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检察制度

日本检察制度（通用9篇）

日本检察制度 篇1

日本与我国同属亚洲国家，历史上受到中华法系的深刻影响，后又模仿西方制度，其检察制度既完整又有某些特色，对我国清末以致民国检察制度曾产生过影响，为大陆法系检察制度的另一典型。

日本古代曾模仿中国御史台而设弹正台，包含现代检察制度的内容，但二者并无直接联系。明治维新后，日本先仿效法国，于1872年建立检察制度，在各级审判厅设置检察官。1890年参照德国经验，于法院裁判所内附设检事局，根据《明治宪法》和旧《裁判所组织法》规定，检事官同法官一样，都被视为服从司法省司法行政管辖的司法官。检事官的职权是：主持侦查和独揽诉讼权。

二战后，日本国政体依美国三权分立模式进行了改造。但就检察制度而言，依然保留了大陆模式，同时又有某些发展。1947年颁行的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按此原则，分别制定了裁判所法和检察厅法，法院脱离法务省的管辖，作为三权之中的一权而独立；检察厅则一反大陆法系的模式，不再附设于法院之内，而是在法院之外单独设置了检察厅，结束了审检合署的历史。

检察厅和法院对等设置，分为最高、高等、地方和区四级检察厅。在体制上，检察厅仍属法务省。法务省有权了解、指导检察厅的工作。但检察厅有相对独立性，法务大臣只对检察厅进行一般的监督，具体案件的调查处理，只能由总检察长指挥进行。

检察官分为五级：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检察长、检察官和副检察官。前三者，均有日本内阁任命，天皇批准；其他，按照国家公务员规章任免。

日本检察机关的职能活动与大陆法系一样，是围绕诉讼展开的，法国诉讼实行职能主义，日本则实行垄断主义，检察官在诉讼上的权力，比法国检察官还要大。具体说：所有刑事案件一律由检察厅决定是否起诉，在日本不存在自诉案件；部分案件由检察官亲自组织侦查，经过侦查后，决定起诉或不起诉，在支持公诉的庭审过程中，对于被告的讯问和出示证据等，都由检察官进行，审判官则很少发言。律师和被告也可以与检察官辩论辩论结束后，由审判官宣布判决；检察官如认为判决不当，可以提出上诉，并指挥和监督判决的执行。

另外，日本检察官有权作为公益代表，参与民事诉讼。有些情况下，检察官可以代表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

日本检察制度 篇2

一、台湾、大陆检察组织比较

台湾的刑事诉讼理论认为各国制定《刑事程序法》来作为实现国家刑罚权的保障。学者称《刑法》以规范实现国家刑罚权为目的, 而《刑事诉讼法》则以发现真实、保障人权、寻求司法程序正义为依归。在《刑事程序法》中, 普遍采行诉讼主义, 本着不告不理原则, 如果未经公诉人提起刑事追诉, 法官即不能加以裁判、实现司法正义。

但是和大陆不同, 台湾地区在其“宪法”上并未就检察机关设有规定, 仅在法院组织法第五章中设“检察机关”的专章, 并于第58条至第66条规定有关检察署之配置、组织, 检察官之职权、人事、职等及检察总长、检察长之指挥介入、移转等司法行政监督等事项, 另就检察官之任用、训练、进修、保障及给与等具体内容, 则制定《司法人员人事条例》。大陆地区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七节第129条至第135条, 规定人民检察院之性质、任务、组织系统、人事任免、行使职权之程序及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之关系等事项。另又制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及《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 就检察机关之组织、人事、功能、行使职权之原则、领导体制等事项, 作明确之规定。相比于大陆的规定, 台湾的立法显得比较单薄。

二、台湾检察官身份定位研究

大陆地区刑事诉讼法学界, 有关检察官的身份定位问题一直是一个难点问题, 事实上这个也是整个世界范围内检察权研究的难点。在台湾, 检察官身份定位的学说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行政官说”, 将检察机关附属于行政权系统, 检察官被认为是行政官。第二种是“双法官说”, 认为检察官就是法官, 两者的不同仅仅是职权的不同而已, 法院的法官被称为“审判法官”, 检察官被称为是“侦查法官”。第三种为“等同法官说”, 主张检察官虽然不是法官, 但是具有法官的属性。

1995年, 大法官会议出台了释字第三九二号解释, 将检察官的羁押权回归到法院。该解释明文表示:“宪法”第八条第一项所规定的“司法机关”, 自非仅指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司法机关而言, 而是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广义的司法机关。这个解释只不过是承认了检察官具有司法属性而已, 并没有给检察官以明确定位。而仅仅这样模糊的解释也没有得到民间的一致认可。台湾民间的司改会提出的《法官法》草案中, 刻意的将检察官排除在外, 甚至解释到:“我们认为检察官并非法官, 检察机关属司法行政机关, 基本上为行政之一环, 是“宪法”上对于法官身份及职务保障的规定, 应不适用于检察官。

三、台湾大陆检警一体化研究

实行检警一体模式的一般特征就是检察主导侦查, 警察是侦查的辅助机关 (但并未也不可能脱离侦查职能之外) , 警察的侦查服从、服务于检察官的侦查、审查与要求。将审前阶段的诉追权集中的由一方主导, 相比于大陆地区的警检分离模式, 警察和检察官有着紧密的关系则增加了追诉的准确性、有效性和效率性。但检警一体的缺点存在于司法实践中, 由于检察官往往不亲自侦查, 因此其处分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 而招致警察机关的抱怨, 从而不利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良好发展, 影响警察侦查的积极性, 从而成为构造论上一个缺陷。据资料介绍, 台湾检察机关是法律上的侦查机关, 而警方是侦查辅助机关。然而, 法律与实际严重脱节, 在实际运作中, 大部分案件是由警方单独侦查完成, 而检察官只能参与其中少数案件的侦查。

由于台湾的先例在前, 大陆地区并不应当急于进行“检警一体化”的尝试。应当对台湾地区暴露出的检警一体化的缺点进行分析, 避免自己改革中走弯路。也许两者的结合是最好的模式。

摘要：台湾和祖国大陆并不属于同一法系, 但是台湾的检察权理论对我国现在迫切需要进行的检察改革并非不可借鉴, 台湾的检察理论在大陆法系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的情况加以了改进, 不同的法律模式是可以相互学习和融合的。

关键词：检察权,比较,改革

参考文献

[1]《中国宪法》, 许崇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315～318页.

[2]林山田:《论检察机关与检察官》, 《全国律师》1998年6月号, 第101～103页.

日本检察厅遭遇信任危机 篇3

作为日本检察厅下属的一个部门，特别搜查部(通常简称为特搜部或特搜，以下简称特搜部)具有对案件进行独立调查取证和对涉案人员进行逮捕的权力，是日本检察厅里专门负责政治家贪污受贿、违法交易、偷税漏税和重大经济案件集中调查的一个特殊部门。在日本，只有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地方检察院内设有特搜部，分别设立于1947年、1957年和1996年。由于特搜部曾经办理过一系列大案要案，如曾导致田中角荣下台的洛克西德贿赂案、导致日本政坛巨大震荡的利库路德案、战后最大非法集资案伊藤万案，因此也被称为是日本“最强的调查部门”。

但是，这一检察厅里的“王牌机关”，却因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主任检察官涉嫌篡改磁盘保存日期、制造伪证以及上司包庇下属犯罪行为等，致使主任检察官、前正副部长先后被捕，遭受自特搜部设立以来最大的耻辱，并令整个日本社会对其产生了信任危机。

定时炸弹：厚劳省高官蒙冤

2009年6月14日，日本厚生劳动省雇用均等和儿童家庭局局长村木厚子(54岁)及科长上村勉(40岁)等三人，因涉嫌伪造和发行残疾人团体证明书，滥用针对残疾人的邮政制度而被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逮捕。

据大阪地方检察厅的调查称，村木与其下属三人在2004年6月上句，利用并没有经济实体的残疾人团体“凛之会”(现为白山会)，伪造“残疾人团体福利专用邮费证明书”，以达到免去大部分邮资的非法目的。在得到原日本邮政公社低资费第三种邮件(指报纸和杂志等)制度的许可之后，“凛之会”开始非法投递商业广告邮件，并因此获得近8亿日元的非法收益。当时，村木担任厚生劳动省残疾卫生福利部计划科科长，是上村的直属上司。

原来，“凛之会”是自称该会会员的69岁老人河野克史因困于靠养老金生活的现状，想投机取巧获得不易之财，于2003年秋天伙同参议员石井一前秘书仓泽邦夫(74岁)和原新闻记者木村英雄共同策划成立的，当时由仓泽担任该会会长。“凛之会”成立之初，河野就希望仓泽向石井推荐自己以达到非法目的，后者自然满口应允。

仓泽知道，通过正当渠道是无法得到残疾人福利证明书的。于是，他想到了_上村勉，并于2004年2月与上村一起去拜访石井，请求他帮忙。石井当时也没有细想就给自己的老相识、涉外福利部长盐田幸雄打电话，让他同意发放福利证明书。

就这样，一连串的关系网构成后，“凛之会”的福利证明书在上至国会议员、自己的上司及河野仓泽等人的催促之下被同意发放。而刚刚于6月上任的村木厚子侧弗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成了真正的“冤大头”。6月上句，上村背着村木连夜赶制“凛之会”证明书，并于次日早晨盖上村木的印章，将日期印成5月28日。

并未对此提出质疑的村木向部长通报，部长也给石井去电，征得同意后村木将伪造的证明书交给仓泽，并对他说“希望做他想做(为残疾人谋福利)的事”。可是，她的愿望没有实现，却因此成了被告。

2010年6月22日，大阪地方法院开始公开审理村木一案，并当庭称其“违反了旨在提高残疾人福利的制度，使日本邮政公社损失惨重，行为恶劣，(量刑上)没有酌情的余地”，要求判处村木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无辜受害的村木在法庭上对指控予以否认。称自己根本不知道印发广告邮件是为了达到非法获取广告收入，也不知道上村到底还背着自己做了些什么。

7月9日，原千叶县知事堂本晓子、原法务大臣秘书官住田裕子、东京家政大学名誉教授樋口惠子、原厚生劳动省妇女局局长赤松良子等人集体到厚生省上访，要求“释放没有犯罪事实的村木厚子”。在保释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弘中悼一郎及村木厚子的丈夫村木太郎都强烈主张村木无罪，要求法庭予以重新审理。

9月10日。大阪地方法院终于作出了村木厚子无罪的判决。21日，大阪地方检察厅放弃上诉权，同时判定村木无罪。随即，厚生劳动省大臣长妻昭要求将村木厚子“安排到合适的职位上”。于是。村木很快在9月27日被任命为局长级内阁府政策统括官。10月21日，村木又受营直人首相特别指名，在少子化担当大臣冈崎富子手下任留守儿童特命小组事务局局长。

至此，轰动一时的厚劳省高官造假一案宣告结束，村木厚子虽然官复原职，但却蒙受了不白之冤，险些成为罪人。令人惊奇的是，使村木沉冤昭雪的最有力证据，竟然是主审她的大阪地方检察厅主任检察官前田恒彦(43岁)非法篡改被扣押磁盘的保存日期的曝光。方检察厅的定时炸弹，那么前田篡改磁盘保存日期的行为就是引爆装置。 或许是急功近利想法太甚，或者是出于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前田在以主任检察官身份对村木一案进行调查时，为了达到彻底击垮对方的目的，在大阪地方法院对上村磁盘上的内容提出质疑时，竟然以身试法去造假!

前田企图隐瞒证据的行为可说是弄巧成拙。他在篡改上村制作的存有伪造福利证明书等内容的磁盘日期时，使用的是可以在网站上随意下载的文件管理软件，这款软件虽然可以轻易篡改上面的保存日期，但却无法令修改的时间消失。，前田的所作所为成了引爆“村木冤案”这颗重磅炸弹的导火索，也因此酿成大祸。他在将文档日期由2004年6月1日凌晨1点20分06秒改成6月8日晚9点10分56秒后，自认为万事大吉，这样就可以将村木彻底告倒。因为，上村保存在磁盘上的数据，也就是非法获得证明书的相关资料是在村木上任之前所做，他与仓泽以国会议员石井及村木上司为筹码，令刚刚上任的她无法正确判断事情原委，自己的大印就盖在了伪造的证明书上。然而，前田根本就没有想到他把磁盘数据篡改之后会弄巧成拙。2010年9月21日《朝日新闻》公布了上村保存的原始文件内容，显示其篡改磁盘并最终保存的日期定格在8月27日，前田造假的行为昭然若揭，并最终将他送上法庭。连锁反应：正副部长被捕前口的被捕，也让其上司大坪弘道身败名裂。对于已经被撤职的日本京都地方检察厅副检察长、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部长的大坪弘道来说，身边的光环可比前田多得多。 在特搜部担任了7年检察官的大坪弘道曾经豪言，“要带领一支精锐部队勇敢作战”，而且，他也确实功绩卓著。这位毕业干中央大学法学部、1984年开始担任检察官的“老江湖”。先后主审了石油巨头逃税案、关西机场贪污案，还单独审理了原宝塚市市长阪上善秀的腐败案，被视为是“下任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长”的最佳人选。

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手下会用如此低劣的手段“出卖”他。2008年，大

坪担任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主任检察官后，起用前田恒彦和上田敏晴担任一些重要案件的主任检察官。但他哪知道，自己的得力干将却会背着他去篡改磁盘数据，为击垮十寸木厚子伪造“最为有力”的证据。

据被捕后的前田交代，2010年1月底，他向大坪坦白了自己篡改磁盘数据一事，并说自己埋下了_一颗“定时炸弹”。深知事关重大的大坪很快把情况向他的上司、大阪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小林敬和次席检察长玉井英章报告，三人面对完全被动的局面一时也拿不出好的解决办法。不过，他们很陕就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将这一事态公布于众，无异于把自己彻底葬送，于是他们决定铤而走险。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大坪与佐贺在知情后并未勇敢地面对，而是采取包庇行动，为东窗事发埋下“隐患”。

就这样，已经犯下隐匿证据罪的前田利用有利于大阪检察厅的“磁盘数据”，主审了村木一案。而且令^费解的是，前田于7月16日竟然将扣押的磁盘归还于上村，而此时村木案件还在审理当中，尚未公开判决结果。显然，前田的这种做法违反检察纪律，按理说如此重要的证据，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是绝不会交还当事人的。

前田被捕后，大坪与佐贺也先后接受了检察机关的反复盘问。不过两人对包庇一事均予以否认，称当时前田表示是误操作，而且被扣押的磁盘并没有提交法庭，法庭上使用的磁盘证据显示的是修改后的时间。因此，对于两名部长来说，法院一时也无法用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其有包庇行为。

为了解大坪和佐贺是否有包庇嫌疑，最高检又将前田的拘留期延长10天。随后前田供认，大坪部长2月份指示他一定要把“修改”当成是人为的“过失”。同时，大坪还让前田以书面形式陈述了过失情况，并作了多次修改。至此，前田的供词成为大坪和佐贺包庇罪的最直接证据，10月1日晚，大阪检察厅以涉嫌包庇罪正式批捕两人。被捕后的大坪称，对于前田写的情况说明只是粗略地看过，但否认对说明进行过修改。同样。佐贺也不承认该项指控。

大坪被捕后，日本法务大臣柳田稔表示，难以想象检察官会擅自删改被扣押的物证，这是绝不能容忍的行为，背叛了国民对检察机关的信赖，十分遗憾。作为澍目，必须深刻体会国民的失望与愤怒。伊藤铁男副总检察长则称，检察官篡改证据，彻底颠覆了国民的信任，无法容忍。检察厅须向国民深切致歉。另有检察厅领导表示，难以想象该如何重树检察形象，应把调查作为重生的第一步，检察官只能在调查中展现姿态。

目前，57岁的大坪、49岁的佐贺和43岁的前田，已经被大阪检察厅法务局开除，他们正受到大阪地方法院起诉，等待他们的当然是骂声一片。不过，大坪的两位上司却没有身陷官司。2010年10月21日，日本最高检察院宣布对已经引咎辞职的大阪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小林敬和副检察长玉井英章不予起诉。

遗留问题：检察制度改革

前田、大坪和佐贺几名检察厅精锐的被捕，令日本司法界蒙受奇耻大辱，使检察机关的信誉变得摇摇欲坠。在村木事件中。检方尽管最终确定其无罪，但其“检察是想象案件情节，强制套用证言和证据”的搜查手法值得怀疑。日本现行的检察制度，暴露出两大问题。

第一，刑事手续问题。具体地说有三点：调查取证过程缺乏透明度、检查官采用“最良证据制”取证及检察官用“起诉便宜主义”(指检察官可以根据罪犯的性格、年龄及情节轻重酌情裁判)对案犯进行裁判。

在村木一案中，检方调查取证阶段获得的43份笔录中，有34份被法院视为“可能是检方通过诱导方式制成的”而未被采纳。而且，在庭审时，参与调查的检察官全都以笔录“破损”为由未向法庭出示。从这点上看，检方调查取证的透明化程度应该加强。

另外，主任检察官私自篡改证据之一的磁盘事件，在法庭上前田并未提及磁盘一事。按照原来的文档制成日期。法庭可以全盘推翻检方认为村木有罪的证据。所以，检察厅只通过“最良证据”来剖析案件的做法，显然不能解开案件的真相。

“起诉便宜主义”是检察官根据嫌疑人的情况进行综合调查取证，并且决定是否诉诸法律的一种方式。由于起诉嫌犯由检察官来执行。因此有时会造成该起诉的案件没有起诉，甚至出现不当起诉的情况。这种起诉制度很可能会被检察官滥用职权来冤枉好人。如果不给检察官以裁判权，法院则可以用“起诉法定主义”来对那些具有违法事实的案件直接进行起诉和判决。

第二是检察机关的价值判断和评价问题。检察机关被质疑为“到底能不能对那些造成巨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进行立案并判当事^有罪”，在公审时往往会把罪犯判成轻罪甚至无罪，表现出“失败”的一面。这一评价的证据是，一旦被上级定下错误方向，检察官对案件的审理可能会一直向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

日本司法界的专家们提出修改这两项检察制度。就第一个问题，他们提出彻底透明调查取证的过程，用当庭出示证据制替代最良证据制，并将起诉便宜主义转变为起诉法定主义(即依法而不是“酌情”起诉)。另外，就第二个检察机关的问题，专家们提议引入第三者机制来严格地判断检察官是否适合案件的审理，以代替已经形骸化的“检察官资格审查会”。

检察院请假制度大全 篇4

一、考勤

1、机关全体干警必须严守工作纪律，按时上下班，不得无故缺勤，工作时间内不得脱岗、离岗。

2、实行院党组成员轮流值周制度，考勤以指纹机签到方式进行。

3、全院干警签到时间为工作日上午8:00—8:30分，下午3:00—3:30分（冬季2:30—3:00）签到，因公出差干警（包括学习、开会、办案等）须在外出的前一天由部门领导和分管领导审批，批准后将请假条交办公室并进行签名登记，不签到又未办理请假审批手续的按旷工对待，因公外出人员按出勤对待。

4、值周领导不定期对干警的在岗情况进行检查。

5、全体干警工作日必须保持手机24小时通信畅通，以随时准备接受工作安排。

二、请假

1、干警因病、因事需要请假的，均应写出请假条，按照下列权限审批。

（1）一般人员请假1天由所在部门负责人批准。2天经部门负责人同意后由分管领导审批。3天以上（含3天）经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同意后报检察长审批。

（2）部门负责人请假两天以内由分管领导批准，3天（含3天）

以上经分管领导同意后由检察长审批。

（3）党组成员请假，由检察长审批。

（4）长期请假的，经检察长审查同意后由组织人事部门审批。

2、分管领导出差或请假的，请假人应待分管领导回院后发行补签手续。请假人须在每月底（每月最后一天）前将请假条交回办公室。

3、没有办理请假手续的，一律以矿工对待。

4、每月月底，由办公室统一将请假条、因公外出单汇总后交政工科留存。

5、政工科在每月第一周集中学习时由科长将上月考勤公布。

检察院财务管理制度（定稿） 篇5

检察院财务管理制度2007-02-02 21:55:09

×财务管理制度

×财务职责范围

×负责全院的经费计划管理和与会计核算相关的工作，掌握资金动态。

×主要职责是：

×．贯彻执行国家政策、法规和各项财务制度，维护财经纪律，杜绝一切不合理的开支，坚持宣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方针；

×．根据会计制度、会计原理和方法，审核、报销全院各项支出。并对原始凭证进行记录和登记。

×．负责全院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及一切福利待遇的发放；

×．经费的核算和管理工作，定期

向检察长报告经费的使用、支出情况；

×．会同有关部门搞好房屋、办公用品、设备、图书资料等资产的管理工作；

×．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财务档案的归档工作；

×．参加各种有关的经济活动和会议，配合做好资金的宏观管理，提供必要信息和资金保障，最大限度的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

×．准确掌握全院的财务状况，及时向院领导报告；

×经费支出管理

×１、经费支出要坚持先收后用、节约开支、精打细算、量入为出、自求平衡的原则。

×２、报销审批坚持“一支笔”制度，所有支出必须由负责人、经办人、验收人签字。报销各种单据凭国家统一印制的发票，有品名、数量、单位、金额，白条子收据不予报销。

×⒊购买办公用品、资料、工具、书籍等需提前申请，报经检察长批准后，由办公室统一购买，不经批准私自购买者一律不予报销。

×⒋公出报销旅差费、住宿收据要有人数、天数、单价、金额齐全，票据报销须经财务人员把关审查后，送交检察长批准方可报销。

⒌工作人员公出报销补助标准按财政规定执行。

×⒍购置商品，元以内（含，元）的，经检察长批准，购置，元以上商品的，经院党组会研究通过后方可购置。

×⒎对外招待，原则上在院食堂就餐。特殊情况的经办人需提前请示，经检察长批准后方可实施，事后由有关人员验收签字后方可报销，未经检察长批准，一律不予报销。

×现金管理

×１、现金领取要专款专用，不准套取现金。收回现金及时存入银行，不准坐支，不准以个人名义存入储蓄所，如违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的被银行

罚款由决定人自己承担全部罚款。

２、购买物品时达到转帐支票使用起点，不准使用现金付款。不准同一日在一个单位分开收据支付现金。

×３、公出回来三天内必须到财务报帐；经财务审核后再由检察长签字方可报销。

×４、原则上不向个人借款，特殊情况需要经检察长批准方可按照批准的数额借款，并在签批的时间内归还。

×５、按银行规定限额留库存现金，现金帐必须与总帐相符。

×第三条：银行存款和转帐支票管理

×１、使用转帐支票时经财务主管审批，出纳员不准发空头支票。

×２、要定期核对银行帐及银行对帐单金额，不相符时应及时查找原因，金额较大的要及时向检察长说明情况

×３、不准收空白支票，不准把转帐支票借给外单位和个人使用，不准用银行帐户替外单位和个人存款支款。

×４、不准为外单位和个人借款担保。

×第四条：暂扣款、赃款的管理。

×１、暂扣款和赃款必须使用专项收据，不准用其它收据代替使用。如代替使用受到处罚，由个人承担全部罚款。

×２、返还暂扣款和罚款时经办人和单位负责人签字，经检察长批准。原是转帐返转帐，是现金返现金，不准变更单位和个人名字，不准其它单位和个人代出收据，更不准办案人代出收据或领款。

检察院图书室管理制度 篇6

第一条 图书管理人员负责对图书进行验收入室、分类整理、计算机录入、登记造册等工作；负责日常管理，做好办理借阅和归还图书的登记工作；注意室内环境卫生，保持图书资料的排架整齐、清洁，及时制止吸烟、吃东西等现象。

第二条 图书室仅供本单位职工使用，入室者须注意仪表，勿穿汗背心、短裤衩、拖鞋等；须保持安静，轻拿轻放；须爱护图书、报刊、设备等一切公共财物；须爱护室内环境卫生，严禁吸烟、乱扔果皮纸屑等不良行为。

第三条 借阅图书每人每次不超过2册，每次借阅时间不超过一个月。管理人员要严格执行借、销规则，督促借阅人及时归还。

第四条 借阅人要爱护图书，妥善保管，不得涂写、污损、撕毁、遗失等。污损图书，按污损程度，视情况给予批评教育或责令照价赔偿；遗失图书，应在一个月内以相同版本的图书偿还，或按原价的二倍金额赔偿；偷窃、撕毁书刊中的资料、图片、数据、表格等，视情节轻重、态度的好坏决定是否给予通报批评。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解读 篇7

(一)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内涵及发条梳理

1. 检察建议内涵

检察建议可以分为一般检察建议以及再审检察建议, 本质上二者都属于检察机关行使公权力的范畴, 但是在内涵上还是略有不同: 一般检察建议更多的是在强调纠正违法、预防犯罪和综合治理等检察工作。相较于一般检察建议的行使方式及功能更为多元化, 再审检察建议的功能更为单一, 其目的只有提起再审, 与抗诉基本一致。故可以将再审检察建议理解为一种民事再审监督权。

2. 法条梳理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208 条第二款及第三款对再审检察建议的适用做出了明确规定, 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3 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 ( 试行) 》, 对再审检查建议的提出以及条件作出了进一步的规范和明确。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新修订后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中对再审检察建议的适用情形、条件、主体以及期限都做了较为细致的规定。

( 二)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现实可行性

再审检察建议可以提高办案效率, 节约司法成本, 从而减轻申诉人诉累, 落实便民原则。再审检察建议只需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 更为高效便民; 再审检察建议更能发挥其协商性法律监督的优势, 体现出对审判权的尊重, 有利于在检察工作中建立良好的检法沟通机制; 再审检察建议能改善检察机关办案结构, 适当缓解民行检察工作中的“倒三角”难题。修改后的民诉法规定向同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 实现了“同级建议, 同级审理”, 缓解了上级检察院民行检察部门的办案压力, 从而优化了检察机关的资源配置。

二、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实证分析———数据反应现实效果

根据对2010 年之后最高检工作报告关于抗诉及再审检察建议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中再审检察建议适用的情况:

首先, 数据显示再审检察建议的总数处在不断变动中, 这与施行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有很大的关系, 可以说明的是再审检察建议已经发展为一种较为稳定可行的检察监督方式。其次, 再审检察建议是抗诉的重要补充方式。再审检察建议数据总数虽然不及抗诉数量之多, 但再审检察建议已经在检察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 与抗诉共同构成检察监督实践格局。最后, 再审检察建议的法院采纳率在12 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后从不断提高到有所下降。 (1) 2014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对民事行政再审检察建议的采纳率为70% 。虽相较于之前的75. 2% , 采纳率略有下降, 但并不能因此来质疑再审检察建议存在的意义。

三、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完善发展———从问题提对策

(一)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面临的现实难题

1. 再审检察建议在实施中存在各种认识分歧。值得注意的是, 再审检察建议工作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和阻力, 再审检察建议的作用不但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反而受到了抑制 (2) , 由于其强制力不够, 法律监督力度较为薄弱。因此对法院启动再审很难像抗诉一样受到法院的同等重视。

2.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在法检两者之间运行不畅。民事再审检察建议, 最终采纳与否很多时候就取决于法院的态度, 但是, 按照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209 条的规定, 实质上是要求原审法院通过启动内部纠错程序否定上级法院已经提出明确意见的案件, 这种上下级关系的错位导致人民法院抵触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从检察机关角度来看, 在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效力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 检察院更倾向于选择更具刚性的抗诉。

3. 再审检察建议的落实过多依赖检法关系的协调。作为与抗诉并列的检察监督方式, 不赋予再审检察建议必要的强制性是存在缺陷的, 导致再审检察建议的落实过多依赖检法关系的协调。在新修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再审检察建议需要由检委会讨论决定, 但是如果检法两家衔接机制没有建立, 在实践中还是很难有效发挥立法本意确立之作用。

( 二)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改进对策

从纳入立法以来, 这项制度就不断遭到诟病, 很多学者都在质疑再审检察建议存在的意义。新出台的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进一步肯定了再审检察建议制度的作用和存在的必要性。因此, 当下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完善再审检察建议制度使其发挥作用。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推进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程序的立法完善

在此次新修订的司法解释在健全再审检察建议运作的流程上规定仍有欠缺, 在司法实践中, 为了缓解检法之间因监督而产生的对立, 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拟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前, 可以先与人民法院审判监督部门沟通情况, 达成共识后, 再制作《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书》。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再审检察建议, 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受理后, 应及时报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再审; 并且需要在3 个月内做出是否再审的裁定。检察机关在整个过程中也应该做好检察建议办理情况的跟踪记录, 对已经发出的检察建议进行跟踪回访。对同级法院在合理期限内拒不回复的, 检察机关可直接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

2. 正确处理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的关系

虽然新民诉法对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作出了并列选择的规定,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应当适当的加以区别对待。在司法实践中, 对符合监督条件的, 首先考虑的是以再审检察建议方式进行同级监督。在实践中应当区分不同情形, 合理运用提请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两种监督方式, 做到相互补充, 相互协调。此外, 民事诉讼法虽然原则上确定了监督在程序阶段可以从裁判生效时段扩展为对诉讼整个程序的监督, 但作为监督实施策略也要从具体条件、检察监督的基本职能、目的、实施风险方面考虑, 监督应当有重点, 而非全面介入。 (3)

3. 进一步规范再审检察建议的格式及流程

检察机关受理申诉时要坚持“法院纠错在先, 检察监督在后”原则。对检察机关受理的申诉, 能通过口头建议的可以通过口头建议解决, 能通过纠违检察建议解决的, 就没有必要启动再审程序。民行检察部门拟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 要严格检察建议制作程序, 应经立案、阅卷、调查、集体讨论、主管检察长或检察长决定等一整套严密的程序后形成。要将案件作为准抗诉案件办理, 严把案件审查标准, 议题标准要达到经检委会讨论的程序性要求, 严格落实落实检委会集体讨论制。同时, 检察建议也要注重释法说理。

四、结语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 作为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新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以及此次司法解释重点修改的制度, 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因为相关立法的不足致使其在适用过程中并未达到该制度设立初的目的, 由此也需要检察机关不断的实践, 积极地探索, 与此同时, 也需要法院与检察院联合来制定相关司法解释, 清理当下法律条文中相冲突的条款。只有将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做到民行检察监督的软硬兼施, 齐头并进, 发挥出其应有的制度作用。

摘要：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增设了再审检察建议的规定, 打破了先前以抗诉作为检查监督唯一方式的局面。但在司法实践中再审检察建议的作用和影响却日渐式微, 其数量和质量也处在一个双双下降的局面。在此背景下,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作为行使检察权的一种方式, 其内涵是什么?适用边际在哪里?如何界别抗诉与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以及如何有效扭转其当前的不利局势等问题?故本文拟从以下视角来解读民事诉讼再审检察建议制度的相关问题, 以期促进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发挥其设立作用。

关键词：民事诉讼,检察建议,完善措施

参考文献

[1]王晓, 任文松.民事检察建议的问题分析与完善路径[J].河南社会科学, 2015, 23 (1) .

检察听证制度建立设想 篇8

关键词：检察；听证制度；构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的提出，要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对检察机关检察办案中的人权保障、民众参与、公开透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充分体现民主性、公开性和参与性的听证制度引入检察法律监督过程是落实《决定》精神的重要途径。

一、检察听证的历史及意义

检察听证的核心内涵是指“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尤其是指在检察机关作出不利于利益相关人的决定之前，应听取当事人的意见。长期以来，检察听证都被看做是检务公开的内容之一。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2000年5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厅颁布《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试行）》，在此规定中明确规定除一些特殊案件外，刑事申诉案件立案复查后，均可举行听证会，公开听证；2001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发布了《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规则（试行）》，规定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时，应当听取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参加。它们虽未明确提出检察听证的概念，但却首次将听证程序引入到检察办案中。

检察听证又区别于一般的检务公开，它包含了公开和参与两层含义，是将涉及当事人和相关人权益的待决定事项公之于众，让民众参与其中，具有互动性。其意义在于：首先，有利于检务公开、促进司法公正。其次，有利于检察听证通过听取各方意见，防止偏听偏信，查清案情，同时引进法学专家、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等评议案件，提高办案质量。再次，可以吸收和化解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公众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活动的不满和疑虑，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在听证程序中得到尊重，也能很大程度上化解他们对最终决定的不满。最后，举行听证会要求承办人有扎实的业务基本功和灵活应对能力，有助于提高承办人的综合素质。

二、当前检察听证制度中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

根据新修改的两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2年、2013年先后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规定》、《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对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在办理民事诉讼监督和刑事诉讼监督案件中，实行检察听证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对民事、刑事申诉案件实行公开听证的制度，应该是检察机关深化检务公开、引入公众参与司法实践、实现透明司法、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有效保障申诉人诉讼权利的重要举措。

1.适用范围的界定欠科学，公民难以全面参与司法实践活动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由于《规定》及《试行规定》并未对在何种情形下民事与刑事申诉案件必须适用举行公开听证进行强制性规定，而在不宜开展公开听证的情形中又有“其他不适合进行公开审查情形的”规定，“给司法实践中对举行公开听证案件的选择留有较大的余地和空间，容易造成办案部门为应付上级检查或贪图省事，尽量选择一些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举行公开听证，难以保证所有的民事与刑事申诉案件当事人都能平等地享有参与诉讼的权利和机会”，不符合公民参与司法的公平与全面原则，不仅使公开听证的推行失去现实意义，而且也使想通过公民参与司法活动去提高司法公信力目标失去意义。这不但违背了执政者推行公民参与司法活动的初衷，也难以实现司法改革所追求的社会价值目标。

2.听证主持人的中立性不强，难以保障当事人充分的司法参与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组织听证，由承办该案件的检察人员主持，书记员负责记录。目前检察实践活动中，也大多按照这一规定在执行。然而，要真正保障听证主持人的独立地位，保障听证的客观、公正，除需具备丰富工作经验，较高的组织、协调、指挥能力外，还必须是与听证事项及争议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必须得到听证争议双方的认可。但目前的检察听证实践活动并没有按照这一做法进行，检察机关既是听证主持人，又是听证争议当事人一方或者是在一个有隶属关系的系统内的情况经常发生，听证主持人的中立性不强，难以保障当事人的充分参与。即便最后听证结果公正，但如果做出了不利于当事人的听证结果时，很难保证当事人在心里上认同。

3.检察听证程序不统一，难以保证公众参与司法活动的有序性

公众参与司法活动既是一个民主过程，也是一种程序正义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程序设定科学、民主与否决定了公众参与司法或的效果和满意度。检察听证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主要制度，它既是全面实行法律监督程序体系有机构成，也是公众参与司法活动的主要渠道。检察机关适用听证，不论是何部门，就其性质来讲是相同的，因此，听证程序应当是统一和规范的。

三、建立检察听证制度的路径

1.以法律形式建立统一、规范的听证制度

目前，检察机关新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和《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同以往出台的类似规定相比较，不仅对检察听证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而且对听证原则、程序等也做了具体化，应该说，中国检察听证制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这些新出台的规则还是根据各职能部门工作需要制定的，并没有把检察听证作为检察机关整体的一种规范性工作制度看待，公民参与司法活动的随意性很强，需要以法律、法规形式从整体上对检察听证制度进行确认，使之成为检察机关一种有效的、法定的工作制度和公民参与司法活动的制度化渠道。

2.运用考核等制度推进检察听证的应用

检察机关现行的考核制度，侧重于对办案数量和办案结果的考核，对于办案程序则考虑的不多。检察机关考核部门可以转变考核观念，完善考核指标，为推进听证程序在检察办案中的运用，考核部门可以发挥考核指挥棒的作用，将是否运用听证程序纳入考核指标，引导鼓励承办部门积极在办案过程中运用听证程序。同时，检察机关案管部门、宣传部门也应积极对听证使用情况进行统计、通报，对运用听证程序办案，办案效果突出的案件积极宣传，扩大检察听证的影响力。

3.探索建立相对固定的听证评议员队伍

探讨检察委员会的制度现状与完善 篇9

一、检察委员会制度概述

为最大限度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对检察业务中遇到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其他重大事项进行讨论，确保检察决策的正确性，我国创设了检察委员会制度。它是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符合法制现代化所要求的“法律运作和法律组织机构的现代化” [1]。

现行检察委员会制度正式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检察委员会的决策机制经历了从检察长制向民主集中制推演的历史过程。1949年12月制定的《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规定，检察长是检察委员会的主席，检察委员会意见不一致时，检察长有最后的决定权，表明了检察长在检察委员会制度中的特殊地位。1954年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进一步扩大了检察长的权力，规定检察委员会在检察长领导下处理检察工作中的重大问题。1979年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总结了过去的历史教训，明确规定了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此后的有关组织法或组织条例，对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都作了明确规定。1999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的《关于改革和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通知》以及2008年2月新修订通过的《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以下称《组织条例》)对检察委员会的决策机制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如《组织条例》第11条规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遵循少

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检察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出席，才能召开；必须有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同意，才能作出决定”等。2009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对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原则和决策程序再次作了强调和规范。

二、现行检察委员会制度缺陷

检察委员会的决策机制在历史演进中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从制度层面及实践运作来看，检察委员会制度尤其决策机制仍然不尽完善。具体表现为决策机制仍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决策主体专业化不足以及责任机制缺失等。随着新修订的《组织条例》以及《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的施行，上述问题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但尚未根本解决。

第一，检察委员会的议事规则仍带有较浓厚的行政色彩。受检察机关行政领导体制和检察长负责制的影响，现行检察委员会制度的行政色彩仍十分浓厚。它们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检察长的行政权威可能影响甚至左右其他检察委员会成员的意见。一些基层检察院的实践表明，检察长可能违反议事规则有意或无意地先行表达出倾向性意见，或者在最后发表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意见后再次征询其他委员的意见，其他委员基于检察长的行政权威可能临时改变主张或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是检察委员会议而未决的案件可能通过请示方式报上级审批，将司法断案演变为行政决策。《组织条例》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讨论重大案件或重大问题时不同意多

数检察委员会委员意见的，可以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决定。实践中，常出现基层院的请示案件可能经三级检察委员会研究进而严重影响办案期限的窘况，同时还为法外干扰、基层院推卸责任、上交矛盾开辟了渠道。

第二，检察委员会某些组成人员专业化不足。现行检察委员会委员的构成模式和选任程序不尽科学合理，影响到检察委员会的议决质量和效率。《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及《组织条例》对检察委员会的组成以及委员任职条件的规定过于笼统和简略，委员任期、换届、资格、权利义务等都没有更详细的规定。由此导致实践中通常出现三种类型的问题：一是对检察委员会委员的选任机制不健全，委员资格偏重行政资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二是专职委员的专业化程度不高。2006年，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中提出各级检察机关可以设置2名左右的专职委员。实践中，有的检察机关忽视专业素养而将有限的名额用来解决即将退休的干部的职级待遇。三是委员的任期无限制，更新机制不健全。

第三，决策原则缺乏司法特色。现行检察委员会决策机制在决策规则以及决定的执行力等方面缺乏司法特色，有的方面甚至存在弱化迹象。一是检察委员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并不完整，检察长与其他委员的权力地位不完全平等。如《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组织条例》都规定，检察长不同意多数委员的意见的，并不要求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检察长在此享有其他委员不具备的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的权力。检察长可以通过这种特别程序来否定多数人的意见，这无疑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例外。二是检察长将重大问题可以报请同级人大常委会决定之规定同样弱化了检察委员会决策的司法属性。检察机关应当向同级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但不能混淆立法与司法在宪法上的职能界分。三是赋予下级机关对上级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复议权也是缺乏司法属性的表现。《组织条例》第15条规定，下级检察机关对上级检察委员会决定有不同意见的，可以提请上级检察委员会复议。复议复核属行政程序范畴，将该程序引入检察委员会的司法处断活动，无疑影响了检察委员会决定的严肃性和执行力。

第四，检察委员会责任机制缺失。对于如何认定并追究检察委员会的执法过错责任，目前尚无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第12条对集体议决的执法过错责任承担仅有原则性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及其执法办案部门经集体讨论造成执法过错的，由集体讨论的主持人和导致错误决定产生的其他人员分别承担责任。但这个规定具体到检察委员会应如何落实、如何认定并追究委员的执法过错责任尚不明确。检察委员会议决案件实行集体负责制，一旦出现执法过错往往因追究机制不健全而集体不负责。无责任则无制约，责任机制的缺失意味着决策机制的不完整，会严重影响决策主体的责任心和决策质量。

总而言之，由于司法改革的整体理论贮备仍比较薄弱，致使司法改革包括检察改革仍面对重重矛盾和种种难题。如何改革现行的检察制度，是事关检察事业发展、事关司法改革本质命运、事关司法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我国现行的检察制度是新中国在政权建设和法

制建设进程中的历史性选择，其产生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深厚的实践经验，具有自身的强大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

三、关于完善我国检察委员会制度的一些设想

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精神，制定了《关于深化检察改革2009-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要继续深化检察委员会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检察委员会决策的质量和效率。检察委员会制度改革应当遵循司法规律，以民主、高效、权威为目标，重点改革议决方式，优化决策体系，兑现责任机制。

第一，合理吸纳合议制，严格检察长的“集中”机制。检察委员会制度应借鉴吸纳审判合议制的合理内核，严格检察长的“集中”机制，以补强民主集中制原则，实现决策程序的正当化。检察委员会的议决机制要实现在票权上的平等性(检察长的票权可相对优于其他委员)，要适时引入合议制作为检察委员会的决策机制，使检察委员会议决案件更加符合司法活动的规律。

第二，应建立检察委员会层级议决制度。要严格按照各级检察院的分工，对属于本级检察院分工范围内的决策事项，应该做出决策而不能再递交上级检察院决策。同时，对不属于本级检察院分工范围内的决策事项，即使是已经讨论并得出结果的，也应该层报上级院做决策。

第三，要优化检察委员会人员组成结构，确保检察委员会议事质量。一是调整委员结构，注意员额配比适度，年龄结构合理。严格执行《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真正把业务精、议事水平高的优秀检

察官充实到检察委员会中来。二是严格委员的选任程序。选任程序可原则确定为民主推荐、检察长提名、报人大任命这一程序；明确委员的任职期限，原则上可与检察长任期协调一致，连任不超过两届。

第四，要建立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强化检察委员会决策责任。决策意味着风险和责任。建立完善责任机制是强化检察委员会决策的司法属性和决策质量的重要保障。检察委员会决策要敢于兑现责任，但要建立科学的责任追究机制。可以研究适度将集体责任分解兑现到个人，在《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检察委员会委员执法过错责任的认定、责任划分与追究程序，做到追究责任有依据。此外，还应对检察委员会委员进行绩效管理。委员每年年终都应当向检察委员会以及同级人大常委会述职；政工部门会同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对委员的履职情况如参会次数、发表意见的情况、纪律作风等进行汇总测评，报给人大作为考评依据，以此增强委员的决策责任心，提高决策质量。

附：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