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下数字管理保护(DigitalCuration)科研档案管理创新

摘要近年来，数字管护在科学数据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成果显著，对促进我国科研档案管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文章在分析数字管护与科研档案管理共性的基础上论证数据管护视域下科研档案管理创新的合理性，根据数字管护在管理开展主动持续、资源丰富组织专业、方法技术先进方面的优势和科研档案管理在体制机制、知识结构、科学数据管理局部经验与科研档案管理整体适配方面的挑战，探讨数字管护视域下科研档案管理创新的可能路径。最后建议科研档案管理创新在宏观层面的理念上破除行政束缚与模式上进行跨界合作，在微观层面进行管理深化与服务优化升级。

关键词数字管护科学数据科研档案生命周期模型

2020年10月，国家档案局、科技部发布第15号令，正式颁布《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理规定》，并于同年11月1日施行。[1]《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理规定》在科学技术研究档案(以下简称科研档案)的管理责任、管理流程、开放共享方面有了更强的科学性和时代进步性，是国家档案局在我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形势下推动科研档案管理的一项重大举措。[2][3]尽管如此，科研档案工作的进步却明显落后于国家对科学研究与科研档案管理重视的加强。张斌与徐拥军从科技档案管理思想意识落后、法规标准缺失，科技档案工作监督管理力度小、纳入与验收制度未健全，科技档案收集归档难度大、开发利用程度低、资源整合共享困难，科技档案组织机构不健全、人才队伍无保障等方面总结了我国科技档案管理体制机制现存的问题[4]，这些问题同样也存在于科研档案管理中，影响着新形势下科研档案管理需求的满足。

另一方面，伴随全球数字化转型，在e-Science、Cyberinfrastructure等推动下，DigitalCuration在科学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深度开发利用与共享增值等领域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取得了重要进展，成为近十年来备受e-Science、数字图书馆与数字档案馆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5]早在DigitalCuration首次出现的以“DigitalCuration:DigitalArchives,Libraries,ande-Science”为题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认为档案学家与数据专家应积极开展交流与合作，以确保科学数据的长期保存与开发利用。作为数字管护研究的创始性学科，国外档案学界也一直积极融入数字管护研究并发挥着重要作用。[6]毛天宇曾对国外数字管护研究中对档案学理论的借鉴与应用状况进行了梳理，并基于档案学参与数字监护研究的重要意义指出国内档案界应在借鉴国外有关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到数字管护研究与应用中[7]，但目前为止国内档案界仍未有相应的实践。鉴此，本文在文献调查的基础上，从数字管护与科研档案管理的关系入手，分析数字管护视域下科研档案管理创新的优势与挑战，提出科研档案管理创新建议，促进科研档案管理与数字管护的双向发展。

0概念溯源：数字管护概念与内容

0.1数字管护的概念

诞生于题为“DigitalCuration:DigitalArchives,Libraries，ande-Science”国际研讨会上的DigitalCuration，被称为“真正的21世纪的术语”[8]，其重点任务是实现对科学数据的有效保存和管理，以保证科学数据可以被广泛获取与重用，并在上述过程中实现科学数据的增值。学界认为这一次国际研讨会奠定了数字管护的基础，在档案专家、图书情报学家、数字管理专家以及学科专家们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9]随后，DigitalCuration这一术语开始被国内外图书情报界广泛应用[10]，数字保存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e-Science科学数据管理和系统规范的需求的融合使其不断发展[11]。建立于近20年数字保存(DigitalPreservation)和数字归档(DigitalArchiving)的研究基础之上，加之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背景，数字管护自诞生之初便是一个内涵深厚的概念[12]，在多个学科不同领域的不断发展、共同实践基础上，数字管护的内涵表述也不断更新与发展。国际上，北美多采用DataCuration，欧洲国家更多使用DigitalCuration，学界普遍认同二者可以无差别地互换使用。关于DigitalCuration这一术语的翻译，目前国内的翻译尚未统一，使用较多的有“数字策展”“数据监护”“数字管护”等，本文选择“数字管护”这一翻译。

数字管护在一些机构的资金与政策支持下，得到迅速发展，这些机构对数字管护的定义颇具代表性。英国数字管护中心(DigitalCurationCenter,DCC)认为数字管护是贯穿科学数据整个生命周期进行的主动的动态的维护、保存并且实现增值的一系列管理活动，意在提高科学数据抵抗风险，延缓数据老化过时，维持长期研究价值的能力。[13]数据的共享与重用，以及长期价值的增值，成为数字管护的重点关注领域。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InformationSystemsCommitte,JISC)着眼于科学数据的整个生命周期，认为数字管护是为当前和未来用户的利用需求而维护、保存、利用数字数据和研究成果的一系列活动。JISC强调数字管护不仅包含数字存档和数字保存的过程，同时也包含了良好的数字创建和管理所需的所有流程，以及新增价值以生成新的信息与知识源的能力。此外还提出数字管护除对数据源和相关元数据的归档和保存外，数据创建者、数据提供者、数据存档者以及最重要的数据消费者之间的交互关系也值得关注。[14]

国内学者综合国内外的相关定义，对比分析各个定义在主体、客体、时间、方式和目的方面的异同点，将数字管护高度总结为“数字资料全生命周期中，以数字资料的复用、共享和增值为目标，各利益主体包括数字资料生产者、管理者、消费者和其相关人员主动介入对数字资料进行的管理活动”。同时还评价数字管护汲取了数字保存和数字归档对数字资料真实性、完整性和长期保存全部研究成果，将数字保存和数字归档成果推向了更高层次的跨学科、跨领域复用和共享，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数字保存活动，促进了数字资料超出本身用途，最终实现了数字资料增值。[15]国外学者也评价数字管护是集数字保存、数据策展以及数字资产和电子文件管理为一体的总称，汇集了科研界、教育界、业界、政府和个人团体多方的关注与努力。[16]

虽然不同机构不同学者对数字管护的定义内容表述不一，但这些定义内容中共同强调、高度相似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如表1所示)：一是贯穿科学数据从产生到利用全生命周期的选择、注释、组织等管理活动;二是强调面向当前及未来使用需求的科学数据的增值。

0.2数字管护实践进展

数字管护在国内外的实践进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数字管护项目的开展、数字管护专业教育与职业发展。

第一，数字管护项目陆续开展。国内外多个高校、高校图书馆或科研机构以独立或与其他机构联合协作的形式陆续展开数字管护项目研究。2009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Sheridan图书馆的数据保存(DataConservation)项目，在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所启动的DataNet计划资助下，从多学科数据监管、跨平台和跨机构的数据联通、服务的可持续性三个方面来实现一系列数据监护活动，满足跨学科、跨机构科学研究的数据监管需求。[17]如由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研究院共同资助，伊利诺伊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黄石公园三方联合，在数字管护、图书馆、专业学者等不同领域的共同参与下，Site-BasedDataCuration项目正式开展，以黄石公园的地球生物学为实践案例，开发一个从数据创建捕获到整合数据转移至图书馆和存储库的数字管护模型，其理论成果已经运用到伊利诺伊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体系与黄石公园的教育活动中。[18]中科院在数字管护基础上，已建成基于100多家研究所级机构知识库系统的服务网络平台，提供对知识资产进行统一的采集、展示、保存与检索利用服务。[19]这些数字管护项目的开展，一方面是数字管护理论在实践中的落地与检验，另一方面也为数字管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重要的一手数据来源，为数字管护理论与实践进展提供了持续的发展活力。

第二，数字管护专业教育与职业发展。首先，国外众多高校陆续开展数字管护专业教育，设置数字管护专业或课程，培养数字管护科研与实践人才。如2007年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成立了“信息存储”这一专业，研究数字管护和数字化信息保护[20];2014年已有17所来自北美的大学院校开设了数字管护课程，围绕数字管护理论与实践展开教育。[21]数字管护专业教育的发展为数字管护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与人才支持。其次，国外已经有分布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区数十个机构设置相关职位来提供数字管护服务。如剑桥大学设置了科研数据管理员(ResearchData&DigitalCurationOfficer)，多个美国大学设置了数字管护图书馆员(DataCurationLibrarian)。[22]数字管护专门职位的设置直接标志着数字管护成为一种职业，走向了从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数字管护专业教育与职业发展相辅相成，是近年来数字管护发展态势良好的重要原因。

1共性分析：基于数字管护创新科研档案管理的关系基础

数字管护的发展基础里有浓厚的档案学色彩。这既体现在数字管护发展过程中大量档案学专业人士的参与，也体现在数字管护研究与应用中对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大量借鉴与采用。面对数据洪流或是数字爆炸，数字管护也深受数据海量性与多样性的影响，需要一种数据筛选机制来保证管理活动的有效开展，档案鉴定理论无论是在来源鉴定，还是价值鉴定方面，都起到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此外，作为档案学支柱理论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也是数字管护的重要指导理论，对数据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与前端控制仍是数字管护的重点研究内容。[23]

数字管护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成果，是档案学支柱理论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创新发展这种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使得二者在管理对象的来源与类型、管理目标、管理方法、管理技术标准规范等方面都有许多的相同与共通之处，这是流淌着档案学基因的数字管护和档案管理融合发展的根本原因。对于科研档案管理来说，与数字管护在管理对象、管理重心、参与主体方面高度交叉重合，则成为数字管护可以和科研档案管理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直接基础。

1.1管理对象交叉

数字管护的管理对象主要为科学数据，也可称为研究数据，是在科学调查研究等科技活动中通过实验、观测、推测、调查等手段与方式获取的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特征、变化规律等的原始基本数据及对其系统加工整理而成的数据集。[24]关于科研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理规定》将科研档案定义完善为“科研项目(包括科研课题)在立项论证、研究实施及过程管理、结题验收及绩效评价、成果管理等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数据、图像、音频、视频等各种形式和载体的文件材料以及标本、样本等实物”[25]。由此可见，数字管护的管理对象包含于科研档案管理的管理对象之中。

1.2管理重心重合

数字管护为了实现科学数据在跨机构、跨学科的开放共享与复用中实现数据增值，提高未来研究的质量[26]，管理重心之一就是基于生命周期管理模型来保证与维护数字管理对象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和可用性[27]。而在数字环境下，科研档案管理的重心必然也包括对数字形式的科研档案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与可用性的管理与保障。此外，随着近年来我国科技与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科技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推进，都对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研究档案在社会经济生活等各领域的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28]对科研档案的开放利用深度与服务形式的变革，必然会成为未来科研档案管理的重心之一，这也与数字管护一直以来保证科学数据在利用中增值的重心重合。

1.3参与主体相似

数字管护参与主体主要有数字资料生产者(典型群体为数字化人员、科学家、研究人员等)、数字资料提供者(典型群体为资助者、决策者等)、数字资料管理者(典型群体为数字仓储管理人员、元数据管理者、信息标注者等)、数字资料消费者(典型群体为科研人员、高水平研究项目成员等)四类。根据数字管护的划分思路，科研档案管理的参与主体主要包括科研档案形成者(典型群体为科研工作人员、科研工作管理人员等)、科研档案归档者(典型群体为科研工作人员、科研档案管理人员)、科研档案管理者(典型群体为科研档案管理各环节工作人员)、科研档案利用者(对科研档案有利用需求的群体)四类。不难发现，数字管护参与主体与科研档案管理参与主体无论是群体分布还是职责分配上都存在较高的相似性。二者在管理过程中，在管理职责、管理动机等方面一致性较好，具有良好的协作可能性。

2优劣评估：数字管护视域下创新科研档案管理的优势与挑战

分析将数字管护的理论与方法引入科研档案管理领域存在的优势与机遇，可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是构建数字管护视域下科研档案管理创新对策的客观需求。

2.1数字管护引入科研档案管理的优势

一是强调主动持续，注重增值。数字管护是一种贯穿整个研究数据全生命周期的主动、持续和不间断的数据管理，有效地保证了研究数据管理过程是一条连续的具有回溯性的完整链条。[29]数字管护的主动持续管理不仅体现在依据数据的不同学科属性在不同的数据生命周期来制定不同的数据管理政策与标准，还体现在科学数据的创建者、提供者、消费者、保存者都参与到科学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过程中。同强调“主动参与”一样，对“未来使用”的强调使数字管护围绕着数据增值展开，并通过在全过程活动中增加“知识增强”环节，增加扩展的“描述和表征信息”，增加“记录和维护用户体验信息”环节等手段来促使科学数据在利用过程中信息价值的增加，实现增值目的。[30]数字管护强调的“主动参与”与“未来使用”对于解决目前科研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重收集保管轻开发利用”“重过程档案轻结果档案”“主动服务意识差、管理基础工作薄弱、服务方式单一、服务手段落后”[31]等问题能提供重要参考。

二是数据资源丰富，组织专业。目前数字管护的参与者主要有三类：一是各学科领域内的研究者，他们是科学数据主要的创建者、提供者与消费者，既熟悉科学数据的产生过程，也深谙科学数据的利用需求;二是图情及计算机领域的研究者，依据科学数据及其管理利用的共性，研究通用的科学数据的基础设施(软硬件、工具、方法)与技术标准规范;三是针对特定学科开展细粒度数字管护活动的管护者，他们主要对科学数据开展具体的管护流程。这三类人群的共同参与将专业科学数据管理知识及技能与学科专业知识完美地结合起来，使得对科学数据的管理深度与科学数据资源建设的专业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例如，在生命科学学科，生命研究数据库采用基因本体方法对研究数据进行处理与著录，形成的通用蛋白质资源数据库(UniProt)在数据的质量、获取途径等方面均有优异表现。[32]

三是方法技术先进，针对性强。数字管护离不开管理工具与技术的支持，数字管护工具与技术大致集中在数据管理活动与数据服务两大领域，由于数字管护管理对象—科学数据主要在科研活动中产生，管理活动由科研工作者和数据管理者共同参与，数字管护工具与技术呈现出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针对各学科及跨学科领域研究数据的获取、集成、存储、共享等设计、开发、改进软件工具和平台的特点。[33]此外，数字管护相对科研档案管理，通过关联数据、数据聚合、可视化技术、数据挖掘等技术在科学数据的数据采集与抽取、元数据管理与捕获、数据关联与集成、数据表示与可视化、服务评价等方面都显示出一定的优势。这些技术对于促进科研档案管理颗粒度的细化、档案内容的深度开发利用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2.2数字管护视域下创新科研档案管理的挑战

第一，管理机制体制挑战。国家科技体制决定了其科研管理体制，科研管理体制又直接影响到科研档案的管理流程与方法。我国行政本位的科研管理体制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科研行政评审制度，使得不是科研活动中任一环节的档案管理部门与科研活动及其参与者存在脱节，直接造成了科研档案收集组织阻碍重重以及提供科研档案利用服务时的勉强与无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科研档案管理无法规避科研档案收集不完整不及时、浅层次开发、服务意识差、服务手段单一落后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当前科研档案工作的开展，同时也严重影响科研档案管理的创新意愿与创新能力，导致科研档案工作原地不前，逐渐落后于外部发展，既影响科研档案工作，无法为科研工作发展提供重要的信息与智力支持，也影响科研工作。

第二，知识结构挑战。数字管护在科学数据的组织与揭示、利用与服务方面展现出的优势除了有图书馆界和计算机管理领域在技术方面提供的加成以外，其相对档案界最为突出的优势在于科研工作者作为数字管护重要的数据创建者、提供者和消费者高度参与到数字管护全生命周期中。科研工作者对数据的专业理解和对自身需求的准确理解与表达成为数字管护活力与效果的重要保证。而档案界在科研档案的管理中，更多的只是行政命令下被动的“归档者”，科研档案归档利用的主动性、创造性远远无法和数字管护相媲美，档案工作无法得到其对科研档案内容与利用需求的相关信息的助力。在科研档案管理领域，也缺乏具备相似知识结构的管理人员替代管理过程中“消失”的科研工作者，因此，创新科研档案管理一大挑战就是缺乏对科研档案内容与科研档案管理利用需求特点深入理解的人才与知识技能储备。

第三，“部分”与“整体”适配挑战。数字管护的管理对象是科学数据，核心任务是科学数据的管理与利用，面对的目标人群主要是有科学研究需要的科研人员，这些都表明数字管护是能涵盖进科研档案管理的一部分，但同时也确定了数字管护无法成为科研档案管理的全体。引入数字管护的理念与方法、经验与技术创新科研档案管理以适应现阶段科研档案管理需求升级现状时，需要考虑数字管护与科研档案管理这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带来的挑战。比如，数字管护更多的是针对科研数据管理，如何在数字管护视域下进行科研档案管理整体协同创新发展。

3对策构建：数字管护视域下科研档案管理创新建议

基于数字管护在科研档案管理领域存在的理念、技术、资源优势以及要发挥这些优势可能存在的来自管理机制、人员知识结构和部分整体适配方面的挑战的分析，从尽量发挥优势、克服挑战角度，在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两方面提供科研档案管理创新建议如下。

3.1宏观：理念更新与模式创新

首先，理念更新，破除行政本位束缚，打造服务人设。受科技管理体制与档案管理体制的双重影响，我国科研档案管理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印迹，极大地限制了科研档案的管理与利用活力。要适应数据密集型第四研究范式下科研活动产生大量异构数据与数据利用需求加大、利用深度加深的新特点，科研档案管理创新的首要落脚点理应放在淡化“行政本位”管理理念上，挣脱行政管理印迹的束缚，从“行政管理者”角色向“服务者”角色转换。首先，在档案收集环节降低对行政性文书类文件材料的偏重，将过程性文件(如进展报告、实验数据、科学数据计算中间件材料)提升到与依据性文件(如申报书、任务书)和结果性文件(如结项申请书、结项批准书)同等重要的位置[34]，从源头与结构上提高科研档案资源质量。其次，在科研档案管理全过程中树立“面向利用”的观念，在档案的收集、组织等环节以利用需求为导向，在档案提升服务利用环节以用户为中心[35]，在科研档案管理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通过角色的转换，以“服务者”角色引导科研档案管理中各种参与主体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建立，为打通科研档案管理中的各种症结创造基础。

其次，模式创新，探索多方跨界合作，构建共建共享模式。除科研档案管理部门，各科研机构、高校图书馆也都是科研档案管理中现实可能的参与主体。如科研机构在学科专家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学科专家人才充足、专业知识扎实、利用主体活跃、熟悉利用人群需求与特点的优势;图书馆在科学数据与信息的组织、提供服务利用方面具有专业的技术与丰富的经验，档案馆则在档案的分类有序管理、安全可信长期保存方面存在优势。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探索以科研档案管理部门为主导的多方跨界协作的科研档案管理模式，相当于保存档案管理部门在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档案序化整理等方面的优势，将数据资源组织、服务利用等薄弱环节以合作的形式“外包”给在相关领域更擅长的科研机构、高校图书馆等机构进行。多方跨界可以实现科研档案管理资源、人员、技术、标准规范的共建共享，有利于解决科研档案生成与管理中的各自为政的分散现象，打通科研信息资源利用壁垒，发挥技术与标准规范通用优势，减少科研资源重复建设问题，最大限度发挥科研档案工作在我国科技与创新能力升级中的作用。在跨界合作中应构建科研档案管理框架，确定关键参与主体，分析各方参与主体的权责范围，明确合作中统一协调、角色定位、职责确定、监督追责、资源权属等问题，确定科研档案管理目标以及目标实现的机制、流程与实践。

3.2微观：管理深化与服务升级

第一，管理深化，构建科研档案管理生命周期模型。数字管护的核心是依据生命周期模型开展数字管护活动，虽然不同的组织机构提出了不同的数据生命周期模型，通过对英国数字管护中心(DCC)、美国校际社会科学数据共享联盟(ICPSR)、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等机构的数字管护模型的对比分析，数字管护生命周期模型在多样性中也不乏相似之处，不同的地方主要出现在构建角度、要素选择等模型建构的技术性细节上，至于相似则更多的是由于有共同的管理对象和类似的管理流程。[36]王芳、慎金花在总结多个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细化的数字管护生命周期模型，可以适用于多种类型数据的管护活动，该细化模型包括6个阶段，14个具体步骤，如图1所示。[37]

结合数字管护生命周期模型以及科研档案管理特点与需求，本文提出基于数字管护的科研档案管理生命周期模型，如图2所示。

基于数字管护的科研档案管理生命周期模型包括管理目标、参与主体、管理阶段、具体措施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科研档案管理目标：①主动持续。期望通过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的更新，在管理深化的基础上，提高科研档案管理的主动性与持续性，对科研档案与管理活动实行动态管理，切实保障管理成效。

②长期保存。科研档案的长期保存目标并不是一个单一目标，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目标，包括对科研档案真实可靠性、长期可用性的综合考虑。③共享增值。科研档案工作以科研档案的利用、共享、复用并实现增值为最高目标。第二层级是科研档案管理参与主体，包括四种角色：档案形成者、档案归档者、档案管理者、档案利用者。在科研档案管理过程中，参与主体并不必然只有单一身份，也可能有多重身份。尤其是采用跨界合作模式以后，参与主体在科研档案管理过程中会经历身份转换，而且这种身份转换越是频繁，越能促进科研档案管理成效的提升与管理水平的进步。第三层级是科研档案管理的六个阶段，依据每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划分为科研档案管理计划、科研档案收集、科研档案整理、科研档案存储、科研档案内容组织、科研档案服务利用，各阶段的中心任务如表2所示。第四层级是每个管理阶段对应的具体管理措施与手段，科研档案管理生命周期模型在各个管理阶段列举了部分典型措施，在实际的科研档案管理过程中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变动以完成中心任务。

依据科研档案管理生命周期模型细化科研档案管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管理职责的明确，提升科研档案管理的主动性，在科研档案生成、管理、利用的全生命周期环节里下沉到具体阶段内的具体措施对管理对象与管理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进行持续的动态的跟踪;二是将科研档案内容分析确定为正式管理阶段，不再归属于档案整理或档案利用等阶段，凸显对科研档案内容与相互关系挖掘与分析的重视，实现科研档案的开发利用从浅表性向深层次的转化。

第二，服务升级，建设集成服务平台，优化用户体验。和数字管护一样，科研档案管理目标与价值主要通过提供服务在利用中实现，因此科研档案管理创新最后必然落脚于服务升级上。通过前述科研档案管理创新建议，科研档案服务利用牵涉的人员、资源、技术手段已经处于既定的已优化状态，科研档案服务升级的突破可能存在于服务策略与服务理念的创新，可通过建设集成服务平台，实现用户社群化管理实现：

(1)树立全程服务理念，构建集成利用服务平台。如科研档案管理生命周期模型第二层级的分析，各方参与主体身份转换过程能提高参与主体在科研档案管理过程中的主动性与参与深度，促进科研档案管理与利用质的飞跃，身份转换越是频繁越能促进科研档案管理进步，如何打通身份转换渠道也成为科研档案管理创新的重要突破点。建设集成利用服务平台，基于科研档案管理生命周期模型，提供集收集、移交、管理、利用、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科研档案利用服务平台，从科研档案生成伊始就有扩展性好、交互性强、安全性高的集管理、利用、服务于一体的交流平台，各方参与主体在平台的助力下，可以在同一平台顺利实现不同角色的转换。比如来自科研机构的学科专家，在科研过程中是档案形成者，通过平台得到管理者的指导监督，既可以保证科学数据形成过程的规范性也有利于档案的收集工作的开展;同时学科专家在科研过程还可能是档案利用者，在平台中通过检索与发现、利用与共享等功能在服务平台获取科学研究所需的数据、信息与知识，实现科研档案管理目标;也可以是档案管理者，在数据分析阶段与管理者合作，发挥在学科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帮助完成本体构建、专业知识抽取、数据关联建立，帮助提高数据分析的深度与专业性。科研档案国内外目前数字管护领域已有多样化的数字管护服务平台，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TheAssociationofReligionDataArchives(ARDA)平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平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平台(NSRC)。[38]建设科研档案管理集成服务平台可以之为蓝本进行并加以改造，这样一是可以借用数字管护平台的已有软硬件基础设施，节约开发、设计方面的时间、金钱成本;二是这些数据存取平台已有众多来自各个领域的使用者，对这些平台的利用经验与习惯有助于形成对科研档案管理平台的亲和与信任。

(2)强化用户管理，优化用户体验。科研档案管理的参与主体是科研档案管理集成服务平台的主要用户，科研档案管理应将用户管理从服务利用阶段提前，在科研活动与科研档案生成之前，就开始同步用户管理，通过对用户基本信息、利用需求、检索习惯等多方面信息的获取与分析，强化用户管理，以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利用服务，优化用户体验。此外，还可通过在集成服务平台增加讨论交流模块为用户与科研档案管理各方参与者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打通科研档案用户之间、科研档案管理者之间、科研档案用户与科研档案管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道，多方可就科学研究、科研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与利用进行便捷的交流与合作。具备交流与合作功能的集成服务平台，不再是单纯的科研档案收集管理平台或科研资源下载平台，而是成为用户或管理者经验与知识、想法与灵感的碰撞平台，可以激发用户或管理者平台使用动力，提高参与管理的主动性。

4结语

对数字管护与科研档案管理关系以及数字管护视域下科研档案创新建议的研究只是开始，数字管护视域下科研档案管理创新的很多细节性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未来的研究重点包括但不限于：科研档案管理跨界合作模式的构建、科研档案数据库资源建设对策研究、科研档案管理集成服务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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