宪法精神，限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宪法会使所有人不因谣言产生而恐惧，不因谣言传播而破坏秩序。小道消息、谣言的流传，是对没有民主法治的惩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言论自由得到贯彻落实，公民的知情权得到切实有效地保障，谣言就会有效遏制。放开媒体是宪法逻辑的必然展开，开放报禁，开放网络，实现网络自由，降低谣言产生的几率。一个不完整信息经过多人的努力变成完整信息，一个碎片真相经过众多媒体的拼凑逐渐形成完整真相，从而极大地缩小了谣言产生的空间。遵守宪法，贯彻宪法精神才是解决谣言的根本之道。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公民，也可以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公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二者相辅相成。制度具有决定性意义，一个良好的公民，就在于树立对好的规则、好的制度的信仰。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制度的反面。在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之下，被统治者对政府的态度在两个极点存在，一个极点是极端信任，另一个极点是极端不信任。当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呈现败相的时候，被统治者对权力的绝对信任就会转化成对权力的绝对不信任，谣言四起，且不可控制。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不把无限权力变成有限权力，不把无限政府变成有限政府，不把无限政党变成有限政党，谣言就成为破坏政治秩序最有效的杀伤武器，其效果真就如《新闻联播》所说：“一些人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破坏社会稳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现有的政治体制权力者、权力部门垄断信息，造成信息不对称、信息来源单一。网民对某一重大政治事件一知半解，在理解政治事件时容易加上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妄自猜测，形成了网民本人的政治图解，政治图解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放大、被扭曲，最终转化为政治谣言，把鞭炮当枪声就是典型的政治图解变为政治谣言的样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宪政民主，建立好的制度，实行良治，制约权力，防止权力垄断信息，促进信息公开化，使信息来源多元化，使所以的人分享政治信息，堵塞政治谣言传播的渠道。 开放与拓展现实政治参与渠道。在西方国家，由于政治渠道通畅，在网络上谈政治的少，谈风花雪月的多，谈生活情趣的多，网络政治谣言没有生存的空间。在中国，虽然国家领导人经常说创造条件让人民讲话，由于现实让人民讲话的渠道不多，政治参与的渠道少，参与渠道不畅，这就形成了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景观，人们在网上特别愿意谈论政治，批评权力，甚至对权力具有复仇心理。议论、批评尤其是仇恨往往容易使网民失去理性，失去方向。部分网民把复仇当政治，把报复当正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地造谣传谣，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避免造谣传谣扩大化，从根本上说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已经有的人大、多党合作、自治制度等，比如让人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让人大代表专业化。开放政治渠道，拓展政治渠道，丰富民主政治形式，让网民参与到现实政治生活，使网民产生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惟其如此，复仇感才会下降，谣言才会降低。
及时而有效地公布真相。充分重视网络传播的规律，掌握规律和运用规律，而不能违背规律。及时有效地公布信息真相就是正确运用规律的体现。利用谎言，把谎言当真相，传播虚假信息，或者时过境迁，不良社会后果已经造成，再公布信息就是违背传播规律。微博是新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开微博，它就会成为谣言最有力、最有效的粉碎机，就会成为真相的挖掘机。微博公布信息及时、有效、成本低、见效快。加强微博管制，只会弄巧成拙，甚至南辕北辙。谣言止于智者，智者不常有，谣言则常在。解决谣言的方式不能停留在寄托智者身上，不能盲目地等待戈多。谣言生于微博，也止于微博。谣言止于信息公开，止于真相，止于信息及时有效地公布。
加强网络道德建设。一些网民为了片面追求粉丝、听众，把本来朴实无华的语言变成了具有暴力性、血腥性、煽动性、极端性的语言，哗众取宠，故弄玄虚，以此来争取听众。一些人热衷于与他人分享所谓“小道消息”、“政治段子”，参与起哄等都是网络道德缺失的表现，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显得尤其重要。不完善的制度，不能成为公民逃避责任的理由，反而是提高社会公德心、提高网络道德的机会。网络应该成为网民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互相谩骂、互相攻击的战场，更不应该成为造谣传谣的主渠道。网络道德建设主要靠自律、自省、慎独，让其在道德层面认识到谣言的危害性。要扩展网民理性交流的空间，增加网络交往的形式，让谣言在理性的交流中自生自灭。
谣言的治理措施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良性循环系统。遵守宪法，放开媒体，实现网络自由是治理谣言的大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治理谣言的根本途径，开放政治参与渠道是治理谣言的基本措施，及时有效公布真相是治理谣言的有效措施，尊重传播规律和特点，提升社会公德心是治理谣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治理措施的重要性和排序经常取决于谣言造成的事件性质，只要系统通畅，及时、有效地公布信息、真相就成为治理谣言的首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对于暴力而言，谣言的破坏程度较轻。暴力能推翻政权，改朝换代，暴力有流血，有冲突，有牺牲。谣言改变不了一个国家，动摇不了一个国家，也破坏不了稳定。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也包括传谣造谣天塌不下来。只有在国家极端脆弱的时候，谣言才可能使国家坍塌。通过恐惧的方式治理不了谣言，反而造成社会不可治理状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个国家的政权稳定与否，一个社会秩序紊乱与否，取决于经济是否繁荣，生产力水平是否发达，政治上是否民主。一个稳定的国家和地区，谣言甚至成为治理国家之病的一种苦药、良药，国家有美国可证，地区有台湾香港可证。这是谣言的辩证法。
网络谣言是为害甚广的社会“毒瘤”
“网络谣言具有隐蔽性、炒作性、攻击性、报复性、宣泄性、诱惑性、强迫性等特点，已成社会‘毒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我国的网络文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网络谣言很容易成为引发社会震荡、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
贵州瓮安事件中，有网络谣言说“三名嫌疑犯都是当地领导干部的亲戚”，“死者叔叔带到警察局问话被打死”;湖北石首事件中，有网络谣言称，“死者是在知晓当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夫人同永隆大酒店老板走私贩卖毒品后被害的”;浙江“钱云会”案件中，有网络谣言说“钱云会是被谋杀的”……“几乎每一次社会不安现象的出现，都有谣言的鼓动和伴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柏峰表示，网络谣言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同时，网络谣言还会损害公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近日，甘肃兰州出现食盐“涨价停产”等谣言，引发了新一轮抢盐风波。部分市民轻信谣言，开始大量购买食盐，很多商场、商铺的食盐被抢购一空。抢购到盐的人短期吃不完造成浪费，而真正需要盐的，尤其是一些餐饮机构，又因抢购买不到盐。陈柏峰说，“与事实偏差较大或完全相左的谣言谎话，借助网络和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传播，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网民，损害许多公众的利益。”
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传播，很大程度上是谣言的制造者利用了一些人的心理弱点。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天津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潘允康表示，有些人喜欢求新、求奇，常常抱着“别人不知道的我知道”的心态，以寻求刺激;有些人则是从众心理，“别人知道的，我也应该知道”;当然还有一些人的素质不高，缺乏基本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即使有些谣言毫无逻辑、漏洞百出也信以为真。
潘允康进一步表示，有些网络谣言可称得上是“妖言”，极具蛊惑性和危害性。它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如同引诱人们吸食毒品一样，慢慢地让人“上瘾”，麻醉人的神经，扰乱人的生理功能，让人的心理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不健康，进而破坏家庭、诱发犯罪，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正常秩序。
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上官酒瑞认为，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成为一些人凭空捏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工具，成为造谣、传谣的载体，比如“谣盐”风波、“军车进京”等谣言就是借助网络平台得到了快速传播。网络谣言的产生，可能迎合了社会转型期一些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但诸多事实表明，各种网络谣言的滋生、扩散和传播，不仅损害了公民权益，扰乱了社会秩序，引发了公众恐慌，而且破坏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政府形象。如果网络空间中谣言横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上官酒瑞表示，整治网络谣言是人心所向、法治要求。
造谣传谣不是言论自由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政府应该以宽容、包容、虚心的态度，畅通社会公众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保障公民言论自由，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但是，社会公众在享受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履行公民义务，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维护舆论环境，根除网络谣言存在的土壤。
夏学銮表示，网络虽然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载体和工具，但网络聊天还是要从人们的嘴里说出去，网页留言也要靠人们在键盘上敲打进去，一言一语都是人们思想的反映。虚拟社会依托现实社会而存在，虚拟社会的行为主体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每一个人。因此，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并不会因为自己存在方式的变化而改变或消失。
针对“网络谣言也是言论自由的表现”这一观点，潘允康表示，首先，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自由应该是符合国情、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由，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如果有言论、谣言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会受到制裁。因此，网络谣言并不属于自由的范围。其次，自由应该是在既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享受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权利。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的社会化以及取得公民资格的最起码条件，就是要遵守法律规范，正确处理社会关系，遵守道德底线、法治底线和事实底线。谣言往往都是有所指向的，无论是针对人还是事件的谣言，都难免会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因此，这不仅仅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也是违反法律的，不仅应该坚决抵制，而且应该受到相应的制裁。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网络谣言不仅在我国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亟待治理的问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对网络谣言免疫。他举例说，韩国数名艺人不堪网络谣言的压力而轻生;大地震后的日本，谣言90%来自网络。支振锋表示，“言论自由”不应该是网络谣言得以豁免的保护伞。从国际上来看，韩国和日本纷纷表示要出台相关法律来治理网络谣言，英国也试图以隐私等相关法律来揭开匿名这一“互联网斗篷”，美国则宣布“数字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疆域”。
铲除网络谣言需要全民行动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这是一个常识。随着互联网与经济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网络不再是虚拟空间，而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是现实生活的延伸。在互联网中活动的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能一一找到对应。恶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对现实生活造成的冲击真实可感，一点也不虚拟。
为此，吴忠民指出，应将遏制网络谣言在内的社会舆论监管纳入法治轨道，形成常态化的监管机制，依法加强互联网管理，依法追究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的法律责任。
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向波表示，从法制建设角度来说，铲除网络谣言首先要界定网络谣言的概念、由谁来认定;其次，要健全法律，使得互联网信息相关的法律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规定相衔接，完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遏制网络谣言的滋生与传播。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在互联网上倡导诚信意识。
徒法无以自行。支振锋表示，消除网络谣言，更要遵循法治的要求办事，尤其是当公民个人或者组织受到谣言的伤害时，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如果造谣诽谤，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或者接受治安管理处罚。
除了法制建设外，政府的信息公开也是必要举措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表示，治理网络谣言，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让信息公开的速度大于谣言传播的速度，让谣言消失在“阳光信息”下，形成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防范网络谣言的制度壁垒。莫纪宏建议，首先，政府应当与主流媒体协作，建立防范网络谣言扩散的预防机制，建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建立防范谣言扩散的预警机制;其次，应及时掌握网络舆情的发展动向，对可能成为谣言的虚假信息加以重点筛选，尽早采取措施来掌控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最后，当谣言在网络上泛滥，具有快速传播的特性时，政府应当及时有效地公开各种对澄清谣言具有重要作用的信息，让“信息公开”遏止“谣言扩散”。
专家们认为，网络世界是一种公共空间，治理网络谣言理应是一种公共行动，彻底净化网络空间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对待网络谣言，全社会应该同仇敌忾，达成零容忍的共识。”莫纪宏表示，谣言是社会公害，与每个人有关。一方面，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素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造谣可耻、信谣可悲”的共识，每一个公民都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都要敢于辟谣，和造谣者针锋相对，不让造谣者兴风作浪、蛊惑人心。
许多专家表示，网站与媒体应该自觉承担铲除网络谣言的责任与义务。“为吸引眼球、抢占卖点，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但因此而忽视对信息发布的掌控，对虚假信息视而不见，对造谣传谣听之任之，那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上官酒瑞认为，“为了治理网络谣言，洁净网络空间，网站和媒体不能回避公共使命，应当积极担当责任，成为良好网络环境的守护者。这需要加强对各类信息的甄别和监测，尽最大努力对违法信息进行审核，对虚假信息有效过滤，对网络谣言及时删除。而且在谣言出现的情况下，必须积极发布辟谣消息，遏制谣言的放大和传播。” 造谣传谣不是言论自由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政府应该以宽容、包容、虚心的态度，畅通社会公众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保障公民言论自由，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但是，社会公众在享受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履行公民义务，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维护舆论环境，根除网络谣言存在的土壤。
夏学銮表示，网络虽然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载体和工具，但网络聊天还是要从人们的嘴里说出去，网页留言也要靠人们在键盘上敲打进去，一言一语都是人们思想的反映。虚拟社会依托现实社会而存在，虚拟社会的行为主体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每一个人。因此，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并不会因为自己存在方式的变化而改变或消失。
针对“网络谣言也是言论自由的表现”这一观点，潘允康表示，首先，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自由应该是符合国情、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由，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如果有言论、谣言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会受到制裁。因此，网络谣言并不属于自由的范围。其次，自由应该是在既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享受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权利。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的社会化以及取得公民资格的最起码条件，就是要遵守法律规范，正确处理社会关系，遵守道德底线、法治底线和事实底线。谣言往往都是有所指向的，无论是针对人还是事件的谣言，都难免会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因此，这不仅仅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也是违反法律的，不仅应该坚决抵制，而且应该受到相应的制裁。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网络谣言不仅在我国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亟待治理的问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对网络谣言免疫。他举例说，韩国数名艺人不堪网络谣言的压力而轻生;大地震后的日本，谣言90%来自网络。支振锋表示，“言论自由”不应该是网络谣言得以豁免的保护伞。从国际上来看，韩国和日本纷纷表示要出台相关法律来治理网络谣言，英国也试图以隐私等相关法律来揭开匿名这一“互联网斗篷”，美国则宣布“数字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疆域”。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这是一个常识。随着互联网与经济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网络不再是虚拟空间，而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是现实生活的延伸。在互联网中活动的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能一一找到对应。恶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对现实生活造成的冲击真实可感，一点也不虚拟。
为此，吴忠民指出，应将遏制网络谣言在内的社会舆论监管纳入法治轨道，形成常态化的监管机制，依法加强互联网管理，依法追究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的法律责任。
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向波表示，从法制建设角度来说，铲除网络谣言首先要界定网络谣言的概念、由谁来认定;其次，要健全法律，使得互联网信息相关的法律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规定相衔接，完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遏制网络谣言的滋生与传播。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在互联网上倡导诚信意识。
徒法无以自行。支振锋表示，消除网络谣言，更要遵循法治的要求办事，尤其是当公民个人或者组织受到谣言的伤害时，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如果造谣诽谤，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或者接受治安管理处罚。
除了法制建设外，政府的信息公开也是必要举措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表示，治理网络谣言，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让信息公开的速度大于谣言传播的速度，让谣言消失在“阳光信息”下，形成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防范网络谣言的制度壁垒。莫纪宏建议，首先，政府应当与主流媒体协作，建立防范网络谣言扩散的预防机制，建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建立防范谣言扩散的预警机制;其次，应及时掌握网络舆情的发展动向，对可能成为谣言的虚假信息加以重点筛选，尽早采取措施来掌控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最后，当谣言在网络上泛滥，具有快速传播的特性时，政府应当及时有效地公开各种对澄清谣言具有重要作用的信息，让“信息公开”遏止“谣言扩散”。
专家们认为，网络世界是一种公共空间，治理网络谣言理应是一种公共行动，彻底净化网络空间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对待网络谣言，全社会应该同仇敌忾，达成零容忍的共识。”莫纪宏表示，谣言是社会公害，与每个人有关。一方面，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素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造谣可耻、信谣可悲”的共识，每一个公民都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都要敢于辟谣，和造谣者针锋相对，不让造谣者兴风作浪、蛊惑人心。
许多专家表示，网站与媒体应该自觉承担铲除网络谣言的责任与义务。“为吸引眼球、抢占卖点，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但因此而忽视对信息发布的掌控，对虚假信息视而不见，对造谣传谣听之任之，那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上官酒瑞认为，“为了治理网络谣言，洁净网络空间，网站和媒体不能回避公共使命，应当积极担当责任，成为良好网络环境的守护者。这需要加强对各类信息的甄别和监测，尽最大努力对违法信息进行审核，对虚假信息有效过滤，对网络谣言及时删除。而且在谣言出现的情况下，必须积极发布辟谣消息，遏制谣言的放大和传播。”
摘 要：近年来政府和社会都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治理，针对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应从健全法律法规，保障信息公开，加大技术投入，提升网民素质等多方面完善措施，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在网络舆论环境。
关键词：网络谣言;问题;治理;
中图分类号：TN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2-00-01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的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通过一台电子设备接收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这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给人们日常生活的有序进行埋下了隐患，网络谣言便是其中之一。
谣言作为社会舆论的一种正常现象，自有人类社会开始便一直存在。互联网的虚拟性和便捷性则为谣言的传播带来了“蝴蝶效应”。无不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如何有效防治谣言成为全球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关于网络谣言的治理，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取得了一定的防治成效，然而也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为此笔者根据我国的国情，并结合国外的治理经验，就如何治理网络谣言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健全法律法规，为网络谣言治理提供法律上的充分保障
为有效治理网络谣言，世界各国纷纷制定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美国先后颁布了《电脑犯罪法》、《通讯正当行为法》等约130项对网络传播内容加以规制的相关法律法规。日本政府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电子契约法》等专门法规来处置包括谣言在内网络违法行为。韩国印度等国家也为治理网络谣言，颁布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对于我国来说，虽然刑法内已有关于惩治网络谣言的相关内容，而且还出台了一系列专门法规。但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法律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体系不够完善，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时代要求。二是相关法律法规缺乏相应认定标准和处罚施，一些条文规定的原则性较强，无法在实践中灵活运用。三是我国对造谣者的惩处力度较轻，刑法中明确规定以刑事犯罪的方式定罪，然而现实中多采用警告、罚款、拘留等较轻处罚。
针对以上问题，第一要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根据互联网现实发展的变化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增强法律规范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制定更加具体的法规及实施细则完善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第二，要明确执法主体，确定相关部门的执法权限、执法资格和执法范围，避免令出多家产生权力交叉，造成不能及时执法甚至产生监管盲区。第三，建立完善的程序机制，加强互联网管理，提高执法力度，确保对造谣者能够有效追究。同时，根据实际的危害后果确定相关责任人的罪行，并采取相适应处罚标准。
二、建立健全辟谣机制，确保正确信息充分及时公开
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应对谣言的最好办法就是及时辟谣，及时提供充分正确的信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一个有公信力的政府，面对谣言应当敢于公开信息，敢于在第一时间内告诉公民具体发生了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对谣言的传播起到有效的遏制，才不至于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然而，从当前我国政府处理谣言问题的现状来看，存在着行动迟缓、方式单
一、内容晦涩等问题。给人造成政府当局刻意隐瞒事实真相的错觉，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甚至进一步促进了谣言的传播。因此，我们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辟谣机制，确保正确信息及时发布，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
对此，可以采取如下具体措施：一是针对谣言问题建立专门的应急小组，充分利用各方资源透明、快捷、权威的发布信息，使广大群众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得准确信息;二是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渠道，例如微博、微信及时推送各种可靠信息，对谣言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三是改变以往辟谣信息简单、呆板、官方化的公文方式，采用广大群众所熟知的语言，有理有据的破除谣言。
三、加大技术投入，提升监管能力
近年来网络媒体借助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再依靠于传统的报纸、广播等权威媒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某一事件的发布者，传播者和评论者。同时，一些新闻网站和电视台，为了追求点击率和收视率，求新求快对一些信息不加核实便向大众随意发布。甚至为吸引眼球，一些断章取义、恶意捏造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这在某些程度又上极大促进了谣言的传播。
为此，应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对一些网络传媒要做到严格审查和有效控制，建立相应的信息监管机机构，通过技术手段对网络载体上的各种舆情信息进行筛选、过滤和防堵，及时调查、发现并删除各类有害的网络信息定。同时，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一些因发布误导信息而对社会产生严重危害的媒体要严加惩处，必要时可予以取缔。其次，针对网络谣言的整治工作，要加大资金投入，改进技术手段，培养专业人才，提升监管水平。要运用有效的技术手段对各种网络谣言进行全面、实时监控和跟踪，及时查找出造谣源头。最后，实行网络实名制，加快实名制立法建设，确保实名制有效落实建立。
四、开展网民素质教育，提升自律意识
网络谣言的传播一方面是由于传播者恶意心理，但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广大民缺乏自律意识和专业知识，自身素养有待提高。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如果广大网民都对“传谣”这一问题有深刻的认识，那我们的网络谣言治理工作将会取得很大进展。因此，进行网络谣言的治理工作中，我们还要重视官大网民媒介素养教育，从源头上铲除孕育谣言的土壤。
首先，我们要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公民日常行为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新闻媒体和社区街道的宣传，或通过开交流会，发放宣传单的形式，在最广范围和最大深度上，使群众深刻认识到谣言对于社会的危害，并做到自觉抵制谣言，自觉反对传谣行为。同时，严厉打击社会上大传谣行为，并将其中的典型案例，进行警示示范教育，树立起使“不传谣、不信谣”的社会风气。其次，树立终身教育理念，构建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长效机制。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仅依赖政府部门，还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参与。为此，联合各方机构，建立媒介素养教育的长效机制，根据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定期开展相应的宣传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严键.新加坡铁腕管控网络谣言[N].人民日报，2012-04-26.
[2]张慧中，孙天仁.各国多管齐下严打网络谣言，严厉打击，决不手软[N].人民日报，2012-04-17.
[3]白龙，张洋.整治网络谣言是人心所向、法治要求[N].人民日报，2012-04-8.
作者简介：
1、刘禹甫，(1994-)，男，汉族，河南省商丘市，中国刑警学院，本科，侦查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资助。
2、潘少科，1992，男，汉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国刑警学院，本科，侦查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资助。
网络谣言的形成、特点与应对
一：概述：
现在的我们已经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信息传递的速度、广度和之前相比可谓判若云泥。网络作为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平台，由于不可控制，也成为了许多网络谣言的散播途径，时常引起不了解真实情况的网民的激烈争论，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等。
国内学者王国华等认为，网络谣言可定义为在网上生成或发布并传播的未经证实的特定信息。根据上述定义，谣言没有真假之分，因为是未经证实的信息，所以无法确定真假。网络谣言与传统谣言的不同在于传播的媒介是通过网络平台，这也使得它的产生、发展、影响与解决应对措施有许多与以往谣言不同的地方。
二、网络谣言的形成与发展
网络谣言可以看作网络舆情热点中的一种，它也有从起始、高潮到波动、消亡的基本发展阶段。网络舆情热点的形成, 往往源于某些事件或问题的发生, 也就是以某些具体的对象为依托。网络舆论热点形成后, 由于网民的情绪、意见等不断高涨, 使热点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 影响越来越大, 进而吸引更多的网民关注网上热点。这种高涨的态势根据热点问题受关注的程度, 网络舆情热点的发展过程并非总是直线式的上升或下降。某些时候, 它会呈现出波浪式发展的轨迹, 即发展到一定高潮后, 会经历一定时期的萎缩或沉寂, 但进而又出现新高潮, 这样的波动过程甚至可能反复数次。舆情波动之所以产生,往往是由于在舆情热点发展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热点持续一个时期后, 逢新的事件涌现并产生新的刺激, 多数网民就会自动转向新的目标。于是, 原来的热点舆情便慢慢冷却, 最终沉寂下来。当然, 依照舆情自身的变动规律,那些影响深远、关系重大的事件对网民的刺激和引发的舆情, 只能说是“阶段性沉寂”, 一旦有新的诱因关联性的事件发生, 极有可能被网民旧事重提, 再度成为热点。
网络谣言主要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即时通讯、电子公告牌、博客和其他社会性软件(QQ、微信、微博等)等来传播。而且社交软件中的传播，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使得它传播的谣言更具有“可信性”，这里是说由于社交软件联系的大多是关系较为亲密的人，因而更可能被接受、传播。
三、网络谣言的特点
网络谣言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虽然与传统谣言的本质相同，但它具有如下特点。
( 一) 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传统谣言一般在人群中通过口头传播，其影响范围较小。而网络谣言的电子传播方式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使得谣言能在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就可以形成几何式的增长，甚至演化成规模庞大、跨越国界的谣言。
( 二) 网络谣言的传播渠道多。与传统谣言“点—点”或“点—面”的双重传播模式不同，网络谣言借助于博客、贴吧、微博、微信、论坛、短信等网络平台。接受者往往在短时间内从多个渠道获得相同的信息，强化了谣言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增加了接受者成为下一个传播者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了谣言的扩散。
( 三) 网络谣言的传播具有互动性。在网络中，每个人既可以是信息的编辑者或发布者，也可以是信息的接受者。网络谣言借助微博、论坛等互动平台进行传播，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与谣言有关事件的信息挖掘活动，使得围绕谣言事件的新闻源越来越广，并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形成一个持续的连锁反应。网络谣言不同于传统谣言的以上特点，决定了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性比传统谣言危害范围更广，后果更严重，应采取措施进行规范。
四、网络谣言的扩散因素
谣言的传播是一个信息扩散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创造和变异的过程。网络谣言的扩散是由造谣者、传谣者、网络媒介和政府等多个主体的行为因素共同促成的。
( 一) 造谣者的情感宣泄和别有用心。这是从传播源的角度看网络谣言的产生。任何谣言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很多人对就业难、贫富悬殊等社会现象不满，网络平台为人们发泄不满情绪提供了安全的出口。另一方面，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利用网络平台刻意制造蛊惑人心的谣言，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恶毒攻击他人乃至政党和国家。
( 二) 受众的识别能力差和从众心理。这是从受众的角度看网络谣言的散播。一方面，由于教育背景、职业等方面的差异，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网络素养存在差距。我国网民结构存在低龄、低学历的特点。另一方面，网民存在普遍的从众心理。当谣言发生时，许多人会丧失理性判断，夹杂着心中的不满而选择随波逐流、跟风造谣。即使少数人坚持真理，也会被绝大多数非理智的声音洪流所淹没。
( 三) 网络媒介的“不守门”行为。这是从传播媒介的角度看网络谣言的散播。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大师库尔特·勒温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守门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渠道。在传统新闻媒体中，“守门人”对消息可靠性的把握和可传性的选择是比较严格的。网络媒体通常把时效性放在首位，而在一定程度上不注重对新闻内容的“把关”。更有一些网站在竞争压力面前往往不顾事实，利用人们对新、奇、特消息的兴趣编造谣言提升点击率。
( 四) 政府“发言人”危机处理能力不足。这是从整个传播过程而言的。很多时候，政府出于维护政绩或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虑，选择集体沉默或是掩盖事实真相，试图稳定局势。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急于探求真相的公众就会从其他渠道获取相关信息，这就使谣言有了可趁之机。政府事后对造谣者惩处不力，在实际执法活动中，政府对造谣者很少使用刑事处罚，多采取罚款、拘留等治安行政处罚，更多时候对造谣者不予处理。
五、网络谣言处理中的不足
(一)、网络各论坛在舆论引导中的不足
除了主流的真实性与全面性外, 网络舆情虚虚实实, 情绪化表现突出, 网络舆情热点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某些社会现象和热点问题, 众多网友在网上会提出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一些网上发言缺乏理性, 比较感性化和情绪化, 甚至有些人把互联网作为发泄情绪的场所。由于网络信息发布的便利性, 以及网络信息审查与传统媒体的信息审查存在巨大的差异, 导致网络上虚假信息发布非常容易。。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网上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变得非常复杂。西方反华势力大肆利用互联网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 进行舆论渗透和文化入侵。
(二)、我国对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不足
我国《刑法》未能充分认识到网络谣言远远大于传统谣言的社会危害性，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存在脱节，刑罚制度不完善，客观上纵容了网络谣言。现行诉讼制度对网络谣言受害人不利。网络实名制治理网络谣言效果不彰，为了应对网络匿名所带来的违法信息泛滥的问题，政府在手机、微博、论坛等平台网站开始推行实名制。但据中科院的调查结果显示，34%的受调查者认为实名制防不了“小人”，治标不治本，最终走不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怪圈”。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在面对危机事件时，政府官员往往倾向于不公开信息，在澄清网络谣言方面显得犹豫不决，吞吞吐吐，错过应对网络谣言的最佳时机，损害政府公信力。
六、网络谣言的应对措施
(一)网络舆论方面
1. 及时捕捉网络舆情热点, 增强对有关热点的预见性。通过对网络舆情形成发展规律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网络舆情热点的出现是有规律的, 也是能够预测和把握的。因而, 我们要善于将小事件放到大背景下观察,提前预测, 增强对有关热点的预见性。
2. 以重大突发事件为契机, 争取舆论引导“第一落点”。在今天多元化的大众传播环境里, 信息不透明、不公开在网民心目中就极易被认为“有猫腻”, 产生不良的心理影响。网络媒体要利用网络传播快捷性特点, 发挥自身优势, 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 及时与相关部门主动沟通, 力争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 及时发出正面声音。
3.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以正面舆论压倒负面舆论。互联网已成为重要的思想舆论新阵地和舆论斗争的新领域。网络宣传必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 4. 推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良性互动, 相互放大正面舆论。网络舆论既引发自传统媒体, 又集中和放大传统媒体舆论。传统媒体本身所具有的公信力、权威性和可靠性, 可对网络舆论进行选择、过滤、放大, 调控网络舆论的导向。
5. 培养网上“意见领袖”, 引导网民自我教育。“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 又称舆论领袖, 通常指在信息传递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活动力, 既非选举产生又无名号的人。例如当前微博中的许多公安部门的官方微博等等。
(二)网络舆论方面
1. 完善造谣、传谣行为的刑事责任制度，提高法定刑
2.完善诉讼制度，允许谣言受害人根据造谣者、传谣者的注册账号先行起诉 3.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扩大信息公开范围，提高信息公开质量 4.提高执法力度和效率，建立日常执法长效机制
关于“加强舆情应对、有效处置网络谣言、改
善网络舆论生态”的调研报告
xx县委政法委
(2019年5月)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与普及，网民数量急剧增加，网络舆情也异常活跃，如果对网络舆情处理不当，不仅可能诱发民众不良情绪，而且还会导致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发生，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加强网络舆情的有效引导，有助于化解网络舆情危机，保持社会稳定，也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按照市委政法委通知要求，我县围绕“加强舆情应对、有效处置网络谣言、改善网络舆论生态”开展了专题调研。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我县网络舆情的发展现状
网络舆情是社会舆论的一种表现，是公众对某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具有一定倾向性的意见在互联网上的公开表述。据我县网信办掌握，3月份我县共监测研判网络舆情79条。其中3月16日至31日，监测转办网络舆情33条。按照舆情分类，涉及环境保护方面4条、城建物业方面5条、城市管理方面6条、教育方面4条、信访举报和利益诉求方面12条、突发事件2条。4月份1-15日，监测网络舆情82条，分析研判转办24条。按照舆情分类，涉及住建规划方面9条、交通管理方面7条、城市管理方面4条、信访举报和利益诉求方面8条、突发事件6条。4月份，共监测研判网络舆情147条，转办处置网络舆情30条。按照舆情分类，涉及城建物业方面13条、交通管理方面13条、城市管理方面7条、生态环境方面6条、国土规划方面5条、保险医疗方面4条、农业农村方面4条、社会治安方面5条、营商环境方面4条、教育方面1条、信访举报和利益诉求方面40条、其他45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网络舆情的发展现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特点。
1.庞大的网民规模极易引发网络舆情。手机网民已达到40.1万，其中53.2%的网民的个人月收入不超过3000元。另外，“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已到了较高水平”“网民的增长动力来自低学历人群，截至2018年底,网民中小学及以下人群占比提升至10.9%”。这些来自于不同收入阶层的网民，受教育程度不尽相同，对于同一个事物会倾向于听取自己容易接受的某些侧面，必然在网上出现各种的言论和情绪。
2.网络舆情发展日趋多样化。一方面受过初高中以上教育年轻劳动者比普通百姓知识丰富，他们对社会现象和现实问题更具有强烈的发声冲动，并且善于运用最新的网络舆情工具。这让网络舆情多了不少深度和理性。另一个方面，每个网民对国家政策、法规、社会、经济、民生，以及网民自己的身边事等方方面面都能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
3.网络舆情已成规模。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逐渐全面地渗透到生活工作中，网络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别是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的广泛运用，通过网络来表达舆情已成为信息时代的新型和时尚实用的生活方式。
二、当前网络舆情引导中存在的问题
1.相关单位重视程度仍有不足。目前政府部门和机关干部对网络舆情均已重视，对不良舆情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危害也普遍有所认知。但与之有关的社会团体、电信运营商、网络运营网、各类媒体等相关单位却存在着淡漠的心态，对自身在网络舆情引导中的作用认识不足，危机意识淡薄。此外，个别政府部门仍然存在着责任落实不到位，推诿扯皮现象，对舆情发展预知不足，急于删堵，缺乏工作技巧，有时疲于应对。
2.相关单位交流沟通尚有不足。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和网络运营等相关单位之间，网络运营商与电信运营商之间等仍然存在信息交流互通不够，从而不能很好地根据现有信息准确判断和预测网络舆情的发展变化，对网络舆情的可能造成的心理情绪影响和政治影响缺乏正确认识，使得各个部门无法充分发挥正确高效的引导。
3.网络舆情引导方式仍有不当。网络舆情的形成，往往与相关部门和人员处置失当密切相关。在网络舆情初发时期，相关单位特别是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反应滞后，现有舆情处置机制应对性不强，应对方法少，加之个别事件背后存在网络推手，舆情引导工作难度大。
4.事后总结和反馈相对缺乏。随着网络舆情数量的不断增加，许多舆情的产生机理、爆发成因、消弭过程已经被广泛认知，相应的引导方式和手段也日趋完善。然而新情况、新问题也在不断出现。所以舆情消弭后的总结和反馈仍然不能放松，同时对舆情结束后的追踪也要重视和加强。
三、加强网络舆情引导的对策建议
1.加强政府网站建设。提升政府网站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提高政府网站的公信力，吸引更多网民关注政府网站的发展和信息的变化。政府部门要继续完善官方门户网站，不断拓展服务功能，以门户网站为基点，加快电子政府建设，从而使网民愿意将政府网站作为信息接触的发源地。加强政府官方网站沟通公众与政府部门的桥梁功能，在重大网络舆情事件中，不断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权威信息，并及时回应网民质疑，从而增加人们对政府网站的信任度和依赖感。
2.加强业务培训和网络舆情研判。针对当前网络舆情工作知识不系统、不全面的实际，建议组织全市网路舆情工作专业培训。同时，建立政府网络舆情研判机制，这一机制包括网络舆情的信息收集、信息分析、网络舆情发展方向的预测等环节。可以委托专业社会调查机构开展专题性社会调查研究，掌握现实动态和社会基本面的反响，从而敏锐捕捉和追踪一些带有苗头性、倾向性或群体性的问题。通过分析判断找出这些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提出解决问题，引导舆论的对策和建议。
3.及时处理网络舆情事件。任何信息只要第一时间占据了人的头脑，其后的信息，无论是多么正确和合理，都很难改变前面信息的地位和影响。因此，政府要在网络传播中获取主动地位，主导网络舆情的走向，关键就是如何保障政府的信息能第一时间进入人们的头脑。也就是说，当网络舆情危机出现后，政府要能第一时间发布权威的信息，同时保障该信息的准确性和易接受性，并通过有效渠道能使公众在最大范围和程度上了解该信息。对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要加大打击和震慑力度。
4.加强网络评论员建设。在交互开放的网络中，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他们对于评论权威的依赖会更强烈。在我国大部分论坛的参与群体中“意见领袖”是必然存在的，他们文字表达能力强、分析问题深刻、有独特见解的网民的发言往往影响甚至左右其他网民的看法，进而对整个论坛的舆论方向起到了引导、控制的作用。
推荐阅读：
网络游戏对青少年儿童危害的研究报告06-01
浅谈计算机网络环境下的网络教学09-26
网络环境的特点06-04
德育网络的建设06-11
网络的用处作文06-29
确保网络的安全07-04
网络的生活作文09-11
沉迷于网络的案例06-13
网络的抉择六年级作文05-24
网络广告的设计与制定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