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中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
[摘 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项重要发展成就，反映了国家发展观的变化以及战略认识的提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减轻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缓解国际气候谈判压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途径。目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还在探索形成当中，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仍需强化。为落实十九大报告作出的战略部署与国际减排承诺，要把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当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其他国家战略协同融合，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体系和实施机制建设，强化气候外交与国际合作，持续提升中国影响力。
[关键词]改革开放;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生态文明建设
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來的一项重要发展成就，全面反映了国家发展观的变化以及战略认识的提高。各级政府深刻认识到气候变化对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提升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合作，为推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实施，气候变化问题在中国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应对气候变化从最初的国际谈判问题到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导向，全面反映了中国发展观和指导思想的变化和提升。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十八大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提出，“十三五”规划新发展理念以及十九大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的提出，为实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导向看，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自中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国家战略体系，表明中国进入了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阶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加强环境和生态保护成为各国发展经济的重要原则。1994年，中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中国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指导性文件，标志着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问题得到高度重视。1996年，“九五”计划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经济发展政策与社会发展政策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十五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均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突出说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长期性、重要性与指导性。2003年，胡锦涛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党中央首次对科学发展观作出完整表述。2007年，十七大报告①进一步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2012年，十八大报告②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017年，十九大报告③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分两步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
(二)从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十分紧迫
应对气候变化对各国能源、经济、社会发展等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最新评估报告再次确认：如果全球平均温升超过2℃，将会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和灾难，造成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极端天气事件增加、热带传染病北上、全球粮食短缺、水资源供应不足、地区冲突加剧等问题。最近，IPCC发布了《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强调当前全球平均温度相比工业革命前已经上升了1℃，很可能在2030—2052年间达到温升1.5℃，凸显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各国应加快向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无论是实现2℃目标还是1.5℃目标，都需要在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创新等方面尽快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中国同样遭受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的不利影响，评估结果显示未来仍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显著影响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对粮食、水资源、生态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重大工程、经济安全等国家安全要素产生严重威胁。2015年，李克强总理明确指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中国保障经济、能源、生态、粮食安全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已经制定了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的战略目标，并强调继续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大幅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进一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和森林蓄积量，不断提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为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与发展路径创新作出自身最大努力。
(三)从落实国际减排承诺看，亟需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
气候变化作为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迫切要求。《巴黎协定》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新进程，即将进入全面实施阶段。2018年底在波兰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25次缔约方会议将进行《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2019年联合国将举行气候变化的首脑会议，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不断加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已见雏形。在全球气候治理上，中国应发挥引领作用，推进形成公平有效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制度①。为落实中国对世界作出的减排承诺，全面落实2030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NDC)目标，需要周密部署、系统设计、分解落实。只有协同配置碳排放峰值目标的实现路径和政策措施，协同推进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工作，才能在保障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
(四)从十九大报告的战略部署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面临历史性机遇
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不断深入推进，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有利于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完善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要按照美丽中国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相关要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协同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以及高质量、有效率、更公平、可持续的相关要求，培育形成绿色低碳经济新增长点、新动能，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与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稳步上升，从最初的参与者逐步演变为重要贡献者甚至是引领者。为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中国已初步建立了各部门、各地区、各行业共同努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带来机遇，可再生能源等产业迅速发展。
(一)从科学问题到发展与安全问题，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认识不断深化
从最初的科学问题到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再到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联合组建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30年来，中国一直积极参与IPCC的各项活动，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参加IPCC评估报告的编写，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中国主要从科学角度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由中国气象局提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政策建议。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敏感性不断上升，中国就应对气候变化体制机制作了相应调整。从1990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下设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到1998年设立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即现在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14个部委都派驻了代表;再到2007年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温家宝总理担任组长，18个部委是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设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领导规格和层级越来越高。外交部成立了由杨洁篪部长任组长的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设立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大使担任该职。2008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立应对气候变化司。此后，不少省市发改委也相继设立了气候处来推动相关工作。截至目前，已基本形成了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应对气候变化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各地区和部门分工负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体制机制，为全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面对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际社会应对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将气候变化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表明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二)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不断完善
1992年通过、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公约第二条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此后，国际社会每年通过谈判来达成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和协议。1997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次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首次为发达国家设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减排目标。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08—2012)内，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2012年，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公约》缔约方第18次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2012—2020)修正案，为相关发达国家设定了2013—2020年的温室气体量化减排目标。2015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22次缔约方大会达成的《巴黎协定》，确立了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以内，并为将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全球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到21世紀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全球长期目标，并要求各国采取“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形式来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新进程。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但是从现代化的建设进程来看，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在要求在不断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不断完善。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前，中国宣布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十二五”规划首次将碳排放强度下降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2015年，在巴黎气候大会前，中国向联合国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提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能源和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为履行《巴黎协定》的相关要求，落实十九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需尽快研究制定2050低碳排发展发展战略。加快国家低碳发展转型进程，积极推动到21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战略任务，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对国际气候治理的引领作用。
(三)从参与者到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重要贡献
一是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从最初的参与者逐步演变为重要贡献者甚至是引领者，在《巴黎协定》达成、签署、生效与实施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应对气候变化形势出现不确定性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中国坚定支持多边进程、坚定支持《巴黎协定》、百分之百履行自身义务、履行应对气候变化承诺等强有力的信号，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向前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不断强化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中国政府把推动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将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采取了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增加森林碳汇等一系列强力举措。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努力，初步扭转了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的趋势，2017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约46%，提前完成2020年碳强度下降目标;非化石能源比例也达到了13.8%，接近完成到2020年占比达15%的目标;2015年森林蓄积量达到151亿立方米，已超额完成到2020年的森林蓄积量目标，为实现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全国碳市场在试点基础上已于2017年底启动，首先涵盖发电行业，纳入1700多家企业，排放量超过30亿吨。能源转型取得较大进展，到2017年底，煤炭消费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降至60%，2005年该比重为72%;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已达到6.5亿千瓦，其中风电装机已完成2020年规划目标的76%，太阳能装机已提前完成2020年目标，可再生能源成本显著降低，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的普及。
三是不断深化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持续开展节能产品物资赠送，帮助有关国家提高预警预测能力，举办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2015年，中国宣布出资200亿元人民币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四)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中国坚持在持续发展战略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结合起来，积极推动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调整，不断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基础，不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相关义务。2004年，中国政府正式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2007年，中国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协调解决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重大问题。2014年，中国制定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分别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和13亿立方米。2015年，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提出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等目标。
为落实气候行动目标，中国初步建立了各部门、各地区共同参与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为落实“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了“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对目标进行分解落实。坚持减缓和适应并重，2013年制定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16年制定了《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国家能源局印发了《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工信部发布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交通运输部印发了《交通运输行业“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实施方案》，住建部印发了《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科技部等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十三五”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等。各地区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规划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对碳强度下降目标进行分解落实。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带来了机遇。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总量的24%，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是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可再生能源等产业迅速发展。
总体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还在探索形成当中，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仍需强化，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在实施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规划重编制、轻实施的问题普遍存在，各地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与认识有待提升;应对气候变化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政策体系、标准规范还不健全;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规划实施配套机制不完善，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缺乏配套资金、项目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基础有待提升，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规划所需的数据基础、人才队伍等还需加强。
三、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实施的政策建议
展望未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较为严峻。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全面履行《巴黎协定》的国际减排承诺，需加快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一方面，要强化应对气候变化与其他国家战略协同融合，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体系和实施机制建设，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能源系统低碳转型，充分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要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引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加强气候外交持续提升全球治理中国影响力。
(一)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其他战略协同融合
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的战略部署，将应对气候变化深度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外交战略。一是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当中。要从法律制度、政策导向、经济体系、能源体系、生活方式等方面研究提出推动低碳经济和低碳产业发展的保障措施，强化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二是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加强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产业发展、人民生活影响的分析评估，以及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生态安全风险评估，针对重点区域和行业产业研究提出管控气候风险的有效措施。三是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当中。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农民生活水平及其电气化、舒适化、机动出行比例进一步提升，未来农村很可能成为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来源。要研究提出乡村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体系和控排措施，确保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同时实现农村碳排放达峰。要坚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土地利用、交通领域、城市能源、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居民生活等重点领域推动低碳发展转型，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四是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治理战略协同。提升空气质量的行动，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提前超额完成碳强度下降目标，也为大气污染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对气候变化职能转入国家生态环境部，为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治理的统筹、协同、增效提供了机制体制保障。通过整体优化和协同配置应对气候变化及污染治理措施，有利于提高政策体系的经济有效性、环境有效性和社会可接受度。
(二)进一步完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体系
一是不断提升战略认识。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道路，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影响，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大国责任担当的重要体现。二是加强目标衔接和战略协同。要以十九大“两步走”战略安排为指导，制定落实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行动方案，确保实现2030年达峰目标。要研究制定2035年、2050年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和措施，为生态环境治理、美丽中国建设以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相关国家战略规划的衔接和融合，编制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如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经济发展规划、2050年国家碳中和实施路径、低碳产业发展规划、低碳发展投融资体系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发展规划等，不断完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规划体系。
(三)进一步强化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机制
一是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机制建设。要研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效果评估机制，协同配置市场机制、资金机制、财税机制、法律机制、合作机制、科技创新、管理机制等政策工具，更好地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带动作用，对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的引领作用。二是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应对气候变化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多个方面，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全局和长远，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配合，推动地方和行业积极落实，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生态环境部要加强与各个部门协同配合，形成政策合力，同时推动地方行业落实相关工作。三是加强工作协同增效。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治理协同增效的潜力很大，机构调整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治理的协同增效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目前中国已经提出到2020年、2030年等中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抓落实。生态环境系统有了强有力的监督体系和监督机制，对推动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四)加强气候外交，提升全球治理中国影响力
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入一个新时期，要结合十九大提出的战略定位和战略部署，将气候外交纳入中国外交战略总体布局，研究提出新形势下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充分利用目前各种平台与“一带一路”建设契机，加强气候变化务实合作，引领国际气候合作不断向前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中国政府将与各方一道共同推动《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取得成功，这对提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信心、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具有关键作用。要积极落实十九大报告的相关要求，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重点，研究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中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以及贸易、投资合作等方面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制定绿色低碳投资指南，共建绿色低碳丝绸之路。要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氣候变化国际合作，满足沿线国家在防灾减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等方面的迫切需要，深化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不断强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能力建设。
作者：刘长松
摘要：充分认识发展中国家贸易现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对外经贸政策。由于历史原因，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即传统产业与知识信息产业并存，部门、产业、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如何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显得极为重要。自由贸易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政策与机制下，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很好的理论与技术指导，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利益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和相对贫困化的加剧。
关键词：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
一、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利益分配中的地位日趋下降
发达国家是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而发展中国家是参与者和接受者，在国际贸易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伊曼纽尔和普雷毕什关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论点得到了普遍的证实：“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已越来越趋向恶化，自1980年起，初级产品贸易的平均价格下降一半，给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收入造成了巨大损失，每年高达500亿美元。1993年初级产品价格更是普遍下降，非燃料初级产品平均价格以美元计比1992年下降了3.5%左右，其中一些产品的价格已经下降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世界商品贸易额和比重不断减少、服务贸易额和比重不断增加的今天，在运输、保险、银行、通讯和旅游等服务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更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所以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协商，争取建立合理公平的贸易环境，以保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另一方面在现有国际贸易中，还应适时调整产业策略和对外贸易政策，从而充分获得国际贸易的动、静态利益，不断促进产业升级和国家经济的发展。
(一)自主贸易政策制定中的劣势日益明显
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政府通过贸易保护促进和保护本国产业或是企业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却很少有能力这样做：“如1978年对克莱斯勒公司的应急贷款曾使该公司免于破产;在政府支持下，该公司的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高。1981年，美国政府迫使日本政府和汽车生产企业以自愿出口限制与美国合作;1995年美日汽车摩擦升级，美国政府迫使日本政府进一步向美国汽车生产商开放市场。……在电子工业方面，日本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电视工业为例，日本的通商产业省曾把电视机以及与其相关的电子消费品作为发展出口的一个主要目标，进行保护，使之免于进口竞争;政府还允许七大电子企业在国内形成卡特尔式的联合。此外，日本国内复杂的分销系统也常常把国外电子产品排斥在外。”
(二)相对发展水平提升乏力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资源禀赋、技术等多方面的不利因素，无法获得与发达国家同等的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差异将更加突出。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落后的技术、处于劣势的产业结构和贸易产品结构，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生产技术的提高、技术服务贸易的增长，如果依然遵循现有的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的主张，会使发展中国家丧失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中的有利时机，导致发展中国家福利、经济发展相对水平的继续下降。
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的“中心-外围”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在知识经济全面发展的21世纪，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发达国家“中心化”和发展中国家“边缘化”、“外围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发明与创造中处于不对称地位，发达国家基本垄断了世界科技发明与创造;同时，在国际贸易分工和产业升级换代中，发达国家也处于领先地位，凭借技术优势、国内产业升级和对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在不断加强。
二、发展中国家收入状况不断恶化的原因分析
(一)传统理论与实际状况的差异
按照传统的国家贸易理论，贸易有利于增加落后国家的实际和相对收入水平，即所谓的生产要素报酬率的趋同，可是在现实中，我们并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世界两级分化正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建立在比较优势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贸易并没有提高其国内生产要素的收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还导致了这一差距的扩大;同时为什么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却获得了较大提升，贸易收入率与国家发展水平具有相关性，在实际中似乎找到了答案。
(二)理论解释与实际情况分析
建立在比较优势上的低收入国家开展的对外贸易，虽然有利于其劳动就业，但是会从总体上降低资本、人力资本的实际边际产出与收益，即这种贸易模式对于劳动、资本、人力资本三生产要素的作用是不同的，贸易并不一定会导致所有生产要素报酬的提高。从动态的角度考虑，低收入国家在开展国际贸易时，若过分强调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及其出口，必将导致国内产业结构恶化、人力资本投资与技术引进研发的乏力，长期下去相对与绝对收入水平的下降势在必然。
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低收入国家的技术与人力资本劣势，导致其不能很好地吸引和吸收外来投资、技术，从而不能很好地享有国际生产要素流动以及技术服务贸易带来的好处以及对国内产业升级带来的契机，更不必说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超额利润，所以低收入国家相对贫困化与国际贸易模式的选择具有必然的联系。
而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由于在国内具备了一定的资本、人力资本、技术的积累，开展国际贸易和引入外资，尽可能地享有较多的贸易、生产要素流动带来的收益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发展中国家必须将对外开展际贸易与积极参与国际生产要素交流密切结合，才会促进国家的全面发展。单纯地发展国际贸易，不利于国家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还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单纯地参与国际生产要素交流，也不利于国家解决就业、发展经济的长期目标。所以发展中国家既要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又要大力引入外资，加强国际技术交流，尽可能地享有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利益，促进国家的长期快速发展。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生产方式上还存在诸多问题。技术水平低劣，为了扩大生产而采取的单纯依靠数量规模和价格优势增长方式的弊端日渐显现，特别是传统出口产品过分利用土地、资金和环保低成本的现状，靠对外低价竞销的扩张模式应予以调整。
贸易经济发展基本上沿袭着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贸易发展模式，其核心问题是实行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因而，现存的传统贸易经济发展模式与粗放型贸易经济增长方式，使贸易经济运行对资源利用的低效行为和环境质量的高耗行为相伴而行;以出口为目的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方式和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对外贸易结构同时并存，必然会导致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这种严重忽视资源可持续利用，不计生态环境成本的传统贸易经济发展模式，使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对外贸易结构日益呈现出不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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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五矿邯邢矿业有限公司)
作者：宫文栋
摘要 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是二氧化碳的72倍(20年水平)，但其在大气中的寿命短于二氧化碳，可以作为优先减排对象。中国的甲烷排放十分突出，甲烷减排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然而在政策研究中，甲烷受到的关注程度远低于二氧化碳。本文基于甲烷排放研究的相关进展，首次系统性地论述了中国甲烷排放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是：甲烷排放的有效控制和减缓可以成为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甲烷等温室气体的减排战略要用“系统减排”思路替代传统的“末端减排”思路;甲烷系统减排的策略和实施措施不仅需要重视主要排放部门(如煤炭开采与洗选业，农业)的直接末端减排，更需要突出强调建设活动、城市消费、资本投资和出口贸易等消费端的间接体现减排;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通过纳入甲烷排放，可以至少在五个方面丰富和支撑中国的国家立场，如从承诺“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向承诺“单位GDP温室气体减排”转变。
关键词甲烷排放;减排政策;国际气候谈判;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政府已经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并不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1]。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或者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也是影响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科学合理地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需要正确认识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甲烷(CH4)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占2004年全球人为源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4.3%[2]。中国的甲烷排放问题同样十分突出，仅考虑二氧化碳排放已经不能全面代表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3]。根据国家气候变化初始信息通报公布的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国家清单，1994年中国甲烷排放总量为34 287 Gg，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二氧化碳排放当量计，不考虑土地利用变化的二氧化碳排放)的23.4%[4]。据Zhang和Chen[3]的估计，在2007年中国经济部门温室气体排放的构成中，仅考虑甲烷一项，其当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达989.8 Mt，这一数值均已远高于英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考虑甲烷对于反映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与发展趋势同等重要。
然而，尽管甲烷排放在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整体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国家尺度甲烷减排相关的政策研究仍然相对薄弱，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厘清。本文将从中国甲烷排放的研究进展出发，立足于甲烷排放的历史和现状，力图通过辨析甲烷与中国温室气体减排战略、中国甲烷系统减排策略与措施、中国甲烷排放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国家立场等问题，系统阐述中国甲烷排放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为我国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1甲烷与中国温室气体减排战略
全球大气中的甲烷与二氧化碳相比，其浓度要低2个数量级，属于大气痕量气体，其排放量的微小增加将会导致大气中甲烷浓度的明显升高。由于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较短(12-17年)，减缓甲烷排放对大气中甲烷的减少具有迅速的影响，而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存留时间很长(50-200年)，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则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见效。因此，大气中甲烷浓度可以相对迅速地对甲烷减排活动做出响应。虽然多数研究集中于中国二氧化碳的减排策略，然而在《京都议定书》中，除二氧化碳以外，甲烷、氧化亚氮、氢氟化碳、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碳五种温室气体均在限制之列。显然，甲烷的纳入统计将拓宽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选择，甚至可以以最低的减排成本为目标实现优化减排。
甲烷排放在中国整体温室气体排放格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未来温室气体减排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甲烷减排可以做出直接贡献。2002-2007年，中国甲烷排放的年均增长率为4.2%，而同期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率为12.5%[5]。从排放强度来看，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与2005年水平相比减排40%-45%。按照历年单位GDP甲烷排放的下降趋势，在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情况下，中国甲烷排放也完全能实现相应40%-45%的减排目标。2005-2007年，中国单位GDP的甲烷排放已经下降了20.7%，而同期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仅下降了4.3%[5]。即使基于最低的全球增温潜势(CO2∶CH4∶N2O=1∶25∶298)计算，甲烷排放强度(单位GDP排放量)降低了47.6 g CO2-eq/元，而同期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了48.4 g CO2-eq/元。甲烷排放强度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幅度基本相当。显然，甲烷强度减排对中国温室气体强度减排产生直接影响。
张博等：甲烷排放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探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7期不考虑中国的甲烷排放，不可能反映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真实历史和现实，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也不可能全面。尽管中国已经明确，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目标将逐步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统计、监测、考核办法[6]，但是当前的中国减排战略往往用“碳减排”的提法来指代“温室气体减排”，或者仅涉及“二氧化碳减排”。这种表述将“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等术语混淆不清，再加上强度量的相关表述，一定程度上容易误导公众。减排并不只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少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可以为碳减排做出贡献。因此，中国的“碳减排”，应该直接明确是“温室气体减排”，而不仅是“二氧化碳减排”。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战略需要将甲烷减排上升为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重要着力点。更大程度上开展基础资料的监测和相应的统计工作，加大国家甲烷排放清单的研究力度，显得尤为重要。
科学合理地制定中国温室气体减排战略必须结合具体的国情而定。对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理解除了需要基于排放的历史与现状以外，更需要了解温室气体排放的驱动因素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背景。目前常见的减排指标的分解办法还是按照末端减排的思路，即“谁污染谁治理、谁排放谁负责”。举例来说，电厂能源消耗大，燃煤的污染物排放多，减排的压力更大。“十一五”期间，我国某些地方政府为了达到减排的目的，甚至通过直接“拉闸限电”限制电力生产。实际上直接“拉闸限电”未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更容易隐蔽电力的真实消费责任者，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起到减排的促进作用。对于电厂来说，当然需要提高能源效率，实施技术革新，降低能源消耗和控制环境排放。但是，不是所有的减排责任都直接归于电厂，因为电厂所生产的电力主要供给其它用户消费。也就是说，电力消费用户同样需要对污染物减排负责，或者说节能或节电对于电厂间接减少污染物排放可能更为有效。因而，研究生产过程中末端直接排放和消费需求拉动的体现排放对于制定温室气体的系统减排策略同等重要。中国甲烷等温室气体的减排战略要用“系统减排”思路替代传统的“末端减排”思路，必须高度重视挖掘末端减排潜力，更需要突出强调消费端间接减排。
2中国甲烷系统减排策略与实施措施
2.1直接减排策略与措施
中国甲烷排放清单的研究，特别是不同排放源排放贡献的揭示，有助于发展针对性的末端排放减缓策略。从目前的清单研究进展发现，农业活动和能源活动是最主要的排放源，减排的潜力巨大。对于农业活动来说，最主要的排放来源于动物反刍、畜禽粪便管理以及水稻种植[5,7]。动物反刍和粪便管理减排的主要做法有[8-10]：①提高饲料质量和在饲料中增加营养添加剂;②通过物理和化学方法处理秸秆，改善饲料营养;③使用生长促进剂使生产单位产品的甲烷排放量降低;④改变动物的基因特性，提高动物生产力，减少繁殖动物的数量和利用生物技术方法改变动物的肠道发酵以减少甲烷排放;⑤应用粪便管理和处置技术，如集中收集粪便，建立发酵池和沼气池处理，同时收集沼气资源。水稻种植减排方面可以从土壤中甲烷产生、氧化和传输三个过程着手[11]，通过不同阶段(如不同的生长季节)、不同系统(如不同类型的稻田生态系统)的实施更优良的水稻种植实践[12-13]来实现减排。水分管理、肥料管理、农学措施以及研制和应用抑制剂是水稻种植甲烷减排的主要措施类型[11,14]。一些稻田甲烷减排措施的有效性已经得到大量田间试验的证实。禁止田间秸秆的露天焚烧，更多的秸秆用于秸秆还田、秸秆收集和秸秆处理，同样有助于降低农业活动的甲烷排放。
能源活动对中国甲烷排放的贡献最大[3]，也是目前甲烷减排最具可行性的领域。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能源领域甲烷资源对于减缓日益增加的甲烷排放极为重要。煤炭开采是最大的甲烷逃逸排放源。中国特殊的地质条件和不断增长的煤炭需求决定了中国煤层气甲烷排放将日益突出。然而，中国煤炭企业的开采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较低，无论从总技术效率还是以纯技术能力和规模效益的角度来说，均小于美国的煤炭企业[15]。合理开发中国的煤炭资源以及加大煤层气甲烷的回收和利用对于煤矿开采过程的甲烷减排极其重要[16-18]，也是一项资源节约、经济有效的甲烷减缓措施[19]。煤层气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虽然逐渐得到政府和产业界的重视，但在应对气候变化层面考虑煤层气抽采利用的政策力度还十分有限，需要大力提倡。油气领域同样存在着诸多经济有效或低成本的减排机会，如天然气系统泄漏的检测和维修，但这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20-21]。此外，生物质燃料燃烧的甲烷排放也较为突出，开发小型高效生物质能源利用项目、推广秸秆综合利用等措施将有利于减少或控制甲烷排放。
虽然废物管理过程的甲烷排放在中国甲烷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不及农业活动和能源活动，但是其增长速度很快。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垃圾产量和产气有机物质含量还将不断增加，处理量和处理难度也将不断加大。废物处置过程中甲烷减排的重要性也将日益突出。填埋处理法是我国城市固体废弃物的主流处理方式。但是，不少城市的垃圾填埋仍然是简易填埋。相对于卫生填埋场而言，简易填埋空间浪费大、不易于填埋气的收集和利用。加大已有垃圾填埋场向卫生填埋场的转变是现实可行的一种减排方式。随着垃圾中可燃物，尤其是纸和塑料大量增加，垃圾发热量明显提高，焚烧可以有效避免甲烷排放，对垃圾进行焚烧处理并回收能量成为垃圾处理的一种出路[22]。中国工业废水污水集中处理发展很快，但如果管理不当会因发生厌氧降解而产生较多的甲烷。废水管理领域的减排措施主要包括控制性污水处理(如城镇生活污水与工业废水的集中式统一处理)、生物覆盖和生物过滤、甲烷氧化流程优化(如合理选用污水处理技术，改善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加强甲烷排放的收集和利用)等。虽然中国废物管理领域甲烷减排的潜力很大，但当务之急应是进一步摸清该领域甲烷排放基数状况与地理分布特点，在清单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国家战略对策。
值得强调的是，与其它温室气体不同，甲烷被回收以后可以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因此，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应该充分考虑甲烷回收和利用可能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与温室气体减排的金融激励机制相结合，如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可以有效促进甲烷减排策略的实施。中国政府发展CDM重点领域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提高能源效率、甲烷的回收利用以及煤层气利用领域。中国已经有大量的政策和技术面向甲烷回收和利用相关的项目，并且许多项目已经处于实施与开发的不同阶段[22-24]。煤层气甲烷以及填埋气的回收和综合利用是目前中国甲烷减排领域中最主要的CDM项目形式。
2.2间接减排策略与措施
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甲烷排放主要是由产业部门、终端消费和国际贸易等间接需求所诱导引发的。消费端的间接减排措施对于甲烷减排策略的制定尤为重要，而目前这方面研究的关注较少。不是所有的间接减排策略能够直接影响甲烷排放，但是其间接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投入产出体现分析研究表明，中国最终需求的体现甲烷排放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发电结构所间接决定[3]。也就是说，中国的甲烷减排与中国能源开发利用的优化密切关联。高碳含量的煤是中国主体能源，供应近70%的初级能源需求。不清洁和低效的煤炭开发与利用导致中国诸多环境问题的产生[25]。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将来可能成为决定能源成本，从而决定能源结构的重要因素。能源领域的间接甲烷减排，需要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的能源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既要考虑如何在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又要考虑在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方面如何适应不断提高的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应对气候变化本身也是推动能源技术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技术进步、更高的能源效率、更清洁的发电技术、可更新能源和新能源的使用，均有助于间接减缓甲烷排放。
中国经济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过度的投资，这也能从最终需求的体现甲烷排放构成情况中得到反映。中国巨大的投资刺激和繁荣的基础设施建设活动导致建筑业是最大的国内生产和国内消费的体现甲烷排放部门，且资本形成总额在所有最终需求类别中的体现甲烷排放量最大[3,26]。大量的投资流向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相关的产业部门，从而推动了对典型资源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大量需求，如钢材、有色金属、水泥、玻璃和机械设备。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中，重工业所占比重过大，而且重工业的能源更为密集。投资率每增加1%将导致能源消费增加1.14%[27]。降低投资率以及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有利于以间接的方式实现中国甲烷排放的减缓。对于消费端的具体减排来说，重点在于如何减少消费端的消耗，特别是一些重化工产品的消耗，促使消费者(包括企业和公众)承担间接减排责任(如征收体现排放税)，从而主动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实施针对性的节钢材、节水泥、节有色金属甚至节水等措施，借助市场的力量形成相应的买卖机制(如进行排放权交易等)，将减排的压力调整下去，都会间接减少甲烷排放。
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温室气体排放产生了重要影响[28]。中国出口的隐含甲烷排放约相当于中国经济直接甲烷排放总量的35%，其中纺织品、工业原材料以及初级机械设备产品的出口显著影响中国国际贸易平衡的隐含甲烷排放[3,5]。中国出口的特征仍然是以出口低附加值、能耗密集型的初级工业产品和原材料为主，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29]。对进出口贸易所隐含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小和排放结构的分析，使得对中国进出口贸易部门及其产品的隐含温室气体排放量有了清晰的认识，也就为开展进出口贸易政策调整提供了数量依据。调整出口的产业结构始终是重中之重。将出口商品向产业链的更高层次提升以及出口贸易方式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多元化，均有助于创造更大的减排空间。近年来我国政府连续出台多项控制对外出口、改善对外贸易结构的政策措施，特别是针对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如高耗能产品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对某些产品加征关税，降低出口配额，将部分产品列入禁止加工贸易等，这些措施已经成为中国调整贸易政策的主要方向之一[30]。但是，对出口量大、产品单位直接能耗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低的大宗贸易产品(如体现排放量大的纺织品、机电产品等)应该给予更大的政策关注和调整力度。当然，调整贸易结构不仅是针对出口政策而言，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从进口贸易入手。中国工业生产过程或工艺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普遍更高，有些商品的生产甚至成倍地高于发达国家。针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调整进口政策，鼓励增加一些产业的进口(特别针对能耗高的工业初级产品)，将有助于避免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直接排放，客观上为国内甲烷等温室气体的减排，创造更大的空间。如何更合理地调整贸易结构，实施更科学的出口退税和关税政策(如对一些能耗和排放密集型的原材料进口实施免关税政策)，更好地向国际贸易挖掘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
总体上，中国处在特殊的发展历史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强制性减排在许多行业存在困难，但是挖掘消费端的间接减排潜力是可行的思路。甲烷的系统减排策略和措施不仅需要重视主要排放部门(如煤炭开采与洗选业和农业)直接或末端的甲烷减排，更要突出与建设活动、城市消费、资本投资和出口贸易等最终需求相关的隐含甲烷减排。当然，减少甲烷排放的同时，可能导致降低二氧化碳等其它温室气体排放，甚至减少危害人体健康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在制定减排策略和实施措施时，综合考虑系统减排的多目标效益，有利于降低减排成本，推动相关环境与经济政策的实施，反过来增加甲烷减排的可行性。
3中国甲烷排放与国际气候谈判国家立场
从国际形势来看，中国接受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任务可能只是时间问题，有关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分配的争论将更为激烈。由于甲烷排放在中国乃至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综合考虑甲烷排放问题，有助于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提早应对并确立相应的国家立场。甲烷排放的纳入可以在五个方面丰富和支撑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国家立场。
3.1温室气体排放是发展中的问题
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很大程度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中国首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直到2003年才超过1 000美元，2008年刚超过3 000美元。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的时期，经济规模大、发展速度快，彻底实现工业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同时，中国人口众多，面临13亿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中国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仍然会不断增长。如果简单地要求中国通过绝对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来实现减排的目的，无异于扼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甲烷排放问题同样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国最主要的三大甲烷排放源为水稻种植、动物反刍和煤炭开采。大米是我国南方和部分北方居民的主粮，因而在粮食生产中水稻是主要的粮食作物。中国以有限的耕地为满足13亿人口的粮食需求，而开展水稻种植，是为全球粮食安全和解决贫困问题做出贡献。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对肉类、蛋类、奶制品的需求同样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国家人均肉类、奶制品的消费水平相比仍然差距悬殊)，提高畜禽养殖的生产水平和生产能力无可厚非。中国的能源禀赋主要为煤炭资源，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只能依靠以煤炭为主的高碳能源，中国自身的国情限制决定了煤炭必须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占主体地位。煤炭资源大量消耗的同时，产生煤炭开采的甲烷排放与此直接相关。上述特殊国情造成中国甲烷排放的基数较大，因而中国理应获得与之相称的排放空间和排放权利。
3.2温室气体排放需要多角度衡量
衡量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全盘考量，不是简单地用某种温室气体来反映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或者直接用二氧化碳排放来说明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必须是建立在综合考量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气体的基础上。温室气体排放的衡量也是一个多视角、或者说多种表述方式的问题。对于不同温室气体来说，衡量的标准绝不仅有一种。即使是IPCC[2]提供的全球增温潜势也有多种版本，甚至在同一版本也有不同的当量指标以供选择。所取的当量指标因子不同，评价结果差异非常大，甚至完全不同。与之相对应的是，减排的衡量同样可以有多种计算方式和评价标准。这就说明，中国不能盲目地按照发达国家的所谓标准，而应在一定程度上提出自己的排放评价标准，如利用全球热力学潜势等当量指标统一评价不同的温室气体排放[3,31]。此外，温室气体排放的指标评估也需多样化，如历史累计排放、人均排放、人均单位GDP排放等。因此，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需要纳入甲烷等温室气体，并考虑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历史与人均特点，坚持多角度衡量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3.3以多种温室气体减排和碳汇建设为控制目标
减排目标是国际气候谈判中最核心的问题，中国未来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需求强烈，如果仅以二氧化碳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目标，减排困难和挑战更大。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求中国控制二氧化碳绝对量的减排既不可靠，更不现实。建立在单纯二氧化碳减排的温室气体行动方案也不能实质性地反映中国的减排行动和减排事实。降低甲烷等非二氧化碳以及不断加强的碳汇建设，同样是中国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缓的贡献。中国可以实施多种温室气体减排的思路，综合考虑其它温室气体和碳汇建设，把甲烷一并纳入到温室气体减排战略和减排指标中来，实现最小成本优化减排。美国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中强制要求包括其他温室气体和碳汇，是有明确的经济含义的[32]。由于目前这方面中国的研究太少，以多种温室气体减排和碳汇建设为目标，加快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经济分析十分紧迫。
3.4以“单位GDP温室气体减排”代替“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中国实现二氧化碳的减排承诺，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强度上均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根据张博[5]对中国甲烷排放的历史演变分析，中国单位GDP甲烷排放的下降速度远快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下降速度。从趋势上看，由于中国甲烷排放的增速较慢，在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下，未来中国单位GDP甲烷排放还将迅速下降，且对中国整体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将日益突出。如果中国承诺单位GDP温室气体减排，通过综合纳入甲烷排放，客观上可以降低中国强度减排的实施难度，有利于在实现减排目标上争取主动。因此，从强度减排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国际减排承诺可以从单纯承诺“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向承诺“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降低”转变。此外，对于中国温室气体强度减排承诺的履行也有多种衡量方式，如基于20年水平的全球增温潜势等当量指标的计算结果将更为突出甲烷强度减排的贡献以及中国温室气体强度减排的力度。
3.5发达国家消费需要对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负责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贸易格局、产业分工日益明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承担了原材料基地和世界制造工厂的功能，在将产品输送到世界各地的同时，能源消耗、污染排放均留在了国内。这种排放转移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发达国家对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需要承担的真正责任。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应当主张把国际贸易中的温室气体排放转移情况纳入到各国排放责任评估中来。诸多研究已经表明中国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净出口国[28-29]。中国同样是甲烷排放的净出口国，出口体现的甲烷排放在中国国内甲烷排放总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3]。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出口既是对世界的贡献也是牺牲。工业化发达国家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供国内消费的同时，在中国境内造成了大量温室气体排放。这种排放责任由中国独立承担并不公平，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样需要为中国大量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负责。因此，倡导计算消费体现的温室气体排放，使温室气体排放评价从单纯关注生产端的排放转向考虑消费端的排放，把国际贸易中的体现温室气体排放纳入到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中来，可以明确发达国家对中国近年来快速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负有重要责任，因而有义务向中国开展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33-34]，帮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现温室气体减排。
4结语
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需要结合中国甲烷排放的历史和现状。由于中国甲烷排放的基数较大，不同领域的甲烷减排均会对中国乃至全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产生直接贡献。甲烷排放的有效控制和减缓将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实施温室气体减排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系统减排的思路来审视中国目前的甲烷等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将引发对目前的末端减排思路的重新审视与纠正。甲烷等温室气体的系统减排战略既要重视末端减排环节，更要提倡“谁消费(隐含排放)谁负责”，即源头(直接排放)减排和消费端(间接排放)体现减排同等重要。甲烷系统减排的策略和措施不仅需要重视主要排放部门的直接(末端)减排，更要注重挖掘建设活动、城市消费、资本投资和出口贸易等最终需求的间接减排潜力。
提早审视甲烷排放在整体温室气体排放格局以及减排策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丰富和发展相应的国家立场，提出从承诺“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向承诺“单位GDP温室气体减排”转变等多种论点，最终为中国政府科学合理地主张中国的发展权利，争取排放空间，拿出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方案，更好地履行国际减排承诺，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也面临国内能源资源供应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承载力不足等多重问题与巨大挑战。中国甲烷等温室气体减排战略的实施，不应是单纯地为了减排而减排，更大程度上应视为生产结构改善、能源效率提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机会。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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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博 陈国谦 陈彬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起始于1978年的那场深刻变革，历史性改变了泱泱大国的发展进程。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我省全国政协委员聚焦改革，畅谈变化，展望未来。
改革的话题之所以牵动人心，因为它既决定着国家发展的宏观走向，也连接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向往。宋治平委员：
这四十年是我们国家飞跃的四十年，国家富强了，百姓生活富裕了这是最明显的标志。比如说四十年前，我们的父辈们结婚的时候有个小平房生活就相当不错啦，现在的年轻人不但要买楼房，还要好的高层楼房，不单纯有住的地方，还要住的环境好，完全不一样了。
我觉得我上学时候我们还吃窝窝头呢，现在窝窝头都变成了是一个高端食品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是有些个国家100年、200年可能甚至300年才能实现的这种目标，但是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这样目标。
“改革如同引擎，推动着中国巨轮破浪前行”，作为我国司法改革的见证者、亲历者，从事法律工作二十多年的迟日大委员感触颇深：
我们司法改革抓住了几个关键的问题，比如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改革，改变了传统司法机关办案模式，无论从公安的侦查，还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还是人民法院的审判，还是律师来做辩护代理，都以证据为规则，各司其职，这是很大的一个历史性的改变。
今天的中国和40年前相比已然沧海桑田，但依旧相同的是，百姓过更好日子的愿望生生不息，大刀阔斧继续改革的勇气仍然不减。刚刚出炉的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释放强烈改革信号，宣示了改革不停步、再出发的决心，也坚定告诉人们，将改革进行到底，就是对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杨振斌委员：
现在我们国家大学毛入学率已经到了42%，现在国家又提出来要进一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你可以想象，当这些目标实现以后，再过几十年，五十
二、三岁以下的中国人，将近一半是大学生，全部都是相当于高中毕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那就没问题了。
2 改革开放 30 年家乡的变迁调研 【摘要】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抓住时机，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后，中
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领域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的伟
大实践，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
历史性的变化。尤其是农村，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农村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环境不断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生活方式不断趋于多样化。而农民的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道路上的首要问题，因此了解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改革开放;农村;现代化 【正文】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的新中国正处在一个水深火热的时期。国 内：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整个政
治局面处在一个混乱状态，经济情况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国民经济到
了崩溃的边缘。国际：全球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
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在这样的
历史背景下，要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
人民生活，追赶时代前进的潮流，出路只有改革开放。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科学分析国内国际发展的大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
和人民愿望的基础上，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
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率领人民踏上了新时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史 征程。 1978 年 12 月，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 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
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正式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标志着我
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事业的开始。
本次调查主要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家乡变迁的调查，多层面多角度地分析
改革开放对农村建设与发展的巨大影响。
一、衣、食、住、行方面的显著性变化
(一)
、衣：从粗布装到时尚服装
从我父母老一辈人的叙述当中了解到，当时家乡人穿的都是自己做的粗布 3 衣服。从新到旧，这个穿过那个接着穿，穿到破了也舍不得扔掉，补补接着穿。
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质的丰富，人们的衣着变得丰富多彩了，家乡的百姓在穿
着上与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 不是时尚款式服装不穿， 不是牌子服装不穿。
以前是出门没有衣服穿，现在是出门不知道穿哪套好。从上到下，从里到外，
样式不断更新。服饰已不仅仅是御寒工具，更成为了人们显示风度、展示个性 的方式。
(二)
、食：从吃饱到吃好
父辈们谈起三十年来在吃的变化上，大都感慨万分。过去一大家子人，吃
的最多的就是大锅煮的红薯和菜坛腌的腊菜，甚至连吃一顿白面做的饭都是很
奢侈的事情。那时过年是大家最向往的，因为过年能吃上一顿比平常好一点的
饭。改革开放后经济有了飞速发展。现在好了，平常就能吃上白面膜，大家想
吃啥吃啥，大鱼大肉早已是平常菜，甚至都嫌油腻了。吃饭不仅讲究个色，香，
味俱全，还要营养均衡，合理膳食。
(三)
、住：从黄泥茅草房到二层楼房
听老人们说，三十年前，村里目光所及之处，全是清一色的土坯房，茅草
的房顶，泥砖的墙。我爷爷奶奶住的泥巴房现在还在我们那个庄伫立着，现在
厨屋的墙已经倒了，堂屋的房顶也有个大洞。曾经，父亲叔叔他们就是在那里 长大的。现在不一样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们的住房条件是越来越好，家里
的人们要么自己家盖上了楼房，要么到镇上买了房。前两年，爸爸也在镇上买
了一套两层的楼房。从整体来看，农村里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住上了钢筋混凝土
的房子，土房时代结束了。
(四) 、行 ( 1 )
、从土路到村村通
以前的农村，所谓的路都是被人们踩出来的，没长草的泥巴路，一到下雨
出个门，回来满腿拐的都是泥巴，即使是晴天，也弄得一身灰，一拍一冒烟。
现在呢，村村通政策的实施，庄里的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出行变得越来越快 捷，上哪都方便。家乡农民终于告别了过去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行路难 时代。 ( 2 )
、从步行到开车 4 据我的父亲回忆说，以前出门上哪办个事，都是靠两条腿走路，家里缺啥
少啥，基本上都是拉着板车步行到十几里外的集市上去买，来回就得大半天。
母亲说那时候她和父亲结婚的时候，最想要的就是缝纫机和自行车。现在人们
出门有人骑自行车，有人骑电瓶车，有人骑摩托车，也有一部分人已经拥有了 自己的私家轿车。
家乡人民的衣食住行，也就是我们身边最普通的小事，但就是这些小事最 能体现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三十年来，家乡人民的物质条件上不仅发生
了很大变化，思想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改变也不容忽视。
二、思想及文化生活方面
(一)
、对子女教育从轻视到重视
家乡像父母年纪那么大的人有很多都不识字，很多家庭的孩子仅限于念几
天书认识几个字，不是“睁眼瞎”就行。家长观念上也认为念书没有用，不如
回家帮家里干点活。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九年义务教育实行了“两免一补” ，实
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家乡人民对教育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不再认为读
书没用，都非常重视教育，积极支持子女上学念书，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他们
的知识水平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下面是关于农村人们受教育程度的调查结果： 受教育程度 5% 35% 48% 8% 4% 0% 10% 20% 30% 40% 50% 60%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其他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受教育程度变化较大并能够
接受高等教育的家庭占 8% ;受教育程度有所变化的家庭占 48% ;义务教育能够 完成的家庭仅占 35% 。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农村教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
一切归功于党的惠农政策，归功于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后，义务教育基本普 5 及，并且有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这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来说是非常有 利的。
(二)
、休闲方式从没有到多样化
随着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也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享受了。三 十年前百姓的业余生活很单调，买个小电视机都是一种奢侈品，家境最好的率 先买了台 14 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引得全庄百姓都来看。 改革开放后的 30 年来，
电视机已从少数家庭的奢侈品逐渐变为所有家庭的日常家用电器。即使是互联
网，最初作为高科技的象征，也一样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下面是关于农民休闲方式的统计结果： 休闲方式 14% 37% 7% 25% 17%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逛街 看电视 KTV 上网 旅游
根据调查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农民休闲方式的结构呈多样化发展。其中，上 网、旅游、逛街、 KTV 等活动以新型姿态快速发展，比例持续上升，看电视仍然 是人们闲暇时的主要消遣活动。该现象的出现主要还是因为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民收入的增加，使农民有更多可供支配的资金从事更加丰富的休闲活动。除
此之外，消费品种的多样化、交通便捷以及与外界联系的加强都导致了此类现 象的出现。
综上可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
巨大成就。农业产业不断壮大，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农村环境面貌大为改
观，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都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 30 年来，我国经济持
续快速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的
思想观念不断更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 30 多年的伟大历程和光辉成就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 6 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
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多次指出，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说： “世界上对
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
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后一种说法比较有眼光。 ” [1] 改革开
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
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
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应客观分析、沉着应对，认清方向、坚定
信念。必须充分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是
可以在前进中解决的，也只有在前进中才能解决。 这次调研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家乡人的淳朴和勤劳。在家乡人亲切的
言辞中，了解到了家乡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变化的巨大。家乡的变化，让我明
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家乡的今天。家乡的进步和祖国的腾飞来之不易。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展望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的生活会更加富足美好。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C]. 人民出版社， 1993 ， ( 134 )
赶超·跨越·巨变
――莒县交通运输发展综述
路如琴弦，弹奏一曲曲奋进乐章;
桥似彩虹，放射一束束和谐光芒。
从城市到乡村，从铁路到公路，从县道到乡村道，从客车到出租车，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行”,近年来，在莒州大地上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不管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有一种自豪感洋溢在莒县人的心头：交通越来越发达，出行越来越便利。莒县交通运输事业的快速发展，既促进了经济社会的更好更快发展，也让莒县人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跨越”与“巨变”。
建设篇：打破瓶颈舒筋通络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近年来，莒县抢抓机遇，把加快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改善农村生产条件的重要工作来抓，凝心聚力，克难而进，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据统计，自2003年实施“村村通”工程以来，莒县累计投资6.2亿元，改造农村公路1980公里，建设大中桥梁158座。先后对县道莒安路县城至洛河段、天洛路洛河至棋山段、莒大路县城至店子集段、孟双线招贤至东莞段等共107公里进行了大修改造。同时，改建完成18处集农村公路、农村货运、农村客运和 局领导班子实行任务分解法，以实现外来资金到位为目的，瞄准招大引强，敢于自我加压、敢于调高目标、敢于突破极限，形成了落实一批、促成一批、洽谈一批、储备一批的项目生成发展良性循环，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增强后劲。据统计，仅今年以来该局累计争取公路建设资金2000余万元。 管理篇：规范市场繁荣发展
通衢大道望眼开，百舸千帆竞驶来。
随着一条条通衢大道的节节延伸，莒县交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运输业等相关产业也出现了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良好局面
科学决策，加强管理，优化运输结构，建立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运输市场秩序，是保障运输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莒县交通运输部门按照“严格、精细、科学”的管理理念，依法严格履行市场监管职责，严把道路运输查验、车辆检测及市场准入关，严厉打击超限超载以及无证经营、违章经营等非法营运经营行为,所有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全部安装启用了GPS卫星定位系统和行车记录仪，率先在全市实现了车辆运行视频监控，确保了广大群众出行安全，全县基本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人便其行、货畅其流的交通运输环境。
既要货畅其流，又要人便其行。在规范货运市场管理的同时，莒县还大力实施“村村通”客车工程，采取新开线路、现有线路调整、热线挂冷线、长线挂短线等措施，对老线路分流，让车辆上山下乡、串村过门，使客运布局更加合理、科学。截止目前，全县共开通农村客运班线82条，客运班车265辆，日发班次达520个，全县行政村客车通达率达100%。同时，莒县还积极引导出租车变定点待租为运行待租经营模式，推行电台式网络化管理，方便了市民乘车。全县形成了以班车客运为主导，出租车和旅游客运为补充，服务城区、乡村和旅游景点的四通八达、干支相连的多层次、城乡一体化客运网络。
文明篇：树立品牌塑造形象 如果说路通车通是物质文明的一次历史性飞跃，那么全力优化软环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打造“阳光交通、和谐畅通”品牌，则是莒县交通运输行业更高境界的文明追求。
2010年，莒县交通运输局以惩防体系建设为着力点，实施了惩防体系3D模式，即依科技为支撑点、抓住教育、制度、监督三条主线，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惩治三个层面的立体惩防体系，营造了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为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支持和保证。这一做法被中纪委、省纪委、省惩防体系建设办公室、省交通运输厅、市委政策研究室分别予以刊发。县纪委印发文件在全县推广。2011年3月15日 《中国纪检监察报》予以深度报道。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面对交通运输发展的新形势，莒县交通运输局全体干部职工在以局长纪同坤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正以崭新的姿态、务实的作风、创新的精神，在谋求莒县交通运输事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上谱写新的篇章。
莒县交通运输局局长纪同坤感言：
交通运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铺平发展道路是交通运输局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我们将牢固树立跨越发展的雄心壮志，始终保持后发赶超的进取精神，锲而不舍、真抓实干，一方面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进程，打造高效、通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另一方面，加大交通运输“软实力”建设，增强莒县综合交通运输管理能力，提升交通运输行业的文明服务水平，为胜利实现“十二五”发展目标，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文明开放、生态优美、和谐稳定的新莒县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90周年!“要想富，先修路。”2003年，为了让农民兄弟甩开大步奔小康，一场声势浩大的“村村通油路”工程在日照拉开了序幕。如今，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全市已新建农村公路1996公里，涉及1268个行政村，通村率从2003年的36%提高到75%，受益群众达到100多万人。
变化之一：“村村通”改善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统计显示，我市开展农村公路建设的这三年，也是自建市以来，农民收入明显提高的三年。特别是2004年全市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人均纯收入达到3695元，增长11.8%，创近年来的新高。记者采访时，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进村 赶个集的都没法去。现在好了，公路通了，俺们和城里人一样出门能坐上公共汽车，上哪去都方便了。”
变化之二：“村村通”完善了路网结构和功能，道路通达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农村公路是路网的神经末梢，是体现公路“从门到门”运输特点的最后一环。随着日东高速公路和同三高速公路日照段的建成通车，我市对外的公路大通道已经打通，加快建设通村公路，是完善和优化我市路网结构的关键所在。从2003年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启动至今，全市高级、次高级路面里程比2002年增长了122%，行政村通油(水泥)路率较2002年底增长了39%。随着农村公路的建设，农村客运网络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按照“路通到哪里，车就通到哪里”的要求，交通部门大力发展农村客运，较好解决了农民出行难、乘车难的问题。在2003年全市实现村村通客车的基础上，去年又设置安装了“村村通”客车站棚和站牌，进一步方便了农民出行。目前，全市农村客运线路达到126条，客运班车达到607辆，日发车近400个班次，农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坐上“方便车”、“经济车”、“安全车”，县域“半小时交通圈”初步变为现实。
变化之三：“村村通”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壮大了镇域经济。农村公路建设，不仅成为当地农产品流通的有力助推器，更是带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化进程，促进镇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没有“村村通”，莒县的“万亩瓜菜”、“万亩大姜”，岚山的“万亩茶园”，东港的“万亩银杏”，五莲的樱桃园等高效特色农业，都还只能“养在深闺无人识”。而随着农村公路建设的推进，这些支柱产业的优势更加突出，规模效益更加显著，有力地带动了周边地区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化的发展。同时，便捷的交通条件，
变化之四：“村村通”与产业布局调整和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是当前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各区县在农村公路建设的推进过程中，注重与产业布局调整和小城镇规划建设相结合，极大促进了我市的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把农村公路建设与产业布局调整、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实施高标准规划，高标
变化之五：“村村通”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农村干部的凝聚力。“‘村村通’工程不但通了公路，而且通了民心，顺了民意，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岚山区碑廓镇的王圣波深有感触地说。
在修路期间群众自发给施工人员和驻工地的乡镇干部送水、送饭、送鸡蛋的情景屡见不鲜，场面非常感人。东港区西湖镇一位80多岁的老人看到水泥路修到家门口时，禁不住竖起大拇指说：“还是共产党的政策好，把公路修到了我们家门口。”“没想到修路有这么大的凝聚力，通过修路使我们村班子团结了，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提高了”，一位村支书如是说。原来村干部还担心公路通过村庄需要房屋拆迁，阻力会很大，但出乎意料的是，规划图纸一出来，村民不等村干部做工作，自己就主动动手拆迁。用他们的话说：“政府给我们修路，是为我们子孙后代造福，谁挡谁就昧良心。”通路通了民心，顺了民意，干部和群众的心连在了一起。
改革开放三十年家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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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13亿人口，9亿多在农村。农村经济的发展极大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十分萧条，农村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农产品商品率十分低下，产供销体系没有建立，资源配置无法优化;农村人口众多，农村教育水平极其低下，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经济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可见，农村经济的发展已经严重束缚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萧条;提高;改革开放;繁荣昌盛;
改革开放前，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差，买布靠布票，穿着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那一句农村里流行的“一件衣裳，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也是当年的真实写照。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市场商品的逐渐丰富，人们开始追求新、美的穿戴消费模式，穿着更加讲求舒适大方，服装变得丰富多彩，并日趋成衣化。各种皮鞋、旅游鞋、休闲鞋等不但式样新颖，而且穿着舒适，普遍为农民所接受。
食：相信粮票、油票，在很多人眼里都不会陌生，吃饭必须靠这个去换。随着改革开放， 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消费水平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 逐步从追求数量满足为主转入了以追求质量为主的阶段，人们开始在吃上讲科学、讲精细、求营养、高质量。市场上丰富的肉、蛋、鱼、鲜菜、果四季常有，居民家庭想吃什么买什么。主食细粮化，且逐渐丰富多样，副食品消费从以追求数量满足逐渐转入讲究质量。
一，人们住房问题
改革开放前，几乎家家户户住的房子都是茅草房，下雨天的时候，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后来用砖砖瓦瓦建了个土砖房，下雨天依然受此待遇。现如今，一踏进村庄，一幢幢
二、三层高的新楼房，展现在眼前。每户人家一块
五、六分土地的宅基地，. 四面用宅沟围起来，沟水清澈，鱼翔浅底，既可捕食，又可防火。宅前宅后，还种上了花果林木，绿树成阴、鲜花争妍，家家住的是个鸟语花香、环境优美的“农民别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乡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助下，家家接通了水、电，既可饮上洁净的自来水，又能用上电灯、电话，还可上网、看电视，过上了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同时，户户添了三件“宝”:一是修了个洁净厨房，用上了燃气灶、电冰箱、微波炉;二是建了卫生厕所;三是造了沼气池，把粪便、垃圾统统灌到沼气池里，经发酵后制成沼气，供厨房作为清洁能源使用、其残渣又是农田需要的有机肥料。这样，既节省了燃料支出，又保护了农村环境，还提供了有机肥料。这在城市里是无法做到的。
二，人们出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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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从村里到城镇不足40公里，农民却要坐车颠簸2个多小时，进城了，灰头土脸的还不好意思见人。路况不好，公交车也不愿意开辟线路，城乡道路上跑的数量稀少的出租车，也多是城里淘汰的破旧车辆，中途趴窝、超员超载现象时有发生。近年来，围绕新农村建设，我镇依托国家政策扶持，累计投人资金9000多万元，大力实施城乡道路畅通工程，新修乡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48公里，一条条缎带式的沥青路从县城向乡村延伸，全县公路通乡率达到100%，通村率达到50%。通过招商，县上先后引进两家运输公司落户，新颖、舒适、快捷的公交车不仅到了全县所有乡，还开到了部分乡村，许多农民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坐车，直接进城。更大的收益是，过去由于交通闭塞、销售困难的农副产品，也随着道路的畅通进军国内外市场，为农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收人。
三，人们生活用品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发生了巨大变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抵挡到高档、从单一向全面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前农村居民耐用品消费始终是低水平的。曾几何时，人们为了买一台彩电或冰箱，全家人要省吃俭用好几年;如今，农村居民家里由“老四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迅速向“新六件”(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组合音响、照相机)和电脑、小洋楼、摩托车、空调、移动电话、小汽车等转化，生活已经从“基本生存型”向“享受发展型”转变。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里人年纪大了、退休了可以有国家的退休金来保障，而农民待到年龄大了失去生活能力了便只能依靠儿女来养活，不但给儿女造成了不小的负担而且生活质量也急剧下降。现在好了，党和国家在全国农村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制度，凡是年满60周岁的老人每个月都将领到国家发给的200元养老金，200元钱对于没有什么花消的农民来说基本可以维持日常生活了。看着村里年满60周岁的长辈们从村委会领到钱后的喜悦表情、看着他们在议论着自己也有“退休金“了，作为我们晚辈也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农村的各方面建设和发展日新月异、发展迅猛，但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最得农民百姓心的政策。
现在中国还不能和美国，英国等国家相比，但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而且中国现在的各种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东西部，南北部差距很大，贫富差距也很大，我想在经过几十年中国就会取得更加大的进步，我们农村只是我们国家进步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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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 吴晓波著 人名出版社出版。 【2】<<坐标---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曾理 易径益 王超贾飞 李国华 铎善荣 王玥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
二、改革开放的成就
三、改革开放的生活
四、改革开放的问题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
1、三十年前的小岗村30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只是一个有20户、115人的生产队。小岗作为“吃粮靠返销、用钱靠
1978村的18索农村致富新路30
1、从包产到户到土地流转小岗村探18位农民在一纸分田到户“大包干”生死的新型合作经济给小岗村的农民带来了实惠。2007600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414020多年经济停滞不前的状况。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
3、小岗村的民生变迁?小岗村的民生变迁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先实行“大包干”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带动中国亿万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而满身光环?近一条“现代农业——旅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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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现在的小岗村新貌小岗人
5万多人来小岗村参观学习。目前
岗的明天会更美好。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设立经济特区?1?1981年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4年国务院发出《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确定开放14个沿海??198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启动?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988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1990年国家实施开发开放浦东战略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1992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
3?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的兴建?1994年外贸体制综合配套改革?199
2、1994年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施行?1995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推进教育创新?1996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高
7月香港回归?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同年12月澳门回归?2000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1WTO,?同年北京取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3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提出2004“振兴东北”战略2005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2006龙跨越世界屋脊2007圆千年梦想国威大振2008年 北京奥运会8劳动合同法、企业所得税法、反垄断法、城乡规划法、就业促进法等一批重要法律将在年内实施。科技?射成功。2008?现在中国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歼-20】和瓦良格号航空母舰了。歼-20 2011年1月11日90分钟。被认为可以和美国F-22和俄罗斯T-50相抗衡的战斗机。??(1)改革开放309.7%煤炭、化肥等主要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都排在第一位?(2)建立全面物质生产体系中国30年
活也发生 变化“中
?吃„不再只是为了填饱肚
?这是当时最繁华的都市之一„„上海?现在的上海和新农村的建设“?黄包车也是一种上品生活?汽
2008年109.78亿户。手机用户在电话用户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4.1(3)国际地位持续不断提高中国改革开放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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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稳定、
2010年世界各国GDP排名(世界银行数据)名次 国家GDP(亿美元) 1美国1425632中国58786 3日本54742 4德国334675法国264936英国217457意大利211278巴西157199西班牙14602 10加拿大1336011印度1296012俄罗斯1230713澳大利亚924614墨西哥874915韩国8325
三、改革开放的问题
1、社会民生问题二元户籍制度:现实中国的不和谐——特权、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市差距、身份
。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位
三、
?现代化之路注定是不
?
!欢迎提出宝贵意见
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事业的变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万众瞩目下辉煌的成立了。中国开始了伟大的富国兴邦之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前辈们努力地为我国的辉煌征程努力着，虽然历经坎坷，但是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 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伟大领袖邓小平领导全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从此，中国每时每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军事、科技，中国都在渐渐地走向世界前沿。可能是由于我做了十几年学生的缘故，这些成就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变化。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有一块很大的碑，上面刻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几个大字。老师告诉我们：“这是周恩来总理少年时期在沈阳读书的时候说的，你们要像他学习，要像他那样学习勤奋、刻苦，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只有你们变得强大了，我们的国家才能变得强大，我们的民族才能变得无上光荣!”带着这样的教诲，长大后，我明白了，教育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要坚持以人为本，只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才能普遍提高国民素质，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另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有利于培养国国民的创新精神，而创新精神是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有利于发展中国的先进文化，间接地促进我国经济政治的发展，满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理念需要。有利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7年恢复高考，挽救了中国多少人才，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对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那场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是全国都有了新的活力。
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举国上下积极响应。我国的各个高校向国外派遣的留学生、交换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的世界名校愿意接受我国的高校学生。于是，国家的政策也积极做出调整，使可以受到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 高考制度恢复之初，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却仅录取27万名;而到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达到963万，录取新生达675万名!伴随着教育规模的发展，更有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在世界高精尖人才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国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促使中国的各个方面迅猛发展，我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展示了中国人的素养，也展示了中国的崛起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重新树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教师的劳动观念，对学制、教材、教学时间都重新做了安排，整顿了教学秩序，恢复了师范院校，对在职教师进行培训进修，恢复了少年先锋队组织、中学共青团组织。至此，我国的教育事业步入恢复、调整和发展的轨道。那时候，教育事业经历着“拨乱反正”和“披荆斩棘”，各级各类教育学校的办学规模和校舍、仪器等办学条件以及环境都处于落伍、薄弱阶段，与现在我们拥有现代化的教育设备，宽敞明亮的教室和宿舍楼相比，真的是天壤之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硕果累累。各级各类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素质教育在全国上下风风火火地开展。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国民素质也有了飞跃式的进步。目前，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竞相争艳，国办教育与民办教育起头并进，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蓬勃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育人为先，育德为先，全面提高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组织近千人进行各级各类教师培训，是全国上下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了更坚实的保障。
另外，现在的教育理念与多年前相比也有了显著的变化。那时候，课堂的主宰者是老师，学生只是听老师讲课，课堂显得枯燥、乏味，学生对只是的掌握就变得很有限，更别提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于是，学生就只能学到些死知识。而现在，丰富多彩的课堂，引人入胜的授课方式比比皆是，课堂有学生和老师共同主宰，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老师倾尽所学，讲授知识，学生开拓思维，不断创新。在这样的活跃氛围下，我们的科研事业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这与教育的改革是分不开的。
2008年9月1日，中国实现了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费学杂费。这是几十年甚至几年前大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从这里向前看，2004年，中国启动了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7年春，免除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2007年秋，实施新的高校和中职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这一系列重大成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推动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步骤，是实现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创新性国家宏伟目标的重要条件。 俗话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花费了很多的人力和财力在教育事业上，也促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我国的教育现状还有很多差强人意的地方，但是，相信在党的领导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一定会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再迈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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