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文献综述（共8篇）
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特点与对策
【参考文献：领导科学 2011年 05期王振海;刘文俭;青岛行政学院;青岛行政学院管理学教研部;】
根据此篇文章，与前四次改革相比，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具有的鲜明时代特点：
特点一是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大胆探索。在机构设置方面，中央对机构具体设置形式、名称、排序等，不统一要求上下对口，有条件的地方课加大机构整合力度，合并一些职能相同相近的部门，甚至允许一个部门对应上级几个部门。
特点二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机构改革在职能定位、理顺体制、机构设置、责任界定、层级分工等各个环节，都紧紧围绕并体现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突出强调地方政府要更好履行职责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特点三是责任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央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要求，在赋予部门职权的同时，明确其承担的责任，要通过“三定”（定职责、定机构、定编制）工作，实现权责统一，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推动责任政府建设。
特点四是首次提出机构编制备案制度个层级调剂制度。中央要求，要严格执行机构编制审批程序和备案制度。改革过程中，人员编制虽然总额不得突破现有规模，但是在同一层次内，可以根据职能的调整，对人员编制实行动态管理，实现有增有减，优化结构；如需跨层级调整必须按程序报批。这在历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是首次，是针对新一轮改革的特别创新之举，充分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推进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要体现：
1、城乡一体原则。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应当遵从“城乡一体化”发展原则，在机构设置和职能整合上要体现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城乡产业发展、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城乡劳动就业的统筹，以更好地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
2、满足需要原则。一要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满足利益多远的需要（充分考虑地方利益、地区利益、行业利益、阶层利益的平衡，既要构建合理的利益配置机制，又要防止追逐违法利益）；四要满足技术发展需要（转向建设以流程为中心的流程导向型政府，整合政府资源，再造工作流程，减少管理层级，实行扁平化管理）
3、统筹兼顾原则。统筹兼顾职能设置、权利配置、府际改革（即统筹上下级政府机构改革，以利于形成上下合力1。使得行政成本1+1<2,行政效率1+1>2）各种内外上下级关系。1 石亚军，施正文.探索推行大部制改革的几点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08（2）：9-11
4、系统整合原则。整合职能、权责、机构（“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确需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明确前有部门，分清主次责任，避免职能交叉重叠，政出多门；着力解决权责脱节、、推诿扯皮等问题”）、机制
5、制约性协调原则。一是政府整体和部门之间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制约性协调；二是部门内部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制约性协调。三是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制约性协调。
6、分步实施原则。
一、总体设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形成包括市、县及乡政府近期元气改革目标的整体方案。
二、分类分层对待，对省、市、县、乡政府改革和不同类型机构的改革，既要明确共同性，又要体现差异性，照顾到各层级和不同类别的不同特点。三是要稳步推进，尽可能减少改革多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消极成本。
推进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对策思路
1、以中央的总体战略部署新一轮的对策思路。（中央下发的《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的八个方面）
2、既注重与中央的对应性，又体现自身特色。在省级政府层面，应尽量与中央大部制同构，体现对应性；省级政府以下的地方政府，除必须上下对口的部门以外，根据自身特点建构组织体系，实现异构化，可能更助于大部制改革效用的发挥。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各有侧重地设置政府机构和配置只能，如，海南省立足本省实际，将省旅游局更名为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并由省政府直属机构调整为组成部门，部门排序也靠前，并且突出其节庆、文化、和会展、规划项目建设、人才教育培训、旅游监制等职能；
3、注重从国家权力结构上推进改革。要把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纳入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从国家权利结构上进行调整，要明确划分党的职能权限，通过完善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2，适当扩大党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有的可以实行“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切实解决机构重叠问题，以此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整合行政资源。
前几年，纪委与监察部门通过改革合署办公、联动作战，成效显著，为下一步在大部制改革中整合地方党政部门提供了有效借鉴。
4、科学合理地设计部门调整思路。（“加减乘除法”可参考【《领导科学》2011年5月下，第464期；32~33，王建中】）
5、借鉴国内先行地区的成功经验。例如：深圳市的大部制改革意在寻找部门规模与职能的平衡点，成都市大部制表现为向“重点部门”开刀，浙江富阳的大部制改革则以“专门委员会”打破部门利益。主要经验包括：一是领导重视、上级推动；二是努力减小改革阻力；三是正确处理编制和职能的关系；四是有效实施部门整合；五是清晰界定各部门的职能权限。
纵向政府间关系调整：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视野
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8-03-05（1）李瑞昌.大部制改革中地方政府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J].岭南学刊，2008（3）：4-9 【参考文献：张紧跟.纵向政府间关系调整：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视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二期第46卷】
根据此文章，从一些典型个案来看，当代政府机构改革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没有理顺纵向政府间的关系，形成了纵向政府间机构设置整齐划一的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采取“先试点、后推广”办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县级综合改革试点来看，许多地方后来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困境，或成效一般，或收效甚微。
如何改革能走出困境呢，本文认为，要调整中国纵向政府间的关系：
首先文章以福建石狮县、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陕西省黄龙县、海南省等地区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为例，分析了导致这些类型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
除了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使得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到位、行政机构在缺乏有效制度约束下具有自我扩张的本性等一般层次原因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纵向政府间关系没有理顺，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职责同构”模式仍然得以保留，即纵向的、不同层次的政府在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高度统一和雷同。简单地说，就是在当代中国，每一级政府几乎都管理相同的事情，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之间事权不明、职权不专3。除了少数如外交、国防等专用有事权属于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事权几乎完全是中央政府的“克隆”。职责上的同构，必然导致在纵向政府间的机构设置上，过分强调政府管理的统一性而忽视了不同层级和不同地域地方政府管理的多样性，往往将政府职能配置与机构设置的上下对口作为一个先决条件。
而造成中国纵向政府间“职责同构”和地方政府机构设置雷同的原因是：
1、这一模式是中国自秦朝以来历代王朝中央集权传统的历史遗传（中国地域广阔，交通不便和信息阻滞的背景下，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中心权利对全国的辐射力都会渐次减弱；
2、在体制转轨时期，强调纵向政府间机构对口设置的做法并没有随着体制改革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原因：一是由于传统体制形成的路径依赖和政府运作的惯性，使得这一传统体制下的制度性安排仍然被保留下来；二是由于纵向政府间关系由“动员型体制“转变为”压力型体制“后，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和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指标。各级政府不得不将各种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下派给下级政府，并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的奖惩。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和国内深圳、顺德的实践来看，地方政府机构设置的多样化与国家制度统一性、与中央统一性的原则规定在各地区的贯彻实施是不矛盾的。所以地方政府有因地制宜地设置机构和配置职权的权力；从职能上看，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有权根据本地区的事迹需要，自行决定其具体管理权限，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从组织结构上分析，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机构设置是从本地区事迹情况出发来设计的，不具有完全的结构模式。比较成功的案例有深圳和顺德（有关这两个地方改革的具体内容，参见汪玉凯主编：《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第126~130、182~192页）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单一制和计划经济传统等导致的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同构化是“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深层次原因。进一 3 刘靖华，姜宪利，等.中国政府管理创新（施政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社.2004 步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在转变职能、厉行法治等的基础上调整纵向政府间的关系，给予地方政府在机构设置上的自主权，转变传统观念，不必强求纵向政府间在机构设置上的整齐划一。
广东省高州市政府机构改革向纵深推进
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广东省高州市2011年3月底初步完成市级政府机构改革任务，市政府工作部门原有29个，调整与设置为26个。按照打造服务型政府要求，该市继续将改革向纵深推进，形成“调研－改革－评估－再调研－再改革”的良好格局。其改革具有很多可借鉴之处：
(1)加强领导，周密部署。从2009年12月25日成立政府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到通过《高州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至2010年12月24日召开政府机构改革会议，要求在2011年1月进行机构挂牌、领导班子任免等工作，所有机构按新“三定”规定开始运作。（2）制定政策，深入调研。该市改革方案确保市政府机构个数、人员编制总量两个“不突破” 规定的前提，按照统一的原则、标准和尺度，实现“转变政府职能，理顺职责关系，进一步调整组织结构、合理配备编制，推进政府高效协调运转”的改革目标。改革前，市编办对市直部门的工作量大小和职能增减以及原有编制数、在职人员数等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直接深入到涉及机构和职能调整的市直相关部门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各部门对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并加强与兄弟市县之间的联系，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做法。对涉及多个部门的职责分工问题，主动牵头，召集部门面对面协商，最终形成一致意见
（3）合理“三定”，理顺职能。一是严格执行省、市规定的机构限额数量，清理和规范议事协调机构；严格核定编制和领导职数，实现全市行政编制总数只减不增；采取挤、压、调的办法，调剂盘活行政编制；实现后勤服务人员社会化。二是理顺部门职责关系8项，解决多头管理问题。三是取消行政审批事项23项，将30项职能转移给事业单位或中介组织承担，使政府职责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解决职能“错位”问题。
（4）科学评估，深化改革。部门“三定”后，围绕深化改革目标，涉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该办通过科学的评估、调研等工作，增加其相应职能。目前，该市机构改革继续纵向深化，已调整有关部门多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切实为经济中心建设提供了行政体制保障。
【参考文献：中国机构编织网
广东省高州市编办
时间：2011-07-19】——青年网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意义何在
【参考文献：郭巍青.我们应当积极推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2010-07-15】 作者:郭巍青，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政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闻背景：广东省政府日前召开省市县政府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精神，动员、部署广东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工作。广东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特点体现在突出探索推进大部门体制、突出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突出强化部门责任、突出先行先试等“四个突出”上。（详见羊城晚报3月25日A1版、3月31日A1版）] 转变职能的意义就是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所谓理顺，指标是“四个分开”，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应该承认，转变职能与政企分开，是喊了很多年的口号。民间有戏言，抗日战争八年都胜利了，怎么这政企分开分了30年还不成呢？然而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制度建设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大的尺度上看，中国还是属于现代管理制度并未完全健全的国家，还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以改革开放30年为基础而向前展望，政府职能转变事实上面对新的挑战，也具有新的内容。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已经拥有了产能巨大、多元成分的市场经济，而且日益与全球经济体系相互交织。怎样既能灵活驾驭并合理监管这样的经济体系，又能防止巨大的商业利益对公共机构与公职人员的腐蚀？这就要求在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方面有更加完善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实现，光靠政府与市场的“二人转”还不够，还需要“三脚架”，即需要发育良好的社会。因此，通过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而理顺政府机构与事业单位、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
推进大部制改革，则是这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鲜明特色，它的意义在于进一步提高政府机构本身的能力与效率。由于国务院机构已经按照大部制原则实行了机构改革，所以省一级政府也就需要按同样原则向上对接。因此，省级政府机构改革最为明显可见的内容就是某些机构部门的调整合并。例如，重庆加大整合力度，将原有的市农办、市农业局、市农机局、市农综办4个部门资源整合，成立新的市农委。此过程中还相应地减少了一些处室与人员，也就是同时具有精简机构的效果。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需要注意。大部制是一个方向性的原则，各个省、区、市的改革，还是拥有根据实际情况与实际需要而灵活安排的自主空间。这就会出现一种情况，省级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各省级政府之间，有些机构的名称和权限并不是一一对应的。由此会带来哪些优劣利弊，对于政府间关系会有哪些影响，可能还需要实践的检验。体现自主灵活性的机构安排，是否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促进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则考验主政者的智慧。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推进省管县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它的意义在于理顺省级以下的机构关系、权力关系以及财政关系，强调扩权强县。从广东省以及其他一些省份的情况来看，这的确是有必要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县域经济和县级治理能力问题变得突出，原有的市管县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通过省管县体制的完善，将会有利于加大对落后地区与基层的扶持力度，从而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均衡发展。
可以将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归纳为理顺关系，提高效率，强化基层，它们同时也是衡量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成效的重要指标。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恰逢此时的政府机构改革，可以看作是政府的自我调适与积极学习。中国已经开始在全球治理层面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了，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具有全球影响力，而且意味着，中国应当具有与这样的实力相称的治理经验与治理模式，包括国家层面的治理与地方层面的治理。它应当是可以仿效、可以分享的。因此，我们应当积极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向着更高的目标走。
广东省市县政府机构改革将有六大动作 虽然是2004年的新闻报道，估计对于老师或多或少也有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东北网.2004-3-3】
核心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 这次市县政府机构改革总的精神是“大稳定、小调整”，有三大原则：一是因地制宜，二是权责一致，三是依法行政，改革主要内容涉及六个方面。这次改革的重点是整合部门职能，理顺关系，集中力量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一是要实现公共行政体制的创新，二是要解决政府职能转变这一核心问题，三是要为后续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奠定基础。这次改革还鼓励各市、县积极探索，大胆推进，适当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步伐。配套改革须跟上会议还要求各市县要结合政府职能调整和转变，按照必要集中和适度分散相结合以及权力责任相一致的原则，合理划分市与县区、县区与乡镇的职能和权限，处理好垂直管理部门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此外还要抓好综合行政执法试点、电子政务建设、城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乡镇机构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机关后勤体制改革等各项配套改革工作。
市县机构改革六大动作
一、国资委将可组建到市
目标：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规范国资委的职能定位、运作机制和管理方式。动作：国有企业较多、国有资产规模较大的市可参照省的做法，组建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较少的市不单独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县原则上不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但均要明确相关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承担国有资产管理职责。
职能：市设立的国资委为市政府特设机构，列入市政府工作部门序列，市政府授权市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实行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
二、发展计划局改组为发展与改革局
目标：加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协调，一手抓发展，一手抓改革，以改革推动发展，以发展促进改革。
动作：参照省的做法，将市县发展计划局改组为发展和改革局，市县发改局、经贸局、外经贸局理顺职责关系，进一步解决职能交叉、工作扯皮的问题。
职能：把改革和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使改革更好地为发展服务，进一步提高综合协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性。
三、盐业公司改为经济实体
目标：继续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理顺盐业行政管理体制。
动作：参照省的做法，保留市、县经济贸易局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将市、县盐业公司改为经济实体。职能：不变
四、单设部门重点监管食品药品
目标：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动作：在药品监督管理局（分局）的基础上，组建市、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县安全生产监管机构的设置维持现状，不单独设置，因当地安全生产形势确需单设的，在上级批准的机构限额内设置。
职能：市县药品监督管理局仍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继续行使药品监管职能，划入卫生部门的保健品、化妆品的安全监管、行政执法职能，增加对食品安全的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开展对重大事故查处的职能。
五、重计生也重人口工作
目标：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动作：将市、县计划生育局更名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职能：综合协调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治理。
六、综合设置城市管理机构 目标：加快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一、国有经济的定义及功能研究
国有经济通常是指全民所有制经济,该类经济组织通过政府或国家对资产的控制实现对国民经济的领导[1~3](欧共体法规指南,1980;高鸿业,1996;樊纲,1996)。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的区别在于除经济功能之外,还具有社会功能[4~7](宋宪萍、闫银,2004;尚启君,2007;廖元和,2011;黄秋容、徐鹏,2011),例如弥补市场失灵[8~9](徐传谌、张万成,2003;Stiglitz,2005)、调整产业结构(熊勇清、李世才,2010;郭连强,2011)[10~11]、捍卫国家经济与社会安全[12~13](Galbraith,1980;剧锦文,2010)等。
国有企业是特殊时期的政策选择。Sergei Guriev,Anton Kolotilin,Konstantin Sonin(2009)对全球石油行业1960—2006年之间国有化的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国有化一般都发生在石油价格高企或者国家陷入危机的时期[14]。
世界银行于2002年初发布《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提出中国政府应该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根据Werner Draguhn(2002)[15]、Ita Siti Nasyi'ah(2012)[16]等的研究统计,可将典型国家国有资本的产业分布可以归纳(见下页表1)。
国有企业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研究》课题组(2012)归纳了国有企业的三大特点:一是国有经济的结构和规模动态调整。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和不同阶段,国有经济有不同的定位和发展,其规模、结构、产业分布等都不断地调整和变化。二是国有经济的规模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全球经验来看,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抛物线规律。三是国有资本具有产业功能导向。全球规律来看,国有资本主要分布在高垄断性、高资本技术密集度和高社会效益的行业,以及一些重要的支柱性产业[17]。
国有经济的功能该如何演化?钱津(2007)认为,应淡化国有企业的政治功能,强化国有企业的社会公益功能,弱化国有企业的营利功能,摒弃将国有企业作为普通商事主体的做法,强化其作为特殊企业的社会公益功能,承担着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战略目标的使命[18]。国有企业在根本上不同于私有制企业,国有企业的经营宗旨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为本,国有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使得人人获得劳动权力在这一所有制经济的内部能够最大限度地理性实现。宁向东、吴晓亮(2010)[19],黄秋容、徐鹏(2011)[20]等认为,国有企业有助于政府公共职能的行使,以及作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强化或巩固其执政地位。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认为要使国有企业具有广泛的市场竞争力是很困难的,故以退出为主的改革路径值得肯定,国企必须从营利性领域(而不单是从竞争性领域)中逐步退出。这就是学界所谓“国退民进”的主张[21]。
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汪海粟(2000)认为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作用,表现为:资源低成本占有的同时承担社会负担和历史包袱;治理上受到政府更多的干预;承担了因旧体制惯性和改革不配套的作用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责任[22],因此,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金碚(2010)也认为国有企业有特殊的地位[23]。宁向东、吴晓亮(2010)认为,凡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国有企业就可能有用武之地,当市场失灵时,政府的职责决定了它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而干预的手段之一就是建立或扩张国有企业[24]。杨卫东(2011)指出,市场经济中的国企更多应在市场规律不起作用的地方或是市场经济失灵的地方发挥作用[25]。
数据来源:From 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April,2012.注:空白表示:民营和国有都存在;Y表示法律允许垄断,没有竞争;N表示自由市场;0表示,虽然法律允许竞争,不过实际不让竞争;自治表示根据每个省份的情况不同。
二、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研究
对国有企业的效率差异问题研究,国内外已有学者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经济绩效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
许多研究证明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26~30](Gérard Roland,Khalid Sekkat,1992;林毅夫,1998;Dong xiaoyuan,Louis Putterman,2000;刘小玄,2000;天则研究所,2011)。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产品市场的竞争性较所有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效果,在竞争性条件下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绩效没有显著差别[31~32](Caves and christiansen,1980;Vickers J,Yarrow G,1991)。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的民营化改革都获得了积极的效果[33~34](Megginson.al,1994;Djankov and Murrell,2002)。同时,发现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在私有化后效益有显著提高,垄断领域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益改善不明显[35](Stephen Martin,David Parker,1997)。
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一个主要根源是预算软约束。政治约束以牺牲经济原则为代价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率损失,进而对整个经济体构成“增长拖累”[36~40](Henry Hansmann.al,2000;Lawrence Lau,Yingyi Qian and Gerard Roland,2000;Roman Frydman et al.,1996;Zsuzsanna Fluck et al,1996;刘瑞明、石磊,2010)。
如何解决国有企业低效率?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实施私有化。Stiglitz and Sappington(1987)研究发现,私有产权比国有产权效率更高[41]。Abdullah M.Al-Obaidan(2002)[42],Sheshinski,Eytan et.al(2003)[43]等认为,私有化的效果取决于市场失灵的程度,在市场不会出现失灵的领域,私有化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绩效。Andrei Shleifer et al(1998)[44]认为在公共产品和自然垄断领域,私有化的合理性比较弱,但政府所有也存在问题。Megginson and Netter(2001)[45]通过研究发现,产权明晰不一定产生效率,产权界定只是一个途径。
强化市场竞争以提高国有企业效率。Djankov&Murrell(2002)通过对转轨经济体的调查指出,除俄罗斯外,引入竞争对多数国家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存在积极的推动效应[46]。Shirley and Walsh(2000)[47]、李停(2011)[48]认为,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定位,其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具有社会服务和营利性的双重要求,这可能是导致国有企业相比私有企业利润差距的根本原因,因此,私有化并不能保证提升企业的效率,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应该是如何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通过市场竞争保证效率。
制度改革也是改善国有企业效率的重要因素。Aaron Tornell(1999)[49],Black B.al(2000)[50],白重恩(2006)[51],Sachs,Woo and Yang(2001)[52]等强调在转型中必须建立社会保障网络,以达到社会稳定,否则由大量失业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将产生对商业不利的环境,因此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Fox M,Heller M(1999)研究发现公司治理制度的缺失在俄罗斯产权改革中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53]。David D.Madzikanda.al(2008)通过对科威特国有和民营企业员工的调查研究发现,虽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被认为带来改善服务,但是受访者对私有化的态度是一边倒的消极,他们主要考虑私有化后对其国家就业结构的影响,职业稳定性,是否外籍人士挤压国内就业市场等因素,因此在进行国有产权改革过程中需要考虑国内劳动者的态度。Balazs Szalontai.al(2012)通过比较朝鲜局势与南斯拉夫,中国和越南的经验,可得出的结论是: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化,对外关系的成功正常化等是朝鲜改革进程成功的重要先决条件,揭示了政治制度对经济改革的重要影响。
在讨论国有企业效率的同时,需要先明确国有企业效率的评价标准。中国国有经济改革出现了“效率悖论”。World Bank(1995),刘元春(2001),李丽英、刘小玄(2004)等发现,从微观竞争和经济比重的变化来看国有企业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经济影响来看是有效率的;从生存竞争指标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来看却是有效率的“悖论”状况。因此,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低的评价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度量标准。
为何中国国有经济会出现“效率悖论”呢?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7)[54],林毅夫、李培林(2001)[55],卢荻(2001)[56]等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的原因是承担了社会责任带来的负担。刘元春(2001)进一步论证了国有企业特有的宏观效率定位是其“效率悖论”的根本原因,包括保障经济和社会稳定、解决失业问题、提供社会福利性公共品等[57]。薛东阳(2011)指出“效率”概念反映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复杂的,它的确定既取决于效率主体的目的,又取决于效率客体的状态,既受生产关系的制约,又受生产力的影响。简单地通过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比较来得出是否具有效率的结论过于草率[58]。
吴延兵(2011)研究发现国有产权对生产效率具有显著负影响,国有企业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生产效率最低[59]。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部分主张中国国有企业的出路就在于民营化,国有企业应该彻底退出竞争领域,世界银行(2002),天则研究所(2011)都通过研究报告论证了这种观点。
但也有研究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已超过民营企业。魏峰、荣兆梓(2012)基于2000—2009年工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模型测算36个工业细分行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十年间的年度技术效率,发现2000—2009年间,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已经赶上并超过非国有企业[60]。与外资企业和行业平均进行比较,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绝对优势,牟俊霖(2012)[61],张晨、张宇(2011)[62]等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刘小玄,吴延兵(2009)认为,从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来看,虽然国有及控股企业增长幅度最大,但国企的技术进步率的提高却十分有限,未能超过民企[63]。
综上所述,关于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的已经形成了有效率和无效率、高效率和低效率、全要素生产率高效和技术效率低效等多种观点,关于产权结构是否有影响,影响强弱等问题也存在争议,基本观点是应着重市场竞争、制度变革等来改善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
三、国有企业治理及评价研究
国有企业治理应该完善治理机制来不断提升其运营效率,通过内部治理改革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全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都是在批评和抱怨中前行(金碚,2010)[64]。在金融危机的银行国有化行动中,英国、德国的国有化比较激进,均在新的银行体系改革中严格控制国有银行高管的收入,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国有化举措相对比较温和,国家的股权不具有投票权,待银行好转的情况下国家银行重新回归私有化。美国采取的是在非常态下的有限干预,主要通过制定法案严格限制国有资本的进出规则,一般会设定退出机制。
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管理绩效,世界各国都在国家所有者角色、透明度和披露国有企业董事会职责等问题上做了调整。OECD(2005)发布了《OECD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旨在为政府提高国有企业绩效提供一般性的建议,共分为六大指引,其中每个指引原则又由许多子指引构成。这六大指引分别为:确保国有企业具有有效的、合法的和受监管的制度框架;国家扮演所有者角色;股东的公平待遇;股东之间的关系;透明度和披露;国有企业董事会职责。在国家所有权方面,芬兰和新西兰采用的是国家拥有完全所有权的模式;匈牙利和韩国建立了内阁部长会议来协调国有企业所有权;其他国家则是双主体模式或者仅仅是增强财政部的控制权。在国有企业董事会方面,主要是提升管理层的工作报酬及工作条件,规范董事会成员的组成及其任职条件。其中芬兰、挪威、瑞典和捷克对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报酬和工作条件颁布了相应指引条例,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实施了一些规则来提升董事会成员的正直性及其专业任职资格[65]。
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也有进展。John Hassard、Jonathan Morris(2012)通过回顾了中国实施国有企业改革的尝试,主要是进行现代企业制度(MES)和集团公司系统(GCS)的改革,分析了关于组织重组的制度问题,发现了历史性的国有企业不愿接受改革源于以下三个主要因素:产权不明晰,剩余价值分配机制不清,国企管理层缺乏自主经营权,反映了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方向,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66]。Pradumna B.Rana(2012)通过比较中国和南亚地区经济改革发现,中国侧重于农业、工业,更多侧重微观经济体制的改革,比南亚地区的侧重于贸易、宏观经济政策的改革更为有效,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67]。
虽然主流的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绩效二者关联方面取得一些成果,但这一思路忽略了治理结构所处的制度背景。由于公司的经营活动处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之中,公司的治理结构与绩效受制度环境的影响很大,因此,陈信元、陈冬华和朱凯(2004)[68],夏立军、方轶强(2005)[69]等都认为研究制度环境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是研究公司治理问题的基础。李维安、邱艾超(2010)[70]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的不断演变,国有企业正经历从行政导向到市场经济导向的公司治理转型,表现为双重性、渐进性、间断均衡性和路径依赖性。国有企业的治理转型路径一方面表现为治理主体和治理边界的变迁,另一方面是从传统的行政型治理发展到内部人控制,进而发展到市场经济型治理机制建设的逐步层次性演进。
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运营绩效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如何去考核和评价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国外对公司治理评价的研究开始较早。1998年美国标准普尔首先建立了公司治理的服务系统,目前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主要有标普、穆迪等。国内关于公司治理评价的研究实践还处于初级阶段,海通证券研究所、南开大学公司治理评价研究中心李维安(2003,2010)等已尝试建立了针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体系。但对于国有企业的治理评价体系相对较少。何华庆(2006)提出了从股权结构、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和股东权益四个纬度构建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评价体系[71]。贾国军、巩娅玲(2007)[72]根据国有企业的设立目的差异,将国有企业划分为两类:为社会提供公共品而设立的和为完善国家经济发展目标而设立的。不同性质的国有企业评价的目标、标准和指标应该有差异。对于公益性为导向的企业评价更多体现为其提供的公益品的效率,对于国家战略目标设立的企业来说,企业的营利性指标和国家政策目标的应重点考虑。
四、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改革研究
汪海粟(2004)提出了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的“局部休克”模式,并认为具备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强调事物变动的质变和突变节点,称为变化的拐点,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经过长期的调整和设计,实施一战式的战略决策,以突破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过程中遇到的难题[73]。盛毅、林罡、赵明键(2008)认为地方国有独资公司的改革应考虑继续保留国有独资企业形式,重点完善经营目标责任制[74]。王少飞、周国良、孙铮(2011)研究发现,与央企和民企相比,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增加更有助于提高改善当地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增加对地区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75]。
潘红波、夏新平、余明桂(2008)通过对地方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绩效的关联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对盈利企业并购绩效负影响,对亏损企业并购绩效正影响,反映了为了实现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负担或政治晋升的目标,其会损害或支持当地国有上市企业,证明了地方政府具有“掠夺之手”和“支持之手”的属性;第二,盈利企业的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呈正向关联,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来保护企业产权[76]。
陈信元(2009)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国企高管薪酬管制与国企高管的腐败发生概率正相关,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财政收入和失业率的不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高管的管制水平不相同,导致不同地区高管的薪酬差异较大,进而造成由于薪酬管制差异带来的各种国有企业经济问题[77]。
夏立军、陈信元(2007)[78]以2001—2003年间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为对象,发现:市场化进程与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规模和企业股权比例支撑呈负相关;市场化越高,上市公更可能有低级别的地方政府以低股权管理;公司规模越大、所属行业的管制性越强,更多由高级别地方政府以高股权控制。因此,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各级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制策略影响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主要体现在管理国有企业的政府级别和股权比例上,市场化使得国有企业经营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降低了地方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经济动机,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决定了地方政府有控制区域内大规模和管制性行业企业的政治动机。
五、结论
通过对国有经济改革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发现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一国的工业化程度反向相关[79]。国有经济是国家利用国有资本,借以调控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国有企业的效率并不一定比民营企业差,衡量国有企业的效率不能但看营利性指标,要综合国有企业承担的公益性指标。国有企业的治理的规范化程度越来越高,通过建立有效的治理评价体系进一步保障治理的效率。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地方政府的干预对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重要影响。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与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有经济活力、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不断提高。国有资产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分布在一般生产加工行业的国有企业资产比重下降至11.9%,分布在基础性行业和支柱产业的国有企业资产比重上升到50.6%,在军工、电信、民航、石油及天然气开采和电力供应领域,国有经济占90%以上。在新的历史时期,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国有经济发展担负着更加重大的使命,中国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
摘要：国有经济是一种国家现象,是国民经济中的特殊成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有经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国有经济功能、国有企业效率、国有企业治理、国有企业绩效评价、国企改革与地方政府关系五个方面对国有经济改革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为中国国有经济改革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统筹城乡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8)06—0019—05
改革试点是中国渐进式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举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进行了两轮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试验)，对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十六大前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同民生问题、社会秩序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成为改革发展的主题。在此背景下开始了第三轮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即2005年以来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置与试验。
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2005年6月和2006年6月分别批准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6月设立了重庆市、成都市两个“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12月又设立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个“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市较早提出了设置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申请，未获得专文批准，但深圳作为第一个经济特区在当前的综合配套改革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中央和各界的充分肯定。自2005年6月21日上海浦东新区获批首个试验区到2007年年底，全国共有18个省区市提出申报21个试验区。2005年申报4个，2006年申报6个，2007年申报11个。此外，全国各省市也在各自范围内设立了省级、地级、县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与长株潭两个试验区设立后，国家有关部门明确表示，近期将不再新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表明中国改革试点布局已基本完成。
一、研究概况
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展开的理论研究始于2005年，但直到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获批之后才有大量研究论文出现。随着武汉与长株潭两个试验区的设立，全国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布局基本完成，2008年研究论文数量明显下降。通过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2005—2008年论文公开发表数量见图1。2008年7月17日通过CNKI全文检索，在篇名中检索“综合配套改革”，并从检索结果中剔除探讨乡镇综合配套改革问题的论文后，2005年至2008年的论文为214篇，其中核心期刊发表38篇，无论全部期刊还是核心期刊，2007年都是最高的，所占比例分别达到58％和74％。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中，有15篇发表在深圳《开放导报》杂志上，占总篇数的39％，有13篇为天津研究人员发表，占34％。
作为一项重大的改革实践活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相关文献大量以新闻报道与评论、政府政策发布、领导讲话、地方经验总结与交流等形式出现。国家发改委体改司网站设有“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专题，对中央及各地综合配套改革相关政策、报道、总结进行集中发布。中国发展门户网(http：//cn.chinagate.com.cn)对综合配套改革有系统、跟踪的文献收集与发布，2008年6月站内搜索“综合配套改革”可检索到相关文献262篇。各试验区除了政府网站发布相关信息之外，也有地方性刊物发表相关政策、观点、评论和经验总结，如上海的《浦东开发》、四川的《四川改革》、重庆的《新重庆》与《决策导刊》、天津的《港口经济》等。本文主要是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理论性研究文献的综述。
二、基于津沪深三地的研究
在成渝两地设立试验区之前，基于津沪深三地的理论研究已经较为深入，相关的主要理论问题都已涉及。
其一，试验的背景。李罗力和陈文玲强调此次试验的背景是中国改革模式面临重大转型，如改革从以经济体制为核心向经济与社会全面深入变革转变，从普惠向存在利益调整的多数人受惠转变，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等。郝寿义和高进田认为开展此项试验是日益开放竞争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改革从浅层向“深水区”推进两方面的要求。
其二，试验的意义。李罗力认为开展此项试验对于改革顺利转向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新阶段，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新的改革动力和改革思路具有重要意义。汪玉凯则认为浦东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意义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中央设立深圳特区对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
其三，试验区的内涵与特征。郝寿义与高进田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基本内涵归纳为三个层面：国家层面的带动与示范作用、综合配套改革层面的系统性和试验区层面的先试先行。他们认为试验区的特征主要有三：其一，改革的广度不同。从以往的经济体制变革主导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二，改革开放的深度不同。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试验将触及到一些体制内核问题；其三，改革开放的路径不同。以往主要是“政策优惠牵引、开放搞活拉动”，是一种“外来型”的发展模式，此次试验则强调“内源式”的现代化模式，不依赖于特殊的优惠政策，而是侧重于自主创新的历程。袁易明认为此项改革试验具有更加注重社会发展(改革从效率导向转向公平导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更加注重协调性三个主要特征。
其四，试验的理论依据与空间扩散模型。王家庭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看作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认为其理论依据主要是区域经济理论中的增长极理论、空间结构理论和区域创新理论，进一步基于空间扩散理论建立了改革试验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模型；郝寿义和张换兆也将制度创新及制度扩散作为改革试验的中心任务，基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分析方法建立了以政府、企业和居民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制度供给及制度空间扩散模型。
其五，试验区的设置要求。杨建文与胡晓鹏探讨了试验区的设置要求，认为从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看，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具有经济基础和制度创新条件，应当在这些地区设置试验区。王家庭认为试验区的设置需要具备区位、资源禀赋、科技创新能力、投资环境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优势，并重点论证了天津滨海新区设置试验区的条件已经成熟。
其六，试验重点展开的领域。李罗力和袁易明探讨了改革试验的主要领域，主要包括政府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创新型社会的体制和机制、建立法制社会、建立循环经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金融体制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等八个方面。其中，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被置于首要位置。
王淑莉、王振波与王丽艳对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作了专门研究；陈文玲讨论了津沪深三地的自由港建设问题；李竹兰与郝寿义探讨了改革试验的立法保障问题。
其七，对试验的建议。魏后凯、李罗力、王家庭、杨建文与胡晓鹏、袁易明等人对开展试验需重点关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主要包括落实先试先行权、加强国家层面的组织保障、加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激励、加强立法保障明确试验区的法律地位、加强前期研究和后期总结、加强上下互动与区域联动等等。
其八，津沪深三地试验状况。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对津沪深三城论坛的综述总结了三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进展情况。杨建文与胡晓鹏也对三地试验情况与近期规划作了比较研究。左江平主要比较了上海浦东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的试验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体管所《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追踪》课题组对天津滨海新区改革试验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三、成渝试验区设立之后的研究
2007年6月重庆市与成都市获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针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研究文献迅速涌现，取得的主要进展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背景和意义形成共识。一般认为中国当前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要求设立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探索破题之路，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探索中西部地区发展模式的需要。
第二，明确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置在重庆市和成都市的原因。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两地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具有典型性；二是有助于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形成带动长江上游地区，乃至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三是两市具有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经验，成都市2003年启动的统筹城乡发展相关措施已初见成效，重庆则在三峡移民及安置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三，初步探讨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目标与任务。杨伟民认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最高原则是以人为本，统筹城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使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同步过上全面小康的幸福生活。林凌强调应当把发展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第一要务，必须以统筹城乡改革为动力，大大提高整个试验区的经济实力。实行加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和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张克俊与何飞认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背景、目标、实施重点、发展模式、评价标准和中央政策等方面，同改革初期的深圳特区，以及新在浦东和滨海新区设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很大不同。欧阳君山强调了成渝试验区重在社会问题的特征，将其称为“社会特区”。
第四，初步明确了改革的主要领域和难点问题。杨伟民与林凌分别讨论了改革的主要领域，综合起来包括9个方面：(1)建立城乡统筹的行政管理体制；(2)规划体制；(3)基础设施投入与管理体制；(4)公共财政体制；(5)社会公共服务体系；(6)户籍制度；(7)社会保障体系；(8)产业发展机制；(9)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林凌认为当前亟待突破的两个领域是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四川省公安厅课题组重点考察了现有户籍制度的现状与弊端，提出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建议。
第五，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综合评价体系进行了探索。四川省经济信息中心课题组从经济、社会、生态三大领域着手，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规模经营、城市发展、社会和谐等六个方面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形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据以评价改革试验的成效。
第六，对统筹城乡改革试验进展的总结。李倩与谢必如、阎星与高洁分别对重庆市和成都市开展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情况做了初步总结。
四、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后的研究
2007年12月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设立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前，有少量研究针对中部地区，主要是武汉城市圈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研究。杨云彦认为中部崛起对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应当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且论证了武汉城市圈在中部地区的中心地位。余英杰也认为在武汉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于实现中国东中西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探讨了武汉设置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功能定位、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建立试验区后，两地关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研究主题集中于“城市圈”、“城市群”和“两型社会”。截止2008年7月17日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上篇名包含“两型社会”、“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相关研究论文分别为73篇、50篇和66篇，篇名包含“综合配套改革”的研究论文为49篇，但主要是对地方改革或某些特殊领域改革实践的思考或评论，两地的学者较少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一般性问题做专门研究。
近期少量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较深入的理论研究主要来自天津、广东、海南的一些学者。迟福林和方栓喜对四批改革试验区进行了综合比较，进一步分析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背景、意义、内涵、重点和关键；高进田进一步认为基于制度创新的增长极理论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基础；王家庭和季凯文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评价指标和选择候选城市的标准作了专门研究。王家庭与张换兆在郝寿义与高进田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内涵，并重点分析了其与以往改革模式的不同之处。赵景来对学界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内涵与特征、主要任务与目标设定、对策等研究的观点作了概述和比较。鲁国强借鉴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基本思想分析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其实质是制度的变迁。刘力与林志玲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以往特区的差异、改革试验涉足“深水区”、综合配套改革的本质是解决科学发展问题和试点需要体现区域协调思想四个方面阐述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性质，并通过比较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市和成都市的区域经济特征总结了改革试验区布局的条件与要求，据此提出试点区域的空间推进的三种不同模式。
五、近期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中国近期改革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2005年以来，相关研究的开展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导向和宣传作用。但是，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研究状况仍然相当薄弱，存在一些重要不足。
第一，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基本内涵的认识还不明确。从2005年6月到2007年12月，先后四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准设立，理论界对改革试验区内涵的理解随着新试验区的设立而发展，尚未形成统一明确认识。上海浦东新区获批之
时，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内涵的理解侧重于强调改革模式的重大转型，强调从依靠优惠政策转而依靠制度创新；天津滨海新区获批之后，研究文献对试验区的理解更强调其经济增长极和对外开放的作用；重庆市和成都市获批之后的研究着重强调统筹城乡发展这一主要任务；武汉和长株潭获批两型社会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城市圈”、“城市群”建设和“两型社会”成为新的关注中心。至此，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涵盖了改革转型、增长极、对外开放、统筹城乡、城市圈(群)、两型社会等多重内涵，它们之间是何种联系，核心是什么亟待深入研究讨论。
第二，研究文献呈明显的地方性分布，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全局意义不相适应。现有文献作者和发表刊物主要分布于天津、深圳、上海、重庆、成都、武汉等获批设立试验区的省市，其中较多研究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解释带有明显的地方倾向，其他省市除少数论证本地区有必要设置试验区之外，对这一关系改革大局的论题缺乏广泛深入的关注。
第三，缺乏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风险与阻力的研究。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矛盾凸显期”，改革发展模式亟待实现重大突破的背景下推出的，与之前市场化导向的普惠型改革相比，改革的复杂程度更高，阻力和风险更大。现有文献缺乏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风险与阻力还缺乏足够的重视，缺乏专门的研究，更多地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作为本区域经济社会实现率先发展的重大机遇。
第五，缺乏运用现代前沿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实证分析。除少数研究之外，现有研究多是对改革试验的理解、描述、设想和经验总结，缺乏运用前沿理论与方法的深入分析，也缺少基于大量事实与数据较为严格的实证分析，这不利于按照科学发展的原则开展改革试验。
第六，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诸多理论问题亟待深入研究的情况下，研究热情正在迅速下降，成果剧减。如上所述，目前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背景、内涵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期，更加深入的研究急需在改革试验迅速推进的同时展开。但随着改革试验区布局的基本确定，理论界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关注热情迅速降温，相关研究也越来越集中在统筹城乡、城市圈(群)建设、建设两型社会的具体操作层面，对深层理论问题的关注迅速减少。2007年篇名含“综合配套改革”的研究论文135篇，其中核心期刊28篇。2008年上半年篇名含“综合配套改革”只有49篇，而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和“两型社会”为题的论文总数达189篇。并且，这2008年的这238篇论文中对一般性问题较深入的理论研究较少，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数竟然为0。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是关系全局的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和调整。应当说，目前的理论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研究成果值得肯定，但研究中的不足更应当受到高度重视。理论研究是对实践较为系统深入的认识，所反映出的问题往往代表了实践中较为普遍的认识。充分认识当前理论研究的不足，有助于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起步阶段把握方向，加快进程，避免失误，这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相关理论研究面临的紧迫任务。
摘 要 公务员薪酬制度作为公务员制度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公务员福利保障机制的核心内容。公务员薪酬制度设计得是否合理，不但直接影响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性和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而且关系到公共行政管理的效率和公正性，甚至会影响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本文试总结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的研究成果，并对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进行简单总结，并对今后的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 公务员 薪酬制度 改革
一、公务员薪酬制度的含义
根据公务员的定义：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可见公务员也是一种体现劳动者职责与权利关系的职业，公务员依法履行公职，必然享受相应的权利，工资福利是其权利的具体体现。在西方，工资是按小时计算的支付给蓝领雇员或者说是体力劳动者的货币形式的报酬;薪水则是以月薪或年薪的形式支付给白领雇员或脑力劳动者的货币形式的报酬。在我国，薪酬通常使用的是“工资”的概念。
公务员薪酬是指在国家公共管理部门工作并执行国家公务的这部分特定的公职人员，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在一定时间内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所得到的报酬。狭义上是指单位按月发放给公务员的固定部分，包括基本工资、年工工资、岗位津贴以及按国家规定的几项福利补贴。广义上还应包括国家其他福利待遇，单项奖励与奖金等。一般来说，公务员的工资是由人事部门制定，并由中央或地方财政支付的。
二、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已经取代工业时代的“资本”成为当今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对于世界政府而言，拥有一支尽责、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是实现政府目标的根本保证。
相对于我国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的发展是滞后的。由于制度上、经济上和观念上的落后，以及执行中复杂的实际情况，现行的公务员薪酬制度既没有在公务员内部建立公平有效的合理差别，又没有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收入建立平衡关系，难以与国民经济的增长保持同步，严重影响了薪酬的激励作用的发挥，进而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研究意义
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不仅可以保证公务员及其家庭生活水准，对调动公务员工作积极性、创造性，提高服务效率具有激励作用，还对公务员的流动及政府部门的人力资源配置发挥导向作用，有助于保持和优化公务员队伍。当前，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正处在不断改革与完善的过程之中。由于公务员薪酬制度对公务员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吸引优秀人才、稳定公务员队伍、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公务员的薪酬制度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研究公务员薪酬制度的改革，不得不研究薪酬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根据管理学有关知识，薪酬制度的产生主要涉及人性假设理论、内容型激励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843）在《国富论》中首先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必须加以鞭策，人的行为动机源于经济原因，必须以计划、组织、激励、控制等建立管理制度，并以金钱和权力维持员工的效力和服从。亚伯拉罕·马斯洛作为内容型激励理论的代表，他在《人的激励理论》（1943）提出“需要层次”理论，他将人的需求划分为5种需求层次：生理需要层次、安全需要层次、社会需要层次、尊重需要层次、自我实现需要层次。需要层次理论认为，当任何一种需要基本上得到满足后，下一个需要就成为主导需要。他认为
“较低层次的需要从外部获得，例如通过报酬、工作合同、任职期得到满足”。
维克多·弗隆的期望理论和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是过程型激励理论的两个支撑性理论。期望理论认为，一种行为倾向的强度取决于个体对可能带来的结果德期望强度以及这种结果对行为者的吸引力，激励水平取决于期望值和效价的乘积。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解释了报酬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及其对员工产生的积极影响。“当一个人做出成绩并取得报酬之后，他不仅关心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还关心报酬的相对量。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他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Thcodore（1961）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知识水平也就越高，人力含 量也就越高，工作能力也就越强，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边际产品价值也就越大。此外，JoanEPynes（2002）在《公共和非营利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中指出，为了巩固和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就必须要使公务员的薪酬与市场接轨。
（二）国内研究综述
虽然国外的公务员制度是以我国的科举制度为蓝本，但是我国规范的公务员制度建设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以后，公务员制度才逐渐走上正轨。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多采用对比法进行研究。200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公务员法》，并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进一步推进了干部人事制度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
杜安国、刘捷（2003）在《公务员薪酬制度的比较分析及其政策选择》一文中就比较了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务员薪酬制度，从中得出了有关资本主 义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的经验和启示。周晓云（2003）在《公务员工资调整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公务员工资状况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周鑫、张竹梅（2006）在《试析公务员工资调整的依据及程序》中提出，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既涉及公务员个人的生活保障和经济利益，也是国家各级机构吸引优秀人才、稳定公务员队伍的重要保证，因此公务员工资的确定及调整不仅要有切实的依据，也应具有法制化的程序。王瑞（2009），对中国和美国的公务员薪酬制度进行了研究，提出从“明确薪酬制设计和实施的目的”和“薪酬制度的实施要体现公平性原则”两方面来指导薪酬制改革。
四、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
公务员薪酬制度设计的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到公务员制度的发展与改革，同时影响到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并直接影响到公务员的生活水平。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公务员薪酬制度主要存在着一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公务员薪酬制度设计不合理
2005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颁布，并于2006年1月1日正式施行。改革后的公务员工资主要由职务、级别工资和工作津贴、生活补贴构成。前两项实行全国统一标准，由中央财政支付，后两项由地方财政安排，具有一定的浮动区间和灵活性。虽然本次改革提出了建立“地区津贴制度”，即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财力状况制定自身的“津补贴”。但是，由于财政配套财力限制等种种原因，国家并未就“津补贴”出台统一政策。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弊端开始显现，地区差距差距明显，同一地区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补贴项目金额差距也十分明显，新一轮公务员工资改革出现各种乱象。
（二）公务员薪酬制度缺乏专门法律规范
《公务员法》确定了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四项原则，即按劳分配原则、正常增资原则、比较平衡原则、足额发放原则，虽然《公务员法》对薪酬问题做了原则规定，但我国仍无一套成型的公务员“薪酬法”。而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大都对公务员薪酬水平的确定、增长原则、调整依据等以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如美国的《联邦工资改革法》（1962年）、《联邦工资比较法》（1970年）、德国的《联邦工资法》等。
（三）公务员绩效考核机制有待完善
我国公务员绩效测评的制度化形式就是国家公务员的考核制度。《公务员法》明确了从“德、能、勤、绩、廉”等五个方面对公务员进行全面考核，但是考核内容过于抽象，指标难以量化，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准确把握。目前公务员的绩效大多是在定性的基础上由考核者根据自己的印象和经验作出评价，主观性较强。长期以来，公务员工资收入与其实际工作绩效的关系并不明显。
（四）公务员薪酬制度的激励作用不明显
首先，工资是公务员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基本保障。其次，工资是人们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诸多激励因素之一。所以一个良好的薪酬制度应该具有激发公务员工作积极性的作用。公务员薪酬激励功能的发挥首先取决于良好的增资机制。但是，我国公务员的工资增长机制并未体现这一要求。增资机制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非制度化的缺点。纵观历次加薪，凡同等级别的公务员不论政绩、工龄等因素，均可获得同等加薪，而且各级别的增资差距很小，这种实际上的“平均主义”，大大弱化了加薪的内部激励作用。其次，公务员薪酬激励功能的发挥还取决于工资级差的设计上。但是，现行工资标准中基础工资太低，职务工资、级别工资之间的级差也太小，缺乏激励性，即对高能力者的报酬不足，而对低能力者的报酬过高。
五、完善我国公务员薪酬建设的建议
一、从国情出发，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务员薪酬制度。刘旭涛（2010）在《职业化管理让“两官分途”》中谈到有关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的建议，实行 “两官分途”的模式。在职位分类的具体分类上还可以改革传统的“官本位”式分类，以专业特点为主进行分类，建立不同的工资系列。同时，还应该考虑我国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制定合理的公务员薪酬制度标准。
二、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立法是关键。王鑫、齐金杰（2006）提出“必须加快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国家法制化进程逐步完善的大背景下，加强公务员薪酬制度的法制化建设既是符合时代背景，又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三、建立新的绩效考核系统，规范绩效考核。刘清宇（2009）提出“为充分发挥工资的激励作用，应逐步建立一套具有较强操作性的量化绩效考核系统，通过数据来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务员的实际工作效”。杨凤仙（2009）提出“加强绩效考核主体的培训”，规范考核者行为。
四、建立与市场接轨的公务员薪酬制度。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永远是第一位的。丁云涛，王世彤（2005）提出“通过市场机制确定薪酬水平，增强薪酬的外部竞争性”。公务员的工资应该随行就市，应该体现人才本身的市场价值。为充分发挥工资的激励作用，应逐步建立一套具有较强操作性的量化绩效考核系统，通过数据来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务员的实际工作效果。将公务员的工作表现与工资管理紧密挂钩，以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工资与级别、岗位、绩效挂钩，打破平均主义，攀比心理和不公平心理，使工资能上能下，能高能低。
六、结论
最后，公务员薪酬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工程，必须与其他配套措施同步进行。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国外有关先进经验，探索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薪酬制度。同时，公务员薪酬制度的改革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在实践过程中逐步调整并使其规范化、法制化，找到符合客观实际的改革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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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 EPynes.《公共和非营利性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文献综述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2017年0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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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公交文献综述
摘 要
随着城市建设和发展不断扩大，公交数量急剧增加，有关公交的各种信息量也成倍增长，传统的人工记忆方式管理也慢慢的无法适应形势的变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已被广泛的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技术动力。而在计算机应用中，软件的作用十分突出，软件已经发展成为信息技术的核心，主导着信息产品的开发和信息技术市场的进一步的开拓。软件产业已成为社会信息化进程中的一个战略性产业。不断开发适应用户需求、市场需要的新型软件产品已成重中之重。随着社会的发展，软件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由于有些公交公司现在还没有将公交管理系统化，这给管理者以及乘客带来极大的不便。乘客需要及时查询公交的相关信息以及对公交进行投诉，如果没有相关的平台解决此类问题将会很不方便。另一方面，管理者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管理系统将会给数据的查找、统计、更新、和维护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也会大大 降低工作效率。
鉴于公交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我在此次毕业设计中以智能公交系统为研究课题，通过实地考察等对此进行全面的设计。
关键词：管理系统，智能公交终端,静态信息，GPS，动态信息
1.前言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智能已是大势所趋，而智能公交小车作为智能车中一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最近几年在全球的地位飙升，各个国家更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对其重视程度不亚于任何其他领域的研究。它广泛作用于人工智能、自动控制、传感器和信息等一连串学科的创新研究，其研究成果可应用于工业、医药、军事、航空、信息技术等实际领域，集中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高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是国家综合国力强大的标志，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2.智能公交系统设计背景及目的
目前部分城市已经将公交管理系统化，但是还有不少城市依然没有系统化他们的公交管理，这给管理者以及乘客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乘客难以及时地查询公交信息，也无法对不平等对待进行投诉，缺少一个相关的平台来解决此类问题。另一方面，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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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也难以对公交信息进行查找、修改、更新和维护，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这些都是缺少一个完整而又系统化的公交管理软件平台所造成的。
为了提供高质量服务，公交管理系统必定随着乘客的需求而不断改进与完善。及时共享公交的路线信息，给乘客提供人性化的便捷服务已成为公交管理的目标与方向。未来的公交管理系统必定更加系统化、一体化与个性化，每个城市的公交公司的管理会更加系统化，各城市之间的公交能实现一体化联网查询，公交系统也会增加新闻发布、同城交友、公交投诉等个性化服务，而不仅仅是公交线路查询这个基本功能。在不远的将来公交系统的刷卡方式也会更加多样化，指纹识别刷卡也不再是梦想。在信息爆炸、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竞争全球化、市场细分化、信息即时化、科技大众化给包括公交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未来公交管理系统将向着高度集成化与个性化的方向发展。智能公交系统一体化的过程将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而展现出它绚丽的风采。3.国内外研究成果及现状
国外在公交智能化方面的研究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带动，在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的部分国家，居民小汽车的拥有量飞速增长，伴随着城市交通状况不断的恶化，许多国家将交通运输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公共交通行业，为了吸引居民乘坐公交出行，许多国家大力的提高城市公交的运营服务水平，因此，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被应用到公交领域中，公交智能化方面的研究也就因此开始[1]。
在公交智能化方面的研究中，日本的起步较早，日本对于公交智能化的研究起始于二十世纪的70年代，日本在70年代研制出了公共汽车定位系统，这一系统的问世标志着日本公交智能化研究的正式起步。该系统安装在公交车上，能够在公交车运行到达调度站的前一站时，通过无线通讯，将车辆信息传回调度站，这是智能化公交系统的雏形；这一系统的研制，使得公共交通调度管理进入了智能化的管理时代。随后，在80年代，日本在公交智能化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一种叫做乘客自动计数器的设备被安装在了城市公交车上面，这一设备的主体功能是记录公交车上下车的客流量，公交管理部门通过这一设备能够实时的掌握公交站点的客流情况，通过对公交站点客流的分析，能够为公交企业制定调度计划提供决策支持。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由于日本城市交通拥堵十分的严重，公交的运营服务水平急剧下降，为了扭转公交行业竞争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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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下降的趋势，重新赢得乘客对于公交的信息，日本的东京都交通规划院开发设计了一套城市公交车综合运输控制系统，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CTCS系统，该系统的问世，大大的改善了日本公交运营的面貌，日本原本日渐萎缩的公交行业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美国从事公交智能化方面的研究相对日本较晚，美国从事智能公交方面的研究起源于二十世纪80年代美国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局（UTMS）启动的智能公共交通系统的项目，UTMS基于现场试验得出了通过实时智能化的公共交通系统能够很好的改善城市的交通状况。基于此，美国开始从事智能化公共交通系统的研究，美国在公共交通系统的研究方面主要侧重于对出行者信息，电子收费，车队管理以及交通需求管理等方面的研究[2]，其中车队管理方面，主要研究以下几个方面：GIS系统、乘客自动计数系统、通讯系统以及自动车辆定位系统等。
欧洲国家开始从事智能公交方面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的80年代，欧洲由于其历史原因，大部分国家的城市的历史比较悠久，城市街道普遍比较狭窄，所以，欧洲国家在从事公交方面的研究中结合了本地区道路比较狭窄的特点，将公交发展的方向放在了建设公交专用道和公交信号优先上，并已经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从事公交智能化方面的研究相对较晚，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方面发展一直比较落后，公交车在城市交通运输中的重要作用一直没有被政府给予充分的重视。截止到1990年，我国公交车的保有量仅仅为13万辆，到2000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公交车保有量为23万两，公交车的平均拥有量仅为0.7/千人，而在发达国家公交车的人均保有量已经达到1.25辆/千人。在车辆保有量方面，就可以看出，我国存在的严重不足；另外，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管理水平上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随着近几年城市交通问题的逐渐恶化，交通拥挤、堵塞问题的持续增加，政府加大了对公交运营方面的投入力度，在许多城市，对公交车辆进行了更新，增加了公交企业的补贴，鼓励公交的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内的许多学者也开始对公交调度问题进行大量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吉林大学的杨兆升、北京航空航空航天大学的张飞舟等学者。吉林大学的杨兆升首先提出了我国智能公交调度系统实施的框架体系，并对智能化公交调度系统的关键理论作了系统的研究。对公交智能化调度系统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了智能公交系统的评价理论和方法。北京航空航空航天大学的张飞舟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智能公交调度的相关技术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基于遗传算法和混合遗传算法的车辆调度优化方法。另外东南大学的李海峰提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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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智能公交调度系统的结构框架，吴海荣和何素敏通过对公交车实时调度系统的研制和开发，对智能公交车辆综合调度系统的功能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套公交车综合调度的总体解决方案；吉林大学的胡坚明、宋靖雁等人就我国公交系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公交车智能化调度系统实时调度形式的确定方法，并利用广义神经网络的方法确定车辆实时调度形式[3]；北方交通大学的张国武在论文北京市公共交通智能化调度管理系统的建设与开发中，阐述了智能化公交调度系统的综合集成的模式[4]，并且对各个子系统功能以及结构做了详细的分析和介绍；长安大学的陈俊、陈红根据对我国公交系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中等城市智能公交系统的结构框架[5]；江苏科技大学的赵厚宝和苏勇通过利用混合遗传算法的方法，对公交运营调度进行了优化研究[6]；河南科技大学的李志强、周建立、张毅等通过利用GPS定位原理，在基于乘客满意度和企业效益的基础上，建立了智能公交动态调度模型[7]；北京理工大学的李宁、徐宝云、王武宏等提出了我国智能公交调度系统建设的基本结构，并对其中的关键技术和理论进行了研究[8]。通过国内这些学者的研究开发，我国在公交智能化方面的研究已经初见端倪。在一些大城市里已经开始应用智能化的公交系统。在上海，先进的UNGEL自动检票机已被成功安装在了线路上，该系统能够实现自动记录地铁线路上面的乘客上下车流量；
在杭州、大连、北京等一些大城市，一些先进的车辆定位系统和车载设备被安装在了移动的公交车辆上面，并且电子站牌也被安装在了公交站点，这些城市的部分线路已经实现了对公交车辆的跟踪定位，极大的提高了公交运营的效率。从而吸引了更多出行者选择公交车作为出行的工具。4.我国当前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汽车保有量的激增，交通拥挤、交通事故频发等造成了越来越巨大的时间浪费、财产损失和环境污染，交通问题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据中安顾问《2012-2016年我国智能交通行业运行态势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中内容显示：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平均行车速度已降至20km/h以下，有些路段甚至只有7～8km/h；同时，由于车辆速度过慢、尾气排放增加，使得城市的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9]。为了缓解经济发展给交通运输带来的压力，使现有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我国政府加大了对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和建设力度。智能交通是将信息、通信、控制、计算机网络等高新技术有效地综合运用于地面交通管理体系，从而建立起一种大范围、全方位发挥作用、实时、准确、高效的交通运输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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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智能交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有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但由于我国智能交通起步较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中安顾问行业分析师根据分析指出我国智能交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包括：
1.产业链条发育不健全
智能交通在国内的发展一直强调交通管理手段的智能化，忽视了交通信息的服务功能。国外成功经验表明，当智能交通发展到一定阶段，高层次的交通信息服务就应成为智能交通的主要部分。国内目前在利用现有信息资源进行高层次交通信息服务的开发方面，还比较落后，没有形成包括供应商、运营商、政府和消费者间的完善的智能交通产业链。交通信息收集，开发和消费的市场机制还没有形成。高层次的交通信息服务相关的产业环节还非常不建全，运营商和交通信息消费者还没有融入智能交通体系之中。造成国内智能交通产业链条不完善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各主要交通部门之间缺乏信息共享，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同时掌握足够全面的交通信息搜集和发布的机构或平台，因此，无法从现有资源中产业能够提供辅助决策的信息。
2、核心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
我国的智能交通发展较晚，在应用方面更显得落后。在中国智能交通的市场所蕴含的巨大商机下，大量的国外公司加入到我国的交通技术领域和咨询领域。就目前状况而言，国内企业在竞争机制、竞争策略、技术水平、人员素质等许多方面尚不如行业内的国外企业。目前，国内智能交通高端市场70％以上被国外企业抢占。比如，在自适应交通信号系统方面国内市场基本被国外公司所掌握。监控产品与国外仍有不少差距，行业的恶性竞争现象时有发生[10]。
3、统一标准和技术规范建设处于滞后状态
国内市场基本被国外公司所掌握。监控产品与国外仍有不少差距，行业的恶性竞争现象时有发生。
3、统一标准和技术规范建设处于滞后状态 国内智能交通系统项目的建设先于行业统一标准的推出。在缺乏标准的条件下，许多地区的智能交通系统自成体系，缺乏应有的衔接和配合，标准互不统一。即便在城市内部，道路上的传感器标准也非常混乱，因为传感器设备生产企业缺乏统一的接口标准。标准和规范的混乱妨碍了交通数据的获取，从而无法进行交通流的分析和预测。在高速公路收费系统方面，各省或地区内建设的网络一卡通或不停车收费系统，也没有统一指导和标准，为将来的全国联网造成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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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源整合不够，难以发挥系统功能优势
层面上有全国智能交通协调小组在推进系统建设，但在城市层面上，缺乏一个有力的机构进行协调。道路交通的信息分属于公安、交通、规划、铁道、民航等不同部门。各个部门都掌握有一定的交通信息资源，但出于部门利益，彼此间的信息交换存在很大困难。各个部门目前进行信息交换的主要渠道是网上留言、电子邮件或人工拷贝等。这些方法存在实效性差等问题，使得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比较困难。
5、严重缺乏智能交通人才
智能交通技术本质上来说，是传统的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智能交通人才应该是即懂交通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目前我国十分缺乏这种人才，这对继续深入开展智能交通研究是不利的。智能交通的在研究领域跟不上，那在其产业链过程中也会制约着其发展。
6.智能公交系统设计方法和研究内容
基于改善公交调度手段、提高公交运营效率,提高公交吸引力和分担率目的,采用了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公交系统设计方法.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公交系统具有车辆监控调度、车载终端、电子站牌和通信网络等功能模块.系统通过 RFID技术对公交车辆进行跟踪、定位、监控和调度,站台的触摸屏统计各路次候车乘客数,及电子站牌实时发布各车次到站时间等信息,利用Zigbee无线 网络技术实现车载终端、站台系统和调度监控中心之间的通信.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公交系统可以提高公交服务质量和效率,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黄河科技学院毕业设计(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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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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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红、杨东平著《我国高中学生学业成就与家庭背景关系的实证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28卷第1期。研究表明，初中阶段学生的学业成绩与父母职业、教育程度有显著相关性。在家长能够强烈影响子女成长的低幼龄阶段，家庭背景对学生学业成就的作用很明显。
林淑玲、马信行著《家庭社经背景对学前教育机会的影响及学前教育对小学学业成绩的影响》，教育与心理研究，1983年6期，P19-39。不同社经地位的儿童，其接受学前教育的年数有差别。低社经地位子弟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比高社经地位的少，这形成了教育机会上起步的不平等。
周新富著《社会阶级对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以家庭资源为分析架构》，台湾教育社会学研究，2008年，8卷1期，P1-43。研究发现，影响学业成就最主要的变项为家庭经济成本，其次是社会阶级等背景变项。
刘笑飞，卢珂著《学生学业成绩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相关性研究》，天中学刊，第24卷第1期，2009年2月。学生的学业成绩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SES）之间呈正向影响趋势，即SES指数越高，学生就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数学成绩或语文成绩。
谭承红著《家庭环境对中学生学业成就影响的相关分析》，卫生职业教育。研究表明，家庭环境对子女的学业成就有重要影响，应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林清江著《家庭文化与背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集刊，1972年，14卷，P89-108。研究表明，家庭文化是一个基本的判定学生的学业成绩、职业教育抱负、以及行为的模式。学校教育的成功条件是适当的家庭文化。
黄富顺著《影响国中学生学业成就的家庭因素》，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集刊，1974年16卷P383-486。研究发现，父母的态度和对孩子教育学术成果的期望对孩子的学业成就具有重要的影响。
张新劳著《家庭因素对学生学业成就影响的调查研究》，其研究发现，家庭因素对孩子的学业成就影响在个体上的影响差异较明显。
(一) 关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
关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 近十年 (2003-2012年) 来都是热点。从年度相关研究论文发表量看, 平均每年超过100篇, 尤其是近五年来发表量递增, 2011年底年发表量超过400篇;从文献来源来看, 发表刊物的级别较高, 其中主要集中为《教育与职业》《职业技术教育》《中国大学教学》《中国高等教育》《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中国高教研究》《大家》《中国科教创新导刊》等核心期刊或国家级期刊, 可见文章的质量也较高。这些研究强调培养目标和要求, 为分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彭秋发、孙占学 (2005) 认为, 一所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总是与其在高等教育系统内所处的层次和地位密切相关, 高等学校在实际运作中, 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学科与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的确定、教学内容的安排, 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也都必须以学校的定位为基本依据, 他们通过对高等学校分类、定位的介绍, 提出了一般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应根据社会的需求和学生的差异而多元化, 即以应用型、复合型为主体, 以研究型为激励, 以技能型为补充。按照强化基础、拓宽专业、突出能力、注重创新、提高素质、全面发展的模式实施人才培养。杨晓宏、贾巍、李艳 (2007) 认为, 改革培养目标应遵循服务面向与宽口径相结合、学科发展与社会需要相结合、目标层次与培养对象相适应的原则, 培养模式改革应遵循科学性、一致性、可行性和多样性原则, 并提出采用模块化、系列化的思路构建新的课程体系, 强化专业基础, 拓宽专业口径, 以学生为中心, 改革教学模式培养模式改革的思路。潘鲁生 (2003) 认为, 加强艺术学学科建设, 完善课程体系, 树立品牌与特色意识, 是艺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二) 关于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
近十年来, 发表关于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方面的文章数量并不多, 平均每年3篇左右, 从文献来源来看, 核心不到14%。可见相关研究的总体质量不高, 但此方面的研究共同之处是:侧重于人才培养理念革新, 强调人才培养定位, 但对人才培养模式没有进行系统地研究, 只是倡导某一模式, 现分述如下:
1. 从办学层次的角度来确定人才培养定位问题, 主要有创意策划人才、创意设计人才和创意实施人才三种类型。
他们分别指的是研究生、本科生和高职高专学历层次人才。代表有张小纲 (2003) 、肖忠文 (2008) 、郑桂玉 (2010) 等。
2. 从学校优势学科支持的角度来确定人才培养定位问题, 主要涉及非独立艺术类的综合院校和一般院校。
刘兆明 (2005) 认为, 工商管理类院校建立的艺术设计系部, 其专业建设方向的确立, 可以侧重管理型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这种专业建设可以通过知识创新, 培养方式的创新, 教学资源的重组, 从而为市场经济提供工商管理与艺术设计结合的领导型的人才。关荣、靳定生 (2008) 认为, 学校应根据自身的办学条件和社会市场的需求, 正确定位其培养目标, 应结合学校自身办学特色, 在坚持“重基础、重实践、重创新、重素质”的基础上, 培养应用型艺术设计专业人才。李立芳 (2008) 认为, 利用学校学科布局而形成的先天优势, 积极整合教学资源, 构建全新的现代广告人才培养教学体系的MNS人才培养模式。
3. 从特色的教学模式来倡导人才培养问题, 主要有“产学研”、校企合作、工作室制、契约机制、学案教学等类型。
孙以栋、金阳 (2010) 认为, 当下许多高校通过产学研的教学模式对艺术设计类人才进行培养, 并通过启动校企合作的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校企双方通过共同商议的原则, 本着提高设计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以专业课程体系为基础, 以项目制为导向, 形成“以产促学、以学促研、以研促产”三位一体的教学实践平台, 逐步形成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艺术设计类人才培养模式。孙以栋、曹志奎、陈炜 (2009) 、周斌 (2010、关荣 (2010) 认为, 工作室制是一种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就业能力, 有效解决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就业问题。谷彦斌 (2007) 认为, 推广过程评价就是推广创新艺术人才教学模式, 是培养创新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 是符合个性培养、关注创新能力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丁继军、杨小军、饶美庆、凌霓等 (2009) 认为“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 契约机制作用的互动式教学大纲, 学案教学和以创意产业园区作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基地等教学改革措施, 都是提高艺术设计人才培养质量的途径与方法。
4. 从产业经济发展需求的角度来确定人才培养定位问题, 主要是针对当前蓬勃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需求, 培养高素质、创新性、复合型人才, 但各策略有所不同。
关红 (2006) 认为, 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应培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需求的高素质、创造性、复合型人才。人才必须具备对问题的观察力、分析能力、综合比较能力、系统处理能力和创造评价能力。陈晓敏 (2008) 认为, 应当从教学新领域的开拓、教育新目标的确立、新思维的培养和正确理性的市场化革新四个方面对整个艺术设计教育体系做初步调整。并认为, 在市场机制条件下, 设计教学应体现多学科的交融, 探索设计资源和设计表现的多样化, 研究艺术与设计、设计与生活、设计与社会、现代科技的关系。刘英武 (2009) 认为, 开展校企联合、工学结合、产业对接办学模式, 合理布局艺术设计人才动态分布, 加强学生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培养, 加快课程体系的模块化建设, 提倡实践性教学与理论教学同步, 培养出有利于地方文化创意良性发展的艺术设计人才。杨晓斌 (2009) 提出以高校为主体, 公司企业和政府相关机构支持, 全社会共同努力培养艺术设计人才的模式, 并认为要着重宽泛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基本技能、观察能力、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郑桂玉 (2010) 认为, 创意设计人才要有创新性、多元化文化、要掌握科学技术、能全面把控设计流程、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 提出“模块+平台 (交叉) ”的人才培养模式, 着重培养创新性思维能力、观察能力、想象力以及未来意识。并进一步强调, 课程与教学方面注重专业基础的设置、建立课程内容动态更新机制、建立各课程之间的链接性;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方面, 真实项目促进实践教学;教学方法上, 课程教学与设计竞赛相结合, 课程教学与社会服务项目相结合, 课程教学与合作性团队建设相结合;教学管理上, 建立柔性化的教学体系与管理机制。周斌 (2010) 认为, 培养艺术人才的策略有:树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大设计理念, 构建以实训为主线的创新型艺术设计课程体系, 建立以工作室制为依托的教学模式, 建立一支具有创意教育能力的师资队伍, 实施发展性学生评价。余雁 (2010) 认为, 以“创新”的理念培养高素质的创意产业人才, 是我们面临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提出创新人才问题策略:第一, 要鼓励学生标新立异, 肯定学生的创新和探索性的创作。第二, 教师要努力研究探索能够引导开发学生的想象力的方法和措施。第三, 要加强对本土文化、民族特色的传承和创新。罗超阳、王伟忠 (2010) 认为, 人才培养的路径为:更新教育观念, 树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艺术设计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 构建实训教学为主线的创新型艺术设计教育体系, 探索机制创新, 建立以工作室制为依托的教学模式, 加强师资培养, 建设一支具有创意教育能力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季红 (2011) 认为, 在创意产业背景下高校本科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构建要特别强调五个策略:一是培养方案的方针策略, 二是培养路线的选择策略, 三是多元化的课程体系构建策略, 四是弹性化的学分学年策略, 五是动态化的人才培养策略。马涛、易雪梅 (2011) , 强调以需求为导向、以创新为目标, 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文化氛围。黄建福 (2012) 认为, 人才培养的策略是:营造“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环境;培养策略与国家产业政策相适应;加快从量到质的转变;调整教学体系, 适应市场对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注重特色办学, 实行国际联合办学。
5. 从人的能力发展的角度来确定人才培养定位问题, 强调高素质、创新性、复合型人才培养。
谷彦彬 (2005) 认为, “通过知识教育、能力培养、综合素质塑造, 达到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它符合新世纪对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的要求, 所形成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特色:“拓宽基础、重在复合;培养能力、注重创新;强调素质、全面育人”反映出该培养模式的要求。所形成的艺术设计课程模式、艺术设计教学过程要求、两个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全过程的评分方法等对培养创新型艺术设计人才将是一种有益的探索。罗红 (2005) 认为, 思想素质、专业素质、创新能力、团队意识、公共关系意识是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的关键。雷电 (2010) 认为, 实施创新素质教育是艺术类高校设计人才的培养根基, 需要全面重视创新素质教育的构成要素, 进一步加强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技能、创新情感和创新人格等方面的培养;深入研究学生的创新智力及个性特点, 激发学生的创新动机, 挖掘学生自身的创新素质潜能, 用全新的创新教育观念促进艺术设计人才创新素质的快速成长和发展。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相关理论研究缺乏, 但对于实践研究方面影像深远, 尤其是欧美、日本走在世界前列。
(一) 关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践研究
在招生体制与方式上, 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外高校出现了“统一考试和大学单独考试相结合”、“考试内容和方法综合化以及考查过程化”、“考试机会增多”三大趋势。采用“宽进严出”的原则以保证教育质量, 对学生学业要求较高。
在培养方式上, 国外高校具有“宽基础、宽专业、跨学科”的特点, 强调“复合型”和“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注重学生的知识综合应用能力训练。跨学科群交叉与学科内部交叉是国外高校学科发展的趋势, 并注重课程的综合性, 大量开设跨学科课程。如美国的学科专业目录 (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 CIP-2000) 中有25个学科群设置了跨学科的交叉学科, 占学科群总数的66%。日本则以筑波大学为代表以跨学科群为基础重新调整了教学组织。
在教学环节上, 国外高校注重学生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本科生实行以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为基础的实践教学环节。如美国哈弗大学, 通过各种改革使教师从知识和经验的传授者变成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引导者, 本科生可直接参与科研活动。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制定了“大学生研究机会计划 (UROP) ”, 加州理工大学推出“夏季大学生研究计划 (SURF) ”, 哈佛大学推出了帮助本科生获得参与教师研究项目机会的计划 (FTP) 、支持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事自己研究的方案 (HCRP) 等等, 使所有本科生都有机会参加研究活动, 使他们在实践中获得运用理论知识的经验, 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方法上, 国外高校非常重视学生在教学中主动参与, 重视项目教学, 以对“问题”探究任务驱动的方式进行教学, 使学生自始至终都参与到教学中的每一个环节里, 善于思考、表达和质疑是西方大学生的一大特色。此外, 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国外高校十分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 例如日本在教学方法改革上, 进行了授课计划公开化、教学实施小班化、学生评教制度化等措施。
(二) 关于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践研究
通过国内相关文献间接了解到国外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实践的现有情况, 分述如下:
在培养目标方面, 具有高素质特点。德国高等专科学校和科技大学类似我国的高职高专层次院校, 是以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等技术应用型职业人才为目标, 强调“零距离上岗”, 它所培养的能力非常具体和实用, 强调应用能力和解决现场问题的能力。英国的“高职高专”既强调实践, 又强调理论;既强调岗位能力, 又突出继续学习能力。
在培养模式方面, 注重工学结合、理实结合, 注重就业能力和专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德国和英国都强调与市场紧密结合, 德国采取“双元制”工学结合的方式, 学期与学期间交叉进行, 理论和实践相互穿插融合, 实习期间, 学生以企业员工的身份进入设计公司实习, 签订严格的合同, 有严格标准的考核, 且要轮换不同的岗位, 且实习的功能较多, 英国采取集中实习一年的方式, 提高学生的设计职业的关键能力。
在课程内容方面, 注重理论教学、注重技术性与实用性、注重学科的综合性。如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十分注重理论知识的教育与学习, 通过理论教育启发学生的创造力,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的综合性教学主张, 例如设计与艺术相关门类文学、音乐、电影艺术的融合, 设计与医学、物理、数学、心里学等自然科学学科之间的交叉。
以上研究与实践为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近十年关于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的问题, 不同人与针对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学校的看法不尽相同。之所以大家的看法有所不同, 其关键是各自所看待问题角度、层面的各不相同。相同的是, 在人才培养质量要求上, 均趋向于具有“高素质”“创新性”和“复合型”三大属性。可见, 从宏观层面来看, “高素质、创新性、复合型”是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 当前若要对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应该站在高等教育学的高度, 全面认识人才培养的本质;从产业与经济学的角度, 正确把握市场需求;以学校现有办学条件为基础, 深入培育特色;从本位论、价值论、方法论三个方面来认识问题, 用通俗的话说, 就是解决好“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规格、过程和方法是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核心内容。
摘要：近十年关于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的问题, 不同人与针对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学校的看法不尽相同。之所以大家的看法有所不同, 其关键是各自所看待问题角度、层面的各不相同。相同的是, 在人才培养质量要求上, 均趋向于具有“高素质”、“创新性”和“复合型”三大属性。可见, 从宏观层面来看, “高素质、创新性、复合型”是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文章认为, 当前若要对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应该站在高等教育学的高度, 全面认识人才培养的本质;从产业与经济学的角度, 正确把握市场需求;以学校现有办学条件为基础, 深入培育特色;从本位论、价值论、方法论三个方面来认识问题, 用通俗的话说, 就是解决好“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规格、过程和方法是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艺术设计,文献综述
参考文献
[1]靳埭强.浅谈创意人才培养[J].装饰, 2011,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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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体制 适应性
我国目前积极实施的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改革。改革突出了数学教育与一般教育的共同点,主要是将数学教育看成整体性教育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突出地强调数学教育的“教育属性”。
郑毓信引用美国社会的一部分成员,特别是职业数学家对美国新一轮数学改革的疑虑与不安表达了对我国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的担心:新的改革运动,是否会因突出强调数学教育的“教育属性”而忽视了数学教育的‘傲学属性”,特别是未能正确地反映数学的本质。
本次数学课程改革的理念、内容的选取与安排、一些新的概念名稱等都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此,章建跃认为,不能简单否定我国数学教育的传统,在没有认真研究我国数学教育经验的情况下就急于否定(或搞“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这会造成改革的先天不足,给数学教育的发展带来隐患,甚至造成数学教育的混乱川。
就数学内容的选择,傅学顺认为,数学课程改革必须适合我国国情,要以中小学教育实际为基础。王策三认为,当前的教育有“歧视知识”的趋向,必须认真对待。他指出:很多论者思想表达往往含混不清,不讲逻辑和语法,令人费解,有的互相矛盾,还有的不知所云,很难成体系。这种思潮的突出现象是教育研究中概念混乱,热衷于创造翻译新的“话语”,不注重对所论述的概念进行严格鉴定。2005年5月,邱学华在给重庆北暗区小学数学教师所作的《新中国小学数学发展50年回顾与展望》的报告时列举了小学数学中的这种现象,如“情商”、“数感”、“符号感”等等。
就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教材而言,主要有以下特点:向学生提供现实、有趣、富有挑战性的数学内容;为学生提供探索、交流的时间与空间;展现数学知识的形成与应用过程;满足不同学生发展的需要;逐步渗透重要的数学思想方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教科书内容的呈现方式期待多元化,目前的基本模式是“问题情景—建立模式—解释应用—拓展反思”;问题情景的创设尚需要精雕细刻;同一套教科书的内容编排要理顺和统一;各章、各册的发展应均衡,风格应统一;趋同趋势有待遏制;对教科书设计的研究和总结,对中小学数学核心内容的数学思想的本质认识以及相关课程设计研究尚需要加强.教师是课程改革的最终执行者,课程改革倡导的理念与教学行为,只有转化为教师的思想和行动才能取得实效,所以应当对课程改革中的教师进行研究。
尹弘庵、靳玉乐以重庆北磅区两所实验学校为例,研究了中小学教师对新课程改革的认同感,其结果是教师对新课程改革的认同程度较高,但教师缺乏足够的时间和技能处理新课程,加上资源不足,新课程的实用性受到影响。刘莺在《质疑教师的观念认同》一文中指出,教师对新课程并没有真正认同,对新课程改革的理解只是表面上的。万伟在《新课程改革下的困惑与思考—来自教师的回应》一文中指出,面对新的教育观念,很多教师感到不适应,旧有的教学模式和教学观念根深蒂固,老方法不灵了,新的教法又找不到,从而陷入行动上的“盲区”。新课程改革赋予了教师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学生的实际特点、兴趣需要参与开发新课程的权利,但由于毫无课程开发经验,缺乏专家指导,这对本就非常繁忙的中小学教师来说,无疑“雪上加霜”。
在实际调查中有教研员指出:新课程在赋予教师太多责任的同时,对教师的培训工作没有跟上,落后的教师培训手段与新课程改革的先进理念形成强烈反差。所以,有研究感叹:实施新课改,老师为何那么累也有研究指出:教育资源的严重缺乏,考试改革的滞后严重地阻碍着新课程的发展。
以上研究表明:本次数学课程改革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同时,对我国传统数学教育研究不够,对国情重视不够;在强调数学教育的教育特性时,对数学学科特点重视不够,当前的教育有“轻视知识”的趋向。有关新课程实施中教师的研究表明:新课程环境下,教师对新课程的不适应普遍存在。但很多有关新课程实施中教师适应性的研究是在新课程实施开始的初期就进行的,因此,这种不适应更多反映的是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的认识程度。事实上,目前的诸多研究中,尽管有不少研究开始关注教师在改革中的作用,但很多研究往往只注意教师的某个方面,没有对影响教师实施新课程的因素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研究不够。
根据《认知失调理论》的观点,由于过去的经验,在新事物、新信息面前,人的态度和行为会出现失调。在新课程下,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教师在态度上接受新课程,但实际教学行为却不能体现《标准》的要求。所以,应该应从态度和行为两方面研究教师对新课程的适应性。一般地说,适应是指个体与环境达到和谐关系的动态过程,在心理学上,它一般指个体调整自己的机能和心理状态,使之与环境条件的要求相适应。而适应性则是个体在这种使自己的机体和心理状态适应环境要求时表现出来的特征。
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个体长期在某种环境中生活并逐渐适应这一环境后,便会形成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固作化状态,当其移到一个新环境时,便会出现一定的不适应。数学新课程的实施对教师而言是一个新的环境。新课程下教师的适应指的是教师对新课程准确地理解、诚心地接受、热情地投入,并有效地运行。教师对新课程是否适应可以通过两方面体现,一是教师对新课程的态度,一是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
这样便可以了解教师对新课程的适应性,了解新课程的实施给教师的观念和行为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分析促进或阻碍新课程实施的因素。在研究意义上,找出促进或阻碍教师对新课程的适应性的因素,从而为当前教师培训和《标准》修订提供参考,也希望能为有关新课程的争论找出科学依据,进而推动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与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尹弘咫.基础教育新课程实施个案研究,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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