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精选8篇）

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 篇1

作为公安机关的基层组织，公安派出所是多功能综合性的作战实体。实践中，派出所办理了大量刑事案件，是刑事司法的重要参与主体，但其办案过程也存在诸多问题。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在监督公安派出所工作的同时，发现并解决改进派出所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对公安派出所的监督，促进基层执法公正，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在积极探索完善对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检察监督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少长效机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公安机关派出机构刑事执法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

2014年1月至6月，某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713件1089人。审查案件后发现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案环节

主要表现为：1.对立案标准要求认识不到位，致使造成有案不立，或者不应立而立的现象；2.对于涉嫌数罪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派出所却仅对其中的一罪立案，另立案不全面；3.对经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罪名不成立，或者对长期侦查没有进展的案件，检察机关也因事实不清而不批准逮捕也不及时撤案，导致案件长期悬而不决；4.迫于“破案率”、“有罪率”等“考核指标”，立案破案不循规蹈矩，往往造成有案不立、或者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的现象；5.对于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案件，久拖不立，立而不侦，或者侦而不决的情况较为普通存在。

（二）侦查环节

主要表现为：1.没有及时通知监察机关关于案件的批准逮捕、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执行情况；2.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不到位或不规范，甚至是未实行；3.笔录与犯罪嫌疑人实际供述有出入；4.第一时间处警处置不力，特别是对于重特大案件进行前期处置时，因判断错误，不注重对犯罪现场、相关物证的保护，导致主要证据灭失或错过最佳取证时机。5.对批准逮捕后案件继续侦查不力，致使一些案件错失固定证据的良机，造成提起公诉困难。另外，还存在一些少数暴力取证情况。

（三）刑事执法水平和能力方面

主要表现为：1.仍然普遍存在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的观念。办案人员过分依赖口供，却不注重收集其他证据，不注重收集能够客观或者间接反映“明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等主观要件的证据。2.在证据收集上偏向重打击，偏重于有罪证据，却怠于收集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也经常存在不核实犯罪嫌疑人在辩解时说到的一些证据线索的情况。3.派出所的办案人员虽然有较强的破案意识，但却缺乏按正规诉讼流程主动收集、固定证据的意识，并且执行能力也较弱，导致有些因为存在瑕疵的被排除在外而办事效率低下。尤其是毒品案件等客观证据较薄弱的案件，往往不注意现场见证人等证据的收集，事后补正则证明力大打折扣，一旦犯罪嫌疑人发生翻供，则易难以认定。

二、各地检察机关监督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一）各地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摸索，已经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监督模式。主要可以分为专项行动式和长效机制式两大类

1.专项行动式，即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精力监督公安派出所的刑事执法活动。

2.长效机制式，是指先建立某种相应的制度，并以此来常态化监督公安派出所的刑事执法行为。现在主要有以下5种模式：

（1）组建检察官办公室模式，即检察机关侦监部门指定专人在派出所组建一个检察官办公室，通过种种方法如不定期巡防检查、介入侦查等全面展开监督工作。

（2）片区检察官模式，即指定专门的检察官到特定和划分同一片区的某些地区的派出所，采用与巡回监督相结合的中心辐射、区域负责等细致方式来全面综合监督。

（3）侦查监督室模式，即成立专门侦查监督室，统筹全局，负责监督包括所有派出所在内的全县（区）公安（分）局等县级公安机关所有办案单位的办案信息。

（4）镇街（社区）检察室模式，即为配合侦查部门，成立专门的监察室，专门在派出所对应的镇街（社区）内开展监督派出所的工作，二者分工协作，共同监督派出所工作。

（5）专项制度模式。与前几种长效机制模式不同，该模式下检察机关不向公安机关派驻人员；与专项行动式也不相同，该模式不是对公安派出所进行一时性的监督，而是依托双方建立的某种制度，对公安派出所进行常态监督。

（二）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各地检察机关虽然在对公安机关基层派出所机构的监督摸索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实践中，综合各地实际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1.检察权领导、控制侦查权的原则已被世界上大多数法治国家从立法上确立，二者的关系既符合科学的诉讼规律，又能充分反映检警关系的一般性原理。但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从立法上确立检察权领导、控制侦查权的原则的时机尚不成熟。

2.2010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该规定虽然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专门解决当前立案监督中存在问题，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单一性的规定问题，仅涉及到立案监督的部分，而其他更多监督问题却没有得到有效关注和解决；第二，监督的力度不足，根据监督学的原理，监督者对于被监督者应该具有完全的强制力。而上述规定中，检察机关的监督效力依然不足。

3.只有先确保检察机关对派出所各种刑事执法信息的知情权，才能实现检察机关对派出所的“同步监督”、“动态监督”。但在实践中，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未能真正建立。

三、完善监督机制的对策及建议

（一）从制度层面确保检察机关对派出所执法行为监督的真实实现

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还不到时机运用从立法上确立检察权领导、控制侦查权的原则，不过，可以从目前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寻找怎样更好地监督派出所执法行为的途径。以某市检察院为例，建立提请逮捕案件通报制度。侦查监督部门逐一详细登记各个办案部门受理的案件，并对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发现的案件质量瑕疵情况也进行逐案登记。还需要定期通报派出所提请逮捕的案件办理情况、案件质量情况等，督促派出所提高办公速度和质量，进一步提高派出所的办案效率，严防冤假错案发生。

（二）以信息共享制度的建立拓展多渠道的线索来源机制

2010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明确指出，公检两家应当建立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因此，为便于检察部门全面及时了解派出所的各项工作进程等，应当授权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可以查阅派出所办理案件的基础台账，查阅110指挥中心的接警记录，查阅受、办案件材料和查询“公安机关打防控主干应用系统”等，动态掌握派出所办理案件的情况，对侦查活动实行同步监督。对派出所承办的案情重大、疑难、复杂及适用法律有争议等刑事案件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特别注意重点监督派出所可能存在的不法行为，如：擅自撤销案件、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徇私舞弊瞒案不报、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或是徇情枉法、瞒案不查等情况，让检察机关的监督视野有效覆盖在公安派出所刑事案件的整个侦查活动中。

（三）以派出所职能的深度参与进一步完善与派出所的配合机制

要立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紧紧围绕重要诉讼程序和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活动的关系环节展开监督，其监督的重点是：突出刑事侦查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如捕而不侦、久侦不结；违法立案、有案不立、不破不立；借违法变更强制措施徇私枉法，谋取私利；采取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违法超期羁押、任意延长办案期限造成隐形超期羁押等，实现对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的动态监督。同时可共同参与派出所的控申接待、纠纷调解和突发事件处理等工作，在沟通中促进双方逐步确定监督就是支持、监督与支持相统一的这一理念。

（四）以派出所建立检察监督站制度的建立深度介入派出所的刑事执法过程

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 篇2

一、明确检察机关对于批准逮捕的案件有引导侦查权

在我国, 无论在立法实践上, 还是在法学理论上, 检察机关既是公诉机关, 又是法律监督机关, 在刑事诉讼中承担控诉和法律监督双重职能。从检察机关承担控诉职能的角度看, 侦捕诉职能具有一致性, 因而, 为保证国家刑事追诉权的有效行使, 立法中应当明确检察机关对于批准逮捕的刑事案件有引导侦查权, 由承办人员引导侦查人员围绕指控所需, 准确全面地收集、固定证据, 使得证据逐步达到控诉标准, 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 实现控制犯罪的刑事诉讼目的。

建议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对于捕后案件的引导侦查权, 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2005年, 在全国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就推出一项制度, 在这项制度中, 明确对于证据未达到逮捕条件的重大刑事案件, 但具备补充、完善证据的条件的, 为了保障有效追诉犯罪, 可以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后, 按照移送起诉的条件引导侦查, 充实、完善、固定相应证据。

有学者提出, 检察机关的引导侦查权应当贯彻侦查活动的始终。对此, 笔者不敢苟同。检察机关过早介入侦查活动, 一方面不利于公安机关积极性的调动, 另一方面将不利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实现。笔者认为, 除重大、复杂案件, 需要检察机关派员提前介入外, 对于尚未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 检察机关不应过早引导侦查。这是因为逮捕是一项短期内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是一把双刃剑, 使用不当则会侵犯人权。检察机关在行使逮捕权时更多的是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能, 更为强调对侦查权的监督和控制,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 检察机关在批捕中履行的就是中立、超然的法院角色。捕、侦分离是诉讼规律的科学总结, 也是国际司法的通行做法。不能一味强调检警配合, 不然则会削弱捕、侦两个环节的相互制约, 牺牲逮捕的中立性, 不符合正当程序原则。

二、强化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及撤案活动的制约、监督

刑诉法第87条虽然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案件有立案监督权, 但法律没有规定, 如果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监督立案的案件置之不理或者消极侦查, 检察机关有权采取哪些措施加以纠正。法律上的缺陷, 导致在司法实践中, 监督立案而成案的比例很少。为使得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落到实处, 立法上应当明确, 如果公安机关接到检察机关立案通知仍然不立案, 或虽然立案但立而不侦、拖而不查, 检察机关认为确实应当追究时, 可以直接报请上一级检察机关审查决定后通知同级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并对下一级公安机关拒不立案或立而不侦的情况予以通报。

有学者提出, 对于公安机关仍不立案的, 检察机关可以直接立案侦查, 即赋予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对此, 笔者认为赋予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追诉权的有效行使, 但违背了侦捕分离的国际司法通则, 容易造成检察机关自侦自捕自诉的局面。在我国, 无论是上下级检察院之间还是同一级检察院内部上下级之间, 都体现了检察一体化的特征, 赋予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 显然违背了权力制约原则。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作的论述, “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 自由也就不存在了”。而且检察人员并不具有一定的侦查能力和素质, 时间及精力上也不能保证机动侦查权的需要。

此外, 关于撤销案件。刑诉法第130条赋予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权力, 且规定公安机关自行撤案后只须通知原批准逮捕的检察机关。依照刑诉法的规定, 案件一旦被撤销, 检察机关就无法对此加以制约、纠正, 即使公安机关的撤案决定是错误的。因此, 应当设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权的救济机制。立法上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在作出撤案决定后, 立即将撤案决定书及案件材料复印件移送原批准逮捕的检察机关备案审查, 检察机关应指定专人审查撤案决定是否依法作出并予以监督。

三、扩大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性处分的审查决定权

根据现行法律, 公安机关采取除逮捕外的强制措施及搜查、扣押、检查等涉及公民财产权利的侦查行为, 均由内部的权力部门自行决定, 不受其他外部机构的审查和授权。为了加强对于侦查行为的事前监督与控制, 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的“司法令状”制度, 扩大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中采取强制性措施的审查决定权。笔者建议, 对上述侦查活动中对人身采取强制措施决定的, 立法应当授权检察机关事前予以审查批准, 以紧急情况为例外, 公安机关可以事先采取强制措施, 事后立即报检察机关审查其合法性及必要性, 如果不合法或不必要, 则立即解除强制措施;对上述侦查活动中针对财产采取的强制处分决定, 应当授权检察机关派员直接参与, 一旦发现违法行为或不适用的情况, 经检察机关批准依法予以解除。

四、完善检察机关对延长羁押期限的法律监督

由于立法层面的不完善, 检察机关在审批延押过程中不当的操作极易导致延长羁押期限与隐性超期羁押 (1) 的尴尬重合, 严重侵犯了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完善立法, 以羁押例外、羁押期限成比例为原则明确延长羁押期限的条件, 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但在尚未修改刑诉法的前提下, 如何完善检察机关对延押的审批机制, 真正实践法律监督职能, 是当务之急。笔者建议, 公安机关报请延长羁押期限, 应将案件材料复印件及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所作的延押合理性报告一起移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防止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因对案情的不了解, 对侦查进程的不了解而错误判断是否有延长羁押期限的必要, 无法有效实现对延长羁押期限的侦查监督, 保障被羁押人的权利。

另外, 现行刑诉法还应当明确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延长拘留期限实施监督, 防止公安机关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作扩大解释, 随意延长拘留期限。近几年来, 各级检察机关开始了刑拘监督工作的试点工作。例如, 某市人民检察院在日常办理案件过程中加强对刑事拘留措施的审查, 会同公安机关制定了刑拘信息共享、备案审查制度, 会同监所部门听取刑拘入所人员意见制度, 进一步规范监督程序。

五、明确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纠错机制中的调查权、制裁权

司法实践中, 原本承担惩处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秩序重任的警察却出现种种扭曲、变形, 警察在侦查活动中侵犯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的现象屡有发生。承担着侦查活动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不仅要及时发现侦查中的违法行为, 而且还必须及时通过法律手段予以纠正, 以确保侦查活动的合法性。

笔者认为, 检察机关对于依法获取的违法侦查行为线索, 应当有权进行调查。检察机关发现有违法线索, 经检察长批准, 应当调查核实。在调查过程中, 可以讯问在押犯罪嫌疑人, 询问被害人、证人, 采取查询、勘验、辨认、鉴定等调查措施, 查阅案卷材料, 依法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 但不得使用限制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

对于经调查核实的违法侦查行为, 笔者认为, 检察机关应当有权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在一些国家, 对警察违法或拒不接受检察官指示的, 一般规定有实体法上的后果和程序法上的后果。前者如追究刑事责任、由所在机关或者上级给予纪律处分、由惩戒委员会予以惩戒或罢免;后者如宣布程序无效、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等。在我国, 检察机关对于违法侦查人员可以采取以下法律措施:一是对于一般违法行为, 检察机关有权向公安机关提出另行指派侦查人员, 对于情节较为严重的违法侦查人员, 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纪律处分;二是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 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反渎职侵权部门进行立案;三是对涉嫌收受贿赂犯罪的, 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反贪部门立案查处。

对于上述违法侦查人员的侦查活动, 检察机关应宣布其无效, 对其非法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 对其违法行为给诉讼参与人造成损失的, 应当书面建议其所在的公安机关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鉴于我国侦控相互制约的原理, 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的制裁措施, 可以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复议复核。检察机关上述建议和决定不被公安机关接受而又不提出复议的, 作出原决定的检察院应向上一级检察院报告, 并按上一级检察院的决定执行。

参考文献

[1]慕平.刑事诉讼监督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89.

[2]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259.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 [M].张雁深,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156.

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 篇3

一是督促公安机关建立“刑事撤案备案审查”制度。下级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后，应当在3日内书面报告上级公安机关，上级公安机关指派专人进行审查后，10日内作出同意或者纠正意见。检察机关有权定期了解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情况，对存在问题的撤案，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改正。这其中符合立案条件的，应监督公安机关立案。

二是从立法层面细化对刑事撤案的检察监督。2010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其第7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与检察机关建立和完善信息通报和沟通机制，及时通报发案、立案、破案、撤案情况”。依据法律和地方法规，应探索建立同级检察机关监督制约机制。首先，侦查机关对已立案的案件，应在3日内将案件来源、立案的理由和证据材料及时移送同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备案。侦查监督部门应派专人对侦查机关移送的立案材料进行个案审查、跟踪监督；其次，侦查机关拟撤销案件的，应在作出撤案件决定前3日，将撤销案件的理由和根据、证据材料移送同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备案审查。侦查监督部门应指派专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对侦查机关移送的撤案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撤案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侦查机关继续侦查、呈请批准逮捕或移送审查起诉。侦查机关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该决定的检察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请上一级检察机关复核。

三是明确监督重点。应结合本地区特点，明确撤案监督重点。如某地轻伤害案件违法撤案情形较多，则应将轻伤害类型案件作为监督重点，并重点审查补充鉴定、重新鉴定意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79条的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因此，公安机关对轻伤害和解案件自行撤案违法。首先，对于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申请，要严格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44条、245条、246条规定的条件、审批程序作出决定。补充鉴定、重新鉴定意见书应当由公安或检察机关的法医提出文证审查意见后，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公安机关应适时建立并更新“出具虚假鉴定意见鉴定机构黑名单制度”，对于出具过虚假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要将其列入该名单，并将名单下发至各办案单位，要求其在进行司法鉴定程序中，审慎委托该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四是主动发现监督线索。检察机关通过定期开展对刑事强制措施的专项检查来发现监督线索。如公安机关将刑事案件转治安处罚案件的、刑事拘留到期后未报捕也未起诉的、刑拘后直接变更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从审核强制措施入手，进而监督撤案决定是否合法。

五是加强协作配合。检察机关应与公安机关建立案件信息共享机制，指定专人担任信息联络员，定期交流、通报案件信息，掌握立案、撤案的第一手资料，为了确保共享资料的真实、全面、准确，应在具体的工作办法中赋予检察机关调阅公安机关原始台账的权力。在条件成熟时，检察机关可与公安机关协商，利用信息化手段，搭建公检之间的“刑事立案、撤案信息共享系统”，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立案、撤案情况的常态掌控和监督。

检察机关刑事监督工作报告 篇4

一、基本情况

二、主要做法

全市检察机关刑事法律监督部门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一直肩负着对侦查立案、国家追诉与刑罚执行监督的任务，担负着制衡刑事审判及监督刑事侦查的双重功能，在追究犯罪过程中，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这一核心标志性职能，主动参加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活动，从稳定社会大局出发，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构建社会公平规则，把执法监督落到实处，收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强化法律监督意识，客观公正履行刑事立案监督职责。全市两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刑事诉讼中，强化法律监督意识，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刑事立案作为法律监督的主要环节，客观公正履行职责，主动协调公安机关、本院自侦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畅通刑事立案监督渠道，切实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方面的相关规定，依法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一是审查受理被告人、控告人、举报人以及其他报案人的情况反映和举报，扩大刑事立案线索来源，提高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在审查批捕案件工作中，发现公安机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案件以及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扩大案件线索来源跟踪督办。三是审查备案材料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汇总分析社会发案情况，拓展案件线索来源，对不应当立案和应当立案的案件全程跟踪督办。通过以上监督方式，让有罪的人入罪，让无罪的人出罪，实现刑事立案法律监督客观公正的终极目标。

第二，树立公平正义理念，提高刑事侦查监督能力。全市两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把树立公平正义理念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要求，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着力提高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的能力，推动社会长治久安。一是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工作中，通过审查案件材料，提审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方式，对公安机关实体法的运用是否恰当，以及刑事侦查活动程序的合法性及时研判，保障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严格贯彻执行，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参与询问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参加现场勘察和检查，提前审阅有关案件材料，既能及时了解案情，掌握证据，保证案件质量，又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三是对刑事侦查进行强制性监督，推进公正廉洁执法。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以国家法律作后盾，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活动进行强制监督，全方位监督公安机关执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执法不公、不文明、不廉洁的执法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树立国家法治权威。

第三，建立执法办案责任制，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全市两级检察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人民检察院既要代表国家对公民犯罪进行法律监督，行使公诉权，又要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行使刑事审判监督权。面对特殊的责任：一是建立执法办案责任制，在检察长领导下，经检察长受权公诉部门实行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责任人的执法办案责任制，确立法律监督的核心地位和刑事诉讼的专业化，突出检察官的主体责任能力，从组织上保障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取得实效。二是坚持执法公示制。公平、公正、公开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受理的公诉案件，加强审判程序监督和庭审监督，严格执行两审终审制，规范审级独立职权，查清犯罪事实，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保障未犯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三是坚持职权法定履行监督职责，注重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对特别重大案件跟庭监督，着力打造公诉部门检察官队伍，主动探索新形势下刑事案件的特点和规律，提高公诉质量，成立“刑事判决、裁定审查组”，对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依法抗诉，推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切实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情况，对人民法院实行有效监督。

第四，依法履行刑罚监督职责，确保监管场所安全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实行监督。一是坚持纠防超期领导责任制，责任追究制。保障公安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杜绝超期羁押。二是加强对刑罚交付执行的监督。把公安机关看守所代为执行一年以下或余刑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服刑罪犯作为重点监督。在监督活动中对刑罚变更执行完善监督机制，注重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办理程序，督促有关部门落实监管措施。三是强化安全监管制度落实，对罪犯和在押人员实行有效监管。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保障监管场所安全稳定，及时处理服刑罪犯和在押人员的申请，控告和检举，保障刑罚执行机关依法维护服刑罪犯和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为维护法律尊严，紧紧围绕推进公正廉洁执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提高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如下：一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监督不规范，公安机关通报刑事发案、报案、立案、破案处于被动地位，该立不立，立而不侦的现象依然存在；二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信息不畅，信息资源不能共享，有些执法违法行为不能及时纠正，有的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三是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对人民法院偏轻偏重，量刑不公的判决、裁定难予实现有效监督，导致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刑，给“暗箱操作”人为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以可乘之机，影响司法公正；四是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监督活动中，对依法交付所外执行的犯罪分子，由于社区矫治制度和机制不健全，有些犯罪分子脱离监管而逍遥法外；五是检察机关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监督工作机制不适应社会管理的要求，其编制结构对所承担的刑事法律监督任务不相适应，还不能满足诉讼参与人的诉求。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1、规范行使“违法立案”监督权，保障公民在刑事立案活动中的合法权利。规范执行刑诉法关于检察机关行使刑事“立案监督”权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明确的“违法立案”监督权。重点监督公安机关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借助公权力采取刑事拘留、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侵害公民合法权利的情形，着力监督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利用立案手段实施报复陷害、敲诈勒索以及牟取其他非法利益等违法立案的情形。在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中，更加注重程序和方法，切实保障公民在刑事立案中的合法权益。

2、构建信息平台，增强刑事侦查监督合力。刑事侦查旨在依法惩治犯罪，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被毁损后尽可能重建主体间的自由关系与和平关系，侦查权的滥用会使主体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监督活动中，要在政府投入下构建硬件设施信息交流平台，同时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信息交流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强信息交流，共享侦查信息资源，共同查明案件的犯罪事实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共同对案件进行法律评价，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及时准确纠正违法办案行为，防止侦查权“失控”伤及无辜公民。

3、构建社会公平规则，提升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自由裁量权备受人民群众关注。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审判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公开、透明，主动适应人民法院量刑规范改革要求，监督刑事审判工作执法量刑程序，对所有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正确行使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维护被告人、被害人的量刑参与权，注重吸纳律师辩护意见，实现均衡量刑，依法治理滥用自由裁量权。杜绝“暗箱操作”和“三案”的发生，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4、参与社会管理，推进社区矫治工作开展。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监督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治制度，重点监督经刑事审判交付所外执行刑罚的犯罪分子。落实帮教措施，预防重新违法犯罪危害社会。

5、加强队伍建设，创新刑事法律监督机制。开展刑事法律监督，推进公正廉洁执法，提高刑事法律监督的执行力，必须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一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树立监督执法新思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克服“特权”和“霸权”思想，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永葆检察机关的政治本色；二是建立健全刑事法律监督体制。依靠地方党委领导和政府的支持，建设一支编制结构合理，纪律严明的专业化队伍，解决案多人少、有人干事的问题，规范执法监督行为，坚持用好的制度管好权、管好事和管好人。三是建立错案追究制，加大对错案责任人的追究力度，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同时也要保护检察干警的合法权益；四是加强执法监督能力培训，选择国家最新法律、法规、政策作教材，正确解决经济和社会变革中立法不周延，司法解释注解不周详带来的认识不一致、不统一的问题，处理好理论和实战的关系，提高正确把握法律和政策的素质能力，公正廉洁执法，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 篇5

2013-4-9 14:24:56 政治与法律 顾建华 李涛涛 李炜

【摘要】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实施给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程序中的调查取证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检察机关应该具备调查取证权，但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权限、方式以及所调取证据的效力认定应该予以明确。检察机关自身还应该树立正确的民事检察监督理念，以应对民事诉讼法的新要求。【关键词】

检察机关；民事检察；法律监督；调查取证

一、民检监督程序中检察机关能否调查取证

1991年民事诉讼法在规定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机制时，对检察机关有无调查取证权未作明确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为了查明事实、探究真相，检察机关常常需要调查取证。因为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在取证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定的阻力。是否需要赋予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的调查取证权，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众说纷纭。

持肯定论者认为，我国并没有实行纯粹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应该将其与国家职权主义有机结合，使两者相辅相成。其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相对接近大陆法系国家的模式，有较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尽管1991年民诉法第64条规定人民法院负责“审查核实”证据，较1982年民诉法第56条规定的负责“收集和调查证据”进一步向当事人主义模式靠拢，但1991年民诉法依然规定了一定条件下人民法院的调查取证职责。既然人民法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调查取证，检察机关成为调查取证的主体同样具有理论上的可能。（2）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地位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检察机关依法进行法律监督亦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理应贯穿整个民事诉讼进程的始终。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调查取证权，有利于检察机关圆满完成其监督使命。(3）民事检察程序的启动并非完全依赖于当事人的申诉。依照《人民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下称“高检院《民行抗诉规则》”)第4条，“国家权力机关或其他机关转办的”、“上级检察机关交办的”以及“人民检察机关自行发现的”都有可能引发民事检察程序的开启，由此进一步凸现出检察机关积极主动的进行调查取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持否定论者则针锋相对。(1）赋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是对民事诉讼主体间平等状态的破坏。民事诉讼是居于平等地位的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人民法院居中裁判，三者呈等腰三角形结构。一旦检察机关介入调查取证，使得一方当事人获得国家公权力机关的支持，势必在诉讼中居于有利位置，导致双方地位失衡，这就违背了民事诉讼的本质。(2)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破坏了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与民事诉讼着重解决私人之间纠纷的意旨休戚相关，在调查取证问题上同样无需检察机关越俎代庖。(3)检察机关调查取证会导致检察机关自身定位的模糊。检察机关一旦在民检程序调查取证，其自身该如何定位？是一方当事人？是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是法律监督机关？抑或是兼而有之？可谓模糊不清。（4）如果赋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话，则对检察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如何质证、是否采信均存在问题。[1]

我们基本赞同检察机关在履行民事检察监督职责时有权进行调查取证活动的观点。其一，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启动再审的条件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已经完全一致，“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检察机关应当提出抗诉。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理解，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在没有当事人通过申诉来提供“新的证据”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若有“新的证据”的线索，为履行检察监督之职责，当然应有主动调查“新的证据”的职责。很多情况下，当事人依其自身能力，在明知有新证据存在的情况下，也可能无法获取。此时若人民法院有关部门拒绝调查取证并因此导致当事人再审申请招致驳回，当事人转而申诉至检察机关时，人民检察院为履行其监督职责，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线索展开证据调查之程序。因此，民诉法的前述规定，应当被认为是从法理上确定了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领域内的调查取证权。其二，民事审判活动严重违背程序之情形，有关审判人员严重违背程序的证据，当事人往往没有能力获取或保留。此时，检察机关介入调查并收集相关证据就更显必要。

二、民检监督程序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若干问题

（一）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范围

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范围不是无限的，这是由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和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程序中的职责所决定的。民事诉讼是平等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在举证责任分担方面要求“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不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予以一定的限制，实践中必然出现检察机关越俎代庖替一方当事人进行调查取证的现象，从而破坏了双方当事人的均衡地位，导致检察机关利用公权力为一方当事人打官司的现象。其次，在民事抗诉过程中，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职责在于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进行监督，行使的是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如果检察机关拥有无限的调查取证权，就扮演了当事人的角色，这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相违背。

实际上，人民检察院内部也认可其调查取证的范围应当受到限制。高检院《民行抗诉规则》第1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民事、行政案件，应当就原审案卷进行审查。非确有必要时，不应进行调查。”其第18条更是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查取证的四项情形：“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调查取证的”；“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则》）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因此，当出现上述第2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的情况时，应该由审判机关依据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或举证责任的规则进行裁判，检察院无需再对此类事实可能牵涉到的证据进行调查。

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条件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理由已经完全一致，较之老民诉法，“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不仅是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理由，也成为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抗诉的新条件。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新证据？《证据规则》第44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新证据一般包括：(1）原审庭审结束前没出现的证据；(2)原审庭审结束前虽出现，但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无法知晓其存在或出现的证据即“新发现的老证据”；(3）当事人经原审法院准许延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我们认为，民事诉讼有其自身特有的证明规则，证明责任是由当事人负担的，法院主要依照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裁判。既然检察机关抗诉的目的为了查明法院的生效裁判是否存在错误或违法现象，维护司法公正，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的审查就应当集中在法院是否依据法律所确定的诉讼规则作出裁判上。其调查取证也应当围绕生效裁判是否公正、合法来开展。[2]如果法院的裁判对事实的认定是依据正确的证明规则作出的、即使与客观事实有一定偏差，也不能认为是错案。检察机关不能随意去调查证据并以此为由进行抗诉。检察机关应用的“新证据”情形应当是指在原审作出裁判前已经出现或已由当事人主张或举证，而法院由于违反相关的取证、质证、认证的证据规则，导致对事实进行了错误的认定。“这个范围也应当与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权的范围相一致。如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却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检察机关可以新调取或鉴定获得的证据向法院提起抗诉”。[3]

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检察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应该限定在如下几个方面。1．涉及可能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情况。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广大公民合法利益的职责。对这一类事实牵涉到的证据，理应进行调查。2．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或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未经质证的。在这三种情形下，法院的裁判或缺乏证据支持，或证据不具有合法性，或未经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只有经过人民检察院的调查才能查明事实，为准确抗诉提供保障。3．为审理案件需要，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依据《证据规则》第17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包括：(1）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对这几类证据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当事人受客观条件限制一般难以获取。作为“谁主张，谁举证”的例外，法律规定应由法院负责调查取证。如果法院拒绝调取，人民检察院应该进行调查取证，使当事人在再审诉讼中实现真正的平等对抗。4.涉及人民法院可能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包括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等情形。不难发现，1991年民诉法在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方面偏重实体要件，这是我国司法界长期重实体轻程序的结果。由偏重实体监督转化为实体监督与程序监督并重是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抗诉理念的重大变化之一。“程序正义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是可以把握的具有可检阅性的法律规则。因此，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程序实施参与性的监督，其重点也仅仅在于或主要在于程序的正义性与合法性的监督。”[4]实践中也常常发生法官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当事人程序权利的情况。这就需要由人民检察院予以调查，维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确保公平正义的实现。5．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对这类案件，由于审判人员的行为已经涉嫌渎职犯罪，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实质上与侦查权无异。

（二）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程序

1．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决定权

民检程序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决定权由谁作出牵涉到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分配。其决定权的归属既要考虑到民检部门进行调查取证的效率问题，又要考虑到防止民检部门肆意进行调查取证，以免权力滥用。结合检察院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民检部门是否需要进行调查取证一般案件由民检部门负责人决定为宜。一方面，由民检部门负责人决定避免了检委会集体讨论或检察长决定需要层层上报的相对低效，有利于民检部门及时迅速地查证。这些案件主要包括“向人民法院调阅有关案卷”、“向有关机关、单位、组织或个人调查取证”等不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另一方面，对一些可能需要采取强制措施如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权进行调查取证的案件。为防止民检部门滥用权力侵害公民合法权益，则由民检部门申请由检察长决定为宜。

2．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形式要件

民检部门在调取证据时，是以国家公权力机关的身份进行的，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要求开展，这是确保其所获取证据合法性的需要，也是确保其自身调查行为合法性、维护程序正义的需要。这些要求应该依法明确规定：如检察人员在调查取证时应该由二人以上进行；检察人员在调查取证时应该出示相关证件；检察人员对调查取得的证据必须依法保存；证人证言应该向证人当场宣读，并由其签名，对书证、物证等应该制作证据清单，一式两份并由当事人签名等。

3．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措施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程序和刑事侦查程序中调查取证，其权限范围与调查方式均应不同。这是由检察机关在这两个不同的程序中具备的不同身份和担负的不同职责决定的。在民事抗诉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职责从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惩罚犯罪分子，转化成“对生效判决作出监督”。地位与职责的变化导致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程序中的取证权限和方式与刑事诉讼中大相径庭。这主要体现为，在民检程序中，检察机关一般不能以强制手段调查取证，其可以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一些。

(1)向人民法院调阅有关案卷。人民法院的案卷集中记载了有关案件的各种证据和诉讼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诉讼文书、法律文书等。对案卷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审查是检察人员发现法院裁判是否合法的重要途径之一。高检院《民行抗诉规则》第17条规定，检察机关审查民事行政案件，应当就原审案卷进行审查。这就充分肯定了对原审案卷进行审查的重要作用。

（2）向有关机关、单位、组织或个人调查取证。实践证明，有关机关、单位、组织或个人往往掌握着大量的证据材料。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基于此，民检部门也可以向上述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要求他们履行法定义务，提供其掌握的证据材料。

（3）要求法官说明判决理由。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由审查案件事实和依法裁判两个部分组成，它要求审判人员必须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做到“依法审判”。但任何审判活动都不能完全排除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法律所禁止的是审判人员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事先听取审判人员说明裁判理由，有利于检察机关进一步判明裁判的合法性。同时，抗诉决定不仅会引起再审，推翻原审裁判，而且可能影响到原来主审案件的审判人员的个人利益。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要求法院或者审判人员说明裁判理由的权力，既是检察程序效率价值的要求，也是保障正当行使职权的法官不受追究的需要”。[5]

（4）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权进行调查取证。民检部门用侦查权调取证据仅限于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审判人员的上述行为不仅仅会导致审判不公，侵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且涉嫌犯罪。民检部门仅仅依靠查阅案卷或向有关机关、单位、组织或个人调查取证很难发现相关的证据查明真相。因此对这类案件民检部门需要利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权来调取证据，以查清事实发现真相，维护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尊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地检察院民检部门的具体情况不一，存在着人力资源、检察官职业分工等问题，是否有足够的能力独自进行侦查，抑或是与其他部门联合侦查，值得进一步研究。[6]

（三）检察机关调取证据的效力及其认定

民事检察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调取的证据，可以起到如下两方面的作用：其一是作为检察机关启动抗诉程序的理由；其二是作为发现事实真相，纠正原审错误裁判的依据。首先，检察机关发动抗诉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审判机关在原审裁判中存在的错误，“所以一旦获取了支撑抗诉意见的证据以后，毫无异议应当随同抗诉意见书附送法院，用于佐证自己所提出抗诉决定的正确性”。[7]其次，审判机关在接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正式进入再审程序之后，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可以从“抗诉的证据”转化为“再审的证据”，成为审判机关再审时的重要依据。

关键在于，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能否直接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反对者认为，和其它证据一样，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必须经过法院审查核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因有三。首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一规定不仅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使用，对人民法院调查取得的证据和检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同样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6条同时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按照这一规定，检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在再审程序中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人民法院调查取得的证据一样也应当接受庭审阶段的质证。检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通过这种„质证‟才能监督监督者的功能，对于防止检察权的滥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8]其次，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检察机关抗诉的裁判并不一定都存在错误，检察机关的抗诉决定也未必全部正确。检察机关调查获取的证据并不必然能够推翻原审裁判，实践中也广泛存在着再审中审判机关维持原裁判的判决。因此对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予以核实属必要。最后，“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当然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效力，总体来看，它与其他诉讼主体提供的证据在证明力上没有强弱之分，只是在证明对象方面有所区别”。[9]因此，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同样应该经过质证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我们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照法定职权遵循法定程序调取的证据，其合法性无需怀疑。其所得证据的效力类似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得证据的效力，“但所取证据在再审庭审时的运用依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它包含两方面问题：一是如何说明证据来源；二是由谁对证据进行质证”。[10]这就需要对证据的具体使用在制度上作进一步的设计。例如可以规定：(1）检察机关在抗诉时对调查获取的证据制作副本，并对证据的调取情况予以说明，连同抗诉决定书一并向法院提出，并由法院将其送达当事人。如果当事人对证据有疑问，可以向检察机关了解询问，由检察机关负责回复解答。(2)再审庭审时，主审法官应阐明该证据乃检察机关依法提供并为查明事实所必需，由法官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安排当事人围绕该证据展开辩论。(3）检察人员作为法律监督者参加再审，并不需要担负举证和质证的责任。但是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对有关证据的调取情况作补充说明。(4）在有关证据为证明原审法官严重违背程序之目的时，除允许当事人质证外，也可考虑令原审有关审判人员和书记人员出庭接受询问。

三、检察机关如何适应修订后的民诉法一直以来，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在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中地位偏低，影响偏弱，甚至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这与我国当前民事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严重不相适应。民事检察监督是新修订的民诉法的重大修改内容，随着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条件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理由的一致和细化，这给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检察机关内部应该根据民诉法的新规定积极应对，以期更好的适应民检工作的新要求。对检察机关来说，要改变重刑轻民的传统司法观念，加强对民事检察工作的投入和支持，为民检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强对民检工作的业务指导，提升民检部门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可以针对法院各民庭的分工，给民检部门配备相应的人才；加强对民检部门的经费支持，保障民检部门调查取证所需要的稳定和独立的资金来源。对民检部门自身来说，同样需要主动适应，树立正确的检察监督理念，完成好检察监督工作的新要求。

1．坚持司法公正、尊重审判独立。检察机关启动民事抗诉的目的应在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中的错误行为进行监督，从而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同时，“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行为的本身应当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不得徇私、徇情舞弊自不待言，为应付内部考核或者为了完成内部所定的任务或者计划或者为了追求表面上的成绩而不当抗诉以及无视民事诉讼基本原理，以检察机关事后调查所得事实为依据对法院按照证明责任一般原理所做的裁判进行抗诉，也不符合现代司法公正理念的要求”。[11]总之，民检部门的抗诉行为必须以维护正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民检部门在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同时，还应该尊重审判独立，尊重法院裁判的权威。如对审判人员正常的自由裁量应该予以尊重；对审判人员依照证明责任所做的裁判应当尊重，即使与事实有所出入也不能任意抗诉。

2．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公权力机关，担负着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责，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其责无旁贷的使命。如果发现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可能侵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民检部门必须迅速启动抗诉程序，将对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内。

3.遵循民事诉讼的法理和当事人的处分权。民事诉讼有着自身的基本原理，其中就包括证明责任的分担等。对于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民检部门在检察监督过程中必须遵循。如在民事诉讼中，审判机关根据现代证明责任分担的原理，要求当事人担负举证责任，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并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调取证据，然后结合案件事实作出裁判，这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民检部门不能以自己后来调查获取的证据提起抗诉。当然，如果出现当事人依法申请审判机关调查取证，审判机关拒绝调查取证等情况，则另当别论。【注释】

[1]罗昌平等编著：《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2]、[5]、[9]张步洪：《民行抗诉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人民检察》1999年第8期。

[3]刘辉：《准确把握民事检察监督中的抗诉条件》，《检察日报》2008年4月1日，第3版。

[4]汤维建等：《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2页。

[6]对此问题，详细分析可参见张志平、郭宗才：《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侦查权的行使》，《法学》2005年第10期

[7]张志平：《民事行政抗诉再审制度若干问题研究》，《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6期。

[8]廖明：《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透视与前瞻》，《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7年第1期。

[10]江宪法：《民事检察证据运用的法理与实践》，《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 篇6

一、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内涵及特点

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是相对于其外部监督而言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对各内设机构及全院干警、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对分管部门及其人员、各内设机构对自身、各内设机构之间、纪检监察部门对班子成员及干警和各内设机构、干警对班子成员及纪检监察部门履行职责、纪律作风、廉洁从检等情况所进行的监督。

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监督范围的广泛性。内部监督不仅涉及到执法办案活动，而且还涉及到财物管理、人事安排、车辆管理、检容风纪等方方面面，可以说包罗万象。二是各级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具有相互性。除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具有单向性外，各级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均有相互性。如领导监督干警，也要接受干警监督。三是监督活动具有法定性。监督活动是依法进行的，而不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和随心所欲的。四是监督形式具有多样性。可以通过巡视督察、明察暗访、回访调查、专项检查、检务督察、查处违法违纪举报等等方式进行监督。

二、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工作现状

检察机关虽然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相对比较完整的内部监督体系，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问题，致使其内部监督存在着缺漏，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

（一）个别检察人员对内部监督制约重要性认识不到位

基层检察机关业务部门大多存在“人少案多”的矛盾，个别业务部门的检察干警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面对纪检监察部门的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存在抵触心理，特别是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的时候，认为影响其办案，对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二）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度缺乏系统性

由于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地位、功能、主体、范围、程序以及如何处理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关系等问题，并没有明确界定，因此，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度缺乏系统安排。一是制度的制定往往是针对已经出现的问题，缺乏超前性。二是制定制度的主体大多数是以各部门为主，监督机制运行中存在各自为阵等问题，大局意识和协调配合不够。

（三）机构设置不全、人员配备不齐

检察机关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国家司法机关，其内部监督应当主要按照司法工作的特点安排。但根据调查得知，在许多的基层检察院，都没有设有单独的监察部门，大多数都是纪检监察合二为一，甚至有的检察院还没有设置纪检组，由政工科长兼任纪检组长，纪检工作与政工工作混同，而且由于工作人员不足等因素限制，导致监察工作难以健康发展，从而造成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力量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质量和效果。

（四）重事后监督，轻事前监督

1.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践中，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监督主要通过听取工作报告和述职等方式进行。然而无论是下级检察院定期向上级检察院汇报工作，还是检察长定期向上级检察院述职，都是对一段时间工作的概括性介绍，逐渐趋于行政化，演变成一种行政化监督，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法律监督，上级检察院对于案件的具体情况如何，又是怎样操作的知之甚少，内部法律监督功能逐步削弱，监督缺乏效率性。且这种监督属于事后监督，如果下级检察机关工作出现错误，虽经上级检察机关监督纠正，但对法益的侵害已然造成，损害了检察机关的形象。

2.本院监督。（1）一是本院各级领导监督。目前，检察机关采取的是案件承办人——科室负责人——分管检察长——检察长——检委会的工作模式，各科室负责人、分管检察长、检察长、检委会对工作进行层层监督。这是一种主动的常态监督。其设置本意是对检察工作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面监督，但由于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可能使监督流于形式。二是本院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互相监督。检察机关各内设部门在工作职能上存在互相监督，这种监督是一种平行的，事中、事后相结合的常态监督。如侦监部门或公诉部门发现自侦部门应当立案而未立案，应当建议其立案，提出建议后仍未立案的，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但这种监督是各平行机构的互相监督，不存在强制力，多以提出建议的方式行使，且并没有设计相应的司法审查救济途径，如果双方的意见无法统一，即使是一件很小的事，最终也可能要上报检察长、检委会决定。互相监督成了检察长、检委会对案件的集中监督，缺乏权威性、效率性。

（2）纪检监察部门通过对有关涉及干警违法违纪情况的举报以及对干警执法情况的检查、监督，包括履行职责情况、遵守法律法规和办案纪律情况、执行廉政规定情况等。由于是专门进行监督，监督的力度相对比较大，但因为纪检部门作为非业务部门，其通过受理有关的举报事项检查进行的内部监督，受到其职权和职能设计的限制，导致这种监督具有被动型和局限性，而且基本属于事后监督，难以达到保证案件质量的目的。

三、完善内部监督机制的对策

（一）提高干警对检察机关内部监督重要性的认识

根据检察机关机构职能的设定和督察工作的要求，设立了检务督察委员会。检务督察委员会对院党组和检察长负责。检务督察委员会的设立为检务督察制度的推行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采取检务督察委员会牵头，纪检、政工、办公室等部门参与，形成多轮驱动的有效模式，构建领导重视、各部门积极参与的格局。将检务督察的情况作为评价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重要内容，作为职务职称晋升、评优和考核的重要依据。对不严格依法办案，工作不负责任，造成工作失误和负面影响的，对不认真执行上级检察院的工作部署、决定、批示的单位部门和个人，除取消当年评先资格、扣发目标将外，责令其主要负责人纠正，限期改进，必要时通报批评或责令写出检讨；对拒不执行上级检察院的工作部署、决定、批示的单位或部门，除取消当年评优资格、不发目标奖外，要严肃追究其主要负责人或相关领导的纪律责任，必要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商请党委作组织处理。检务督察制度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相结合的考核机制，提高检务督察工作的实效性和权威性，使督察工作真正落实到实处，确保检务督察工作常态化顺利开展。

（二）加强基层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机构建设和人员配备

检察机关要提高内部监督水平，加大检务督察力度，就需要较好地解决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的问题。有条件的基层检察院可以设立单独的督察部门，没有条件的部门要注重整合人力资源，可以考虑在各内设机构设立监察联络员，监察联络员在院党组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还可以聘请人大代表作为监察联络员，让干警在规范执法上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让检察权在阳光下运行。

（三）创新检务督察方式，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制约

检察机关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丰富督察形式，一是针对自侦部门初查未立案件，检务督察委员会定期督查，要求自侦部门定期向检务督察委员会汇报，若有经初查未立案的情况，要求说明未立案理由，督察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调取相关材料审阅，核实理由是否成立，同时定期督查自侦部门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的职务犯罪案件情况，并要求说明变更理由，以便及时纠正。二是针对法警执行看守任务情况，可以严格落实看守分离、双人看守等制度；针对公诉、侦监、监所等业务部门，可以开展执法办案现场督察，可以通过庭审督察、案件搜查、扣押现场等方式，对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不规范行为，及时向所在部门反馈情况，督促加以改进。

（四）构筑“八小时以外”监督管理防范机制

如何强化检察机关立案监督职能 篇7

一、立法完善

(一) 设立处分建议制度

一个完整的立案监督权力不仅包括监督立案主体立案活动的权力, 还应该包括对不依法接受立案监督的刑事立案主体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不同处罚的权利, 因为“对法律观念来说, 主要是必须附有制裁手段;换言之, 不守法要处以惩罚, 如果不守法而不受处罚, 貌似法律的决议或命令事实上只不过是劝告或建议而已”。因此, 只有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处分建议权, 立案监督权本身所应具备的内容才会予以充实、完善。

(二) 明确立案期限

为明确立案监督的启动时间, 防止侦查机关以正在审查立案为由搪塞、规避法律, 可以参考公安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 对刑事案件的决定立案时间予以明确。对于经济犯罪线索, 应当在七日以内决定是否立案;重大、复杂的线索, 经县级以上侦查机关负责人批准, 审查期限可以延长至三十日;特别重大、复杂的线索, 经地 (市) 级以上侦查机关负责人批准, 立案审查的期限可以延长至六十日。其他刑事犯罪线索, 应当在三日以内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 经县级以上侦查机关负责人批准, 可以延长至七日。对于需要检验、鉴定的, 应当及时送检, 并且自检验、鉴定结论作出后三日以内决定是否立案。

(三) 扩大监督对象的范围

目前, 我国立案监督的对象只限定为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自侦部门, 这样的规定是不全面的。虽然从立案监督线索来源看, 除公安机关以外的其他享有立案权的机关并非立案监督的重点, 如2003-2007年, 全国对国家安全机关的监督立案仅有15件20人、监督撤案3件3人, 而2008年的各项数据为零。但线索少不等于没有监督的必要, 除公安机关之外的其他有立案权机关的立案活动往往更加封闭, 出现有案不立、不当立案等违法现象的机会也就更大, 所以更有必要将人民法院、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侦查部门、海关缉私部门和边防武警缉毒等部门的立案活动都纳入到立案监督的体系中来。

(四) 加强检察院对自侦部门的自我监督

为防止检察院自我监督的失效, 可以参考目前实行的逮捕决定提上一级制度, 将立案、撤案、逮捕等诉讼关键环节决定权交由上一级检察机关行使, 既避免了自身利益的纠葛, 又能发挥上级检察机关的指导、监督作用, 同时辅以释理说法、权利告知制度, 扩大当事人、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五) 组建专门的监督部门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将刑事立案监督的受理部门确定为检察院的审查逮捕部门和控告申诉部门, 尚未规定专门的立案监督部门。而作为主要的立案监督部门, 侦监部门的审批捕工作占据了主要地位, 无法集中精力进行立案监督工作。

二、改变错误观念, 端正刑事立案监督的思想认识

刑事立案监督对于维护人权、促进公正、消除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要想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职能, 在进一步完善立案监督的相关立法的基础上, 还要进一步端正立案监督的思想认识。

三、拓宽立案监督案源渠道

(一) 搭建信息平台

1. 搭建检警交流的信息平台。

目前, 我国有的地方已搭建“检警信息平台”。根据2009年9月贵州贵阳市小河区检察院与区公安机关之间签订的《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办法》, 公安分局每天都要给该院检察长、分管侦监工作的副检察长和侦监科长发送一条手机短信, 通报当天辖区内刑事发案、立案信息;每周则书面通报一次发案、破案情况。借助该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平台, 检察院就能及时掌握刑事案件第一手信息, 从中发现立案监督线索。经过司法实践的检验, 立案监督效果良好。

2. 建立行刑衔接平台与备案制度。

加强对行政执法领域的监督,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工作的重点和发展方向, 在行政执法领域引入检察监督, 对国家行政执法权力进行规范、监督, 对行政执法权力和刑事司法权力进行整合, 充分发挥法律监督的作用。

(二) 建立刑事立案监督线索的信息网络

要加强与党委、政府的信访部门、纪检部门、人大、政法委、法院、律师事务所、乡镇法律服务所等部门的联系, 如可以在这些部门中聘请立案监督联络员, 及时从这些部门的业务工作中直接获得立案监督线索。从而建立起立案监督线索的信息网络, 扩大立案监督的案源线索渠道。

摘要：检察院是我国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刑事立案监督是检察院法律监督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对保证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进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检察院的立案监督权在运行中障碍重重。本文就如何强化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职能予以论述, 希望立法者予以重视。

关键词：立案监督,立法完善,信息平台

参考文献

[1] (美) 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 程逢如、任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第75页

[2]梁平, 周清水.刑事立案监督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中国检察官, 2011年第3期

[3]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稿起草说明》

[4]李斌.立案监督困境之破解,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0年8月

[5]丁海东, 周以明.检察日报, 2011年1月6日第001版

论检察机关对减刑的监督 篇8

一、近五年来鹿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呈报减刑的基本情况

2008年以来，鹿城区院共收到鹿城区看守所呈报减刑1295人次，通过对近5年鹿城区院监所检察科审查看守所呈报减刑的调查分析，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审查看守所呈报减刑人数数量上呈迅猛增长态势；纠正看守所呈报减刑不当人数相应增长；但审查意见得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采纳率为百分百。

二、对减刑条件的把握与认定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可以减刑的条件是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应当减刑的条件是有重大立功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等方面同时满足，认定为"确有悔改表现"。在实践中，如何准确把握"确有悔改表现"、立功与重大立功，从而区分可以减刑与应当减刑，做到既合法又能维护罪犯的合法权益，是办理减刑案件的关键。然而，在把握与认定罪犯是否符合减刑条件问题上，总是存在一些问题。

（一）罪犯考核积分与实际表现不对应

罪犯在羁押场所的表现，如今都是以分数衡量。监管民警拥有类似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些项目按规定可打1-2分的，而仅仅是一两分之差，足能让一些考核分达不到要求的罪犯不享有呈报减刑的机会。为此，有些罪犯就有可能会让在外的家属采取走关系、送礼等方式讨好监管民警。有些民警经受不了诱惑，很有可能不按罪犯的实际表现给分，一味给高分。

（二）罪犯的认罪悔罪为了减刑而虚假表示

实际中，不乏一些罪犯减刑后提早走向罪犯后又再度犯罪的事例，即俗称的"二进宫"，甚至于"三进宫"等，法律也规定累犯有获得减刑的机会。故实际中罪犯的认罪悔罪仅仅流于口头、书面等形式上，本该为前提条件的这一因素显得可有可无。

（三）可以与应当，在实际中已沦为同义

实践中可减刑可不减刑的案件，几乎都会裁定减刑，导致"可以"已与"应当"没有区别。公检法在这方面似乎是种共识，为了鼓励罪犯积极投身于改造，提高他们改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满足可以减刑条件的，公安机关皆呈报，检察机关均审查通过，法院也均会裁定减刑。

三、鹿城区院审查看守所呈报减刑的具体做法

（一）立足罪犯的减刑呈报材料，夯实监督审查的基础。

1、以现有法律法规为依托，做到审查工作始终规制于法律的框架之内。坚持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审查罪犯是否符合减刑的条件及程序，是否"确有悔改表现"，看守所呈报的减刑幅度是否适度。

2、以看守所的呈报审批材料为切入点，做到书面审查的细致化。看守所的呈报审批材料主要有罪犯判决书、执行书、审批表、考核汇总表、财产刑履行证明等等，通过仔细审查这些书面材料，可以发现看守所呈报材料上的缺陷与不足，并提出建议，使呈报工作更严谨。

3、以看守所在押人員违规巡控记录为重要辅助，更清晰呈报对象的悔改表现。每月审查，必定事先拿到在押人员的违规巡控记录，了解呈报对象是否有违规行为，即使在谈话之时，其不承认，巡控记录亦不争地表明其违反监规，悔改表现不佳。

4、以列席会议、公示为必要手段，做到眼睛看材料的同时，不忘耳朵接受到的外界意见。每月监所检察科驻所检察室干警列席看守所呈报减刑审批会议，听取看守所意见并发表看法。看守所将拟呈报减刑的对象进行公示，而驻所检察室会在看守所递交减刑材料后再次在监区内外进行公示，接受来自各方面的异议反映。

5、以日常的监督检察为重要屏障，督促看守所及时提请应当呈报而没有呈报的对象减刑。驻所检察室干警通过每天深入被监管人劳动、学习、生活"三大现场"进行巡视检察，发现有些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有悔改表现，积极劳动改造，符合减刑条件，而看守所没有及时对此类对象进行减刑呈报。为积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针对这种情况，及时向看守所提出检察建议，提请对他们的减刑呈报。

（二）充分利用谈话机制，连接审查各环节。

1、以全面化的常规每月谈话带动减刑审查。在监督审查看守所呈报减刑工作方面，坚持做到对呈报减刑罪犯及同监室在押人员逐一谈话，并同时向管教民警进行了解罪犯改造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2、以效率化的特殊时期减刑谈话助力减刑审查。驻看守所检察室人力不足，而浙江省看守所处于关押爆满的严峻形势。2012年9月至11月看守所开展了清理超容量羁押工作。此次清超工作增加了鹿城区院的工作强度与压力，该院积极应对人员不足的困难，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保障监督审查呈报减刑工作快速、准确地完成，确保清超工作平稳、规范、有序进行。

（1）提前介入谈话，缩短审查期限。

在看守所公示后，驻所检察室干警提前介入与服刑人员的谈话，了解其是否符合减刑法定条件与法定程序，尽快全面了解需呈报减刑对象的情况。

（2）加快谈话节奏的同时，亦保障谈话的质量。

每一次的谈话，必定加以记录。谈话的内容均涉及是否认罪服法、有无检举立功、有无前科、是否累犯、有无违法监规、有无参加生产劳动、剩余刑期、有无履行财产刑、改造后认知等。

3、以综合化的谈话及其他信息顺利依法完成监督审查工作。

谈话内容固定过后，结合看守所递交的减刑审批材料，再加上上述所提及的巡控记录、列席会议内容、公示结果、日常检察内容，完成审批工作。

（三）以检察建议等方式，维护法律在减刑方面的权威性。

除了督促看守所及时呈报减刑外，鹿城区院准确地捕捉看守所呈报减刑对象存在的不宜之处，及时向看守所提出建议撤回一些不符合要求的罪犯的减刑呈报或者降低呈报减刑幅度。

四、完善减刑检察监督的建议

鹿城区院在减刑检察监督方面的做法，归结到底是努力做到审查全面而公开，某些方面的做法值得推崇，同时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加大公示力度，使减刑程序更透明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检察机关在审查前就羁押机关呈报减刑对象的情况进行公示外，就其审查后就审查结果的公示及最后中院裁定送达后的公示亦显得十分重要。减刑全程透明化，各环节均让公众知晓，能有效避免腐败的发生。就检察机关而言，审查意见应在审查后及时公示。而看守所就中院裁定结果亦进行公示，加上看守所向检察机关递交材料前进行的公示，如此四次公示，使减刑程序更阳光。

（二）宽严相济，严格落实"可以"减刑而不减规定

看守所对可以减刑的罪犯，不必仅仅为了鼓励的目的而呈报减刑，让罪犯一心一意安下心来，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受本该有的法律制裁，而不再是为了能减刑而旁门左道，才是对留所服刑罪犯最好的选择。检察机关在审查留所服刑罪犯呈报减刑时，应本着利社会利罪犯的原则，对可减可不减的情况，果断在审查后，给予不减的意见。

（三）完善减刑案件开庭审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