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计策略
摘要 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生计问题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方向。在新型城镇化和农村产业融合的复合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逐渐显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加强对于农户生计策略的研究，有利于帮助农户提高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本文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研究基础，基于湖北省宜昌市和荆门市的595份农户抽样调查资料，重点研究了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投入的资金、技术、劳动力越多，农户生计策略越偏向于纯农化。在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008。②家庭生命周期同样也会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不断演进，农户家庭在人口负担、劳动力数量、生产生活需求等方面都会发生改变，农户生计策略逐渐偏向于纯农化。同样控制了解释变量后，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一个阶段，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140。③耕地经营规模和家庭生命周期共同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一是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土地流转政策，鼓励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推进耕地适度规模经营。二是依据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就业意愿，开展差异化的指导与帮扶。三是应更加关注农户生计问题，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发展。
关键词 生计策略;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
生计是“建立在能力、资产(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的基础之上的谋生方式”[1]，而农户生计策略是指农户为了实现生计目标对资产要素利用和生计活动的选择[2]。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急剧转型，农户生计策略逐渐显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一方面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户的谋生方式发生变化，生计策略开始由传统农业向非农化方向转变[3];另一方面随着农村产业的深度融合，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餐饮、旅游以及其他服务行业紧密结合，农民就业创业积极性不断提高，农户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兼业化程度明显提升。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生计问题影响到农村发展的质量和方向。在新型城镇化与农村产业融合的复合背景下，加强农户生计策略的研究，有利于帮助农户加强自身发展能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面实现乡村振兴这一战略目标[4]。
目前关于农户生计策略的研究中，英国国际发展署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受到广泛的认可。该框架提出农户生计资本的状况和配置直接影响其生计策略，并将生计资本分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多种类型。耕地资源是农户拥有的最重要的自然资本，耕地经营规模是指农户实际经营的耕地面积，根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耕地经营规模势必会影响到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国内已有学者就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展了研究，如赵雪雁等[5]以甘南高原地区的农户为研究对象，发现在各类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的缺乏会使农户寻求其他的谋生方式，实现生计多样化。苏芳等[6]认为自然资本会对农户的生计策略产生显著影响，拥有较多自然资本的农户会更倾向于农业，而户均实际耕种面积对自然资本的影响权重较大。刘恩来等[7]进一步发现，耕地面积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影响，人均耕种耕地面积每增加1个单位，农户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与纯农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比为原来的0.003倍，即耕地面积越大，农户越倾向于纯农型。由上述研究可知，耕地经营规模作为一类重要的自然资本，会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影响;一般而言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将对土地进行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农户的生计策略越倾向于农业化。
此外，作为生计资本的重要组成，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的研究也得到诸多学者的持续关注。杨云彦等[8]认为，农户的人力资本是生计模式创新的主要推动因素，其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农户驾驭其他资本的能力和范围。徐定德等[9]在对西南山区农户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人力资本是促进纯农型农户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提高农户人力资本值，有利于促进纯农型农户向农为主型、非农为主型、非农型农户转化。在这方面，家庭生命周期为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家庭生命周期是指一个家庭从诞生、发展变化直至消亡的过程[10]，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演变，家庭成员的数量和质量都在发生变化，家庭整体特征也存在差异;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农户家庭生命周期中空巢阶段有所延长，其他家庭阶段也相应发生不同变化[11]，家庭生命周期会对家庭决策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于洪彦等[12]在Gilly和Enis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中国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研究发现该模型对家庭服装、交通、通信费用支出产生显著影响。林玉妹等[13]认为，家庭生命周期会对家庭外出打工、生产结构调整产生显著的影响，与年轻夫妇家庭相比，成长中的核心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扩大家庭外出打工的概率更低、种植粮食作物的概率更高。吴洋等[14]将家庭生命周期细分为6个阶段，发现随着农户家庭逐渐向衰退阶段过渡，农户对于农业生产性的投入逐渐增加。逻辑上，农户是由不同家庭成员构成的微观组织系统和有机体，农户决策行为深受家庭资源禀赋特征的影响，伴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不断演进，农户家庭的主要决策者、家庭承担的人口数量、有效劳动力的质量、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家庭的生活生产需求等都会发生改变，上述因素可能从不同方面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作为生计资本的典型指标，耕地经营规模和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已经得到学者的广泛關注并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研究结论：耕地经营规模显著影响农户生计策略，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所做出的生计决策也存在显著差异;但尚未有研究同时将两者作为关键解释变量深入探讨其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机理。因此，本文将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利用农户调查资料开展实证分析，构建基本计量模型验证研究假设并开展稳健性检验，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得到有益的研究结论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论文的理论贡献在于着重探讨了自然资本(耕地经营规模)和人力资本(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既考虑了农村社区传统观念中最珍贵的自然资源—耕地，也兼顾了农村内源式发展的动力来源—农户，统筹了乡村振兴进程中 “地”与“人”两大要素，充分体现了人地协调的发展理念。
赵微等：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计策略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年 第5期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研究区域选择湖北省宜昌市和荆门市。湖北省位于中国中部，全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强，2013年以来连续5年粮食产量稳定在250亿kg以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趋势良好，“农业+”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宜昌市是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当前已形成了以宜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龙头、12个县市开发区和10大专业园区协调推进的区域发展格局。在第一产业方面，以水果、蓄牧、水产、蔬菜、茶叶、中药材六大农业特色产业为支柱，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呈现多样性特征。荆门位于湖北省中部，农业生态环境优越、综合优势突出，是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有“中国农谷”金字招牌。作为全国重要的优质粮、棉、油生产基地，水稻、棉花、油料、水果、生猪和水产品均居湖北省前列，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偏向于农业化特征。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资料收集。研究人员于2017年4月25日至5月6日先后赴荆门与宜昌地区开展实地调研。调研主要采取多阶段抽样，首先在宜昌市和荆门市分别进行随机抽样抽取3个县(区、市)作为一级抽样单元，即宜昌夷陵区、枝江市、当阳县，荆门沙洋县、京山县、钟祥市，之后从每个县(区、市)随机选取3～5个乡镇作为二级抽样单元，即宜昌市王店镇、仙女镇、两河镇、马家店镇、伍家岗镇、龙泉镇、问安镇、鸦鹊岭镇、黄花镇、河溶镇、安福寺镇、坝陵镇、小溪塔镇等13个乡镇，荆门市五里铺镇、官垱镇、文集镇、高阳镇、柴湖镇、三阳镇、孙桥镇、九里乡、白庙镇、旧口镇、石牌镇、宋河镇、沈集镇、新市镇等14个乡镇，再从每个乡镇随机选取3～5个行政村作为三级抽样单元，最后从每个行政村随机选取6～10户左右的农户作为调查样本，最终共获取调查问卷703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到有效问卷595份。其中，宜昌市有效问卷285份，荆门市有效问卷310份。调查问卷内容有：①农户基本特征。包括家庭总人口、劳动力人口、成员年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②农户生计策略。包括农户在不同行业部门的劳动时间、收入等。③农户生计资本情况。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情况。
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英国国际发展署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共分为5个部分：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政策和制度及其过程化、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其中生计资本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15]。该框架反映出构成农户生计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农户在社会因素、自然因素等风险性环境中，将自己所拥有的生计资本进行组合，进而决定了农户采用的生计策略类型，并导致某种生计结果[16]。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发展和贫困提供了解决办法[17]，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模型变量统计见表1。
模型的因变量为农户生计策略。在家庭收益最大化导向下，非农兼业成为当前农户普遍的生计策略，因此目前学界对农户类型的划分也大多基于兼业视角[18]。关于农户兼业程度的量化标准，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曾经依据农户的收入构成来划分农户类型[19]：农业生产收入占家庭生产性收入80%以上的为纯农户，农业生产收入占家庭生产性收入 50%～80%的为Ⅰ兼农户，农业生产收入占家庭生产性收入 20%～50%的为Ⅱ兼农户，农业生产收入占家庭生产性收入低于 20%的为纯非农户。受此启发，本文用农户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来表示农户的生计策略。
模型的关键解释变量为耕地经营规模与家庭生命周期。其中耕地经营规模反映农户能够使用的土地规模，已被众多学者在相关研究中视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户自然资本[3，20]。考虑到已有学者将家庭结构、劳动力数量、家庭规模等指标作为农户人力资本的反映[21-22]，而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在承载人口数量、哺育子女数量、劳动力质量等方面存在差异，能够从家庭成员构成视角全面反映出农户人力资本的差异，因此本文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的代表性指标之一。参考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划分的现有成果[23]，本文根据家庭中长子的年龄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5个阶段：没有子女的家庭为年轻夫妇家庭;长子年龄为18岁以下的家庭为成长中的核心家庭;长子年龄为18～35岁的家庭为成熟的核心家庭;长子年龄为35岁以上的家庭为扩大家庭;分家后与子女分开居住的家庭为空巢夫妇家庭。
其余解释变量分别从5类生计资本中选取。自然资本指农户拥有或可长期使用的自然资源[24]，除了耕地经营规模外，本文还选取了耕地质量、耕地灌溉水量、耕地灌溉水质这三个指标，综合反映了农户拥有的水土资源禀赋特征。除家庭生命周期外，本文还选取了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这一典型人力资本指标，反映了家庭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中竞争力和选择机会。物质资本主要是指农户在生产生活中所能利用的公共基础设施、设备以及家庭饲养牲畜等，本文主要从农户所拥有的牲畜资产、生活资产和生产资产总量来考虑。金融资本指农户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可以自主支配和筹措的现金，主要用农户家庭存款来体现。社会资本指农户构建的人际信任和社会网络，主要从农户亲友中公职人员数量和所居住村庄亲友数量来考虑，这两项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农户遭遇风险时可获得支持的力度。
根据上述分析，農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机理可用下式表示：
Y=C0+α1N1+β1H1+∑4i=2αiNi+β2H2+∑3i=1δiPi+
γF+∑2i=1ηiSi+ε
(1)
式中，Y是农户生计策略; N1是耕地经营规模，H1是家庭生命周期;N2是耕地质量，N3是耕地灌溉水量，N4是耕地灌溉水质; H2是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 P1是牲畜资产总量，P2是生活资产总量，P3是生产资产总量;F是金融资本，指家庭存款; S1是亲友中公职人员数量，S2是亲友数量; C0为常数项;α、β、δ、γ、η为待估计的变量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3 模型结果分析
运用OLS方法对模型(1)开展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回归方程F统计值为21.11(p = 0.000<0.001)，调整R2为0.283，整体模拟效果良好。为了消除潜在的异方差可能性，表2采用稳健标准误。
对回归结果的详细解释如下。
(1)耕地经营规模(N1)对农户生计策略在0.1%水平上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上升0.009。对于大部分受访农户而言，耕地是他们生活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当地农户依靠耕地进行小麦、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的种植以满足基本的粮食需求和获得家庭收入。农户的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对土地产生的信任感、依赖程度越高，会对土地进行更多的技术和资本投入。此外，耕地经营规模也会决定家庭劳动力的就业类型，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量就越大，农户的生计策略越偏向于农业化。该计量结果与刘恩来[7]的研究结论相对一致，即耕地面积越大，农户生计策略越倾向于纯农型。
(2)家庭生命周期(H1)对农户生计策略在0.1%水平上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一个阶段，农户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上升0.140。根据调查发现，研究区域农户对生计策略选择呈现生命周期阶段性的规律。对于年轻夫妇家庭而言，没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赡养老人的负担也相对较轻，家庭成员组成单一、劳动力质量较高，在非农就业市场中竞争力较大，城乡收入的差距使得非农务工成为年轻夫妇家庭生计策略的最佳选择;成长中的核心家庭由夫妻和未成年子女组成，家庭规模较小，赡养老人的负担同样较轻，为了兼顾未成年子女教育问题，一般选择丈夫外出务工、妻子在家从事农业活动或者在附近乡镇企业进行兼职以便照顾子女;成熟的核心家庭中父母年龄相对年长，一方面在非农就业中缺乏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子女均已成年，所以一般父母选择在家务农，而成年子女倾向于外出就业;扩大家庭人口规模达到最大，家庭成员由老人、夫妻、子女三代人组成，夫妻双方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同时也有可能需要抚养孙辈，外出就业的概率明显降低;空巢夫妇家庭阶段的夫妻已经进入老年，年龄和劳动技能的限制已经使其无法从事非农劳动，生计策略偏向纯农化。
(3)其余解释变量中，物质资本中牲畜资产总量(P1)和生产资产总量(P3)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所拥有的牲畜和生产资产越多，他们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土地利用效率也就越高，也就更倾向于进行农业投入以提高农业生产性收入。金融资本中家庭存款(F)对农户的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显示对于受访农户而言，拥有更多的存款会使得他们偏向于非农生计策略的选择，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农户探索多种生计活动的有力保障。人力资本中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H2)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越高，掌握的就业技能越多，农户更倾向于外出打工等非农生计活动。
4 模型稳健性检验
4.1 分位数回归
OLS模型属于古典“均值回归”，由于最小化的目标函数为残差平方和，容易受极端值的影响。为此，Koenker and Bassett提出“分位数回归”，使用残差绝对值的加权平均作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不易受极端值影响[25]。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并检验OLS模型的稳健性。选取0.1～0.9共9个分位点。各分位点上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见表3。
分位数回归结果说明如下。
(1)在不同分位点处关键解释变量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程度呈现较大差异。对耕地经营规模(N1)而言，其回归系数从0.1分位点处的0.006逐渐上升到0.5分位点处的0.012，其后下降到0.9分位点处的0.003，分位数回归结果中仅有0.9分位点处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统计检验。表明当农户农业收入比例达到0.5时，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生计策略的贡献程度达到最大：此时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一个单位，农业收入比重提高0.012。当农户农业收入比重偏离0.5后，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生计策略的贡献程度都会降低。对家庭生命周期(H1)而言，其回归系数从0.1分位点处的0.013逐渐上升到0.7分位点处的0.261，其后下降到0.9分位点处的0.114，僅在极低分位点处(0.1分位点)没有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统计检验。家庭生命周期在0.7分位点处(农业收入比重为0.7)时对农户生计策略的贡献程度达到最大：此时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1个阶段，农业收入比重提高0.261。
(2)在农户生计策略处于兼业化区间(0.2～0.8分位点)，耕地经营规模(N1)和家庭生命周期(H1)均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耕地经营规模与资本、技术、劳动力投入密切相关，另一方面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不断演进，劳动力数量与质量有所下降，生活压力和人口负担不断转换，农户生计决策必须同时兼顾耕地经营规模和家庭生命周期。在农户生计策略偏向于非农化区间(01分位点)，耕地经营规模(N1)对农户生计策略发挥显著性的影响，但家庭生命周期(H1)作用不显著。对农户而言，如果耕地面积不足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时，或者就业技能较为丰富、就业渠道较为宽广时，他们都会被动或主动实现非农就业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此时家庭生命周期便不再是重要影响因素。在农户生计策略偏向纯农化区间(0.9分位点)，家庭生命周期(H1)对农户的生计策略发挥显著性的影响，但耕地经营规模(N1)作用不显著。随着非农就业对劳动力年龄和技能要求的提升，中老年农民就业受限导致他们只能选择纯农型生计策略，此时耕地经营规模并不再是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
总体而言，在不同的分位点处，农户耕地经营规模(N1)和家庭生命周期(H1)都对生计策略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极值点处除外)。该结果表明，对于农户而言，生计资本的配置和生计策略的选择和耕地经营规模以及家庭生命周期息息相关。OLS模型的稳健性得到初步的验证。
4.2 子样本回归
在全样本OLS回归基础上，本文又将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和家庭生命周期进行分组，验证关键解释变量分组情景下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考虑到我国目前农户耕地规模的现状，参考相关文献[26]将耕地经营规模划分为0～3亩、3～5亩、5～10亩、10～20亩、大于20亩几个组别。家庭生命周期的分组与本文的赋值规则一致。回归结果见表4，表5。
分组回归的结果与OLS結果基本一致，具体结果分析如下。
(1)耕地经营规模分组后，不同组别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不同。家庭生命周期(H1)对中等经营规模(3～10亩)的农户生计策略在0.1%水平上产生显著影响。对耕地经营规模为3～5亩的组别，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一个阶段，农业收入比重上升0.196，对5～10亩的组别，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一个阶段，农业收入比重上升0.178，而对较小经营规模的组别(0～3亩)和较大经营规模的组别(10亩以上)，家庭生命周期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研究区域大多数农户家庭的耕地经营规模为3～10亩(合计397户，占全体样本的67%)，农业劳动力投入主要来自家庭成员，因此农户在生计决策时须考虑可供给的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等家庭生命周期特征。耕地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劳动力投入相对富余，耕地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往往会选择雇佣劳动力或者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此时家庭生命周期特征对其生计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
(2)家庭生命周期分组后，绝大部分农户生计策略都受到耕地经营规模(N1)的显著影响：除了空巢家庭外，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1个单位，成长中的核心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扩大家庭的农业收入比重均上升0.009(显著度水平依次为5%、0.1%和1%)。这表明，尽管农户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存在差异，但耕地资源依然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农户的生计决策始终基于耕地经营规模这一关键要素。特别要说明的是，空巢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和劳动技能不足以支持其外出务工，从事简单农业活动维系基本的生活需求是其理性选择，耕地经营规模不再是其生计策略选择的限制因素。
4.3 2SLS回归
根据本文已有研究成果，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但是目前也有研究表明[27]，当农户采取不同的生计策略导致兼业化程度变化也会对土地流转行为以及相应的耕地经营规模产生影响。因此，“耕地经营规模”和“农户生计策略”存在潜在的双向因果关系，本文采用二阶段工具变量法2SLS解决该内生性问题。
受李龙等[28]、周来友等[29]研究成果的启发，本文选择“村级平均耕地经营规模”作为工具变量，基于如下考虑：①根据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特征，农户的耕地经营规模与所在村的平均耕地经营规模理应高度相关。②村级平均耕地经营规模与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即没有理由认为村级平均耕地经营规模会影响到农户进行生计策略的微观选择，即“村级平均耕地经营规模”的选取初步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和外生性的双重要求。进一步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首先进行不可识别检验，选用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值为15.461(Prob=0.000 1
在2SLS结果中，耕地经营规模(N1)在1%水平下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此时农户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1个单位，农户农业收入比重提高0.008;家庭生命周期(H1)在0.1%水平下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此时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1个阶段，农户农业收入比重提高0.140。
比较OLS和2SLS模型的结果可知：耕地经营规模(N1)在两个模型中都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但在OLS模型中回归系数为0.009并通过0.1%显著性检验，在2SLS模型中回归系数略有下降(0.008)并通过1%显著性检验。家庭生命周期(H1)无论是在OLS还是2SLS模型中均在0.1%水平上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稳定在0.140)。本文构建的OLS模型的稳健性再次得到检验。
5 讨论与建议
本文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基础，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和分析工具，研究了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计策略之间的影响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1)耕地资源作为农户重要的自然资产，对其生计策略起着显著的影响。农户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对家庭的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需求量就越多，农户的投入就越大，生计策略就越倾向于纯农化。OLS结果表明，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009。在分位数回归结果中，除极值点外，耕地经营规模在不同分位点处均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分位点处影响程度不同。应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耕地经营规模依然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修正为0.008。
(2)家庭生命周期是一个家庭从诞生、发展变化直至消亡的过程，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同样对农户的生计策略起着显著的影响。OLS结果表明，家庭生命周期每向前演进一个阶段，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140。在分位数回归中，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贡献程度从0.1分位点处逐渐上升到0.7分位点处再下降到0.9分位点处，仅在极低分位点处(0.1分位点)无法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
(3)耕地经营规模和家庭生命周期会共同对农户的生计策略产生影响。在兼业化区间，农户生计决策时不仅仅要考虑耕地经营规模还要考虑到家庭生命周期因素;但在非农化区间或纯农化区间，仅有耕地经营规模或家庭生命周期发挥影响作用。对农户的耕地经营规模分组后，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对中等耕地经营规模(3～10亩)的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影响，但对于耕地经营规模过小或过大的农户没有显著影响。家庭生命周期分组后发现除了空巢夫妇家庭外，其他类型农户家庭的生计策略都受到耕地经营规模的显著影响。
由此，根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1)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土地流转政策，鼓励农户开展土地流转。由回归结果可知，农户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的生计策略越倾向于农业化。引导小农户采取多种方式转出承包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大其经营规模、实现规模效应。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丰富其生计活动，提高其生计水平。
(2)依据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就业意愿，开展差异化的指导与帮扶。对于有外出就业意愿的年轻夫妇家庭，应加强对其非農产业的就业培训，提高其在外出务工市场中的竞争力;对于成长中的核心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扩大家庭，可以结合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政策为其扩宽就业渠道，促进其将农业与非农业相结合，帮助农户开展特色种植、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生计活动;对于空巢夫妇家庭，应重点关注其生理与心理健康状况，帮助其解决农业生产中的现实困难，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
(3)农户生计是目前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生计策略从农户视角反映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和乡村振兴的进程。各级政府应当更加重视农户生计问题。帮助农户了解生计资本投资等信息，引导农户自主地确定发展需求和方向，加强对农户的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改善基础设施，加强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农户的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发展。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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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微 张宁宁
内容提要：本文从地权稳定性、农地长期投资及农业绩效之间逻辑关系的文献综述出发，利用农地投资回收模型主要分析了农地地权期限对农户投资水平、农业技术选择、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农地流转的影响。基于效率与公平权衡中国农地所有制改革，当前最有效率的发展方向是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制，推行使用权创新——土地承包权物权化。
关键词：农地承包制;农地投资;农户经营行为;农地产权
1.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了多次变革。回顾中国农业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历次农地制度变革都是地权与农业绩效、农户经营行为选择的关系问题。在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基本框架下，尽管各地创造出了多种制度安排的形式，但是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日益严峻，一家一户的小农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显得弱不禁风。农业收入增长缓慢，农田基建设施日益老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空前增长等一系列问题显露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不足。在我们为“三农”问题捉襟见肘之时，中国加入WTO又给农业发展前途带来更多未知数。不可否认，家庭承包责任制在解决我国的温饱问题方面卓有成效，但在实现我国农民持续增收，全面小康方面显得十分乏力。黄少安、刘明宇(2008)研究表明，当土地有一定使用期限时，由于采用规模经济的技术容易产生外部性，因此，规模经济的生产技术低于其潜在的生产力水平。随着土地承包期的延长，农民将会更多地种植高经济价值的作物而不是高产的作物。我国人多地少，为确保粮食安全，农业研发部门主要研究的是提高产量的技术，粮食产量的规模不经济规律，使土地承包制具有适应性，但经营农地的农民的致富可能受到抑制。林毅夫(1992)指出农业增长的减慢主要因为改革产生的激励增加所具有的潜在收益已经耗竭，农业的进一步增长开始取决于农业发展的常规要素的投资，即投入品供给的增加和技术变迁。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再度创新与完善势在必行，这已成为党、政府、广大农民和学者的共识。但改革的方向必须在地权和农业绩效、农户经营行为、粮食安全的相互关系中认真权衡。本文试图通过对农地产权期限与农业绩效、农户经营行为、粮食安全关系的分析，探讨农村土地承包长久不变(十七届三中全会)条件下，农地改革绩效与社会公平的权衡，循序渐进推进农地改革的深化。
2.地权稳定性、农地长期投资及农业绩效之间逻辑关系的文献综述
在土地问题上，专家间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稳定的产权预期能够提高、促进土地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发育，并且增强土地投资的激励(米切尔•卡特，米切尔•罗斯，1992)。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地权稳定性要确定的是对土地资源事实上的占有所派生出来的经济收益的价值和确定性。也就是说，稳定的土地产权意味着土地上的产出或者收入流能够归其经营者所有，因此，土地经营者能够有保障地得到土地长期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这就增加了土地经营者进行长期投资的激励，从而能够带来动态经济效率的提高，这被称为“担保效应”(assuranceeffect)。从逻辑上看，这样的推论是正确的。同时，一些经验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这种观点。在加纳，在某些个人所拥有的具有更稳定产权的地块上，植树(长期投资)的可能性更大，而且灌溉、排水等基础设施投资的可能性也更大(Besley,1995)。同一个农户在自留地和承包地上的单位面积投入和产出都有明显得差异，与承包地相比，自留地具有更稳定的产权，因此自留地上的长期投入(磷肥、农家肥)显著的高于承包地，即使考虑了土地质量和土地位置的差异后也是如此(Rozelleetal.,1996)。对中国江西的实证研究则发现，稳定的地权对绿肥(长期投资)的播种面积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姚洋，1998)。
3.现行农地产权的外部性、不确定性对农户土地经营行为的影响
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是农村集体所有制下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农民并没有农地的所有权，这意味着农民对土地的投资存在外部性。土地产权的不明晰，国家对土地的物权保护就不完全，这样使得农民没有足够的排他力量抵抗外界对土地的侵夺，预期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投资的积极性。农地产权的外部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农地的生产功能下降，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自然凸显。
3.1农地承包期与投资水平
投资回收模型的建立与分析。假设一个农民新获得一块土地的使用权，期限为1年，他准备对土地进行一次长期投资，增加土地的产出，是自己的长期收益最大化。预期投资回报率为i，由于承包期为1年，他必须在1年内收回投资，他的最优化决策就变成最优投资水平的决策。假定劳动与资本总按固定比例组合，产出仅是资本的函数，投资的生产能力效用函数Q=AKβ表示，A、β为常数，Q为产量，K为投资量，β>1时规模报酬递增，0<β<1时规模报酬递减,β=1时规模报酬不变,假定产品价格为P,每年净现金流量为Y=QP=AKβP,若在T年内收回投资,其投资量K需满足的条件为:
首先以i为贴现率计算每年的净现金流量NCF,K需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在1年内收回：
K=AKβP/(1+i)+AKβP/(1+i)2+…+AKβP/(1+i)t=∑AKβP/(1+i)t(1)
利用等比数列求和公式，进一步计算得：
K=AKβP[1-1/(1+i)t]/I,即K1-β=PA[1-1/(1+i)t]/i
当β≠1时，上式两边取以e为底的对数，则：
lnK=ln{PA[1-1/(1+i)t]/i}1/1-β(2)
K=[PA/i-PA/i(1+i)t]1/1-β(3)
每年实现的净现金流量为：
Y=QP=AKβP=i-β/1-β(AP)1/1-β
[1-1/(1+i)t]β/1-β(4)
当β=1时，根据式(1)可以得出：
PK[1-1/(1+i)t]=i
A=i÷P×[1-1/(1+i)t]-1(5)
下面比较承包期限长短对长期投资水平的影响，在β≠1时进行讨论。
假设承包期分别为t1,t2年，且t1
根据式(3)可知：
lnK1=ln{PA[1-1/(1﹢i)t1]/i}1/1-β
lnK2=ln{PA[1-1/(1﹢i)t2]/i}1/1-β
根据指数函数的单调性可知(1﹢i)t1﹤(1﹢i)t2，则有：
PA[1-1/(1﹢i)t1]/i﹤PA[1-1/(1﹢i)t2]/i
根据指数函数的单调性，可知：
ln{PA[1-1/(1﹢i)t1]/i}﹤ln{PA[1-1/(1﹢i)t2]/i}
lnK1﹤lnK2，又因为y=lnx为单调函数，所以K1﹤K2
根据式(3)有Y1=AK1βP,Y2=AK2βP
因为幂函数y=xa，当a>0时，函数单调递增，根据β>0，进一步可推知Y1﹤Y2。
以上分析说明，生产函数在非规模收益不变的情况下，投资者意愿的投资量与土地的使用期限长短相关，使用期限长则投资量高，反之则低。相应，投资者获得的净现金流也与土地的使用期限长短相关，使用期限长则年度收入流高，反之则低。
如果投资者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则土地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农户不想经营土地时(比如到城市工作)可以自由转让土地，价格是公平的——即农户对于土地的投资的未来收益可以折现，反映到土地价格上。投资者的外部性(在承包制时存在)实现了内部化，使用期限对农户长期投资决策的影响相当于t趋向于无穷大。
对式(3)取极限，当t→∞时。K为投资者拥有土地所有权时意愿的投资水平(简称K0),K0=(PA/i)1/1-β，Kt为承包期限为t年时意愿的投资水平。根据函数的单调性可知K0>K1，只要承包期是有限的，经营者的投资水平都会低于K0，以η1表示两种制度安排的投资差异率，π1表示每年的收入差异率：
η1=(K0-Kt)/K0
ηr=[APK0β-APK1β]/APK0β=(K0β-K1β)/K0β
土地承包的外部性使农户意愿的投资水平低于理想状态K0，导致收入水平也低于潜在的产出能力，这是部分学者建议给予农民永佃权的原因。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结论的前提是投入产出存在规模效应，式(5)说明在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投资水平与土地的使用期限无关，或者说规模效益不变的生产技术应用于承包土地，其溢出效应不显著。
3.2承包制下农户长期投资函数的分布特征及其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模型(1)只是分析了农地经营者的一次长期投资决策，在生产过程中这样的决策要不断重复进行。暂不考虑合同执行中的不确定性，土地使用权的使用期限随着到期日的日益临近越来越短，为避免投资的外部性，经营者对土地的长期投资必然越来越少。承包制下农户长期投资函数时间分布特征必然(图1)所示(假设前提是生产函数具有规模经济特征)：
图1农户长期投资的时间
I为每年进行的长期投资入(不能在当年收回投资的投入)，t为年份，T1、T2为不同的承包期限(包含人们的预期)，承包期限T2长于T1，其总投资水平I2高于I1，但长期投资都是随着到期日的临近逐渐下降。所以延长承包期虽有利于提高整个承包期内农户对土地的投入，但却无法避免投资伴随承包期临近而逐渐下降。这种下降对固定投资较高，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更明显。
农户的这种行为资源的利用效率，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降低，包括他自己的收入水平也要下降。但农户的这种策略行为在承包制下却是充分理性的。
以林地的承保为例，农户在承包林地的早期可以栽种经济价值较高且生长周期较长的树种，在承包期过半以后就要栽种速成林，在快要到期的几年里如果没有把握继续获得承包权，理性的做法是只砍树不种树。对于发包方来说，如果农户对林地的投资尚有剩余可以夺取，发包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他可以通过收回土地转包或抬高下一轮的承包费获取这种剩余。双方的博弈结果是，承包方在承包到期前利用剩余控制权进行掠夺性开发，发包方则允许承包方续包(黄少安、刘明宇，2008)。具体(图2)的博弈树。
图2发包方与承包方的博弈树
如果双方是合作的，理想的状况是承包方不砍树，发包方允许承包方续包，社会报酬为28，是各支付向量总报酬最多的(长期投资带来的价值增加)。但是如果发包方发现承包方没有砍树，它的占优策略是不续包，这样他可以获得全部的剩余20，承包方预计到这一点，必然选择砍树，而发包方选择续包。最终支付承包方为8，发包方为5，总报酬为13，远小于合作博弈的报酬28，但非合作动态博弈的结果(砍树，续包)，才是唯一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早在十八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阿瑟•扬就说过：“保障一个人对一块不毛之地的所有权，他会把它变成花园;与他订立租用九年的合同，他会使它变成不毛之地。”
这两个例子说明一个道理——所有权是最重要的，是不可能通过其他制度安排来替代的。
土地承包制框架下的这种投资行为特点也影响到农地的流转。伴随每次流转，土地使用期限会相应缩短，土地投资越容易发生外部性，因而土地投资水平开始逐渐降低，土地收益也相应减少。由于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要花费一部分交易费用，可以预见随着承包期的临近，土地流转会趋于停滞。
3.3土地使用期限与农业技术、农户种植结构的选择
从式(5)可以看出，在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时，如果P和i是外生给定的，投资回收期只与A有关，而与投资规模无关。当生产函数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时，则投资规模与承包期相关。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规模经济的生产技术在土地承包制度安排下，低于潜在的生产力水平;规模中性的技术与土地承包制度则是相适应的。这是由于当土地有一定使用期限时，采用规模经济的技术容易产生投资的外部性，如果减少外部性就需降低投资水平，以便在期限内收回投资。如此规模收益就低于技术所能够提供的水平。农业中应用的规模经济技术一般来自工业，其定价包含了工业的平均利润率，土地承包制度安排使得规模经济的技术不能完全发挥其作用，那么规模经济的技术对农业而言就太昂贵了。竞争选择的结果，规模中性的技术在承包制农业中更容易采用。
土地使用期限与规模不变的生产函数还有更深层次的关系。对于规模经济不变的生产函数，土地使用期限越长，使单位产值含量高的生产技术更容易得到采用。期限越短，使产量提高的技术更容易得到采用。随着承包期的延长，农民将会更多种植高经济价值的作物，而高经济价值的作物一般是低产量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由原来的长期不变改为长久不变。这样一来，随着地权的进一步稳定，承包期的进一步延长，农户的种植结构将会发生变化：高经济价值的农作物面积将会逐渐扩大，低附加值的粮食作物面积会逐渐减小。种植结构的改变，对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有利，但对我国的粮食安全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因素。如果我国既要保障粮食安全，又要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就必须保障粮食的种植面积不下降，农民收入的增加只能是通过城市化的进程和国家对农业、农民的补贴等非农措施来实现，而不能只通过扩大种植高经济价值的经济作物面积来实现。所以，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农业经济政策的具体落实，还有很多后续的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3.4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性和农户的短期经营行为
家庭承包制由于承包期的约束使农户对其拥有的土地不具有稳定的地权。不稳定的地权使农民对自己所经营的承包地缺乏长期的预期，从而产生短期经营行为，主要表现为与土地相关的投资不足(朱民、刘守英等，1997)，过多地使用化肥、农药等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家庭承包制下，农户拥有了对土地一定期限的承包权和相应的收益权的同时，也成为农业投资的主体。但由于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集体，农民不具有完整的排他性的土地产权，另一方面，土地承包权是一种社区成员权(周其仁、刘守英，1997)，即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的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集体所属土地的权利，因此，人口的自然增减必然带来承包地随时调整的压力，这不仅导致农地规模的进一步的细碎化，而且导致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性。缺乏完整的土地市场来弥补农民对土地的前期投资的前提下，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就会妨碍农民对土地进行相关投资。
3.5承包制与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现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是追求社会“公平”效益的均田制。由于受我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约束，农地使用权的平均分配必然导致土地的细碎化。土地按照人口数平均分配，好坏地公平搭配，使土地资源不能按照经济效率的原则有效配置，降低了土地的使用效率;土地细碎化导致农户的家庭经营规模严重超小，高度分散，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苏旭霞等(2002)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了土地细碎化和农户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支持了这种观点。张焕明(2002)认为，按人数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无法解决人们对土地的偏好与实际所得之间的矛盾，又造成生产资料的浪费，不是一种有效的帕累托配置方式。在这种制度下，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依据不是某人对土地使用的效率，而是他的集体成员的身份，土地市场不存在充分竞争，其流转的交易成本较高，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关于农业的规模经济问题，普遍的观点认为土地应该实行适度的规模经营。适度规模从纯技术上来讲，它与农户投入的不可分性要素(如耕牛、农机等)的增加和生产技术的改变有关，因此它不是一个凝固的量，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能够充分发挥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作用的土地经营面积(林善浪，1999)。从经济上来讲，一个地区土地的经营规模原则上是由该地区土地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即经营规模是由市场的自发运作达到的。如一个经济发达地区，农民会因非农收入的不同而对土地的估价不同，从而使土地交易成为可能，会涌现出经营上百亩土地的大户，而在一个经济较落后的地区，由于缺少农业外部的就业机会，加之从事农业的边际收入效用相对较高，因而每个农户都想得到更多的土地，从而抑制了土地市场的发育(姚洋，2002)。适度规模经营要以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为前提，但土地作为最基本的要素，它不仅具有位置的固定性，更重要的是它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这意味着，有关土地方面的任何微小的变动都会涉及农民利益的重大变动。家庭承包制中，土地产权模糊是我国农地合理流转的最大障碍，这一点已在理论界取得了普遍的共识。
4.总结及建议
4.1现行家庭承包制下，中国农地的福利功能大于生产功能，公平大于效率
家庭承包制并非是完美的地权制度。由于家庭承包制对内不排他的产权特征，产生了所谓的“成员权”问题，即土地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其结果自然是土地分配随人口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对内部不排他而对外排他的产权关系，决定于土地对农民所起的社会保障功能。土地作为农民生存的重要基础，在国家不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义务的条件下，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尤为重要，而这种社会保障只能通过土地按人口均分方式得以实现的。为保障农民的生存权利，中国农地的福利功能大于生产功能，公平大于效率。
4.2家庭承包制不能完全克服外部性，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资和改良缺失，农地绩效不高
目前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制实行的是均田制，由于人口的不断变化，导致土地不断调整。从一定意义上，土地的定期调整起到了资源配置的作用，但这种通过行政手段的资源配置，造成了农民对土地预期的不确定性，产生了较大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又进一步导致农户不愿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和改良，农户更多采用的是短期内使产量提高的技术，如良种、化肥、农药等，而不是经济效益更好的技术和产品，这不仅会造成土地生态的恶化，也会抑制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因此，外部性内在化的土地制度创新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
4.3家庭承包制在生产环节主要表现为土地的细碎化，在流通环节表现为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
农户的分散经营，适度规模很难实现，劳动生产率就难以提高，生产的发展受到限制，技术效益难以发挥，家庭经营的小农户无力驾驭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显著低下，农业现代化举步维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
4.4中国农地所有制改革当前最有效率的发展方向是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制，推行使用权创新——土地承包权物权化
农地的永佃制、私有化是目前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关于农地改革的观点。这两种方案都能使地权明晰化，也可能是未来的农地改革方向，但目前却不适宜中国国情。从制度成本上看，任何触动制度根本变革都会引起农民的恐慌，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并且农村土地的私有化与城镇的土地国有制之间必定产生制度摩擦。因此从制度变迁的收益与成本比较分析来看，中国农地所有制改革只能是循序渐进的，目前最有效率的改革方向是进一步完善当前的家庭承包制，在承包制下进行使用权创新(这与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基本一致)。使用权创新的具体方式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化，即土地承包权的法定化、固定化、长久化、可继承化和市场化。农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独立的产权形态，法制化后农民就会有足够的排他力量抵抗外界对土地的侵夺，保护农民的利益。地权的稳定，对农户的长期投资、土地的自然集中规模、农地流转、农业技术选择、农业收益提高、农业现代化都会有积极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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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孔祥建(1966—)，男，河南省平顶山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农村金融。
[收稿日期]2009-02-25(责任编辑：罗哲)
作者：孔祥建
[摘 要] 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文章在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必然的前提下，系统梳理浙江海盐等5地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4种模式：农业产业链延伸发展模式、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模式、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农业社会化服务带动发展模式。浙江海盐等地的实践具有多重良好经济社会效应，进而得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需要坚持因地制宜和分类施策、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优势、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经验启示。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提供经验支持。
[关键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农户;协同发展
[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效解决了我国农业生产中的监督和激励问题，促进了粮食产量和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1]。随着市场化深入发展，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问题日益凸显，各地开始探索农业产业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对于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要求日益迫切。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经过数年的实践，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成为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发展现代农业的有生力量。但从各地情况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存在功能定位不明确、内部管理不规范、自身实力不强等问题，对小农经济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公司+农户”模式契约不稳定[2];农民合作社所谓“精英俘获”“休眠社”“挂牌社”等现象层出不穷[3-4];农地规模流转损害小农户利益，挤压小农户的获利空间，限制小农户的发展机会[5]等等，新产业、新业态对小农户产生了较强的“挤出效应”。
但必须看到，我国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农户仍有2.3亿，小农户家庭经营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形态，没有小农户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农业现代化。如何正确处理好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扶持小农户的关系，成为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对此，学者们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提出健全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方式服务小农户，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6-7];二是通过提高小农户组织化程度，建立农民合作社、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等现代农业合作组织，把分散的小农户有效地组织起来，帮助小农户节本增效[8-9];三是主张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对小农户带动作用，通过“公司+农户”“公司+农民合作社+农户”等组织形式，建立多形式利益联结机制，将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10]。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了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有效载体[11]。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大国小農”客观实际，要求我们不仅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要扶持小农户，不可偏废。已有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借鉴，但也存在一些欠缺，缺乏从促进协同发展的视角来探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问题，尤其是协同发展路径与对策方面的研究还较为少见。基于此，本文在梳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必然的基础上，基于浙江海盐、河南信阳、广西玉林、重庆永川、重庆梁平5个农业农村部等8部门批复的“创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机制试点”调研情况，总结5个试点地区的典型做法，系统提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4种模式。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理论逻辑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其在建设现代农业中的引领作用，是关系我国形成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现实需要，必须坚持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而不能脱嵌小农户，更不能使小农户被挤出、受损害，这构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逻辑起点。
(一)价值目标的一致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直被视为引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先锋，从农业产业化萌芽起步，发展到如今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共生共荣的新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脉络始终内含了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的价值取向。小农户是党的重要依靠力量和群众基础，近年来，党和政府从提升小农户发展能力、提高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拓展小农户增收空间等方面，制定了多项针对小农户的扶持政策意见，目标就是让小农户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无论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实现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抑或是扶持小农户让亿万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二者统一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布局，均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二者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价值立场上，具有着一致性。
(二)现实实践的需要性
从实践来看，新时代小农户家庭经营具备精耕细作、内在激励等优势，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力量，是“中国饭碗”的直接贡献者，具有旺盛生命力。但同时也面临经营规模小、运用现代生产技术能力弱、交易成本高、抗风险能力不强等发展弱势，更严重的是，农业全球化竞争大环境下，受代际分工影响，小农户老龄化现象和兼业化现象凸显，生产生活境况脆弱，面临的挑战可谓前所未有，这导致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先天条件和动力不足。单纯依靠小农户自我积累，难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作为农业生产分工分业不断深化的产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始终以市场化为导向，并能有效集成利用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具备了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等特征，而且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并不互相排斥，既可独立运行，又可以多种形式组合，和小农户有着天然互补优势。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围绕各自优势推进分工协作，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实践的现实需要。
(三)关键内容的耦合性
农业农村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人，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经营管理人才、农业科技人才的有力支撑，其抓手在于对人才的“内培外引”，“内培”主要在于挖掘农村本土人才，培养一批有务农意愿的、具有“三农”情怀的农户，成长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外引”主要在于鼓励有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进各类农业技术人员、农业职业经理人等，帮助其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同样，小农户要发展，关键也在人，要通过强化支持政策，采取减免学费、送教下乡、半农半读等形式，支持小农户接受涉农专业教育;要通过加大服务力度，组织科技人员驻村驻点，向小农户提供农业新品种、新装备、新技术、新模式等培训，不断提升小农户自我发展的动力和能力。不管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是扶持小农户，在强化人才支撑的关键环节上表现为耦合状态。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现实必然
价值目标的一致性、现实实践的需要性、关键内容的耦合性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可行性。新形势下，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相互融合、协同发展，对于全面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有利于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我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表现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旨在通过创新农业经营管理方式，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小农户与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长期共存，必须以小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共同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构建多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的合作与联合组织形式，有利于增强各类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等主体“以需定供”的意识和能力，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互补竞合的生态圈。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一方面，有利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精准对接市场;另一方面，有利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以专业化、规模化推进小农户的现代化改造，带动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激发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内在活力。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有利于拓展小农户的增收空间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具有知识溢出效应，各主体由于业务联系相互合作、相互学习，有关生产经营的创新和成果会被迅速地共享和仿效[12]，小农户能够在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专业化、集约化示范带动下，有效降低农业物化成本和生产作业成本，实现小规模基础上的高产出、高收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具有亚市场效应，各主体在长期诚信交易中形成一种规则或默契，这种规则或默契既可制约机会主义，又可避免完全市场交易所产生的谈判、博弈，按照其运作，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小农户收入增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还具有专业化效应，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具有的优势各不相同，协同发展的过程实际也是农业产业链有机重组和优化配置、实现专业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小农户综合创收，拓展小农户的增收空间。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有利于形成农村发展的新格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落脚点还在于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實现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联动。当前，我国城乡之间要素合理流动机制亟待健全，要素价格扭曲和市场分割现象仍然存在。一方面，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运用城市资源要素带动农村发展，拓展城市资本、人才和技术等优质要素向农村流动，引导公共与社会资源向农村投入与聚集，促使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不断优化升级，以城带乡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对标城市补齐农村短板，焕发农村在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人文资源等领域的强大吸引力，吸引大中专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更多青壮年留在农村就业创业，建设美丽乡村，让“绿水青山”有效转化为“金山银山”，稳步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农村发展新格局。
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实践探索
为了较好地把握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态势，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研究课题组对浙江海盐等5地的287家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了调研，系统梳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4种模式。
(一)农业产业链延伸发展模式
农业产业链通过市场关系将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销商等纵向连接成为一个系统，小农户是源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销商分列于产业链的中下游。农业价值链特征呈倒偏“U”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经销商分享了农产品较多的价值，而小农户在市场话语权较弱，得到的价值较少。按照延伸发展方向不同，农业产业链延伸发展路径一共包含了两种模式。一是顺向延伸模式，通过落实支农政策，引导小农户、家庭农场，联合组建合作社或直接建立农产品直销机构，形成从生产到消费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13]。二是逆向延伸模式，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或经销商，依托小农户，建设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带动小农户发展。相对而言，顺向延伸模式更好地坚持了农民在协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但这一模式进展较慢，需要大力度政策推动;逆向延伸模式的实际进展往往较快，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能力提升较快，但小农户容易丧失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权。
浙江海盐和重庆梁平案例。海盐是浙江农民素质提升工程优秀县，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为重点，农民学校为平台，围绕优势产业和特色农业提升农民素质，不断推动小农户、种养大户等自然人和单一农业经营主体转变成为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取得了显著成效。2019年，全县新发展家庭农场29家，其中，19家由单一农业经营主体转变，6家由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农户，即小农户转变。海盐以培训赋能农业主体发展，引领农业产业链顺向延伸，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与浙江海盐路径不同，重庆梁平则在引导农业产业链逆向延伸方面下足功夫，梁平通过政策带动、项目推动、创新驱动等措施，构建“1(梁平柚)+3(粮油菜、水产、畜牧)”现代特色效益农业产业体系。以梁平柚产业为例，以往柚农的标准化种植意识不强，导致结果少、产量低，经济效益一般;近年来，以天农八部、奇爽、拉土拉等为代表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农村电子商务企业，依托小农户建立梁平柚生产基地，以产业化经营带动小农户发展标准化、规模化生产，让小农户分享到柚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收益。截至2019年底，全区梁平柚生产基地面积达15万亩，建设标准园113个，年综合产值达10亿元，带动1.6万户柚农实现增收。
(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模式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一般由一家牵头龙头企业和多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成，通过签订合同、协议或制定章程，形成紧密型农业经营组织联盟，是顺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迅猛发展新形势而产生的新生事物。相比于传统的“公司+农户”模式，“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农户”具备两大优势：一方面，具备合理分工、稳定合作的优势，龙头企业专注于农产品加工流通、农民合作社专注于发挥服务能力、小农户和家庭农场专注于生产，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发挥各自所长，通过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比较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具备要素融通、产业增值的优势，既可满足小农户和家庭农场对技术、资金、市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又可满足农民合作社对标准化生产和服务的需求，也可满足农业企业对原材料安全和稳定供应的需求，还可满足其他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市场的需求，成员间资金、技术、品牌、信息等要素融合渗透，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费用，最终实现全产业链增值增效。以上两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成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理想平台。
广西玉林案例。玉林地处广西与广东结合部，作为广西的农业大市，农村改革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为夯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玉林全面实施村级集体经济“燎原工程”，其主要发展模式就是通过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共同出资，开展专业化、品牌化经营，共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相继打造了水稻、荔枝、龙眼、中药材等十大现代农业产业基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动能得到有效激发。截至2019年10月底，玉林已推动5 400多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聚发展，全市1 330个村的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总额达1.04亿元，同比增长187.82%。在玉林天气晴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的调研发现，玉林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实践，产生了良好效应。其一，依托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内部沟通合作机制，市场信息往往能够迅速地从龙头企业传导至生产环节，小农户和家庭农场得到信号传递后，可及时对种养结构进行优化，避免了玉林曾长期存在的农业供给侧与需求端不相匹配问题，传统订单农业模式下的违约风险得到很好控制;其二，玉林在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构建中，探索引入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由小农户以土地经营权等入股成立，这一模式下，小农户可获得保底租金和收益分红，分享到与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带来的好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异军突起，成为了玉林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可靠载体。
(三)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表现为先进生产要素不断应用于传统农业，引发人力、技术、制度等一系列变革，实现农业综合效益显著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第一产业为基础，通过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发展农业新型业态等方式，实现“接二连三”，是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举措。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能够因地制宜地将更多二三产业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等运用于第一产业[14]，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农业产业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友好，实现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点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可视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二者具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但二者又有着显著的区别：融合发展更加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协同发展更加注重“协调合作”。在实践中，协同发展更多地以融合发展的形式表现出来。
河南信阳案例。信阳地处大别山南麓，是我国北方最大的茶叶主产区之一，截至2018年底，信阳茶园面积超过212.5万亩，茶农100余万人，产量6.6万吨，总产值112.4亿元，茶产业带动10万小农户摆脱贫困。信阳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典型做法就是依托信阳茶这一传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多类型农村产业融合方式，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健康等产业深度融合。一是大力推进“茶旅融合”，按照“茶区变景区、茶园变公园、茶山变金山”的思路，推进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茶园基地规模化、标准化建设，打造休闲观光、采摘体验、茗茶品鉴为一体的茶旅融合发展示范点;指导“农家茶楼”“农家茶舍”“农家茶庄”建设，扶持小农户发展茶旅农家乐。二是大力推进茶文化节，信阳茶文化节至今已举办27届，2019年的信阳茶文化节涵盖信阳茶业博览会、中国国际茶商大会、信商大会、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等一系列茶事、经贸和文体活动，茶的文化功能得到跨界发展。三是大力推进“茶+健康”融合，为解决夏秋茶的利用问题，信阳本土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联合科研机构开展攻关，研发了一系列高品质养生红茶、富硒茶，开拓了保健茶市场，延长了茶产业链条;当地茶农也在“茶+健康”产业链中敏锐地捕捉到城市消费者对茶饮料、茶酒、茶食品、茶化妆品等消费需求，分享到茶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带来的收益。
(四)农业社会化服务带动发展模式
我国各地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很大，户均经营土地规模小，短时间内不能全面实行规模化经营;很多丘陵山区地块零散，耕地细碎化问题较为突出，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实现集中连片规模经营。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務，既可满足小农户参与生产、从事家庭经营的愿望，又通过服务连接千家万户，形成服务型规模经营，也是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从服务供给的主体来看，各类专职农业服务组织、供销合作社、农垦企业等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是主体;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农民合作社既可以是农业生产主体，也可以是农业服务的提供者;而家庭农场以农民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主要进行种养业专业化生产，基本不向其他主体提供农业服务。从服务的客体来看，包括小农户在内的所有农业经营主体都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者。从服务的内容来看，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农业生产性服务、产销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等内容。
重庆永川案例。永川位于长江上游北岸、重庆西部，现代特色效益农业优势突出，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中，永川通过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解决长期困扰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小农户的成本高、效益低的服务需求难题，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永川的主要做法是：通过主体培育与政策扶持相结合的政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科学确定补助标准(社会公允价格的30%范围内)，扶持发展服务主体;建立社会化服务到户机制，制订包括水稻、茶叶、油料作物等产业在内的“菜单式”产业项目清单，指导服务主体重点针对水稻育秧、机插等5个，茶叶选择修枝整形、施肥等两个，以及油菜机耕、机防等4个薄弱环节，提供标准化服务。截至2019年底，全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达66个，能够且已经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产销服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信息服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比例分别达到75.8%、43.9%、36.4%、30.3%，能够提供金融服务或保险服务的组织比例增加到9.1%;社会化服务组织平均服务农业经营主体562个、平均作业服务面积1 992.23亩、平均取得劳务收入23.08万元/个，实现粮食亩增产12.8%，被服务小农户户均增收2 988.87元。社会化服务把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联结起来，破除了束缚小农户的外在约束性条件，实现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
现实实践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路径，往往不同程度地带有上述部分模式的性质，但也有可能是以上多种模式的结合。比如，家庭农场在沿着农业产业链顺向延伸的过程中，可能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也可能会接受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的服务，因而会体现为农业产业链延伸发展模式、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带动发展模式的结合。因此，各种模式的发展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呈现出多向、多式融合发展，类似于“钻石模型”的特征，如图1所示。
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实践经验
浙江海盐等5个国家级试点，将现代农业各种优势和新时代小农户特征属性有效结合，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有力促进了农业增效与农民增收，带来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应，可以从中得到以下经验启示。
(一)坚持因地制宜和分类施策是促进协同发展的基本原则
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导致各地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模式有所不同。浙江海盐走农业产业链顺向发展路径，主要基于海盐农业农村经济基础较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已基本建立的大背景，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利于单一农业经营主体借助社会平台成长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重庆梁平鼓励农业产业链逆向延伸，是因为这一模式相对发展进程较快，更有利于小农户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下，提升自身发展现代农业的能力。广西玉林具有良好区位优势和特色农业基础，选择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模式，促进农业经营主体间形成比较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更好保障小农户收益，有利于贫困小农户实现脱贫致富。河南信阳有“中国毛尖之都”之称，围绕茶这一特色优势产业做文章，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务实之举。重庆永川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地块零散，还未达到完全机械化的要求，集中连片规模经营的难度较大，政府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联结起来，也是理性选择。由此可见，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和分类施策。
(二)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优势是促进协同发展的关键支撑
从5个国家级试点的调研情况看，4种模式下，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有力支撑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构成特征不同，导致在农业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具备不同的优势。种植业和养殖业普遍适合采用小农户家庭经营和家庭农场经营，这主要是因为种养业生产环节的劳动对象是活的生物体，需要劳动者及时对自然环境变化作出迅速反应，换而言之，需要劳动者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家庭经营无疑是现阶段最合适的选择。在农产品加工与流通环节，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特别是龙头企业，凭借在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具备的突出优势，能够在带动农户发展产业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农资供应、农机作业、农产品营销、农业市场信息服务等环节适合采用合作经营，包括农民合作社在内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能够直接完成或协助完成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作业，在这些环节，合作经营的优势得到淋漓尽致发挥。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必须让各类经营主体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充分发挥各类经营主体的优势，才能取得最大综合收益。
(三)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促进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
新型职业农民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是农村家庭经营的基石、农民合作组织的骨干、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中坚力量。5个国家级试点所在省(区、市)级政府均出台了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意见，并把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政策扶持、跟踪服务等作为工作过程中的重点环节，试点地区在实践中，很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是依托产业，重点围绕市场需求、结合本地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有针对性地分产业开展培训。二是注重实效，突出重点领域，普遍采取农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培训形式，增强培训实效。三是坚持分类施策，按照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专业服务型、职业经理人等分类，精准教育培训。试点地区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宝贵经验，大力培育一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是促进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
六、政策建议
浙江海盐、河南信阳、广西玉林、重庆永川、重庆梁平5个国家级试点在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方面，探索的先进模式具有一定的可復制性和可推广性，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持。调研中也发现试点地区在实践中面临一些挑战：一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很不平衡，如有的家庭农场失去了农户家庭经营的内核特征，大量依靠雇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农民合作社出现“空壳化”等异化现象，小农户并未真正成为合作经营的受益群体;还有龙头企业出现了脱离农业业务的倾向，等等。二是地方政府强农惠农政策与现阶段“三农”领域重点工作存在不相匹配情况，当前的“三农”重点工作在于脱贫和补短板，贫困小农户无疑是重中之重，部分地区在强化小农户支持政策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三是小农户的提法产生较晚，2017年10月，国家层面才首次提出[15]，各地明确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的政策还较为缺乏。综上，提出3方面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扶持发展与引导规范并重，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由“增量”转向“提质”发展。遵循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在政策上合理设定家庭农场土地规模上限，适当控制家庭农场过度规模化;把握合作社“姓农属农为农”的组织属性，引导农民合作社加强内部管理，合理分配收益，提升规范化水平，畅通其退出机制;完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认定监测制度，实行动态管理，对主营业务脱离农业、带动能力明显不足的不合格企业，取消其龙头企业资格。
第二，按照服务小农户、提高小农户、富裕小农户要求，强化小农户支持政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最大短板仍在于贫困小农户，必须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借助外力促其融入分工经济。鼓励地方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将扶持资金折股量化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贫困小农户后，以自愿入股方式投入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贫困小农户享受分红收益。引导地方结合本地实际，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绩效评价体系，将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的数量、效果、利益联结程度，作为相关财政支农资金支持和项目审批、检查、验收，以及示范评定的最重要衡量指标。
第三，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路，构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政策框架。调研中发现，伴随小农户的分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加快了分化与组合，部分由乡村能人主导的“家族合作社”逐步演化为家庭农场，家庭农场的成长壮大可能演化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而大量农业企业呈现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特征等等;此外，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家庭农场服务联盟、产业协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始崭露头角。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路，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建立各类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势在必行，这将是未来研究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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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and Small Farmers：Practical Value and Pattern Innovation
Xiong Lei1，2
(1.Finance and Accounting R&D Center，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ongqing 400054，China;2.School of Business，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China)
Key words：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small farmers;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責任编辑 (责任编辑：李 萌)
作者：熊磊
信息化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作用
农户(参与产业化经营农户)调查问卷
一、您的基本资料
l、您的性别：
口男口女
2、您的教育程度：
口小学及以下口初中口高中/技校/中专口大专口本科口研究生及以上
3、您的年龄：
口20及以下口20—29口30—39口40—49口50—59口60岁及以上
4、您的家庭大概年收入：
口5000及以下 口5000—1万 口1—3万 口3—5万口5—10万口10万及以上
5、您的家庭所在地：
6、与您签约的龙头企业的名称：
二、问卷题目
第一部分：农户信息化水平
1、你最需要哪些方面的农业信息 (可以多选) ?
口农产品需求量信息口农产品价格信息
口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信息口生产技术服务信息
口天气预报方面的信息口外出务工信息
2、你觉得获取你所需要的信息
口很难口比较难口难口不难
3、您目前获取农业信息的渠道主要有(可以多选)?
口农技12316信息服务站口农业信息网口广播口电视
口批发市场或集贸市场口报纸和杂志等口亲朋邻居口村委会
口农民经纪人(信息中介)口签约龙头企业口其他(请填写)
4、您所在的村，是否有农技12316信息服务站?口有口无
5、您是否去农业信息服务站获取农业信息呢?口是口否
6、您多久去一次农业信息服务站获取农业信息呢?
口每天口一个星期口半个月口一个月口三个月
口半年口一年口从来不去口看情况，有时多，有时少
7、您目前家中有电脑吗?口有口无
8、如果您家中已经有电脑，请回答
8.1你的电脑联接互联网了吗?口是口否
8.2您是否会用电脑上网呢?口是口否
8.3您目前主要用电脑做什么?
口看新闻口获取农业方面的信息口不怎么用，别人买自己就买
口娱乐(玩游戏、听歌、看电影等)口其他(请填写)
第二部分：与龙头企业合作
1、龙头企业向您收购的产品，市场上交易情况如何?
口买家和卖家很多口买卖双方很少，仅龙头企业收购口其他(请填写)
2、如果您不与现在签约的龙头企业合作，您将怎样销售自己的产品呢?
口集贸市场口农产品专业市场口网上销售口几乎无法销售
口其他(请填写)
3、您觉得哪种收入更高?口与龙头企业合作口自己销售口很难说
4、您仍愿意与现在的龙头企业合作吗?口愿意口不愿意口很难说
5、在本地，龙头企业少，很多农户都争着与您签约的龙头企业合作?
口是口否口不清楚
6、在本地，您所签约的龙头企业给予农户的优惠条件多，很多农户都争着与您签约的龙头企业合作?
口是口否
7、如果您不与现在的龙头企业合作，您能找到其他龙头企业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进行合作吗?
口能口不能口很难说
8、您通过什么渠道去寻找其他龙头企业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呢?
口农技12316信息服务站口农业信息网口广播口电视
口批发市场或集贸市场口报纸和杂志等口亲朋邻居口村委会
口农民经纪人(信息中介)口签约龙头企业口其他(请填写)
9、您是否找到过其他龙头企业或者合作社?口是口否
10、如果您发现了其他龙头企业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请回答
(1)您发现的其他企业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口本地口外地
(2)假如您与您发现的龙头企业合作，他们愿意让您入股经营吗?
口愿意口不愿意口很难说
(3)假如您与您发现的龙头企业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合作，收入与您目前合作的龙头企业相比
口更高口更低口几乎一样口很难说
(4)您愿意与现有合作企业解除合同而与新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签订合约吗?
口愿意口不愿意口很难说
第三部分：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
1、您所签约的龙头企业内部有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吗?口有口没有
2、如果您所签约的龙头企业内部有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请回答
(1)农民专业合作社组建的性质是?
口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口农户自发组建
口政府牵头组建口其他(请填写)
(2)您是否加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口是口否
(3)您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的主要作用是?
口专业合作社可以为我们农户提供物资购买、技术指导上的帮助
口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为农户与企业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可以使农户有力量与龙头企业谈判，参股经营
口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如果独立发展，会成为龙头企业的竞争对手
口龙头企业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容易监督农户，使农户不违约
(4)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所起到的作用满意吗?
口满意口不满意口很难说
(5)如果您未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您是否在申请加入?
口是口否
3、您是否愿意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口愿意口不愿意口很难说
4、当地政府是否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的发展?口是口否口不清楚
5、本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发展情况如何?
口数量多，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也多口数量多，但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少
口数量少，加入的农户也少口数量少，但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多
6、您是否知道一些其他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的情况?口是口否
7、如果您了解了其他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的情况，那么
(1)您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其他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的情况呢?
口农技12316信息服务站口农业信息网口广播
口批发市场或集贸市场口报纸和杂志等口亲朋邻居
口农民经纪人(信息中介)口签约龙头企业口其他(请填写)
(2)通过了解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的发展情况，您? 口学习其他合作社(含专业协会)发展的经验教训
口看到其他合作社(含专业协会)发展的榜样，增强了自己加入专业合作社的信心 口同时也了解了国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态度与规章制度
口对您没有什么影响
第四部分： “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经济共同体建立
1、您与所签约的龙头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为：
口合同，收购价格固定(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市场价格)
口合同，收购价格按市场保护价收购(市场价格低于合同价格，按合同价格，市场价格高于合同价格，按照市场价格)
口合同，收购价格按市场保护价收购，并给予农户提供一系列服务(如种子、化肥的
统一低价供应，农业技术指导等)
口参股机制，龙头企业不仅收购签约农产品、给予农户提供一系列服务，而且每年都要按股份大小将一定的利润分红给农户
口合同，收购价格随行就市口其他(请填写)
2、如果您与签约龙头企业合作方式不是参股机制，那么请回答
(1)您签约的龙头企业是否愿意让农户参股经营呢?
口愿意口不愿意口很难说
(2)龙头企业虽然现在没有让农户参股经营，但打算以后让农户参股经营?
口是口否口很难说
(3)龙头企业是否愿意让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以合作社的名义参股经营?
口愿意口不愿意口很难说
(4)您是否愿意与签约龙头企业参股经营?口愿意口不愿意口很难说
(5)如果与签约龙头企业参股经营，您觉得每年龙头企业分红比例是否应该与农户商议?
口是口否口很难说
(6)如果与龙头企业参股经营，您觉得龙头企业重大决策是否应该与农户商议?
口是口否口很难说
3、如果您与签约龙头企业的合作方式是参股经营，那么请回答
(1)每年龙头企业分红的比例是否与农户商议了?口是口否
(2)您是加入合作社(含专业协会)以合作社的名义与龙头企业参股经营的吗?
口是口否
(3)龙头企业重大决策是否与农户商议了?口是口否
4、签约龙头企业的年销售额是?
口100万元以下口100—500万口50O—1000万口1000—5000万 口5000万以上口不清楚
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民家庭收入与支出情况，选择某市中连乡民主村3户农户，对每户农户2009种植业基本情况、养殖业基本情况、林果业基本情况、家庭成员务工情况以及家庭支出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分析。中连乡民主村是一个人口不到600户，只有2000人左右的小村。调查结果及分析如下：
一、收入情况：
1、种植业基本情况：
主要种植各类蔬菜，如辣椒、白菜、南瓜、黄瓜等等，也有农户种植花生、玉米等，但大部分农户一般都是小面积种植，供自家食用，也有部分用来销售。
2、养殖业基本情况：
养猪是近几年来影响农户较大的产业。近几年猪肉涨价 ，一头可净赚1000元左右，如此大的利润导致原先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户纷纷改投养猪进而改变了农村产业分布。村里多以家庭散户养猪为主，生猪一般可卖9.4元一斤。其中饲料是一个重头，一袋饲料140多元，而一头猪平均吃掉四袋饲料，这绝对不是个小数目。但养猪的高额利益，村里以养猪致富的也有不少。农户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
3、林果业基本情况：
民主村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为柑桔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但一般农户柑桔种植量并不多，一亩地平均年产3000-5000斤，年产5000斤已经达到极限了，假如一户一年卖柑橘1万来斤可赚5000块钱，而近年来化肥的大幅度涨价使农户的负担越来越重。除去化肥的花费后就只剩两三千的利润。如此低的回报率不禁让农户心寒。因此，少量种植的柑桔主要供自家食用，多余的分给亲朋好友或就近销售。
4、手工业、加工业、服务业基本情况：
由于民主村工业落后，手工业收入低，服务行业不发达，所以民主村农户一般很少从事此类劳动，此类收入基本可忽略不计。
5、家庭成员务工情况：
村中外出务工人员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80、90后，如果不是在上学，就是外出打工。由于物价上涨给农户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从作物种植到日常的吃穿住行，不是靠单薄的纯传统产业可以支付的起的。因而很多人放弃了传统的务农形式而投身外出打工的行列。他们看到的是外出打工的相对于纯农业较高的回报率和部分轻视农业生产，嫌乡贫旧的思想。
二、家庭支出情况：民主村农户家庭支出主要为生产成本、生活开支、子女教育、医疗开支。
三、存在问题分析：
1、劳动力外流严重。这一问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物价上涨给农户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日常消费及各类开支不是靠单薄的纯传统产业可以支付的起的。因而很多人
放弃了传统的务农形式而投身外出打工的行列。部分人轻视农业生产，嫌乡贫旧。当然我们对这种现象无可指责，任谁都会被高回报率吸引，且这种养家糊口的方式也在各地区广为认同。但事实证明，外出打工的行列并非想象的吃香。一个人在外需要承担生活所有的开销，养家糊口成了不现实的空想。轻壮年出走又面临了新的问题。原先的农业由谁来管理?现象表明，老弱病残挑起了繁重的农务。而有些土地也开始荒芜，引起了资源的浪费。指望外出打工推动经济发展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该反思，以这种形势下去，谁来推动经济?哪种形势才能带领民众真正致富?
2、农民素质偏低。民主村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9年，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占80%以上，高中文化程度只占9.8%。农民农业科技素质不高，进行农业活动大多依靠传统经验，接触过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不足15%。村民思想观念保守，缺乏进取精神，很多农民表示只要能够吃饱穿暖就别无所求，因此，很多农民仅依靠传统的种植业维持生计。农民对农业政策的关注力度不够高。大部分农民从未关注过三农政策，很多农民不知道三农指哪几方面，基本上仅靠听说获取农业政策信息。
3、低保，医疗保险等福利问题。新农村的建设不仅要推动经济的发展，其本质目的是改善百姓的生活。而医疗保险，低保等问题也成了真正惠及百姓的关键。低保问题也并非表面现象那么明朗。许多孤苦无依的老人唯有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过活。日常的营养摄入根本不够，生活清贫如此却无人问津。更有反映所谓的低保并没有落实到实处。由于一些暗箱操作使得农村真正低保的农户没有得到低保而相对富一些的农户却莫名其妙的有权享受低保政策。养老保险的政策也由于投保费用高而未能实施。很多问题村民看在眼里却憋在心里，有不平却不知道提出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政府也只是做了表面工夫，未能真正替群众考虑到所有问题，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4、贫富差距问题。新农村推动了村经济的发展，在表面光鲜亮丽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贫富差距甚大。富者拥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资产不在话下。这样少数一批人通过大规模养殖种植或承包农业来发家致富从一开始的小规模经营到后来利用廉价劳动力逐步扩大规模。投资工业带来的巨大利润更是吸引富者集资生产。而贫困户既无资金支持又无知识储备，即使有心致富也无能力集资。虽说一个地区的发展肯定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过程，但事实证明贫富两个极端正在不断扩大，很少有人注意到贫困的农户还住着黄土茅草屋，而富者却开起了奔驰宝马。虽说村里一些富裕者兴办工厂为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但实际上是压轧廉价的劳动力，不提供技术资金，贫者想富也难。
5、物价上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归结到底一切问题都跟物价上涨有关。我们清楚地看到，菜价涨了，药价涨了，化肥价涨了。农业生产所需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抵消了农户的大部分收入 。由于农业投资大，获利周期长，收入微薄，给农户带来了厌农情绪，影响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不断上升的物价和停滞不前的收入水平不断考验着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可以看到农户的购买能力在下降。涨价的一系列变化变化慢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起居。导致了青壮年外出打工的现象，地区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四、建议：
1、立足农业特色。针对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部分人轻视农业生产，嫌乡贫旧的思想等问题，我认为应立足农业特色，靠发展农业和相关产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据各
乡镇的农业特色，创造品牌效应，促进农户收入的提高。加强精神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嫌乡贫旧的思想。
2、整合社会力量，从多方面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科技教育事业，积极开展农业知识的科普宣传，发放一些农业科普书籍，定期组织专家进行农业科技知识讲座，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二是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等高素质人才回乡任职，使之成为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者。三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宣传文化阵地。
3、政府政策应该公开化明朗化。村民应该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有些政策之所以难以实施是因为政府没有与村民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例如养老保险遇到的阻碍可通过政府的扶持来解决。针对一些贫困户可实行暂时补助的政策，先由政府承担一部分费用，等受助者有能力偿还了再停止补助。实行人性化的政策管理。而低保问题应给予严格的等级划定并适当提高低保费用。
4、贫富差距一直存在但我们可以尝试缩小这一差距。实施互帮互助原则。有经验的成功者可以给贫困者传授经验与技术。而政府应该在技术与资金上给予支持。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有序整合部门资金，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和利用计划、财政、农业、扶贫、交通、民政等部门的优势，为村民创业贷款提供绿色通道。这样可以让创业者无资金方面的顾虑，也可以大胆创业。相关的风险政策也应该及时到位。
5、适当调整物价。物价上涨的问题是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一个政策或一个举动就可以改变的。我们只能作出适当调整来缓解物价上涨对民众带来的压力。政府已经在逐步发挥它的作用减轻民众负担，各类补贴补助,限制物价无牵制上涨的政策也正在取得一定成效。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其间政府与市场,民众的合作配合是置关重要的一步。
通过对农户家庭收入及支出的调查，我对农民的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村、农业、农民是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我深切地希望党和政府能够更加关注这个新农村经济建设项目,在切实解决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相信不久的将来新农村将是改革开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民家庭收入与支出情况，选择某市中连乡民主村3户农户，对每户农户2009年度种植业基本情况、养殖业基本情况、林果业基本情况、家庭成员务工情况以及家庭支出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分析。中连乡民主村是一个人口不到600户，只有2000人左右的小村。调查结果及分析如下：
一、收入情况：
1、种植业基本情况：
主要种植各类蔬菜，如辣椒、白菜、南瓜、黄瓜等等，也有农户种植花生、玉米等，但大部分农户一般都是小面积种植，供自家食用，也有部分用来销售。
2、养殖业基本情况：
养猪是近几年来影响农户较大的产业。近几年猪肉涨价 ，一头可净赚1000元左右，如此大的利润导致原先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户纷纷改投养猪进而改变了农村产业分布。村里多以家庭散户养猪为主，生猪一般可卖9.4元一斤。其中饲料是一个重头，一袋饲料140多元，而一头猪平均吃掉四袋饲料，这绝对不是个小数目。但养猪的高额利益，村里以养猪致富的也有不少。农户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
3、林果业基本情况：
民主村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为柑桔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但一般农户柑桔种植量并不多，一亩地平均年产3000-5000斤，年产5000斤已经达到极限了，假如一户一年卖柑橘1万来斤可赚5000块钱，而近年来化肥的大幅度涨价使农户的负担越来越重。除去化肥的花费后就只剩两三千的利润。如此低的回报率不禁让农户心寒。因此，少量种植的柑桔主要供自家食用，多余的分给亲朋好友或就近销售。
4、手工业、加工业、服务业基本情况：
由于民主村工业落后，手工业收入低，服务行业不发达，所以民主村农户一般很少从事此类劳动，此类收入基本可忽略不计。
5、家庭成员务工情况：
村中外出务工人员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80、90后，如果不是在上学，就是外出打工。由于物价上涨给农户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从作物种植到日常的吃穿住行，不是靠单薄的纯传统产业可以支付的起的。因而很多人放弃了传统的务农形式而投身外出打工的行列。他们看到的是外出打工的相对于纯农业较高的回报率和部分轻视农业生产，嫌乡贫旧的思想。
二、家庭支出情况：民主村农户家庭支出主要为生产成本、生活开支、子女教育、医疗开支。
三、存在问题分析：
1、劳动力外流严重。这一问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物价上涨给农户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日常消费及各类开支不是靠单薄的纯传统产业可以支付的起的。因而很多人
放弃了传统的务农形式而投身外出打工的行列。部分人轻视农业生产，嫌乡贫旧。当然我们对这种现象无可指责，任谁都会被高回报率吸引，且这种养家糊口的方式也在各地区广为认同。但事实证明，外出打工的行列并非想象的吃香。一个人在外需要承担生活所有的开销，养家糊口成了不现实的空想。轻壮年出走又面临了新的问题。原先的农业由谁来管理?现象表明，老弱病残挑起了繁重的农务。而有些土地也开始荒芜，引起了资源的浪费。指望外出打工推动经济发展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该反思，以这种形势下去，谁来推动经济?哪种形势才能带领民众真正致富?
2、农民素质偏低。民主村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9年，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占80%以上，高中文化程度只占9.8%。农民农业科技素质不高，进行农业活动大多依靠传统经验，接触过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不足15%。村民思想观念保守，缺乏进取精神，很多农民表示只要能够吃饱穿暖就别无所求，因此，很多农民仅依靠传统的种植业维持生计。农民对农业政策的关注力度不够高。大部分农民从未关注过三农政策，很多农民不知道三农指哪几方面，基本上仅靠听说获取农业政策信息。
3、低保，医疗保险等福利问题。新农村的建设不仅要推动经济的发展，其本质目的是改善百姓的生活。而医疗保险，低保等问题也成了真正惠及百姓的关键。低保问题也并非表面现象那么明朗。许多孤苦无依的老人唯有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过活。日常的营养摄入根本不够，生活清贫如此却无人问津。更有反映所谓的低保并没有落实到实处。由于一些暗箱操作使得农村真正低保的农户没有得到低保而相对富一些的农户却莫名其妙的有权享受低保政策。养老保险的政策也由于投保费用高而未能实施。很多问题村民看在眼里却憋在心里，有不平却不知道提出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政府也只是做了表面工夫，未能真正替群众考虑到所有问题，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4、贫富差距问题。新农村推动了村经济的发展，在表面光鲜亮丽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贫富差距甚大。富者拥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资产不在话下。这样少数一批人通过大规模养殖种植或承包农业来发家致富从一开始的小规模经营到后来利用廉价劳动力逐步扩大规模。投资工业带来的巨大利润更是吸引富者集资生产。而贫困户既无资金支持又无知识储备，即使有心致富也无能力集资。虽说一个地区的发展肯定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过程，但事实证明贫富两个极端正在不断扩大，很少有人注意到贫困的农户还住着黄土茅草屋，而富者却开起了奔驰宝马。虽说村里一些富裕者兴办工厂为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但实际上是压轧廉价的劳动力，不提供技术资金，贫者想富也难。
5、物价上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归结到底一切问题都跟物价上涨有关。我们清楚地看到，菜价涨了，药价涨了，化肥价涨了。农业生产所需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抵消了农户的大部分收入 。由于农业投资大，获利周期长，收入微薄，给农户带来了厌农情绪，影响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不断上升的物价和停滞不前的收入水平不断考验着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可以看到农户的购买能力在下降。涨价的一系列变化变化慢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起居。导致了青壮年外出打工的现象，地区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四、建议：
1、立足农业特色。针对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部分人轻视农业生产，嫌乡贫旧的思想等问题，我认为应立足农业特色，靠发展农业和相关产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据各
乡镇的农业特色，创造品牌效应，促进农户收入的提高。加强精神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嫌乡贫旧的思想。
2、整合社会力量，从多方面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科技教育事业，积极开展农业知识的科普宣传，发放一些农业科普书籍，定期组织专家进行农业科技知识讲座，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二是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等高素质人才回乡任职，使之成为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者。三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宣传文化阵地。
3、政府政策应该公开化明朗化。村民应该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有些政策之所以难以实施是因为政府没有与村民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例如养老保险遇到的阻碍可通过政府的扶持来解决。针对一些贫困户可实行暂时补助的政策，先由政府承担一部分费用，等受助者有能力偿还了再停止补助。实行人性化的政策管理。而低保问题应给予严格的等级划定并适当提高低保费用。
4、贫富差距一直存在但我们可以尝试缩小这一差距。实施互帮互助原则。有经验的成功者可以给贫困者传授经验与技术。而政府应该在技术与资金上给予支持。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有序整合部门资金，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和利用计划、财政、农业、扶贫、交通、民政等部门的优势，为村民创业贷款提供绿色通道。这样可以让创业者无资金方面的顾虑，也可以大胆创业。相关的风险政策也应该及时到位。
5、适当调整物价。物价上涨的问题是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一个政策或一个举动就可以改变的。我们只能作出适当调整来缓解物价上涨对民众带来的压力。政府已经在逐步发挥它的作用减轻民众负担，各类补贴补助,限制物价无牵制上涨的政策也正在取得一定成效。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其间政府与市场,民众的合作配合是置关重要的一步。
通过对农户家庭收入及支出的调查，我对农民的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村、农业、农民是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我深切地希望党和政府能够更加关注这个新农村经济建设项目,在切实解决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相信不久的将来新农村将是改革开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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