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国际资本流动日趋活跃, 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克服资金及技术瓶颈、获取外部资源的主要渠道。以能源产业为经济支柱的山西省, 外资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相对小得多, 山西省的外资问题除了共性之外存在着较大的特殊性。山西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基地, 为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鉴于此, 本文选取了山西省FDI与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 试图通过对近二十多年来山西省FDI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分析, 解读FDI与山西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相互联系, 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大并有效利用外资、以推动山西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的大背景下, 山西省产业结构的特征总体上与全国大致相似, 产业结构发展极不平衡, 第二产业所占份额居高不下, 其他两个产业则较为薄弱。
这是因为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末, 为了支持全国的经济建设, 山西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煤炭开采、电力供应等能源行业的投资上, 因此形成了以能源、原材料等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从本世纪开始, 伴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升入, 山西的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产业结构开始向着合理化方向调整, 三大产业产值比由1985年的20.0∶56.8∶23.2转化为2012年的5.8∶55.6∶38.7, 由此可以看出, 山西的三大产业中, 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有一定程度下降, 第二产业由于山西固有的资源要素禀赋和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 始终占有较大比例,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总体来看, 山西经济的持续增长一直依靠的是第二产业的推动, 产业结构格局一直呈现“二三一”状态。
因此, 山西产业结构还需要在深层次水平上得到提高, 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局部的调整, 还要通过技术结构、组织结构、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全面创新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一直以来, 资金短缺就是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山西作为内陆省份, 资金短缺尤其严重, FDI的流入可以有效地缓解资金短缺这一现象, 通常可以采用计算FDI参与度指标值来测度其在总投资中的重要程度。利用这种方法, 可以确定历年山西FDI在投资中的地位。
通过山西统计年鉴以及分析可知:实际FDI参与度在1999年达到了最大值, 为5.63%, 而同年苏州的FDI参与度为49.77%, 这说明山西与沿海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山西利用外资水平力度不够, 仍需创造条件加以引导, 同时也说明山西利用外资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资金流入, 已经成为促进资金流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近年来, 山西积极吸引外资, 发展外向型经济, 推动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利用外资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分析主要是通过分析这一地区的FDI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经济增长在这里用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 如果FDI的流入能够促进GDP进一步增长, 我们就认为FDI具有经济拉动作用, 反之, 则不具备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接下来利用1985-2013年《山西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来对山西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应的地区生产总值进行分析。
在这里我们将采用回归的方法进行分析, 首先将山西省合同利用FDI按照汇率年平均价折算成人民币计价, 再剔除物价因素, 将二者均折算成以1985年为基期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合同FDI。为了降低两个新数列的波动性, 对二者分别取对数, 由它们的经济含义可知:FDI对于GDP有一定程度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二者存在如下关系:
方程可以进一步变形为:
其中, a表示FDI的报酬率, eb表示其他要素的影响。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 DW值接近于0, 存在很强的自相关, 在原回归中添入AR (1) 、AR (2) 后, 可消除自相关, 得到如下结果:
从计算结果可知, 通过对自相关的处理, DW=1.840, 接近于2, 基本消除了自相关, 调整的可决系数变为AR2=0.992, 说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得较好, 但是为了避免出现为回归, 首先就二者的时间序列稳定性进行单位根检验, 结果表明:对Ln (FDI) 原序列的单位根检验中含常数项和趋势项的ADF值为-2.794, 大于5%水平的临界值, 且常数项和趋势项的T检验值显著。再对一阶差分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仍然选含常数项和趋势项, 此时ADF值小于5%水平临界值, 此时的常数项和趋势项的T检验值均显著, 因此说明序列Ln (FDI) 为非平稳序列, 但它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 即存在一阶单整。对序列Ln (GDP) 的单位根检验可以得出同样结果。因此GDP、FDI取对数后均为非平稳序列, 但取对数后的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在对Ln (GDP) 、Ln (FDI) 的协整检验中, 对回归方程的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 得到ADF值大于1%水平临界值, 因此, 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 该协整关系成立, 山西省协议利用FDI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最后得出的回归方程为:
表明FDI对山西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极为有限, 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山西对FDI的吸收每增长1%, GDP就会相应的增长0.003%, 外资的流入对山西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具有正效应, 但效果并不显著。这也与山西利用外资的规模相对较少, 外资没有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应有的效果有关。
FDI促进技术进步主要通过两方面来实现, 一是直接效应, 即相对于国内企业来说, 外企各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另一种是间接效应, 就是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传统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Y=ALaKb, 将技术作为外生表变量处理, 本文将借鉴Feder将国民经济分为两个部门 (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 的做法进行研究。
其最终的模型为:
其中α、β、γ均表示的是弹性, 分别为内资企业的劳动、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 外资企业资本对内资企业的边际产出弹性。
由于山西省自1993年始对资产进行具体分类, 之前的数据缺失, 因此从1993年开始, 将外资资产、内资资产、工业增加值剔除同伙膨胀因素后, 利用1993-2013年《山西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处理后进行多元现行回归分析, 可得如下结果:
通过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回归分析可知, 在消除了自相关后DW=1.622, 对三个变量的T统计量在5%的水平下均很显著, 调整的可决系数AR2=0.979, 模型整体上拟合得较好, 最后得出的方程为:
同样为了比例回归, 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从结果来看, ADF检验值大于10%下临界值, 说明他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因此得出的方程证明了FDI对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存在技术溢出效应, FDI每增长1%, 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将增长0.124。从现实情况来看, 通过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使山西省工业部门得到发展以及内部结构升级, 通过与外资企业的合作协商, 整体技术水平都得到了提高。
根据实际情况, 提出就外商直接投资的合理利用来促进我省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
作为资源大省, 要尽量避免资源需求型外资的进入, 因为这类外资的进入虽然对短期的经济增长有一定作用, 但是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要注重对那些技术含量高、产业层次高的外资的引入, 从战略的角度引入外资, 把能够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作为是否引进外资的战略手段, 使得外资的引入能够起到产业带动效应, 对本地企业起到示范作用, 为地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山西急需调整外资对各产业的不均衡流入, 对流入服务业和第一产业中外资应加以适当引导。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商直接投资, 更多倾向于利用当地廉价的生产要素, 而对于山西来说, 目的也在于利用外资提供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理念解决劳动力就业、增加出口。这样外资基本都集中在采矿业、制造业中, 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三大产业发展的不平衡。
在我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必将进一步加强, 对山西省产业结构转型也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样, 客观上要求政府从那些市场发育成熟的产业中退出, 通过市场的自行有效配置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且参照国际上那些成功的做法, 政府职能通常在于保护产权、完善相关的法律、优化引资环境等。因此, 有必要创造多元化的引资格局, 市场、企业、政府共同发挥作用, 确保外资流入加大的同时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效率。
摘要：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以大量的资金投入为前提条件的,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 投资所需资金相对匮乏, FDI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缓解了这一症状。作为内陆省份的山西, 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通过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得出FDI可以通过FDI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山西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但这种方式对于山西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最为明显。此外, FDI之所以对于山西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所起的作用有限, 归根结底还在于其总量偏少, 为此, 必须改善投资环境,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以吸引更多优质外资流入主导产业, 推动山西产业结构尽快升级。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技术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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