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研究
摘 要：当前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法律规定宏观原则，抗诉出现收缩趋势，刑事审判监督权存在争议，是刑事审判监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要理性辩证认识刑事审判监督职责，树立正确的监督理念。以案件质量为核心强化证据审查，深刻把握审判监督内在要求，健全完善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工作。
关键词：检察机关 刑事审判监督 客观公正义务 证据审查
刑事审判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是否合法以及所作的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进行的法律监督。作为公平正义的守护者，检察機关的刑事审判监督活动对于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刑事审判监督工作面临的现实情况
(一)法律规定较为宏观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在审查决定是否开庭审判直至宣告判决这一期间的诉讼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其理论基础是权力制约，其现实依据是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1]刑事诉讼法以专章形式明确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但是对人民检察院审判监督职责并没有设立专章或专节进行具体规定，而是散见于若干法条，且条文表述相对宏观。“先天不足”导致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在司法实践中步履维艰，支撑手段不足。抗诉是检察机关履行审判监督职责的重要方式。
(二)刑事审判监督权性质存在争议
刑事审判监督职责源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性质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和“法律监督说”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检察权的性质是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依法享有的职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也就直接决定了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性质，检察机关的所有职权都应当与法律监督机关的要求相适应。[2]还有学者认为，法律监督与检察机关所担当的基本职能是冲突的，检察机关基本定位是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就是起着承前启后、发动审判程序、把被告交给法庭审判的作用。[3]另有学者认为，中国检察机关监督审判的制度是诉权外的监督制度，这一制度有特定的历史成因，但在当前受到严峻挑战，制度虚置、运作不灵。检察机关对审判的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有利于个案处理的公正，又可能损害审判的权威、扭曲诉讼的性质。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存在既是诉讼当事人又是监督者的角色冲突。因此，在当前司法公正的制度条件尚需培育的情况下，承认检察监督的相对合理性，在为其设置一定支撑条件的同时，应当对其进行必要限制与改造。[4]
(三)出现收缩趋势
从案件数据看，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提出刑事抗诉案件数、抗诉率、法院采纳意见率和改判率整体呈下降趋势。撤回抗诉数、撤回抗诉率大幅上升;二审程序抗诉多，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少;普通刑事犯罪案件抗诉多，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重罪案件抗诉少。一般来说，受国家死刑政策和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的影响，死刑案件执行最严格的证据标准，故意杀人、抢劫等重大刑事犯罪案件办案质量较高，抗诉减少可以理解。职务犯罪案件囿于整体办案数量，抗诉减少也可以预料。但是，检法最容易产生意见分歧的经济犯罪案件，反而抗诉数量偏少，应引起重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影响。诉判一致案件增多，上诉、抗诉案件整体减少成为必然。二是犯罪结构变化的影响。传统的暴力型犯罪、财产型犯罪逐年减少，轻罪案件逐年增多(占近80%以上)，危险驾驶罪取代盗窃罪成为第一高发犯罪，而且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数量增长明显，犯罪类型结构正在发生新变化。三是审判质量的提高。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人民法院对审判质量空前重视，法官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方面更加谨慎，刑事裁判质量不断提高。四是监督理念影响。“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理念落实不到位，监督意识不强，检察官忙于办理捕诉案件，抗诉积极性不足。
二、理性辩证认识刑事审判监督职责
(一)关于审判监督权的性质
从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看，法律监督是检察权的本质，应当立足于法律监督这一本质对检察权的性质进行全面把握，兼顾检察权的司法性和行政性。法律监督作为一种体制机制有其重要作用，其功能和作用有特定的范围和界限：法律监督具有法定性;法律监督具有程序性和建议性;法律监督具有事后性和救济性;法律监督必须坚持有限性。[5]由于公诉权的性质和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功能作用，检察权自然具有监督性。这种监督性体现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检察机关要监督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另一方面，检察机关要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防止审判“纠问化”，确保法官的中立地位。一般来说，检察机关在公诉权意义上的审判监督制约地位和作用，如刑事抗诉权，无论是对一审裁判的刑事抗诉权还是再审程序中的刑事抗诉权，已经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认可。[6]争议焦点在于人民检察院是否应当具有或者可以具有基于诉权以外的监督权，即“个案刑事审判监督权”和“一般刑事审判监督权”的区别。如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按照文意解释，“提出纠正意见”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既不是基于诉权的公诉机关，又不是基于诉讼案件的程序“异议”，而是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是否依法履职的监督，这属于宏观意义上的、带有行政色彩的“监督”，明显具有非诉权的性质。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刑事审判监督权”的产生和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无论是在作为社会制度现实价值的功用考量上，[7]还是在作为社会制度现实价值的存在基础上，[8]都具有合理性，在“维护司法公正，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树立和维护法治权威”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而积极的作用。这也可以归结于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特殊性和现实困难——律师辩护权的不充分、法官的强势以及当事人权利保护的需要。归根结底，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功能设置，基于刑事诉讼权力衡平性考量。
(二)理性认识、正确对待刑事审判监督权
一是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把刑事审判监督权统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律理论体系之中，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上看待和思考。“刑事诉讼是检察官的程序”[9]——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全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检察机关是唯一全程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是检察机关发挥刑事诉讼主导作用的重要方面。但要注意，监督的本质在于“程序”，检察机关的主导地位观念，不是“凌驾”于侦查之上，也不会冲击法院“中立审判者”“實体处分者”的司法角色，这里的主导作用更多是程序意义上的，具有程序启动价值，案件的裁决处理、实体处分仍取决于人民法院。二是刑事审判监督应当坚持谦抑原则，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强化边界意识，进行适度收缩和规范，即以具体检察职能的履行来保障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而不是片面强调“加大力度”，不能进行所谓的“全面”“广泛”监督。任何机关、任何机制解决的问题都是有限的，任何公权力也都是有边界和范围的。[10]客观上检察机关也难以承担广泛意义上的法律监督职能。三是法律监督的意义和价值在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应当立足于国家整体法治建设水平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层面上来综合考虑、客观评价及总体把控，结合司法实际，围绕依法履职，在法律规定框架内把检察机关应该做的做到位，并细化和规范相关制度机制，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三)树立正确的监督理念
一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强化对刑事抗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牢固树立“强化监督”“精准监督”“接续监督”“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双赢多赢共赢”等监督理念，正确处理依法指控犯罪与强化法律监督的关系，把刑事审判监督放在与批捕起诉同等重要的位置，坚持“在监督中办案、在办案中监督”，依法全面履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承担的职责，体现检察担当。二是审判监督不是博弈和抗衡，而是检法两家共同努力确保我国宪法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要充分认识到强化审判监督是促进司法公正的必然选择，是维护法治权威的有效途径，是保障民生民利的现实需要。三是坚持法律思维，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法律思维最基本的思考方式，不是让我们去思考如何改革制度规范、如何提出立法建议，而是在任何情况下先要思考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法律理念下寻求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积极构建以精准化抗诉为目标的刑事抗诉新格局，全面客观审查原判证据事实和理由，找准抗点，选择最适合的监督方式，特别关注和重视抗诉质量和抗诉效果。
三、依法全面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的思考
开展审判监督是宪法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犯罪类型结构变化，依法发挥审判监督积极作用，需要认真对待和审慎考虑，更需要整体推进、统筹把握和系统指导，尤其在抗诉政策、抗诉必要性的把握等方面。
(一)强化证据审查，以案件质量为核心
一是坚持构建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的证明体系。证据不足已经成为无罪判决的主要原因。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责任，完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介入侦查工作机制，引导侦查取证，发挥捕诉一体优势，夯实证据基础。继续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比例，落实繁简分流，实现简案快办、繁案精审。二是准确把握抗诉必要性条件，通过案件质量评查、刑事裁判文书交叉评查、分类审查机制和专项检查活动，对一段时期内或者一类案件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强化抗诉案件的类案监督，提升抗诉精准性。对证据体系或者理解适用法律存在认识分歧的，慎重提出抗诉。三是刑事抗诉既要坚持符合条件即应依法抗诉，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又要结合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社会治安形势，突出刑事抗诉工作的重点和实效性。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关注社会热点，回应社会关切。关注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案件、容易发生司法人员执法不公、违法犯罪的薄弱环节，把抗诉重点放在对诉判不一情形的审查上，注意发现裁判不公背后可能存在的审判人员违法犯罪，在纠正不公正裁判的同时，依法惩治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四是深入融合现代科技应用与刑事抗诉业务，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比大量抗诉案件，及时发现重大诉判不一案件。五是用好监督方式。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在抗诉、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等多种监督手段中选取最佳方式。一般来说，对于具有广泛引领意义的个案，应当提出抗诉，建立典型案例的类案指导机制，以个案纠错推动类案统一;对于不具有广泛意义的个案，秉持理性审慎抗诉原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发出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形式进行监督。
(二)深刻把握审判监督内在要求
一是充分发挥“统一牵头、专人研究、类案指导、条线指导和个案指导相结合”刑事审判监督业务指导机制作用，强化对刑事抗诉工作的研究指导和统筹推进，健全完善长效制度机制。二是加强对具体刑事审判监督的业务研究。通过具体的审判监督活动来保障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善于从司法实践中、从抗诉个案里探寻和推进理论、理念上的进步。例如，关于再审监督程序的启动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是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司法实践中大多数的再审程序都是由人民法院提起的。有学者认为，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地位缺乏法理基础，违背“控审分离”这一现代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会损害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在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有关再审的申请都应当由检察机构和原审被告人向法院直接提出，而法院则在再审过程中充当权威的裁判者。在任何情况下，法院都不能在控辩双方未曾提出再审申请的情况下，自行就某一生效判决或裁定发动再审程序。”[11]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提起再审程序，主要是基于保障和维护人权的角度，但实质上确实与人民法院“中立裁判者”的地位作用不符。国外也鲜有赋予法院以再审提起权的做法。当前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力度、质量和效果与设定人民检察院审判监督权的立法预期存在差距。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准确把握审判监督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
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在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语境下，是一个颇有争议又颇有价值的问题。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职能只有在不断推进新时代检察制度过程中，根植中国司法实践厚土，固本强基，在“稳进、规范、推进、深化、提升”上积极努力，做到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提升，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的法治化、规范化和智能化，才能达到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推进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之终极目的。
注释：
[1]参见廖腾琼、林世雄：《论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有效性》，《学术论坛》2012年第6期。
[2]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原所长张智辉持此观点，参见张智辉：《检察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转引自廖腾琼、林世雄：《论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有效性》，《学术论坛》2012年第6期。
[3]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教授持此观点，参见孙谦等主编：《司法改革报告——检察改革·检察理论与实践专家对话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廖腾琼、林世雄：《论检察机关刑事審判监督的有效性》，《学术论坛》2012年第6期。
[4]参见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视角下的检察机关审判监督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5]参见孙谦：《检察：法律守护人——以刑事法律监督为基点》，中国检察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
[6]通常认为这种审判监督权是基于诉权，基于个案公诉权，是“个案刑事审判监督权”，与此相对的是下面论及的“一般刑事审判监督权”。
[7]这一点，仅从每年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后，法院改判和发回重审的案件数量的实证研究中就可以体现出来。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抗诉的国内最大“老鼠仓案”、“陈满故意杀人、放火申诉案”等案件。
[8]这一点主要针对法院公信力还不够、法治权威尚未牢固树立的现实基础之上。
[9]大陆法系国家的法谚。参见陶建平、万毅等：《职能重构背景下检察机关刑事诉讼主导作用的发挥》，《刑事检察工作指导》(第3辑)，中国检察出版社2019年版，第151页。
[10]同前注[5]，第2页。
[1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页。
作者：张萍 刘凡石
目前，“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治国方略。同时，伴随着2004年3月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发布，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有了具体的“时间表”。法治政府的实现，从根本上取决于行政机关要切实做到依法行政。遵循行政法治的要求。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化、法制化和理性化，需要建立健全中国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然而。由于检察机关在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中的缺位，现实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滥用职权”、“暴力执法”、“钓鱼执法”等现象屡见不鲜。笔者以为，应当确认并强化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职能，这是实现行依法行政和行政法治的必由之路。只有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检察监督作用，才能有效地缓解和消弭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由于权力“异化”而导致的“官民”矛盾和纠纷，最终有利于我国行政法治的实现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达致。
一、检察机关在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中监督职能之缺位
一般而言，所谓“行政执法监督。是指负有监督职责的国家机关及有监督权的媒体、社会公众对于行政执法主体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是否符合行政法律规范进行监察和督促并对违法行为予以纠正的活动。”从监督主体上看，它不仅包括国家机关，还包括有监督权的媒体以及社会公众。由此可见。行政执法监督体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监督体系。
中国目前的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看似已经十分完善，但如果从实践当中其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效果来看，则会是另外一种答案。事实上，虽然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既有内部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也有外部监督(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有监督权的媒体、社会公众)。但这些监督方式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不足，在现实当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无法切实而有效地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控。
在目前中国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中，由于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都无法取得应有的监督效果，而检察机关又对行政执法行为无法实施检察监督，致使行政违法行为“泛滥”。
二、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之监督：以俄罗斯为例
在当今世界上，由于检察机关在宪政体制中的地位、性质、功能和任务等方面的不同。各国检察机关的具体职能也有重大差别。在苏联社会主义时期，其检察制度是在列宁关于法律监督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被赋予广泛的检察职能，其中就包括对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情况的监督。这是检察机关检察监督的一个独立领域，与检察监督的其他专门化的领域相区别，该领域在传统上被称为“一般监督”。它旨在对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是否合法实施监督。对于不合法的行为，检察机关(检察长)可以通过各种监督手段直接向行政机关或其上级机关提出异议(或抗议)，并要求予以纠正。通过这种检察监督方式，大量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纠纷能够得到及时的发现、纠正和消除。同时，检察机关得这种检察监督作用，也缓解了法院系统解决纠纷的负担，使许多矛盾和纠纷不至于都流向司法审判，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在俄罗斯检察制度的发展史上，自1922年5月28日苏维埃俄国根据《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检察机关条例》建立检察机关以来。“一般监督”一直都是苏联检察机关最主要的检察职能。1991年底，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1991年11月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组建俄罗斯联邦统一检察机关体系的决议》。1992年1月17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法》，继续保留规定了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职能。根据现行《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法》…的规定。检察机关一般监督的对象包括：各联邦部、国家委员会、局和其他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俄罗斯联邦主体代表权力机关(立法权力机关)和执行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军事管理机关，监督机关以及上述机关的公职人员，商业组织和非商业组织的管理机构及其领导人遵守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执行俄罗斯联邦境内现行法律的情况。另外，以上所罗列机关及其公职人员颁布的法律文件是否符合法律，也是监督的对象。
通过实施“一般监督”这种方式，俄罗斯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监控，有效地预防和消除了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纠纷，稳定了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法治秩序。正如俄罗斯现任联邦总检察院检察长Ю·Я·恰依卡在其就职演说中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是国家机构中极其重要的机关之一。它已经不只一次地证明了自身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广泛需求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俄罗斯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最明确地体现了由各级检察长实施的俄罗斯联邦检察监督的实质和使命”，通过实施一般监督，“俄罗斯检察机关保障作为法治国家规范基础的法律至高无上、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捍卫社会和国家利益的活动，得到直接地表现”。
三、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职能之证成
考察俄罗斯的检察监督(一般监督)，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中叶，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的检察制度是根据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检查制度的思想，在参照苏联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建设的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建立起来的。m由于是在参照苏联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中国的检察机关也具有与苏联检察机关相类似的“一般监督”职能。
在建国之初，1954年《宪法》第8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1978年《宪法》沿用了这一表述方式，其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对象与1954年宪法的规定基本相同。很明显，受苏联检察制度的影响，我国检察机关设立之初也承认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只是到随后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颁行才改变了1954年《宪法》以来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对象的规定。1982年《宪法》没有直接规定检察机关的组织和权限，仅仅指出“人民检察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从中看不出法律监督的对象。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则主要规定了由检察机关施行监督的法律监督客体。即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只是部分地规定了法律监督的对象(主要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监狱、看守所、劳改队)，其他方面的监督对象则没有明确规定，需从相应的违法犯罪行为中加以分析和推测。正是由于这种立法上的不完善、缺少相应的明确法律依据，检察机关在实践当中无法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检察监督(“一般监督”)，不能及时而有效地发现、纠正和消除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致使大量的“官民”矛盾和纠纷层出不穷。
其实，我国现行《宪法》第129条已经明确了检察机关在我国宪政体制中的地位，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而“从《宪法》原意来看，《宪法》修改者是有意将法律监督权明确授予人民检察院，并与其他监督权予以严格区别”。这种“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政地位，也决定了如果检察机关不能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缺憾和不足。相反，《宪法》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自然而言地包含了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进行检察监督的逻辑要求。立足于以上《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和初衷，尽管《人民法院组织法》没有明确(或明示)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却同样能够逻辑推导出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实施监督的内在要求和必然性。
从实践上来看，确认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行为)的职能，不仅是健全和完善中国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迫切需要，也是发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作用的必然要求。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批评到，“检察监督那种消极、被动的、羞羞答答的运作状况已引起社会民众的不满”。200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中发[2006]11号)，要求各级行政机关要增强依法行政观念，尊重和服从司法审判和检察。2007年10月15日，中共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任务。最高人民检察院迅速跟进，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检察改革2009-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了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改革重点，对内加强自身监督，对外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制度改革精神。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孙谦副检察长在去年两会期间所指出的那样，“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最紧要的是保证依法行政”，“……有很多情况下政府行为是违法的。这种行为应该受到追究，但是没有合适的人来起诉，所以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构，发挥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这应当是一个法治的方向。”
总之，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进行监督，不仅在法律层面具有“合法性”，而且在现实层面具有“合理性”，它不仅是检察监督职能的内在要求和逻辑必然，也是完善检察监督职能和推进检察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
四、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职能之建构
面对目前中国行政执法监督制度运行不畅的情况下，确认并强化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的检察监督职能，才是解决行政执法监督制度不力的有效“法门”。因为，通过实施对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行为的检察监督，检察机关能够及时发现、纠正和消除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产生的“官民”矛盾和纠纷，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同时，确认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检察监督职能，促使行政机关严格依法行政，提供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水平，才有利于行政法治的实现。再者，检察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还能够使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官民矛盾”提前化解，也减轻了法院的司法诉讼负担。由此可见，检察机关可以、并且能够在中国行政法治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的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贡献。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10条)，“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第64条)。据此，有学者人认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不仅是对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活动的监督，实际上是对具体行政执法行为的间接监督。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有牵强附会之嫌。《行政诉讼法》的以上规定，是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因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行政执法行为的检察监督。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建议，应尽快在法律上确认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检察监督和职权。
综上，笔者认为，在中国确认并强化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活动的检察监督职能，才是破解目前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失灵”和行政违法现象严重的有效途径。当然，构建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制度，还要辅以法治化的保障。在这个方面，有两种做法可以考虑：第一。借鉴俄罗斯的做法，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对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进行集中规定，在法律上明确检察机关监督的对象、客体以及检察机关为发现、纠正和消除行政机关违法行为所需的各种法律监督手段。第二，“一步到位式”立法。制定一部统一的《检察监督法》或者《检察机关监督法》，在其中列专章规定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职能和职权等诸项内容。以上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如果从长远考虑，第二种方式是不错的选择。只有通过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这种法治化和制度化的“专门性监督”，才能有效地解决行政执法过程中产生的“官民”矛盾和纠纷，进而有效地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有利于我国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实现!
作者：王圭字
摘 要：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主要职能是监督制约公权力，确保公权力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防止其滥用和异化。《宪法》对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是科学的，检察机关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更不是行政兼司法机关，而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公诉职能、批捕职能均是目的与手段，不存在分离的空间。如将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公诉职能分离，只能导致检察机关被彻底边缘化甚至被取消。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职能，以对等式监督为模型，重点强化职务犯罪侦查职能。
关键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定位;职权配置
《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这一职能定位的基础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为检察机关配置了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及其他诉讼监督权。这一职能定位和职权配置近年来遭到了学术界的猛烈抨击。检察系统外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宪法对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不准确，职权配置不科学，检察机关难以承载法律监督的使命，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公诉职能冲突，应当将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公诉职能分离。特别是以陈卫东教授为代表的持“公诉机关说”观点的学者多次呼吁摘掉“法律监督机关”的帽子，以公诉职能为龙头配置检察权。陈卫东教授不但多次在《法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上述观点，而且于2011年10月14日在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举办的直辖市检察长论坛上，作了题为《检察机关角色矛盾的解决之策——法律监督职能与诉讼职能的分离》的演讲，再次呼吁公诉权与法律监督职能分离。由于抵挡不住系统外大多数学者的猛烈抨击，检察系统内的少数学者开始动摇，提出在检察机关系统内单独设立法律监督内部机构，将法律监督职能与公诉职能“适当分离”的妥协方案[1]。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源于对法律监督职能的误读，若将上述观点付诸实践，我国检察机关将难逃被彻底边缘化甚至被取消的命运。
一、对法律监督的不同学术阐述何谓法律监督?学界有几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律监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监督，监督者的地位高于被监督者。持该观点的学者站在语义学的角度，认为“监”就是“从旁察看”，而“督”则包含有“指挥”或“领导”的意思，监督就是站在一旁察看并进行领导[2]。他们指出，监督者的地位优于监督对象，检察官是一种“法官之上的法官”[3]。基于这种认识，学界对作为监督者的公诉人在法庭上是否应起立[4]、“谁来监督监督者”和“法律监督职能是否会导致对抗式诉讼中控辩关系严重失衡，是否应当将监督权与公诉权分离”[5]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第二种观点认为，监督就是站在旁边看。其中部分学者认为监督者只能动口不能动手，少数极端的学者认为监督者既不能动口也不能动手。第三种观点认为，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督和执政党、政协、民主党派、人民群众的监督都叫法律监督。第四种观点认为，法律监督包括对所有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全体公民的监督，目的是保证宪法、法律的统一实施。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值得商榷。如果将上述观点贯彻到底，毫无疑问都必然导致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虚无化。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错误观点，根本原因在于对“监督”内涵的误读，混淆了我国《宪法》意义上的法律监督与一般监督的本质区别。那么，到底什么叫监督?什么叫法律监督?
要正确理解“监督”的内涵，必须根据宪法、法律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的政治体制设计，进行体系性解释。《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宪法》第135条又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可见，《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并非要求检察机关简单地“从旁边看”，更非要求检察机关去“指挥”、“领导”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而是出于“权力制衡”的考虑，利用法律监督职能去约束侦查权、审判权等公权力，以保证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防止其异化。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设计，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其选举产生，之所以将三机关放在同一高度来定位，也是出于“权力制衡”的考虑，利用检察机关去约束行政机关、审判机关等公权力机关，以保证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防止公权力异化，而并非想让这个检察机关去“领导”、“指挥”行政机关、审判机关。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王昌奎，喻 磊：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能论——兼与陈卫东教授商榷如果把“监督”理解为“指挥”、“领导”，把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理解为上对下的关系，则有很多制度无法理解。如，根据我国的制度设计，人民群众、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对国家机关有权监督，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有权监督，工程建设中的监理人对施工方有权监督，难道说政协、民主党派、新闻媒体能“指挥”、“领导”国家机关?下级机关能“指挥”、“领导”上级机关?如果“监督”具有地位优越性，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是上对下的关系，为什么包括《宪法》第135条在内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以及在一些正式场合提到法院、检察院时，始终把被监督者法院排在监督者检察院之前?可见，“监督”并无“指挥”、“领导”之意。由于“监督”并无“指挥”、“领导”之意，因此，法律监督者当然就并非“法官之上的法官”。
根据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法律监督针对的是公权力，不但有监督职权，而且有监督职责，不但有权站在旁边看，而且对被监督者滥用公权力的行为有权动口批评，有权动手纠正，本质上属于一种权力监督。虽然我国有关法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了人民群众、民主党派、新闻媒体有权监督公权力，并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了监督者对被监督者可以提出批评意见或向有关部门反映，但并没有规定监督者对被监督者的违法违纪行为可以直接纠正，更没有赋予监督者以监督责任。可见，这种监督有权无责，只动口不动手，本质上属于权利监督。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很少有公共权力资源，普通群众几乎没有公共权力资源，对这些对象的监督在相当程度上与公共权力的滥用无关。因此，这些监督与我国《宪法》意义上的法律监督均有本质区别，只能列入一般监督范畴。
二、法律监督职能的三个维度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主要职能应当是国家法律监督职能，但法律监督职能与检察职能到底有何关系?学界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律监督职能大于检察职能。他们认为，法律监督的主体和对象都非常广泛，远远超出了检察机关的能力范围，检察机关难以承载法律监督的使命[6]。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的法律监督职能等于检察职能[7]，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主要职能就是法律监督，其职权配置应以法律监督职能为核心。第三种观点认为，法律监督职能小于检察职能。该种观点认为，检察职能本质上是一种公诉职能，法律监督职能是一种与公诉职能、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并列而又冲突的职能[7]，应将法律监督职能与公诉职能、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分离。要厘清法律监督职能与检察职能的关系，必须要弄清法律监督职能的三个维度。
(一)法律监督的主体
毫无疑问，谁具有法律监督职能，谁就是法律监督的主体。但学界对这一问题争议颇大：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律监督的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督和执政党、政协、民主党派、人民群众的监督[8]。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律监督是有权监督，因此法律监督的主体包括执政党和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第三种观点认为，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人大”)才是法律监督职能的主体。第四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因此，检察机关是唯一的法律监督的主体。
笔者认为，前三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检察机关才是法律监督的唯一主体：第一，职能是职权和职责的统一体，要判断谁具有法律监督职能，除了要看谁享有法律监督职权外，还要看谁负有法律监督职责。其他监督主体虽然也有监督权，但这种监督权体现得更多的是单纯的权力而非职责，而检察机关的监督更多的体现为职责而非单纯的权力。第二，法律监督主体所拥有的监督权应当是该主体的基本职权、主要职权，而非附属职权、衍生职权。虽然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法律监督职能，但这只是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的衍生权力，而不是人大的基本职权、主要职权。第三，法律监督职能的主体与监督对象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虽然也有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但主要还是产生与被产生关系，是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其他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之间也有一定的监督关系，但也并非这两种主体之间的主要关系。第四，《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第57条、85条、124条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没有再明确规定其他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依据宪法规定，正如人民政府是唯一行使行政权的主体、人民法院是唯一行使审判权的主体一样，人民检察院是唯一行使法律监督职权的主体。可见，无论从实然的角度还是从应然的角度，检察机关对法律监督职能都具有专属性和唯一性。
(二)法律监督的对象
对于谁是法律监督的对象，学界有两种非常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律监督的对象包括所有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全体公民”[9]。言下之意，法律监督的对象包括公权和私权。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监督权”实质上就是一种“司法监督权”，言下之意，法律监督的对象是司法权。
第一，从我国检察制度的发展历史看，法律监督的对象不包括私权。我国检察制度是在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指导下，在借鉴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再造而建立的。1936年12月，前苏联通过《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作用、职权和组织原则等。根据该宪法的规定，前苏联检察机关享有一般监督权，有权对各级政府、地方各级权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实行监督。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8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责任”。1954年《宪法》第8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从上述法律规定的表述看，检察机关最初是按照“一般监督”模式来设计的。但文革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法学界眼界大开，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政治法律理论不断被介绍进来，我国对建国初期的检察制度也进行了重新定位。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82年《宪法》相继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却再也没有提“对各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行使检察权”。可见，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对象逐渐转向了公权力，检察机关不再具有一般监督权。
第二，从《宪法》对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来看，法律监督的对象绝不仅限于司法权。据《宪法》第85条、123条、129条规定，人民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根据《宪法》第62条、63条和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首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罢免，各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具有相同的政治地位，都被提高到《宪法》高度，合称“一府两院”。如果法律监督职权仅仅是一种“司法监督权”，法律监督的对象仅仅是司法机关的司法权，他能与行政权、审判权相提并论吗?还用得着提高到《宪法》的高度来进行职能定位吗?还用得着向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吗?检察长还用选举或罢免吗?
第三，从我国的国家权力配置模式来看，法律监督的对象是公权力。孟德斯鸠指出，“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9]。权力不加制约就会被滥用。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对宪法和法律最严重的破坏往往来源于公权[10]。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世界上每一个法治国家，在配置国家权力时，都十分注重权力制约机制建设，防止国家权力滥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实行分权制衡模式，坚持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离并相互制衡。例如，行政首脑通过否决立法而制衡立法权;立法机关通过对政府首脑的不信任案或弹劾而制衡行政权;司法机关通过对立法活动、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而制衡立法权、行政权。我国则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建立了一种有别于分权制衡模式的一元权力领导下的专门的法律监督模式，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最高权力机关产生立法权在我国，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不是就其立法权而言的，主要是就其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修改宪法等综合权力而言的。全国人大既是最高权力机关，同时又是最高的立法机关，但其立法权处于最高权力之下，因为其是由最高权力机关产生的，其权力是最高权力机关授予的。、行政权、审判权，虽有分权却无法相互制衡，因此创设了一个专门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最高权力机关的授权和监督下来承担常规、具体的法律监督职责，保证上述公权力始终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防止其异化。这个行使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的机关就是检察机关。这种监督模式的特点是：法律监督职能来源于最高权力机关的授权，而不是通过被监督权力的让渡、分享、消减;最高权力机关与法律监督机关的关系是宏观监督与具体监督的关系;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是平等关系。我国的这种权力监督模式虽然有别于分权制衡模式，但与分权制衡模式却有共同的理论基础——“以权力制约权力”是防止公权力被滥用和异化的重要手段。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法律监督的对象是公共权力。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法律监督的对象只包括行政权、审判权。立法权作为一种与行政权、审判权同属国家层面的公权力，也可能被滥用，理论上也需要监督。
(三)法律监督的手段
要确保检察机关能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就必须要赋予其一定的监督手段——法律监督权。对法律监督的手段，目前学界有两种非常极端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法律监督就是“站在旁边看”，不需要任何手段。其中部分学者认为监督者只能动口不能动手，个别极端的学者甚至认为监督者既不能动口，也不能动手。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法律监督仅仅是“站在旁边看”，那么，监督者与一个摄像头没有任何区别。如果看后只能动口提点批评意见，无权动手纠正违法行为，那么法律监督与一般的群众监督、新闻媒体监督将没有任何区别。无论上述哪种情形，只要没有必要的监督手段，法律监督者即使看见公权力被滥用，也必然无能为力，其结果必然是法律监督者将被彻底架空，其法律监督职能被最终取消。
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围绕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为检察机关配置了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及其他诉讼监督权。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批评意见，认为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批捕权都不属于法律监督权。这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公安机关对刑事犯罪的侦查权还是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无论是国外的公诉权还是我国的公诉权，实质上都属于追诉权，无论是我国检察机关的批捕权还是国外法院的批捕权，实质上是对是否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请求的决定权，都具有被动性，属于一种典型的司法权。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第一，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并非简单的追诉权。若将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都简单定位为追诉权，按行政效率原则应由一个机关行使，可为什么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要将同一种职权分别交给两个机关行使?第二，批捕权并非司法权。批捕权具有被动性并不意味着批捕权就一定属于司法权，法律监督权在某些情况下同样具有被动性，如纠正违法行为就属于被动监督。第三，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批捕权本质上都属于制约公权力的权力，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公诉权监督的对象是侦查权、审判权，并非公民个人。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的对象是行政权、审判权，批捕权监督的对象是侦查权。没有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批准逮捕权作为手段，检察机关根本不可能完成法律监督使命。
根据不同的视角，可对法律监督权进行不同的分类。从横向上看，法律监督权的内容包括对立法行为的监督权、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权和对审判行为的监督权，有学者把这种职权叫功能性职权。遗憾的是，由于我国人大的立法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几乎完全不受监督制约，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也仅限于部分警察权，对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充其量只算个间接监督——职务犯罪侦查和行政诉讼监督。从纵向上看，法律监督职能的内容应当包括知情权、程序动议权、违法纠正权和检察建议权等，有学者把这类职权叫结构性职权[11]。
1.知情权
知情权是一个宪法学概念，是一种公民权，其含义是指，“公民知晓、获取官方信息的自由与权利。”[12]作为法律监督的主体，检察机关有权知道、了解和掌握公权力运行过程。知情权是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基础，没有知情权，根本不可能进行法律监督。
2.程序动议权
程序动议权主要是指引起某项法律程序的启动或者终止的权力。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以程序动议为本质特征，对案件做出程序性处理，可以说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核心权力。无论是立案监督权、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还是公诉权，都包含有案件程序动议权。如，自行决定立案侦查、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提起公诉、不起诉、抗诉等权力都是检察机关程序动议权的具体化。
3.违法纠正权
当法律监督主体发现公共权力违反宪法、法律时，有权依法做出纠正，甚至启动责任追究程序。纠正违法行为和启动责任追究程序，是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效力的重要权力。在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民事审判监督、行政诉讼监督和行政执法监督等活动中，检察机关通过行使违法纠正权，才能有效地进行法律监督，确保国家公权力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4.检察建议权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通过纠正一般违法行为以实现预防犯罪、促进严格执法的非诉讼法律监督活动。有学者认为，检察建议权没有法律强制力和诉讼性，不属于法律监督职能范围。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不仅体现在纠正违法和制裁违法上，也体现在预防公权力滥用之上。
综上，法律监督职能就是指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的职能，其目的在于保证公共权力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防止其滥用和异化。法律监督职能的外延与检察职能的外延一样，包括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公诉职能和批捕职能等诉讼监督职能。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公诉职能和批捕职能的关系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应特别强调的是，我国的“法律监督职能”并非指“保证宪法、法律的统一实施的职能”，“保证宪法、法律的统一实施”是“一般监督”的范畴，是执政党和所有国家机关的共同任务，单凭检察机关是难以承载那么沉重的历史使命的。
三、我国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能大陆法系国家将检察官定位为法律的守护人，英美法系国家将检察权定位为追诉权，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但我国对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一种观点认为法律监督外延太大，检察机关难以承载法律监督的使命;另一种观点认为，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使检察机关的地位高于法院，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造成刑事审判中控辩双方地位严重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危及“既判力”原则[12]。对检察机关到底该如何进行职能定位?传统的观点有行政机关说、司法机关说、行政兼司法机关说，近来争论得比较激烈的有法律监督机关说、公诉机关说。
笔者认为，与其他学说相比，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是科学的、合理的，具体理由如下：
(一)“行政机关说”、“司法机关说”、“行政兼司法机关说”均存在重大理论缺陷
第一，上述观点的逻辑前提是错误的。行政机关说、司法机关说和行政兼司法机关说都是以“三权分立”理论为逻辑前提，似乎认为政府权力除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再无其他权力。第二，上述观点都不能完全解释清楚有些问题。就行政机关说而言，行政权本质上追求的是实体上的效率和效益，如政局稳定、经济增长等，但检察权维护的是一种法定程序，更注重程序的正当性;就司法机关说而言，司法权具有被动性，但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却兼具主动性和被动性。如发现违法行为属主动监督，而纠正违法行为则属于被动监督;就如行政兼司法机关说而言，其根本没有回答检察机关的定位问题。第三，上述观点都具有一定危险性。就司法机关说而言，职务犯罪侦查不符合司法权被动、中立等特点。行政机关说容易让检察权服从于行政权，检察官服从于政府首长，损害法治原则，容易使检察机关成为“君主耳目”、“鹰犬狗腿”。行政兼司法机关说可能使检察机关角色尴尬，长期处于争议漩涡，最后被彻底边缘化甚至取消。
(二)“公诉机关说”难以自圆其说
持“公诉机关说”观点的学者以陈卫东教授为代表，其主要理由是：检察机关是为适应公诉制度的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当今世界各法治国家都把检察机关定位为公诉机关，将其定位为公诉机关也是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陈教授的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检察机关不是为适应公诉制度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而是随着对警察权、审判权的控制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据四川大学万毅教授考察，检察官制度系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检察官在大陆法系国家有“启蒙之子”、“革命之子”的美誉，被定位为国家法律的“守护人”[13]。大陆法系国家建立检察官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废除当时的纠问诉讼制度，分化和制衡警察权、审判权。检察官的前身是国王代理人，虽然在其缘起阶段紧紧依附王权，但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检察权实现了由简单的统治工具向权力制衡的质的飞跃。正如陈卫东教授自己所说，“国家掌握追诉犯罪的主动权，但又不能让裁判机关同时握有追诉权，因此设置了专门的追诉机关”。德国当代刑事法大师骆克信(Rokin)指出，“创设检察官制度的最重要目的在于通过诉讼分权模式，让检察官节制法官，保障刑事司法权行使的客观性与正确性，并控制警察活动，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魇”。前联邦德国著名检察官华格纳亦指出，“检察官制度之创设，乃催生法治国并克服警察国之明显指标”[14]。
第二，“现代各法治国家都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公诉机关”这一理由没有说服力。只有英美法系国家将检察权定位为公诉权，大陆法系国家没有将检察官定位为公诉人，而是定位为法律的守护人，其主要职能是对警察权、审判权的双重控制。万毅教授认为，英美法系本无检察官制度，其检察官制度来源于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将检察权的基本功能定位为公诉权(检察、检察官的英文书写形式prosecution、prosecutor的本意是“起诉”、“公诉人”)，所以万毅教授认为英美法系的检察制度是被阉割的检察制度[14]。就是英国，其检察权也是从警察局分离出来的，明显带有分权制衡性质。况且我们学习借鉴外国法律制度并不需要照搬照抄。虽然除了俄罗斯以外没有哪个国家将检察机关明确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但那是因为政治体制不同。西方实行三权分立并相互制衡，检察权没有与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并列的空间，所以没有赋予其法律监督的历史使命，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检察长不用议会选举、罢免和他们的检察机关也不用向议会报告工作的原因。
第三，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公诉机关并非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据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贪污贿赂类违法犯罪案件数量、涉案人员、挽回损失数均呈迅速增长态势， 腐败案件数量平均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15]。据公开报道，中国目前约有4000多名贪官外逃，至少50亿美元(有报道显示为500亿美元)的资金被卷走。参见：2003年9月25日《南方周末》和2004年8月16日的《法制晚报》。对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和行贿指数(Bribe Perception Indicator)、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数(Control of Corruption)、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RC)指标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年鉴(WCY)指标进行综合分析，我国的廉洁程度在世界上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已属世界上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16]。显然，我国现代社会发展最需要的是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防止其腐败和异化，而并非强化公诉权。
第四，“公诉机关说”对很多问题都无法解释。如果检察权仅仅是一种追诉权，检察权的对象仅仅是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他能与行政权、审判权相提并论吗?还用得着提高到《宪法》的高度来进行职能定位吗?还用得着向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吗?检察长还用选举或罢免吗?警察机关、检察机关都具有追诉犯罪职责，为什么同一种工作要由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两个机关行使?按行政效率原则应将两者合并，但英美法系国家为什么却要让检察机关从警察机关系统分离出来?虽然英国号称是检察制度发源地，但直到1986年初，从中央到地方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检察系统，只是在总检察长下设立一个公诉官处，负责对重大疑难案件提起公诉，绝大多数刑事案件都是由警察局提起公诉，没有公诉律师处的地方则由警方私人开业的律师起诉。1985年，英国制定《追诉犯罪法》，检察机关独立于警察局，独立行使公诉职权。同样都是追诉机关，为什么我国对检察机关要用《宪法》来进行职能定位而对公安机关却未用《宪法》进行职能定位?显然，这些问题，用追诉权理论都是无法解释的。
(三)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1.法律监督机关之定位有其思想基础
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律监督职能研究一直笼罩着一层误解的迷雾，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和前苏联的法律监督制度是根据列宁的几句话建立起来的，没有理论根基，苏联解体后只有中国和俄罗斯在坚持这一实践。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在其晚年遗著《法律篇》里提出了监督权思想[17]。他指出，监督权是一种独立于行政权及其他国家权力的专司监督的权力，其内容包括对职务犯罪或者职务不当行为的查处权、停职审查权等。也许正是受柏拉图监督思想的启发，不少国家都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交给了检察机关。
2.法律监督机关之定位有其理论依据
现代系统论、控制论都可以为这种法律监督职能理论提供有力的支撑。按照控制论，任何一个管理系统，都必须构成一个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制约的连续封闭的回路，才能进行管理。这个封闭回路一般有四个元素：目标、决策机构、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18]。为了使系统能够有序地运行，设置独立的监督机构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以权力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异化。三权分立模式并不存在独立的监督权，这用控制论的观点看是有欠缺的。例如在美国的现实运作模式中，往往通过临时设立一些行使监督权的“特别检察官”、“独立检察官”来进行弥补，但这种弥补有天生缺陷。如独立检察官制度每五年就需要由总统提议并经联邦议会“再授权”才可存续，受政治的影响很大。一般来说，民主党人倾向于进行“再授权”使其变成“活法”，而共和党人倾向于不提议“再授权”而使其变成“死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法律监督制比三权分立制先进。当然，目前中国的现实操作中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其实是另有原因的。
3. 法律监督机关之定位能解释所有问题
(1)法律监督职能是否影响控辩双方平衡关系?笔者认为，这不是问题。第一，正如前面分析，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是平等关系，检察官并非“法官之上的法官”，因此不会破坏控辩双方的平衡关系，更不会影响“既判力”。第二，控辩平衡是相对的。就是英美法系实行当事人中心主义的对抗式诉讼模式，也难以真正做到控辩关系平衡。在英国，1986年以前，绝大多数刑事案件都由警察机关侦查并提起公诉，当事人就依靠一个辩护律师，能与公诉人抗衡吗?大陆法系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检察官有权监督法官，控辩双方地位就更不平衡了：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合署，检察机关又有权指挥警察，负有追诉犯罪的职责，一件刑事案件相当于由同一个“署”里的人负责侦查、起诉、审判，当事人能与之抗衡吗?从理论上讲，要彻底实现控辩平等，只能改公诉为自诉，把刑事案件民事化，让被害人自己去侦查，自己向法院起诉，但如果真实行这种制度，不是又回到了奴隶社会的私人追诉主义，国家还能控制犯罪吗?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理论上的困扰，主要原因是我们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以大陆法系的刑事诉讼法为骨架，但庭审模式上却简单地移置了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中心主义模式，是张冠李戴的结果。事实上，大陆的职权主义模式和英美的当事人中心主义模式在理念上区别非常大，有很多地方是相互排斥的。
(2)关于法律监督职能是否影响生效判决的“既判力”?以陈卫东教授为代表的不少学者认为，法律监督会影响“既判力”，影响司法终局原则，意思是对审判权不能监督。显然，这些观点是因为忘记了孟德斯鸠的忠告。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出现腐败，审判权也不例外。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曾强烈反对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进行法律监督，其主要理由是公权力介入私域，会破坏民事行政诉讼中原被告双方的平等关系，破坏司法公正。但最终的事实证明，不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破坏了司法公正，而是黄松有副院长利用了其手中的巨大权力和民事行政领域这一监督真空破坏了司法公正，大搞司法腐败。有趣的是，自从黄松有副院长在民事行政领域大搞司法腐败案曝光后，很少再听到法院系统的学者反对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进行法律监督的声音。笔者认为，生效判决的“既判力”是相对的，是针对正确的生效判决而言的。为了防止法官滥用审判权，必须设计一定的制度对其权力进行制约，否则就会出现司法腐败。如果判决确有错误，必须予以纠正。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判决都有审判监督权，都有上诉或抗诉权，不过具体名称不一样。就是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也可以在判决前针对法官适用法律问题(如排除非法证据所适用的法律)提出上诉。
(3)为什么我国的公诉权就属于法律监督职能而外国的公诉权不属于法律监督职能?为什么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就叫侦查权而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就属于法律监督权?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要思考，为什么大陆、英美两大法系都在赋予检察机关公诉权的同时不同程度地赋予其职务犯罪侦查权?这两种权的共性是什么?有同志说侦查权、公诉权都是追诉权。如果仅用追诉权来理解，虽然勉强回答了上面两个问题，但又会冒出许多新问题。如，警察机关、检察机关都具有追诉犯罪职责，为什么同一种职责要由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两个机关行使?按行政效率原则应将两者合并，但英美法系国家为什么要让检察机关从警察局分离出来?同样都是追诉机关，为什么我国对检察机关要用《宪法》来进行职能定位而对公安机关却未用《宪法》定位?可见，追诉机关说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其检察机关的公诉权、职务犯罪侦查权都是从法院的审判权和警察的刑事侦查权中分离出来的，都是控审分离、侦诉分离的结果，目的就是加强对行政权、侦查权、审判权等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无论中外，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都具有监督制约性质，不过，我国《宪法》把它明确定位为法律监督权，西方虽然没有明确将其定位为法律监督权，更没有上升到《宪法》的高度，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公诉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就没有制约公权力的性质。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之所以不能称为是法律监督职能，主要是因为其针对的是私权而不是公权力。
(4)谁来监督监督者?其实，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已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柏拉图认为可以通过审判监督、民众监督和制度设置对监督权进行监督。他说，无论多大的权力，只要这个权力的行使者不是说最后一句话的人，不是最后的拍板者，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权力也是受到监督和制约的，不可能是高高在上、无法无天的。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只是程序启动权，最终不是自己说了算，相对监督者的实体性权力被滥用的风险来说，检察机关滥用法律监督职能的风险要小得多。况且，法律监督职能与行政权、司法权平等，本身存在相互制约关系。再有，法律监督职能还受全国人大、执政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人民监督。按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人民是权力的最终来源，因此人民也是最终的监督者。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理解，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追问，谁来监督共产党，谁来监督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5)检察机关的执法属于司法还是行政执法? 有学者认为，执法只有行政执法和司法两种基本类型，检察机关的执法无法归类[19]。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逻辑前提是错误的，似乎认为政府权力除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再无其他权力。
四、我国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对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叫“分离说”，主张将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公诉职能、批捕职能分离。第二种观点叫“强化说”，主张进一步强化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公诉职能、批捕职能。“分离说”具体又分为三种：传统的观点主张将职务犯罪侦查职能、批捕职能划出去，围绕法律监督职能配置职权;以陈卫东教授为代表的持“公诉机关说”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监督职能与公诉职能矛盾，主张摘掉“法律监督机关”的帽子，以公诉职能为龙头配置职权。检察系统内部少数“动摇派”学者主张检察机关内部建立专门的法律监督机构。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分离说”均不可采信：一是“分离说”的逻辑前提是错误的。上述三种“分离说”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前提：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批捕职能和公诉职能冲突。事实上，从前面对法律监督职能的构成要件分析可以看出，职务犯罪侦查权、批捕权和公诉权的本质都是制约公共权力的权力，都属于法律监督权的范畴，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批捕职能和公诉职能是目的与手段、实质与内容的关系，因此，不存在分离的空间。二是“分离说”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从英美单纯的“公诉机关”提升为“法律监督机关”，是不断吸收分权制衡理论的合理内核和适当借鉴大陆法系对检察官职能定位的结果，是不断总结我国和前苏联实践经验的结果，是控制公共权力的需要，是历史的进步。如果再以公诉权为龙头配置检察权，不仅是盲目的西化，而且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三是若将“分离说”付诸实践，我国检察机关将难逃被彻底边缘化甚至被取消的命运。如果按第一种观点，将职务犯罪侦查权、批捕权划归其他机关，相当于砍掉了监督者的手。今天有人主张砍掉监督者的手，难保明天没有人主张堵住监督者的嘴。如果监督者的手被砍，嘴被堵，检察机关将彻底变成一个“站在旁边看”的机关，与一个摄像头没有任何区别，法律监督权将被彻底架空，即使看见公权力被滥用，也无能为力。党和政府会每年白白地浪费近200亿元人民币养着15万检察官“站在旁边看”?按第二种观点，摘掉“法律监督机关”的帽子，以公诉权为龙头配置检察权，则检察院最终会更名为公诉院(或追诉院)，批捕权甚至职务犯罪侦查权都会因明显不属于公诉权而被“名正言顺”地分离出去。按第三种观点，单独设置法律监督部门，则无疑会进一步强化那种认为法律监督职能与公诉职能、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相互排斥的错误认识，将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批捕职能、公诉职能分离的呼声会更高。
正如前面所分析，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是科学的、合理的。检察机关既然负有法律监督职责，就应享有法律监督职权，具有法律监督手段。无论是职务犯罪侦查权、批捕权还是公诉权，都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具体手段。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不能分离，只能强化。实践中，由于一些错误观点的影响，近年来，检察机关特别重视公诉职能的强化，而忽视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强化，因此对公共权力的制约软弱无力，职务犯罪越来越严重，检察机关离《宪法》的期待越来越远。因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应本着有利于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的原则，以对等式监督为模型，重点强化职务犯罪侦查职能。
(一)检察机关职权配置的理想模式
根据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不同，可设计为三种监督模式：第一种模式，法律监督者的权力低于被监督者的权力，即法律监督者只能提出纠正建议，而不能停止决定的执行，简称建议模式。第二种模式，法律监督者的权力与被监督者的权力相对等，在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居于平等地位，简称对等模式。第三种模式，法律监督者的权力高于被监督者的权力，即法律监督者认为被监督者违法执法时，有权停止被监督者的执法行为，并向违法者提出纠正，被监督者应当执行监督者的纠正决定。我国的法律监督模式只能设计为对等模式，否则就会出现公诉人在法庭上是否应起立、“谁来监督监督者”和“法律监督者地位优于监督对象，是否影响控辩双方的平衡关系，是否应当将公诉权与监督权分离”之类的问题。
(二)检察机关职权配置的战略重心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制约公权力的最有效手段，因此，检察体制改革应以强化职务犯罪侦查权为战略重点，配置检察权，提升法律监督效能。近年来，东亚法治国家和地区不断强化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最高检察机关带头侦办大、要案，如日本的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侦办首相田中角荣收受美国飞机制造商洛克希德公司巨额贿赂案、韩国大检察厅特侦部侦办前总统卢武铉涉嫌收受韩国制鞋企业泰光实业公司老板朴渊次贿赂案，检察机关名声鹊起，万毅教授称之为检察制度发展的东亚模式[19]。遗憾的是，在这些国家检察制度飞速发展时，我国近几年的检察制度改革则号错了脉、开错了方，不断强化了公诉权，却弱化了职务犯罪侦查权，职务犯罪查办越来越依附纪委，公权力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检察机关不断被边缘化。据2010年7月13日《新京报》报道，广东佛山市纪委正在研讨，准备让纪检监察机关和反贪局合署办公，他们认为职务犯罪侦查权归检察机关不合适。笔者认为，如果“合署办公”变成事实，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将很可能彻底丢失。柏拉图在其晚年遗著《法律篇》里就提出了监督权思想，他指出，监督权的本质就是对职务犯罪或者职务不当行为的查处权，按照这种思想，我国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查处是监督权的应有之义。无论是根据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的规定，还是两大法系的实践，检察机关都应具有职务犯罪侦查权。只有不断强化职务犯罪侦查权，检察机关对公权力的制约效果才会越来越好。
(三)检察机关职权配置的具体思路
1.功能性权力的配置
当前，我国对立法行为、抽象行政行为缺乏监督，对具体行政行为也限于间接监督——职务犯罪侦查权和行政诉讼监督权。这些公共权力理论上也存在滥用的可能，完全不受监督是不正常的。当前，行政执法违法、滥用职权、贪赃枉法等现象蔓延，损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公信力，这既是法律监督的真空地带，又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因此，首先，要加强对立法权、行政权的监督。一是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将立法行为、抽象行政行为纳入监督范围，赋予检察机关司法审查案件的程序启动权，对涉嫌违宪的立法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提起公诉，二是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加强对损坏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在职务犯罪侦查权方面，要建立健全举报制度、污点证人制度、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资产追回制度、缺席判决制度等。第三，在刑事诉讼监督方面也有待加强，如赋予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案件的监督权等。
2.结构性权力的配置
(1)知情权的配置
信息知情权没有保障，法律规定不明确，这是导致目前法律监督职能无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信息知情权的配置主要包括：在职务犯罪侦查权方面，将“初查”明确规定为刑事诉讼的法定程序，赋予检察机关在初查中的秘密调查权、技术侦查权;在刑事诉讼监督方面，将逮捕之外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纳入监督范围，建立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财产采取强制性措施移送检察机关备案或审查的制度，针对刑罚执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的同步监督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和监外执行应同步报送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监督方面，赋予检察机关调卷权、调查取证权、庭审参与权、再审结果知情权等具体权能。
(2)程序动议权的配置
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阶段可随时介入，发现侦查行为严重违法的，可以通知其停止。在审查起诉阶段，赋予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权，非法证据排除权等。当然，重点还是批捕权的配置。有学者指出，“检察机关没有批准或决定强制性措施的权力，这是世界性的趋势。在近10多年来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德国、法国等原本可以由检察机关行使强制措施批准权的国家都已经放弃了原来的做法，改由法官行使令状签发权”[20]。笔者认为，老搬西方的模式来否定检察机关的批捕权是没有说服力的。西方虽然由法院行使批捕权，但与其检警一体化机制有关，中国实行侦、控、审分离，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不但不是一家，而且检察机关肩负着制约警察权等公权力的使命，审查批捕是侦查监督最主要的手段，当然应由检察机关行使。西南政法大学高一飞教授认为“检察机关不应拥有没有任何第三方监督的侦查权”[20]。为了避免这种无谓的争议，笔者建议将职务犯罪侦查案件的审查批捕权交给法院，将职务犯罪的监督转化为外部监督。当前虽然由上级检察机关行使，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出现批捕权滥用的问题，但这毕竟是内部监督。
(3)违法处理权的配置
违法处理权没有保障，法律规定不明确，这是导致目前法律监督职能无力的又一主要原因。如侦查监督权，实践中，检察机关发出纠正通知或督促通知以后，被监督机关既不提出异议，也不执行，此时检察机关往往束手无策，这就是困扰检察机关多年的“纠正不理”问题，也是实践中法律监督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应明确规定，对于纠正既不执行，也不提异议的，检察机关应有权单方面纠正。如，对于通知立案而不立的，检察机关可以自行立案侦查。在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方面，也需要配置相应的违法处理权。如，对严重违法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之调查权、建议撤换行政执法人员权、提请同级人大撤换、罢免相关行政执法违法人员权等。JS
参考文献：
[1]张朝霞，等.论检察职权内部配置的基础与路径[J].政法论坛，2009，(1)：186-191.
[2]杨祥.关于法律监督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J].社会科学，1994，(9)：54-58.
[3]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J]. 法学研究， 2002，(2)：13-19.
[4]龙宗智. 检察官该不该起立——对庭审仪式的一种思考[J]. 法学，1997，(3)：44-45.
[5]郝银钟. 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合理论[J]. 环球法律评论，2004，(12)：445-450.
[6]贺卫方. 异哉所谓检察官起立问题者——与龙宗智先生商榷[J]. 法学，1997，(5)：58-60.
[7]王桂五. 人民检察制度概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15.
[8]孙国华，等.法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523-524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10]蒋德海.以法律监督为本质还是以控权为本质[J].河南社会科学，2011，(2)：10-15.
[11]林明枢. 从权力机构要素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配置[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2)：38-43.
[12]宋小卫. 论我国公民的知情权[J]. 法律科学，1994，(5)：14.
[13]万毅.一个尚未完成的机关：底限正义视野下的检察制度[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181.
[14]石少侠. 检察权要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172.
[15]何增科.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1)：22.
[16]胡鞍钢，过勇. 我国属于世界上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从国际视角看我国的腐败状况[R].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2001：71.
[17]曹呈宏.柏拉图的监督权思想及其启示[J].人民检察，2010，(3)：17-20.
[18]李曙光. 晚清职官法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12.
[19]工春连，等.论刑事法治视野中的检察权—由“检察官该不该起立”的法庭仪式引起的思考[J]. 党政干部学刊，2008，(3)：45-47.
[20]高一飞.从部门木位回归到基木理性——对检察机关职权配置的思考[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86-91.
作者：王昌奎 喻磊
一、当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弱化的表现立案监督力度不够。一是案源渠道不畅，立案监督线索不多。二是对立案监督案件的事实、证据过严。有的检察机关在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时，以事实、证据是否足以定罪批捕、提起公诉来决定是否对某一个案件实行立案监督。三是有的公安机关态度消极，对通知立案的案件"立而不查"的现象时有发生。四是被害人与检察机关认识有冲突时，检察机关是立还是不立，无所适从。如果被害人认为某案属于该立不立，而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该案不予立案是正确的，法律没有作具体规定，检察机关如何处理有一定难度。五是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案件监督，缺乏依据。侦查监督效果不明显。一是对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行为监督困难较大。二是对另案处理案件监督难。另案处理主要有两种情况：在逃和治安处罚。对"
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弱化原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监督理论体系还远未形成。目前的法律监督理论研究多致力于检察实践经验的总结，有的就理论而理论，使许多设想和原则流于理想层次，有的则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上，成为注释法律条文和具体实践的工具。当然，这些探讨和研究，也是我们所必需的，但法律监督作为当今最丰富、最具实践性和研究性的一项课题，由于缺乏基本的理论构架和引导，使其理论研究难以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这也是当前法律监督理论整体感不强、系统性不够，导致法律监督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立法过于原则、空泛。如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分别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范围只限于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监督，而且这种监督也只限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一形式。对于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生的"暗箱操作"却没有手段进监督、制约。再就目前相对完善的刑事诉讼监督来讲，虽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但监督范围及程序仍有诸多疏漏和缺陷。如在立案监督中，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在立案中发生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如果公安机关不予采纳、拒不纠正，检察机关如何处理，法律缺少规定。对通知立案而公安机关不立案的情形，法律也没有具体规定检察机关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缺乏刚性的保障措施。如检察机关提出的"立案监督"、"案件退查制度"、"不捕、撤诉跟踪"等，对侦查活动和侦查结果的监督措施，受到公安部门的冷遇;审判监督的"跟踪制度"、"备案制度"、"超期羁押人犯的检查制度"等，法院系统不接受。
自侦案件、批逮的监督问题。人民检察院除监督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侦查外，还负责刑讯逼供、徇私舞弊、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等案件的自行侦查工作。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缺乏监督，几乎不受外部力量的制约。虽然，审查逮捕部门和审查起诉部门间有一定的制约关系，但内部的制约监督流于形式，难于发挥实际效果，产生了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活动，但自己的侦查活动不受监督的怪现象⑤。另外，批捕行为由自己实施监督，自己监督自己，出现了监督的双向性。 庭审过程中的监督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开庭审理活动检察机关既是诉讼活动的参加者又是监督者。监督行为与出庭公诉行为合为一体，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都是不应允许的。
审查起诉、抗诉的监督问题。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主体，又同样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主体，处于一个系统之中，同一身份履行监督和起诉、抗诉职能，容易出现监督的双向性。, 减刑、假释等执行中监督的问题。执行行为也是法律监督中重要的一个环节，特别是司法实践中，有违法减刑、假释的现象，不断的减刑、假释实际上是将裁判权逐步的分化，现在的监督机制当中检察机关对执行中出现的问题缺乏监督力度，笔者认为，减刑和假释等执行行为应改由法律监督委员会实施专项监督。
现行职能配制的弊端在于检察机关权力种类多，职权分散，权力重点不明确，内部机构设置不合理。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意味着，检察机关应全面监督国家法律的实施，而实际上检察机关没有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检察机关拥有的监督权异常重要，责任重大。但现在检察机关权力运用不够，造成监督权行使无力，监督效果不佳的状况。笔者认为，在宪法规定的框架下，可以对检察机关的职能进行适当的调整改造。为改变现阶段检察机关监督权力行使无力的局面，防止监督的双向性，避免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系统中自己监督自己，我们将检察机关的职权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追诉权(侦查权，公诉、抗诉权)，另一部分是法律监督权。法律监督职能应该从追诉职能中独立出来，单列设置，可以考虑将这部分职能机构隶归人大履行监督权，负责对司法权进行全面监督。
检察机关权力中，追诉权无疑是关键的权力。笔者认为，追诉权应包括有侦查权、公诉权以及对一审判决的抗诉权。侦查权表现为追诉的准备，公诉权表现为国家追诉活动，抗诉表现为追诉任务的最终实现。从程序意义上来说，侦查是追诉的准备阶段，提起公诉是追诉的实施阶段，抗诉是追诉的实现完成阶段。侦查、公诉、抗诉都属国家追诉活动中的三个不同阶段，三种权力具有内容和性质上的一致性。
监督职能应与追诉职能相分离。监督权不得再处于刑事诉讼系统当中，自己监督自己的活动起不到监督效果。根据监督的双向性理论，监督职能必须单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应该从刑事诉讼系统中独立出来，建立专项监督体系。考虑到宪法的有关规定，检察机关可保持名称不变，但应实行职权分离。一部分检察机关称为追诉机关，属于刑事诉讼系统内的司法机关，行使追诉权(侦查权，公诉、抗诉权);另一部分检察机关则是专项监督机关，隶归人大专门行使法律监督职能，进行全面监督。 (1) 使监督机关与追诉机关相分离，虽然仍然称为检察机关，但两部分的分割使检察机关实质上分立为两大块。这样的分权设计避免了长期以来侦查、庭审中我国检察机关自己监督自己的尴尬局面，有利于充分发挥监督在刑事审判中的中心控制作用，也防止了检察机关处于刑事司法权的系统之中，产生自我监督的强双向制约互动关系。
(2)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法律监督职能位于刑事司法权系统之外，监督其他司法机关的诉讼行为，能够排除系统内的干扰，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监管了刑事诉讼活动的运作，防止监督的双向性，使刑事案件能做到公正审理。
权力分离后，检察机关的职能有了明确的定位：
(2) 一是追诉职能;二是法律监督职能。建立法律监督委员会，监督职能单列强化了检察机关职能特性，将不同性质的权力分属不同的机构，使监督机构全心力投入监督工作，有利于刑事案件的公正处理和监督行为的具体落实。从具体细节上来讲，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委员会的法律监督职能仍然是全方位的，包括侦查监督、公诉监督、庭审监督、执行监督以及对法院判决的个案监督和对生效判决的抗诉监督，唯一不同的是不去自己行使追诉、审判、抗诉、执行职能，他的法律监督是通过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完成监督职能，用法律手段控制刑事诉讼行为的产生、行使和运作。被监督者必须对监督机构负责。监督行为具有法律意义，产生特定的法律效果。侦查机关、追诉机关、审判机关和执行机关都必须无条件的对被监督事项做出相应的诉讼法律行为，这也体现了系统外监督的刑事诉讼结构特点。
(3) (3)符合双向制约的机能。把法律监督职能划出后，侦、控、辩、审、执形成多方制约关系，监督权则单独实施监督，实现了刑事诉讼监督与制约的双重机制。
3、具体的制度设计：
(1)追诉部门批捕和提起公诉的决定，必须报送检察机关内设的法律监督委员会接受其监督。法律监督委员会不同意批捕和提起公诉的，追诉机关可以报法律监督委员会的上级机关复议，上级法律监督委员会的决定，下级追诉部门必须执行;追诉机关不批准逮捕和不提起公诉的决定，如果法律监督委员会认为必须批逮或必须提起公诉的，追诉机关应当批逮或提起公诉。
(2)对于一审法院判决不服，追诉机关报法律监督委员会后，提起抗诉。法律监督委员会不同意抗诉的，追诉机关可以报上级法律监督委员会决定，上级法律监督委员会的决定下级委员会必须履行。法律监督委员会对本级法院一审判决不服，指定追诉机关抗诉的，追诉机关必须抗诉。
(3)对终审判决不服，当事人和追诉部门可以提请法律监督委员会进行案件监督，法律监督委员会认为案件存在错误，有权要求追诉部门抗诉，或者要求法院再审，法院不提起审的，法律监督委员会有权指令追诉部门提起审判监督抗诉。.
(4) (4)法律监督委员会在起诉和一审抗诉阶段对公诉的监督仅限于形式监督，只审查提起公诉和抗诉是否合乎法定条件，对案件进行程序性审查，在终审判决后的审判监督抗诉程序中才可行使事实审查和适用法律审查。我们把法律监督委员会的第一次介入称为程序介入或者是公诉行为监督介入。第二次介入才称为实质介入或者是审判监督介入。法律监督委员会只有在终审判决后才可启动实质性的监督介入。这样，使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由前往后自始至终受到系统外的独立监督机构的监督。第一次介入使庭审活动依法进行，有利于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运作，第二次介入对终审判决进行审判监督，为案件的查清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提供救济手段。法院对于审判监督抗诉必须启动审判程序，开庭审理。
(5)法律监督委员会单列设置，形成公、检、法、司互相牵制，追诉权、裁判权、行刑权权力分立，彼此都有对抗其它部门的合法手段的双向制约、单方监督的刑事诉讼制约机制。
综上所述，监督的双向性理论表明，监督机构只有从刑事诉讼系统中独立才能行使好监督权，才可避免出现刑事诉讼系统中内部监督和自己监督自己的尴尬场面。只有保障了监督独立和让监督权发挥实际作用效果，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执行权才会依法正确行使，我们的司法机关也才不会被外来力量所腐蚀，检察机关才能得到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尊重和信赖。
考号： 姓名：翟星云
内容提要：
当前，我国检察权的配置有其合理性和 科学 性，但学界对检察权配置的现状尚存在一些质疑。认真研究并优化检察权的配置，以进一步促进检察机关更好地发挥 法律 监督职能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检察权的定位、配置现状以及被质疑的焦点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检察权配置的立法构想，以供大家商榷。
关键词： 法律监督 检察权 优化配置
检察权的优化配置是当前检察制度改革和 发展 的重要课题。检察权的配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检察机关能否充分发挥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对于检察权配置问题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一直争论不休，先后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都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拟从决定和制约检察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出发，论证检察权与法律监督职能的关系，剖析我国检察权的配置现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在立法上对检察权进行优化配置，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一、检察权配置的基础在于法律监督职能
检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检察权的性质、内容及其配置并不全然相同。准确定位我国的检察权制度是规范检察权配置的基础，检察权配置中的重大问题都是以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为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展开的。因此，在研究检察权的配置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检察权进行界定。研究当代 中国 的检察权，不能抛开中国检察权的 历史 渊源，割裂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不能脱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国社会条件。笔者认为，我国的检察权是依据宪法和法律，由国家检察机关独立行使的专有权，是以国家名义公诉一切犯罪，以查处特定主体犯罪，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使命，并与国家审判权相对应、与带有司法程序性的权能相匹配，以制约、制衡为主要功效的独立权种。法律监督是检察权的本质属性，而检察权的配置的根本依据在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一)从检察权的产生和发展来看，检察权的本原是一种监督权，诉讼监督是检察权与生俱来的品质。
检察权萌芽于欧洲封建社会中期，最早诞生于法国。12世纪时，法国领主权力很大，国王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为加强中央集权，国王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设立国王代理人。国王代理人在代理国王处理私人事务的同时，还负有在地方领主的土地上监督国王法律实施的职责。这种国王代理人，即为以后的检察官。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法国，检察权自产生之日起就承担有类似于 现代 的法律监督权。随着检察权的不断发展，如今法国最高检察长的主要职责是“对国家整体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法国检察机关除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起诉、支持公诉和指挥刑事裁判的执行等职能外，还对户政官员、私立 教育 机构等行使广泛的监督权。与法国如出一辙的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检察权的规定也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德国检察机关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监督和保证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职能，除对刑事诉讼的侦查、审判、执行负有广泛监督权以外，对律师执法活动的合法性，也负有一定的监督职责。”
(二)从法理学 角度分析，检察权应定位于以法律监督为本质属性的独立的国家权。 我国现行的检察制度脱胎于前苏联,前苏联检察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并享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由于受到前苏联检察制度模式的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也呈现出上述结构特征,而这也正是最为国内学者所诟病之处。但是,客观地讲,前苏联的检察制度虽然在检察官权限上有所扩张,但并未背离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角色的基本定位。即便是将检察权定位为一种法律监督权,也只是对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作为“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功能的一种强化，它所反映出的检察官作为“法律守护人”、“民权保护者”维护法制统
一、保障公民****的愿望与理想仍然是值得理解与尊重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与“三权分立”截然不同的政体构成了我国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基石，它是研究我国现行政治、法律制度的基本前提和逻辑起点，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坐标原点。[10]结合我国的宪政体制，既不用在“三权分立”的框架内苦苦寻找我国检察权的定位，也不能用狭义的司法理念去衡量检察权的属性，非要争个行政权或司法权的归属。一些论者认为，应当将检察权中性地界定为“法律规定的由检察院行使的职权”。人们当然不能从这种同义反复的检察权定义中挑出什么毛病。不过，理论上难以回避的问题是，由检察院行使的林林总总的职权之间有些什么内在的联系?立法者配置这些权力的目的和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内涵只能秘而不宣?对我国的检察权的性质，笔者倾向于作如下阐述：我国检察权是在法治发展进程中，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本国实际逐渐演化和形成的一种权力，是在我国独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种独立的权能，其本质属性是法律监督，同时兼有司法属性与行政属性。因此，我们对检察权的认识应当立足于法律监督，在此前提下，看待存在的问题，解决存在的问题，这也是符合检察制度的发展 规律 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的。
(三)从检察权的法律渊源看，检察权的各项权能具有法律监督属性。
对于检察机关所行使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等具体检察权能的性质，学界一直争议不断。一些人认为，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与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不相契合，因为侦查本身不是法律监督，而是法律监督的对象，如果检察机关自己搞职务犯罪侦查，又自己搞监督，那么，这种自己监督自己的制度设计“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原则。[11]还有学者主张，
2 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公诉，检察权在本质上主要表现为公诉权，以公诉权为基本内容的检察权在本质属性和终极意义上应属于行政权，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权力都是具体的诉讼程序性权力，与所谓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权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12]笔者认为，且不论检察权的监督属性是世界各国检察制度的共同特点，仅从我国检察权的法律规定来看，我国检察机关所行使的侦查权、公诉权等职权的法律监督属性是不容怀疑和否定的。
在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构成了我国检察权的立法渊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国检察权包括：(1)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法律及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2)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3)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不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4)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5)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6)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7)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生效行政诉讼判决、裁定，提出抗诉。从以上规定能够看出，检察权可以概括为侦查权、公诉权、诉讼监督权等三项基本权能。这三项基本权能从性质上体现了检察机关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代表国家实施法律监督。其中侦查权、诉讼监督权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情况的监督，而公诉权则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公民遵守法律情况的监督。检察机关通过行使上述职权担任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之间构成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从而达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政权体系的平衡，并且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对犯罪行为实行公诉，以维护国家政权和社会的稳定。这些具体职能都被视为检察权的合理延伸，都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所必需的，并内在地统一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换句话说，我国检察权的配置，是基于对法律监督职能的全面认识，特别是对职务犯罪侦查和公诉职能的法律监督性质的肯定。我国检察机关的各项职能统一于法律监督的框架之下，并不具有不可融合于一体的对立关系。
二、检察权的配置现状制约了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
(一)现行检察权制度，在宏观上强化了检察权的地位，在微观上和实践中却有削弱检察权能的趋势。
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检察权制度的规定集中体现于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中。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颁布实施，到现行适用的1982年宪法及1983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中，有关检察权制度的规定体现出了宏观上加强而微观上削弱的特征。自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次确认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后，1982年的宪法中也明
3 文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在宏观上提高、强化了检察机关的国家法律地位，从国家根本法的角度第一次公开确认和肯定了检察机关所承担的权力中具有法律监督权的内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也肯定了检察机关所行使的职权具有司法监督权的性质。这样，有关检察权的规定获得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表明检察机关所行使的检察权中包含有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双重内容。然而，从现行法律中有关检察权的规定来看，现行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较之于过去削弱了检察权的一些基本内容。表现在：取消了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一般监督权与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监督权，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提起和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权力被取消。虽然在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中写进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具有事后抗诉权等程序性条款，但由于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实体性职权条款，加之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过于模糊，可操作性差，导致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司法的参与及监督工作难以开展。我国检察机关现行职权中主要保留了刑事司法监督权及以侦查、公诉为核心的公诉职能。由此形成了我国现阶段检察机关职能上的“刑强民弱”的局面。
(二)我国检察权在配置模式上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限制了检察权整体效能的发挥。 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权能配置缺乏平衡性和连续性。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种法律监督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而实际上，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检察权配置上是相当不平衡的。这集中表现在检察监督对诉中程序最重视、诉前程序次之，而对诉后程序的监督则相对薄弱。第二，检察权的独立裁量原则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一些非制度化、非正当性因素的介入常常左右整个案件的处理，独立的检察裁量权并未真正确立。检察权的某些权项的法律效力不明显，硬性规定不够。如，检察建议必然引起的调查、整改等法律行为后果的强制性不足，缺乏法律依据和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从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权往往往受制于行政权，诸如核定人员编制、财政拨付经费、人员准入审核权等不是由立法机关管辖而是由政府加以控制。与此同时，检察权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化问题，检察长和检察官的产生、任命等基本由地方控制，法律所规定的检察一体化管理模式难以实现。第三，检察权能划分不科学、不周密，缺乏整体规划性。部分领域检察权行使不到位的现象，如在刑事案件诉讼中，国有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检察权如何行使，公诉部门在司法实践中很少运用;又如对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民事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诉，但如何提起，由哪个部门来提起，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凡此种种，导致检察机关在具体行使检察权能时往往无所适从。
(三)法律授权的监督手段不能适应法律监督的需要，以致检察机关的实际职权与法律监督的应有职权之间存在矛盾。
1、立案监督权软弱无力，监督工作难以到位。《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规定了公安机关必须接受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如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和“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的职权，但公安机关如果坚持不说明立案理由或者以虚假理由、不充分理由加以长期搁置、立而不侦、拖延立案时间，检察机关在法律程序上就没有进一步的措施了。这种监督方式的效果，在实践中几乎完全取决于公安机关对立案监督的认可程度。
2、审查批捕监督权缺乏权威性，监督工作苍白无力。一是对公安机关随意变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或不批准逮捕决定的行为没有监督措施。《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34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对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时，应当通知原批捕的人民检察院。但在实践中，经常出现将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后不通知或不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的情况，以至于有的案件在提起公诉时，检察人员去看守所提审时找不到被告人。二是对公安机关不切实执行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决定的行为没有制止手段。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准备作劳动教养、治安处罚的，往往不会立即释放，而是继续关押在看守所直至行政处理决定作出。针对这些情况，检察机关虽然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及有关规定提出纠正意见，但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保障措施，当公安机关不接受纠正意见时，检察机关往往无计可施，因而监督工作苍白无力。
3、刑事审判监督权有弱化的趋势，纠正不易。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中违反诉讼程序的情况，有权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并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有提起抗诉的权力。但由于刑法分则中规定的量刑幅度往往过大，为法官留下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实践中，各级、各地法院量刑尺度把握不一，甚至有同一个法院不同法官、同一法官不同时期在同类案件量刑中不一致、不平衡的现象发生。对这种量刑尺度不一，显失公平的情况，检察机关难以及时有效的监督纠正。
4、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权没有保障，实际运作步履艰难。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有权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在民事审判监督和行政审判监督中应该享有哪些具体权力及依照何种程序行使这些权力，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在审级、调卷、再审出庭、审理期限、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产生争议。由于缺乏明确的操作规范，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案件抗诉工作在实际运作中受到强有力的司法抵抗，并表现为法院不为检察机关抗诉创造诸如阅卷等条件，对检察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置之不理等等。这种空洞的监督方式由于不具备约束力而完全可能成为无意义的“空气振动”，[14]以至于法律赋予的监督权的行使权限完全取决于有关法院的认可程度。
三、检察权的优化配置应体现 法律 监督的应有要求
(一)关于宪法对检察权配置的优化构想
5 现行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只用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一句话进行概括，条文虽然明确了检察机关的定位和性质，但对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特点的检察权的范围等内容却缺少具体的规定，似显不足。从近年来对检察权的争论及检察活动实践来看，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虽然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并不是一个同等的概念。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决定了检察权的最终配置内容。笔者大胆设想，现行宪法在第三章国家机构中既然能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国务院的具体权力进行细化规定，为什么不能对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和人民法院的司法权进一步细化规定呢?建议宪法以修正案的形式对检察权的权力配置内容进一步细化，以解决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同时达到对检察权的统
一、正确的理解和实施。
(二)关于三大诉讼法对检察权配置的优化构想
1、公诉权的强化
对公诉权，应适当扩大起诉裁量权，充分发挥其在程序中的分流功能，以实现诉讼 经济 的目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三种不起诉，即绝对(法定)不起诉、相对(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其中，相对不起诉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免予起诉的重大修改和完善，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相对不起诉的范围过窄，仅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就我国打击刑事犯罪的客观形势来讲，面临着犯罪数量不断增长的现实问题。为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有必要通过扩大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达到在现有司法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能够处理更多的刑事案件，而且这也是与当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适应的。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完善适当扩大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范围。只要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已经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而为被害人谅解、或者适用不起诉不至于引起不良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或者当公共利益优于对犯罪追诉之必要时，检察机关均可以作出不起诉处理。
2、侦查权的强化
对于检察机关是不是应该有侦查权法学界众说纷纭，“如有学者主张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从检察机关剥离出来，认为取消检察机关现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更有利于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责;也有学者主张在检察机关现有的侦查权限基础上再赋予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权限，以加强检察机关现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还有学者主张检警一体化、检察机关代位侦查权等，认为检察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领导等。”[19]笔者认为，“取消检察机关现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更有利于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这是没有认识到权力运行的一般特点的缘故，因为侦查权是职务犯罪监督的发现权，没有发现权的职务犯罪监督权实际上是不可能运行的，拥有侦查权就是拥有职务犯罪发现权，就是保证职务犯罪监督权要素的完整，取消侦查权实际上等于取消职务犯罪监督权，这种专门的法律监督权都被取消了，还谈何“更有利于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
6 责”。至于检察机关目前的反腐惩贪工作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正是检察改革所必须解决而且也能够解决的问题。为避免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滥用，就要求立法中要充分考虑如何对自侦案件进行有效的监督。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实行的是“侦捕诉一体化”，实行内部监督有时碍于情面，会流于形式，必然显得苍白无力。所以，对于自侦案件仅有内部监督是不够的，必须从立法上考虑完善外部监督。建议在刑诉法中增设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进行外部监督的条款，以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的人才资源优势和业已形成的社会知名优势。同时还应考虑到职务犯罪不同于普通犯罪的特点，刑诉法修改有必要增加监听、监控、密拍等技术侦查措施以及特情、耳目、卧底、控制下交付等特殊侦查措施，为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建立特殊侦查体系提供立法上的保障。
(三)关于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权配置的优化构想
现行检察院组织法颁布已二十多年，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有些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修订和完善检察院组织法已显得非常必要。在检察权配置方面，笔者建议以宪法为基础作以下修改：一方面，在总则中除对检察机关的法律定位进行明确的表述外，还要对与检察机关法律定位紧密相连的检察权的性质以及其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进行表述，另一方面在五项具体检察权配置的基础上，对检察机关现在正在行使的立案监督权、起诉裁量权、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检察建议权等权能进一步明确规定。 结语
现在有许多学者动辄用西方“三权分立”模式来衡量我国的检察权配置，从西方发达的司法文明成果的现状去推倒司法制度的痼疾，因而有了检察权分割审判权、侵犯司法权之说。有论者甚至提出将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合并，把反贪局独立为廉政公署。这种美国模式、香港模式，在中国能否真正本土化?殊不知，西方 现代 发达的司法文明成果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耗费了几个世纪的打磨、揉合、移殖的结果。而我国检察权的 发展 历史 也不过50多年，而且其中有还有10年是一片空白的现状。对于权力的配置，从来就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权力配置是否科学合理，落实到最后，也是最明显的检验，就是看其运行的模式是否有效。从现在我国宪法及法律对检察权的配置现状来看，总体是合理和科学的，但也有不足之处。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往往不是合理的就是可行的，而是可行的才是合理的。抛开现有的检察制度，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东西，绝不是科学的态度。在对我国检察权配置予以肯定的基础上，从立法的角度不断优化检察权的配置，才是检察改革路径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
刘卉：《在监督与制衡中合理配置检察权》，载于 http:// 。
7 周鸿富等：《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制度设计》，载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中国检察官协会编《法律监督与公平正义》，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王然冀着：《当代中国检察学》，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中国检察考察团：《德国的检察制度》，载《人民检察》1994年第11期。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万毅：《检察学研究要在争鸣中寻求共识》，载于《法学》2007年第9期。 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17页。
吴国贵：《我国检察权之独立法权属性再探讨——从法 理学 权力维度考察》，载于正义网，2005年1月10日。
刘竹冬：《国家权力配置与检察权定位分析》，引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10] 柴春元：《法律监督是人大制度下的独立权能——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理论研讨会综述》，《人民检察》2002年9期第31页。
[11]蔡定剑：《司法改革中检察职能的转变》，载《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1期，第26页。 [12]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3]龙宗智：《检察制度教程》，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
[14]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视角下的检察机关审判监督问题》，《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4年第6期，第49页。
[15]刘海亮着：《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完善职权划分 清晰角色边界》，载于何家弘、胡锦光主编《法律人才与司法改革：中日法学家的对话》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16]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研究》(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1995年版，第530页。 [17]孙季萍着：《法律监督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孙谦、肖宏：《当代着名法学家王桂五检察理论观点述评》，载孙谦、张智辉主编的《检察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19]姜南：《检察机关侦查权配置模式的几点思考》，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执行难”、“执行乱”一直是困扰民事执行工作的症结。目前，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无疑是促进民事执行工作的一种有效方式。
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工作的法律监督必须有一定的范围，而在相关法律还不明确的情况下，监督范围可限定在以下几方面:民事执行严重违反程序的;执行不当，比如严重的低价评估，造成恶劣影响的，给当事人造成财产损害的;不作为，给国家、社会造成很大损失的;对人身损害赔偿、家庭财产案件的执行，没有很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
目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尚处于探索阶段，结合我国民事执行的司法实践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可遵循如下程序:
(一)对民事执行程序中法院作出的错误裁定，检察机关有权进行抗诉监督。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明确规定，检察院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十四种情形之一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抗诉。这里的判决、裁定不仅包括审判程序中的裁判文书，还应包括执行程序中所作的各种裁定。特别是，这些裁定是一裁终局，不允许当事人上诉或提出复议，一旦发生错误，就会给当事人或案外人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允许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不仅为当事人提供了一条有效救济途径，同时也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立法精神。
(二)对于不能抗诉或不宜抗诉的执行违法行为，检察机关有权通过发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形式要求法院予以纠正。笔者认为应将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作为一种法定监督手段在民事诉讼法中进行规定，明确其使用范围及使用程序，要求法院必须进行回复，如不采纳必须详细说明具体理由，以及没有正当理由拒不采纳和纠正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三)对于执行人员在执行中贪污受贿、侵占和挪用执行款物等可能追究刑事责任的，由检察机关直接立案调查。经调查，仅构成一般违纪的，将调查处理情况交由纪检或人事部门处理。
2006年08月23日 16时14分 6
包头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条例
(2006年3月13日包头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06年6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促进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执行机关的执法活动以及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活动实施的监督，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工作以及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活动应当依法进行，并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可以通过调查、审阅案卷、受理申诉等活动对案件进行监督，有关机关应当配合。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应当以提出抗诉、纠正意见和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违法行为的，应当通知被监督机关纠正;被监督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
被监督机关对纠正意见有异议，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向提出纠正意见的人民检察院说明理由，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七日内作出答复。
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纠正意见不被接受的，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依法履行相关程序进行监督。
第二章 对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
第七条 侦查机关应当按季度将刑事案件的发案、立案、破案、撤案等方面的数据及有关情况通报同级人民检察院。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侦查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侦查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侦查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侦查机关应当在收到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七日内书面说明不立案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侦查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机关应当在收到通知立案书十五日内立案。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介入下列案件的侦查活动：
(一)重大、疑难、复杂或者影响大的案件;
(二)通知侦查机关立案的案件;
(三)自行发现或者当事人反映侦查人员违法的案件。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活动中的下列行为，应当依法提
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诱供的;
(二)对被害人、证人用体罚、威胁、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
(三)伪造、隐匿、销毁、调换或者私自涂改证据的;
(四)徇私舞弊、放纵、包庇犯罪嫌疑人的;
(五)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
(六)在侦查活动中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的;
(七)在侦查过程中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
(八)贪污、挪用、调换所扣押、冻结的款物及其孳息的;
(九)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规定的;
(十)违反羁押和办案期限规定的。
第三章 对审判机关审判活动的监督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对审判活动中下列违反审理程序的行为，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受理案件违反管辖规定的;
(二)审理案件违反法定审理和送达期限的;
(三)法庭审理案件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法庭组成人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五)侵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的;
(六)法庭审理时对有关程序问题所作的决定违反法律规定的;
(七)违反证据审核认定规定的;
(八)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审理程序的行为。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的下列行为，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影响案件主要事实认定的证据，申请人民法院收集或者调取有关证据，审判人员故意不予收集或者调取的;
(二)依职权应当对影响案件主要事实认定的证据进行调查、鉴定、勘验，或者依当事人申请应当采取证据保全措施而不作为的;
(三)涂改、隐匿、伪造、偷换或者故意损毁证据材料，指使、支持、授意他人作伪证或者以威胁、利诱方式收集证据的;
(四)接收证据材料，不出具证据收据的;
(五)依法应当开庭审理而未开庭就作出裁判的;
(六)不符合缺席判决条件而缺席判决的;不符合公告送达条件而公告送达的;
(七)调解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和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的;
(八)民事、行政审判中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判决、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一)认定事实或者采信证据错误，导致定性或者量刑明显不当的;
(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导致罪刑不相适应，量刑明显不当的;
(三)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影响公正判决或者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案件审理期间，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影响公正判决或者裁定的。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一)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和行政判决、裁定执行中的下列行为，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民事和行政判决、裁定生效后依当事人申请不在法定期限内执行的;
(二)违反法定程序执行的;
(三)违法执行第三人或者案外人财产的;
(四)重复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财产的;
(五)超标的查封、冻结、扣押、变卖被执行财产的;
(六)鉴定、评估、变卖被执行财产时，指使有关部门压低或者抬高价格的;
(七)违反法律规定，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执行的;
(八)贪污、挪用执行款物尚不构成犯罪的;
(九)执行中的其它违法行为。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可以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应当及时与人民法院协商，要求列席。
人民法院认为需要人民检察院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应当邀请列席。
第四章 对执行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
第十八条 刑罚执行机关拟提出减刑、假释意见的，应当在报请人民法院前十日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十日内将审查意见告知刑罚执行机关。
人民检察院认为刑罚执行机关的减刑、假释的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符合法律规定而未拟呈报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对刑罚执行活动中的下列行为，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死刑执行活动违反法律规定的;
(二)收押罪犯违反法律规定的;
(三)释放刑满人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四)没有严格执行收押罪犯分管分押的制度和规定的;
(五)使用武器、械具、禁闭处罚不合法的;
(六)暂予监外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第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看守所监管活动中的下列行为，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收押、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二)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过法定期限而未报告的;
(三)违法使用械具或者殴打、体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尚未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伤害的;
(四)利用职务之便为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传递信息或者私自安排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亲友或者其他人会见的;
(五)被判处有期徒刑，余刑在一年以上，应当交付执行而留所执行的;
(六)留所执行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而保外就医的。
第二十一条 执行机关在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拘役、缓刑、罚金、没收财产判决以及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裁定时，应当将监管和考察等材料报同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二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有下列行为，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公安机关对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执行期满没有通知本人和公开宣布解除管制或者恢复政治权利的;
(二)人民法院对罪犯判处罚金、没收财产的，没有依法予以执行，或者执行不当、没收的财物未及时上交国库的;
(三)公安机关对被判处拘役、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未落实监督管理和考察措施的;
(四)执行机关怠于履行职责或者违法执行的。
第二十三条 劳动教养执行机关收容劳动教养人员后，应当在三日内通知人民检察院。对劳动教养人员提前解教、减期、延期、所外执行、所外就医的，应当提前七日将有关材料抄送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对劳动教养机关管理、教育活动中的下列行为，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接收劳动教养人员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法定手续不全的;
(二)劳动教养决定执行的变更不符合法定条件和手续的;
(三)所外执行和所外就医不符合规定的;
(四)解除劳动教养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五)对劳动教养人员打骂、体罚、虐待、侮辱人格的;
(六)管理教育活动中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章 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活动的监督
第二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作出移送决定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按照管辖规定移送。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的同时向同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二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中的下列行为，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办理程序不合法、超期限移送的;
(二)没有妥善保存与涉案有关的证据材料的;
(三)违法拒绝移交涉案物品或者隐匿有关证据，私分、销毁涉案物品的;
(四)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中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二十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移送而不移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行政执法机关仍不移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情况书面通知侦查机关。
第二十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不因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行为而停止。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被监督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法活动中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致使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造成后果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或者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对被监督机关的违法办案责任人，应当根据其违法事实、法定职责和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由人民检察院建议被监督机关追究相应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法办案责任人的行为造成国家赔偿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向责任人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第三十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于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侦查机关不立案侦查，发现后应当通知侦查机关立案未通知的;
(二)对于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未提出的;
(三)对于审判活动中违反审理程序的行为，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未提出的;
(四)对于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应当依法提请或者提出抗诉而不提请或者不提出抗诉的;
(五)对于刑罚执行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未提出的;
(六)违反法定监督程序，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七)其他违反法律监督职责的行为。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区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落实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各位委员：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作出了《关于区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情况的审议意见》(仑人办〔2007〕33号文件)。我院按照《审议意见》要求，进一步落实了接受区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各项工作，现将相关工作情况报那一世小说网 http://告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自觉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意识
近年来，我院在诉讼活动和具体案件审理中，自觉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意识在不断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诉讼活动中的某些环节或者个别案件的承办法官，接受监督的意识仍然不强，在去年我院的工作自查和区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座谈调研中，也发现了个别干警对接受检察监督工作认识模糊、意识薄弱、工作抵触等问题。为此，根据区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进一步增强被监督部门自觉接受检察院法律监督意识”的审议意见要求，我院着重强化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强化宪法和法律意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我国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一切司法、执法人员都应忠于宪法、服从法律。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履行审判职能，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主动自觉地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二是强化学习和教育。区人大常委会提出审议意见后，我院院党组在去年10月上旬召开专题会议，专门研究了加强审判监督的各项工作，并要求分管院长专门召集分管庭室特别是审监庭、刑庭等职能部门全体法官深入分析、查找原因，克服思想认识偏差，强化接受监督意识，坚决摈弃错误观念，正确处理好法律监督和审判工作的关系。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开展的法律监督，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而言，既是监督，也是支持，更是维护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的重要保障。也只有加强与检察机关的沟通和联系，主动协调，多交换意见，相互支持与配合，才能更好地处理好司法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公正地审理好各类案件。
二、坚持司法原则，进一步提升检察院抗诉案件的审判质量
去年审议工作开展以来，我院进一步加强了对检察院抗诉案件的审理工作，共受理了检察院抗诉案件7件，其中民事案件6件，刑事案件1件，已办结民事案件4件，2件维持原判，2件依法作了改判，目前该4件案件因一方当事人提出上诉，已进入二审程序，检察院抗诉的1件刑事案件二审也正在审理当中。为确保抗诉案件的审判质量，维护司法权威，我院主要做到：一是坚持有错必纠原则。对于抗诉案件，我院严格把握程序适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关，坚持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该改判的坚决改判，不该改判的依法予以维持。在已办结4件案件中，申诉人周杰与俞祖浩、徐丽平民间借货纠纷案，原审承办人对夫妻存续期间一方所负债务没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属适用法律错误，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后，我院依法作了改判;申诉人胡孟伟与励开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我院也部分采纳了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意见，作了部分改判。同时，对于申诉人潘贤夫、唐永兴诉小港街道兴岙村经济合作社给付人口股、农龄股股权纠纷的两件案件，经再审，我院认为农村经济合作社“资产量化及分配”过程中形成的社员和合作社之间的纠纷，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因此依法维持了原审作出的不予受理的裁定。二是进一步强化审理规范。在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审理中，我院与区检察院在案卷移交、抗诉书送达、开庭前期准备等环节作了具体规范，确保抗诉案件的审理进度，提高办案效率。针对当事人的主要诉讼请求以及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理由，在法院调查与辩论阶段，着重解决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集中力量化解主要矛盾，确保案件质量。庭审中，则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以及庭审的质证、认证，全面审核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三是加强自身建设，充实审判监督力量。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两院”工作的文件精神为契机，去年在区委和区人大的有力支持下，我院解决了审监庭庭长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的问题，同时，优化了人员配备，从去年面向全国法院选调的4名法官中，挑选一名优秀法官从事审判监督工作，增强了审监庭的力量配备。
三、尝试制度创新，积极落实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
落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是我院提出的进一步强化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要举措，区人大常委会对此在审议中予以充分肯定，也提出了落实相关工作的明确要求。为此，我院与区检察院积极落实审议意见要求，在充分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的暂行规定》，建立了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机制和制度。这一制度的落实和实施，必将拓展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更好地发挥好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增强审判委员会的工作透明度，确保人民法院依法、公正、高效
人罪 带着军队玩穿越 都市全异能大师 步步生莲 一剑惊仙 重生之官道 http://
推荐阅读：
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09-16
检察机关司法鉴定09-19
公安机关移交检察院06-01
检察机关档案工作计划09-21
检察机关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经验材料09-20
当前检察机关党建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09-29
检察院侦查监督科长竞聘演讲稿06-29
公安机关执法监督机制07-20
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室先进集体事迹材料09-09
日本检察制度0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