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调查报告

检察院调查报告（共8篇）

检察院调查报告 篇1

调查题目：关于检察工作的一点思考

调查方式：访问相关人员

调查者：

调查目标：了解检查工作，巩固专业知识

调查摘要：检察工作在打击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检察系统在权力系统中的位臵，检察系统的发展和展望

调查报告正文：今年暑假很荣幸在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实习，短短一个月的实习时间里我学习到了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在此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采访了一些院里的老师，并和同学们进行了探讨，对检察工作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众所周知检察院在司法系统中的处在监督者的位子，他拥有公安系统和法院双重的“性格”，一方面内部是垂直领导的体制，这一点和公安系统相似，而且可以自行侦查职务犯罪，承担了一部分的侦查职能，另一方面他的设立同法院更为接近，有几级法院就有几级检察院，每一级有几个法院就有几个检察院，在法院开庭时会有相对应的检察院以公诉人的身份出庭提起公诉，比如说我们是第五分院，那么我们出庭庭时就必须由五中院的人主持，即必须由五中院受理，即使在基层法院开庭也必须由五中院来主持开庭，这种对应关系说明了检察院和法院的联系有多么紧密。在法院会设立审判委员会在检察院里便有一个类似的机构检察委员会，职能也类似都是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讨论。而在兼有二者特点的同时检察院还有自己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他的监督职能上，以及承担公诉人的职能上（当然，公安机关可以提出起诉意见，并不代表它拥有提起公诉的职能，而公安机关的可以预审这一点则真正带有审判职能的特点了）。检察院的监督职能分为几个方面：一个是法律监督，即对于法院公安机关在适用法律时是否合理合法，是否符合程序进行监督，在西方的司法系统中注重程序公正，有“迟来的正义不再是正义”的法谚，而在我国对程序公正的重视程度不如西方，当然这一点我们有值得向西方学习的地方。在我国司法系统在受理案件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程序上不太符合规定，检察院的职责是纠正并预防之。在另一个方面的监督职能体现在执行监督上，如对于人民法院审判活动是否符合规定（当然这个是经历了一个当庭监督倒是事后监督的过程）是否执行了刑罚，一旦发生审判结果不公或其他情况，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抗诉。并监督公安机关是否及时接收犯人，在执行拘役过程中是否符合规定。除了对法院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外，人民检察院还可以对行政诉讼进行监督。以及比较特殊的死刑监督等等。检察院还具有审查批准逮捕的职能，以及最重要的审查起诉的职能。

和打击犯罪密切相关的是审查起诉的职能，众所周知，一个公诉案件正常的程序必须经过立案、侦查、审查起诉、起诉和审判执行阶段。作为斜街公安机关和法院的阶段，检察院承担者审查起诉的职能，在现代司法体制下法院的职权性特点在减弱，庭审过程很多时候是由控辩双方主导的，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这一过程很多是在公诉机关也就是检察院主导的，被告人由于在专业知识上的缺乏和长期以来我国

存在的耻讼的环境下加之自身处于弱势状态，很难发挥主导的作用（当然这个仅仅是指应有的作用，被告在庭审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起码在我国不存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被告的作用在程序意义上是关键性的）。就是在这个起诉和侦察之间的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能否做好对案情的把握对罪名的认定，关系着整个案子的成败，因为在审理阶段法院的监督职能发挥十分有限。这也成为纠正冤假错案关键的一环，如我国在前些年出现的一些比较著名的冤假错案中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都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就疑点重重，然而遗憾的是检察院并没有发挥好自己的作用，仔细核对案情而轻易的使案子进入起诉阶段（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施加压力的问题，也反映出了我国司法系统的一些不合理之处，因为公安机关属于政府机关，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比较强势，人民检察院包括人民法院都会受到其影响，这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不做深入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人民检察院的失职。如果当初相关的人民检察院能够在审查起诉阶段能够对案情分析仔细一点，态度严谨一些，或许能够避免，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鉴的。在审查起诉阶段怎样保证没有错误和疏漏是我们最重要的 工作，毕竟关系重大，我们没有犯错的机会和权利，每一个错误的背后都充斥着血和泪。而在实际工总中我最大的感受是检察院的人手紧缺，没有足够的人员使用很多时候一名检察人员要兼理几个案子，来回奔波劳碌不堪，而每个案子都有审查起诉的期限（最长一个半月）检察人员能够完成工作已经很不容易，质量便

无法完全保证。人民检察院应该更多地引进人员的，但检察院又面临着财政的困境，没有独立的财政，限制了其发展。

除了这些困难，检察院在权利系统中的位臵这个问题也值得关注。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公诉机关并承担一定的侦查职能，应该说在公检法三机关中“位高权重”，既可以监督法院又可以监督公安机关。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和法院一样颇受限制，在工作中受公安机关影响较大，因为每个案子首先由公安机关介入的话，他们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并实际控制或关押了犯罪嫌疑人，如果他们在工作中不够负责和专业的话，会直接影响检察院工作的进行。甚至如果公安机关对案子不负责，有舞弊嫌疑，由于犯罪嫌疑人是由公安机关控制检察院在调查取证时会面临着一定困难。当然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但在一些地方如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交恶”。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就会面临一些阻力，特别是对某些比较特殊的案子，如关系到政府机关的利益，由于公安机关是隶属于政府的，这样政府施加压力会干扰检察机关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的强势便可见一斑了。而相对来讲检察机关和法院的关系也很微妙，检察机关主要是以公诉人的身份和法院打交道的，同时他还承担着监督职能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更多是他的诉讼职能。法院对案情的了解则更为间接，而且法院所承接的案子一般比检察院更多（因为有很大一部分的自诉案件在法院审理，这部分案件是不需要经过检察机关的），因此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很多时候检察院和法院可能在是事先对某个案子达成一致意见形成未审而判的怪现象。弱化了被告的作用，是对被告诉讼权利的一种侵害。这样固然

提高了案件处理的效率，可是它既是对别搞权利的侵害也是对人民法院审判权的侵害，造成人民群众对法院的不信任。这种现象在实际工作中并不少见，我们要讲司法改革这一点必须得到改变。只有三机关各司其职，互不干预才能保证司法公正。

检察院调查报告 篇2

2014年我院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487人, 经依法审查不批准逮捕111人。其中, 因证据不足不捕退查58人, 公安机关补充侦查重新报捕的8人, 二次审查后批准逮捕5人, 不捕退查3人。

二、查办不捕退查案件发现的问题

(一) 不捕率高。

(二) 不捕退查率高。

(三) 重新报捕率低。

(四) 二次退查率高。

(五) 不捕退查案件普遍存在。

(六) 不捕退查后案件直诉率高。

三、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

(一) 立法不完善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检察机关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不批准逮捕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但没有明确规定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期限, 也没有规定公安机关必须将补充侦查的结果通报检察机关或者重新报捕, 更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对不捕退查案件开展跟踪监督的有效手段, 基本上不捕退查的案件对公安机关意味着终结了诉讼程序, 重新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极少。

(二) 部分侦查人员证据收集意识薄弱, 获取证据能力不强

1. 证据收集不及时, 现场取证意识差

部分基层侦查机关办案人员缺乏及时侦查取证意识, 或者怠于学习侦查技术, 出警现场证据收集不及时, 不注重对犯罪现场的勘查, 缺乏收集证据的主动性, 待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后, 可能证据已经消灭或被毁损、破环, 时过境迁, 难以弥补。

2. 注重对言辞证据的收集, 轻视物证收集

口供是涉案当事人对案件发生时客观情况的描述, 可以还原案件发生的原貌, 有助于侦查人员理清犯罪过程。

3. 视听资料收集不规范, 缺少技术性证据

视听资料存在容易被剪辑、伪造而失去真实性的缺陷, 应该经过仔细的审查, 保证其客观真实。但是, 公安机关移交的视听资料则存在不清晰、不连续、无声音等问题, 不能如实反映案件发生过程。而且, 本院办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 只有很少的案件具有指纹、DNA鉴定等技术性证据, 导致关键性证据的缺失。

(三) 对不捕退查案件公安机关不够重视

当前刑事犯罪总量居高不下, 警力高度紧张, 公安机关存在重新案, 轻旧案的错误观念。加上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均由检察机关决定, 侦查人员错误的认为批准逮捕的案件就能够起诉, 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就不能起诉, 没有继续侦查的必要, 对补充侦查工作缺乏积极性, 导致案件长期搁置。

(四) 公检双方关于案件标准未达成共识

公安机关长期以来存在批捕率的压力, 由于工作的角度不同, 公检双方对于管辖权以及是否构成犯罪定性方面存在不同的理解, 导致不同的处理结果。而且, 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 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 为保障办案质量和犯罪嫌疑人权益, 检察机关更加注重对证据的审查, 提高了批准逮捕证据标准。

(五) 部分案件公安机关迫于报捕数的考核要求和案件当事人信访的压力, 为安抚被害人, 缓解社会矛盾, 降低提请批准逮捕的标准, 将未达到逮捕条件的案件报捕。

(六) 不捕退查提纲的引导侦查作用有限

补充侦查提纲是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载体, 但是, 部分办案人员由于缺乏侦查经验, 难以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补充侦查建议。

四、完善建议

(一) 侦查人员要增强证据意识, 全面、及时收集证据从实践看, 绝大部分不捕退查案件是证据上出问题, 侦查人员一般集中力量获取口供等言词证据, 忽视了现场勘查和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其它客观证据的收集, 如果犯罪嫌疑人翻供, 又无其他关键证据证明其实施犯罪行为, 案件中的矛盾不能得到合理排除, 检察机关只能做出存疑不捕决定。侦查人员应当增强证据意识, 主动、及时、全面地收集和固定证据, 确保案件事实都能得到证据证实, 形成证据链, 做到证据确实充分。

(二) 公安机关要加强对侦查人员的业务培训, 提高获取证据的能力

一方面, 随着犯罪嫌疑人犯罪手段的多样化和反侦查能力的提高, 需要加强一线侦查人员利用科学技术收集证据的能力。另一方面, 要提高侦查人员犯罪现场获取证据的能力, 规范证据收集的程序, 确保提取的证据客观真实、合法有效。

(三) 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内部监管作用

在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者报捕前, 公安机关法制科应该先行对案件审查, 对于明显达不到批捕条件的案件继续补充侦查或者采取其他强制措施, 既可以降低不捕率, 提高办案质量, 也可以节约司法资源。

(四) 规范不捕退查提纲

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不批准逮捕的案件, 检察机关侦监部门承办人在制作补充侦查提纲时, 要明确补充侦查的具体内容, 让侦查人员明白做什么, 如何做, 做到切中要害, 言之有物, 有的放矢, 为下一步侦查指明方向。

(五) 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加强联系, 定期召开不捕退查案件质量分析会

建立不捕退查案件登记表, 注明基本案情等信息, 加强对事实不清不捕案件的跟踪监督。

(六) 注重对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充分证明

审查逮捕中的社会危险性是指, 在刑事诉讼中, 犯罪嫌疑人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和继续危害社会的现实可能性。作为批准逮捕的必要条件, 其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

参考文献

检察院调查报告 篇3

【关键词】 检察院；环境公益诉讼；调查取证工作

【Abstract】The eighth session of the Fourth Plenary made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filed by the prosecution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idea and look forward to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us little interest in the issue. However duality Procuratorate i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dentity is not conducive to independent trial court. In order to prevent abuse Procuratorate， the author's Procuratorate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gathering i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drawing foreign refinement Procuratorate investigation i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the forensic work provisions，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Key Words】Procuratorat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gathering

【中图分类号】 G64.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095-3089（2016）25-00-02

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人们对环境的关注与日俱增。从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起点，环境公益诉讼①制度开始于法有据，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探索建立由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构想。然而事实上，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已经广泛地展开了有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复函形式赋予梨树区人民政府在诉鸡西市化工局、沈阳冶炼厂环境污染赔偿一案中的原告资格。[1]据可查的资料显示，国外的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一种知识最迟在1990年已经被介绍到国内。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地检察机关就开展了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也形成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和示范价值的案例。

然而“公地悲剧②”的情况依旧没有改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环境问题牵涉甚广而十分复杂，而我国的环保公益组织才刚刚开始发展，力量十分薄弱，环保资源主管部门又往往怠于行使职权。因而由具有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无疑在权利、地位、专业能力、资金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2]由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与建立环保法庭等措施都有利于缓解中国的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3]

同时，由于检察院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人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同时也具备着法律监督的职能，其身份的双重性，不利于原被告双方的诉讼地位的平等和法院的审判中立，目前由于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试点工作还在展开中，对于防止检察院滥权的各种程序机制与细节问题还有待完善，故笔者以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工作的含义及范围为切入点，重点讨论其调查取证工作中的待证事实、取证原则、举证责任应如何具体规定以限制检察院的滥权可能。

一、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

根据2015年发布的《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等文件，可以看出对于检察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③及环境行政公益诉讼④的证据都只要求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初步证据，然而对于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却只字未提。

根据立法精神及其他可借鉴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及《环保法》中对于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的规定可以推定其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及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类似于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但是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没有刑事诉讼所特有的对人身与法益的直接而迫切的危险性，所以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院所享有的调查取证权不应该包括搜查，拘传证人等破坏公民人身权利和自由权利的方式，即在参照刑事公诉中检察院的调查取证权的规定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与刑事公诉中检察院的调查取证权有所区分。

二、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工作的司法现状

由于检察院特有的法律监督职能，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有许多便利，然而与此同时我国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工作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缺乏具体可行的操作细则，比如说，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责任的分配问题，以及在不同的起诉方式中检察院的举证责任的不同等问题，由于缺乏可行的具体的规定，而导致各地方的检察院在实践中采取不同的做法，不利于司法公正。

第二，检察院在调查取证工作中存在的滥权可能性未得到关注，尽管由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存在着许多的好处，然而凡事有利有弊，不能让检察院在环境民事与行政诉讼中行使其在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三、完善及细化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工作的对策及建议

（一）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工作的定义

根据调查取证权的定义，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工作的定义应该是获得国家授权的国家机关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针对待证事实，按照一定的原则和举证责任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调查、收集证据而展开的一系列工作。

（二）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工作的主体

虽然大家普遍认为检察院就是调查取证工作的主体，但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诉讼双方地位的平等，限制检察院在公益诉讼中的滥权，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应该由承担原告身份的人民检察院的上一级检察院的分化的内部专门机构享有，[4]但是当调查取证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内部专门机构进行确有困难时可以由以原告身份起诉的人民检察院的内部专门机构享有调查取证权。应该逐步建立检察院内部职能部门的分工细化，从而实现法律监督职能与公益诉讼职能分别由检察院内部的不同部门行使以避免其滥权的可能。

（三）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工作的范围

由于目前由检察院提起环境诉讼包括三种方式，即督促起诉、支持起诉、直接起诉三种，而检察院在这三种起诉方式中又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由此引起其在这三种方式中的调查取证权的范围的不同。

第一，督促起诉，是指当有其他主体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而又怠于起诉时，检察机关可以督促起诉。关于督促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认为确有督促起诉必要的，应首先以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有关主体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当被督促主体在收到关于提起诉讼的检察建议合理期限内不提起诉讼的，应书面说明不起诉理由。不起诉理由不成立的，检察机关可以要求被督促主体提起诉讼，或者由检察机关以原告的身份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第二，支持起诉，是指当有其他主体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当事人处于明显弱势地位，证据收集困难或者诉讼能力缺乏而无力起诉时，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起诉。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提供物质、专业技能等方面帮助；其次是通过向人民法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或者出席法庭来支持起诉，提供法律帮助。

第三，直接起诉，存在对环境公共利益有严重损害的行为，但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或者经过督促后适格主体仍然不起诉的，检察机关可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5]

检察院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都有这三种起诉方式，笔者主要讨论其在这三种方式中调查取证范围的不同。在督促起诉中，检察院的调查取证权的范围是证明环境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与事实。在支持起诉中，人民检察院无论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还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都只对当事人无力调查，难以收集并申请检察院支持调查的证据享有调查取证权。在直接起诉中，检察院的调查取证范围参照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所具有的调查取证权的范围之规定。

（四）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工作的对象

检察院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工作的对象即待证事实，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待证事实概括地说应该包括：一、生态环境和资源已经遭到了破坏或者具有遭到破坏的重大危险；二、民事主体即一方当事人的行为与生态环境和资源的破坏或遭到破坏的危险性有因果关系。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待证事实包括：一、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在监管过程中有违法行使职权和不行使职权的事实；二、由于行政机关怠于履职，相关企业或单位一直违法生产的事实；三、由于相关企业或单位违法生产，造成环境资源严重破坏的事实；四、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的行政违法行为，相关企业或单位违法生产行为与环境资源遭到严重侵害的事实存在关联性。

（五）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工作的效力

要搞清楚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工作的效力，我们要首先搞清证明标准问题。只有达到规定的证明标准，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工作的效力才能真正实现。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做出裁判。”同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这说明我国司法实践中，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证据标准不同于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它只要求法官就某一案件事实的认定依据庭审活动对证据调查、审查、判断之后形成相当程度上的内心确信即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盖然性规则”标准、“优势证据”标准。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行政诉讼，“盖然性规则”标准是适用于民事、行政案件的最低限度的证明要求，而公益诉讼涉及众多复杂敏感领域，一定要秉承严格审慎的态度来看待和推进这项工作，因此公益诉讼人的证明责任应高于一般民事、行政诉讼的原告证明责任，其提供的证据证明相对真实确定性应更高，可称之为“高度盖然性”标准或“绝对优势证据”标准。[6]

（六）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工作的原则

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1.依法规范原则：在前文中提到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普通的民事、行政诉讼，因此对于证据的收集、固定也更应从严把握，做到取证形式和证据内容的合法。2.客观全面原则：要把能够认定案件事实的所有证据材料尽可能地搜集固定到位，因为有的关键证据如果调取不了会直接影响整个案件事实的认定。3.稳妥慎重原则：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关注的是社会公共利益，但有时会忽视单个个体的特殊利益诉求，所以检察院在调查取证时要注意不要打扰涉案单位的正常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调查取证工作对他人带来的负面影响。

（七）检察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的举证责任分配

1.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参考民事诉讼，主要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当提交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初步证明材料，也就是说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需要提供证明被告方污染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因果联系的初步证明材料，根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要求，这种证据材料只限于初步证明效力即可。考虑到公益诉讼的特殊性，以及公益诉讼举证难的问题，上述举证责任也应设置例外，即检察机关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但对于某些涉及非常专业的技术问题的证据，则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行为合法并与损害社会公益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

2.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公益诉讼人需提供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与排污单位的污染行为有因果关系的初步证据，至于损害后果以及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则可参考上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另外，对于证明排污单位的损害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结果以及二者存在因果关系的进一步证据，我们认为也可以待法院受理案件后，由公益诉讼人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或是由法院委托相关鉴定机构做出鉴定意见。

参考文献：

①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为了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免受污染和破坏，与案件诉讼请求没有法定利害关系和监督管理关系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者以及违法或者不履行环境与资源护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提起的诉讼，具有保护利益的公共性，起诉人的非利益相关性及被诉人的违法性等特点。所以，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主要不是获得损害赔偿，而是制止环境损害行为。起诉时，原告无需提交损害环境的评估报告或鉴定，只需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以及损害事实与损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提高诉讼效率和诉讼效益。参见孙永生：《检察机关能否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7期，第29-36页。

②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而每一个人都倾向于过度使用，从而造成资源的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这一个概念经常运用在区域经济学，跨边界资源管理等学术领域。

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指公民，社会组织或者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就民事主体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社会组织或者国家机关认为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损害环境公共利益，依法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行政诉讼。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黑龙江省鸡西市梨树区人民政府与鸡西市化工局、沈阳冶炼厂环境污染纠纷案的复函[Z].1999-11-02.

[2] Mei Hong， Yin Yanjie. On the Plaintiffs Subject Qualific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stituted by Peoples Procuratorates[J].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 2011， Vol.9 （1）：91-96.

[3] Mingde， Cao；Fengyuan， Wang.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China[J]. Asia Pacific Law Review， 2011 ，Vol.19 （2）：217-235.

[4]李真，袁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设计[J].人民论坛，2015，（32）：99-101.

[5]张锋.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起诉资格的法律制度建构[J].政法论丛，2015，（01）：121-128.

检察院调查报告 篇4

发布日期：2010年0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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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所检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承担刑罚执行监督任务，对于维护正常监管秩序，保障被监管人员合法权益，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为促进这项工作更好地开展，根据区人大常委会2010年工作安排，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诺带领法工委人员，邀请和组织部分市、区人大代表，于7月8日对区检察院监所检察工作情况进行了视察调查,听取了区检察院的工作汇报，并与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现将视察调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监所是指监狱和看守所。监所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最后环节，主要负责对监狱、看守所等执行机关执行刑罚活动和管理教育罪犯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监狱管理机关和人民法院（审批）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有无不当实行监督；对看守所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超期羁押进行检察；对服刑罪犯又犯罪案件、劳教人员又犯罪案件审查批捕、提起公诉；对监外执行和社区矫正活动依法实施法律监督活动。区检察院的该项职能主要由监所检察科（无独立编制）承担。近年来，区检察院监所检察工作坚持以“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为主题，依法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实行监督，严厉打击外执人员又犯罪活动，深入开展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活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有效维护外执人员合法权益，为保障刑罚统一正确实施、维护我区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1、打击外执人员又犯罪工作成效更加明显。区检察院坚持发挥打击又犯罪行为的震慑警示作用，辖区内外执人员重新犯罪率控制着在1%以内。一是正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准确适用法律。办案中，正确把握批捕、公诉标准，注重分析和判断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和犯罪具体情节，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依法合理适用羁押措施，减少了社会对抗，收到较好的执法效果。三年来，共审查外执人员又犯罪案件34件62人，其中批捕12件17人，公诉22件45人，准确率为100%。二是充分调动办案资源，提升监所检察效能。形成以监所检察科为又犯罪案件办案主体、侦查监督科和公诉科协作统筹一体的工作模式，发挥了各自的工作优势、提高了办案质效。

2、刑罚执行检察监督机制更加完善。近年来，我区每年各类外执监管人员在150人左右，加强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监管、教育对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作用。区检察院坚持严把刑罚执行监督关，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刑罚正确执行。一是主动走访，摸清底数。深入各监管部门，全面掌握监外执行罪犯信息，做到一人一档。二是以防止脱管漏管为重点，加强专项监督与日常监督考察相结合。三年来，共考察外执监管人员900余人次，纠正监管执行违法12件。三是完善制度，建立监外执行法律监督长效机制。先后制定出台《监外执行罪犯监督监管矫正流程簿》和《监外执行罪犯监管手册》，涵盖交付执行、监督管理、法律监督、联席会议等内容，经区委政法委同意，下半年在全区试行。

3、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试点工作更加成熟。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目前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范作为执法支撑。区检察院作为全省首批社区矫正试点单位，坚持开拓创新，积极协调，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工作模式。一是打造实践载体。自2009年设立全省首个“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以来，充分发挥其深入社区、及时受理举报申诉、及时参与矫正监督的优势，拓展了联系范围、积累了工作经验。目前共已设立6个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联系点，经验做法在全省交流。二是加强人文关怀。与有关部门协作，在全省率先建立市北区社区矫正心理咨询中心。对于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外执犯，积极协调

争取有关主管部门发放社会救济、提供就业岗位，解决外执人员实际生活困难，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二、存在的问题及意见建议

监所检察工作总的情况是好的，但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需加强和完善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监所检察的社会影响不够高，人民群众对监所检察工作的社会知晓度仍需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缺少明确的法律授权，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机制需进一步探索完善；各监管部门的监管合力和工作衔接需进一步加强。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监所检察工作。监所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最后环节，也是检察机关参与和谐社会建设，解决社会矛盾一项重要工作，对维护刑罚严肃性、保障公民人权、保证刑罚统一正确实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握依法监督、敢于监督的原则，认真履行打击、监督、预防、保护职责，积极开展各项监所检察工作，加强对监所检察的宣传，提高社会知晓度和群众参与度。要继续坚持在区委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下开展工作，积极主动向区委、人大汇报监所检察工作情况及存在的困难，认真听取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力争解决监所检察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实际问题。当前，要突出抓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的决定》、《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等规定的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以此推动监所检察的监督力度不断加大，工作机制更加完善，执法活动更加规范。

（二）进一步加大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力度。受刑罚轻刑化的刑事司法趋势影响，我区外执犯总量较大，监管任务和监管活动的监督任务较重。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监督，保障刑罚的正确实施是监所检察工作的法定职责和首要任务，一是依法、准确打击外执人员又犯罪案件。既不枉不纵，又深挖犯罪人犯罪动机和社会诱因，进行有效预防。二是针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特点和变化，加强日常监督，进一步完善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机制、重点人员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机制，不断提高监督水平和监督效果。三是适时开展专项检察监督，着重解决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四是主动加强与法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协作，建立监所检察监督与审判、监管有机衔接的工作机制，共同构建监外执行罪犯的管理监督网络。

（三）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长效机制。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检察机关工作重点之一。要深刻认识并充分发挥监所检察在社会管理中的特有作用，减少和防止矫正对象重新违法犯罪，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一是继续坚持对交付执行的监督。通过实行与法律文书“见面”、与责任民警见面、与矫正对象见面的制度，加强对交付执行的监督，加强对矫正对象交付的检察，对矫正对象是否纳入矫正和接受过程、程序进行监督。二是加强对监管活动和矫正活动的监督。充分发挥“检察官社区矫正办公室”联系基层的工作优势，通过查阅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档案、走访矫正对象的亲属、单位和帮教组织，检察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管、矫正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发生脱管现象。三是加强对解除矫正的监督。把防止刑期、考验期届满后继续被作为犯罪监督管理作为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经常对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解除矫正工作进行检察，对不按期宣布解除矫正的依法监督纠正。四是积极探索、创新社区矫正监督长效机制。以对社区矫正对象底数清楚、对社区矫正对象日常表现清楚、对执行机关监管矫正情况清楚的“三清楚”为目标，探索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强化各职能部门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管。

（四）进一步加强外执人员合法权益保护。监外五类外执人员除了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安机关制定的有关规定，接受监管改造，以及政治权利和自由、迁居、任职等部分权利受到必要的剥夺或限制以外，其他诸如婚姻财产权、受教育权、劳动权、休息权等宪法

和法律赋予的权利依然享有，并且理应受到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内的社会的广泛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护。这不仅是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和人性化执法的需要，也是社会法制进步、人权保护的具体体现，更是监所检察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要继续推行检察官约见制度，及时掌握外执人员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依法受理外执人员的控告和申诉，及时纠正和制止对外执人员的各种侵权行为，着力帮助解决他们的就业、学习、低保等实际问题，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

（五）进一步推进监所检察队伍建设和规范化建设。监所检察监督涉及刑事诉讼全过程，涵盖刑事拘留、逮捕、起诉、判决、执行各个阶段，且肩负着刑罚执行和监管改造中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不仅要求监所检察人员熟悉刑事诉讼各方面的法律知识，同时又必须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良好的思想道德和公正执法意识。要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教育和引导监所检察人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执法观，不断巩固公正执法的思想基础。根据监所检察工作的特点，加强素质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监所检察人员及时发现违法、监督纠正违法的能力。要进一步规范办案工作，建立健全案件管理、备案审查、案件请示报告制度，强化办案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坚持科技强检，提高监所检察信息技术水平，扩大与监管单位信息系统和监控系统联网范围，强化监督手段。

检察院调查报告 篇5

结合宝安区检察院从二○○○年一月份至今年六月份办理非法行医案的基本情况，剖析在司法实践中办理非法行医案件经常遇到的问题，并就如何完善非法行医罪提出一些建议。

一、办理非法行医案件基本情况

1、办理非法行医批捕案件案件基本情况

从二○○○年一月至今年六月份，宝安区检察院共办理非法行医批捕案件共37件44人，其中批准逮捕29件32人，不批准逮捕8件12人，占受理总数的22。其中二○○○年2件4人，占当年受理数的20；二○○一年3件3人，占当年现数的27，二○○二年2件2人，占当年受理数的18，二○○三年一月至六月1件，占受理数的20。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非法行医案件的不捕率保持在20左右，有居高不下之势，明显高于其它案件年均不捕率6。

2、办理非法行医起诉案件的基本情况

从二○○○年一月至今年六月份，宝安区检察院共办理非法行医起诉案件29件32人，依法起诉27件30人，不起诉2件2人，不诉率达6。

此外，在此办理的非法行医起诉案件中，虽没有出现无罪判决，但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存在“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造成就诊人死亡”加重情节，检察机关的指控与法院的判决认定情况不一致的情况较多，此类案件有9件，占此类案件的33。

3、非法行医案件不捕、不诉的主要原因

办理的非法行医案件中，不批准逮捕、不起诉的主要原因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犯罪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不批准逮捕或不起诉的有件人，占不捕、不诉案件总数的10；〈２〉“情节严重”难以认定而不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的有5件7人，占不捕、不诉案件总数的50。〈３〉在存在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案件中，伤亡后果与行为人的行医行为有无因果关系难以认定而不捕、不诉的4件6人，占不捕、不诉案件总数的40％。

二、司法实践中办理非法行医案件争论的主要问题

“未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是《刑法》对非法行医罪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对非法行医罪的规定理解不一，争议较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如何合理界定非法行医的犯罪主体

虽然《刑法》明确规定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行医罪的主体问题之争纷繁复杂，主要有：

一是何为医生执业资格？

有人认为，所谓医生执业资格就是医师资格，具有医师资格的人行医不应成为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国《执业医师》第8条，第13条和第14条已有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有类似的规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取得了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当然具有医师资格，但取得了医师资格的人不一定具有医生执业资格。也就是说医师资格考试合格，只意味着取得了医师资格，满足了医生执业资格的条件之一。所以，医生执业资格是医师资格和执业证书两者的统一，只要缺少医师资格或者执业证书其中之一的人即可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

二是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异地执业能否成为非法行医犯罪主体

《刑法》规定非法行医犯罪主体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那么，是否就排除已取得医执业资格的人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可能性呢？在实践中不乏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个体医生超出执业注册机关的辖区范围进行异地执业，此类人能否成为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呢？我们认为此类人亦同样可成为非法行医犯罪主体。根据《执业医师法》规定注册医师必须在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更变执业地点的必须办理变更注册手续。所以，对于超出执业机关的辖区范围进行异地执业未重新注册的，应视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可成为非法行医犯罪主体。

三是集体执业资格的医疗机构中行医的人员，擅自从事个体行医的，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的主体呢？

检察院局长供职报告 篇6

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领导给我机会，让我在这里作供职报告。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下面，我首先向各位领导介绍我的学习工作情况。我于1975年7月高中毕业后，……年月调至陈旗人民检察院工作至今，先后在办公室、公诉科、渎职侵权检察科、反贪污贿赂局工作并担任相关职务，1995年7月被任命为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兼反贪污贿赂局局长，分管过反贪污贿赂局、控告申诉科(举报中心)、政治处、办公室、行政装备科、监察科的工作。期间，参加过最高人民检察院举办的高级检察官培训和市委党校中青班的学习，并于1982年、1995年先后参加了中央电大中文专业大专学习和中央党校政法专业本科学习并获相关毕业证书，1996年9月考入省委党校研究生班，经过三年学习，获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证书。XX年2月被任命为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纪检组组长，XX年10月任党组书记、代理检察长。XX年3月任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纪检组长、检察长，法律职称为四级高级检察官。我所任职的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先后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省、市人民检察院及市委、市政府评为全国先进检察院、省、市先进检察院、全省模范检察院、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全市模范公务员集体、省级模范职工之家、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我个人也多次被市检察院评为优秀检察长，并多次荣立三等功，去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回顾自己成长的过程，深深感到党和人民的教育培养是我进步的动力，人大依法监督和工作中的大力支持为我们的工作发展注入了活力。人大及其常委会曾多次依法任命我的法律职务，为我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检察官创造了重要条件。

我准备供职的岗位是陈旗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其一，这个岗位本身就非常重要，它不仅与依法治国、依法治旗、依法办案、依法维权直接联系，而且与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密切相关，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其二，对我个人而言，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锻炼机会。我虽然在基层检察机关工作了近18年，熟悉法律，对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能、任务、组织机构和工作流程比较了解，也多次主办过多起大要案件，但要胜任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一岗位，在很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学习提高和磨炼。因此，如果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任命我担任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一职务，我将努力做到：

检察院调查报告 篇7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程序与配套机制

(一) 捕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范围设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修正)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 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 (试行) 》的相关规定, 结合司法实践, 笔者认为, 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 对于犯罪嫌疑人采取或变更为非羁押强制措施应符合以下几种情形:

(1) 患有严重疾病, 生活不能自理的; (2) 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3) 羁押期已满, 但案件尚需继续查证、审查的; (4) 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以及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 (5) 犯罪后有自首或立功表现的; (6) 故意伤害 (轻伤) 、交通肇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悔罪表现, 有效控制损失或积极赔偿损失, 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 (7)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悔罪表现且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 (8) 在押人员系70岁以上老年人; (9) 在押人员系残疾人; (10) 其他可以采取变更强制措施的情形。

在审查逮捕案件当中有时会出现“风险逮捕”的情形:犯罪嫌疑人在逃, 但由于不能取得犯罪嫌疑人本人口供, 现有证据虽可以对嫌疑人批准逮捕但存在些许风险, 在犯罪嫌疑逮捕归案后, 仍应督促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对不需要羁押的, 应建议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二)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法律配套设想

新刑诉法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应当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何时审查、如何审查值得探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04条规定检察机关对已作出的批准逮捕决定发现确有错误的, 应当撤销原批准逮捕决定, 送达公安机关执行。该条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规范之一。但此外, 《规则》作出更多规定。因而, 笔者认为, 《规则》可就检察机关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适用范围、期限、方式等作出更细化的规定。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任务主要是在公安机关身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如果公安机关发现逮捕不当的, 应当及时予以变更, 并将变更的情况及原因在作出变更决定后三日内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变更不当的, 应当通知作出变更决定的公安机关纠正。”该条仍可以继续使用, 若要适应新刑诉法的要求, 可增加关于检察机关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相关规定。

(三) 侦查监督科职能变更后的人员装备配套设想

在基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每年要审查逮捕案件四百余件, 涉案人数多达五六百人。犯罪嫌疑人被拘留的案件的审查逮捕案件期限为不变期间七天。若要实现审查逮捕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两手抓且两手都硬的局面, 建议基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人手至少8人, 并配备电脑等基本设备。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侦监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与挑战

(一) 执法理念方面

新刑诉法该条的修改意味着检察机关必须转变观念, 不但要在捕前审查中注重羁押必要性审查, 而且在捕后也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侦查监督科干警要在思想上重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随着犯罪率不断上升, 看守所经常人满为患、不堪重负, 对于确实已经认罪悔罪, 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 积极履行赔偿义务, 不具有人身危险性而无羁押必要的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 尤其是对无羁押必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可以减少看守所复杂环境的交叉感染, 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二) 办案实践方面

开展捕后审查羁押必要性工作存在两种基本情形:一是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的申请进行审查, 二是依职权进行审查。无论是哪种情形, 都应当设立书面卷宗材料, 作为审查逮捕案件卷宗的组成部分。书面卷宗材料应包括受理申请的证明材料、开展审查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审查报告等基本内容。同时要与公安机关、监所科以及公诉科加强沟通联系, 构建起切实有效而且方便快捷的信息交流机制, 确保能够掌握案件的全程动态, 在此基础上把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落到实处。

(三) 机制创新方面

注意将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与已有的工作机制相结合, 注重办案方式方法, 整合社会资源, 使审查机制工作取得最大的效益。1.与刑事和解相结合。在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的同时, 在充分考虑被害人意见的前提下, 积极促成当事双方之间的刑事和解。2.与化解矛盾相结合。坚持将羁押必要性审查作为息诉罢访促和谐的有效举措, 将执法办案与化解矛盾有效结合起来, 不断提高化解矛盾的能力。3.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相结合。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 坚持教育、感化、挽救, 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

(四) 侦监改革与队伍建设方面

为落实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在办案中进行有关司法文书的改革, 即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上均注明具体的逮捕理由和事实, 尤其是羁押必要性事实。侦查监督干警要定期组织讨论学习新刑诉法, 将相关理论知识掌握牢靠, 改变“一捕了之”工作理念, 不断探索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新方法新途径。

三、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方面的探索

检察院调查报告 篇8

关键词 财产刑 执行监督 调研分析

一、成武县域内财产刑判决、执行及监督情况

自2012年1月至2014年7月，成武县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的判决共计396人次。其中，并处罚金367人次，占全部财产刑判决的93%，单处罚金29人次，占7%，287人次是一次性缴纳全部罚金，54人次是法院强制缴纳，28人次是分期缴纳全部罚金，27人次因家庭经济困难被准予减免罚金。自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成武县人民检察院对财产刑执行监督共计11件11人次，主要是通过查询本院档案卷宗所附判决书或裁定书，发现判决或者裁定中涉及财产刑的，向法院进行核实，经核实没有正当理由未缴纳的，制发检察建议书，并由法院作出书面答复。

二、财产刑执行监督之问题

（一）财产刑实际执行机构不明确

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人民法院负责执行财产刑，最高法于2010年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财产刑由法院的执行局执行。然而，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成武县法院由刑庭负责执行财产刑。其主要原因在于财产刑执行难度大，由负责判决的刑庭执行，可以更好的与被告人进行沟通，降低执行难度。这一现状造成了财产刑实际执行机构的不明确，在人民检察院进行财产刑执行监督时，法院内容易产生各部门间的相互推诿，加大了财产刑执行监督工作的难度。

（二）被告人财产情况难调查

被告人财产情况难以查清是造成财产刑难以执行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这种因素的产生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被告人对法律比较熟悉，其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已经很清楚自己什么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因此会采取转移财产等手段隐匿自己的财产，有些被告人是流窜犯，家庭住址较远，或者故意隐瞒家庭情况，调查难度较大。另外刑事案件的程序一般都比较复杂，一个程序下来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也为被告人家属隐匿财产提供了时间上的便利，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因素。

（三）检察机关获取财产刑执行信息难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法院既是财产刑的审判机关，又是执行机关，法院没有将财产刑的执行活动情况及时反馈给检察机关的义务。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中，对检察机关进行财产刑执行监督只有原则性规定，而没有具体的细化规则，比如检察机关如何得知财产刑执行情况，就没有明确的说明，另外，更没有赋予检察机关主动进行调查、取证的权利，根据公权力“法无规定即禁止”的原则，检察机关是不能积极行使调查权的，因此，检察机关要想获得财产刑执行情况的信息，就仅有接受举报等不多的途径，而不执行财产刑受到损害的是国家的利益，对个人基本不会造成直接的影响，也不会有人去关注该刑罚的执行与否，综上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在信息严重缺失的情况下想发挥监督功能，难上加难。

（四）检察机关监督措施不足

检察机关对法院在查明被执行人个人财产过程中以及在执行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消极应付、不作为的行为很难进行有效的监督。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财产刑执行机关即法院的监督，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规定，发现财产刑执行中存在问题，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但也仅仅限定为提出纠正意见，而没有更多的进一步的措施，这就造成法院接收了意见，但并不采纳，检察机关也只能无何奈何，除非能查证相关人员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对财产刑义务人即罪犯的监督，更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赋予检察机关对拒不履行财产刑的罪犯采取措施的权力。

（五）财产刑执行监督力量不够

新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规则赋予了监所检察部门更多的职责，特别是明确规定财产刑的执行监督由其负责，但是，由于检察机关人员编制有限，加之很多地方检察院不重视监所检察工作，监所检察部门人少质弱与工作任务重的矛盾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想要加强财产刑执行监督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财产刑执行监督之完善措施

（一）加强财产刑审判部门与执行部门的配合

虽然最高法明确规定财产刑的执行由执行机构负责，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财产刑恰恰是由刑事审判部门即刑庭来完成的。因为财产刑的缴纳是量刑的一个情节，被告人积极缴纳罚金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在审判过程中有些被告人从量刑方面考虑，对于财产刑基本都能积极履行。因此，执行局与刑庭应当积极进行沟通协调配合，对于涉及财产刑即时缴纳的，刑庭应当及时通执行局执行，以避越位之嫌，同时，对于不能即时履行财产刑的，应当及时将有关裁判文书及卷宗材料移送执行局，便于执行局执行，执行局也应及时向刑庭反馈执行情况。

（二）探索建立嫌疑人财产调查制度

总体上讲，法院执行财产刑的积极主动性还是比较强的，但如果遇到被告人财产情况难以查明时，法院可能就会因人员精力问题而懈怠执行，因此，为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可以探索建立嫌疑人财产调查制度。侦查机关在侦查期间发现嫌疑人可能会被处以财产刑的，或者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对可能判处财产刑的嫌疑人，可以要求侦查机关对个人财产状况进行详细调查，遇有可能转移、隐匿、变卖甚至毁损嫌疑人财产的情况，可先行查封、扣押，或责令财产保管人妥善保管，记录在案，然后将财产状况随案移送，便于法院在判决时考虑确定财产刑的数额及判决后的顺利执行。

（三）广开渠道掌控财产刑执行信息

刑事诉讼法将财产刑执行监督的权力赋予检察机关，刑事诉讼规则将该项职责赋予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但都没有明确该项权力的行使程序，更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应向检察机关提供财产刑相关信息。因此，监所部门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多渠道掌控财产刑执行信息。一是可以与检察机关内部相关部门如公诉等建立信息通报机制，涉及财产刑的法律文书应及时通报监所部门。二是可以利用法院网上公开的信息查询关于财产刑裁判及执行情况。三是可以与检察机关内部控告申诉部门建立密切联系，發现涉及财产刑裁判、执行情况的相关线索，及时介入调查。四是可以直接向财产刑缴纳义务人了解相关情况。五是可以积极争取法院的支持和配合，建立财产刑执行信息交流沟通机制。

（四）丰富财产刑执行监督的方式和手段

检察机关做为法律监督机关，法律赋予其诸多权力，这些权力同样可以做为财产刑执行监督的方式和手段。一是综合运用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调查等多种监督方式。对于个别的违法违纪现象，应及时向法院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对于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违法违纪现象，应及时向法院制发检察建议书；对于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应及时介入调查，发现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应当及时移送相关部门进行处理。二是建立动态的检察监督跟踪程序，财产刑的执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判决确定后存在一次缴、分期缴纳、强制缴纳、减免缴纳等多种情况，建立起动态的跟踪监督程序十分必要。对财产刑一次交纳和分期缴纳的监督，检察监督的重点应围绕人民法院是否按判决书、裁定书指定的时间和数额执行财产刑展开。如人民法院超出判决书、裁定书确定的数额或不按照指定的时间执行的，检察机关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五）建立健全财产刑执行监督机构

目前，从高检院到基层院监所检察部门，均没有设置专门的财产刑执行监督处、科、室等机构，高检院监所检察厅将财产刑执行监督作为广义上的监外执行检察内容由监外执行检察处负责，各省、市、县级院监所检察部门基本上也没有专门的机构。监所检察部门的职责是刑事执行检察，监所检察与实际职责名实不符。鉴于这种情况，个别基层院已探索将监所检察科更名为刑事执行检察局，下设综合检察科、看守所检察科和社区矫正检察科。笔者赞同这种做法，同时由刑事执行检察局下设的综合检察科负责财产刑执行监督工作是比较合理的，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设立财产刑执行检察科。

参考文献：

[1]王楠.财产刑执行监督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