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教案

中国现代史教案（推荐8篇）

中国现代史教案 篇1

历史系 李宝明

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

《中国通史（现代史）》教案

第一章 国共合作的酝酿

教学时间：2010年2月22日、23日、26日

教学目的：了解五四运动发生的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过程。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掌握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应用唯物史观来评价孙中山的伟大转变，熟练掌握国共合作酝酿的历史进程。掌握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基本概貌。

教学时数：6学时

讲授对象：历史系历史学2008级文博旅游、文物博物馆专业 教学重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教学难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教学方法：讲授法，配以多媒体教学手段。思考题：

1、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2、国共合作的酝酿过程。

2、五四运动、华盛顿会议、中共一大

第二章 国民革命

教学时间：2010年3月1日、2日、5日、8日

教学目的：了解国共合作的基本概况。掌握国民革命的意义。理解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熟练掌握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表现。掌握北伐战争的历史进程、“四一二政变”、黄埔军校、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五卅运动、戴季陶主义、“三一八”惨案、北京政变等重大历史事件。

教学时数：8学时

讲授对象：历史系历史学2008级文博旅游、文物博物馆专业 教学重点：国共合作的形成及意义，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革命政变 教学难点：国共合作过程中的斗争

教学方法：讲授法，配以多媒体教学手段。思考题：

1、“四一二政变”、黄埔军校、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五卅运动、戴季陶主义、“三一八”惨案

2、国共合作的形成及意义。

3、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

第三章 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确立

教学时间：2010年3月9日、12日、15日、16日、19日

教学目的：了解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红军反“围剿”斗争。掌握民党政府初期的内政和外交。了解国民党军阀的混战和中间政派的活动。理解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必要性。掌握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质。熟练掌握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

教学时数：10学时

讲授对象：历史系历史学2008级文博旅游、文物博物馆专业 教学重点：国民党政权初期的内外政策，根据地建设。教学难点：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教学方法：讲授法，配以多媒体教学手段。思考题：

1、国民党政权初期的内外政策

2、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古田会议

3、革命根据地建设

第四章 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

教学时间：2010年3月23日、26日、30日、4月2日、6日、9日 教学目的：了解国民党政府在华北事变后对日政策的若干变化及变化。掌握八一宣言、一二九运动、华北事变、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瓦窑堡会议、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理解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历史必然性。熟练掌握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

教学时数：12学时

讲授对象：历史系历史学2008级文博旅游、文物博物馆专业 教学重点：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教学难点：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

教学方法：讲授法，配以多媒体教学手段。思考题：

1、日本侵华过程

2、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

3、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4、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第五章 抗日战争

教学时间：2010年4月13日、16日、20日、23日、27日、30日、5月4日、7日

教学目的：掌握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南京大屠杀、《抗战建国纲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国民参政会、洛川会议、《论持久战》等重大历史事实。熟练掌握两次国共合作的异同点。理解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了解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理解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的原因及日本侵华方针的新变化，掌握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敌后战场的抗战、日本对沦陷区的殖民统治、皖南事变等重大历史事实，熟练掌握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了解英、美对华政策的改变。熟练掌握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关系。掌握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中共战胜困难的十大政策、抗战初期的文化运动。了解太平洋战争爆发对中国抗战的影响。理解中共七大与国民党六大对抗战的影响。了解两个战场反攻的状况及其意义。熟练掌握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中的作用。掌握豫湘桂大溃败、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高涨等历史事实。

教学时数：16学时

讲授对象：历史系历史学2008级文博旅游、文物博物馆专业 教学重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国共矛盾 教学难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的建立与维护 教学方法：讲授法，配以多媒体教学手段。思考题：

1、正面战场作战及其评价

2、试评汪精卫投敌

3、汪精卫、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延安整风

第六章 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崩溃

教学时间：2010年5月11日、14日、18日、21日

教学目的：了解重庆谈判的背景及意义。理解中共自卫的方针原则。掌握政治协商会议、停战协定、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熟练掌握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理解中共打败国民党集团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了解第二条反蒋战线的形成及意义。掌握制宪国大、《中美商约》、中间路线等历史事实。了解三大战役的过程及其伟大意义。分析国民党统治迅速在大陆覆灭的原因。

教学时数：8学时

讲授对象：历史系历史学2008级文博旅游、文物博物馆专业 教学重点：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

教学难点：中共打败国民党集团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教学方法：讲授法，配以多媒体教学手段。思考题：

1、重庆谈判、辽沈战役

中国现代史教案 篇2

一、中国现代史教学运用多媒体课件的优势

1. 中国现代史课件能增大课堂容量, 提高教学效率。

近年来, 高校推行了全面的教学改革, 其中之一就是课程总时数的大为减少, 这无疑提高了课堂教学的难度。如何在有限的课时中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 实现课堂教学的最优化, 是高校教学面临的一个难题。而中国现代史课件涵盖的信息量大, 在教学内容上能跨跃时空, 展现许多传统教学无法包含的信息, 将文字、图片、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各种媒体融为一体, 且传输便捷, 能大大增加课堂的信息量, 提高教学效率。它不仅弥补了传统教学中信息量不足、知识陈旧、手段落后的缺陷, 而且节省了教师板书的时间, 使课堂教学更加紧凑、灵活, 有利于解决高校中国现代史课程的学时矛盾, 进而实现“小课堂、大视野”的优化效果。

2. 中国现代史课件能创设教学情境, 激发学习兴趣。

多媒体课件呈现的方式具有较强的真实感和表现力, 可以直观地展示中国现代史中有关的人物、器具、文物、地图、遗址、表格、文献资料等, 为学生提供一个可调节自身视、听、读、写、做的创造性的集成学习环境, 有利于学生注意力的保持。它以全新的、全面的冲击给课堂教学注入了清新的气息, 一改传统课堂教学的枯燥乏味、沉闷凝滞, 使整个教学过程生动灵活、富有趣味。如根据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等视频媒体材料制成的多媒体课件, 创设了真实的历史情境, 能使学生“身临其境”地体会和感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必然性, 以及侵华策略。通过历史情境的创设, 能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和思维, 将其引入特定的历史场景中, 激发其学习兴趣和求知欲, 从而使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在一个较大的空间内施展, 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记忆, 感知和把握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规律, 使学习效果达到最优化。

3. 中国现代史课件能发挥双向互动性, 延展教学时空。

根据不同教学内容设计和制作的中国现代史课件, 能创设灵活的教学方式。给学生提供一个锻炼能力、施展才华的学习环境, 有利于发挥其主体作用, 培养其独立发现、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 促进个性化学习、交互式学习、协作式学习、探索性学习等学习方式的实现。如针对所讲内容设疑激趣, 师生间互相讨论, 互相论证, 老师便成为课堂中的一员, 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了, 较大地延展了教学时空, 这是以往教师仅靠教材、挂图、粉笔的教学模式无法实现的。

总之, 多媒体课件应用于中国现代史教学有着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优势, 它把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引入课堂, 使得教学内容、方法、手段、过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如何制作中国现代史课件

教育的现代化首先是教育观念的现代化, 多媒体教学的开展不仅仅是教学手段的改革, 教师教学理念的现代化远胜于技术手段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史课程的教师应该把握自己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分析在多媒体教学环境下, 教学内容和教育信息资源的更新、学生的身心特点和学习环境状况, 并掌握一定的多媒体技术, 制作出满足课程要求的多媒体课件。

1. 课件的整体设计。

应按照当今教育教学规律、中国现代史教学大纲的要求, 以及具体的教学内容来设计课件, 突出科学性原则, 在内容选取、结构组织、表现形式上进行整体规划。具体来讲包括两个方面的设计。

其一是结构内容的设计。在中国现代史课程中, 教师应根据课程性质、教学大纲、教学任务及目标、授课对象等, 创造性地开发教材资源, 在将教材内容融会贯通后制定出清晰明了的授课计划, 并以历史发展的线性规律为线索设计多媒体课件。可分为三个步骤:首先, 按照中国现代史的课程特点和教学对象, 遵循认知规律, 明确教学目标, 结合课堂教学环节设计几个功能模块, 如:导入新课、讲授新课、分析讨论、归纳总结、阅读书目、课后思考及作业等, 做到结构清晰, 内容完整。其次, 按照每个模块的性质合理地组织教学内容, 对其进行认真的比较、筛选, 并审慎地加以取舍, 概括提炼出一些标题。在这一过程中要突出教学重点, 充分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功能完成“点突破”, 即突破教学中的“重点、难点、繁点”。在课件的具体制作中, 教师切忌把要讲的内容全部录入课件, 以至于演示课件时没有任何可发挥的余地, 甚至造成照本宣科的讲授方式, 而学生也因课件信息量过大、无法掌握重点难点而产生厌学情绪, 影响教学效果。总之, 对教学内容的组织设计要做到取材适当、容量适中, 并具有启发引导性。再次, 对每个模块、每个标题下的具体教学内容, 还需要确定其呈现方式及表现效果, 也就是要考虑使用什么技术来表现教学内容, 整个教学过程如何在各部分中体现出来, 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可以依靠课件中的图案文字、动画效果和超链接技术等来实现, 利用热词、热区、动作按钮等手段将教学开展得丰富多彩。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呈现的课件, 可突出教学重点、难点,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很好地增强教学效果。

其二是界面的设计。中国现代史课件应保持相对统一的风格, 给人一个整体印象。它要求对一个课件内同一模块的内容使用相似的方式显示, 包括风格、布局、位置、背景颜色等的一致性, 以及相似的人机交互方式。要求布局合理美观, 内容背景统一, 色彩真实清晰, 有一定的动感和变化, 配备标准, 动画连续, 有导航功能, 操作简便可靠, 具体来讲可分三个环节。第一步, 设计课件模板。选取合适的背景, 根据需要在母版的上方设置课件标题、章节题目、教材信息及作者信息等;在母版的下方设置课件的功能区。第二步, 设计课件的封面及界面内容。封面可使用艺术字及动画效果进行美化, 提高感染力,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设计界面时, 应根据教学内容在其主要位置安排栏目名称、着重讲授的内容, 根据需要调整平面的颜色、大小、全景及局部特写, 以突出教学重、难点。不同模块、不同内容可用不同的色调来表现, 但色彩的使用也不宜过多, 否则会使学生产生视觉疲劳, 甚至分散其注意力。可将一些重点教学内容做成热区, 设置热键, 切换出详细内容。这样设计的最大好处是有效地加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 激发学生探究的热情。第三步, 配备完善的导航功能, 即课件的模块和各部分内容、标题设置清楚, 结构清晰, 通过导航指引, 给人一个明确的指示, 使其能够快速找到所需要的内容。总之, 优秀的课件应该是教师的教学经验、教学理念与多媒体技术之间无缝结合、适合教学实际的产物。

2. 合理运用各种媒体。

多媒体课件集文字、图形、图像、声音、动画及视频等多种媒体为一身。在制作课件时, 要根据教情、学情的实际选用各种媒体, 不能单纯依靠文本信息, 应运用有助于理解教学内容的图片、图像、历史文献、视频等资料, 所选资料要与教学内容有密切的联系、较强的说服力、感染力和补充作用。此外, 各种媒体的运用还应该富有变化, 善于运用不同媒体的特点去表现不同的效果。成功的课件应该色彩协调, 图文并茂, 具备良好的视觉美感, 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学生注意力。在制作课件时, 应避免两个误区:一是课件缺乏创新, 有的课件只是让书本搬家, 一行行过于密集的字迹和没有重点地摘录教材, 知识量过大, 课堂上教师像放电影一般, 把屏幕当成电子黑板, 大量的文本信息在学生眼前闪过, 令人目不暇接, 茫然不解, 教学效果很差。二是课件中充斥着缤纷的色彩、炫目的视频、悦耳的声音、丰富的动画, 整个课件看起来精美异常, 却造成学生注意力分散, 情绪过度兴奋, 无法专注于对教学内容的感知和理解, 将多媒体形声化的优点变成缺点。因此, 教师要把握好心理学中的有意注意与无意注意的认知规律, 适当适量、恰到好处地选用多种媒体。因为过度使用与教学内容无直接关系的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 只会使学生把更多的无意注意放在精美的画面和悦耳的音乐上, 从而忽略了对教学内容的深度思考, 其教学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3. 创设情境及互动界面。

多媒体教学应突出学生主体, 关注学生的智力与情感。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 应围绕教学内容创设多样化的教学情境, 这样既适应学生认知能力的差异, 又能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中国现代史课件中常用的有三种情境:一是历史情境。即利用丰富的图文、视频资料, 视听结合地呈现出中国现代史的基本史实, 将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变抽象为具体, 变无声为有声, 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 帮助其构建历史观和时空想象力。如讲《抗日战争》一章时, 运用历史图片、照片和音像资料, 把日本侵华期间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对中国资源和财富疯狂掠夺等罪行, 以及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清晰展现出来, 给学生以深刻的印象, 引发学生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和规律性探索, 这是传统教学无法做到的。二是问题情境。学起于思, 思源于惑, 惑解于问, 根据教学内容在课件中进行问题预设, 设计一些场景和内容, 设疑激趣, 通过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心理, 使其处于“愤悱”的状态, 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讲完“抗战后期两个战场的形势”这一问题后, 接下来的内容是“中共七大”。在这里可以创设问题情境, “中共七大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其历史任务是什么?”提升其参与教学的积极性, 让学生自己去分析问题、讨论问题、辩论问题, 建立学生学习的成就感和自信心, 帮助其解决一些学习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三是艺术情境。各种艺术形式本身就是情与境的结晶, 以音乐、诗词创设和渲染情境, 激发学生情感的共鸣。如在教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抗战》一节时, 讲到民兵配合主力部队、游击队, 以高度的智慧, 群策群力, 创造出一系列适合平原、山区、水上不同特点的作战方法, 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交通破击战、坚壁清野等应运而生, 男女老少齐上阵, 使日寇完全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教师用超链接手段播放了气势磅礴的音像资料《黄河大合唱》中《保卫黄河》, 通过富有激情的视觉及听觉冲击和艺术感染力, 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把握教学内容, 使其对所学知识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运用中国现代史课件应注意的问题

在多媒体教学中, 教学环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而教师作为多媒体教学的直接操作者, 要尽快适应教学环境的变化, 学会充分有效地利用新的教学工具, 娴熟地运用多媒体技术,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优化课堂教学, 具体应做到如下几点。

1. 发挥主导, 张弛有度。

多媒体应用于教学的初衷是“多媒体辅助教学”, 而不是“教师辅助多媒体教学”, 即在多媒体教学中, 教师依然处于教学的主导地位。在运用多媒体课件时, 教师要用讲解的方式, 注意掌控课堂教学节奏, 而不能像播音员一样, 逐字逐句地宣读课件中的文本内容。在实际教学中, 一些教师对自己制作的课件十分熟悉, 讲起来得心应手, 语速很快。学生则是浮光掠影, 走马观花, 对教师谈及的知识还未理解, 对屏幕上的内容还未读完, 页面就已过去, 根本没有做笔记的时间, 于是有的学生无暇听讲, 只顾埋头记录, 变成了速记员, 却对所记内容印象模糊。因此, 教师要注意调控讲课和演示的速度, 对一些抽象的教学内容或不好理解的教学难点, 可采用逐行、逐段地讲解和播放课件, 做到张弛有度。同时, 在教学内容切换时, 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以便于其深入思考, 巩固知识。

此外, 多媒体课件离不开视频或动画来辅助教学, 然而学生在观看时往往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但对知识进行深入思考却明显不足。因此, 教师在播放视频或动画前, 应对观看的内容进行语言说明和提示, 或给出文字说明等信息, 促使学生带着问题去观看, 帮助学生对视频或动画媒体的理解。还可以采取技术手段控制视频或动画的播放速度, 甚至暂停播放, 给学生指明思考的问题, 在结束视频或动画播放后, 再组织学生对所提问题展开研讨交流就水到渠成了。

2. 善用板书, 游刃有余。

在课堂教学中, 并不是一门课的所有章节所有内容都适合用课件来授课, 有些内容仍然需要教师在黑板上运用板书进行示范讲解、剖析重点。板书是启发学生思维、完成教学任务的一种重要辅助手段, 它有助于教学内容的系统化、条理化, 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把握。传统板书的最大优点就是教师一边讲授, 一边把重要的知识点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写在黑板上, 学生随时可以思考、回味和记忆。而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时, 由于许多文本信息已呈现在课件中, 无需大量的板书, 但是对板书的要求却大为提高, 力求化繁为简、化简为秀、画龙点睛, 即将传统教学手段的长处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优势有机结合, 才能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在中国现代史教学中, 教师应处理好多媒体教学与黑板板书的关系, 如在一些重点地方灵活地运用多种板书形式, 如图解式板书、表格式板书、线索式板书、纲要式板书等, 以此增强学生的印象, 从而加深记忆。

3. 挥洒激情, 传导有方。

在多媒体教学中, 课堂不是幻灯片的放映室, 教师应保持讲课的激情以增强教学效果,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但是, 在教学实践中, 由于多媒体课件承载的内容多, 一些教师为了弥补其备课不够充分、对教学内容不尽熟悉的弱点, 过分依赖课件。上课时简单地对着屏幕宣读课件文本, 忽视与学生思维节奏的合拍, 教师从以前的知识传播者变成了电脑操作员或播音员, 没有激情, 没有个性。在这种“宣读式”的教学过程中, 学生的思维跟不上教师的讲解, 兴趣索然, 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实际上, 教学是一门艺术, 教师既是导演———精心地设计制作课件, 又是演员———在讲台上富有激情地进行表演, 应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 既不能过分依赖课件又要不断探索创新, 尤其是不能忽视钻研教学教法和提高自身驾驭课堂的能力。教师应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和富有情趣的讲解来感染学生, 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学, 这对学生心理所产生的正面影响, 是任何形式的媒体都不能达到的。因此,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教师切忌锁定在电脑前, 简单机械地操作, 不能仅考虑知识的单向传输和媒体的正常运行, 还要考虑学生的感受。教师应从电脑前走到讲台上来, 利用随身携带的麦克风、电子教鞭组织教学, 适当走动, 尽可能地关注学生的感知及情绪等方面的变化, 用体态语言、面部表情及口语表述等方式与学生交流教学信息, 活跃课堂气氛。

多媒体是新生事物, 教师在学习多媒体、计算机技术的同时, 应该关注教育理论的发展, 随时用先进的教育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多媒体教学。在探索学习中不断总结多媒体教学方法, 将其优势最大化地应用到教学中, 才能达到教学最优化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方其桂主编.多媒体CAI课件制作实例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2]李勇繁等编著.多媒体CAI课件设计与制作导论.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7.

[3]赵良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运用多媒体课件教学的优势分析.中外企业家, 2010, (6) .

[4]司艾华.多媒体环境下历史课堂板书的作用浅析.中国成人教育, 2010, (17) .

[5]付银生.多媒体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科技创新导报, 2010, (23) .

中国现代史综合测试卷 篇3

1.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两会”是社会热点问题表现最充分、社会关注面最广泛的政治活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文献分别是 （ ）

A.《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B.《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D.《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2、毛泽东撰稿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中说：“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段碑文把中国革命的历史追溯到了什么时候 （ ）

A.鸦片战争时期 B.五四运动时期

C.国民大革命时期 D.抗日战争时期

3.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第二次历史性巨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这两件大事相关的年代分别是 （ ）

A.1949年、1951年 B.1949年、1952年

C.1949年、1954年 D.1949年、1956年

4.如果你需要一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准确信息，那么下列资料中你将选用 （ ）

A.当时农民使用先进的机械化农具

B.农民纷纷加入人民公社

c.1954年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D.1956年全国绝大多数农户参加了生产合作社

5.195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指着飞过去的飞机，高兴地对外宾说：“我们自己制造的飞机飞过去了！”这种飞机是

（ ）

A.歼5型运输机 B.歼5型强击机

C.歼5型歼击机 D.歼5型轰炸机

6.下边是《1957—1960年工业、农业总产值》示意图，下列对其解读最恰当的是 （ ）

A.中共八大的正确决策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B.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C.“大跃进”使全国工业总产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D.“大跃进”导致了工农业生产比例严重失调

7.某同学这样描写他所在的城市：我们的城市被誉为“一夜崛起之城”……改革开放初期，放的是开荒牛（如下图），代表我们的城市从零开始，默默耕耘；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荒牛换成了现在的孺子牛，代表我们这个城市为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和我城人民甘为孺子牛的形象。这座城市是 （ ）

A.深圳 B上海

C.珠海 D.厦门

8.“拄拐当舟渡/风雨每辞家/怀中抱兰考/口啖狂沙/一己沉疴不顾/三百荒丘尽踏/劳瘁任交加/心血化甘露/浇灌泡桐花/真公仆/好榜样/铁生涯/活来就像真理/本色朴无华/宁坐窟窿藤椅/宁盖补丁被褥/岂让地生疤/两袖清风劲/扬我党旗纱。”这首词赞扬的是（ ）

A.邓稼先 B.焦裕禄 C.王进喜 D.雷锋

9.某同学拿出一些1969年和1971年发行的毛泽东主席像章给同学们欣赏，这些物品属于 （ ）

A.建国初期 B.抗美援朝时期

C.“文革”时期 D.改革开放以后

10.下面两幅图片反映的史实的共同点是 （ ）

①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②都以国家统一为前提③都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④都是我国的省级行政区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11.下图是某历史兴趣小组的成员自制的历史年代尺，它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奋斗历程。其中①、②、③处填写正确的是（ ）

A.①开天辟地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③澳门回归

B.①伟大转折②遵义会议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C.①开天辟地②遵义会议③香港回归

D.①开天辟地②长征开始③中共十五大召开

12.嫦娥三号成功登月，确立了中国在世界航天领域的地位，为人类航天史再书新篇章。标志着中国跻身世界航天科技大国之列的是 （ ）

A.原子弹爆炸成功

B.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

C.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升空

D.载人航天飞船邀游太空

13.以下握手照片不能反映外交礼仪的是 （ ）

A.毛泽东与尼克松 B.邓小平与欧共体主席

C.江泽民与董建华 D.胡锦涛与布什

14.下列哪些事件体现了历史上中苏两国之间的合作与支持

（ ）

①黄埔军校建立②进行抗日战争③实施“一五”计划④万隆会议召开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15.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主要的改变是 （ ）

A.土地的使用权 B.土地的用途

C.土地的所有权 D.土地的规模

16.我们同学大多数是“90后”。下列事件中，我们“90后”的同学可能亲身经历的是 （ ）

①参加深圳特区的创建 ②成为九年义务教育的受益者 ③见证香港、澳门回归 ④见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A.①② B.①②④ C.①②③④ D.②③④

17.2013年12月5日，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5岁。曼德拉是中南关系的奠基人之一，对发展中南友好、中非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下列会议，中非共同参加的是 （ ）endprint

A.开罗会议 B.万隆会议

C.日内瓦国际会议 D.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18.某同学在网上查资料时发现如下一段诗歌：“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响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也响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当掌声把五星红旗送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大势所趋

B.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和支持

C.西方国家消除对中国的敌视政策

D.中国国际地位提高

19.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粮食消费量一直高于产量。据预测到2030年粮食需求将会提高30%至40%，全球新一轮粮食危机的到来似乎已无法避免。下列四位科学家中哪位科学家的成果有利于缓和粮食危机 （ ）

A.袁隆平 B.邓稼先 C.侯德榜 D.钱学森

20.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刘长春一个人代表中国参加奥运的凄惨景象。而今，中国不但成功承办了第29届奥运会，而且中国体育代表团还在这届奥运会上取得51金、21银、28铜的优异成绩，第一次名列金牌榜首位。中国人参加奥运会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说明了 （ ）

①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强②中国已经成为体育大国③旧中国的贫穷落后④中国在所有的奥运体育项目上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

A.①③④ B.①②③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二、非选择题（共5小题，30分）

21.（6分）看图回答问题。

（1）图一反映的历史事件发生于哪一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民生不断改善，试举一例说明。（2分）

（2）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目的是什么？（1分）

（3）新中国成立时，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彻底完成，试举一例说明。（2分）

（4）题目所反映的事件对新中国产生了什么共同的积极影响？（1分）

22.（5分）阅渎材料，回答问题。

旧中国的磨料磨具工业比较落后，全国仅有一个砂轮厂，不能生产磨料，只能生产少量的陶瓷磨具。1953年，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决定兴建一座大型砂轮厂。经调查，刚玉磨料的主要原料铝矾土在巩县一带蕴藏丰富。1954年7月27日，国家计委批准厂址定在主要原料产地附近的郑州市，后定名为第二砂轮厂。1954年11月，东德专家来到郑州，帮助设计建造砂轮厂。德国人设计的车间厂房，立面处理十分讲究，顶部配以弧形锯齿式的屋顶，成为厂区景观。如今，这些德式老厂房已年近六旬，在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风风雨雨后，被列入郑州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这足以证明它在郑州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1）“一五”计划时期，我国还取得了哪些建设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有何重要意义（3分）

（2）我国有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与第二砂轮厂同年诞生，这项政治制度是什么制度？（1分）

（3）根据材料，我们还能获取哪些历史信息？（1分）

23.（7分）2014年1月19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发布，体现了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视。某校九年级学生对不同时期的农业政策进行了材料搜集和探究学习。请你一起加入进来吧！

【第一阶段：土地梦想的实现】

材料一

（1）材料一中图一和图二反映了建国初期我国农村社会变革中的什么历史事件？（1分）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1分）

【第二阶段：由分到合的过程】

材料二 1955年，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第二年，绝大多数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2）材料二表明，1956年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变化？（1分）

【第三阶段：探索中的失误】

材料三早稻亩产二万六千九百多斤，花生亩产一万多斤的高产“卫星”，从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的田野上腾空而起了，这是今年我国农业生产上又一件大事。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

材料四 1958年8月初，（南海）大镇乡人民公社率先成立，到9月初，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在生产经营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经营，分配方面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社员）工资分5～7个等级，由公社统一发放。生产好坏分配也一样。

（3）材料三和材料四反映了在当时农村出现了哪两大运动？（1分）这两大运动对中国造成了怎样的影响？（1分）

【第四阶段：新时期农民的创举】

材料五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户村民在村西一间茅屋里秘密开会，决定实行“大包干”。包干到户的第一年，这个自实行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贡献过一粒粮食的生产队第一次向国家贡献粮食4万斤、油料2万斤。小岗村的奇迹，使人们看到了农村改革的希望。

（4）据材料五，指出“农村改革的希望”在何处？（1分）

（5）上述材料说明在我国农村发展中既有经验又有教训，这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哪些启示？（1分）

24.（7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在中日两国数千年的交往史中，和平占了大部分。但是，近一百多年来，日本在错误的思想引导下走上了害人害己的军国主义道路。近年来其右翼势力又大有猖獗之势。

材料二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2周年。40多年来，两国关系在各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造福了两国人民，这是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凝聚着两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巨大心血，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呵护。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endprint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举出一例古代史上中日和平交往的史实。（1分）

（2）材料一中提到，“近一百多年来，日本在错误的思想引导下走上了害人害己的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对中国发动了哪些侵略战争？近年来其右翼势力又大有猖獗之势，请举例说明。（3分）

（3）42年前，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当时的日本首相是谁？几十年来，有个国家日益成为左右中日关系发展的最大外部因素，这个国家最有可能是哪个国家？（2分）

（4）如何正确把握中日关系？（1分）

25.（5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面对西方高速发展的经济，在深感中国已经落后的同时，他深刻地认识到：“环顾全球，今天世界上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没有一个是闭关自守的。对外开放的政策是中国的希望。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材料二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材料三如果说10年前我们对中国入世谈论最多的是担心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更需要冷静……下一步，中国应积极推进世贸进程，成为继续支持世贸组织健康发展的“优等生”。

——《中国与世界共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述评》

（1）阅读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哪次会议作出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1分）

（2）在材料二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哪次会议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该目标是什么？（2分）

（3）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2001年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新世纪以来，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举措还有哪些？（2分）

参考答案：

一、1.C 2.B 3.D 4.D 5.C 6.D 7.A 8.B 9.C 10.C 11.C 12.C 13.C 14.A 15.A 16.D

17.B 18.C 19.A 20.B

二、21.（1）1951年。（1分）“一五”计划时期，修建了川藏、青藏、新藏公路，密切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西藏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西藏完成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西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等。（一点即可，1分）（2）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分）（3）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2分）（4）都有利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言之有理即可，1分）

22.（1）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建成投产、长春一汽生产出第一辆汽车、武汉长江大桥建成等。（任答两例即可，2分）我国开始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1分）（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分）（3）言之有理即可，如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一五”计划时期新中国的建设得到了来自东德的援助等。（1分）

23.（1）土地改革运动。（1分）彻底摧毁了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被消灭；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使农业生产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1分）（2）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1分）（3）“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分）这两大运动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分）（4）实行“大包干”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分）（5）必须不断坚持改革，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急于求成等。（言之有理即可，1分）

24.（1）鉴真东渡；唐朝时，日本多次派遣唐使来华。（一例即可，1分）（2）甲午中日战争、全面侵华战争。（2分）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制造钓鱼岛争端、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一例即可，1分）（3）田中角荣。（1分）美国。（1分）（4）既要对日本右翼势力心存警惕，又要重视中日友好交往的主流。

中国古代史教案1 篇4

夏代：

开始于大约公元前21世纪（据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夏代开始于大约公元前2070年），一般认为由禹建立；大约至公元前17世纪，商族灭夏结束。夏代是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时期。

商代：

开始于大约公元前17世纪（据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商代开始于大约公元前1600年），商族首领汤灭夏，建立商朝；大约至公元前11世纪，周族灭商结束。商代是中华文明的发展时期。

西周：

开始于大约公元前11世纪（据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西周开始于大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史称西周。至公元前 771年，犬戎之乱，周幽王被杀结束。其中公元前 841年，史称“共和元年”，是目前中国历史已知的确切纪年的开始。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古国之一，三代时期，中国各地区、各族的发展，促进了华夏族的形成；三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华帝国奠定了基础；三代创立的各种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没有三代，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第二章

夏王朝

第一节 夏史概况

一 时空框架

1、夏王朝存在的时间：

约在公元前21——17世纪。这个历史时期，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未进入文明时代。如果用白天代表人类社会的文明阶段，用黑夜代表人类进入文明之前的蒙昧及野蛮阶段，那么这一个时期，正是人类的文明曙光在地平线上显露的时代。其中，几大文明的发源地恰如黑暗之中的几只灿烂火炬，正在逐渐照亮人类文明的漫长征程。如果想为夏王朝的存在在世界上找一个基本定位的话，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其它文明古国在公元前17世纪以前已经走过了

怎样的历史进程。首先来看看人类文明的古老的发祥地埃及。埃及早在公元前51世纪前后，就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其时也是各小邦并立。公元前31世纪，上埃及征服了下埃及，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史称第一王朝。从此以后，埃及的历史开始有文字可考。到了21世纪，埃及已经渡过了其古王国时期，进入中王国时期。公元前16世纪，埃及进入了新王国发展时期。因此，中国夏王朝的统治时期，基本与埃及的中王国时期相当。两河流域，公元前31——26世纪左右，苏美尔人在这一地区的南端建立了最早的国家。公元前2060——1955年，苏美尔地区兴起的乌尔第三王朝，为其时西亚第一强国。公元前19世纪，古巴比伦国建立，公元前18世纪中叶，国王汉谟拉比统一两河流域，并颁布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乌尔第三王朝及古巴比伦国，与中国的夏王朝正属于同一历史时期。希腊，公元前27——21世纪，克里特文明开始了早期米诺斯文化的发展阶段，公元前21——17世纪是这一文化的中期发展阶段。中期米诺斯文化代表的是克里特岛出现阶级、国家并走向统一的发展阶段。而此期的希腊半岛，尚处在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前夜。显然，当希腊正在向文明社会迈进的时候，中国已经由小邦林立进入了统一的王国——夏王朝统治的时期。但是在此阶段，克里特文明已经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字——线形文字甲。印度，在公元前26世纪前后，印度河地区的原始居民就已经创造了著名的哈拉帕文化，公元前20世纪前后，哈拉帕文化进入它的繁荣期，据考古发掘证实，哈拉帕文化在当时已经发展出规模相当庞大、功能相当齐全的城市。但是，在公元前16世纪前后，哈拉帕文化突然消失，关于这一文化的消亡原因，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但不争的事实是，印度地区的文明发展，又开始了一个重新发展的过程。

上述世界历史年代，正是我国夏王朝存在的相对时间。

2、夏人活动的主要地区：

夏王朝的统治区域，主要在今河南的嵩山至伊水、洛水流域一带。另外，晋南也是夏人活动的重要地区。夏王朝的最东边的边界，已经达到河南的东部与河北、山东交界的地方。

由于夏代的文字至今仍未被发现，因此很难完全确定哪一处考古学文化就是夏王朝历史的遗存。不过，启动于1996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基本断定，在豫西及晋南大量出土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王朝的文化遗存。据文献记载，豫西、晋南地区正是所谓“有夏之居”和“夏墟”之所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标本经过碳14的测定，年代基本在公元前20——17世纪之间，与夏王朝存在的时间也大致相合。尤为重要的是，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早商文化正好是依次叠压、前后相继的地层关系，更说明能与这一文化相对应的王朝只能是夏。我们对夏代历史及文化的探讨，二里头文化始终都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对象。

二、夏的建立

什么是夏？夏本来是指夏后氏，是居于夏地的部落联盟的名称。一般认为夏地是在山西夏县或河南禹县。

夏，原来是一个部落联盟的名字，以后才成为王朝的称号。据《史记·夏本记》记载，这个部落联盟是由夏后氏、有扈氏、斟鄩氏等十二个姒姓的氏族部落组成的。禹，姓姒，名文命，是夏王朝的创建者。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

1、大禹治水 舜禹禅让

夏族为姒姓，是居住在黄河中游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原始部族，世代与黄河打交道。尧舜时期，黄河发生重大水患，禹的父亲——夏族首领崇伯鲧奉帝舜的命令去治理洪水，由于他采用堵的方法，结果不仅没有治理好水灾，反而加剧了水患，因而被舜处死。鲧死后，舜命其子禹治理洪水。禹接受了其父鲧治水无功而受诛的沉痛教训，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其父的治水方法。他首先疏导小水入川，然后再引川入海，这样既彻底消除了洪水之灾，还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据载禹居外十三年，数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完成了治水大业。帝舜因禹治水有功，便举行隆重仪式，向天祷告，以禹为自己的继承人。舜死后，禹即位，定都于阳城（今河南登封）。禹的声教因为治水而通达四海，在先秦古文献中，禹是受到称赞最多的圣人之一。

大禹治水的功绩和后果，不只是解除了洪水泛滥的巨大灾害，还在于大禹治水所引发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把原始社会的军事民主制度推到了顶峰，从而为国家的出现创造了一切必备的条件。

禹对有苗的战争是同治水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大事件；禹画九州是大禹治水获得成功后的一个重大举措；禹合诸侯于涂山是大禹治水后的又一重大历史事件。

2、“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左传·哀公七年》所记载的：“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中的“万国”与“诸侯”是指部族与部族酋长，是追记者用当时的概念来称谓远古时代的事物。有关禹合诸侯于涂山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只是记载了执玉帛前来与会的部族酋长很多，“万”不是实数，只是用来形容到会的酋长人数众多而已。

这条史料表明，尧舜禹部族联合体内部各部族之间的融合与合并，由于大禹的治水及其成功，在范围上有了空前的扩大，在程度上有了前所未有的加深，是尧舜时代不曾有过的空前之举。

这条史料还表明，大禹所以能超过尧舜，在涂山召集众多部族酋长与会，说明禹作为部族联合体首长所拥有的权威与权力，同尧舜相比已有了很大的加强。当然这种权威与权力远不能同国家出现后的国王或霸主的权威与权力相比。然而，禹的权威与权力的增长，又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增长，在禹致群神于会稽山之山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3、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大禹治水以及征有苗、画九州、合诸侯于涂山、禹杀防风氏等一系列事件表明，尧舜禹部族联合体到了禹担任首长时期，部族联合体已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国家的出现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禹作为联合体的首长，他所拥有的权威与权力，有的已突破氏族社会的界限。

文献记载中的如下事实耐人寻味，禹与尧、舜也有所不同。尧在位时，便推举舜作为部族联合体首长的继承人。让他主持联合体事务，长达二十八年，直到尧的去世。舜在位时，便推举禹作为部族联合体首长的继承人，让他主持联合体事务，赋予他更大的权力，长达十七年 的时间，直到舜的去世。据《竹书纪年》的记载：“禹立四十五年。”然而，禹是什么时候推举益作为部族联合体首长的继承人呢？文献中没有记载确切的年数。《史记·夏本纪》记载：“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禹在位长达四十五年，他为什么不效法尧、舜早些推举益作为部族联合体的继承人，让益主持联合体的事务，培养益的才能，树立益的威信？大禹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观想法和意图已不得而知，但这一事实却为禹死后“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战国策·燕策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实际上，“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战国策·燕策一》）《竹书纪年》还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

诚然，禹直到他临终，毕竟仍然是一位部族联合体的首长。这是因为他的权力是通过民主的推举方式取得的，而不是用暴力夺取的。同时，大禹在临死之前，他把部族联合体首长的职位仍然按民主的推举方式传给益，并没有传给他的儿子启。

然而，大禹一反尧舜的做法，在位期间迟迟不推举益为联合体首长的继承人，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益在继承联合体首长时不曾享有舜、禹在继任时所享有的威望与权力，加之大禹治水使他在部族联合体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使得天下人“属意”于禹的儿子启，致使启有条件凭借暴力夺取益的职位，将益杀死，从根本上否定了氏族社会的民主制度，确立了在暴力基础之上的王权，宣告了原始社会的寿终正寝，导致了国家的诞生，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文明时代。

启用暴力夺取政权并维护政权，使得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君主。无论启的才能与品德如何，他凭借暴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追根溯源，启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君主，这显然是同大禹治水的功绩及其与之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大禹治水的成功，既标志着当时人们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和科技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生产力与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同时也为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发生重大变化准备了一系列的必要条件。

人类社会的历史，曾经历了蒙昧、野蛮、与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如果说夏启建国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端，犹如海平面上升起的一轮红日，那么，大禹治水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可视为中华文明史的曙光，预示着文明社会的即将来临。

启即帝位。启即位后，便将禅让制废除，建立了帝位传子的世袭制度。

世袭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上一个阶段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以禅让制为代表；而由启开始的这个阶段，则是“大人世及以为礼”，以传子制为标志。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它是家庭、私有制、阶级和阶级剥削已经存在的标志。（书中13页）“大同”“小康”；“天下为公”“天下为家”。

由于禹是通过禅让得到的帝位，因此他虽然是夏王朝的创造者，但作为一个王朝，必须要到启废除了禅让制确立了传子制后才算正式建立。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后，传贤才为传子所替代，古老的氏族制被国家所取代了，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在夏启时就初步实现了。

三、夏王传承及历朝简况：

夏史的可靠文献资料很少。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主要记述夏立国以前禹治水的事迹，禹之后到桀灭亡这段历史，只写了几百字。

夏王朝从创建者禹至亡国者桀共历十四代、十七王，前后约有四百余年。

1、启：废除禅让制，确立王位世袭制；

打败东方偃姓的伯益和西方的同姓邦国有扈氏；

“有扈氏不服，启灭有扈氏。”（《史记·夏本纪》）

启是夏王朝的第一代君主，也是我国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王位传子制度的创始人，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启在创立传子制度的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古老的禅让制度的巨大影响，启即位后，遭到了一些奉承古老传统的部族的强烈反对。其中有扈氏的反对最为激烈。为此，启亲率六卿前往讨伐，并在甘这个地方与有扈氏大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之战”。《尚书·甘誓》记述的就是战斗前夕启发布战争动员令的内容。战争的结果是启取得了胜利，灭掉了有扈氏，既巩固了夏王朝的统治，同时也确定了新兴的传子制度。

“钧台之享”，在钧台大宴来阳翟朝会的各国首领。

启夺取了政权，揭开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新篇章，但是君主制代替民主制，传子制代替传贤制，一句话，奴隶制代替氏族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启为了对付保守势力，巩固政权，一方面要依靠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必须依靠政治力量，必须取得众多部落，至少是旧日部落联盟内部新贵们的承认，所以，这样的大会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楚子合诸侯于申”，椒举称引历史上的六王二公会诸侯之礼。其中列于首位的就是“夏启有钧台之享”，把这个“钧台之享”与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可见其意义之大。

其意义可从两方面分析：第一，它说明这种君主制和传子制刚刚产生还很幼弱，因此不得不通过大会予以承认，使之披上合法的外衣。第二，这个大会表明了特权阶级以大联合的姿态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

禹为治水不惜卑宫室而致力于沟洫，而且还亲自参加治理洪水的劳动，由于长期浸泡在水中，以至于胫毛都不再生长，是一个与民同甘共苦的领袖。禹也因此而受到后世的歌颂。而启则不同，据文献记载，启是位好逸恶劳的君主，生活极其骄奢淫逸，喜好乐舞，沉湎酒色。例如《墨子·非乐上》就记载：“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另外《楚辞·离骚》也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衖。”其它像《山海经》等先秦文献也有这方面的记载。总之，禹和启虽为父子，但两人却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两人不同的生活作派也正反映出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最高统治者的基本特征。

2、太康——少康 夏夷之争（参看《左传·哀公四年》和《左传·哀公元年》）

太康失国

后羿代夏：东夷有穷氏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

启的儿子太康则更加荒淫无度，这导致夏王朝统治下的百姓的强烈不满。东夷族有穷氏首

领后羿是一位能征善战的部落首领，尤其善于骑射，曾为民众除害，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乘乱赶走了太康，“因夏民以代夏政”，（《左传·襄公四年》）获得夏王朝百姓的拥戴。夺取了夏的政权，这就是夏王朝早期历史上的太康失国事件，这正说明夏王朝虽然已经确立了家天下的王位传子制度，但古老的民主传统仍有其强大的势力，后羿正是借此才夺取夏王朝的天下的。

太康被逐后，与其五个弟弟流落在外，太康死后，其弟仲康继续统率着这个家族。仲康死后其子相继立。帝相时期，与同姓诸侯斟寻联合，开始着手恢复家业，发展势力。他先后对淮夷、风夷、黄夷发动进攻，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夷人纷纷表示顺服。

伯明氏寒浞杀后羿

与此同时，继夏后氏统治夏民的有穷氏上层发生了激烈的权力争斗。后羿恃其善射，终日沉湎于捕猎取乐，不理民事，遗弃其得利大臣武罗、伯困等，而信用被伯明氏放逐的馋慝子弟寒浞,以其为相。寒浞对内行媚于后羿，对外则广施财贿，培植党羽。最后，寒浞趁后羿外出田猎，篡夺了政权，并将田猎归来的后羿杀死，还将后羿煮熟了逼迫后羿的儿子去吃。羿子不忍，因而死于穷门。寒浞霸占了后羿的妻室，生下两个儿子浇和豷。

寒浞灭相：灭夏同姓邦国斟灌、斟寻，杀夏后相；

面对日益发展壮大的夏后氏，寒浞派其子浇率师灭掉了相以及与之结盟的斟灌和斟寻两氏。并让浇和豷分别镇守过及戈。

寒浞虽然对外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他是仗着自己阴谋诡计篡夺了后羿的政权的，因此他对待大臣和百姓，从不施以恩惠，而是惯用其馋慝诈伪的小伎俩，结果终于使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原来曾经支持过后羿代夏的老臣靡目睹寒浞的残暴行径，遂离开了寒浞，投奔了有鬲氏，并在有鬲氏的帮助下，召集被寒浞灭族的斟灌与斟寻两氏的余众，积极为恢复夏王朝做准备。

少康复国

夏后相被灭掉的时候，其妻正怀有身孕，从墙洞中逃出，回到自己的娘家有仍氏，并生下了相的遗腹子少康。少康在有仍氏长大后，曾做过有仍氏的牧正。浇听说了这件事，派椒去捉拿他，少康又只好回到有虞氏那里存身，并担任了有虞氏的庖正。

少康在有虞氏那里为民除害，取得了有虞氏的信任。有虞氏首领思遂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二姚”嫁给少康为妻，并赐给他封邑。少康广施德义，积极谋划，收抚从寒浞残暴统治下逃亡出来的的官员及百姓。同时派出女艾到浇的身边做间谍，又派自己的儿子季杼去引诱豷，先后灭掉了过和戈，扫平了消灭寒浞的两个最大障碍。最后在夏王朝的老臣靡和有鬲氏的帮助下灭寒浞而重新夺回了夏王朝的政权。少康从小历经流亡和磨难，但他不畏艰辛，励精图治，终于恢复了夏后氏对王朝的统治。

3、少康——廑 夏朝中兴

少康中兴

少康即位后，充分吸取太康失国的教训，致力于恢复当年的大禹治水时所采取的各项举措，对内继续实行德政，对外积极改善与四周夷族的关系，国势逐渐强大。一些原来与夏王朝处于敌对状态的夷族也向他表示臣服，夏王朝的政权从而得到了稳定，这就是著名的少康中兴。

杼：“季杼作甲”，“征于东海”，“复禹之迹”

少康死后，其子杼继立。杼从小随少康四处流亡，又亲身参加了少康灭寒浞的筹划与战斗，因此他即位后仍能实行德政，继续发展国力。在他的统治时期，夏王朝的国势最为强大。他曾率军征于东海，彻底巩固了对东夷的统治。到杼子槐即位时，各地夷族纷纷表示归顺。杼由于为夏王朝的发展与壮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夏人以“报”祭的方式祭祀他、怀念他。后人称颂他是能够遵循禹的德行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夏代君主。“能帅禹者也”（《竹书纪年》）“复禹之迹”从少康中兴历帝杼、帝槐，是夏王朝的鼎盛时期。

4、孔甲——桀 夏朝衰落和灭亡

孔甲乱夏：“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

夏王朝中期出现了比较激烈的王位争夺战，夏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帝孔甲是第十四位王，他是夏王朝走向衰落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在生活上极其淫乱，而且特别奉信鬼神之事，因此朝政日益荒怠，诸侯纷纷背叛。

《国语·鲁语》记载：“孔甲乱夏，四世而陨。”是说由于孔甲的祸乱，夏王朝只历四代即告灭亡。孔甲之后，夏王朝又先后历三王，分别是帝皋、帝发和帝履癸。前二者没有特别的事迹，最后的就是著名的暴君桀。

夏朝灭亡： 夏桀（履癸）妹喜 商汤伐夏 鸣条之战 放桀南巢

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桀荒淫暴虐，他自比为太阳，说太阳不会熄灭他就不会灭亡。人们不堪沉重压迫，发出“时日何丧，予及汝皆亡”的诅咒。（《尚书·汤誓》）桀犬马声色，大兴土木，穷兵黩武，为索取财物和美女发动战争，掠取了有施氏的女子妹喜以及岷山之女琬和琰。举行仍之会，有缗氏大会中途撤出，夏桀为挽回面子，大兴问罪之师，经过艰难作战，最后虽然灭掉了有缗氏，但也耗尽了夏王朝的最后一点力量，等于为自己自掘了坟墓，所以古人这样评价：“桀克有缗以丧其国。（《左传·昭公十一年》）”

商汤举兵伐桀，桀死夏亡。

伊水、洛水干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灾害，对于已经穷途末路的夏王朝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西周末年的太史伯阳记述“昔伊、洛竭而夏亡。”（《国语·周语上》）

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夏王朝的覆亡当然还必须由另一个政治力量的致命一击才能最终完成。一个新兴的东方国家迅速发展壮大，这就是商。商汤率军在鸣条之野（今河南封丘东）与桀决战，夏桀大败。放桀南巢，夏王朝就此灭亡。

第二节夏代的政治经济情况

一

夏代政体与国家机构

1.夏的国家政体

夏朝是以夏王为元首，夏后氏同姓国为核心，由众多接受夏王册封的邦国、酋邦及部落组成的松散联盟。夏的最高统治者称作王或者后，因此夏的王族可以称作夏后氏。

2.职官、刑法、军队

①职官：六事之人——六卿；牧正——分管畜牧

②刑法：禹刑：夏代已经制定了自己的刑法。《左传·昭公六年》记载，早在大禹时期就已经制定出了一部《禹刑》。应该是一部已经有一定规模的成文法典。

监狱——圜土、夏台。夏代已经设立了监狱，例如帝槐的监狱称作“圜土”，帝桀的监狱称作“夏台”。成汤就曾经被桀囚禁在夏台。

③军队：夏代的军事编制见于记载的只有“旅”。少康中兴的基本力量除了有田一成之外，所依靠的武装就是“有众一旅”。旅可能是夏代军事建制的最大单位，杜预在《左传·哀公元年》的注中认为一旅是500人，他的依据虽然主要是春秋时代的制度，但也可以作为参考。兵器应以石制、木制为主。铜虽已经出现但是贵重而又稀有。夏代文化遗址中出土青铜兵器不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3、夏礼：

夏王朝规范人们言行的礼仪体系，春秋时期的孔子对夏礼比较熟悉，还能向他的学生讲述。

二、夏代社会经济

关于夏代经济，由于文献和考古资料不足，我们还不能了解它的全貌。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属于夏代文化，在考古学界基本形成共识。它告诉我们夏代已经出现了沟洫农业和青铜器。

《孟子滕文公》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所谓“贡”实行的是一种实物税。是指在一夫所分得的五十亩的土地所出产品中抽取十分之一的实物上缴为税。

三、夏代科技文化

先秦学者经常引用的《夏书》、《夏训》等应是夏代文献，说明夏代不仅有文字，还有专职人员汇集文献记录。夏代历法是中国最早的历法，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基本上保持了它的原貌。

夏代一些帝王以天干为名，证明当时用天干计日，干支纪日法可能已经形成。一些文献记载证明，夏代已经有了天象观测：

《春秋》鲁太史引《夏书》： “辰不集于房。”（日食）

《竹书纪年》夏桀十年： “夜中星陨如雨。”（流星雨）

建筑：宫殿遗址共两处，一号宫殿遗址是一座大型的夯土台基。整体略呈正方形，东西长108米，南北宽约00米，总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基本上是坐北朝南，夯土台基高出当时地面约0.8米，四周边缘为缓坡，夯土台基上建有成体系的建筑群，主体是一座殿堂。面阔八间，进深三间。

二号宫殿东西58米，南北72米。不同之处在于殿堂与北墙之间，还建有一座大墓。第三章

商

商是我国继夏王朝之后兴起的第二个中央王朝。商代，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表现在青铜器的制作，文字的使用，城市的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夏王朝相比，商王朝的疆域可以说是空前的扩大，商王的权利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总之，一个新型的古代文明正在世界的东方迅速崛起。

第一节

商史概况

一

时空框架

1、时间框架：

商王朝存在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600——前1046年，比夏王朝略长，约达600年之久。与商王朝同时并存的世界其它古代文明仍主要集中在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爱琴海及印度半岛等地。除此以外的世界其它地区，仍沉睡在人类文明前夕的漫漫长夜之中。

埃及，公元前1584年建立的第十八王朝，标志着埃及从此进入了新王国时代。新王国时代分别包括埃及古代历史上的第十八、第十九和二十共三个王朝，时间从前16世纪到前11世纪，基本上与我国商王朝的统治时期相始终。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出现了成文法，国家机器日臻完备。第十八王朝是埃及历史上出现的持续时间长达200多年之久的强大军事帝国。随着版图的扩大和军事的不断胜利，埃及国内空前繁荣。

两河流域，从东北部入侵的加喜特人于前1518年占领了巴比伦并建立了政权，史称巴比伦第三王朝。加喜特人在巴比伦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1世纪之初，也几乎与商王朝的统治时间相始终。由于加喜特人来自于依蓝北部山区的半农半牧部落，因此他们的到来使巴比伦地区的社会发展出现了暂时的停滞现象。在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一带，还先后兴起了赫梯、亚述、腓尼基等军事帝国或城邦国家。但国力都无法与十分繁荣的埃及相抗衡。值得一提的是腓尼基人在此期间（约公元前1100年）创造的字母文字，后来成为希腊字母的重要来源，这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希腊，进入后期米诺斯文化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约从公元前1600年——前1125年，也大致和我国商王朝统治时期相当。这一时期克里特岛建立了统一的王权，并开始了对外扩张，由此而进入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期。此时所建的克诺萨斯宫集中体现了克里特文明的巨大成就。但是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克诺萨斯宫突然破坏，克里特文明也随之而迅速衰亡乃至消失。至今这仍是一个历史之谜。与此同时，希腊半岛的阿卡亚人也创造了著名的麦锡尼文化。麦锡尼文化的末期，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在麦锡尼诸国与小亚细亚的特洛伊之间爆发。经过长达十年的战争，麦锡尼诸城邦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其本身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不久即消失在北方多利亚人的入侵浪潮中。

印度，此前的哈拉帕文化已经灭亡，雅利安人侵入印度，印度进入早期吠陀时代，或称梨俱吠陀时代。“吠陀”是印度现存最古老的文献资料，其中以《梨俱吠陀》最为古老，所以用它代称早期吠陀时代。《梨俱吠陀》的大部分内容在前11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形成，全部编成在公元前10世纪之末。显然，印度的这个历史时代与我国商王朝的统治时期也大致相当。在《梨俱吠陀》的末卷，首次提到社会地位的四个等级，即婆罗门、萨帝力、吠舍和首陀罗。说明在这个时期，印度仍旧处于原始公社制度开始解体的阶段。

纵观以上诸地区文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很多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在这一时期均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只有中国与埃及的古代文明还在继续担当着世界文明先行者的角色。

2、空间框架：

商王朝的统治区域分为直辖区（王畿）和势力范围区两个部分。

直辖区以国都为中心，是商王直接实行统治的地区，也是商王实现对整个王朝统治的力量基础。战国时期的吴起曾经描述过商纣王直辖区的范围：“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史记·吴起列传》）东汉的郑玄在《诗谱》中认为西周初年分商的王畿为邶、庸、卫三国，“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太行之东，北逾衡漳，东及兖州桑土之野”。与吴起所说商纣王的王畿范围基本一致，不出今河南、河北、及山东一带。商代前期，王朝的首都并不固定，据《竹书纪年》及《史记·殷本纪》等文献的记载，从成汤灭夏到盘庚迁殷，商王朝的首都一共迁徙了五次，盘庚迁殷以后，也就是到了商王朝的后期，王朝的国都才最终固定下来。但商代前后五次迁都的范围，也都不出河南、河北及山东一带。这说明商代的首都虽然不固定，但商王的直辖区还是比较稳定的。

势力范围区则主要是由直辖区以外臣服于商王的各地方国与部族构成，这些方国与部族虽然臣服于商王朝，但是商王并不能直接统治他们，而是赋予他们较大的自主权利。这也是早期文明社会中统一王朝的国家结构的一般特征。由于各方国对商王朝是或叛或服，因此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并不确定。商与敌对国之间往往也没有十分清晰的疆界，经常要由商与这些方国之间的势力消长来决定。从总体上看，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区很不稳定，与王的直辖区有很大的区别。文献记载，在商王朝最强盛的时期，他的势力范围有可能已经扩展到东至东海，北至渤海湾以北，西达青海湖，南到长江流域的洞庭湖以北的广大地区。例如，《诗经·商颂》在提到武丁时期的国土时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其中的“四海”不少学者认为应该指上述四个方位的水域。也有学者认为《商颂》是商人对祖先事迹的歌功颂德，自然会有夸大之词，因而不可完全据以为真。例如《汉书·贾捐之传》中就认为武丁时期商

王朝的疆域，也只不过是“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而已。

以上所及，正是商王朝600余年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舞台。

有关商代考古学文化，学术界的意见比较明确一致，并且还以商王武丁为界将商代的考古学文化分成了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武丁以前属于早商文化。早商文化以二里冈期文化为代表，这一文化的分布地以河南最为密集，此外，在河北、山东、山西、安徽、江西、湖北等地也都发现了早商文化的遗存。从目前所发现的早商文化的各类遗址来看，河南郑州人民公园及安阳小屯、河北邢台的曹演庄、湖北黄陂的盘龙城与晚商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清楚，可以认定其在年代顺序上确实要早于晚商文化，这就为我们今天研究商代前期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比较确切的资料。另外，已经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遗址及郑州商城遗址，无论是就其规模，还是就其城市布局而言，都显示出它们绝非是一般居民点，而应为早商时期的两处都城。其中，偃师商城毗邻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在始建时间上又略早于郑州商城，因此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商汤所居的都城“亳”。武丁以后（包括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则属晚商文化。晚商文化以发现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小屯文化为中心，以殷墟文化的二至四期为典型代表。晚商文化的分布主要在今河南、河北、和山东即黄河中下游一带。另外，在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江西、以及湖南等广大地区都发现了商代文化的遗存。通过对殷墟的考古发掘和对甲骨文的研究，已经能够肯定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就是商代后期270多年的王都所在。

二、商的建立

传说商族祖先契曾协助大禹治水，后被舜任命为司徒，并封契于商，赐姓子姓。

1、商人早期发展的历史

商族为子姓，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代民族。商族的始祖名契，时代大致与尧、舜、禹相当。《史记·殷本纪》记载契的出生，很有传奇色彩。（感生说）据说契的母亲叫简狄，是有娀氏的女子。一次与同伴在水边洗浴，偶然见到一个燕子的蛋，便取来吃掉，谁知竟由此而怀孕，最后生下契来。《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吕氏春秋·音初》也记载了与此相同或相似的故事，因此司马迁的叙述是有非常古老的历史传说为依据的。这似乎是在说明，商族的图腾应该就是燕子。而在契所降生的时代，商族大概还是处在母系氏族公社阶段，所以商契才会无父而生。而在契之后，商人才有了明确的父系，由此可见契是商族由母系过渡到父系的一个重要人物。

以燕子为氏族图腾，在我国东部或东北部地区很多古代民族都存在过。这与这一地区普遍存在鸟尤其是候鸟的崇拜是相应的。这个故事传说大体反映出商族的发祥地应是在东部或东北部，尤其有可能的就是在环渤海湾一带。

契长大后，曾佐助大禹治水，一起立下功劳，因此舜命契为司徒，以“五教”教导百姓，并将商地作为采邑分封给契，因此，契的后人遂以商作为自己的族名。

从契作为商人的始祖到汤灭夏建立商王朝为止史学界称之为先商时期。先商时期一共经历了十四代。《史记·殷本纪》对这十四个先公的名称都有记载，他们是契、昭明、相土、昌弱、曹圉、冥、振、微、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和天乙。其中天乙即成汤，是商王朝的创建者，不应视为先公。其余十三个先公的名称除契、昭明、昌弱、曹圉之外都见于甲骨文 的记载，只是在写法上略有不同。例如，相土在甲骨文中直接写作土；冥写作季；微称作上甲微，主壬和主癸写作示壬和示癸。另外，学者们还考证出一个商先公，即王恒。王恒为季（即冥）的儿子，王亥之弟。这样，商先公就仍是经历了十四代。此外，在先公的顺序上，《史记》中所记载的报丁、报丙、报乙的顺序，应依据甲骨文改作报乙、报丙、报丁。

商人早期的发展历史，可考者有以下几则：

（1）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此事见于《尚书序》：“自契至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这八次迁徙是：契从亳迁蕃；昭明迁于砥石；昭明又迁于商；相土迁于泰山下；相土复又迁于商丘；上甲微迁于殷；上甲微又迁于商丘；汤迁于亳。就是说，商先公的八次迁徙，最后到汤，又迁回契所居的亳。以上就是商先公的八迁地点，学术界尚有一些争论。但是，商先公的迁居，不出河南、河北和山东一带，这一点是学者们所认可的。由此可知商人早期生存和发展的大致区域。

（2）相土乘马，王亥服牛

相土是契的孙子，为商人第三代祖先。它的主要贡献是发明了驾车的技术。《世本·作篇》记载：“相土作乘马”，乘就是驾驭。驯服马匹让他们为人类提供动力，这当然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相土因为此项发明而被后人尊为“马社”，（郑玄注《周礼》曰始乘马者）在每年秋季要受到人们的祭祀。相土统治的时期，夏王朝正经历后羿寒浞之乱，相土因而乘机扩大势力，使商人的声明远播。这一时期是商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王亥是商人的第七代祖先。他的贡献是发明了使用牛的技术。《世本·作篇》记载：“胲作服牛”。其中的胲就是王亥。服牛，就是训练牛，让它为人服务。驯服大型动物使它们为人类提供动力，这是商人祖先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巨大贡献。从相土乘马和王亥服牛的事迹中也可以看出，畜牧业在商人早期的发展中具有着重要的地位。

（3）冥勤其官而水死

冥是商人的第六代祖先，是王亥与王恒的父亲，《国语·鲁语上》当中提到他因治水而死，即“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因为此功劳而受到商人郊祭的礼遇。《礼记·祭法》云：“殷人禘喾而郊冥。”喾是商人自认为所自出的古帝王，因而报以禘祭。郊祭是祭天之礼，商人用以祭祀冥，可见冥在商人心目中的地位。凭此一点，可以说明治水在商人早期的生活中仍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商先公从上甲微开始，都使用天干作为名号，能够说明商人的历法知识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这必然进一步促进商人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和进步。

2、商王朝的建立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人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从上甲微开始，首先灭掉了曾经杀害王亥、抢夺商人仆牛的有易氏。（书中16页讲王亥事）发展到成汤时期，商人的势力已极为强盛。而作为中原大国的夏王朝，自孔甲以来，国势早已日迫西山，此时恰逢夏桀的残暴统治，国

内矛盾更加尖锐，整个王朝已经处在一场社会大动荡的前夜。显然，建立新王朝的条件已经成熟。

但是，要推翻夏的统治，建立新的王朝，光凭商人自身的力量是完全不够的。在这个关键时刻，伊尹来到了商汤的身边。

伊尹是商王朝早期的著名大臣，甲骨文中记载了商王后裔给予伊尹以隆重的祭礼。说明伊尹确实为商王朝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关于伊尹的出身，《史记》就记载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伊尹原为有莘氏陪嫁而来的媵臣，后来借着烹调向商汤阐述治国的道理，深得商汤的赞许，因而被用为辅佐之臣。一种说法认为伊尹本为一名隐士，因为贤明而被商汤先后礼聘五次，后来终于下定决心来辅佐商汤。

伊尹为商汤灭夏制定的首要方针就是树起救民于水火的大旗，《孟子·万章下》记载伊尹初见商汤，便“说之以伐夏救民”。只有树立起救民的大旗，才能使天下的诸侯、人民归附和顺从。从文献记载上来看，商汤有可能一开始还并不完全理解伊尹的苦心，以至于伊尹“七十说而”。（《韩非子·难言》）但最后终于全面接受了伊尹的建议，从此开始了一系列树立形象的活动。据说汤有一次在郊外看见有人张网四面捕鸟，并且祝祷说：“天下四方的鸟儿都进到我的网里。”商汤感叹道：“太过分了！”于是命人将网的三面去掉，换了祝词说：“向往左飞的鸟儿，请往左；向往右飞的鸟儿，请往右。实在不听命于我的，只好请你飞到我的网里了。”诸侯们为此都感叹道：“汤的德行真是达到极致，甚至已经及于禽兽。”经过这样的宣传，商汤终于以其德行成为天下众望之所归。不仅如此，伊尹还曾潜入到夏王朝的内部，支持夏桀的宠妃妹喜惑乱夏的政治，为汤建立夏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除伊尹外，辅佐商汤的贤臣还有很多，都是商汤的得力助手。

商汤灭夏采取了两个方面的策略。一是团结各地诸侯，建立广大的反对夏桀统治的联盟。比如，诸侯荆伯最初对商并不服从，商汤便给他们送去很多的牛，于是荆伯便与商汤交好。葛伯说自己没有供奉的牺牲和粮食，汤就命人送去牛羊，并派商族的老百姓去帮助葛伯种地。汤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团结了众多的诸侯，史载：“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越绝书》卷三）对于抗拒不服的诸侯，汤就将他们灭掉。例如葛伯在得到了汤的牛羊和粮食后，仍不祭祀鬼神，甚至将送饭到田间地里的商族老人和儿童杀害，于是汤就发兵将葛伯灭掉。正如《孟子》所说：“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的政治主张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欢迎，他们都希望汤的军队能早点来到，以至于“汤东面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孟子·滕文公下》）商汤灭夏的第二个策略就是继续加强宣传，这就是假借天命大造舆论声势。史载商汤有过“景亳之命”，（《左传·昭公四年》）就是在亳这个地方宣布代夏膺受天命。在这次活动中，汤还借天命向诸侯展示了自己伐桀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

汤伐桀的战争从消灭葛伯就已开始。葛是夏王朝的盟国，又在汤都亳的附近，对于汤发展自己的势力是个极大的威胁。汤原来想利用施惠的方式拉拢葛伯，但是未能如愿。于是汤便利用葛伯的放纵无道，一举消灭葛伯，拔除了这个夏王朝设置在自己身边的据点。灭葛战争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商族的士气，在汤的指挥下，商人又先后灭掉了夏桀最有实力的三个盟国——韦、（河南滑县）顾（山东范县）和昆吾（河南濮阳），扫清了消灭夏王朝的的道路障碍。完成了这一系列决战前的准备之后，商汤在伊尹等人的随从下，乘胜率军征讨夏桀，最后两军相遇在有娀之墟。决战前汤对商族的士兵发布了战前动员令，这就是保存在《尚书》中的

《汤誓》。在这篇著名的讨桀檄文中商汤历数夏桀的种种暴行和黑暗统治，声称要代表上天拯救夏民于水火之中，号召大家齐心协力帮助自己完成上天赋予的伐桀使命。

有娀一战，夏王朝的军队一触即溃，“未接刃而桀走”。（《吕氏春秋·慎大》）但夏桀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率领残兵败将逃到鸣条（今河南开封附近），准备卷土重来。商汤的军队乘胜追击，不给夏桀任何喘息的机会，再克夏军于鸣条。夏王朝的军队被彻底击溃，汤班师回亳，夏桀则继续向东南方向逃窜，先是居于南巢（今安徽寿县），最后死在亭山（今安徽和县）。

商汤班师回亳（今河南商丘），一说西亳（今河南偃师），天下诸侯齐来朝拜，汤在诸侯们的同声拥戴下即天子位，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统一的中央王朝——商王朝正式建立。

三、商代世系及历朝简况

1、商代世系

商王朝从成汤建国到纣王灭亡，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商王朝的世系，《史记》记载得非常详细，其中绝大多数都得到了甲骨卜辞的证实，因而是十分可信的。他们是：

1、太乙（汤）；

2、太丁、3、外丙；

4、仲壬；

5、太甲；

6、沃丁；

7、太庚；

8、小甲；

9、雍己；

10、太戊；

11、仲丁；

12、外壬；

13、河亶甲；

14、祖乙；

15、祖辛；

16、沃甲；

17、祖丁；

18、南庚；

19、阳甲；20、盘庚；

21、小辛；

22、小乙；

23、武丁；

24、祖庚；

25、祖甲；

26、廪辛；

27、康丁；

28、武乙；

29、文武丁；30、帝乙；

31、帝辛。

《史记》所载的31个王之中，太乙之子太丁并未真正即位，但通过卜辞的记载，可知他享有着与先王一样的祭祀地位。另外，还有孝己，为武丁之子，《帝王世纪》记载他曾遭到武丁的流放，也是没有即位就已死去。但孝己在卜辞中也多次出现，享有与先王同等的祭祀地位。

商王朝31（30）位王，却只传了17代，这是因为商代的王位继承除了父死子继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兄终弟及，即王位在数个兄弟或从兄弟之间按长幼顺序依次继承。这些兄终弟及的商王共有九代22王，据卜辞记载，商代后王祭祀先王，凡属直系先王的，即子孙能继为商王者，都能享受更高的祭祀礼遇，他们的配偶也都享有配祭的资格。因此，尽管存在着这么多兄终弟及的现象，但学者们认为，商王朝王位继承的基本原则应是父死子继。

2、商史简况（商代兴衰）：

商王朝的历史，可以盘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

前期

商朝的前期，从成汤建立商朝开始到盘庚迁殷结束，共经历了9代19王。

①成汤——太戊商朝的巩固和发展（5代10王）

成汤是商的开国之君。在他统治时期，商王朝的各项制度逐渐确立。《史记·殷本纪》记载汤“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虽然有以后代事实看待远古的嫌疑，但用这条材料来说明成汤建立王朝之后，曾经在制度上进行了较大的建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据说成汤建国伊始，曾把象征权力的“九鼎”以及其它一些宝物迁到商的首都亳，因而引起一些社会舆论的非议。此外，汤还想把夏朝的“社神”迁到商都，遭到了大臣的反对，终于没有迁成。大臣们为此还做了一篇《夏社》，阐明亡国之社不可迁的理由。

不过，作为一代开国之君，商汤治理国家的思想和方法还是非常贤明的。他的一句治国名言，《史记·殷本纪》曾予以记载，这就是：“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否。”即老百姓的生活才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好坏的根本标志。为此，他发布了著名的《汤诰》，集中阐明自己的治国指导思想，号召诸侯与群臣都要勤于民事。在他的带动下，大臣们也纷纷表达自己的治国见解。伊尹作《咸有一德》，阐明君臣应精诚团结，保有一致的德行。总之，商王朝建立之初，便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商汤不仅在理论上总结得好，他也能做到身体力行。据说商王朝建立后不久，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旱灾，土地连续五年没有收成。商汤便把自己作为牺牲，亲自到桑林去向上天祷告，祈求上天不要将自己一个人的过错加在众多百姓的身上。他还向上天表示，如果是天下百姓有罪，那么情愿自己一人承担所有的惩罚。祈祷完毕，商汤便“翦其发，磨其手”。大雨随之而至，旱情终于得到了解除。从此天下百姓更加爱戴汤。这个故事虽然有些荒诞不经，但是在先秦文献中广为记载，说明可能有相当的事实为根据，不会是完全凭空捏造。由于在祷词中表达了自己愿意以身代民受罚的决心，商汤获得了后人“以宽治民”的高度评价。（《国语·鲁语下》）

由于商汤能够在鉴于夏桀灭亡的教训的基础上勤政爱民，商王朝的国力很快就发展起来。《诗经·商颂·殷武》称赞汤的功绩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反映出在汤的统治下，商王朝的国力十分强盛的局面。

商汤去世以后，由于太子太丁早逝，因此王位由太丁的弟弟外丙和中壬先后继承。这两位商王的在位时间不长，前后只经历了7年，王位就传给了太丁的长子太甲。太甲也是汤的嫡长孙。

商朝初年，在成汤到太甲的这段时间中，伊尹一直是王朝的重要大臣。太甲能登上王位，就是由伊尹决定的。太甲即位后，伊尹作为王朝的元老重臣，继续辅佐太甲。并在太甲即位后不久先后写成《伊训》、《肆命》等三篇文章，向太甲介绍成汤的法令和制度，并阐述治理国家的道理，希望太甲能够以祖先为榜样，巩固并进一步发展商王朝的事业。但是，太甲在即位的头三年中却不理解伊尹的苦心，不仅不能遵守成汤制定的法度，而且还表现得十分暴虐和昏乱，从而败坏了商王朝的朝政，使初建未久的国家一下子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正是在这样一种紧急的情况下，作为开国元勋的伊尹，为了商王朝的安危挺身而出，不计较个人的安危得失，将太甲流放到桐宫，让他在成汤的坟墓前反省悔过。在此期间，伊尹则自己代行王政。伊尹的这一举动显然是受到了在朝众臣和地方诸侯的一致拥护，因此商王朝的统治并没有因为太甲被放逐而出现动荡。太甲被放逐到桐宫以后，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确实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因此就潜下心来在桐宫反省，一住就是三年，在此期间伊尹不断派人去观察太甲的言行，看到太甲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将太甲迎回上的国都亳，自己仍担任他的宰相。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伊尹放太甲事件。太甲从桐宫回来后，发奋图强，巩固发展了

商王朝的统治，百姓生活越来越安定。伊尹作了三篇《太甲训》表扬太甲。太甲也因为在商朝早期发展历史上能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被商的后人称作“太宗”。

关于伊尹放太甲的故事，文献记载中还有一种说法。这就是《竹书纪年》中所记的伊尹放太甲自立，太甲杀伊尹夺回王位的说法。此书最后成书于战国时期，这一说法显然符合战国这一时期上层内部矛盾空前尖锐的现状，但未必能真实反映早期国家形态中政治发展的一般特征。在夏商周三代早期都有王权暂时失去的情况，如太康失国、周公摄政等等，与伊尹放太甲都有相似之处。尤为重要的是，根据卜辞的记载，伊尹在商代一直受到后王的隆重祭祀，如果伊尹和太甲之间真的存在着如此激烈的争斗，那么这一现象就很难解释清楚了。

太甲之后即位的商王是沃丁，伊尹逝世，大臣咎单把伊尹的事迹记载下来，进献给沃丁，并将这篇文章就命名为《沃丁》。

沃丁之后，太庚、小甲、雍己、太戊先后继位。到雍己统治时期，商王朝的国力有所下降，一些地方诸侯不来朝贡。太戊即位后，致力于改革政治。他任命伊尹的儿子伊陟为宰相，同时还重用了一个名叫巫咸的大臣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很快就恢复了国力，不来朝贡的诸侯又回到商王朝的统治之下。太戊因为巩固了商王朝的统治，被后王尊为“中宗”。

从成汤到太戊共五世十王，是商王朝从建立到巩固并逐渐强大的阶段。

②仲丁——阳甲 商朝中衰（4代9王）

九世之乱：

商朝王位继承实行兄终弟及制。从中丁至阳甲期间，不断发生长兄之子与诸弟之子争夺王位的变乱，史称“九世之乱”。

九世之乱期间，曾多次迁都，对诸侯国的影响也大大下降，商朝中衰。

太戊以后是从仲丁到阳甲。在这个阶段，由于统治阶级上层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导致国内矛盾的如趋尖锐，从而使商的国势迅速走向下坡路。这个阶段也是商王朝频繁迁都的时期。四次迁都，最后一次迁到了奄（山东曲阜）。频繁的迁都可能与统治阶级上层的王位争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九世商王中，祖乙算是一个稍有作为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下，商的国势曾经有过转机，但是到了他的两个儿子和孙子那里，王位争夺达到了高峰。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出现了从兄弟之间的及从侄与从叔之间的王位争夺。如此混乱的王位继承自然更增加了商王朝的混乱。自仲丁到阳甲共历9世，故而被称作九世之乱。所以到阳甲即位的时候，商的国势完全衰落下去，诸侯们都不来朝见商王。

从仲丁到阳甲是商王朝发展的中衰时期。

（2）

后期

商王朝的后期，从盘庚迁殷开始，到商纣王结束，共历8世十12王。

①盘庚——祖庚 商朝中兴（3代5王）

盘庚迁殷

阳甲以后，从盘庚开始，先后经历了小辛、小乙、武丁、祖庚，三世五王。这是一个商王朝由衰落到中兴，并进而发展至鼎盛的时期。

盘庚是阳甲的弟弟。盘庚即位后，为了改变商王朝的困难局面，决定将商的都城再迁回到成汤的故都亳（也就是殷）。遭到了不少贵族和大臣的反对，一些平民不愿离开奄。但盘庚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盘庚在这场迁都的较量中获胜，将商的都城由奄（今山东曲阜）迁到殷（今河南安阳）。现存古代文献《尚书》中有《盘庚》三篇对迁都过程中的一些情节和盘庚当时对贵族和平民的训话做了记载，但对于迁殷的的具体原因却没有予以说明，这引起了今人的多种猜测。（四种说法一是去奢行俭说，《墨子》书中记载；二是水患说，西汉孔安国最早主张；三是游牧说和游耕农业说，当代学者柳诒徵和傅筑夫提出；四是政治斗争说。主要为当今较多学者所主张。）但不管迁都原因怎样，盘庚通过此次在迁都斗争中的胜利，肯定加强了王的权威，巩固了对王朝的统治。迁殷以后，商王朝的国都从此固定下来，一直到商纣王灭亡为止，不再徙都。

盘庚迁殷确实为商打来了一些新的气象，使商王朝由衰落走向中兴的一个转折。不过，继盘庚之后登上王位的小辛和小乙都不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因此在迁殷后的一段时间里，商的国势并没有明显的发展。商的颓势一直发展到武丁时期才得以彻底扭转。

武丁中兴—“高宗” 傅说 妇好

武丁是商王小乙的儿子，也就是盘庚的侄子。据文献记载，武丁在做世子的时候，曾经久居民间，从事稼穑等劳动，与下层百姓有过广泛接触，对他们的生活喜怒哀乐非常了解。这对于武丁后来巩固和发展商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据说武丁即位后面对朝廷百废待兴的局面，曾经苦苦思考了三年，将一切政事委派给宰相，而自己一言不发。其实他是在暗中观察朝政，体察民情，思考怎样才能国内将一切沉疴一举扫尽。

武丁改革政治的的首要举措使提拔了出身卑微的傅说做自己的宰相。武丁做王子的时候，曾经师从父王小乙朝中的大臣甘盘。甘盘是一位非常贤能而有才智的大臣，受小乙临终之命辅佐武丁，可惜在武丁即位不久就逝世了，而此时武丁还在为父王守丧，无法对政治作出重大的改革与调整。真正在武丁统治期间对商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是大臣傅说。据《墨子》、《孟子》、《楚辞》、《史记·殷本纪》等古代文献记载，傅说原本是一名刑徒。武丁发现傅说的时候，他正在从事筑城的劳役。

武丁提拔傅说后，赋予它极大的权利和极高的地位，并要求傅说随时对自己的过失严加规谏。武丁在朝臣的协助下，国力迅速恢复。随着势力的发展，商迅速走上了向外扩张的道路。在商的周围，分布着众多的方国和部落，其中的一些方国和部族活动范围和商犬牙交错，因而更是形成对商的统治安全的经常性威胁。当然，武丁发动对外战争，不仅是为了消除这些外在威胁。开疆拓土、炫耀武力、掠夺更多的人口和财富才是他进行对外战争的真正动力。对邛方、土方、鬼方、羌方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

在武丁时期的对外战争中，商出现了很多的优秀将领，其中包括不少女性将军，武丁的配偶妇好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在甲骨卜辞中称她为“妣辛”。1976年在安阳殷墟遗址中心的小屯村西北发现了妇好的坟墓，出土了大量带有“妇好”铭文的青铜器，证明这座坟墓的主人就是妇好。在商代考古发掘中，这是第一次出现墓主的名字与文字记载相吻合的现象，从而

使这次考古发现的史料价值显得尤为珍贵。这座墓中殉葬有各类武器120多件，说明妇好生前确实是位骁勇善战的巾帼英雄。

经过武丁时期的开疆拓土，不仅使商的版图获得了空前的扩大，奠定了商王朝后期的疆域，也为中原地区与周边各地之间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为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商的国力也发展到了鼎盛。与此同时，商的王权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武丁因为对商王朝的发展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从而被商族后人尊奉为“高宗”。

祖庚是武丁的儿子，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延续了武丁所创造的鼎盛局面。

②祖甲——帝辛 商朝衰落和灭亡（5代7王）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史记·殷本记》）

武王伐纣 牧野之战

从祖甲开始到帝辛这是商由盛转衰，并走向灭亡的时期。祖甲与祖庚虽为同胞兄弟，但是却不知稼穑之辛劳，好逸恶劳，不理朝政，生活淫乱。之后的继位之君都是无道昏君。整个王朝内部弥漫着酗酒的风气。酗酒不仅败坏了朝政，还使商王在众方国中的威信大大降低。可以说在帝辛之前，商的覆亡就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结局。

当然，商王朝的迅速灭亡，除了其自身日益腐朽的原因之外，商纣王作为历史上的一个罕见的无道暴君，在其中可以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商纣王就是帝辛，纣是后人给他的一个谥号，意思是“残义损善”。他是帝乙的幼子，他的长兄是微子启。纣王是我国历史上继夏桀之后的第二个末代暴君，其劣迹在商末周初的历史文献中有确实的记载。台榭苑囿、珍奇异兽、田猎游乐、妲己、酒池肉林、靡靡之音、鹿台之财、巨桥之粟、炮烙之法、对待王公大臣、西伯昌、九候、鄂候是其三公，九候的女儿是纣王的嫔妃不与之同流合污被杀，还将九候剁成了肉酱。鄂候与之争论，被杀害制成肉脯。西伯昌私下表示了一点叹息，就被投进监狱“羑里”。后来在贿赂之下才被赦出。纣王的长兄微子屡谏，纣王置若罔闻。微子眼看商的气数已尽，便与大臣太师和少师商量，先行流亡除了首都。太师和少时干脆带着王朝祭祀时所用的乐器一同投奔了正在日益壮大的周方国。忠臣比干冒死进谏被剖心。贤臣箕子为保全性命佯作疯癫躲避纣王的注意，但纣王还是派人将之囚禁。信用善于谗言和献媚的小人费中、恶来等。

商纣王一方面对朝中的忠臣大肆杀戮，另一方面在小人的挑拨离间之下，纣王玉各地方国之间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疏远，支持者越来越少，纷纷叛离商王朝。面对众叛亲离的局面，纣王仍想逞一时之勇，希望通过战争手段压服这些方国诸侯。他首先选择的就是最不听话的东夷。商与东夷的战争延续了三年之久，虽然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这场战争将商王朝最后的一点国力也丧失殆尽，等待商纣王的就只有灭亡这一种命运了。

正当商王朝在纣王的黑暗统治之下陷入一片内忧外患的时候，西方兴起了一个方国——周，在数代贤王，尤其是文王和武王的领导下迅速强大起来。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渡过黄河，直逼商都朝歌，在甲子这一天与纣王的70万大军相遇于商郊牧野。乌合之众、阵前倒戈，仅仅一个早晨就以商王朝军队的迅速败亡而告结束。纣王在鹿台自焚而死。持续了

31世，历600年之久的殷商王朝就这样在熊熊大火中宣告了它的灭亡。

第二节 商代典章制度

一、商代政体（夏、商、西周的国家政体）

夏、商、西周的国家政体与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不同，而夏、商、西周三代本身也有区别。夏朝：

夏朝是以夏王为元首，夏后氏同姓国为核心，由众多接受夏王册封的邦国、酋邦及部落组成的松散联盟。商朝：

商朝是以商王为元首，以商王畿为中心，畿外由众多接受商王册封的方国、邦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西周：

西周是以周王为元首，以宗法制为纽带的分封制国家。

二、.王权与王位继承制度

1、王权：

商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传世文献和甲骨文材料中，商王经常自称为“予一人”或“余一人”，充分显示了商王欲以一人君临天下的雄心和气派。但是，商代的王权与秦汉大一统帝国的皇权不可同日而语。他至少要受到来自大邦商的外部与内部两个方面的制约。

一方面，商王朝还不是一个已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其王朝内部除了大邦殷之外，还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方国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商王朝可以看作是一个以商族为中心的方国部落联盟。王朝内部的各方国虽然要听命于商王，但他们与商王的关系不可以完全拿后世的君臣关系来看待。从商代数百年的历史发展来看，王朝与方国的关系往往要受王朝的实力来左右，当商王朝比较强大的时候，各方国诸侯就会“咸归殷”；而一旦商王朝的政治混乱、国力衰退时，这些诸侯们就会不再来朝见商王，也就是不认商王为自己的领袖。显然，就这一点来看，商王与方国诸侯的关系与其认作是君臣，不如看做是盟友。因此，在商王的政治体制中，王权要受到来自方国的有力制约。

另一方面，作为商王对王朝实行统治力量基础的商族百姓，还不是按地域划分的编户齐民，而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居住在一起，以大小不等的宗族集团为其组织形式。我们可以看到直到西周初年，卫国和鲁国在大分封中所分得的殷商遗民还是以族为基本的组成单位的。这些宗族集团，由于内部有着牢固的血缘关系为纽带，因而实际上又都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政治团体。商王对这个王朝的统治，就是建立在商人内部的这些宗族集团的联合基础上的。他们的发展与衰落，直接影响着商与其它方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因此商王对这些宗族力量的发展非常关心。卜辞中可见商王为这些宗族首领举行的御祭，攘除灾害以及祈求福佑的记载。作为行使王朝统治权利的力量基础，这些宗族首领和族众在决定国家大事时，自然就拥有了较大的发言权。例如，盘庚迁殷时，商人族众的反对就很激烈，盘庚一方面要强调自己在确定大政方针时的主导作用，“听余一人之作猷”，甚至用殓灭子孙的话来吓唬这些反对自己的人。另一方面它也不能不用好言来安慰那些反对自己的人。还拿了商人祖先们互

相协作、共求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故事来感化他们。这样一种对待臣民的态度，反映出商王绝对不同于秦汉以后的专制君主。显然，在商代的政治体制中，王权除了要受到来自外部其它方国的限制以外，也要受到这些来自商人内部各宗族势力集团的制约。

另外，商王朝毕竟是一个进入文明社会未久的早期国家，原始社会的各种民主制度、民主作风必然也会对他的政权体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些也都是制约商代王权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商代王权，辅佐大臣就有很大的制约力。这一点在商代初年的伊尹放太甲事件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伊尹以臣放君，在后世专制主义集权统治之下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商初，上至太甲，下至一般族众，都没有对此事作出强烈的反应。尤其重要的是，伊尹在商代还一直受到商王后裔的隆重祭祀，说明终殷商一代，大臣对王的制约权力至少在观念上始终都是受到认可的。

2、王位继承制度：

夏朝的王位继承制度目前的材料看不清楚。商朝：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西周是比较明确的嫡长子继承。

商代的王位继承制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兄终弟及，一是父死子继。统计商王朝的全部王位继承，以兄终弟及为主。商王朝实际继位的30个王中，兄终弟及者（包括从兄弟相及者）有22位，占到总数的73%还多。虽然如此，但是在王位继承体制中，众兄弟的地位并不平等。表现在，众兄弟虽然都有继承王位的权利，但在他们之中，却只有一人能够被确认为直系王。就是说，只有其子为王者，其父才能被确认为直系。直系王与非直系王之间，在所享受到的祭祀仪式上有很大的区别。直系王除了能够享受到比非直系王要隆重得多的祭典之外，其配偶在一些特殊的祭典中也能同时享祭，甚至于得到专门的祭祀。而非直系王的配偶则不能与先王一起同时享祭。显然，商王朝的这种王位在兄弟之间的承继，并非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制度下的兄弟之间相互平等观念的体现。而是反映了一种基于父权制基础上的不平等的财产继承观念。

商代 是否已经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从武乙以前的兄终弟及看，其中有五代是幼弟取得了直系的资格，四代是长兄取得了直系的资格。帝辛是幼子继承，因此，从整个商代的王位继承来看，实以幼子得居正统者为主，是以有学者明确指出，商代实行的应是幼子继承制，而不是长子继承制。

三、国家结构与官僚制度

1、国家结构；

国家结构，是指国家的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组成关系。商王朝国家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被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地区与王朝中央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规定。简而言之，就是整个国家被区分为畿内与畿外两大组成部分。其中，畿内是商王直接实行统治的地区，畿外是商王通过诸侯实现统治的区域。中央与这两个地区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处在不同的层面上。

将商王朝的全部国土划分为畿内与畿外两大区域，这是夏商周三代国家结构的一个共同特

征。夏代虽然没有直接材料说明已经实行了畿内与畿外两类统治区域，但是《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些“万国”在夏建立之后，应该仍然与中央王朝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隶属关系。但又不可能直接接受中央王朝的管理，因而只能是夏王直接统治之外的诸侯。商王朝的内服、外服体系，应在商政权建立之初就已经确立。文献中记载，商汤在灭掉夏桀之后，大会诸侯，到会者有3000人。显然，这些诸侯不可能都是商王直接统治的对象，而只能是在商王畿之外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

2、官僚制度

与国家结构的这一特征相适应，商王朝的官僚体制，也可以分为两大系统。《尚书·酒诰》记载商代的职官，就分成两个部分介绍：“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即王畿的职官称为内服；王畿之外的诸侯，则称外服。《尚书》的记载得到了金文的证实。《大盂鼎》记载：“殷边候甸与殷正百辟。”不仅内容与《酒诰》记载基本相同，连顺序也完全一致。由此可见西周时期对商代官僚体制的认识就是如此。有学者认为畿内、畿外分别代表着商王朝的中央与地方，此说似是而非。商王朝的中央当然在王畿之内，但王畿之内也可以分成中央和地方两个部分。因为“内服”之中就包括了中央的各级官员，也包括了所谓的“百姓里君”，他们显然可以看作是王畿内的各类地方官员。因此，畿内与畿外，只能是看作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上的直接与间接关系。

商的畿内官员，主要有相、尹、多尹、师、太师、少师、史、小臣、多射、多马、多亚、多工、百姓、里居（君）等等。

相是商中央级别最高的官员，是商王左右的最重要的辅助大臣。商代两个最著名的大臣伊尹和傅说，一为商汤贤相，一为武丁相。在商的历史发展上都建立了不朽功勋。在商王朝的官僚体制中，相的地位是其他官员不可比拟的。相也可以称作卿士。

尹是商代常见的一种官称。在甲骨文中或单称“尹”，或称“多尹”。《说文》解释尹字云：“尹，治也，从又，握事者也。”将尹解释为“握事者”，说明尹是一种职官泛称。卜辞中所记载的尹，所从事的工作非常复杂，可以证明《说文》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商代的尹，地位最高者如伊尹、黄尹，都是辅佐商王的重要大臣。更多的尹，或者直接服务于王室，或者接受王的命令带人从事农田劳作。地位和身份差异很大，不是一种官员。

师也是商王朝统治机构中的一种重要官员。甲骨文中的师从事的职务是征伐。文献中的师则是乐官。例如商代末年，太师和少师一起“持其祭乐器奔周”。从这个角度讲，师也是一种官员的泛称。古文献中，师与保、傅等，最初应该都是指称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臣，后来发展成为官员的一种泛称。

商的中央机构中还有一种常见的官员称作史。甲骨文中有“大史”、“小史”、“东史”、“西史”等史官的名称，文献中还曾出现过“内史”一称，说明商代的史官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官僚群体。不过商代的史官并不完全是负责记录历史的官员，他们从事的职务十分复杂，包括出纳王命、带兵征讨、驻扎地方等等，同时还经常受王的命令出使四方。因此我们不能用后代史官的职事特征来看待商代的史官。

商代有卜官之设。或者单称“卜”，或者称“多卜”、“左卜”、“右卜”、“小卜”。商代也有祝官，甲骨文中经常见到卜问祝祷的内容，但是具体负责其事的职官的称呼在甲骨文中没有反映。

商代还有众多以“臣”为名的官称。职事很不一致，有的地位高受到商王的赏赐，有的则地位比较低，只是负责商王的日常生活而已。

亚是和商王有亲属关系并担任亚职的官员的称呼。他们主要负责的职事包括军事和祭祀两类。

政务官：尹、多尹、百僚

事务官：多宰、小臣、多亚（武官）宗教官：巫、祝、宗、卜、史

商王畿之内的基层官员则有百姓和里居，其中百姓管理王畿内的大小氏族，里居则管理畿内已经按地域居住的居民。这也反映出商王朝内部人群的分化。

商的畿外官员，主要是一些诸侯，分别有候、甸、男、卫、邦伯等不同称谓，其间应有不同的等级差别，他们都拥有一定数量的人民，在国内是一方君主，在商王朝的国家体系内又构成一级地方政权。一些诸侯还同时兼任商王朝中央的高级官员。如西伯昌与九候、鄂侯就同为纣王的三公。

四、军事制度：

商的军事体制也有着与其国家结构相适应的内容和特征。全部王朝的军队分为两个大的系统，一是畿内的王室军队，受商王的调遣；一是畿外的方国军队，受诸侯指挥。这两类军队可以视为中央军与地方军。另外，在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家族，因此，族军也是商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补充。

商王直接统辖的军队一共有两支，一支以“师旅”为基本编制单位。其中师是最高一级的军事单位。卜辞中有“王作三师左、中、右”的记载。师共分为左、中、右三支，旅则是军以下的军队建制。师和旅的战士都是“众”，在卜辞中，众除了参加征伐之外，还要参加田猎、劦田等农业劳动。显然师旅不会是常设的军队，而是具有亦兵亦农的性质。

受商王统辖的另一支军队则以“族”为单位，这支军队以王室及畿内其他大家族的族众为兵源。甲骨文中记载了不少调遣族军前往征伐的事件，如：“己亥贞，令王族追召方„„”“贞，令多子族及犬族扑周„„”族军是原始社会氏族武装的残余，但是上引卜辞证明了它已经完全变成了商王实行统治的工具，而不是与每一个氏族成员的利益都相关的军事力量。这种族军当然也有亦兵亦农的性质，不可能是常备的武装力量。

这种临时征召的军队，平时训练主要依靠田猎来进行。据卜辞记载，商王经常出猎，并且规模很大，持续时间很长。这种田猎，除了具有一定的游乐性质之外，主要是一种生产性劳动，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就是能够训练士兵。

根据卜辞记载，康丁以后的晚商时期商的兵制开始趋于正规化，主要表现在临时征兵的记载

较之以前要少得多了。说明到了商代晚期王权有了进一步加强的倾向，同时也是适应战争日益扩大的需要。帝乙、帝辛时期讨伐人方和盂方，都要经过长途跋涉，一次征战前后耗时达200多天。显然，以往的临时征兵是不能够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这就导致了常备兵的发展。

商代王畿以外的各地方国一般都有自己的军队，正是凭借着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些方国维持了对地方的统治。方国军队的建制，因为材料缺乏，已经难言其详，但应该和中央相差不会太大。

总体上说，商王所直接控制的畿内军队是王朝赖以存在的基本武装力量，方国军队则有两重性：当王朝军事力量强大的时候，各地方国对王朝的隶属关系比较密切，方国军队就是王朝军队的辅助力量，要听凭商王的调遣和支配。而当王朝军事力量削弱，方国反叛王室时，他又会发展成为王朝的敌对力量。

商代的兵种有步兵和车兵两类。

步兵是王朝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步兵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青铜制造的戈、矛和矢。步兵作战一般都要结成大型的步兵方阵。《尚书·牧誓》中记载周武王在牧野之战的战前动员上，一再强调将士在前进过程中不超过六七步，就要停顿下来整顿一次，就是为了保持步兵方阵的队形不致散乱。显然这种作战方式不可能只是周自己的发明，而应该是当时步兵作战的一种基本方式。

商王朝的车兵部队，早在商初就已经建立。古文献记载商汤伐纣时就已经有一定数量的车兵。殷墟的考古发掘，也出土了不少车马并葬的遗迹，这都是商代存在车马部队的证据。商代的战车，以挽二马者居多，也有挽四马者。每辆战车上有甲士三人，所用武器包括弓箭、戈、刀等，其中弓箭是商代车兵的重要武器。每辆战车上有射手一名，负责近距离杀伤敌人。甲骨卜辞中经常有百射、三百射的辞例，日本学者岛邦男认为，一射就是以“战车一辆之射士为单位的编制”。由此可见射手在车兵三人组合中的地位。

在战斗中，车兵与步兵要互相配合。史载武王伐纣时，有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就是三百辆战车与三千名甲士配合，协同作战。除甲士以外，每辆战车还要配备“三伍”（十五名）徒兵。殷墟宗庙遗址北组出土的一辆战车，有十五名陪葬人员，应该就是战车一辆所配备的徒兵。

五、刑法制度

早在商代初期，成汤就为王朝制定了刑法。《左传·昭公五年》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汤刑”就应该是商汤制定的一部法典。一直到战国时期，荀况还提出过“刑名从商”的主张，可见商代法律在先秦时期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商代法律的内容，由于材料缺乏，现在已经很难描述得清楚。不过根据古代文献可知商代法律较之夏代要复杂得多。例如，商的法律仅各种罪名就有三百多条。《吕氏春秋·行孝》“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另外，残酷是商代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礼记·表记》就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这一点通过殷墟的发掘与卜辞的记载可以得到证明。例如有一片卜辞就曾记载要对100人实行刖刑。从甲骨文来看，像砍头、锯腿、黥面、割鼻以及宫刑、醢、炮烙等等，在商代都已经出现。殷墟王陵的祭祀坑和殉葬坑中，往往都埋有大量身首异处的人骨架。这些人当然不一定都是犯罪的人，但是我们据此也可以对商代刑法的残酷特点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商代也设置了关押犯人的监狱。商纣王曾经把周文王拘押在“羑里”，即商朝的监狱所在地。

六、贡赋制度

贡赋制度是国家权力在经济领域的最终实现。关于商代的贡赋制度，战国时期的孟子曾经有过非常简略的说法：“殷人七十而助，„„助，籍也。”（《孟子·滕文公上》）就是说，商代主要采取借民力进行耕作，从而榨取劳动产品的赋税方式。不过，根据甲骨文的记载，知道商王朝对待王畿和畿外这两个不同的对象，采取的是不同的贡赋制度。

内服地区百姓所需承担的贡赋责任主要是为王室耕作田地。外服的百姓则主要是向商王提供实物赋税。这些实物贡赋种类十分复杂。其中主要有牲畜、矿石、卜甲、卜骨等，此外还包括贡纳具有一定特殊技能的人员、战俘和各地所处的特产、宝物等。

第三节 商代的社会生活

一、经济生活：

1、农业：

商代的社会生产仍然以农业为主。农具主要有斧、铲、钁、锸、耒、耜、镰、铚、刀、臼、杵等，质地仍以石、骨、蚌器为主。用于垦殖的工具主要有：石、骨、蚌铲和石斧，其中扁平石铲发现最多。用于收割的工具主要有石镰、蚌镰，其中石镰发现最多。木制农具虽然在商代的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但在殷墟的许多窖穴的壁上发现清晰的双齿木耒的痕迹，由此可见木制农具必然会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青铜工具在商代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得很少，主要是因为青铜珍贵而稀少，不可能被普通百姓用于制作劳动工具。只有到铁制工具出现并普遍使用之后，木石工具才会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由于生产工具没有取得重大的改进，因此商代的农业生产，采取的仍然是集体耕作的形式。在殷墟的第三次发掘中，一个坑内集中出土了1000多把石刀，在第七次发掘中，一个坑内又集中了440多件石镰和78件蚌器。农业劳动工具的集中出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肯定是集中组织的。卜辞中常见商王大令众人劦田的记载，劦田的劦字，正像三人协力共同耕作。这与考古发掘所展示的现象是十分一致的。

农业工具与耕作形式，较之夏代都没有质的飞跃。其农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农业经验的长期积累之上的，主要表现就是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甲骨文的田字有很多种写法，但都是方方正正的形态，其中的界画就是疆界和沟洫。

考古发掘的商代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储藏粮食的窖穴，这些窖穴挖在地面以下，最深者可达8、9米，一些窖穴的底部及壁上还用草拌泥涂抹，修建得十分讲究。甲骨文中还有“廪”字，很像露天的谷堆形。卜辞中还有商王派人检查仓廪的内容，这一方面说明了粮食的储藏在商代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在揭露纣王暴行的同时，也反映出商代中晚期以后社会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显然应该归功于商代农业技术的普遍提高。

农作物的种类很多，后世所说的“五谷”在商代都已经出现。其中，黍（有粘性）、稷（小米，无粘性）是最常见的作物。此外，菽、麦、麻、稻的种植也比较普遍。

农业在商代的社会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体现在商王对农业收成极其重视，卜辞中贞问农业收成的条目很多。

2、畜牧与田猎

商人是有着悠久畜牧传统的民族，中原一带最早利用牛马为人类提供动力的就是商民族。当时饲养的牲畜，可谓是六畜俱全，包括牛、羊、马、犬、豕、鸡等，甚至还有象。卜辞中有“省象”的记载，就是前去检查所饲养的象群。显然，商代的中原地区要比现在温暖湿润的多。

从卜辞提供的相关数字来看，商代畜牧业的产出很大。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作祭祀的牺牲。用牲的数量，少则数头、数十头，多则四五百头，其中最多的一次是“千牛”。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也出土了大量的牛、羊、豕的骸骨，这与卜辞的记载是十分吻合的。显然，没有畜牧业的巨大发展，如此规模的用牲是无法承受的。除了祭祀之外，更多的家畜是供给人们食用或者使用，就卜辞所反映的情况来看，马和象是商人平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两种大型家畜。马的用途主要是提供动力，主要是驾车。象的用途除了提供动力之外，一个重要的使用价值就是参与征伐。卜辞中有关于是否让象跟随军队前往征伐的记载。这与古代文献中所说的“商人服象，纣虐于东夷”的说法相当吻合。

渔猎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出土渔猎工具。商王经常外出围猎，一次就能捕获数百只鹿，一次猎获的禽鸟最高竟达348只。

田猎除了游乐的性质外，从每一次所捕获的动物数量来看，也具有补充王室收入的成分。更重要的是，田猎活动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军事训练方式。卜辞对于狩猎记载十分详细。商王在出发前，一般都要进行占问。占问的内容十分复杂，包括准备前往的地区，参加的人员、田猎的方式和手段、狩猎的对象等等。显然，田猎是由准备并且按计划进行的，如此精心的准备和安排，当然不是仅仅用“游乐”二字就能正确阐明其全部意义的。

3、手工业

生产部门种类很多，青铜制造、陶瓷烧制、玉器及骨器加工、纺织、酿酒、竹木漆器制作、车辆制造以及皮革加工等手工业生产，都获得了巨大发展。使人们日常生活展示出更加丰富

多彩的面貌。

青铜制造业最能代表商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种类繁多，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其中礼器所占比例最大，种类也最多。所谓礼器就是贵族在进行祭祀、燕享、朝会及盟誓等各种礼仪过程中所使用的器物，也可以称之为彝器。由于礼仪在商代社会生活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青铜被大量用于制作礼器。总计商代的青铜礼器，有用于烹煮的鼎、鬲、甗，有用于盛储的簋、豆、盘、盂，有用于行乐的铜铙，其中酒器最多，有爵、觚、觯、斝、角、尊、卣、盉、觥、罍、壶等，反映出饮酒在商代礼制生活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它青铜制品还有兵器如戈、矛、剑、戟、斧、钺、箭镞，工具有锛、锥、钻、凿、刀、削等等，以手工工具居多，农具较少。总之青铜制品已经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铜器的表面一般都铸有瑰丽多彩的花纹。前期是粗疏的动物纹、几何纹和无底纹，后期纹饰日渐繁缛，主要有饕餮纹、夔龙纹、蝉纹、云雷纹、蟠龙纹。其中云雷纹是最常见的底纹，底纹之上铸刻其它各种主题纹饰。还有一些青铜器在主题纹饰之上再加上一些修饰的花纹，这样，仅一件青铜期上就堆饰三层花纹，十分精美。

前期铜器基本看不到任何铭文，晚期康丁之前出现了字数很少的铭文和一些标明器主族氏的各类符号。铜器以方形为主。武乙以后，开始出现字数较多的铭文，最多有40余字者，形制也发生了变化，圆鼎较多，鼎足也由原先的圆柱形变为中间略细的蹄足形。

商代青铜铸造业的产业规模是空前的。郑州商城的一处铸铜遗址，面积就超过了1000平方米。晚商时期殷墟的一处铸铜作坊遗址，总面积更是达到了10000平方米以上，其中出土了三四千块铸铜用的陶范以及大量的铜炉残块、木炭及矿渣等。如果再加上殷墟发现的其他铸铜遗址，则商代晚期王都一带的铸造业，其规模之大是十分罕见的的。司母戊大方鼎据专家估计完成从制模、翻范、浇铸到后期修饰全过程，再加上运输、管理人员，总计需要300人以上。显然，没有青铜铸造业规模的巨大发展，是不可能制造出如此庞大的巨型青铜器的。

铸造工艺相当完备，每一件青铜器都要经过一系列工序。小的器物一次就可以浇铸成功，大的器物则要先行铸造各个部件，然后再合铸成一个整体。此外，青铜合金的比例也日趋合理。如司母戊大方鼎其合金比例是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与我国文献《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青铜制品比例正相符合。“六分其金（铜），而锡居其一。”用这一比例铸造的青铜礼器或乐器，都具有较高的强度和韧性。

制作工艺体现在丰富复杂的造型和纹饰上。有的庄重古朴，有的瑰丽奇特，有的能显示出厚重雄浑的王者气度，有的能反映出作器者所具有的机智敏锐的艺术才能，商代的青铜器精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司母戊大方鼎和出土于湖南宁乡的四羊方尊。前者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重875公斤。后者在尊的方肩的四角，附着四只向外半伸的羊身，羊角卷曲，生动逼真，器身四壁用蟠龙装饰，双角龙头正好点缀在两只羊头中间，布局新颖奇特。整个器身的雕镂精美绝伦，充分展示了当代青铜器制作的高超技艺。

从地域上看，商代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已经十分普及。北起辽宁东部，南至长江流域，西起陕甘，东到江浙，考古工作者都发现了商代的青铜器，除极个别之外都是本地制造的。

制陶业在商代也获得了巨大发展。郑州早商遗址的一处制陶作坊，在总面积约为1400平方米的范围内，一共发现了14座陶窑。陶质以灰陶、黑陶、红陶为主。而最能代表商代制陶工艺的则是晚期生产的一种白陶。以高岭土为陶坯，经过1000度以上的高温烧制。洁白细腻，镂刻精美、造型秀丽，叩之有声，是非常罕见的陶器精品。其制作工艺要比一般陶器复杂的多。原始瓷器残片也被发现，都是用高岭土制作，表层涂有青釉，经过高温烧制，吸水性很低，成分已经和后世的瓷器比较接近。

玉器、骨角器的加工在商代的手工业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妇好墓中发现随葬的玉器近600件，还有多达200余件的骨器、角器与牙器等。玉器大多是精美的工艺品，有用于佩戴的璜、璧、玦、圭、璋等；有用于仪仗的玉石兵器如斧、钺、刀、戈、矛等；有的则制作成礼乐器如簋、豆、盘、尊、磬。此外，商代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玉人、玉象、玉虎、玉兔、玉龟、玉蝉、玉铲等手工艺品，制作都十分精美。骨器除了使用动物骨骼之外，人骨也是重要的骨器原料。郑州商城北发现的骨器作坊中，一半的原料是人的肢骨和肋骨，再其附近还发现了上百个人的头盖骨，上面有很清晰的锯痕，显然是用来加工骨制器皿的。

商代的纺织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丝织品不易保存所以实物尚未发现，但是在不少商代的遗迹中都发现了形态逼真的玉蚕。丝织品价格昂贵，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身上穿的还主要是麻纺织品。有实物发现，其中最重要的是河北藁城台西村守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麻织品，经过鉴定，都是平纹组织，在1平方厘米的麻布上，经线14根到22根不等，纬线则从6根到10根不等。从技术上来看，已经和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大麻布非常接近。

酿酒业非常兴盛。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用于酿酒的酵母。大量酒器的出土说明当时酿酒业具有很大的规模。文献中记载商纣王好酒淫乐，以酒为池为长夜之饮；周初君臣总结商亡教训，以商人酗酒为戒等等，都具体反映商代酿酒业的发达。

商代的手工业生产全部具有官营的性质，所生产的产品都直接提供给商王、贵族及各级官僚和官府机构使用，国家对手工业工人实行集中管理。卜辞中的“多工”、“宗工”、“百宗工”等，都是负责管理手工业的官员。这样就形成了不少世代相传的掌握了某一门手工业技艺的手工业工人的世家。西周初年分封诸侯，就有不少手工业者世家被封赏给畿外诸侯。《左传·定公四年》记载的殷民六族和殷民七族，其中的索氏是纸绳世家，长勺氏、尾勺氏是制造酒器的世家，陶氏是制陶世家，施氏是制旗世家，繁氏是制做马缨的世家，锜氏是制作锉刀或制釜的世家，樊氏是制作篱笆的世家，终葵氏是制锥的世家。在商代，他们显然都是直接隶属于国家的手工业工人家族。这些身份受到严格控制的手工业工人，不能完全以奴隶视之。

4、商业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商代的商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商人很早就形成了从事贸易活动的传统。例如，商人的先公王亥就曾赶着牛羊到其他部族去从事贸易。商王朝灭亡后，上的一部分遗民仍然还是“肇牵车牛远服贾”，即驾着牛车，长途跋涉，从事贸易活动。显然，经商是这个民族的传统之一。有些学者认为，今人成货物交易为商业，称这些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为商人，就是来源于这些善于从事贸易活动的商族。

关于商王朝统治时期商业发展的具体情况，现在没有什么十分确实的资料可资说明。不过，在已经挖掘的商代遗址中，不论早期还是晚期都发现了大量的来自远方的物品，如产于东海、南海乃至印度洋的海贝、鲸鱼骨、海蚌、海龟，以及来自于新疆地区的玉石等等。这些宝物，可能绝大多数是通过进贡及掳掠的方式获得的，但是也不能排除通过贸易的手段交换而来的可能。

商代，贝成为一种用于商品交换的货币。贝在我国最早是作为一种比较贵重的装饰品来使用的。从考古资料来看，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贝，在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贝。不过由于在这些遗址中贝的出土都很少，因此，还不能断定这些贝是否已经作为货币在使用了。商代考古中的贝的发掘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一是贝的随葬十分普遍。从时间上看，无论是商代早期还是晚期，贝都是最为常见的殉葬物品。从人群上看，则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流行随葬贝。例如，殷墟的一座平民墓葬中，虽然只殉葬了五件陶器、两件小型的铜器和一枚玉饰，但却发现了350枚贝。甚至是在个别的奴隶乱葬坑中也发现了一两枚殉葬的贝。二是贝的随葬数量非常巨大。最早如郑州白家庄的一座墓葬中，就曾发现了随葬460多枚贝的现象。而在殷墟妇好墓中，则更是一共出土了6000多枚贝。三是出现了贝的仿制品，如石贝、铜贝、玉贝、骨贝等，显然，如果商代的贝仅仅只是贵重的装饰品的话，上述现象是很难解释得清楚的。

另外，商人死后殉葬贝，大多是放在死者的口中、手中、足旁和胸口。这与后代将铜钱放在死者口中及手中的现象也十分相似。

作为货币的贝，其单位是朋。一朋是十贝，共两系，每系五贝。由于贝已经成为了财富的一种象征，因此到了商代晚期，就出现了商王经常将贝赏赐给他人的现象。如《戍嗣子鼎》记载：“丙午，王赏戍嗣子贝廿朋。”

由于材料缺乏，关于商业、货币等经济现象在商人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及地位，现在还很难确定。但是，根据前文所述，商代的手工业本来就是一种主要供给商王、贵族及官僚的官营手工业，它的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数量很少。而一般的普通百姓，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水平下，剩余产品也不会很多。因此，通过商品流通获得生产、生活所需品，不可能成为商人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方式。另外从商代墓葬的情况看，青铜器、玉器等各种宝物重器，才是商代贵族显示自己地位及财富的主要对象。因此，虽然贝已经成为了衡量财富的一种标准——货币而存在，但它在商人的经济观念中，还不能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例如商代晚期的商王赏赐给臣下的贝的数量都非常少，这显然是在说明贝不会是当时体现财富的主要方式。

二、文化生活

1、文字

商代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文字，并且出现了成形的文献记载。《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正反映了这种情况。商代的文字，有甲骨文、金文、陶文和刻在玉、石等材料上的铭文等多种形态。最为大家所熟悉的，当然还是甲骨文。

甲骨文是一种刻在龟甲及兽骨上的占卜文字，它的发展，对于古代历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清末在河南安阳一带，农民们经常在耕作土地的时候发现一些甲骨片。人们认为这是中药“龙

骨”，可以治疗刀伤而卖给了中药铺。后来一些带有文字的甲骨片被人认出是属于古代的东西，古董商开始收购。不过直到此时，甲骨文的价值还没有被人们发现，影响也不大。主要还是作为一般的古董在市面上流通。甲骨文被发现并在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与清朝的一个官僚王懿荣十分不开的。王懿荣是一个金石学家，能够鉴别古物的真伪，并能辩别古物上的文字。1899年，王懿荣见到“龙骨”上的刻画，认出是已经失传的古代文字，便按字论价，以每字二两银子的高价开始收购甲骨片。这极大地扩大了甲骨文的收集和研究在社会上的影响，因此，学者们一般将这一年作为甲骨文的发现年代。1903年王的好友刘鹗（字铁云）出版了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一共拓印了1000多片甲骨，并第一个提出这些刻画在甲骨片上的文字是“殷人的刀笔文字”，是占卦的“卦辞”。1904年，大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中所著录的甲骨文字，写成了《契文举例》一书，这是第一部甲骨文字的研究著作。

1928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对安阳殷墟先后进行了数十次科学发掘，到目前为止，商代甲骨出土总计约在15万片以上，共有单字5000字左右，其中已经被学者考释出来的单字在1000字以上，为我们今天研究商代文字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文字结构上看，甲骨文的造字方法主要还是象形。不过，甲骨文的象形字已经摆脱了简单摹画的低级阶段。经过长期的概括，它的象形字已经简化并趋于定型，而且能通过突出事物自身的某些特征来达到表现它们的目的。例如对牛、羊等四足二角一尾的家畜，甲骨文的象形字就通过展示它们在犄角上的特征来予以区别。对于比较抽象的概念则通过会意或指事的方式来表达。例如，甲骨文用一个“日”和一个“月”合在一起来表示“明”，这就是会意方法的使用；用上短下长的二横来表示“上”，用下短上长的二横来表示“下”，就是使用了指事的造字方法。甲骨文中还出现了大量的形声字。一个形声字主要包括两个符号，一个是表示字义的形符，一个是用于表示字音的声符。例如，“盂”字的上半部“于”，表示这个字所发的音，下半部的“皿”，表示这个字所代表的义。又如“祀”，左半部的“示”表示义，右半部的“巳”表示音。形声字是汉字发展到高级阶段之后的产物。在现代汉语中，形声字占了绝大多数。甲骨文中形声字的发现说明了汉字在商代之前已经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金文和陶文。殷墟的遗址中曾发现墨书和朱书的文字，写在陶器和玉器之上，从文字所展现的锋芒看，这些文字的书写工具应该是毛笔，甲骨文中的“聿”字正像手握笔之形。显然，我国使用毛笔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的商代。

当然，商代的文字毕竟是属于汉字的早期发展形态，例如钩子方法主要是象形和会意，而作为汉字高级发展阶段的形声字还不到甲骨文字的五分之一，同成熟的汉字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2、历法

商人已经有了丰富的天文知识，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相当完整的历法。商代的历法是一种用干支记日，太阴记月，太阳记年，用闰月来调整季节的阴阳合历。商代历法中一年的长度约在360——370年之间，由于当时还处在观象授时阶段，因此还不能准确地测算出一个太阳年的实际日数是365天，商代的年，早期主要称作“岁”，也有称作“年”的，但是比较少见。晚期主要称作“祀”。岁及年这两个时间概念都来源于庄稼的生长周期，而祀则来源

于商王对于先王和先妣轮番祭祀一周的时间于一个太阳年的日数相近。

从甲骨文来看，商人将一年只分为春秋两季。农业经济中，春种与秋收时最重要的两个生产活动，因此，人们对于这两个季节自然就会更加重视。

商代的历月是以月象为准的太阴历。商人的历法中，月已经分成了大月和小月两种，但大月和小月的具体天数并不确定。其中大月有30天的也有31天以上的；小月则有29天的，也有少于29天的，甚至有25天的。一年中的12个月，也不完全是大小月相间，卜辞中见到有3个大月相连或3个小月相连的现象。为了弥缝太阴历与太阳历之间的差异，商人采取了置闰的办法，在某一年内增加一个闰月，间或还有一年置两闰的现象。早期一般年终置闰，所闰的月叫13月或14月，晚期则在年中置闰。这种通过增加闰月来调和阴历与阳历之间差异的做法，在我国传统的历法中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着。

商代记日主要采用干支记日法。所谓干支记日就是将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依次相配，组成六十个干支记日单位，循环使用。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辞中，记有干支日的甲骨非常之多，还有一些甲骨上则刻着专门查检日期的“干支表”。

商代天文历法的进步，离不开当时数学的发展。从卜辞中可以看到，商人已经懂得十进位的计算方法，十、百、千、万在甲骨文中都各有专名，3、宗教

商代是一个十分迷信的时代，巫术、祈禳、占卜和祭祀是人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内容。《礼记·表记》在评述商代的思想特点时就指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甚，先鬼而后礼。”这一点在卜辞中有充分的反映。其中，占卜和祭祀是商代最为常见的两种早期宗教行为。

商王无论事情大小都要进行占卜，向鬼神询问。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包括祭祀、收成、征伐、天气、祸福、田猎、疾病以至于生育等等。几乎是无事不卜，占卜行为可以说是商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商代甲骨占卜的过程，可以分为整治甲骨、占卜、刻辞及存储四个阶段。

中国近代史专题复习教案 篇5

1．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斗争

(1)两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与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2)太平天国运动：定都天京；《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3)甲午中日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甲午中日战争与《马关条约》；黄海海战；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4)辛亥革命：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武昌起义；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

(6)国共政权对峙：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7)抗日战争：九--八事变与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侵华日军的罪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正面战场的抗战与敌后抗日斗争；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原因和历史地位。(8)解放战争：战略反攻与三大战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其历史意义。

2．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1)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民族工业的兴起：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洋务派近代工业的创办及其影响；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2)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民国初期和国民政府前十年民族工业的发展；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3．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1)新思想的萌发：林则徐与魏源的主张与实践；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2)维新思想：原表述为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历程；维新变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作用。

(3)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内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复习指导】

1．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的历史，是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不断抗争与探索的历程，更是近代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程。注意这三条主线的交融与影响，准确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内容。

2．注意理清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等时间概念与近代化历程的关系。

3．本专题以近代化（现代化）史观为指导，整合中国近代史知识，揭示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艰难历程，学习时，应了解近代化（现代化）史观的基本内容，加深对专题内容的理解，提高复习效率。

4．近代化（现代化）史观认为相对于传统而言，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近代化的实质是实现社会的转型，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

一、中国近代史前期（晚清、民初）1840——1919年

（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两次鸦片战争

（一）鸦片战争：1840—1842年 背景：

①清朝开始衰落，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政治腐败、国防废弛、财政拮据、阶级矛盾激化。②工业革命的开展是西方列强由为夺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加紧对外侵略扩张的结果。③英国为改变对华贸易逆差，向中国走私鸦片，林则徐禁烟运动成为英国发动战争的借口。结果：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主要内容：略。

影响：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进入反侵略、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

背景：①鸦片战争及其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未能满足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需求（为什么？）；②西方列强的“修约”要求遭到清政府拒绝。③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政府处于困境。

2.简况：1856年英国进攻广州，战争爆发，1857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叶名琛被俘，柏贵投降。1858年英法联军攻占大沽，随后清政府先后与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1859年6月，战争再起。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洗劫焚烧了圆明园。清政府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

3.结果：签定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规定：（略）。签定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规定：（略）。签定中俄《北京条约》，规定割占中国东北和西北共84万平方公里土地。4.影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清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洋务派”，洋务派开展的“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同时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早期维新思想的形成。

二、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的中国：1840—1894年

（一）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

1.兴起的背景：鸦片战争后民族矛盾的出现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2.准备：①洪秀全1843年创立拜上帝教；②洪秀全将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思想和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撰写宗教理论著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③冯云山到广西紫荆山发展信徒；④形成前期六人领导核心。3.前期斗争（1851—1856年）：`①1851年，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②永安建制，初步建立了政权；③1853年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定都，正式建立政权；④1853—1856年，北伐、东征和西征，太平天国运动达到全盛；⑤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土地和产品分配办法（评价？）。

4.后期斗争（1856—1864年）：①天京变乱；②重建领导核心；③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评价？）；④安庆和天京的先后陷落。

5．特点：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同时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把中国农民反封建斗争发展到顶峰；提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二）洋务运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

1.洋务派的出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利用西方先进的科技，维护清朝的统治。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在中央以奕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为代表。

2.洋务运动是指洋务派在19世纪60—90年代，先后以“师夷长技以自强”和“师夷长技以求富”为旗号，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筹建近代海防、创办近代教育的活动。1861年总理衙门的设置，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并成为推动洋务运动开展的中央机构。1895年甲午战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3.洋务运动具体内容：

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有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崇厚的天津机器制造局等。

兴办近代民用工业：兴办的直接目的是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和运输的困难。主要有李鸿章和的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和湖北织造局。这些民用工业的特点是①机器生产；②采用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有商人投资入股，带有部分资本主义的性质。筹建近代海防：19世纪70年代中到80年代中，初步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创办近代教育：创办了京师同文馆等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学堂；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4．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①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和近代工业生产方式，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洋务运动创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推动了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为西学在中国更广泛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经济的瓦解；洋务运动对外国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②洋务运动是清统治集团的自救运动，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不可能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洋务运动的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不通。

（三）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19世纪六七十年代 产生的背景：

①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入侵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表现在：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开始分离。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商品化程度增强，传统手工业遭到破坏，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沦为剩余劳动力；欧美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生产方式也随之传入中国。这一切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原料、市场、劳动力和生产技术的条件。

②在外商企业利润的刺激下，一些中国官僚地主和商人将剥削所得投资创办近代企业。③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企业，对民办企业也起了诱导作用。

2．产生情况：时间：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地区：沿海通商口岸一带；代表性企业：方举赞的上海发昌机器厂、陈启沅的广东南海继昌隆巢丝厂、朱其昂的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3．影响：改变了中国近代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影响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

（四）向西方学习思想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1．向西方学习思想的萌发：

① 1840年前后，林则徐在广东编译《各国律例》、《四洲志》，还仿制西方战舰，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②之后，魏源编写《海图图志》系统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科技和政治制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对当时知识界解放思想向西方学习有重要启迪作用。2.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受林则徐、魏源思想的影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师夷长技以求富”的思想，成为60-90年代开展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社会的进步，打击了封建守旧势力。

3.早期维新思想。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认识到洋务运动的局限，19世纪60年代以后从洋务派分化出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主张推行君主立宪制，发展工商业，与外国“商战”。早期维新思想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未付诸行动，但为90年代维新思想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年 1．背景：

①19世纪末，资本主义列强迅速向帝国主义过渡，要求通过对外扩张进行资本输出和瓜分世界。

②日本明治维新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具有极强的对外扩张性，制定了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

③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日本乘机出兵朝鲜，并控制了朝鲜政局。④慈禧太后采取避战求和方针，不做战争准备。

2．简要战况：1894年7月，日本在朝鲜半岛海面挑起战端。8月清被迫对日宣战。9月中清军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相继失利，日军控制黄海制海权。10月日军进攻辽东，制造旅顺大屠杀。1895年1月威海卫战役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中日议和。3．结果：1895年4月签订《马关条约》，规定①②③④略

4．失败原因：清统治的腐败和实行避战求和的方针；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欧美列强对日本侵华的纵容。5．影响：

①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进一步遭受严重损失；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中国半殖民地化大大加深了。

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资源、商品和投资市场，基本上完成了“大陆政策”

一、二期的目标，助长了日本扩大对外侵略的气焰。

③推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有利于帝国主义通过借款掌握中国经济命脉和控制清政府。

④在甲午战争中左宝贵、邓世昌等壮烈殉国的精神和反割台斗争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四、甲午战争后的中国：1895—1900年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1895—1898年 1．原因：

① 甲午战争后，列强加紧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瓦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 ② 为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③ 洋务运动的破产使洋务派垄断近代工业和国内市场的局面被打破，出现“实业救国”的主张。

2．情况：1895—1898年间，中国出现一个兴办工业的浪潮，商办厂矿企业数和投资金额数均有很大的增加。主要是棉纺织业。

3．影响：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二）民族危机的加深

1．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资本输出：①俄法英德的三次大借款;②获取铁路修筑权；③开设工厂；

④开设银行

2．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狂潮。3．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三）戊戌变法：（广义、狭义）

1．背景：

①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资本输出，掀起瓜分狂潮，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产生。

②甲午战败，清政府面临统治腐败、财政危机、连年灾患、阶级矛盾激化等严重问题，统治危机进一步加剧。

③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迫切需要实行政治改革，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④早期维新思想逐渐形成为社会思潮，为维新运动奠定思想基础。

2．康有为、梁启超等实施维新变法的活动：特点是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和中国儒家经典相结合

①撰写理论著作：康有为写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 ②创办报刊学堂：主要报刊有北京的《中外纪闻》，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主要学堂有长沙的时务学堂。③与封建顽固势力论战：论战焦点是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学西学改革教育制度。（实质）

④组织政治团体：主要有1895年的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1898年的保国会和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 ⑤上书光绪帝：1888年第一次上书，1895年“公车上书”，1897年第五次上书，1898年《上清帝第六书》。

3．百日维新：自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至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变法内容：

政治方面：广开言路，举荐人才，精简机构，取消旗人特权。

经济方面：设农工商总局和铁路矿务总局，奖励创新发明，改革财政，兴办邮政。

文教方面：废八股，设京师大学堂和中小学堂、专门学堂，鼓励私人创办学堂、报馆、学会、设译书局。

军队方面：建立新式军队，增添海军。

作用：有利于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学传播，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参政，初步动摇了封建统治秩序。

4．戊戌变法的失败：（1）失败原因：

①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和破坏。（史实）②袁世凯的背叛和出卖

③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且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表现）④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列强不允许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2）历史教训：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道路行不通。

②中国近代化路程漫长、坎坷。（3）历史意义：

①戊戌变法是一场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运动的开展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使中国殖民地化的企图。

②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以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为终极目标。它打击了中国封建势力，动摇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③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开了中国社会风气之先。五、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1901年

1．背景：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1898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在“扶清灭洋”旗号下，势力迅速发展。1900年——控制京津地区，形成反帝斗争高潮。

２．简况：1900年６月，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向北京进犯，在廊坊遭阻击，７月攻占天津，８月攻占北京。

３．结果：1901年９月，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规定①②③④⑤略。

４．影响：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标志着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六、二十世纪初的中国：1901年——1919年

（一）辛亥革命：（广义、狭义）20世纪初——1912年 １．背景：

①２０世纪初，中华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②《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清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并未收到实效，统治危机更加严重。

③随着新式学堂的勃兴和留学教育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大量传入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迅速壮大。

④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创立兴中会、策划广州起义、流亡海外发展革命力量等）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２．革命进程：

Ａ、辛亥革命的兴起：

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以上海和日本东京为中心，以章炳麟、邹容、陈天华和孙中山等为代表人物。

②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国内的相继建立。主要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Ｂ、辛亥革命的发展：

①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基础、成立地点、成立大会内容、同盟会的性质、成立的意义。②三民主义的提出。三民主义的内容和核心，对三民主义的评价。

③组织与保皇党（康有为等）的论战。中心是要不要推翻清政府、实行民主政治、改变封建土地制度。

④发动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Ｃ、辛亥革命的高潮：

①发动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12日，文学社和共进会，熊秉坤和金兆龙。

②成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１月１日，以五色旗为国旗，以中华民国纪元。③颁布《临时约法》。主权在民，保障民权，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性质和意义。

Ｄ、辛亥革命的失败：1912年２月宣统帝退位，接着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３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位，建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３．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①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②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在于：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颁布了《临时约法》。

③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在于：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中国封建势力；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列强在中国再也找不到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了这一时期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④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弱小和软弱性、妥协性，辛亥革命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得到改变。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二）孙中山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 １．反袁斗争：

①袁世凯的黑暗统治：“善后大借款”、复辟帝制、签订“二十一条”。② 反袁斗争：1913年发动“二次革命”；1915年参加护国运动。２．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

①1917－1918年发动第一次护法运动； ②1920－1922年发动第二次护法运动； ③1924年发动国共合作的国民大革命。

（三）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1912－1919年）1．出现的原因：

①辛亥革命扫除了我国一些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民国政府奖励发展实业，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提高激发了投资的热情。

②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特别是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的运动，有力的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③欧洲列强忙于一战，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2．发展的表现：

①实业救国成为两大社会思潮之一，成立了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等发展实业的团体，涌现出张謇，周学熙，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等一批著名实业家。

②厂矿和投资数有很大增长，其中以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快，其次为烟草，火柴，榨油和化工等行业。

3.影响：壮大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共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四）新文化运动：1915—1918—1919年 1．兴起的背景：

①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主要社会思潮，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

②中华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③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尊孔复古逆流。2．兴起情况：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倡导民主和科学，揭开了新文化运动序幕。蔡元培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新青年》迁到北大，与北大一道成为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和活动基地。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3．概况：

①前期：1915-1918年

内容：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评价：

a.性质：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是中国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b.历史作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得到弘扬，为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推动了近代中国民主科学的发展。

c.局限：对东西方文化的某些看法存在着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的片面性。

②后期：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向西方学习开始转变为向俄国学习走社会主义道路。

【教学反思】

二、中国共产党斗争史（1919-1949年）

（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1919—1923

（一）五四运动 1．背景：

（1）北洋军阀政府对内镇压革命运动，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加之军阀之间不断混战，社会矛盾极其尖锐。

（2）一战期间，民族工业得以发展，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工人运动不断发展。（3）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弘扬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给中国人民指明解放道路。

2．导火线：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3．斗争情况：

第一阶段：1919年5月4日至6月4日，以北京为中心，以学生为主力，采用游行示威和罢课的形式，要求“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结果遭到镇压和逮捕。

第二阶段：1919年6月5日至6月28日，以上海为中心，工人阶级为主力采用罢工、罢课、罢市的方式，运动波及全国。迫使军阀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免除曹、章、陆三人职务，拒绝在巴黎和会和约上签字。4．历史意义：

（1）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

（2）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工人阶级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3）在五四运动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

（4）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1．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号召向俄国学习，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举起了社会主义大旗。

2．五四运动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3．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强大潮流。主要表现在：（1）发表文章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新青年》出版《马克思研究专号》，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出版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2）与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3）有计划的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适合工人的通俗理论刊物《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等。办补习学校和识字班，组织“五一”纪念活动。

（4）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1．历史条件：

（1）阶级基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华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壮大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

（2）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强大潮流，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3）干部组织基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8个）（4）外部条件：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

2．中共一大： 1921.7.23，上海－嘉兴南湖 主要内容；（1）通过党的纲领（2）规定党的中心工作（3）成立中央局 意义：（1）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2）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3．中共二大： 1922.7，上海 内容；（1）分析当时中国国情（2）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3）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意义：中共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二、开展国民革命运动：1924-1927年，这一时期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称为国民革命时期、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时期。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1．背景：

①20世纪初“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国共两党在这一阶段主要的斗争目标。

②国共两党在过去斗争的教训中都认识到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统一战线。③共产国际努力促成国共合作,指示中共召开三大,作出与国民党合作的决定和方针。2．实现：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1924，广州）

内容：①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接受了中共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提倡普遍平等的民权、国内各民族平等的主张和实行“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制定劳工法”的政策。由于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若干原则基本一致，因此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②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是一种党内合作的形式）。

意义：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始。

（二）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的发展

1．五卅运动掀起全国反帝爱国斗争的高潮；

2.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举办和农民运动的开展（毛泽东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3．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组编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根据地。

（三）北伐战争的进行

1.时间：1926.7——1927.7 ；

2.目的：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统一中国； 3.对象：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军阀。

4.成果：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主力；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1927.1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湘鄂赣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四)国民革命运动的失败

1．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大革命局部失败；

2．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最后失败。3．失败原因：

①客观方面：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镇压中国革命；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②主观方面：中共缺乏斗争经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革命领导权）。

4．大革命教训：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掌握革命武装力量和革命领导权。

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1927-1937年，这一时期称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称为工农武装割据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十年内战时期。

（一）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开始

1．发动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等领导南昌起义，后转战湘南和海陆丰。

意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2．召开“八七会议”：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

3．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

（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1．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①实践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领导经济建设。②理论研究:撰写《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了包括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要素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③意义：从实践和理论上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问题，创造性的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2．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①到1930年夏，在全国十多个省建立了大小十多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十万人。②在毛泽东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指导下，连续粉碎了敌人三次大规模“围剿”。③1931年冬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

（三）红军的长征：1934.10-1935.10-1936..10 1．长征的原因：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掌握了党中央领导权，反对和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权；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和博古 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2．遵义会议的召开：1935.1 内容：①纠正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组织上的“左”倾错误，肯定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②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会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

意义：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地位，是中共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3．长征的胜利：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长征。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会师，长征最后胜利结束。意义：①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②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铸成了长征精神，推动了革命的不断发展； ③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南方转移到了北方，开创了抗日救国斗争新局面。

四、进行抗日战争：1937-1945，这一时期称为抗日战争时期，也称八年抗战。(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背景

①明治维新后日本制定了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成为最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

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使日本政局法西斯化。为转嫁危机，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占有了东北三省，并控制了华北地区； ③中国内战不断，为日本侵略提供了有利条件。2．侵略情况：

①1937年7月7日制造了卢沟桥事变，进占北平、天津；同年8月13日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12月攻陷南京。此后先后攻占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领土；

②在占领区制造南京大屠杀，成立“七三一部队”，用活人做细菌实验，研究细菌战，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合作的条件：中日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国共两党的共同目标；中共从民族大义出发，放弃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方针。

2．情况：国共两党达成协议、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为陕甘宁边区，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新四军。

3、意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三)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抗战

1．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先后组织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官兵（姚子青、谢晋元为代表）英勇奋战，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在徐州会战中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正面战场丧师失地。

2．抗战后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坚持抗战，1942年还派远征军赴缅甸同日军作战，救出了被围英军并确保了滇缅公路，1945年在英美军队的配合下，中国远征军击败侵缅日军。

（四）中共的抗日斗争

1．与国民党达成两党协议，促成国共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聂荣臻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3．取得平型关战役（林彪）、百团大战（彭德怀）等重大胜利，取得反“扫荡”的胜利。4．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首次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形成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

5．召开中共七大，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作了重要准备，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

（五）抗日战争的胜利

1．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2．历史意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帝斗争的完全胜利；它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五、进行解放战争：1945～1949年。这一时期称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称为解放战争时期。

（一）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5.8～1946.6 1.参加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内容：和平建国，坚决避免内战，召开政协会议，保证人民权利。但未解决军队和人民政权地位问题。2.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有利于人民的协议。

（二）进行解放战争：1946.6～1949.4 战略反攻阶段：1947.6～1948.8，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解放军挺进大别山，揭开战略反攻序幕。

主力决战和胜利阶段：1948.9～1949.4，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敌军主力，渡江战役解放南京。

（三）实行土地改革：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四）为建立新中国做准备： 1.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①内容：

决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工作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提出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方针；规定了革命胜利以后的政治、经济、外交的基本政策和中国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告诫共产党人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②意义：解决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问题。对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2．1949.3河北西柏坡追歼残敌，解放全国领土 3．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规定了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为建国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4．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9北平

内容：①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名称、性质和各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

②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③决定改北平为北京，为新中国首都，五星红旗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采用公元纪年。

意义：①为新中国的成立完成了组织准备工作；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案 篇6

彭

丽

一、教学目的

《中国音乐通史》是音乐专业本科学习阶段的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对中国自远古至今音乐历史发展的脉络有基本的了解，掌握中国各时期音乐发展的一般历史知识与突出成就，进而吸取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更好的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而优秀的民族文化；力求全方位、多手段诠释音乐历史，为培养优秀的音乐艺术人才奠定基础。

二、教学内容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1949，以1900～1949为主。教材：《中国音乐通史简编》

孙继南、周柱铨 主编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

汪毓和

编著

三、教学时间：一学期，每周二学时。

四、考试：听、写等形式的综合。

五、课堂要求：多参与，主动思考。

概

述

一、历史分期：

（一）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的分界点：

（二）近现代与当代的分期：

二、本世纪上半叶历史发展的特点

三、本时期音乐历史发展的特点

第一章 “五四”前的音乐发展情况

第一节

传统音乐的新发展

传统音乐一般指世代相传，具有民族特色的本土音乐，一般认为包括宫廷音乐、文人音乐、民族民间音乐。这里主要涉及：戏曲、说唱、民歌、歌舞、器乐及依传统新创作的音乐。发展情况非常复杂，在文化生活中有重要地位。近代史重点研究新音乐，即现在的专业音乐，传统音乐方面是缺陷。

一、戏曲音乐（主要介绍京剧、评剧）

1、旧剧改革

参考音研所59年编“参考资料”第二编1919～27第一辑。共有言论18篇，重要的11篇。开始在1917～18的“新青年”有9篇，点到京剧的糟粕，引起争论。

三方面意见：

（1）胡适、钱玄同等人的观点（2）张厚载的观点（3）中间态度

2、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

3、评剧的历史

二、说唱音乐

一般分五类：鼓词、弹词、道情、牌子曲、琴书。

1、犁铧大鼓（山东）

北口：老北口──赫老凤；小北口──新调、郭大妮、黄大妮

南口：前期──黑白妞王小玉姊妹；后期──四大玉。

2、京韵大鼓

刘宝全、白云鹏等人为代表，进行了较大的革新和创造。

3、苏州弹词的流派简介

三、民歌与民间歌舞

多是反映现实生活，此时民歌不能代表整体民歌特点，也说明不了这时民歌在内容和体裁上有多大发展。新民时期出现了新民歌。

四、传统器乐

1、民间社团

（1）天韵社（2）大同乐会

重点听赏：《春江花月夜》

2、广东音乐的发展 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

重点听赏：《雨打芭蕉》《步步高》《赛龙夺锦》

3、民间艺人华彦钧（1893？～1950）重点听赏：《二泉映月》

第二节

学堂乐歌的产生与发展

一、产生背景（通史210页、399页）

学堂乐歌指清末民初新式学校所开设的音乐课和课中教唱的歌曲。它是我国近代音乐文化的突出成果，主要借鉴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洋，引进外来曲调，填以反映新思想的歌词，构成一种区别于我国传统音乐的新体裁，成为我国近代音乐发展的一个开端。

二、基本内容

内容大部分是反映“五四”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学习欧美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以“救亡图存”等民主爱国主义的政治要求。如：《何日醒》、《中国男儿》、《黄河》。另外，如《勉女权》、《缠足苦》等，是宣传妇女解放思想；还有宣传反对迷信、学习科学的思想，宣传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代替封建旧习俗的思想等。由于面向学生，也有反映学生生活、思想情感的，如：《体操》、《竹马》、《春游》、《送别》等。

三、艺术形式

以填词艺术为主。学堂乐歌的旋律多采用欧美，特别是日本的歌曲曲调，运用我国民歌小调的极少，创作者更少。重点听赏：《中国男儿》

四、代表性音乐家

1、沈心工（1870～1947）

心工是笔名。生于上海。1902自费留日，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11月在东京创办“音乐讲习会”。1903回国，一直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小，1911年起任该校校长。创设了我国较早的乐歌课，任教期间曾创作百余首乐歌，1927年退休；前后30年，为中国早期普通音乐教育的创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重点听赏：《体操—兵操》、《竹马》、《黄河》。

《体操—兵操》，也称《男儿第一志气高》，是他留学日本时的处女作，在国内广为流传。

2、李叔同（1880～1942）

1880生于天津，1898迁居沪租界，入南洋公学，接触了救亡图存的维新思想。1906去日本，在东京发起创办了我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以“惜（息）霜”为名成为当时闻名的女角演员。一个人独立编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

1905，李曾编印《国学唱歌集》；1958，丰子恺编选《李叔同歌曲集》。至1990，企释、培安编定《李叔同—弘一法师歌曲全集》。

重点听赏：《送别》、《春游》。

3、曾志忞（1879～1929）

号泽民，又名泽霖，生于上海巨商家庭。早年曾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自学绘画、音乐。1901赴日留学，主攻法律。1902曾参加“音乐讲习会”，1904年改为“亚雅音乐会”。1907回国，创办“上海贫儿院”，设立“音乐部”。

五、历史意义

课后习题：（1）学堂乐歌的历史意义。

（2）沈心工、李叔同的乐歌创作概况。（3）简述阿炳的二胡曲创作。（4）简介广东音乐在近代的发展情况。

第二章 “五四”时期的音乐发展状况

第一节

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音乐社团的建立

1、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通史415页）

1919年1月成立，目的在于“研究高尚乐理，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才，采西乐之长，补中乐之缺点，使之以时进步”。蔡元培（1868～1940）任会长，聘萧、杨仲子、王露等人为导师，内设钢琴、提琴、古琴、琵琶、昆曲、丝竹乐、师资特别班等组，会员达200多人。1920出版期刊《音乐杂志》，后改为北大音乐传习所。

2．中华美育会（通史416页）

1919年在上海成立，由吴梦非、丰子恺、刘质平等发起，以“提倡美育”为主旨，1920年4月刊行会刊《美育》，宣传美感教育和艺术民主化。

3．国乐改进社：刘天华等发起，1927年5月成立于北京，《音乐杂志》。

二、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建立

通史419～429

1、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通史423页）

成立于1922年10月，蔡元培兼任所长、萧友梅任主任。教学体制分设本科、师范、选科。

2、国立音乐院（通史426页）

在蔡元培支持下，1927成立于上海，是中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专业音乐学院。初建时由蔡兼任院长，萧任教务主任，次年9月，蔡辞，由萧代理院长。1929，因**降格，奉命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学校采用学分制，主科分初、中、高三级。学校每年公开演出，校刊特辟歌词专栏，邀请投稿。各种杂志相继出版，扩大了社会影响。

第二节

一、本时期的音乐思潮

20年代的音乐思潮与音乐学家王光祈

在新文化运动中，怎样认识中国的新音乐文化、怎样发展新音乐文化，主要有三种认识：

1、主张“以西为师”。

2、坚决维护“国乐”。

3、主张“全盘西化”。

二、王光祈及其音乐学研究

1、生平简介：1892～1936，字润玙，笔名若愚，四川温江人。曾于1919年参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力图救国，被选为大会主席、执行部主任，领导该会工作。同年底，又创办了“工读互助团”，半工半读探求社会改革之途，幻想逐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

1920年6月，远赴德国法兰克福，学习德语及政治经济学，1927年考入柏林大学专攻音乐学。1932年，受聘为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讲师，1934年以《论中国的古典歌剧》获得波恩大学博士学位。1936年1月，病逝。

2、音乐学研究

第三节

20年代的歌曲创作

中国近代创作的声乐作品是近代新音乐文化的主体。本节主要通过介绍二位卓有成就的音乐家：萧友梅、赵元任；了解二十年代的群众歌曲、学校歌曲、艺术歌曲及合唱曲的创作情况。

一．群众歌曲：通史247页。工农兵歌曲，213、247、248。

二十年代，出现新式工农革命歌曲，多是填词性质。进行曲节奏较多，也有用小调、民歌填词的。重点听赏：工农兵联合歌、国民革命歌

二、专业创作：

1、萧友梅（1884～1940）

通史319页。

音乐教育家、作曲家、理论家、活动家。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者。

生平简介：1884生于广东香山，字思鹤，又字雪朋，5岁随父移居澳门，进私塾灌根草堂读书，1898年考入广州第一所洋学堂时敏学堂。1901赴日本学习。1906加入同盟会。1910返国，任北京学部（教育部）视学。1912中华民国成立，任总统府秘书。几个月后公费留德，在莱比锡音乐学院攻读音乐理论及作曲，同时在莱比锡大学研究教育学。1916春，以《中国古代乐器考》获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返国。

接受蔡元培聘请，任北大哲学系讲师兼音乐研究会导师，1922秋，改名“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萧任教务主任，主讲和声学、音乐史等课程。1927国立音乐院成立。1940病逝上海。

创作：声乐作品创作、器乐创作

重点听赏：《问》、《卿云歌》、《五四纪念爱国歌》

2、赵元任（1892～1982）

通史320页

生平简介：字宣重,祖籍江苏常州，生于天津。1910在美康乃尔大学求学，主修数学、物理，1914毕业，后到哈佛大学，于1918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回国任清华心理学与物理讲师，1921秋去哈佛大学专攻语言学，1925携全家回到清华，1928始对中国语言进行研究，并从事方言的实地调查。1938～39在夏威夷大学任教，1939～41在耶鲁，1941～46在哈佛，1947～62退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教中国语言和语言学。1982因心脏病在美麻省剑桥去世，终年90岁。

创作：

《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收有132首作品，多为歌曲。歌曲大部分收入《新诗歌集》（1928）、《儿童歌曲集》（1934）、《民众教育歌曲》（1939）。1938后创作很少，1942《老天爷》几乎是最后作品。

“开一代乐风的作曲家”主要指二十年代的创作。重点听赏：卖布谣、劳动歌、教我如何不想他、海韵 1994年12月，中国文联曾出版《赵元任音乐论文集》。

3、其他创作

通史284。

二十年代从事歌曲创作的还有邱望湘、陈啸空、钱君掏（封面设计家）等人。作品多收入《摘花》（1928）、《金梦》（1930）两本抒情歌曲集。

重点听赏：《湘累》

第四节

儿童歌舞音乐的发展

黎锦晖及其音乐

参考：通史366，《黎锦晖评传》。

一、生平：（1891～1967），湖南湘潭人。兄弟姐妹11人，行2。

自幼喜爱民间音乐。年轻时，受长兄锦熙影响，投身到中国最早兴起的国语运动中，受到科学、民主的新文化思潮影响与熏陶。1919成为北大音乐研究会成员，获得学习民间音乐的机会。1921到上海，应中华书局之聘编写小学国语教本，后任“国语专修学校”教务主任、校长等职，1922兼任当时最有影响的儿童读物《小朋友》周刊的主编。

1922，长期筹划的“明月音乐会”成立，兼任会长。1927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中华歌舞专科学校”，兼任校长。1940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解放后，一直在上影工作，兼任中央院民族音乐研究所通讯研究员。1967病逝于上海。

二、儿童歌舞音乐创作：

二十年代，黎氏主要创作了12部儿童歌舞剧和24首儿童歌舞表演曲，及一部歌舞剧、多首歌曲、器乐曲等。前两种是当时儿童音乐的新体裁，代表作《可怜的秋香》，《麻雀与小孩》。

重点听赏：可怜的秋香、《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

三、创作特点

第五节

民族器乐创作

刘天华及其创作

参考：通史331页

一、生平简介：（1895～1932）

1895生于江苏江阴，1909入常州中学，参加军乐队，吹军笛与小号，开始接触西洋音乐。1912辍学，随兄赴上海，在一个演“文明戏”的“开明剧社”中工作，萌发以音乐为职业的志向。1914～1920间，在江阴、常州的学校教音乐，开始学习民族器乐。1922被聘为北大音乐传习所的国乐导师，同时在其他学校任教，其间学习小提琴、钢琴及作曲理论，并继续创作。1927，发起筹组“国乐改进社”，主办《音乐杂志》10期。1932夏逝世，时37岁。

二、音乐思想

受“美育”及“平民文学”的思想影响，主张“要顾及一般民众”，毕生热情贯注于“改进国乐”的宏业。

三．创作：

重点听赏：病中吟、空山鸟语、光明行。

课后习题：（1）简述萧友梅在音乐教育、音乐创作方面的贡献。

（2）简述黎锦晖的儿童歌舞音乐创作概况。（3）简述赵元任的创作概况。

（4）简述刘天华在二胡音乐方面的贡献。

第三章 三十年代的音乐发展状况

音乐状况：大体分传统音乐、专业创作、流行音乐。传统音乐自行发展，到延安时有新的变化，但总体不大。

专业创作，以国立音专的黄自等人（学院派）和左翼聂耳、星海等人（借鉴专业音乐技术写作，在社会）为主，同时还有马思聪、江文也等人的创作。

流行音乐，以黎氏兄弟、陈歌辛等人为主，贺绿汀也写。

第一节

社会状况及流行音乐的发展 一、三十年代的社会状况

二、流行音乐的发展

1、《毛毛雨》的诞生

2、黎锦晖的“时代曲”

3、黎锦光及其代表作

4、陈歌辛及其流行歌曲创作

5、刘雪庵及其流行歌曲

第二节 左翼音乐运动与歌曲创作

一、音乐运动

1、左翼音乐运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城市，我党建立根据地，重新联络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在白区（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组织。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在我国新文学运动发展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联合战线，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指导，以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为目标，一方面介绍马的文艺理论和苏联革命文艺成就，一方面探讨文艺大众化问题。机关刊物《大众文艺》，音乐方面主要介绍苏联的革命音乐，呼吁造就真正能为劳苦大众所能接受的新兴音乐。

2、救亡歌咏运动的开展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国防军”，“左联”全部解散，即而提出“国防音乐”。

（1）“民众歌咏会”

（2）聂耳、吕骥组织的业余合唱团，重点听赏：《救亡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等。

二、音乐创作

1、聂耳的生平与音乐创作

（1912～1935）学名守信，字子义。1931.4考入上海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1932.6开始以“黑天使”等笔名发表评论文章，1933.3任联华公司一厂音乐股主任，1934.4，进入英商“东方百代公司”曾任音乐部副主任，1935 4离开上海东渡日本，7.17与友人去鹄沼(hu zhao)海滨游泳时不幸遇难，时23岁。

创作：工人题材的歌曲、进行曲风格的歌曲、抒情歌曲、儿童歌曲及民族器乐改编曲 重点听赏：《码头工人》《开路先锋》《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卖报歌》

2、其他创作：任光、张曙、吕骥、麦新、张寒晖等人的音乐创作。

重点听赏：《渔光曲》《日落西山》《新编“九一八”小调》《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

第三节

学院派作曲家的音乐创作概况

一、专业音乐教育情况

二、黄自及其音乐创作

生平简介：（1904～1938）字今吾，江苏川沙县人。自幼受封建文化传统熏陶，同时也受“新学”的影响。1916，入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开始学习音乐；1924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高等科，遂公费留美，入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学，兼修音乐，1926毕业并获文学士学位，因学习期未满，留校继续学习理论作曲和钢琴。1928转至耶鲁大学音乐院，1929以管弦乐序曲《怀旧》获音乐学士学位，适逢官费期满，取道欧洲回国。先在沪江大学任教并在音专兼课，1930后，在音专任作曲理论教授、教务主任。1938年病逝于上海。

创作：声乐作品、器乐作品

重点听赏：《花非花》《玫瑰三愿》《抗敌歌》《旗正飘飘》《踏雪寻梅》《长恨歌》

三、其他学院作曲家的创作

主要介绍青主、应尚能、周淑安、陈田鹤、刘雪庵、贺绿汀等人的音乐创作。

重点听赏：《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吊吴淞》《纺纱歌》《山中》《红豆词》《故乡》《静境》

课后习题：（1）聂耳主要创作了哪些音乐作品？有何音乐特点？

（2）30年代左翼音乐家主要有哪几位？有何代表性作品？（3）简介黄自的音乐创作。

（4）30年代学院派作曲家主要有哪几位？有何代表作品？

第四章 抗战时期的音乐发展状况

第一节

抗战初期

一、抗战初期的音乐活动

二、贺绿汀的音乐创作（通史P294）

贺绿汀（1903 ～ 1999），原名安卿（安钦），又名抱真、楷、如萍，笔名罗亭、华生、山谷。湖南邵阳人。1926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考入音专，选修理论与钢琴，并从黄自学习作曲。1934，以《牧童短笛》（原为《牧童之笛》）和《摇篮曲》分获齐尔品“征求中国风味的钢琴曲”评奖的一等奖及名誉二等奖。同年冬，入明星影片公司从事电影配乐，1936任音乐科长，此间先后为17部影片配乐、作曲。抗战爆发后，赴前线宣传抗日，创作《游击队歌》、《上战场》等。

重点听赏：《天涯歌女》《牧童短笛》《嘉陵江上》《游击队歌》《垦春泥》

第二节

冼星海及其音乐创作

冼星海（1905～1945）

通史P321

一、生平：广东番禺县人，1905生于澳门一贫苦渔民家庭。自幼寄居外祖父家，1911随母去新加坡，靠母给人帮佣及洗衣服为生。1921入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开始半工半读，对音乐发生兴趣，学会单簧管，又自学小提琴、乐理、作曲、指挥等。

二、创作：歌曲、大型声乐作品、器乐作品（1）法国时期（2）上海-武汉时期（3）延安时期（4）前苏联时期

重点听赏：《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救国军歌》《夜半歌声》《黄河大合唱》《中国狂想曲》

第三节

不同政权区域的音乐生活及音乐创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国大陆先后出现了三个政权区域：沦陷区、国统区、根据地和解放区，音乐创作呈现不同色彩。

一、沦陷区

包括：1932年3月以溥仪为首的“满洲国”，成为东北沦陷区，即“伪满”；1935年以后，日本政府“蚕食变鲸吞”，先后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临时政府”，形成华北沦陷区；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汪精卫为首的“汪伪”政权。至抗战胜利，我国沿海众多城市均处于此三个伪政权统治。

江文也及其创作

重点听赏：《断章小品》《北京万华集》《台湾舞曲》

二、国统区

1938年10月底武汉失守，相持阶段开始。以国民党为主、国共合作形式的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称为国统区。丁善德、马思聪、谭小麟的音乐创作

1、丁善德的钢琴音乐创作

重点听赏：《春之旅》

2、马思聪及其创作：

（1912～1987）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小提琴家、作曲家。创作了大量各种题材和体裁的音乐作品，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重点听赏：《内蒙组曲》

3、谭小麟及其室内乐创作

重点听赏：《自君之出矣》《彭浪矶》《弦乐三重奏》

三、根据地及解放区

主要指陕甘宁边区、华中、华北敌后抗日民族根据地等地区。在共产党领导下，音乐创作、演出、理论研究、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进行了文艺整风，使得音乐工作者更加普遍地深入生活、深入群众，1943年春节在延安掀起了“新秧歌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此时，群众歌曲全盛时期已过，进入尾声，创作主要在解放区、国统区。延安作曲家群体

参考通史P327

1、马可：（1918~1976）

2、安波：（1915~1965）

3、郑律成：（1918~1976）

重点听赏：《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拥军花鼓》秧歌剧《兄妹开荒》《八路军进行曲》《延安颂》

第四节

歌剧创作

一、中国近现代歌剧音乐发展概况

包括歌剧与歌舞音乐的发展，歌舞音乐主要讲秧歌剧（民间歌舞小戏）

二、新歌剧《白毛女》

1、故事情节与创作概况

2、主要段落分析

3、音乐特点

重点听赏：《白毛女》主要音乐段落

课后习题：（1）概述冼星海的音乐创作。

（2）概述我国近代歌剧发展脉络。（3）简介贺绿汀的音乐创作。

（4）简介马思聪、江文也、谭小麟、丁善德等人的创作。（5）简介延安作曲家的创作。

中国现代教育简述 篇7

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民主”、“科学”是最鼓舞人心的新追求, “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不再被视为大逆不道。马克思等人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也被先进知识分子所学习、宣传, 学习外国先进思想, 批判封建专制, 在文化教育领域成为一股披荆斩棘、荡涤陈垢的洪流。在新文化运动之前,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一些有变革精神的官员和文人, 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张之洞等人, 已深切感受到中国的愚昧落后, 产生了改变中国的愿望。1915年陈独秀写了《今日之教育方针》, 1916年黄炎培写了《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 1917年蒋梦麟写了《职业界之人才问题为教育界所当注意者》, 1918年蔡元培在天津写了《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的演讲。他们在文章或讲演中指出当时社会是产业不断进步的社会, 旧教育脱离生产、脱离社会实际, 宣教自给自足, 应建立现实主义, 强调应重视科学知识教育, 重视能力培养并主张启发教学、发展个性。近代中国有影响的教育家大部分都在国外学习生活过。1912年在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的组织下, 开始了“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李维汉、徐特立、蔡畅、邓颖超、何长工、蔡和森、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罗学瓒、张昆弟、郭隆真、穆青等都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李大钊1913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1916年为了尽快回国反对复辟帝制, 未等毕业即回国投入救国活动。蔡元培1907年赴德国留学, 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文学等。鲁迅1902—1909年曾在日本留学。陶行知1914年赴美国留学, 先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 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教育理论, 1917年回国。黄炎培1903年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 1914—1917年曾去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考察。1920年, 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首开招收女学生的先河。1920年, 当时的教育部顺应进步潮流, 规定中小学中文教学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1917年在蔡元培领导下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改造, 北京大学由一个衙门式机构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1919—1921年, 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在中国许多大学、城市讲学和演讲。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来中国讲学。可以说, 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 中国的教育在与外国交流中, 逐渐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教育, 改变了过去那种只是培养官僚的性质而开始培养公民。

二、实用教育、职业教育曾受到充分重视

“新文化运动”时期产生了许多教育思潮和教育团体。在“平民主义教育思潮”中, 虽然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与晏阳初、朱其慧、陶行知等人的思想有一定的分歧, 前者更重视启发民众改造社会觉悟, 后者只重视个人修养和技能, 但是他们都很重视让平民有一定的基础文化和技能。在“工学思潮”中促成了留法勤工俭学等活动, 也使当时的“半工半读”盛行于世。“职业主义教育思潮”是以蔡元培、陆费逵、黄炎培为主要代表, 他们主张通过职业教育推动社会发展、推动民生改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由杜威的思想而来, 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 重视学校与社会实际结合。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等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 他们创新意义、历史意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主要发生在20世纪10~30年代, 而在20世纪40~70年代, 基本上就没有了创新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探索。

三、教育受政治直接影响

在清朝灭亡到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部分地区之前的20世纪10~20年代中期, 虽然各种政治势力也都对教育产生了影响, 但由于各种势力都不能占主导地位, 所以政治势力对教育的直接控制在实际效果上比较弱。在国民党占据优势之后, 国民党对教育的直接控制就大大加强了。1930年1月国民党政府颁布《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等, 规定在学校建立学生自治组织需经“当地高级党部核准”。1930年教育部公布《整顿学风令》要求学生“惟当一意力学, 涵养身心, 凛古人思不出位之训诫, 奉总理三民主义为依归, 不得干涉教育行政。如再有甘受反动派之利用, 仍若嚣张, 恣行越轨者”, “惟有执法严绳, 以治反动派者治之, 决不稍事姑息”。国民党在中学以上学校设“训育主任”, 开设“党义课”, 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影响和控制。1928年开始在中学以上学校开设军事训练课。1928年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1932年开始对中学毕业生实行“会考”, 鲁迅曾讽刺会考制度剥夺了部分青年的学习机会, 说“智识太多了, 不是心活就是心软。心活就会胡思乱想, 心软就不肯下辣手, 结果不是自己不镇定, 就是妨碍别人镇定, 于是灾祸就来了, 所以智识非铲除不可”, “然而单是铲除还是不够的, 必须予以适合实用之教育。第一是命理学———要乐天知命, 命虽苦但还是应当乐。第二是识相学———要‘识相点’, 知道近代武器厉害”。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1年开始对全国的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了改革, 改革是以前苏联为范本的。1958年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提出“为了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必须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 积极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但是教育工作在一定的时期内曾犯过教育脱离生产劳动, 脱离实际,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错误。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为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服务, 为建设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和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服务。共产主义的全面发展的新人, 是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而不是旧社会的只专不红、脱离生产劳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一切学校中, 必须进行马列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 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 应受党委领导。

四、著名教育家为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现代教育史中出现了一批为民族强盛而奋力而为的教育家, 他们为中国现代教育增加了光彩, 贡献将被中华民族颂扬。

1. 张伯苓 (1876-1951) , 对帝国对中国的欺侮悲愤不

已, “念国家积弱至此, 苟不自强, 奚以图存, 而自强之道, 端在教育”, 于1904创办了南开学校。

2. 陈嘉庚 (1874-1961) , 认为当时“政府腐败, 国弱民

贫, 教育颓废, 不可言状”, “教育乃立国之本, 兴学乃国民天职”, 于1913年创办集美学校, 1919年创办厦门大学。

3. 鲁迅 (1881-1936) , 一生主要职业是教育工作者, 曾

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学校任教, 对教育提出了他特有的真知灼见, 他特别反对消磨学生独立意志的奴性教育, 提出“施以狮虎式的教育, 他们就能用爪牙, 施以牛羊式的教育, 他们在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 则大难临头, 唯有兔子式的逃跑而已”。他激励青年应有改造社会的使命感, 他说“扫荡这些食人者, 掀掉这筵席, 毁坏这厨房, 是现在青年的使命!”

4. 陶行知 (1891-1946) , 他的教育理论对我国影响深

远, 他的“从做中学”、“教、学、做合一”等“生活理论”是我国教育史上宝贵的理论遗产。他创办的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的明珠。毛泽东曾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他的“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 他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情怀是我国教育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儒家思想一直备受争议

由于儒家的主要思想内涵和历史地位, 往往被当成代表现行统治者利益的思想, 因而每当历史变革的重要关头, 儒家思想就成为统治者和变革者争夺民众思想倾向的工具, 往往是统治者赞颂、宣扬、推崇它, 改革者贬低、抵制、批判它, 这种特点在现代教育史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辛亥革命后教育部废止了在各级各类学校的读经课。袁世凯掌权后, 1913年下令学校恢复祀孔典礼。1914年, 又操纵“政治会议”通过了《祀孔案》, 令全国一律恢复祀孔典礼。1915年2月, 颁布了《特定教育纲要》, 命令:“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 宜尊孔以端其基, 尚孟以致其用”, “中小学校均应加读经一科, 按照经书及学校程度分别讲读”。袁世凯倒台后这些规定于1917年被正式取消。中国的教育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历程, 对我们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现代价值。

摘要：中国现代教育在向外国学习中产生, 职业教育曾受到一定重视, 教育思想战乱时期活跃, 和平时期沉闷, 教育直接受政治操纵出现了一批有个人特色的教育家, 儒家思想一直被争论不休。

关键词：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历程,借鉴意义与现代价值

参考文献

[1]舒大刚.孔子儒学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 (论纲) [D].中德联办“孔子儒学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2006, (9) :24-26.

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立 篇8

问：单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直至19世纪60年代仍居世界首位，以中国幅员之广阔、人口之众多、传统政治经验之丰富，为何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却陷入屡战屡败之困境？究竟中国在近代落后在何处？

答：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曾非常敏锐地对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之得失作出总结：“若特指其（即中国）失败之处，那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他。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见长，也更无其他。”科学技术的缺乏，直接导致了器物层面的差距，形诸战争最深切著明者即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团体组织的缺乏，影响更为深远，坚船利炮尚可购买仿造，而团体组织必待自生而有效。两次鸦片战争之败，或可归咎于武器装备差距过大，而甲午海战失利，全在组织动员不力。

中国在传统上以文明而非族裔为根本纽带统合而成。国家之权首在治官而非治民，其治止于县乡，而县乡之治则主要依托于宗族乡绅。维系社会的根本在伦理与家庭（家族）。因而，个人与国家之关系较疏远，而国家认同也较淡漠，其状态有类于《击壤歌》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兴起，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攫取利用与整体动员能力大幅度提升，直接有效的国家—个体支配关系被迅速确立。在面对具有优势武器和现代国家组织动员机制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际，传统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遂成 “一盘散沙”的局面，故中国资源人口总量虽大，却无法形成充分有效的全民动员和组织整合，也就无力形成对于强敌的有效抵抗，进而陷入越来越被动的战略态势。

问：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颇不乏以外族入侵而导致政权更替之情况，但中华文明粲然自立，道统不绝如缕。何以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非但国势衰颓，文明认同也难以维系？

答：前现代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是，军事上征服了文明民族的野蛮民族被前者之文明所征服。这也正是中国文明可以经历包括蒙元、满清在内的多次异族入主仍得以保全延续的原因所在。

伴随着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这一规律被彻底颠覆。由西方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不但将世界一切非西方民族通过暴力方式强行摄纳到这一体系之内，更提供了一种带有强烈目的论特征的世界历史解释体系。在其所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中，以希腊—罗马—基督教为轴心的西方文明被标示为人类文明之正宗，现代资本主义被视作西方文明自我逻辑的唯一与必然的实现形式，一切其他人类民族以及所属的文明都只是旁观者和被动者，或者说，都是“东方”的。它们唯有放弃自我成为“西方”，才可能真正将进入“现代”。现实中西方对于东方的殖民—被殖民、支配—被支配关系，被视作对应于彼此文明的高下尊卑关系，从而具有了文明论意义上的合理性。传统中国建立在自我文明优越性基础上的、对待外来民族武力征服的政治经验，在面对现代性及世界资本主义逻辑时变得无所适从。陷入不但在武力上打不过，更在道理上讲不过的困窘。这是自中国文明自周秦确立成熟以来从未遭际过的全面文明挑战，诚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问：日本与中国同遭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何日本借明治维新而建立现代国家，步入列强之序，而中国无法同样行自上而下贯彻之变法而求自强？

答：中日遭遇的相同处在于均无法以传统方式加以解释和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乃至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由于外力的介入而受到严重威胁。相异之处在于，日本是较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这与建立在西欧经验上、以单一民族为基础构建现代国家的理念相合。其天皇制有“万世一系”的特征，这有利于日本在遭遇外来强敌的情势下，依托于既有的制度与传统，迅速确立与强化以天皇为至高权威的军国体制。而这一体制正可以满足现代国家有效整合一切社会资源、实现全民动员与组织的根本要求。因而，日本向现代国家的转化相对阻力较小。

而此时中国的满清政权，始终坚持以少数族群作为国家的主导力量，面对列强的侵凌，既不愿也不敢以天下共主的身份进行全民动员组织抵抗，甚而出于私念，对民间自发的救亡运动多行阻挠弹压。这直接导致其动员力非但不能与西方现代国家相比，甚至无法达到汉、唐、明这样中国传统统一王朝的动员程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极不符合欧洲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定义的多民族帝国，如何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化，较之日本便要复杂艰难许多。而满清政权的统治，更使得这样的转化无法完成。

就世界形势而言，日本以变法而步入列强行列已属异数，以欧美列强主导的世界格局不可能允许出现两个来自亚洲（更不必说东亚）的强国。在日本通过全民动员，举倾国之力在甲午海战中战胜中国并确立其亚洲强国的地位后，传统中国希望以渐进改良方式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化的可能，事实上已告破灭。由于不愿意放弃自我族群的特权地位，满清统治集团唯有加强对内镇压以满足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提出的利益诉求，这就进一步激化了内部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特征的反满革命就成为解决内部民族压迫，进而扫除阻碍中国完成现代国家转化的必然选择。

问：辛亥革命既已推翻满清奠立民国，何不循英美之故迹，以改良之法建国，而选择继续革命？革命破坏过甚，牺牲过甚，流血数以千万，其中岂无不义之事，无辜之人？此岂仁者所当行之道？

答：欲解决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全局性危机，必须首先完成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否则任何形式的政权更替，都无法保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不能改变中国在世界格局中被殖民—被支配对象的地位。这一转化必须是全面根本的，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全面社会改造，而不可能只着眼于某一局部，故无法寄望于单纯的实业、科学、教育为旨归的方略。这一转化是在外力裹挟逼迫下发生，并伴随着危机不断深化的，故而必然体现为极巨大的历史断裂，无视这种断裂而认为传统自身可自然地过渡到现代的设想，只能流于虚诞，故对于传统无法只保持“温情与敬意”而不进行批判乃至摒弃；这一转化发生于外敌侵凌民族生死危亡之际，形势迫切异常，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号召动员组织最广泛的民众参与救亡。

唯有摧折扫荡一切阻碍的革命，方能实现上述目标。但正因其摧枯拉朽之势，其中亦有暴力、杀戮和黑暗，有无辜者的鲜血和死亡，这是历史的现实。但历史从来不是可以用简单的道德判断便能加以通约解释的。即便在“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也有类似伯夷叔齐这样的无辜者死去。这是最正义的革命也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对于革命中无辜受难者最好的纪念，不是去否定革命的意义，恰恰在于认同并捍卫革命的成果，让他们的死不至归于空虚。

问：如必行革命，取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义足矣，何必用阶级斗争之形式？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非阶级社会。既非阶级社会，欲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之问题，岂非缘木求鱼？

答：梁漱溟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无阶级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欧相比，既以伦理为本位，又形成了科举这样有利于精英流动、阶层迁变的制度，因而阶级分野、阶级矛盾均远不如传统欧洲社会突出分明。因而梁漱溟在建国后，尽管承认中国传统社会为阶级社会，仍坚持相较于阶级，伦理本位方是社会之根本特色。

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过程中，必须建立具有高度组织性、代表性和行动力的新团体，从而彻底终结传统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尽管各种政治力量均对此有所意识，但正如梁漱溟承认的那样，当真面对这一问题，无论是号称代表全民而否认其阶级特征的国民党的实践，还是他本人为代表的试图以礼乐教化的方式构建团体生活的乡建道路，均告失败，唯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现实地解决了它。共产党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建立团体生活，在尖锐甚而残酷的斗争中，将原来中国社会所匮乏的团体意识迸发出来，而这种团体意识伴随着斗争在更广更深地发展，转化为团体精神。

对此，梁漱溟在《建国之路》中概括为“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这一论断的实质，即是回归到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提出的原则“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唯有依托于带有强烈敌友意识的阶级斗争的实践，团体才被最大程度地动员组织起来，力量被最充分有效地激发汇聚起来，其自我认同才能获得最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即是这类新型团体精神的最高代表。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团体生活传统的国家而言，希望在全面危局的情势下，通过社会的“自发秩序”生长出能担当起存亡续绝使命的新团体，纯属妄想。有组织之社会团体的建设，必须依靠国家这一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团体推动，而国家要达到有效整合一切资源、实现全民动员与组织的目的，必须依靠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团体，即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国民党希望建立推行党—国体制，也正是出于这一考量。但它试图抹去自身之阶级色彩而以“全民党”自居，事实上非但无法有效整合全国各阶层之力量，甚至无力完成对于全党的有效组织动员，空有党—国之名而无党—国之实，宜乎其败也。

要言之，恰恰因为传统中国的阶级社会特征较弱，在进入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愈发需要突出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并在此基础上建成新团体作为解决近代以来全面危机的领导核心。非此不足以对传统中国团体生活之贫乏和现代国家精神之缺失做一根本性的扭转。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

问：以阶级状况而言，则当时中国之主体阶级为农民，工人占人口比例甚小；以政党结构而言，中共党员的构成亦非以工人为主，为何以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代表自居的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胜利？

答：支撑中国共产党获胜的众多原因中，根本性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决定性的路线指导。

毛泽东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以阶级矛盾及阶级斗争为枢纽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学说。不同于一般性理论研究的是，它从诞生之初便是以实践为旨归，并现实地指导实践。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发端于近代的西欧，即便俄国这样横亘于东西方之间的社会形态都没有进入它的核心视野，更不必说中国这样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在近代史中沦为西方附庸的落后国家。因而在面对具体生动的中国现实与中国革命实践时，毛泽东思想天然地具有强烈的反教条特征。这突出地体现为，在其视野中，中国不只是由一切既有事实构成的固定对象，更是可以通过革命实践改造，并不断孕育着新鲜的革命性要素的变化主体；面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客观现实与主体实践的矛盾统一体时，绝不机械僵硬地坚持前者对于后者的决定支配地位，相反，它始终坚持强调实践过程中后者可以施加于前者之巨大的、革命性的能动作用，对于实践而言，这种能动作用恰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正是在这一带有极强烈的实践特征的认识论基础上，思想政治建设成为党的建设之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构成尽管在很长时间里并非以工人为主，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觉悟及理想却通过制度化的思想政治建设被不断地强化与突出，从而实现了对于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思想改造，使之达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成员的要求。通过将其意识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之下，形成坚定的集体意识和党性品质。这种思想建设的本质是通过外在的思想政治教育促成个体内在思想意识乃至习气风格的转化，通过思想改造形成新的自我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共同体本质。因此，中国共产党既是具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和高度战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又保持着对于社会各阶层的开放性和对其中优秀分子的强烈吸引力和道义感召力。因为决定党员之为党员的不是其阶级出身，而是在实践中塑造与体现的阶级意识；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从而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与中国人希望摆脱近代以来列强加于自身的屈辱压迫，进而与全人类以“远近大小若一”的方式共进于太平的天下关怀，具有内在的契合。正是在此意义上，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双重身份。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兼具双重先锋队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得以明确革命过程中的敌友关系和领导权归属。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提出并贯彻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战略过渡，通过领导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特征的人民革命推翻内外敌人的压迫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进而建立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中国革命之胜利，在以共产党为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而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根本灵魂。

问：经历了长期的革命，中国固有的典章制度纲常名教悉遭摧折，几乎沉沦湮灭。虽有一统之功业，但新建之国如何继承中华道统？

答：贯穿文明终始而能决定其所是的根本，可谓之“道”，而“道”之运行所显示的轨辙统序，即为道统。中华固有之道统，其体则儒释道三教和合，其用则儒法互补，不可偏执一端以为概论。

中国革命的发生、进行、深化乃至胜利，不可避免地会与旧有传统发生矛盾乃至严重之冲突。但中国固有之纲纪之说发生彻底之动摇，本质上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非西方民族被强行摄纳到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过程中所遭际的共同命运。中国革命，恰恰是改变这一命运、让传统得以完成现代性转化的唯一出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反封建”与“反帝”并举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是有极深刻的历史合理性的。帝国主义列强正是利用中央集权的瓦解与缺失，扶植其代言人造成事实上的地方割据，以完成其对中国分而治之的图谋。而以特定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旨归的封建势力、封建意识、封建传统恰好与这样的图谋浑然契合，外来势力希望以华制华，地方封建势力则欲挟洋自重，二者具有天然的勾结倾向和同盟可能。因而，要彻底地反帝，则不可不彻底地反封建。封建之存在由来已久，与儒家传统的宗法制度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对于封建主义的清算必然也就意味着对相关传统的痛切批判和破除。土地改革，非但是调动最广大之农民群众的能动性参与革命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于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意识的彻底清算。

毛泽东对于传统的基本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是中国政治传统“损益折中”原则的真精神所在。以革命驱逐列强，扫荡割据，实现中国大陆的完全统一，正合春秋“大一统”之义；新中国体现的人民当家作主原则，深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古训；毛泽东时代确立的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既与儒家“有教无类”、“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之精神相符，更与佛家言众生平等之教相合；毛泽东时代所提倡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与无私奉献的精神，可以视作对自孔子之后一直存在并不断强化的儒家损文益质之传统，特别是作为质家法之典范的夏道（即忠道）之承继，那时人民于党、政府和人民领袖的忠诚是发乎于心的，诚所谓“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白虎通·三教·右论三教》）。

此皆中国道统所在之荦荦大者，何疑乎道统之不存？

问：建国诚然千难万险，期间用雷霆手段，亦可体谅。国家既定，则宜偃武修文，昌明文教。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汤武革命，逆取而顺守，此皆中国传统之政治智慧。何以新中国成立30年仍行革命斗争之道更有甚于从前？

答：新中国的建设是在敌对势力的全面封锁与武力威胁下进行的。不行斗争之道，则内无以凝聚人心，整合资源，外无以抵抗强敌，保家卫国。无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还是大规模群众运动，在思想及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的“儒法斗争”，都可以看作是斗争逻辑充分展开所带来的后果。斗争逻辑在这一时期居于主导地位，既是思想认识的问题，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客观情势所致，同时是中国在进行跨越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新旧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在这一逻辑主导下进行的各种社会—政治实践，不仅是对处于帝国主义全面包围境遇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反帝防修保证革命成果的历史任务的探索，也是中国传统政治逻辑的延续，即如何处理亲亲、尊尊、贤贤三者关系，防止特权阶层以私己之利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保证精英流动的顺畅进行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复辟”在当时语境下被着重强调，其所依据的是政治原则而非经济原则：在1956年大规模农业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严格意义上的剥削阶级在新中国已基本不复存在。上述话语所指涉的更大程度上不是作为独立经济实体的剥削阶级，而是精神层面的剥削阶级意识及其所指向的道路，不是已在的事实，而是潜在的可能和趋势。它所依凭的认识基础，在于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看作自身不断变化，蕴含着多种可能性的主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及实践，本质上是以此让共产党保持为具有高度政治敏感与觉悟的政治主体，防止其在党—国制度确立的过程中，因自身之现实阶级代表性日益模糊，沦为丧失政治意识和意志的客体化的官僚体制代表。这一问题并没有伴随着文革实践的失败而丧失其现实意义，有关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命题正是其在当下中国的表述形式。

问：既然革命斗争有大功大用，为何改革开放30年终结了革命？依革命所成就之中国，与传统中国本有断裂；而新中国成立60年来，文革终结又是一断裂，则国朝之正统何在？

答：只承认历史的延续性而无视其中的差异与裂缝，是知有森林而不见树木；只着重具体历史事实之差异而不见使事实得以贯穿的因缘，是徒见树木而不知森林。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胜利实现的革命建国，是对于上述两种历史观的深刻扬弃。新中国的创建是一个转折性事件，这种转折既是针对自鸦片战争以来现代性境遇中其他强势民族国家加之于中国的各种奴役性、屈辱性的关系与意识，也是对于自我长达数千年的前现代传统；与此同时，新中国的建立也是对于历史的接续，它赋予了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旧邦”以“新命”，让中国文明在现代性境遇中重新获得现实，使中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得以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融合凝聚为一，共同构成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主体民族的中华民族。由此中国既成为具有极强大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的现代国家，又仍是保留着天下关怀与视野的“华夏”。

只有从非此即彼、非断即常的线性思维中摆脱出来，才能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新中国建国之初用夏之道，文革以大规模之群众运动横扫当权派，乃至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物极则反，故1976年后停止文革继之以改革，废阶级斗争为纲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以产业升级为核心目标的超越式发展路径为依从比较优势理论之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期间不免矫枉过正，人心浮动，致有前后三十年道路迥异之议。

然统治方式因时而转，不可偏执。毛泽东思想，折衷损益，邓之功业，首在尊毛，前后三十年差异虽巨，国朝道统之赖此乃得相续。

问：印度于1947年独立，其人口、历史、发展程度与中国颇有所似，今亦蔚然大国，而其传统因未历中国式之革命而得保留，相较于中国之道路，何者更具垂范之义？

答：印度之独立以印巴分治为代价，印巴分治以宗教信仰为依据。传统印度早于美国许多世纪即有“民族熔炉”之称，各宗教及其信众并行不悖，并无信仰差异而致国族分裂之事。以宗教信仰之差异引发惨烈之族群冲突，竟至于国族分裂不可挽救之局面，为印度传统之大创伤。

论者以为印度传统完好之证据，首推其种姓制度之保留。这一制度为祭司阶层所倡导，印度自古即有大争议，佛教倡言众生平等，直接针对的就是种姓之说。后因佛教于印度本土为印度教所逐，平等之义逐渐式微，故种姓之影响绵延至今。正以印度未经中国式之革命，故而这样明显违反现代国家基础的制度及其意识得以依托于固有之社会结构和族群利益得以存在，在此意义上，印度的现代国家进程尚未完成。尽管就印度的国土、人口、经济总量而言，可许之以大，但观其国家整体之动员整合及凝聚力，尚未可言大国。

印度的发展路径确实有其代表性：大多数后发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后，因无力完成彻底的现代国家转化，无法摆脱近代以来被西方殖民统治存留于民族集体意识之痕迹，被迫继续接受既有的国际利益格局下被指定的角色与分工，延续着近代以来的弱势地位。印度的人口、版图、资源、地缘形势，决定了它可以在这一序列的国家中处于较突出的地位，且其成绩易于获得西方主流舆论的认可，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一种超越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

与印度相比，中国通过革命建国实现了彻底的现代国家转型，通过前三十年的超越式发展战略建立起基本完备的产业体系和自主研发体系，这是二者发展道路的最大差异所在。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实践表明，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欺凌压迫剥夺的受害者和成为这一体系中进行侵凌压迫剥夺的列强这两种貌似非此即彼的命运之外，人类还可以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值得追求的前途和道路——曾经拥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东方民族在进入现代性的境遇后，一方面寻找适合自身的与现代性接榫之形式，同时保持本来民族之独立地位与自我认同，实现自我文明传统的新生与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