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近现代面临的挑战与复兴之路
内容摘要儒学的复兴已经有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实践成果。儒学正在展示它深厚的潜能，并以后工业文明的柔和方式不断放射其启迪今人的智慧之光，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儒学的复兴是缓慢的，却是富有后续动力的，它不依赖外部的强力推进，主要依靠自身的东方德智魅力和社会的认同，以温和的姿态进入现代生活。但目前它的复兴还处在起步阶段，前面的路还很长，困难仍很多。
关键词儒学复兴明体达用挑战
作者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北京：100081)
儒学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中国历史上出现两次外来文化的大规模进入：一次是印度佛教的进入;另一次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全面进入。佛教的进入并未使中国佛教化，却成功实现了佛教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的儒学化、道学化。而西方文化的进入，情形有很大不同，不仅未能顺利实现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相反一度使中国文化西方化或边缘化，差一点中断了文化的血脉。而其中儒学的命运最为悲惨，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学在一段时间内被中国主流社会否定和抛弃，几乎丧失了栖身之所。这种差异的发生既有社会历史条件变迁的原因，也有文化自身发展起伏的缘故。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隋唐逐步中国化。其时中华帝国出现汉唐盛世，国强民富，在世界上是一流大国，对周边国家有很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作为汉唐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儒学正处于上升时期，对于统一国家的治理、社会道德的维持、文化教育的发展，发挥了主导、促进的作用，中国人充满了自信心。虽然其间有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以及儒学自身弊端的产生(如烦琐化、形式化)，但不足以抵消其辉煌，正宗地位并未动摇。中国人依托博厚的中华文化，迎接佛教的进入，少数人担忧甚至反佛，主流社会则积极接纳，一大批精英认真取经、译经、研经、释经，致力于儒、道、佛的融合，唐代执政者则确立三教并奖的文化政策，把佛教有效纳入社会调控和道德教化体系。中国并未因佛教的进入而改变其儒道互补的文化底色，却因吸收佛教而增大了文化的丰富性，儒学在佛教的激励下推陈出新，至宋代形成新儒家形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制度僵化，政治腐败，闭关自守，经济落后，民生凋敝，而统治者不思改革，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理学与礼教则由于丧失仁爱精神和过度政治化，成为统治者禁锢人心、扼杀生机的工具，有识者斥之为“以理杀人”(戴震语)，整个社会呈现“万马齐喑”的局面。鲁迅批判“礼教吃人”也是针对后期僵死的无仁之礼，没有人性的关怀，只有片面的等级服从，其余毒流传不绝。与此相反，西方工业文明蓬勃发展，工商经济创造出自然经济不可比拟的巨大生产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极大改善了人类物质生活条件;它所创建的民主与法治社会管理模式及自由、平等、人权、理性等价值理念，使人的自由度和创造力获得很大的解放，由于这些优越性，西方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引领世界潮流数百年。当它大规模进入中国之时，在中国人面前全方位显示了它的先进性，也凸显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陈旧落后，使得一批中国精英猛然惊醒，在感受西方列强侵略欺凌的切肤之痛的同时，不得不承认，要使中国由落后变先进，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向西方文化学习，实现“以夷制夷”的强国目标。他们也由此反省中华文化的不足，包括儒学的弊端，甚至出现矫枉过正的“全盘西化”的论调，出现为了救中华必须毁灭中华文化的偏激主义。从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看中西文化差异，是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即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差异。从文化相对论的观点看中西文化差异，是知性为主的文化与德性为主的文化的差异，是贵斗哲学为主的文化与贵和哲学为主的文化的差异。西方讲实力强国，中国讲礼让治国。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如孙中山所说：“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用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1]西方近现代文化具有刚健进取的特点，能量释放迅猛，对中国的冲击力很大。中华文化则具有柔和保守的特点，底蕴深厚但能量不会短期爆发，在西方文化咄咄逼人之势面前，只能采取守势，节节后退。
由此可见，儒学面临的挑战是空前严峻的，完全不同于佛教进入时的态势，可以说是一场生死考验。诚如贺麟所说：“西洋文化之输入，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则儒家思想便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开展。如不能经过此试验，渡过此关头，就会死亡，消灭，沉沦，永不能翻身。”[2]在这场文化考验面前，弘毅之士不乏其人，也有一些人丧失了民族文化自信心，并预言儒学将退出历史舞台。
西方文化对儒学冲击的两重性
儒学作为中华主流文化传承2000多年，为了适应宗法等级社会与多民族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它自身作过多次调整，不断有新学派产生。但它在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土壤里扎根太深，积淀起深厚的传统，它如何在全新的时代里继续生存，要做哪些大的改革，才能适应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的需要，单靠儒家开明派运用传统资源是很难完成这一艰巨历史任务的。西方文化的介入是儒学起死回生的外部关键因素。它把儒学逼到不革新就灭亡的关头，促使儒学界不能不作出深刻反省，在西方民主自由观的参照下，检讨在帝制政治扭曲中“三纲”说之陈腐与危害，破除等级观念与封建家长制，改变闭塞守旧心理，从儒学中拯救其仁学所展现的博爱、平等、兼通等合理内核及五常之德所包含的东方普遍伦理，以便于儒学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同时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创建儒学新的理论形态。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是儒学革新的代表，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当代儒学改革的先驱思想家。谭嗣同兼学中西，研究西洋政治、科学、历史、宗教，看重耶稣教，向往工商繁荣;对于儒学，则扬孟子而贬荀学，又推崇佛家与庄、墨之学，以开阔的视野观照儒学及其现实形态，故能看透礼教弊端，选取仁学精华。他集中攻击专制主义和三纲说，认为其残害百姓，毫无人理，故要冲决君主、伦常之网罗，争取人性之解放。他运用西方平等自由的理念提倡孔子的仁学，首标“仁”之新义：“仁以通为第一义”，把仁学引入现代文明的境界。“通之象为平等”，有四义：一曰“中外通”，“破闭关绝市”，通学、通政、通教、通商;二曰“上下通”;三曰“男女通”，皆用以破“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四曰“人我通”，破己与他的畛域。他认为打破闭塞，通商惠工、富国富民乃“相仁之道”。[3]谭嗣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最早的思想家，他的贡献不仅在揭露为专制政治扭曲化的儒学的腐朽危害，而且活用西方先进思想重新发现儒家仁学的核心价值，将其提升，并与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同时避免了国粹派的保守顽愚和西化派的民族虚无主义。
西方文化的蓬勃生发的超强势和中华文化背负因袭重担的固陋成鲜明对比。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成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中国文化生态发生质变，西方文化包括欧美文化和后来进入的苏联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成为主流文化，支配了思想和政治界人士;中华传统文化核心儒佛道三家被边缘化，至少在精英文化层面上被视为旧的保守的文化，退出中心舞台。其中儒学被进一步妖魔化，成为封建文化的同义语，成为文化革命的对象，“打倒孔家店”是先进青年中最时兴的口号。引领中国进步潮流的前沿思想家，大都主张以欧美为师，或者以俄为师，决心放弃儒学，扯下孔子这面文化大旗，在文化建设上另起炉灶。这种在社会革命中打倒古典人物、铲除古典文化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尚无先例。欧洲近代文艺复兴运动虽然猛烈批判基督教，但集中批判教会与保守神学，并不否定《圣经》，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则以复兴其思想为己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始终被推崇。英国没有人要打倒莎士比亚，俄国没有人要打倒托尔斯泰。即使近代最激进的人物也没有把当时社会的黑暗归咎于古典思想家。
独有中国不反思当代人做得如何，动不动把斗争矛头指向孔子，要他为2000多年后的中国的衰落负责，千方百计要把中华民族文化象征人物孔子加以丑化，使之丧失神圣性，不再有凝聚力，这等于丑化了中华文化，剪断了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导致中华民族遭遇空前严重的文化危机。胡适提倡全盘西化论，鲁迅把中华文明归结为“吃人”文化，陈独秀认为要提倡民主与科学便要反对孔教和旧伦理。各派代表人物都把矛头指向儒学，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此外，蔡元培在教育改革中废除读经，使新时代学子不再接受经典的熏陶，从而数典忘祖。一批颇有影响力的文化界进步人士提出汉字落后论、汉字取消论，推动汉字拉丁化运动。假如这场运动成功，中华古典文化包括儒学的传承必将因汉字载体的消失而断裂，汉族有可能由此而分崩离析。他们所做的已经超出文化改良的范围，在漂亮的革命口号之下，实际上是在挖掘中华文化的根系，扼杀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机，虽然他们主观上是为了救中国，恰好在客观上适应了西方帝国奴化中国、推行文化殖民的需要，其害莫大焉。建国以后，未停止过对儒学的讨伐，孔子成为反面教员。“文革”批孔达到极致，中国陷于浩劫，人们才开始觉醒，发现身处文化荒漠之中，已经满目疮痍了。幸亏中华文化在民众中根基深厚，生命力顽强，已溶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未被文化激进主义摧毁，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若其潜力稍弱，便被冲垮了。中华文化虽然根系不死，但遭到重创，在自觉的层面上被几代人冷落疏远，传统美德气息微弱，道德中国不复存在，人们不懂自己的文化经典而不以为耻，盲目崇洋风气盛行，其负面后果至今还在发生作用，而反传统的传统已形成巨大惯性，有些学人以现代化为理由继续热衷于反传统而不能自拔。
西方话语下的儒学研究
现代儒学研究超越传统经学以经解经的训诂之学、义理之学的窠臼而有新的格局，这要归功于西学的传入，它使中国学人转换了新的眼界和使用了新的方法，故而产生了新的学术。但是西学的理论方法亦有其局限性，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西方中心论的态度，不理解或曲解儒学。当西方话语笼罩中国、为中国学人采用而又不能中西融会贯通时，儒学重现在人们眼前的形象如同哈哈镜中的人物是可笑的和丑陋的。
第一，在单线进化论话语下，儒学被认为是比西方近现代思想低一级的、过时的学说，中华文化被认为是属于历史不属于现代的文化。早有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引进达尔文进化论，把“物竞天择”与社会进化联系起来，产生极大影响。后来胡适大力推崇达尔文与赫胥黎，认为社会的进步要靠生存竞争，赞美“适者生存”的所谓天演公例，而“适与不适”则要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加以检验，其结论是：中华传统文化导致中国落后，“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4]，因此必须全盘西化。在宗教文化上，西方宗教学进化论学派认为从原始巫术到多神教再到一神教是宗教进化的规律，因此中国各种多神宗教都比基督教低级，儒学没有脱离巫术色彩，也不高级。影响所及，民国年间的中国学界，一方面看好基督教，另一方面提出各种“宗教取代论”，认为儒、道、佛在未来文化建设中皆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第二，在科学主义话语下，儒学研究从探究生命智慧之学蜕变为属于工具理性的专业性学问，被认为不应发挥教化作用，只可成为纯知识系统。上世纪20年代有“科学与玄学”之争，张君劢认为科学研究客观规律，人生观则是主观的生活态度。丁文江则认为科学万能，那些不能辨别事实真伪的主观的自以为玄妙的各种人生观，包括儒学，都是应当扫除的玄学。胡适引进美国实验主义，认为科学就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他的整理国故，只是要按照西方科学研究模式把国学知识化、工具化，将其纳入西方近现代社会科学专业系列，不再视之为生命的学问，使其丧失养成人格、化民成俗的道德功能。
第三，在自由主义话语下，儒学被认为是阻碍民主、反对自由、维护专制的封建礼教。陈独秀倡言：“要拥护那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他认为儒者三纲之说是“奴隶道德”，所谓礼教乃是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与民主共和绝不相容[5]。鲁迅认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6]鲁迅反对儒学中庸之德，认为仁恕、宽容等说法，表面上调和、公允，实际上是姑息坏事、纵恶养奸，因此他主张痛打落水狗，直至临终也不讲宽恕别人的话。1980年代的《河殇》把儒学视作保守的内陆黄色文明的代表，是窒息民族生命的文化，反之代表海洋蓝色文明的西学则是值得中国人向往和学习的。还有人把儒学为主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归结为专制主义。这是全盘西化论在当代的新说法。
第四，在基督信仰话语下，儒学被认为是顺世的俗人伦理，缺乏宗教超越意识，不能为现代化提供动力。最典型的是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认为儒教否定彼岸，没有一神教外在超越的宗教精神，因而也缺少救世宗教用神圣性对世界进行理性的制约的功能。儒学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地适应世界，不能像新教伦理那样理性地把握世界，后者经由经济理性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结论是：儒教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7]。美国哈佛学派学者列文森著有《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认为儒学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庸”，它能成就社会的长期稳定，但缺乏与现实的张力，因而也没有活力，不能导致真正的社会变革。而中国现代性的社会大变革是在西方文化全面冲击下发生的。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儒教成为历史，不再有新的发展前景，中国传统文化将走进历史博物馆。上述观点在中国学界都颇有影响，甚至成为一种学术潮流，如1980年代金观涛抨击儒学采用的“超稳定结构”说，就来自列文森。
第五，在苏联式哲学话语下，儒学被支解，大部分学派成为唯心论。苏联日丹诺夫把哲学史简单化地归结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一段时间内它成为金科玉律，成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指导思想。用这种理论眼光考察儒学史，孔子的天命论和仁学，孟子的尽心知天说和养气说，都是唯心主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是神学目的论;程朱理学是客观唯心论;陆王心学是主观唯心论。总之，儒家哲学主脉都属于错误思想路线。只有荀子、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人的哲学才是唯物主义正确思想路线，不过都不彻底，有唯心主义杂质。这样一来，儒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正功能大部分被否定掉了。更为重要的是，儒学最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被日丹诺夫的理论框架剔除在外。用西方哲学的模式剪裁中国哲学的历史，不仅抹杀了中国哲学的特色，而且降低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即使找到一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也只能算是朴素的，发育不成熟的，无法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相比。更有甚者，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将中国人的主客统一的整体性思维称为服从互渗律的“原始思维”，处在很低的水平上。近有楚渔作《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落后，缺陷是模糊、混乱、僵化，导致中国人素质不高，造成近代落伍。此书一出，一些人便加以吹捧。可是思维模式很难改造，中国的现代化简直就没有希望了。此论不仅是布留尔的翻版，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自虐竟到如此程度。
第六，在源自苏联的“极左”政治话语下，儒学成为反动倒退的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指导下的“文革”中，“四人帮”把苏式阶级斗争学说与法家专制主义相结合，掀起疯狂的反孔批儒运动，吹捧法家是进步的主张革新的，指责儒家是保守的主张倒退的，认为反孔与尊孔是各个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儒家始终是社会进步的阻力，孔子是历代反动派的思想代表，是千古罪人。这场运动把反孔批儒的反传统思潮推向了顶点，也推向了极端，从而为物极必反、结束极端主义创造了条件。人们已经在承受“文革”造成的痛苦，又从“反孔批儒”运动中看到“四人帮”的不良用心和反人性的危害，接触到儒学“仁者爱人”、“和为贵”、“中庸之道”的思想，对儒学产生了亲近、认同之感，新的文化觉醒在逐渐出现。
第七，在西方文化话语下，出现了许多讨论儒学性质的话题，难以形成共识。例如儒学是否是哲学，是否是宗教，一直存在争论，其背后是西方哲学与宗教的概念在支配讨论，概念理解不同，结论也就不同。从西方发达的宇宙论和知识论看儒学，儒学便不像哲学，只是一种伦理学说而已，只有老子和道家略为接近哲学。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观与救赎论看儒学，儒学便不是宗教;但从西方学者提出的“宗教性”[8]与“终极关怀”[9]作为衡量宗教的标准，则儒学便可视为宗教。如果儒学是宗教，那么其性能又如何评价?从基督教的超越主义看，“儒学是宗教”便意味着它同样具有超越精神，是一种高层次的思想文化。从苏联的“宗教鸦片基石论”看，“儒学是宗教”便意味着它是麻痹人民斗争意志的工具，是坏的需要否定的学说。出现这种情况，是简单套用西方话语和观点造成的。对于用西方文化的概念套用于东方和中国思想文化，早有人提出异议，并试图加以突破。如欧阳竞无提出“佛学非宗教非哲学”[10]，汤用彤则说“佛学亦宗教亦哲学”[11]，两位先生不拒绝使用西方概念，又不受其限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儒学非哲学非宗教，有哲学有宗教》，讨论儒学是什么样的学问，指出：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当代中国人起初只能通过西方的理念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不得不把本来是包含社会人生多方面内涵、具有综合性思想体系的儒学及佛学、道学纳入“中国哲学史”范围加以说明，结果是削足适履，写出来的书，儒不像儒，佛不像佛，道不像道。西方话语有一部分已成为普世性主流话语，我们应当接纳和使用，使其成为现代汉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儒学现代转型所必需的。但使用时不能抹杀中国文化的特点，否则将扭曲中华思想包括儒学。
儒学复兴的转机
儒学衰落的命运到1980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转机，因为时代条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其一，中国结束“文革”，打破自我封闭，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层面引进世界市场机制，在政治层面确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层面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民族复兴融为一体。30多年的发展，成就巨大，世人瞩目。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比西方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危机，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又成为美元最大持有国，帮助西方走出危机，令世界震惊。同时中华文化地位上升，孔子恢复正面形象，重新受到尊敬。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同时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也在增强。事实证明，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可以同步进行，学习外国与发扬传统能够互相结合，文化激进主义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儒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成为一种文化资源，成为一种精神动力，成为一种生存土壤，成为一种民族纽带，成为一种道德保障，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儒学也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重新解释和筛选，被有效发掘和提炼，被注入新鲜血液而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被纳入现代信息网络而加快了在中国和世界的传播。
其二，东亚群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的崛起，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快速发展，显示了儒学文化圈的潜力和优势，破除了“韦伯偏见”，用事实证明，儒学不是现代化的阻力而是助力。它的博施济众的社会关怀，己立立人、不欲勿施的人我观，见利思义、取之有道的义利观，重视教育和人格养成的人才观，强调人际和谐与生态和谐的贵和论，都与现代文明相一致，体现出博爱、平等、公平、正义、人本、和平的精神，能够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育、民主与法制不断进步，素质教育发展壮大，为现代化事业提供必要的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诚然，东亚的崛起，学习吸收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和现代管理经验，积极引进西方雄厚资金和先进科学技术，起了重大作用。但东亚崛起如此之快，发展活力如此充沛，社会特色如此显著，不能不令人把它与东方文化和儒学底色联系起来，各国有识之士，纷纷把眼光投向东方，研究东方的经验，重新评估儒学的当代价值。
其三，西方文化出现了真正严重的危机。苏联解体，美国学者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充满自信地宣布，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模式是人类的最后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已经终结。可是不出10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临，它是西方经济模式内在弊端在亚洲的一次暴露。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在国际上的单边主义所激化的民族宗教矛盾，孳生出暴力恐怖主义，给美国本土的安全带来严重破坏。接着是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造成大批平民死伤，美国在亚洲陷于泥潭不能自拔。人们也在拷问美英等国，在强权横行下，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影子在哪里?从2008年下半年起，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不仅使人们对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及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提出责难，而且连带西方的文化及价值观也遭到质疑。美国是民主国家么?是民众当家、法律管用还是金融资本集团有超级权威?社会过度消费与借钱过日子能持续发展么?靠美元帝国对世界的盘剥维持一国高消费的美国，已陷于空前庞大的债务危机。近期以来，希腊债务危机正在引起整个欧洲共同体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危机，福利国家的神话正在破产。墨西哥湾海底钻井严重漏油事件造成从未有过的海洋生态灾难，地球血管被野蛮刺穿，流血不止。资本的贪婪不仅危害民生、破坏环境，还造就了日益功利化的社会，使人欲横流，人性堕落。个人主义和放大的自私民族主义及崇信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固然有激励个人和民族奋发向上的功能，同时带来蛮横和残酷，成为社会犯罪和民族压迫的思想基础，威胁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表明，在美国长期占思想支配地位的斗争哲学仍然有很大市场，它习惯于用对抗的眼光看待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而要改变这种思维惯性是不容易的。然而，西方文化没有管理好自己的社会，更没有引导好世界的潮流，各种全球性的危机正在加剧，人类前途堪可忧虑，因此世界上对西方主流文化批评的声音不断在增强。
由于西方文化的光环大大消退，越来越多的人转而向东方文化和儒学中寻找补救的智慧，重新发现了孔子的伟大，重新发现了儒学的价值，孔子在世界上的地位空前提高，2009年秋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便是显例。
其四，话语的突破已成普遍之势。单线进化论已被多线进化论和文化相对论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欧洲文化中心论也逐渐过时。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明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能彼此取代，却可以互相学习。科学是必需的，科学万能却是错误的。科学主义已遭到国际学界强烈批评，在国内的市场也大大缩小了。科学属于工具理性，不能取代体现价值理想的人文，而且要用人文为之导向。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没有真切体认，只用科学理性，不能真正把握。自由主义只讲个体的权利，不讲社会的责任，在群己关系上有极大的片面性，也不符合人类进化的历史;如果整个民族没有自由，个人自由也就无从说起，所以民主、自由与人权必须包括群体的权益，而这正是儒学的优势所在，它要把“成己”与“成物”结合起来。基督教的话语体现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并不都适合东方和中国。没有基督教上帝观的儒学并非没有超越意识和人文理想，它的圣贤观是一种内在的超越，虽然不像基督教信仰那样能够激发人的强烈的神圣情感，却能够避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偏执和对异端的排斥，同时保持着人文关怀，把“极高明”(理想)与“道中庸”(现实)有机结合起来。至于前苏联教科书式的哲学话语，已被中国学界大多数学者视为教条而加以抛弃。这些教条不能展示中国哲学的特色和光彩，却使中国哲学变得毫无生气，甚至被肢解，因此在总体上不可取。“文革”中反孔批儒的极左政治话语，随着“文革”的结束和被彻底否定而退出历史舞台，人们从“四人帮”身上看到了货真价实的封建糟粕，反衬出儒学的真价值，打破了“反孔进步，尊孔倒退”的流行多年的成见，促使人们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学。人们开始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用适合儒学思想特色的语言和方法，来研究儒学，学术面貌随即改观。
其五，儒学研究步入理性时代。激情澎湃的批孔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文化激进主义仍有余绪，但不再左右社会，中国文化研究呈现开放的多元化趋势。儒学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思想文化体系，必须多学科、多视角加以研究，才能揭示其丰富内涵，用一种理论模式就想穷其底蕴、求其定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中国人而言，研究儒学不是单纯的学术工作，还是传承民族文化、使之发扬光大的一项神圣事业。在研究途径与方法上日益呈现出多样性特点，其中“返本开新”与“综合创新”(张岱年语)正成为主流学术思潮。“返本开新”是回归本源，接续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然后开拓更新，使创新文化真正生根开花;而弃本开新所开出的新文化往往漂浮时髦，不能持久。“综合创新”是在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加以创造，主要是融合中西文化，建设当代文化，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就儒学研究而言，民国与港台新儒家正在走这条路，当前中国大陆学人也在走这条路而具体途径各有不同。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思想与政治批判，传统儒学的精华与糟粕已然分得清楚，持全盘肯定论和全盘否定论的人只是极少数。无论是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需要出发，还是从民族文化重建的需要出发;无论是从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出发，还是从世界文明转型的需要出发，历史上儒学有过的“三纲五常”形态中，“三纲”确已过时，“五常”仍不可弃;从儒学丰富的思想资源里筛选、提炼具有符合今日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与智慧，寻找、阐扬具有全球意义的普世价值，乃是学者的责任。儒学的继承与创新，关键在于“推陈出新”，在于转化传统，使儒学具有新的体系，新的形态。而在研究儒学的指导思想上，必须做到吸收西学又超越西学，形成概念与话语的中西双向诠释与互补。
儒学可以为当代人类提供什么新思想
西方文化为人类提供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理性等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已为人类大多数所认可。但是，第一，这些普世价值建立在个人权益必须得到社会保证的基础上，出发点是个体;第二，它缺乏从社会群体出发协调人群关系的原则，例如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相处的文明原则;第三，它重权利而轻义务和责任，因此没有底线道德要求;第四，它的具体实践形态因地因族而异，彼此不能照搬;第五，它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往往出现价值的双重标准，形成自相矛盾。这些普世价值是现代文明所必须的，又不是实现现代文明所充分的，必须加以补充。对于现代文明和现代化要有新的解说，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除了工商业发达、科技进步、民主法制体系健全等项指标以外，一定要增加全球伦理和生态文明的指标。全球伦理用以处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文化之间的关系，形成最低限度的道德规则，以保证用文明的方式解决矛盾与争端，建设和谐世界，避免对抗与战争，确立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和共同市场正常运行所必需的世界新秩序。生态文明是比工业文明更高的文明形态，它要求：一方面，保护自然生态，改变以往工业文明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掠夺，避免发生人类毁灭的灾难，使发展与环境相协调;另一方面，保护文化生态，主要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与多样文化之间的和谐，避免文化趋同与文化对抗，使人类的文化有内在的活力。全球伦理与生态文明都是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能够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次人类文明的现代转型，在这次转型中儒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充实普世价值，提供“天人一体”、“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等儒学的核心价值，使其成为普世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天人一体”的思想把自然界与人连为一个整体，视为一大生命，人的作用是“赞天地之化育”，是“补天”，不是征服自然。“天下一家”的思想把人类看作一个大家庭，血肉相连，休戚与共，要像兄弟一样和谐相处，不应对抗和恶斗，这恰好符合今日地球村的要求。地球村实际上是“地球家”，地球是人类同居的家园，在全球化过程中人类已是如家庭般的命运共同体，相互依赖远大于彼此分歧。压迫别的民族就等于危害家庭、损害自己，没有胜者。“和而不同”的思想是承认差异、包容多样、互相尊重、和平共处，不迫人从己，不恃强凌弱，不用暴力解决矛盾，而主张和解、妥协，求同存异，交流合作。“和谐”应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其前提是尊重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抛弃社会达尔文主义，抛弃大民族主义，抛弃救世主代表心态。和则共赢，斗则俱伤。世界要和平发展，只能走“和而不同”这条路。儒学这几条价值理念要大力阐扬，使之成为国际通行话语。
儒家的中和之道能够抑制极端主义，促进当代温和主义流行。儒家的中和之道又称中庸之道，主张渐进改良，反对偏激行为;主张协调关系，反对冲突排他。在崇尚斗争的时代，它是不受重视甚至遭到否定的。而在由文明冲突走向文明对话的今天，在世界被各种极端主义(包括霸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所折磨而纷争不宁的时候，人们呼唤理性的温和主义，认为温和主义作为一种稳健的、包容的处世态度，有益于各种信仰和主义的健康化，有益于民族、国家、宗教关系的文明化，是值得提倡的。温和主义的特点，一是合情合理，顺应民心;二是尊重他者，主张和谐。孔子是温和主义的鼻祖，儒学的中和之道铸成中华民族改良渐进、温柔敦厚的品格。在中国，极端主义只能风行一时，不能持久生根，传统使然。由于中和之道影响深远，中国的崛起必然走和平的道路，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促和、调解的角色。世界上的主义繁盛，宗教众多，它是人类文化良性生态的体现。但是如果生长出极端主义，如同百花园中出现毒草，会危害百花的正常发育。多样性的文化只要是温和主义，世界和平就有保证。
充实社会主义内涵，使之摆脱苏联模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儒学的人本思想与贵和思想已经为中国社会主义者所吸收，纳入治国方略之中，形成“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重发展、重民生、重协调、重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产生出巨大的创造力，得到民众的真心拥护。儒学教育已在体制内外展开，儿童读经活动在各地蓬勃进行，中华传统美德(主要是儒家八德：忠、孝、诚、信、礼、义、廉、耻)教育在民间和大中小学取得丰硕成果。儒商文化受到企业界空前关注，正在推动经济伦理建设。儒学重新全面介入中国社会生活。
倡导道德社会、道德人生，抵消自我中心和物质主义，改变功利社会唯利是图、人情淡薄的畸形状态。儒学是伦理型的人学，崇尚道德理想主义，有重德治轻法治的倾向。但是针对今天道德沦丧的局面，儒家的求仁明德之学，其积极意义是主要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必须结合。仁、智、勇是健全人格三要素，而仁德第一，有仁德才有尊严，才能正确发挥才智和勇力。没有道德的社会是野蛮的社会，没有道德的人生是低俗的人生，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
儒学将在明体达用中复兴
儒学逐渐进入世界主流文化，成为国际政治与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话语，在文明对话、民族和解、政治谈判中，发挥显著作用。中国人要率先在国际事务中使用孔子和儒学的话语，表述和平外交政策与各种主张。孔子正在走向世界，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孔子的思想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也比较容易为他们所理解，因此进一步打破语言障碍，将儒家经典译成各国文字，大力推动儒学跨文化普及，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儒学将在促进世界和平中复兴，成为当代文明的一面旗帜。
儒学进一步与当代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相结合，一方面克服自身竞争意识和法治观念不强的弱点，另一方面弥补自由竞争和唯法主义所造成的不均、忘义、无德的弊病，促进经济伦理发育，提高社会公共关系道德化程度，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使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平稳有序。事实证明，儒学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它是动力和助力。韩国与台湾的经验已经证明儒学和儒商文化在东亚现代化模式中有积极作用，中国大陆的经验还将继续证明，儒学是东亚现代化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思想动力。放大一点说，儒学参与下的市场文化也会为世界经济克服各种危机提供借鉴。
儒学在中国与社会主义不断融合，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中心区。中国新时期的文化正在建设中，但新的主流文化尚未形成。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大起大落之后，儒学的不同层次有了变化：政治儒学已经衰落，学术儒学正在复苏，民俗儒学根基深厚，儒学仍然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中国新时期的新文化，将会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具有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文化，其中，社会主义文化、中华传统文化、西方优秀文化形成新的文化三角结构，彼此接近、吸收，使社会主义文化有了民族特色，使中华传统文化有了现代生气，使西方优秀文化有了中国形态，共同组成新文化核心地带。儒学将主要在道德与礼俗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实现社会风尚根本性好转，中国重新成为礼义之邦。
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层面出现新的学派、新的学说，既能够继承孔子的真精神，汇合历代大儒的深邃洞见，又能体现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广阔视野和中华复兴的新境界、新风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准和民族气派，超出民国新儒家的成就，也不同于港台新儒家，为中国学界所看重，并在国际儒学研究领域占有显著的一席之地，与西方汉学、西方哲学、西方宗教进行有效地对话和交流。在儒学理论创新过程中，涌现出一些一流学者，造就有影响力的当代儒学思想家，形成若干儒学研究重镇。
儒学落实在社会、学校和家庭教育中，逐渐培养出一大批有历史使命感、有道德操守、有健全人格、有专业技能的仁人志士，呈现出当代儒者刚健中正、温良俭让、知行合一的气象，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发挥榜样的作用，并通过他们的实践行为，向世人昭示儒学仁爱通和、至诚不息的精神，以扩大儒学的正面影响。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学的复兴要靠儒家式人物具有对社会的感召力和辐射力，这样的人物要尽可能多一些，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有，能取得普遍的尊敬，他们对儒学的推动远大于书本的作用。儒学必须进入课堂，又走出课堂，走进社会和人生，形成一支老、中、青、少前后相续的人才队伍，把传承和实践儒学的历史责任担当起来，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中流砥柱。
儒学的复兴已经有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不少实践成果。儒学正在展示它深厚的潜能，并以后工业文明的柔和方式不断放射其启迪今人的智慧之光，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儒学的复兴是缓慢的，却是富有后续动力的，它不依赖外部的强力推进，主要依靠自身的东方德智魅力和社会的认同，以温和的姿态进入现代生活。但目前它的复兴还处在起步阶段，前面的路还很长，困难仍很多。我们要抓住机遇，奋力开拓，少说空话，多做实事，团结更多的人，长期奋斗下去，路就会越走越宽。儒学将在造福社会过程中重生、成长、壮大，它必有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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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叶祝弟
作者：牟钟鉴
[摘 要]在现代中国的早期，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被较多地翻译和介绍给国人，对当时中国戏剧的发生和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相关研究尚未展开。文章通过梳理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在现代中国的译介概况，展开其影响的个案研究，力图呈现这一译介与影响的大致图景，探究其发生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意义。
[关键词]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现代中国;译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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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9-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及其对早期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研究”(18BWW081)
[作者简介]欧光安，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文学翻译。
一、引言
自11世纪诺曼人入侵不列颠岛之后，他们也逐渐向爱尔兰岛进据，当地的爱尔兰人自然不甘遭受奴役，冲突时有发生。17世纪，这种进据态势在克伦威尔率军进击爱尔兰时达到高潮，自此之后爱尔兰基本成为英国的占领之地。1800年《合并法案》(Union Act)通过，次年1月1日正式生效，自此爱尔兰正式成为英帝国的殖民地。然而崇尚心灵与自由的爱尔兰人从未放弃抵抗与争取独立的斗争，在19世纪中后叶终于汇成民族复兴的大潮。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等组织主张以武力等方式实现民族完全独立，而以帕内尔为首的部分国会议员则主张自治(Home Rule)。其中，以叶芝等为代表的文艺人士，力图复兴爱尔兰璀璨的文艺精神，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试图以文艺复兴的方式推动民族独立。道格拉斯·海德博士等人成立声势浩大的“盖尔语联盟”(The Gaelic League)，以保存和复兴爱尔兰民族语言与文化，格雷戈里夫人致力于搜集爱尔兰民间文学作品，为保存爱尔兰民间历史、文学和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这一彪炳史册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是戏剧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芝、辛格、格雷戈里夫人的戏剧让爱尔兰百姓或热血沸腾，或回首过往，或沉思文艺，或憧憬未来，成为当代世界文坛上的一枝奇葩，其影响不仅在于爱尔兰、英美等国，也因余上沅、田汉、郭沫若等留学青年的引介而波及到了中国。
余上沅与洪深等人因机缘凑泊，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美国名校，在此期间受戏剧专家乔治·贝克等人的影響，他们不仅接触到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还受其影响，在美国高校兴起演出国剧的热潮，并将这一热潮带回中国，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国剧运动”。田汉和郭沫若等人则留学日本，一方面受日本学者译介西方戏剧的影响，另一方面田汉、郭沫若的外文水平相当好(田汉留学时就读外文系，攻英文专业;郭沫若留学专业虽然是医学，但德语、英语是除主课之外的最重要必修课)，因此他们或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和认识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出于对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的喜爱，田汉翻译了辛格剧作《骑马下海的人们》(Riders to the Sea)、撰写了专著《爱尔兰近代剧概论》，郭沫若则翻译了辛格的所有6部戏剧。此外，由于多取材于现实主义题材，格雷戈里夫人的《月升》(The Rising of the Moon)等戏剧在现代中国被不断改编、改译，成为当时民族复兴戏剧运动中一个独特的存在。茅盾有感于时代的文艺发展，也翻译了格雷戈里夫人的《月升》以及叶芝的《沙漏》(The Hour-Glass)等戏剧。田汉和郭沫若等人的译介活动不仅向国人介绍了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还深刻影响了他们自身的文艺思想和戏剧创作。这种影响则直接对现代中国戏剧的发生和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推动了中国现代戏剧的进一步发展。
二、译介
1912年，离家私出的余上沅考入教会学校武昌文华书院，刻苦攻读8年，打下坚实的中英文基础。1920年经陈独秀介绍认识胡适，同年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1922年毕业后到清华学校工作，担任助教，1923年受学校部分公费资助以及同乡父执辈资助，留学美国。余上沅先后在匹茨堡卡内基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专攻戏剧，“立志成为献身戏剧艺术的专业人才，是中国赴美研读戏剧专业的首创者”[1](P346)。在卡内基大学的半年间，他不仅刻苦研读戏剧理论著作，也积极参加院系组织的戏剧实习演出和舞台管理。同年暑期，他在华盛顿国立图书馆研读各国戏剧理论著作，9月入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业为西洋戏剧文学。除研读戏剧研究著作与作品之外，他经常去学校附近观摩小剧场演出。1924年12月，余上沅与赵太侔、闻一多合作，自编自导自演英文戏剧《此恨绵绵》(又名《杨贵妃》，余上沅等国剧运动主将在后来的文章中更多使用这一名称)，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同期余上沅等人筹划组织中华戏剧改进社，试图以西方戏剧的影响改造中国传统戏剧。次年春，余上沅接受邀请，指导排演了英文戏剧《琵琶记》，也颇有影响。留美期间，余上沅即接触到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杨贵妃》的演出大受欢迎，他兴奋地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己“变成了沁孤(即辛格)”，而闻一多等人则变成了“叶芝”[2](P274)。这次演出之后，余上沅当即与友人决定回国后，“发起一个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式的‘国剧运动’”[3](P107)。因不愿改学它业，余上沅留美的资助中断，只好于1925年回国。1927年余上沅改译捷克戏剧家加贝克的《长生诀》，1929年翻译出版英国戏剧家巴雷的《可敬佩的克来敦》。1930年余上沅翻译了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作家檀塞尼爵士(Lord Dunsany)的独幕剧《丢了的礼帽》(The Lost Silk Hat，后来公演时改名《丢失的礼帽》)，这与当时其他译者偏爱翻译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大家如叶芝、辛格等颇为不同。1959年他出版美国戏剧研究和舞台指导专家乔治·贝克的论戏名著《戏剧技巧》(The Dramatic Technique，此书为一巨著，余上沅的汉语译文即将近500页)，余上沅在美留学时即已接触此书。虽然余上沅直接翻译的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作品只有一部，即《丢失的礼帽》，但毫无疑问，他的译介活动以及对“国剧运动”的倡导，其直接影响来源就是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戏剧大家洪深1920年留学哈佛大学时，也曾专习戏剧，其授课教师即为乔治·贝克。贝克教授在哈佛大学曾教授两门戏剧课——《各体戏剧》(The Forms of the Drama)和《莎士比亚时代之英国戏剧》(The Drama in England from 1590 to 1642)，前者之教材主要是教授所著之《戲剧技巧》一书，后者则使用教授所著另一书《戏剧家莎士比亚之发展历程》(The Development of Shakespeare as a Dramatist)。后者更富学术性，而前者更多的是实践，为此贝克教授还专门成立一个名为“47人剧团”的工作室，专门训练如何成为编剧、导演、舞台监督、演员、剧院管理人员等[4](P207-208)。1920年洪深特意从别处来到哈佛大学，专门跟从贝克教授修习戏剧。
与余上沅、洪深相近，田汉在留学日本时也以戏剧学习为其主要兴趣。1916年受其舅父资助，田汉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外语系，专习英文。田汉幼时即喜欢传统戏曲，后来在徐特立任校长的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时，开始接触外文与外国戏剧。留学日本时则更加专心于研读戏剧，不仅阅读原文作品，还尝试译介外国戏剧。田汉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主要分为两类----欧美文学作品与日本文学作品，单就欧美戏剧而言，田汉1920年1月翻译完成爱尔兰作家王尔德的独幕剧《莎乐美》(Salome)，1921年4月完成翻译莎翁悲剧《哈孟雷特》(Hamlet)，次年翻译完成莎翁另一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1928年初，田汉翻译完成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的五幕剧《檀泰琪儿之死》(La Mort de Tintagere)、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作家辛格的独幕剧《骑马下海的人们》，同年12月他翻译完成奥地利戏剧家施尼茨勒的独幕剧《最后的假面》(Die Letzeten Masken)。次年，上述三部戏剧以《檀泰琪儿之死》为题集中出版。同年，叶芝撰述出版《爱尔兰近代剧概论》一书，对爱尔兰当代戏剧做了全盘梳理，并重点论述了叶芝、格雷戈里夫人、辛格这三位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田汉不仅翻译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作品，还专门撰述著作对其进行绍介和评论，这在田汉本人著作以及现代戏剧著述中都是较为少见的。
与田汉相似，郭沫若也是在留学日本时对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发生了兴趣。早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留学时，郭沫若便已开始系统学习德文与英文，之后在九州大学学习时其兴趣已经趋向文学。在这期间，他经宗白华介绍，认识了田汉，自此他们关于外国文学尤其是外国戏剧的兴趣日益浓厚，他们互相写信讨论国内外文艺形势(三人的通信后来以《三叶集》为名出版)。1924年10月，郭沫若开始阅读辛格的戏剧，至1925年回国期间，开始翻译辛格的全部戏剧。1925年5月，郭沫若完成翻译辛格全部戏剧，并题名为《约翰沁孤的戏剧集》，在附录中他写有《译后》一文，对辛格戏剧进行评论。郭氏认为辛格的戏剧中充满了一种“幻灭的哀情”，这种哀情来自于人类，也来自于现实，当然辛格对于现实和人类并没有完全绝望。在郭沫若看来，辛格似乎没有展现其积极进取的精神，以鼓励读者去改造人类和显示，但他认为辛格至少在戏剧中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虚伪无情”的社会是值得改造的[5](P322)。该译作于1926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题目即按照郭氏原题，译者署名为郭鼎堂。
除上述译介外，对于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在现代中国的译介，茅盾著有《爱尔兰的新文学》一文，并翻译了格雷戈里夫人的6部戏剧如《市虎》(Spreading the News)等，以及叶芝的戏剧《沙漏》。赵景深在《作品与作家》一书的最后一节《最近的爱尔兰文学》中，对叶芝、辛格等作家及其作品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此外，格雷戈里夫人的戏剧如《月升》等被多次改译和改编。
三、影响
如上所述，一般认为“国剧运动”的兴起是直接受到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的影响所致。余上沅等人在留美期间，组织的中华戏剧改进社，就主张以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为楷模，以文化国家主义作为社团的主导思想，从而“立志建立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国戏剧”[6](P179)。余上沅在演出《杨贵妃》之后，记载自己和同仁们“发狂了，喝了个半醉”[2](P274)，并决定回国后展开“国剧运动”。同期参加这一运动的叶崇智则更为直接地指出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的影响，他认为爱尔兰复兴运动最显著的方面是戏剧，运动中爱尔兰作家们先有对民族历史的再认知，再有对民族文化的觉悟，而最终叶芝等人创办阿贝剧院兴起戏剧运动。
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对“国剧运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戏剧民族化、戏剧现代化与世界化等方面。爱尔兰戏剧运动其民族性主要体现在本土化的戏剧创作上，叶芝的《凯瑟琳女伯爵》(The Countess Cathleen)、《凯瑟琳·尼·胡力罕》(Cathleen Ni Houlihan)等戏剧取材本土传说，演出时激起了年轻人的爱国热情。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叶芝的《凯瑟琳女伯爵》是一出“血祭”作品，希望爱尔兰青年能像剧中的女主人公一样，“为爱尔兰的独立与复兴付出一切”[7](P172)。此外，辛格的《骑马下海的人们》表现了人与自然的斗争，格雷戈里夫人的《月升》等展现爱国情怀，成为国剧运动模仿的对象。为此，余上沅决定将中国传统戏曲作为新的民族戏剧的根基，因为传统戏曲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就像爱尔兰人演出爱尔兰作家写的爱尔兰戏剧一样，应该创作“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2](P2)。1925年5月，余上沅回国，7月在徐志摩和新月社支持下，准备创办北京艺术剧院，与闻一多等拟定《北京艺术剧院大纲》，后与赵太侔等组织“中国戏剧社”，主旨即在于研究戏剧，建设新的中国国剧。10月，余上沅在北京美术专科学校戏剧系任教授，讲授《现代戏剧艺术》，主要观点即以当代西方戏剧艺术改造传统的中国戏曲。次年6月，余上沅与徐志摩出版《剧刊》第一期，此后共同主编15期，《剧刊》因此成为“国剧运动”的核心阵地。1926年夏天，余上沅指导演出了戏剧系学生的第一次公演剧目，即田汉的《获虎之夜》。由此，留学美国的余上沅和留学日本的田汉因着同样以现代戏剧艺术改造中国传统戏剧的努力而“相逢”。同时爱尔兰戏剧运动重视戏剧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提出创作“富含爱尔兰语风格的英文”剧作，如此既能让普通爱尔兰民众欣赏，又能在伦敦等地的舞台上演。受此影响，余上沅等人在吸纳西方话剧写实手法的同时，注重批判地继承中华戏曲的程式化写意手法。1929年秋余上沅与赵元任、陈衡哲等人组织当时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的6名毕业生创办“北平小剧院”，这不能不说受到当时欧美小剧场运动以及叶芝等创办的“阿贝剧院”的影响。1930年3月，余上沅亲自导演格雷戈里夫人的《月亮上升》(即《月升》)，由学生排演，5月，他指导学生排演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家檀塞尼爵士的独幕剧《丢失的礼帽》。由此可知，无论是发动“国剧运动”，还是改译导演戏剧，余上沅深受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之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余上沅倡导的“国剧运动”，意图在西方戏剧的写实和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即创造一种新的具有世界化意识的戏剧。
这种写实和写意之间的矛盾和协调，在田汉的译介和创作中也较为突出。在翻译和介绍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时，田汉特别针对当时欧美评论界对叶芝戏剧的批评，指出叶芝戏剧与传统意义上的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不同，特质看重的是“情感与言语”。田汉认为叶芝戏剧中的思想是愛尔兰文学的精华，因此他更欣赏《虚无之国》(Where There Is Nothing)、《心向往之国》(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等戏剧，认为其中体现了凯尔特精神中对“自由心灵世界”的向往[8](P22)。尤其在评论《心向往之国》一剧时，他认为其中涌动着爱尔兰特有的“梦一般的情调与幻想”，这是读者尤其是外国读者不能不感叹的一种美。在评论《沙表》(即《沙漏》)一剧时，田汉再次点出叶芝戏剧与凯尔特精神的契合，认为只有不失去“直观与信仰”，就是生活中的智者。田汉认为叶芝戏剧《王的门限》(The King’s Threshold)中表现了“心灵的胜利”。这些评论显然是从审美的艺术功能来审视叶芝戏剧。但是田汉在翻译评论辛格作品时，却侧重探究其中的现实意义，如《骑马下海的人们》中“人与自然的斗争”，以及这种斗争体现的“败北的庄严”[8](P37)。在《爱尔兰近代剧概论》中，田汉反复提醒读者，辛格戏剧的伟大之处在于其题材的来源——辛格考察爱尔兰西部群岛和其它乡村时所作的游记。田汉的这种反复提醒，以及完全采用直译的方法来翻译《骑马下海的人们》，是田汉看重辛格戏剧中的现实主义的表现。综括可知，田汉看重叶芝戏剧中的审美、辛格戏剧中的现实功能，当然这并非截然的划分，而是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审美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也构成了田汉早期戏剧文艺思想的关键，对同期田汉创作的戏剧有着直接的影响。例如田汉改译的戏剧《卡门》，就展现了一个性格桀骜不驯、热情奔放的吉普赛女郎，这对于当时的观众而言，其形象有着鲜明的审美冲击。但同时，故事主人公的悲剧结局，并不再是对“灵与肉”的炫美爱情的过度歌颂，而是作者想要“藉外国故事来发挥革命情感来影响中国现实”[9](P84)。再例如田汉在写作《爱尔兰近代剧概论》时同期创作的戏剧《名优之死》，作者借主人公之口，控诉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但同时整部戏剧又充满了浓郁的诗情，在多个方面体现出审美的情绪。剧终时，主人公对社会最终产生“幻灭”的感觉，却同时又呼号自己的“灵受着肉的绞杀与合围”，因此田汉在表现现实的残酷时，自己也承认此剧“实深深地引着唯美主义的系统”[10](P439)。
这种“灵”与“肉”的纠缠，即审美与现实的互动，同样在郭沫若的外国文学译介中有所展示。如上所述，郭沫若是在留日期间关注到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这其中不乏田汉、宗白华等好友的影响。在评价辛格戏剧时，他说读者阅读辛格的剧作，全然不会觉得矜持或者不自然，因为辛格剧作中的人物都是活的，他们的心理、表情、性格等没有一点的虚假。郭沫若认为，辛格是把“写实主义的精神，彻底地应用在戏曲上而成功了的”[5](P323)。对于郭沫若而言，他最欣赏的爱尔兰文艺复兴作家是辛格。除了那种“写实主义”的精神之外，郭氏认为辛格的作品里有一种普遍的情调，一种平淡却又很精湛的情调，“颇像秋天的黄昏时在洁净的山崖下静静地流泻着的清泉”[11](P200)。辛格一生写有6部戏剧、2部关于爱尔兰西部群岛的游记，郭沫若将这6部戏剧全部译出，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学翻译史上辛格戏剧最全的译本。这次翻译对郭沫若本人的戏剧创作影响深远。就在译完《约翰沁孤的戏曲集》的次月，他创作出历史剧《聂嫈》。对于《聂嫈》这部历史剧，郭沫若曾经说这是自己“很得意”的一部作品，他尤其钟意该历史剧中的盲叟形象。他认为自己借那盲人艺术家吐露的情绪表达了自己心理最深处的情感，而那种心理“之得以具象化，却是受了爱尔兰作家约翰·沁孤的影响”[12](P243)。由此可知，郭沫若对于自己所受辛格的影响，以及所翻译的辛格戏剧作品，是相当认可的。辛格原剧中运用了不少爱尔兰西部岛民的方言，而郭沫若曾经一度想用中国地方方言来呈现这一特色，却最终没有实现，这是郭沫若唯一觉得遗憾的地方。
四、结语
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滥觞于爱尔兰文艺剧院，发展于爱尔兰国家剧场，定基于阿贝剧院。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希望复兴爱尔兰传统文化和民间精神，用本土化的创作来吸引群众，以文艺复兴的方式来推动民族的独立与复兴。爱尔兰戏剧运动对戏剧本土化、现代化和世界化的探索，在叶芝、辛格和格雷戈里夫人之间各有侧重[13](P27)，却毫无例外地影响了当时的世界文坛，通过现代留美、留日学生的译介而传播至中国。余上沅等人直接受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的影响，发动了影响深远的“国剧运动”。田汉被爱尔兰戏剧运动中审美与现实的互动触动，将“唯美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于自己的戏剧创作中。郭沫若欣赏辛格戏剧中那“流泻的清泉”一般的情调，从而创作出自己独树一帜的历史名剧。他们对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的翻译和评论，推动了现代中国戏剧的发生和发展，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参 考 文 献]
[1]上海艺术研究所话剧室，等.余上沅研究专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
[2]余上沅.国剧运动[M].上海：新月书店，1927.
[3]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4]吴宓.吴宓自编年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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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星亮.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思潮[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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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田汉.爱尔兰近代剧概论[M].上海：东南书店，1929.
[9]田本相，等.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田汉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0]田汉.田汉文集：第1卷[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11]傅勇林.郭沫若翻译研究[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
[12]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13]欧光安.主题·民族·身份——叶芝诗歌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
On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and Influence of Irish Renaissance Drama In Modern China
OU Guang-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3， China)
Key words： Irish Renaissance Drama; modern China;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nfluence
[責任编辑 张 驰]
作者：欧光安
摘 要：人性是人基于生存与发展的天然的心理倾向。群体、组织、国家与法律是人性演化、冲突与调适的必然产物。在国家体制下，人性受到保护的同时也受到抑制。民法以排斥国家权力的方法，在国家体制下开辟了人性解放的新天地;经济法则是在国家体制下民法第一次解放人性的基础上，为克服民法于人性解放方面的某些不足而构建起来的规则体系，是国家体制下人性的第二次解放与和谐调适。因此，尊重民法与经济法是明智政府达成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民法;经济法;人性;和谐
一部人类发展史，也就是人性的展开、冲突与调适的历史，也就是人性追求自我发展与解放的历史。正因为如此，“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科学，因为这些科学是在人类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是根据他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西方古典人文和近现代人文主义的实践已经证实：“人性问题是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起点。”[2]虽然法学研究者们并不人人都研究和认可法与人性的关系，但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常常有意或无意地会表现出人性，甚至追索到人性。其实，每个人的研究过程本身即摆脱不了他作为人所表现出的人性特征。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并不能从每一部法律或每一个法律部门中直接而明确地找到人性的确认规范与制度设计。比较而言，民法是直接确认、张扬与调适人性的一种法律;而经济法则是为弥补民法于人性张扬与调适方面之某些不足而形成的又一套规范体系。两者共同作用，以达人性之共同发展与和谐。
一、人性、国家和法律
人是最复杂的动物，人对于自身特性的了解和认识同样是十分复杂的。人性到底是指什么?有人说是人的本质;有人说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有人说是人的善恶;马克思、恩格斯说人的属性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而人的本质是社会属性。观点纷呈，争论不休，不仅难以统一，而且就连专门研究人性的学者们也很难对各种观点进行全部列举。
人性是人的本质的观点已经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初看起来似乎并无太大区别的两个概念，在一些学者的眼中却是如此的泾渭分明：“人性和人的本质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能混淆”，因为“人性指人所具有的多种属性，比如食欲、性欲、生欲，有理性、有思想、能劳动，会制造工具等，人的本质是指人所具有的，能将人和动物相互区别的属性。这两个概念都是用于说明人的，对人性的正确认识是正确认识人的本质的前提和基础，而对人性的本质的认识又是对人性的认识的发展和深化。”[3]看来，人性是人的本质的基础，人性的内涵比人的本质要宽得多。至于善恶，自人类文明史发端以来，似乎就成了人们研究人性的一种依归。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性善与人性恶几乎构成了人性论演化史上相互角逐的两大主流。然而，人性是客观的，善与恶本身却是人的一种主观评价与判断，且往往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评价，如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评价，好人对坏人的评价等。须知，人性不是依赖于人的主观评价而生长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是超越前人的。首先，他们对人的本质作了深刻而精辟的概括，这就是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也从不否认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因为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是人性中的最重要特征，但它绝不是人性的全部。这样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确是在区分了人的本质与人性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来讨论人的本质与人性的。他们在归纳人的本质时并不否认人性的其他内容。如他们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5]“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6]
实际上，人性是人基于生存与发展的天然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既包括了人的社会性也包括人的生物性，它决定了人的意志和行为，因而也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也就是说，人性是人作为人的天然本能，是人的一切活动和外部表征的内在根据。在以人为本的人文观念中，人之生存与发展的两大主题，可以说是对人性共同特征的高度概括。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将人之生存作为人性的起点，层层递进地往后推演，我们就不难看出，人性不外乎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生”，即生存之心理倾向。如吃、穿、住之心理需求。卢梭曾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应有的关怀。”[7]生存之需求与生存之欲望，是任何生物都必然具备的本能。人作为一种生物，求生是完成自己生命周期所必须具有的首要心理偏好，否则不仅不是人，也不是生物，甚至什么东西都不是。其二，“性”，即生命延续之心理倾向。也是人类持续存在的生理基础。生命诚有限，后续需繁衍，人就要“克隆”自我，繁衍后代，生生不息。其三，“群”，即人类渴望群体生活的心理。在人与自然界的斗争中，群体生活成了人类保存自己、走向强大的最佳手段。同时，人是最聪明的动物，也是情感最丰富的动物，只有在群体生活中，他们才能保存自己、表现自己和发挥自己。事实上，群体生活已经不仅是人的普遍心理需求，更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每个人都有天然地对群体的依赖心理，每个人也只有在群体中才被感知是人的存在。一个离开群体的与世隔绝的孤独者(永不再与群体联系)，一个出走后再无音讯的“鲁滨逊”(永不再回到群体中)，就可以不再被看作是人的存在了，甚至连最尊重人性的民法也会宣告其死亡。其四，“强”，即追求自身强健、壮大的心理倾向。生物的进化过程总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演绎，人既然作为一种生物，也就不能没有这种秉性。因此，在生存期间人不仅要求生存，还要追求生存的强大与完美。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之中，追求“出类拔萃”或“出人头地”之心理倾向，实乃生物竞争之内在驱动力。其五，“乐”，即自由、情感、舒适、消遣、快乐，甚至偷懒之心理倾向。很明显，这里的“乐”与人性的其他表现一样，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偷懒的心理是人的天性，只不过勤奋、成功与杰出的人对懒惰心理的抑制力要强一些而已。在这五性中，“生”是生物体存在的最起码条件，也是人生存的底线，因此可称为人性的第一生命线;“性”是生物体延续的底线，可称之为人性的第二生命线;“群”是生命的存在方式，是第一和第二生命线的外在表达，可以称为第三生命线;“强”和“乐”是前三条生命线的延长线，一般是在前三者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才去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人的这五种本性实际上是同时并存的，只是人的能力有限、条件各异，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能力的分配在这五性的满足中会有轻重缓急之分[需注意的是，人性的五种需求，虽与马斯洛之“需求层次”理论颇为相似，但其视角、内涵、归纳之方法及思考之目的又与马斯诺的理论有较大的区别。马斯诺在1943年出版的《人类激励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五个层次：(1)生理上的需要。这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包括饥、渴、衣、住、性等方面的要求。(2)安全上的需要。这是人类要求保障自身安全、摆脱事业和丧失财产威胁、避免职业病的侵袭、接触严酷的监督等方面的需要。(3)感情上的需要。这一层次的需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友爱的需要，即人人都需要伙伴之间、同事之间的关系融洽或保持友谊和忠诚;人人都希望得到爱情，希望爱别人，也渴望接受别人的爱;二是归属的需要，即人都有一种归属于一个群体的感情，希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并相互关心和照顾。(4)尊重的需要。即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要求个人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5)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它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将个人的能力发挥到最大程度，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是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
由于每一个人都要追求“生”、“性”、“群”、“强”、“乐”，在由个人组成的群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难以避免，因此，人性自然引申出的一个现象就是人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总会伴随着人性个体之间的竞争与冲突。而人性的张扬、冲突与调适正好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全部运动过程。特别是随着人类获取物质的手段的增强，人性在得到进一步张扬的同时，人类的竞争也会加剧。例如，当物质比以前丰富，第一和第二生命线得到了基本的甚至是完全的满足时，人性便会希望在生命延长线上求得张扬，竞争就会愈演愈烈。人类竞争的形式日益多样，但总的来讲，主要有三种：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斗争与战争。其中，最激烈的形式是战争。竞争的结果：一是会夸大人性恶的一面，人性常因竞争的刺激而受到扭曲;二是胜利者的人性得到充分张扬，而失败者的人性受到压抑，人性的发挥会出现差序;三是最激烈的竞争总会剥夺一部分人的生命，甚至可能导致群体和种族的灭绝。因此，人类的竞争是人性张扬的必然，而过度的竞争却又走向了反人性的一面。事实证明，人性的冲突在一定时期的确引起了人类的灾难，严重危及到人类的存在，从而与人性的基本要求相悖。在人类历史上，非正常死亡的人中，除基于自然灾害死去的人外，几乎都是因战争等人祸而引起的。从原始群落之间的残酷战争，到国家形成后的国内国外战争，战争几乎从未断绝。聪明无比而又深感困惑的人类于是开始寻求新的保护途径和方法——从保护人性出发，构建剥夺少部分人的人性、限制另一部分人的人性的群体、组织、政府、国家以及表彰这种保护的法律，因此，国家与法律的出现既是人性中“群”的要求，更是人性自我冲突、自我调适与自我保护的必然。
国家及法律对人性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对组织内部的人进行定位，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定位参与组织的活动(含竞争活动)，并在此定位下发挥自己的人性;抑制人性在社会中的侵犯性张扬(如抑制社会中的违法犯罪、平息内乱等);以法律的方式协调内部各种关系和纠纷，即协调群体内部人性竞争引发的冲突;利用群体组织抗拒自然灾害和抵抗外来入侵，保护本群体(本国)内人的生存、安全与和平生活。可以说，国家和法律主要通过保护一国之内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利益来保护人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性的大解放，它既使人类有了对“群”的依赖，又使人类获得了抗拒自然的组织力量，还使人类避免了无序的竞争、斗争、战争和自我毁灭。然而，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以及它们的法律在保护人性的同时，也是人性自我抑制的工具。它要剥夺、限制部分人的人格，主要是剥夺和限制被统治阶级的人格;要把建立并服从国家的人纳入国家等级体系，充分满足一部分人(如以皇帝为代表的上层)的个性，限制另一部分(如下层官僚与平民)的个性。这也是任何组织的共同特征——组织总是一个等级体系，组织也从来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工具。此外，它还可能异化为屠杀人类、灭绝人性的工具，如在国家体制下所发生的战争、种族屠杀等。
二、民法与人性的解放
自从有国家以来，不论奴隶制国家还是封建制国家，由于国家力量的太过强大和人们对国家的过分依赖，其对人性的保护作用因而被人为地放大了。“国家至上”逐渐成为社会的一个根本理念。与此相伴的是，国家在保护人性的同时更表现出对人性的轻视与肆虐：不可逾越的等级体系决定了人性压迫人性的格局，生杀予夺，恣意妄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国家体制下组织日益严密、工具日益先进、规模日益空前的人类战争则视人性为草芥，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难以摆脱历史长河中的腥风血雨。人类不得不思考：在国家体制存续的历史时期，人怎么样才能进一步解放与保护自己?人性解放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多从人文主义出发，主张天赋人权、平等、博爱与自由。这是在国家体制下要求人性解放的先声。其最大的成果，一是在国家体制中促成了比较人性化的民主政治;二是催生了近代市民社会领域中人文主义民法的诞生。由于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政治，虽然它给国家体制下的政治领域最大限度地输入了尊重人性的理念与制度安排，但是它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国家作为一种组织体所具有的天然的等级体系。因此，真正第一次在国家体制下彻底地实现人性解放理想的，是近现代民法。有学者作了这样的归结：“人文主义哲学、自由放任经济学、古典自然法学派三位一体的历史演进趋势最终导致民法领域的历史性革命”[8];“仔细考察可以发现，每一项民法制度的确立都可以从其立法背景或立法目的中找出或多或少的人性痕迹。一项民法制度如果在立法根本上违背了人性，那么，无论这一制度的逻辑多么合理、严谨，立法设计多么精妙绝伦，它都不可能为民事主体所接受，也就注定了不能长久存在。民法发展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其人性内涵的一次外化。”[9]
民法以市民社会为领域，刻意地绕开了国家权力及其对人性的等级安排。对民法理论产生深刻影响的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论以市场为分析的突破口,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主张严格区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界线，要求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井水不犯河水”，让市民社会完全超脱于国家组织体系并与国家体系作平行线运行。由于民法排除了国家权力，从而巧妙地为人性的解放开辟了“世外桃源”，终于找到了解放人性的一片蓝天。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近现代民法谱写了国家体制下人性第一次大解放的篇章。
在制度设计上，民法让每一个人真正成了独立、平等、自由和自主的人。民法通过人格制度，对人的生进行法律界定，即对人的出生、人的死亡等作出规定，目的在于把每一个自然人看成无差别的构成人类的最小单位，并将人区别于物;通过人格制度，确认人的生的法律表现方式，即民法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通过人格制度，赋予每一个人的生与存所必需的权利——人格权，包括生命、健康、自由、名誉、荣誉等权利等;通过人格制度，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张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自由的，而人与人之间相互是平等的。人格独立、人格平等、人身自由、意思自治，众多的民法原则正是民法对人性的准确反映。可以说，尊重每一个人是民法的起点，也是民法的终点，民法的人格制度是民法最大限度地尊重人性的最高表现。自国家和法律产生以来，近现代民法是第一种将每一个人当人看待的法律，这里没有奴隶或雇农，没有皇帝与贵族，高低贵贱、贫富强弱完全失去了意义。有人指出：“法国民法的最大贡献就是‘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而终于死亡’，每个人都一样。两百年以后我们发现法国民法典的这一意义继续存在。”[10]的确《法国民法典》第一次将法律人格加以抽象，赋予所有的“人”以同等的法律地位及法律人格，彻底打破传统的身份性立法以及等级秩序、差序人格，而基于平等的法律人格，每一位民事主体均得以自由意志创设、变更或消灭一定的法律关系，以实现内在之愿望、获得应有之权益，从而开创了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历史先河。总之，如果我们在研读民法时仔细体味民法的人格制度，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听不到来自民法规范背后的人文宣言：人就是人!
同时，民法也为人性的持续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物权制度不仅允许每个人拥有自己的物质资源，而且保障这种拥有的绝对安全。尤其是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的确立，排除了几乎“无所不能”的政治国家对人的私产的威胁。私产的严格保护既有利于人生存之保障，也有利于激励人们张扬人性以创造财富，还有利于财富的最经济和最高效利用。债权制度以物权制度为基础，源于物权制度，但又独立于物权制度。通过债权制度，人可以交换财产，以相互调剂短缺;可以订立旅行、娱乐、立体等合约，以满足人的消费需要;可以作为取得财产的最重要的途径，如通过雇佣合同获得薪金收益，而获取薪金是近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生计来源。知识产权比较特殊，但从人性之角度考察，却属正常：人是最聪明的动物，其中最聪明的人在展现自己人性的同时，可能会有助于全体人性的发挥，因此，聪明的人类激励聪明的人，自在情理之中;同时，在民法中，知识产权既包含人身权也含有财产权，因此它还被看作是获得财富的又一个渠道。需说明的是，在研究民法的过程中，长期以来均有相当部分的学者认为民法是商品经济法，也有的学者认为整个民法就是财产法。
笔者认为，民法不是不可以从经济的角度加以研究，且就经济角度观之，民法的确反映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要求，但是，这种反映仅仅是民法在反映人性时客观上与商品经济规律发生了契合而已。换言之，民法可以反映商品经济的一般条件并不是民法自身的目的，其本源性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在国家体制下的人性解放宣言。民法就是“市民大宪章”，而不称其为“市场大宪章”。只看到了民法制度的表象，民法是“市场大宪章”的观点不仅不能合理解释人格权制度、婚姻家庭制度，而且根本忽视了民法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人性本旨。这一观点的盛行，可能导致民法精神的庸俗化，将至高无上的人看成“经济人”，将以人为本替换为以钱为本，甚至人身伤害、精神损害赔偿，也被看成是商品交换的特殊方式，适用“等价有偿”的交易规则;按此思路，民法中一切高尚的制度都成了有关“铜钱”的规则，其应有之人性将受到极大的蔑视。目前我国一些学者提出的影响较大的几个民法典草案，多数竟然抹去了民法中的人，没有专门的人格权篇，可能就是这种理念下产生的一大悲哀。
民法也为人性之延续作了周密的制度安排。人之“性”，是人性的第二生命线，实际上是人生存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没有“性”，人也就无法找到自己的从前、现在和未来(也许只能在地球上已经绝种的人类化石而已)。民法的婚姻制度是人建立亲情、延续后代的制度基础。依据人类的价值尺度来判断，只有自由、自主的婚姻才是尊重人性的合理婚姻，故婚姻法于人之“性”的方面，率先保障人的婚姻自由。家庭制度则是在婚姻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家庭成员之间的道德与感情、权利与义务以及它们的运行法则，目的在于使家庭内人际之间、代际之间具有良好的平等、和平和温情的生存条件和气氛，老有所终，幼有所长，万世传承。至于继承制度，一方面它是物权、知识产权存续的必然衍生物;另一方面它又是婚姻家庭制度的自然延伸，因此，婚姻家庭制度，是人性第二生命线的法律运行与保障模式。
人离不开群体生活，每一个人只有置身于社会中才会感觉到人的存在意义;因此，民法还规定了“群”的基本形式及其内外部关系。民法对“群”的确认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婚姻、家庭的确认，这是“群”的最小单位;二是法人制度的伟大创造，即民法通过法律的人工拟制，确认了家庭以外的更高级的“群”的单位，甚至国家组织体系也被纳入了法人的范畴;三是安排了家庭、法人的内外部关系，即，三个内部关系——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法人内部成员之间及法人内部成员与法人之间的关系;四个外部关系——家庭与家庭间的关系(包括相邻关系)，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关系，家庭与法人之间的关系，家庭、法人与其外部的自然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群”的集合构成人类社会，因而民法所设计的“群”的内外部关系，实际上构成了整个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体系。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一提到法人，人们容易想到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容易把这些营利法人(赚钱的“机器”)看成是法人制度的全部，容易回到民法是商品经济法或财产法的观念上去。殊不知，当初法人制度的确立，并不主要是针对商事法人，而是全面针对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团法人及国家法人的。法人制度的确立，目的是要找到“群”的人格，从而为其权利设定范围，为其责任找到归属，既保护法人内部的个人，使之免受法人责任之牵连;也保护法人外部的个人，使之在与“群”的交往中受到保护，在受到“群”的侵犯时能够得到法律的救济。就此意义上，有人认为民法根本不同于商法，虽然商法适用民法的规则，但商法却是典型的专门化的商品经济法、财产运行法或“金钱游戏法”。笔者认为所言极是。试问：在世上有多少自然人与法人?其中又有多少数量或有多大的比例在专门从事商事活动?在当今整个世俗社会的弊端，就是法人制度连同我们的民法都被“钱”字所淹没，市民法成了“市场法”，民法的精神被极大地扭曲与玷污了。
此外，民法为人性之“强”与“乐”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和激励机制。人性的发挥，总伴生着人性的竞争。“强”，正是人性成长之自然渴望;“乐”，是人性得到满足的较高境界。民法主张人性平等，为人之争强提供了统一的起点;民法主张人身自由、意思自治，为人们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婚姻家庭制度为人们开辟了享受爱情、亲情、天伦之乐的保障;物权、知识产权和继承权为人们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和积聚财富的激励机制;债权为人们的消费与娱乐提供了最基本的途径。
民法还对人性的张扬设定了界线。人性的张扬总是开放的，但如果失去约束，人性恶的一面就会被放大而无限膨胀。历史上奴隶制、专制与法西斯主义的残暴即是法律对君主人格的无限放任所致。因此，民法不能不顾及对个体人性的适当抑制。这些抑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每一个人必须以和平的方式发挥自己的人性，行使自己的权利;二是行使权利须符合法律与社会公序良俗(道德);三是行使权利时侵害他人的权利，须自己承担法律上的责任。总之，民法是自国家产生以来，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后，第一次巧妙地找到的人性解放的新方法，是人性解放的法律宣言;它为个体人性的充分发挥和人类的共生共存奠定了法律基础。
三、经济法与人性之调适
民法也并非万能的。我们在看到民法于充分尊重人性、发挥人性方面建立的不朽奇功的同时，也要看到民法在人性解放方面的不足。民法于人性方面的不足，主要体现在：首先，民法在赋予每一个人平等的地位和同等的自我发展机会时，有意隐去了人性的个体差异，因而其追求的是典型的“形式公平”。 表面上，民法追求人人平等，但实际上对于个体能力弱、环境条件差、拥有财富少的人而言，总会在平等的旗帜下，享有与其他人不平等的地位。其次，民法的一些制度在激励人性发挥的同时，也加大了人性的个体差异。较为典型的是继承制度。继承制度一方面激励人们创造和积聚财富;但另一方面，在继承人那里，却因被继承人的财产多寡而造成物质条件上的“先天”性差距。表面上平等的物权、知识产权制度，由于继承制度功能的发挥，而使得权利主体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存在着“起点的不一致”。再者，假如每一个人在出生时即拥有完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由于个体人性的差异，按照民法之规则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个体的能力、财富及地位就会拉开距离。可以说，试图塑造公平社会的民法制度终究可能培育出不公平的社会;而随着不公平的加剧，一部分人性压制另一部分人性的局面将无法避免。还有，除了在权利能力(如无行为能力人的代理)、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中对弱者有所照顾以及通过赠与、慈善事业的推进救助弱者以外，民法少有对弱者的强制性帮助制度。特别是，在目前人类的主要活动还停留于谋生阶段的背景下，民法规则一旦运用到经济领域，经济生活就会变得如此重要，以至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大为泛滥，即使并不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大多数自然人与法人也被强行纳入到“经济人”的范畴，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信息封锁、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及道德沦丧之局面，势必难以避免;而“经济人”之间的竞争，基于优胜劣汰，财富、地位必然向少数胜利者手中集中。人与人之间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不平等：垄断经营者左右其他经营者、生产者控制消费者、富人摆布穷人、商人统治市民的格局开始形成，市民社会的等级体系悄然而生。从此，由“市场失灵”引致的“民法失灵”，也就在所难免。[时下，我们常常听说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但很少听说过“民法失灵”。笔者认为，按“失灵”本身的含义加以理解，“民法失灵”的提法也是能够成立的。“民法失灵”有两层含义：首先，“民法失灵”之根源在于民法对人性保护之不足，其在市场中的表象为“市场失灵”，实质上民法为了保障人性而设计的平等与自由规则在现实生活中运行的总趋势是使个体人性重新陷入事实上的不平等与不自由状态;其次，民法为保障人性所设计的制度与规则，按照制度设计的自身逻辑，又无法阻止前述情形的发生，也无法消除此种情形带来的不良后果。此外，笔者提出“民法失灵”的目的并不是要否认民法的意义，而仅仅在于指出民法在关注人性解放的同时还有一定的不足。就此意义上，经济法是民法精神的延续与补充;经济法的目的是通过克服市场失灵，保障民法运行的社会环境;只有两者同时并存并共同发挥作用，才能达致人性之和谐，进而实现社会之和谐。]
在传统的法学中，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划分法，将人类社会中的法律切割为界线分明的两大版块。特别是公法与私法平行运行，互不相干，使得民法失灵的问题既无法从民法中找到现成的解决方案，也无法从传统公法中找到现成的补救措施。经济法是在市场失灵与民法失灵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历史使命就是要在保持民法固有机制、维持其人性解放成果的基础上，矫正民法规则下人性运动的变异，并解决这种变异引发的诸种社会问题。因此，经济法是不同于传统公法与私法的全新法律(在我国法学界有“第三法域”之称)，其理论基础与制度安排都必须依赖于人类的创新。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经济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转变观念、创新制度，开拓新的人性发展道路，谋求新的人性秩序：
其一，以实质公平为价值取向，弥补形式公平的不足。为弥补民法的形式公平及其缺陷，经济法承认个体差异，针对不同秉赋、不同能力、不同条件的人设计不同的权利与规则，目的在于谋求人与人之间的实质公平。实质公平包括起点的实质公平与结果的实质公平。起点的实质公平就是要根据个体的不同能力、不同地位等将人作一定的类的区分，同一类别的人在交往与竞争中享有完全相同的法律权利;不同类别的人在交往与竞争中，则享有不同的法律权利。典型的例证是，经营者类别的人在相互的经济往来中，适用民法中的合同制度，双方的法律权利是相同的;而经营者类别与消费者类别交往时，基于两者在经济实力、信息拥有、市场把握和专门知识方面的巨大差异，适用专门的消费者保护法，对双方的权利做了“不对等”的设计，其要旨在于使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不至于在民法“地位平等”、“合同自由”、“意思自治”的旗帜下，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即使在经营者类中，因为经济实力的过分悬殊，也还可进一步分类——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经济法宣告那些足以左右其他经营者、左右消费者的垄断为非法，即是对经营者之间起点不公平的一种补救。就一般来说，经济法对人所作的分类，层次越细，实质公平的实现程度就越高。结果的实质公平则是据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法则对强者与弱者所拥有的地位、财富等所作的平衡。其主旨是满足人性的第一需要，保障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基本条件。社会保障制度、弱势群体保护制度是结果公平最为典型的体现。当然，结果公平是有限的，目前它只能做到保障“人人能够生存”，而不能做到“人人得到幸福与快乐”。由此可见，民法上的公平是一种不承认个性差别的“形式公平”;经济法上的公平是以承认个性差别为前提的“实质公平”。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民法要求所有的人站到一条起跑线上起跑;经济法则将所有的人分为老年组、中年组、青年组，要求不同的组站到一条起跑线上起跑。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经济法的理念中人与人是有差别的，但每个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权、财产权、安全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法律不仅要保护那些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也要保护弱者的权利”——经济法“以现实的不平等为基础建立其公平体系”[11]。
其二，以社会利益为本位，革除个人本位之弊端。民法是个人本位法。的确，每个人如果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就会达到最大化。然而，事实证明，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人性的特征决定了每个人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过程也就是与他人能力的发挥进行竞争的过程;而且，个人能力的发挥常常会与群体的利益发生冲突。虽然民法对他人及群体利益有所关照，有行使权利不得损害他人权利、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等规定，但就现代生活的经验来看，民法对于作为群体利益表现方式之一的社会公共利益，重视得还很不够。经济法承认个人利益，但同时主张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意在既保障个性的张扬，又保障人性的共生共存。较为典型的是，经济学上的“外部性理论”为经济法在这一方面的制度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在允许有能力的人开办公司的同时，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法律义务，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公共安全(如食品、药品、危险品的安全)、劳动安全、环境安全、卫生安全、资源保护、生态维系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领域，最终成了经济法的追求目标与制度设计。在这些制度下，个性的张扬受到了相对的制约，人类共生共存的条件得以改善。
其三，以市场安全为目标，减轻个人安全目标之负效应。在笔者看来，虽然民法的规则应用于经济领域，但民法并不仅仅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法，而主要是人性解放之法。然而，依据民法基本规则而形成的商法，则是典型的商品经济法。商法将民法追求个人人身与财产安全的目标于商事领域展开与光大。私人权利，特别是私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既是商法中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也是商事领域最根本的激励机制。但是民法也好，商法也好，都没有充分注意到市场体制中的另一种安全，这就是超越于私人安全而又从根本上影响私人安全的市场整体安全。市场安全问题发端于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与缺陷。如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整个市场的盲目与无序，可能导致整个市场的崩溃，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有鉴于此，经济法设计了宏观调控制度，以公权的方法和私权的方法预防、克服或消除市场运行中的风险。如国家为避免市场的盲目性，通过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安排或引导市场的发展;通过价格的宏观调控稳定物价和抑制通货膨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平衡社会供求关系;通过金融控制稳定虚拟经济市场;等等。这些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保障市场的健康、高效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经济法并不否认私人权利的神圣;恰恰相反，经济法不仅承认和维护民法中的个人安全，而且通过对私人安全与整个市场安全的协调，在保障市场安全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私人安全。
其四，以人类共同发展观为依归，克服个性发展观的局限。以发展观角度考之，民法主张个性的独立与自由发展，因而奉行的是一种典型的个性发展观。个性发展观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只是对那些个体能力弱、环境条件差的人而言，个性发展观不能给予他们相应的看顾。长此以往，两极分化将日益严重，强弱贫富之矛盾将日益尖锐。经济法针对这些矛盾，以人类共同发展观为价值取向，以制度构建的方式协调强弱关系、贫富关系。首先，经济法平衡人际间的两极分化。经济法要保护弱者，关心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如对消费者群体、劳动者群体、失业群体、老年群体和残疾人群体的特殊照顾。其次，经济法注意平衡地区间的两极分化。从根本上说，地区差异也是人性发展不平衡的一种表现方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之间，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环境，相距甚远;就此观之，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十分必要与及时的。再次，经济法关注代际之间的公平。这是近年来经济法为回应可持续发展理论而呈现出的又一个追求人类共同发展目标的新趋势。为了保证后代人的利益，要求当代人节约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生态，让后代人能与当代人平等地拥有世界。可以说，注重代际公平是经济法将人文精神推向纵深的又一个标志，其意义在于它从历史纵向的角度维护了未来人的人性张扬。
其五，以国家权力干预为手段，补救私法自治之不足。民法排斥国家权力，倡导市民社会中的平等、自由和意思自治;民法的规则就是市民社会私法自治的规则;权利的取得、行使和保护，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经济法则与此不同，它借用国家权力，将正义延伸到权利的分配过程，对分配中的悬殊、贫富等等进行一定的平衡，使权利的分配趋于实质公平，改变民法条件下纯粹“任其自然”的权利分配局面，实现人人都有生存的平等机会、人人都有生存的基本条件的人性目标。例如，通过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对社会财富进行第二次分配;通过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扶持，实现贫富之间的分配公平。同时，经济法借用国家权力，对权利的行使进行监督和干预，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市场的总体安全。在私法自治的局面下，权利的行使完全是私人的自由，这不能顾及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安全(包括市场安全);但在经济法中，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通过反不正当竞争与反垄断，通过实施环境生态法，既保障多数人的私人利益，也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安全。此外，经济法借用国家力量，普遍采用行政监管措施，监督私人权利的行使，制约市民社会中的不法行为，并创设行政救济体系。这些举措改变了私法自治下只能事后救济、只能依靠受害人个人救济、只能取决于受害人的自愿(不告不理)、主要只是财产责任以及主要要通过冗长的诉讼程序等的权利救济局面，使得私权的保护更加主动、及时、彻底和有效。最后，经济法强化国家对市民社会和市场提供公共产品的义务。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无法生成公共产品提供机制，因此，国家负有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即使在经济法产生以前也是如此，经济法产生后则采更加自觉的积极行动，建立系统的法律机制，督促国家全面、及时、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包括能源开发与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与救助体系、社会治安秩序、社会风险防范与控制机制、相关的政策与制度供给等。
其六，以制约政府失灵为己任，促进国家系统内人性的和谐。民法之所以要排斥国家权力，不仅在于国家有强大的权力，而且在于国家体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等级体系。在这种体制中，人性依附于等级的权威而不能讲求人性的平等。经济法又一次借用国家权力，形式上是一种历史的回归，自然会引起民法界的担心。经济法学界的人难道就没有这样的担心吗?至少从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担心的必然。中国较早的经济法观点，可以说是以国家主义为中心，而现在的经济法学说，几乎都统一地发生了观念的变革。理论上“国家有限理性”的学说已经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因为国家仍然是由富有人性、特别是富有个性的自然人管理的，在国家管理中基于权力的绝对，管理者的人性弱点可能会被夸大，“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正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描述。“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试图将其意志毫无约束地强加于那些为他所控制的人”[12]，而“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并不是都是为纯经济的目的”而行事[13]。因此，理想中的国家是理性的，而现实中的国家则常常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如在以国家主义为中心的经济法观念下，经济法成了国家一些管理部门人员手中的“管你法”，决策的自利、监管的恣意、对私权的漠视、对市场规律的践踏、管理中的腐败等，时有发生。因此，经济法学界自“干预经济”、“克服市场失灵”说之后，打出了“干预干预者”、“克服政府失灵”的旗帜，将经济领域的国家权力纳入了经济法的控制范围。要“干预干预者”，就必须在政治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经济民主的理念出发，一方面要合理分配权力、强化权力制约，做到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的严格一致;另一方面要赋予市场主体、社会公众以广泛而有力的异议、抗辩和监督的权利。如在宏观调控中，要建立严格的决策提议、初步审查、预期公告、异议和评估、公开论证(或听证)、最终批准的决策机制;构造国家机构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确立宏观调控机关及其个人的法律责任制度;建立过错赔偿机制，等等。[14]可喜的是，国家职责的强化、经济民主的倡导、科学决策的制度保障、监管程序的制度化、干预中对私权的尊重以及对监管者责任的追究，目前正在成为经济法学界关注的重点，并逐渐被上升为法律制度。
在结束本文之前，需说明的是：其一，经济法关注实质公平、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市场与社会安全、谋求人类共同发展、借用国家干预与制衡国家干预，并不是对民法精神和制度的否认，恰恰相反，它是在充分肯定民法于人性解放方面的伟大历史贡献之基础上，补救民法于人性解放中存在的不足，既是民法之人性精神得到传承与彰显，更是将人性解放之路引向了深入：人类从抽象的形式平等逐渐迈向了具体的实质平等——这是国家体制下立法对人性的又一次大解放，也是经济法在人性解放方面的伟大历史贡献;其二，经济法对人性的解放也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境界，其仍然存在着不足，如对人类共同发展的追求，可能会挫伤人类精英的创造力，而国家干预的引入可能会影响私权的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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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任编辑：汪太贤
作者：胡光志
《复兴之路》观后感
海上传来的声音
《复兴之路》以其宏大的叙事，深刻的解读，全景追溯了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67年来的强国之梦和不懈探索的伟大历程，向我们展示了全球视野下中国发展道路之抉择、民族复兴之画卷。
我在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观看、讨论活动之后深受教育，特别是在观看学习了第一集《千年巨变》之后，对于人类千年的海上文明有了更多的崇敬，添了几分神秘的敬畏。
记得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海洋养育了我们，我们要感谢海洋。作为生命最初的摇篮中的后代，我们光滑的皮肤，我们血管里的血，我们体内循环的水，都是海洋的所有，我们只是海洋的一分子。
人类的活动舞台从大陆转向海洋，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取向的创新性突破。这一大突破改变了世界各区域文明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联系的规模和性质，从而标志着人类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最早起步。
15世纪是世界历史上远洋航行探险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世纪初的郑和航行只是中国航海史上昙花一现的奇葩，而同世纪末的哥伦布与达伽马的航行却开辟了欧洲人的海权新时代，由此而引起了世界发展格局的大变化：西方支配东方。
中国一直到18世纪仍按自己1000年前规定的轨道向前发展，只是这时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已开始出现，威胁着清王朝的发展，而清王朝对这个世界经济体仍拒之门外，还躲在天朝体制的硬
壳中傲然自得，国人还兀自沉浸在四大发明的光环之中，还自以为是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自以为中华地大物博，还坚信天圆地方。
1840年的一声炮响，在罂粟花与山茶花的争艳中，从海上传来现代文明并不美妙的声音，击碎的不只是清朝的国门，还有炎黄子孙的千年骄傲与自信。从此泱泱中华开始了长达百年的挣扎与奋斗史，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在百年沉沦、百年复兴、跌宕起伏历史进程中，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梦想在水深火热中探索;多少炎黄子孙为了国家复兴的追求，在岁月深处写下光荣!
回首历史，我们不禁感慨：正是1840年的这个大失败才成为激发中国转变发展趋向、走向现代世界的真正开端。
历史已经尘封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忆往昔，看今朝，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们的复兴之路远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我们还有很多的事要做。
1840年的海上之声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巨轮之中，167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希望此时此地的海上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平和与幸福。
论中国歌剧发展的复兴之路
摘要：中国歌剧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萌芽和发展起来的。在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歌剧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其艺术魅力影响和感动了几代人。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飞速发展，各种新的文艺形式不断涌现，人们开始选择多元化的精神生活，歌剧也面临着新的困境和挑战，甚至一步步跌入低谷。进入21世纪后中国歌剧应该如何发展?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歌剧 民族歌剧 多元化 复兴
引言
歌剧是音乐、戏剧、舞蹈、美术等结合的综合艺术，是以歌唱为主的一种戏剧形式。歌剧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大型艺术体裁，具有巨大的审美魅力，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歌剧也是衡量一个国家音乐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歌剧从20世纪初诞生以来，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发展之路，同欧洲歌剧艺术发展已有400多年的历程相比，中国的歌剧事业还很年轻。中国歌剧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萌芽探索期，四十年代的诞生时期,
五、六十年代的繁荣时期，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歌剧进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歌剧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也经历了许
1 多曲折与坎坷，甚至跌入了让发展的低谷。在当前形势下，中国歌剧正面临种种困惑，怎样去把握发展机遇和迎接挑战，让中国歌剧重新走向繁荣，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沿着中国歌剧的发展轨迹，认真反思和总结，去探寻中国歌剧发展的复兴之路。
一、中国歌剧的发展概况
(一)中国歌剧的萌芽和探索时期(20世纪二
十、三十年代) 在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我国文化界掀起了一场探求新思想、新知识的热潮。各种文化事业的兴办，各式各样新的文化学术社团的建立以及各种报刊和出版物的大量发行，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气，这种新的社会风气对新文艺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黎锦晖(1891—1967)的儿童歌舞剧，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这种儿童歌舞剧往往采用童话或者神话做题材编成剧本，有故事情节、有人物，以歌唱为主(用音乐贯穿全剧)，并有表演和舞蹈，还有小型乐队伴奏。这种歌舞剧洋溢着“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采用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情节适合儿童理解，符合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特点，故而在当时深受欢迎。如1921年创作演出了《麻雀与小孩》，1928年创作演出了《小小画家》等等。黎锦晖先生一共创作了十二部儿童歌舞剧，在创作中经过不断地探索，终于在《小小画家》中，成功地用音乐刻画了剧中人物的不同性格。并赋予音乐以一定的戏剧性。这些因素都是歌剧所必备的，在当时的儿童歌舞剧中还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但却向人们展示了借鉴西方歌剧的可能性，创造了一种与我国传统音乐艺术大相径庭的新音乐
2 形式。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的形式称为中国歌剧的雏形或者中国歌剧的萌芽。3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专业音乐队伍的不断发展，一些作曲家进一步对歌剧的创作进行了可贵的探索。1935年演出了陈弘辛创作的歌剧《西施》。1938年向隅等人集体创作了歌剧《农村曲》;冼星海创作了歌剧《军民进行曲》，1939年陈田鹤创作了歌剧《桃花源》;1939年张昊创作并演出了歌剧《上海之歌》;1940年钱仁康创作并演出了歌剧《大地之歌》等等。虽然这些歌剧创作进行了一系列可贵的探索，而且也适应了当时反帝斗争的时代需要，或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精神，艺术上也进行了非常有益和大胆的尝试，遗憾的是在当时未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第一部中国歌剧的诞生(20世纪四十年代)
中国歌剧在经历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萌芽期和三十年代的探索期之后，积累了一定的创作经验。到了四十年代，特别是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开始意识到只有更加深入工农群众的火热的斗争生活，使歌剧这种艺术体裁同我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同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的民族音乐相结合;和群众的欣赏习惯相结合，才能得以正确发展。音乐家们遵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理想，深入群众生活，采集改编民间音乐，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创作了歌剧《白毛女》(贺敬之编剧,马可作曲)，并于1945年首演于延安，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白毛女》以歌剧的形式描述了农村姑娘喜儿被地主肆意压迫，污辱后逃入深山，从而变成满头白发的“白毛女”;后在新社会对获
3 得了新生的传奇故事。此剧反映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
《白毛女》作为一部歌剧，在音乐创作上一方面借鉴西洋歌剧的经验，一方面采用了各种民间音调作为歌剧音乐的基础，成功地解决了在大型歌剧中，用音乐刻画剧中人物的问题，几乎每个人物都具有个性鲜明的音乐形象;成功地借鉴了西洋歌剧中的主导主题的技法，以及和声、复调、合唱、伴唱、重唱、管弦乐配器等技术，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我国戏曲中唱、白相间的形式，赋予新歌剧以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白毛女》是我国新歌剧的奠基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歌剧，对中国歌剧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民族歌剧发展的高峰时期(20世纪五
十、六十年代) 新中国建立后的
五、六十年代，是我国民族歌剧创作的高峰时期，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成立了十多个歌剧演出团体。拥有整齐强大的演出阵容。中央戏剧学院也以培养高水平歌剧人才为目标成立了歌剧系。艺术家们怀着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喜悦之情，创作了《王贵与李香香》(1950年，梁寒光曲，根据李季同名长诗改编剧本)、《小二黑结婚》(1953年，马可、齐谷、贺飞、张佩衡曲，根据赵树理同名小说改编剧本，田川、杨兰春执笔)、《刘胡兰》(1954年，陈紫、茅三元、葛光锐曲，于村、海啸、卢肃等编剧)、《草原之歌》(1955年，罗宗贤作曲、任萍编剧)、《红霞》(1957年，张锐曲，石汉编剧)、《洪湖赤卫队》(1959年，张敬安、欧阳谦叔曲，梅少山等编剧)、《江姐》
4 (1964年，羊鸣、姜春阳、金砂曲、阎肃编剧)、《刘三姐》(1960年，由柳州市《刘三姐》剧本创作组创编，广西壮族自治区《刘三姐》会演大会改编)等等，其中这几部歌剧艺术成就最为突出，社会影响最为广泛。歌剧中的经典唱段，不仅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旋律，也是音乐会和声乐比赛中经常选用的经典曲目。这些歌剧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歌剧本身的艺术范畴，深入人们的思想、行为，具有生动的艺术感染力和渗透力，极大的鼓舞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在中国歌剧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光辉灿烂的一页，使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
(四)新时期的歌剧创作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无情地摧毁了中国歌剧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在这十年**中，歌剧团被解散，人员被下放，创作处于完全停止状态，中国歌剧遭受了重创。“四人帮”被粉碎后，虽然恢复了生机，但随着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文化需求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同层次的观众的审美情趣也产生了较大的差异。电影、电视的蓬勃发展以及港台流行音乐的涌入，向歌剧艺术的继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制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通过“实践是一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又一次促进了全党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我国的歌剧工作者也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针对歌剧艺术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打破了某些歌剧观念的约束，对不
5 同的歌剧形式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因而在进入八十年代后，歌剧舞台上出现了一批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新歌剧。这些歌剧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完全向西洋歌剧学习并按照西洋歌剧的模式进行创作，如《伤逝》、《原野》、《马可.波罗》、《仰天长啸》等，这种严肃歌剧，使歌剧的综合美感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体现，具有一定的艺术品位。第二类：以美国百老汇音乐剧为参照系，用轻歌剧、喜歌剧、音乐剧的形式，探索在中国发展我们自己的通俗音乐剧的途径，这类探索贯穿于整个八九十年代，公演过的新剧目不下百部，如《我们现代的年轻人》、《芳草心》、《风流年华》等，由于这类歌剧面向的观众主要是城市群体，在音乐创作上又追求时尚化，成熟的作品不多，在全国影响较大的作品很少。第三类：继续沿用民族歌剧的形式，在音乐创作上有了更大发展的新民族歌剧。如《沂蒙儿女》、《火把节》、《深宫欲海》、《党的女儿》等，其中以《党的女儿》艺术成就最高，社会影响最大。该剧基本继承了《白毛女》的优良传统，大胆吸收传统戏曲和民间音乐,选用板腔体和歌谣体相结合的音乐构成方式,将江西民歌和山西蒲剧完美结合,使歌剧产生委婉细腻与气势恢弘的双重效果,彰显了我国民族歌剧的艺术特色。
总之，新时期的中国歌剧呈现了一种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走的是一条探索发展之路。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但面临商品经济社会的生存压力和众多艺术门类的竞争，也经历了曲折和坎坷。这一时期的歌剧发展群龙无首，缺少力作，远离老百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歌剧向何处去?成为困扰在人们心头的最大问题。
二、对中国歌剧发展的反思
中国歌剧事业在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人们的思想情感和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歌剧的诞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歌剧的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开辟了中国现代歌剧发展之先河，使歌剧这种新的文艺形式，在借鉴欧洲歌剧经验和结合中国民间音乐、戏曲音乐的基础上，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在创作和演出的近二百部歌剧中，有一部分歌剧已经成为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宝贵财富。
二、造就了两代著名的歌剧表演艺术家，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郭兰英、王玉珍、王昆、胡松华、李光羲等。他们主要活跃在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歌剧舞台上。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彭丽媛、万山红、金曼 、魏松、戴玉强、袁晨野 、廖昌咏等。他们主要活跃在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歌剧舞台上，这些艺术家们精湛的演唱和塑造的歌剧人物形象，为中国歌剧增光添彩，让人们久久不能忘怀。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歌剧在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中，加强了对外交流，中国的歌剧团体多次组织出国巡演和代表国家进行访问演出，向各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歌剧艺术。同时也排练上演了一大批世界著名歌剧，如《图兰朵》、《茶花女》、《卡门》、《阿依达》、《塞维利亚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艺术家生涯》等，展示了我国歌剧表演的整体实力。中国歌剧走出国门，对加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歌剧的发展由于时间比较短，经历的曲折比较多，也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
一、剧本创作
7 质量有待提高。歌剧虽然是“用音乐展开的戏剧”(瓦格纳语)。在歌剧中，剧情和人物的矛盾冲突依然是歌剧的核心内容。现在很多歌剧剧本，人物的描写缺乏个性，矛盾的冲突缺乏逻辑，剧情的发展毫无悬念，人们看了开头就能猜到是怎样的结局。一些作曲家缺乏对宣叙调和咏叹调的准确把握，写出的音乐不能给剧情的发展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反而取得让观众昏昏欲睡之功效。
二、中国歌剧缺少如歌旋律。咏叹调是一部歌剧中最出彩，最富于美感，最能打动人的地方。是人们欣赏歌剧的核心部分。很多时候，人们是先喜欢上了某部歌剧的咏叹调，才产生去观看某部歌剧的内在驱动力。现在的作曲家大多数毕业于音乐院校，他们对作曲理论的理解和对作曲技术的运用应该不成问题，不像过去时代的某些歌剧多是“旋律加伴奏”;但也普遍暴露出一个致命弱点即写不好咏叹调，写不出动听的歌唱旋律，创作出的作品缺乏特点和个性。作曲家们普遍患上了“如歌旋律失语症”。当人们来到剧场竟然听不到几句如歌的旋律和优美的歌唱，而到处“咏叹”着、“抒情”着的竟是一些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听过立马就忘掉的唱段时，观众怎么会对这样的歌剧音乐产生兴趣呢?从中国人欣赏音乐的习惯来分析，旋律不但是中国音乐的灵魂，而且也是中国歌剧的灵魂。歌剧如果抛弃了旋律的歌唱性，就等于失去可生命，必然会被观众所抛弃。
三、作曲家主体地位不明确。世界上著名的歌剧作品，都是以作曲家为中心，使其艺术才华、创作能力和审美观念在歌剧创作中不受拘束，充分得以展现。中国歌剧之所以缺失优秀的作品，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对作曲家的尊重不够。在中国歌剧的创作中，
8 作曲家仅仅被当做技术人员使用，甚至被理解为旋律配和声、写伴奏的“匠人”。在这种思维定式下，作曲家创作的主观能动性受到限制，社会责任感受到削弱，创作热情受到影响，必然写不出好的作品。所以，尊重作曲家在歌剧创作中的主体地位，是未来中国歌剧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歌剧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不平衡。中国歌剧和外国歌剧相比较，最突出的一大特征就是思想性偏重于艺术性。这固然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历史有直接的关系，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阶级斗争使歌剧原本就偏重艺术性和人性的特点，被人为的淡化了。这样就使得本来不够成熟的中国歌剧形式在思想与艺术性上出现了严重失衡。中国的歌剧往往为了突出政治思想而无暇尊重歌剧的基本规律。如今，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尊重人性和歌剧创作的艺术规律应当重新成为歌剧创作的主要原则。
三、 对中国歌剧发展的展望
纵观中国歌剧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在哪个发展阶段，民族歌剧的生命力都是最强的，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大的。中国的歌剧事业要走向复兴，必须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再走民族歌剧的发展之路。中国致力于民族歌剧的发展，具有三大优势：第一，发展民族歌剧有光荣的历史和成功的经验，四十年代《白毛女》创作和演出的巨大成功，开辟了民族歌剧发展之先河。到了
五、六十年代，一批优秀的民族歌剧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等。使我国民族歌剧的创作和演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到了
八、九十年代，虽然创作和上演了一百多部各种风格的歌剧，但影
9 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要数由总政歌剧团创作和演出的民族歌剧《党的女儿》。第二，发展民族歌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民族歌剧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它的音乐素材取自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我国的民间音乐有几千年的历史，而戏曲音乐从宋代诞生至今也有八百多年的历史，这些音乐伴随着我们的祖祖辈辈流传下来，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音乐之魂。以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为素材创作出来的歌剧音乐，人们听着亲切，会由内心产生出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加上戏剧化的情节跌宕起伏，歌剧中的人物鲜活真实(如喜儿、韩英、江姐等)人们对民族歌剧产生了喜爱之情也不足为奇了。相反，我们照搬欧洲歌剧模式创作的一些歌剧在音乐创作上抛弃了传统音乐风格，追求“西洋化”，在唱腔上也推崇“美声化”这类歌剧虽然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但它远离了广大群众的审美情趣，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长久发展下去，必定会走向衰败。另一类通俗化了的轻歌剧，则显得不土不洋，不伦不类，成为了一种商品化了的城市音乐剧，无论在创作质量上还是艺术表现上都还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文艺品种。第
三、发展民族歌剧才能形成中国独特的歌剧优势，事实证明，一味模仿，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走，中国歌剧要走向复兴，只有走发展民族歌剧这条特色之路，才能做到人无我有，才能在世界歌剧的大舞台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发展民族歌剧也是对世界歌剧的丰富和发展。有朝一日，当世界各国都在竞相演出中国的民族歌剧，那才是中国歌剧节的自豪之时。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发展民族歌剧既要走多元化道路，也要百花齐放，不要拘泥于以某种民族歌剧为样板去进行效仿
10 和重复。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流传悠久的动人音乐，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民族歌剧的创作应该借鉴各民族的艺术表演形式，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风俗与国际歌剧艺术有机结合，一定可以创作出风格迥异的新民族歌剧。中国歌剧只有深深地扎根于民族音乐这块沃土，才能不断开出绚丽的奇葩!
在社会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今天，民族歌剧要得到好的发展，一方面还要有赖于政府对高雅音乐文化的宏扬和重视，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在经费上给予支持，能给民族歌剧的发展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还要多利用网络、电影、电视等传媒手段来推广、宣传民族歌剧，使民族歌剧能重新走进千家万户，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当中，这对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弘扬主旋律将产生重大作用。另一方面，歌剧界人士也要自强不息，自己培育市场，要继承民族歌剧创编的优良传统，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写出好的剧本，好的音乐，创作出雅俗共赏，人民群众爱看爱听的新民族歌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要我们达成共识，共同努力，中国民族歌剧发展的复兴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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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奇石 歌剧的反思[J]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9年第10期
[6]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年
于力
我读《中国梦》这本书后，我深深懂得，中国梦的由来，怎样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国梦后该怎样办?
中国梦就是民簇复兴，国家强大，人民安康和幸福。 这一梦想我们祖祖辈辈朝思暮想，艰苦奋斗了几千年都难以实现。到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觉醒。祖国务必强大，民族务必复兴，才不会受外来敌人的欺侮和凌辱。经过广大人民、爱国人士的不懈努力，终因没有强有力的、有卓越远见的先锋队的领导;没有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凝聚一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无法实现这个梦想。自一九二一年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先锋队，它卓越远见。联系群众，能自身进行监督改造的坚强领导核心，经过艰苦奋斗，趟过千山万水，克服千难万险，欲血奋战，中国人的梦想才开始逐步实现，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打到了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新中国。这个梦想还不够，它是一个初级的，起码的。我们还要不断升级、改造、创新，要有更高的，贴合潮流的，适应民生的梦想。
要想使得中国梦不是梦，需要现代人的多番努力。透过阅读《中国梦》，看到了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人为振兴中华民族而作出的努力，激动的心难以平复。而那时候的探索历程几经波澜，最后找到了一条新道路，直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才真正有底气为自己那个梦想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振中华民族雄风，这是一个持久的梦想，这是一个现实的梦想。《中国梦》使我寻找梦的轨迹，跟随梦的脚步，踏上梦的征程，奔向梦的未来。重温旧梦，找寻梦的由来，放眼未来，实现梦的要求。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在中国人民，弘杨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爲核心的民簇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我们以时俱进，实现了“两弹一星”;天空一号上天，神舟十号卫星第二次载人上天与天空一号对接，从此中国人实现了天空实验室的梦想;深海潜水艇——蛟龙号的出现;大型航母下水航行运用等，这些震慑了敌人的威风，强大了我们国家，长了全国人民的志气;再加上我国农业连续八连冠的增收，人民安居乐业，扬眉吐气。一个强有力的中国屹立在东方，世界上所有的大事小事，没有中国人的参加是不行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十分骄傲和自豪。
作为一个小学生，也许谈中国梦有些太遥远。从实际出发，中国梦其本质就是人民幸福安康。我们每一个人为国家付出的共同梦想而奋斗，这凝聚在一齐就是中国梦的巨变与升华。我不必去解释他的政治好处，而想要每个人从心中去体会。
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们每个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了新的空间，这也使中国梦的实现更进一步。 教师点评：
在班里，你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老师每次布置作文，你都能为班里奉献上一篇好的作文，让同学们欣赏。我知道，课外阅读是你的爱好，这次的读《中国梦------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之路》有感，从你的文章可以看出，你读懂了中国梦的由来，怎样实现中国梦，更值得赞美的是，你作为一名小学生，把自已为实现中国梦应该做的事情，认识的非常到位。老师再次鼓励你，加油!
家长感言：
尊敬的老师，非常感谢你们对孩子的关心和教育，在你们辛勤的培养与备至的关怀下，孩子一天天成长，使我真切地感受着一点一滴的变化，感谢老师对孩子完整和全面的教育，从生活技能到各种规则，从学习知识到帮助他人。作为家长，感谢你们通过家园联系册、家长会及日常的沟通架起互信的桥梁……作为家长，我们从心底感谢老师对孩子的成长付出的辛劳与汗水，在此，献上我衷心的谢意和无上的敬意! 感谢老师对我儿子的关心和照顾，你们用爱心改变了我儿子，使一个顽皮、不懂事的孩子变成一个懂礼貌、讲卫生、讲道理、爱学习、有爱心的孩子，孩子的健康、快乐地成长，我们做家长的很开心、也很放心。
母亲姓名：宫慧
学校：安徽省利辛县张村镇李集小学 通讯地址：安徽省利辛县张村镇李集小学 年级班级：五年级一班 学生联系方式：15156732109 辅导老师姓名：于强 联系方式：15178057339
中国复兴之路观后感
中国复兴之路观后感
当我一口气把复兴之路看完之后我陷入了沉思之中，为了一个民族的梦想，我们从1840年的海面出发;为了一个不变的追求，我们在岁月深处写下光荣。全球视野下展现中国道路之抉择;全景历史中浓缩民族复兴之历程。
历经风雨沧桑，历经时事变故;有过盛唐的自豪，也有过清末的伤感;体会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体会到圆明园被烧的耻辱……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饱经风雨沧桑的中华大地，终于在今天迎来了春暖花开的日子……复兴之路围绕千年巨变、峥嵘岁月、中国新生、伟大转折、世纪跨越、继往开来等主题，反映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艰难曲折的民族振兴之路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百多年前，中国遭遇数千年未见之奇变。可是，中国并没因此而灭之，中国人民更没因此而屈服，一代代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民族的尊严，拯救国家的主权。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不屈不挠的意志、艰苦奋斗的作风缔造了新中国，开辟了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中国进入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如今的中国正在崛起，正逐步跨进世界强国之林，正在完成一个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复兴中华
今天的中国能够取得如此辉煌骄傲的成绩，得益于创造。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便是前无古人的最伟大创造。改革开放又是一伟大创举，自改革快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到发达现代的工业化国家;从解决温饱到奔入小康;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如此种种，都源于改革开放的创造精神。正如哥德所言：“民族的生命，正在与蓬勃的创造精神。”
中国的革命道路可谓是曲折而艰难，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同样遭遇了失败，就其原因是没有从太平天国运动中没有汲取失败的教训，总结经验。因而重蹈了以前的覆辙。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他们积极的从前人那里总结经验，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能勇敢地从失败中站起来，继续奋勇前进!国破家何在?”当中华大地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是，一批批的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前赴后继的为了解放中华的事业而奋斗：谭嗣同、梁启超、秋瑾、孙中山、毛泽东……一批批的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仅过一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和奋斗，终于迎来开了今天这平淡而幸福的世界。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积百年之力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初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之后，正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这就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得出的客观真理。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现在的生活是幸福的，是祖国赋予我们的，在不同人心中，祖国是不一样的：在小孩眼中，她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在大人眼中，她是自己的脊梁;在老人眼中，她是一个大家庭，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家庭……而在我看来，这片中华大地宛如一汪碧水。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华这片地正如一汪碧水，要向她永远碧绿清澈，永葆青春活力，就要不断的有新鲜血液输入，同时还要向外疏通，让世界认可，要让世界离之不得。我们的领导人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改革开放是解放的中华大地插上了一双腾飞的翅膀…… 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多少的沧桑岁月，才得来今朝幸福生活。
现在中国正走在复兴的路上，正是回归世界领先地位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世界各国也越来越感觉到同中国交往的重要性，世界上不少国家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中国文化、汉语感兴趣。 看完《复兴之路》后两集，我有种说不出的感动和自豪!感动的，是那些为中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人;自豪的，是为自己能够成为这个优秀民族的一份子!
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和洗涤，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而不断探索着、奋斗着、发展着、前进着……在这个历程中，我们一齐哀悼，一齐欢呼，一齐奋斗，一齐感动……不论遇到什么，历史事实都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会不断发展、进步!
我们是新时代的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复兴需要我们的努力，面对历史使命，我们应该勇敢的担负起这伟大的责任!新世纪的国际科技和经济的竞争，从根本上讲是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竞争，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竞争。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到发展，就要努力学习和发扬功臣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为国家的建设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相信，祖国的明天会更美好!我们的祖国会更富强!
复兴之路]第一集：千年局变
时间跨度：1840年---1911年 内容概要：本集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社会各阶层救国图强的各种探索为主要内容。
[复兴之路]第二集：峥嵘岁月
时间跨度：1912年---1949年 内容概要：本集以辛亥革命后各种政治力量探索中国道路为线索，重点表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发展、挫折到壮大、赢得胜利并最终建立新中国。
[复兴之路]第三集：中国新生
时间跨度：1949年---1976年 内容概要：本集以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的重大成绩为核心内容，表现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经验和教训。
[复兴之路]第四集：伟大转折
时间跨度：1976年---1992年 内容概要：本集以思想解放为起点，重点展现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
[复兴之路]第五集：世纪跨越
时间跨度：1989年---2002年 内容概要：本集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融入世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为主要内容。
[复兴之路]第六集：继往开来
时间跨度：2002年---2007年 内容概要：本集以中国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带领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为主要内容。
“为了一个民族的梦想，我们从1840年的海面出发;为了一个不变的追求，我们在岁月深处写下光荣。全球视野下展现中国道路之抉择;全景历史中浓缩民族复兴之历程。”《复兴之路》围绕千年巨变、峥嵘岁月、中国新生、伟大转折、世纪跨越、继往开来等六大主题，反映自1840年以来，中国艰难曲折的民族振兴之路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1900年，甲午战争失败5年后，列强再次侵入北京，这一次是8个国家的铁蹄，整个中国仿佛都被撕裂了。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11国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此，清政府的战争赔款总额高达7亿2450万两白银，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总数达几百个之多。清王朝已经完全沦为一个对内不能保护国民尊严，对外不能捍卫国家主权的腐朽没落的政府。20世纪的中国，一个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那就是革命。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120余人在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半年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大清王朝土崩瓦解了。
辛亥革命是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使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中国人民思想也由此获得一次巨大的解放。然而，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谁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谁能让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将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呢?
然而要辨明历史的正确走向，就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引。即如片中所言，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扩大，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中国出现了千年未有的变局。这时，各种思潮交相激荡，主义之争此起彼伏。尊孔崇儒者欲引导中国“走孔子之路”;自由主义者、全盘西化派既不满专制复古，又排斥马克思主义，寄希望于走欧美资本主义的道路。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封杀马克思主义，企图用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主宰“中国之命运”。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开宗明义，首先指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键问题。可见，这思想的较量，主义的斗争，其实质是不同的历史走向之争，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之争。
“震撼”“激动”“落泪”……这是众多观众在形容他们对《复兴之路》观后感时所用的话语。“观众有感触，我们的心血就没有白费。”制作《复兴之路》，就是要让广大观众看到中国在160多年复兴之路上一路行来的种种变迁，并让无数观众从这种变迁中感受并触摸幸福。
观看复兴之路的历程，使我回顾了中华民族100多年来的强国之梦和不懈探索的伟大历程。翔实的史料、恢弘的气势、深沉的语言、珍贵的历史图片，为世人展示了一幅民族复兴之画卷。100多年来，民族复兴成为中国人民的执著追求。陕北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圣地，民族复兴的领导者在这里运筹帷幄。
变革的时代留下了一串串清晰可见的脚印：抗击非典，践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领袖和民众共赴危难，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拥护。突飞猛进的中国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经济体制苦干问题的重要决议，无一不是民族复兴的基石，让我领会到了国富民安的道理，认识到年轻一代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民族复兴的重任。也让我们看到了祖国前进的艰辛历程，同时也看到了今天中国的强大。我们是祖国的希望，我们要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为报效祖国做出更多的努。
看完《复兴之路》后两集，我有种说不出的感动和自豪!感动的，是那些为中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人;自豪的，是为自己能够成为这个优秀民族的一份子!
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和洗涤，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而不断探索着、奋斗着、发展着、前进着……在这个历程中，我们一齐哀悼，一齐欢呼，一齐奋斗，一齐感动……不论遇到什么，历史事实都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会不断发展、进步
《中国梦》读后感
梦是人生的启程，有了梦，才有美好的人生，我总在不停地思考什么是“中国梦”，通过读《中国梦》这本书，我了解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就是在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辉煌，再创领先世界的卓越地位，再次成为世界最富强，最幸福的国家。
国家强大，是中国人的梦想。只因为曾经的中国实在太强大，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整个社会，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引领世界潮流。试问一声，谁不喜欢一直领先，谁喜欢落后挨打，谁喜欢只有美好的回忆而没有美好的将来呢?要想使得中国梦不是梦，需要现代人的多番努力。总书记在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时曾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中国梦”是一代又一代的接力。“中国梦”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今天的“中国梦”，不是天下掉下的馅饼，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接力传承。是丰富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才能、勤勉的工作精神，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忠心爱戴和国际社会普遍赞誉。“中国梦”在一次次的“接力传递”中，全国各族人民始终戮力同心、接力奋斗建设处至大、至优、至进步、至庄严、致富强、至安乐的国家。
开辟中国时代，是中国的历史责任，是中国崛起和复兴的成功标志，通过阅读《中国梦》，看到了历代中国人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做出的努力，经过不断的探索，找到了符合社会主义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人开始有底气为中国梦而奋斗! 《易经》中讲：“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对于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来说，在崛起的战略机遇中，“兴而不忘衰”十分重要。“没有梦想的民族”著称的美国人，总是在做“美国衰落”的噩梦，这是美国人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不时有惊醒，有利于美国保持清醒。“中国梦”，也包括了“中国美梦”和“中国噩梦”两个部分，常做一下“中国崩溃”的噩梦，能够使中国防止过度陶醉，有助于实现“中国崛起”的美梦。
人民群众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群众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实现那个伟大而神圣的中国梦，引领中国走向新的辉煌。这是一种美好的期望，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更多的是这是一种现实。既然人民群众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就应该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实现梦想，使得中华民族走向强盛。而我们都知道的是，现今中国遇到的很多困难，国内外的矛盾依然存在，我相信有些困难是国人以前没有想过的。 但我始终相信在党的坚强带领下，中国梦不是梦。或者要实现这个梦要十几代或者几十代人的付出，但是只要我们的梦想还在，我们梦想之火一直在燃烧，而这团火在中国人的心中永不熄灭，这就是坚强的中国人。我们依然走在路上，走在梦想的路上。
未来是我们的时代，是中国的时代，是中国人民的时代。通过阅读《中国梦》让我感受到我们国家的开放精神，作为新时期的党员、基层班组班长，深知实现“中国梦”须付出坚忍不拔的努力、将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崛起相结合，作出坚持不懈的奋斗，需要接力升级，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真抓实干，杜绝空谈、拒绝浮躁、抵制浪费。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现中国梦必须要凝聚中国的力量!着重的强调了人生出彩的机会，梦想成真的机会，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跟进步的机会。这些梦要靠人民来实现，要坚持人民团结的力量。有全党全国人民的戮力同心、接力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复兴之路》观后感
复兴之路。。。这条路，风雨兼程，中华儿女历经风雨沧桑，历经时事变故;有过盛唐的自豪，也有过清末的伤感;体会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体会到圆明园被烧的耻辱„„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饱经风雨沧桑的中华大地，终于在今天迎来了春暖花开的日子„„晨曦中，当国旗伴着太阳冉冉升起的一刻;阳光中，当自己伴着人欢乐在教室上课时;黄昏中，当斜阳伴着自己回家同家人一起吃饭时„„你是否想过，这一切来得有多么艰辛不易么? 曾几何时，中华大地文学之盛，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唐诗宋词印婉认争相诵读;曾几何时，中华大地被誉为礼仪之邦，崇尚儒家思想的炎黄子孙重礼仪，讲诚信;曾几何时，中华军力之强，元朝铁骑进入欧洲，明朝上船下达西洋„„然而，当国人还兀自沉浸在四大发明的光环之中时;当国人还自以为是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时;当国人还自以为中华地大物博时;当国人还坚信天圆地方时„„在欧洲，许多西方国家却在悄然中慢慢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很快的超越了东方文明。当其本国资源不能满足发展需求时，踢门便把目光瞄向了资源丰富的东方亚洲国家。于是，英皇派出使者到当时还很强盛的大清朝。然而，乾隆皇帝却守着顽固与传统的思想，错过了与世界交流的机会，闭关锁国。于是，中国有了以后不平凡的道路。
当中国的大门被打开时，确实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坚船利炮之下，从此中国的灾难降临了„„在列强的武力威胁、打击之下，当时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国辱权的不平等条约，使本就落后的华夏大地的现状雪上加霜，沦为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国破家何在?”当中华大地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是，一批批的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前赴后继的为了解放中华的事业而奋斗：谭嗣同、梁启超、秋瑾、孙中山、毛泽东„„一批批的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仅过一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和奋斗，终于迎来开了今天这平淡而幸福的世界。
现在的生活是幸福的，是祖国赋予我们的，在不同人心中，祖国是不一样的：在小孩眼中，她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在大人眼中，她是自己的脊梁;在老人眼中，她是一个大家庭，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家庭……而在我看来，这片中华大地宛如一汪碧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华这片地正如一汪碧水，要向她永远碧绿清澈，永葆青春活力，就要不断的有新鲜血液输入，同时还要向外疏通，让世界认可，要让世界离之不得。我们的领导人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改革开放是解放的中华大地插上了一双腾飞的翅膀……
《复兴之路》让我们看到了祖国前进的艰辛历程，同时也看到了今天中国的强大。我们年轻一代是祖国的希望，我们要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为报效祖国做出更多的努力。只要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不复兴，就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强盛……。我们的复兴之路远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我们还有很多的事要做……做为一名当代的大学生，既要体会到倍感荣幸，又要深知肩负重任。……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多少的沧桑岁月，才得来今朝幸福生活。为了中华的复兴大业，为了大家心中共同的中华梦，也为了每个人心中的梦，同学们，我们大家共勉之。为了明天，觉醒，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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