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版国防白皮书亮点解读
2013年4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国防白皮书，从新形势、新挑战、新使命。武装力量建设与发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等五个方面，对中国的国防政策和国防力量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中国国防白皮书从1998年起每两年发布一次。相比之前。此次的国防白皮书出现了以下几大亮点：
亮点一：白皮书发表从综合型向专题型转变
自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每两年发表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都属于综合型的，其以全景式的特色介绍了国防安全领域的新情况新发展。此次发表的新自皮书则集中介绍了近些年来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情况。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做法，我国将发表综合型白皮书调整为综合型与专题型白皮书交替发表、有序结合的方式，这是中国国防白皮书在拟制发表方式上的一个变化。说起这种调整变化的意义，首先是内容聚焦。专题型白皮书有利于集中深入地阐述国防和军队建设某一领域或方面的政策原则、历史沿革、变化发展。其次是针对性强。专题型白皮书可以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确立主题、设置议题，有利于主动及时发声、妥善回应关切和抢占舆论先机。第三是方式灵活。较之结构内容相对稳定的综合型白皮书，专题型白皮书发布方式和周期更加灵活，发布时间根据形势变化而定，内容可长可短。
亮点二：亚太安全危机被高调提及
白皮书在第一节的新形势、新挑战、新使命中明确指出，亚太地区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舞台，美国调整亚太安全战略，地区格局深刻调整。有的国家深化亚太军事同盟，扩大军事存在，频繁制造地区紧张局势。个别邻国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采取使问题复杂化、扩大化的举动，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再加上近期的朝鲜半岛紧张的局热，不能不令人对当前的亚太安全问题担忧。
正是基于此，白皮书进一步指出，我国正在加强战备工作和实战化演习演练，随时应对和坚决制止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挑衅行为，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与此同时，我国近几年高调亮相了一大批高新技术装备，像“辽宁”号航母入役，歼-20、歼-31新型战机和运-20新型运输机试飞，以及反导和反卫星试验等，充分展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还是要凭实力说话。
亮点三：太空战、网络战成战略制高点
白皮书指出，机械化战争形态正在向信息化战争形态加速演变，主要国家大力发展军事高新技术，抢占太空、网络空间等国际竞争战略制高点。这里所说的信息化战争形态在以前的白皮书中都有所提及，但对于太空战、网络战则是首次提出，并明确指出这是未来的战略制高点，足见中国对太空战和网络战的重视程度。
太空战是指利用天基武器系统，以争夺制天权为目的的作战行动，是以地球的外层空间为战场所进行的攻与防的作战。它既包括作战双方天基武器系统之间的格斗，也包括天基武器系统对地面和空中目标的打击以及从地面对天基系统发动的攻击。其目的就是剥夺对方对太空的使用权。近年来我国在太空战的防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2007年1月23日，中国外交部对外证实，2007年1月11日，中国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反卫星试验。中国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在2013年1月27日发布消息证实，中国在境内再次进行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试验达到预期目的。并强调这一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我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九次载人航天飞船试验发射任务，第十次载人航天飞船试验发射任务即将在今年下半年进行，未来还将独立发射组建自己的空间站，在和平利用太空的同时，也能制衡其他国家对太空的军事利用。
网络战是为干扰、破坏敌方网络信息系统，并保证己方网络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而采取的一系列网络攻防行动。它正在成为高技术战争的一种日益重要的作战样式，可破坏敌方的指挥控制、情报信息和防空等军用网络系统，甚至可以悄无声息地破坏、瘫痪、控制敌方的商务、政务等民用网络系统，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国对网络安全十分重视，目前，中国已经完成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安全设施已经建设齐全，但来自境外的网络攻击每年都给我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2013年4月15日的《解放军报》就认为，美国大谈网络战略是搞假合作真对抗。另外，2011年5月25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大校首次确认，解放军已建立了网络蓝军，以此应对来自网络的安全威胁。
亮点四：加强海外军事行动能力
白皮书首次指出，我国要加强应急救援、海上护航、撤离海外公民等海外行动能力建设，为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大家应该记得，在利比亚战争前夕，我国进行了大量的撤挢行动，除了运用民航客机外，还动用了空军的军用运输机。
2011年2月，利比亚局势急剧动荡，在利比亚的中资机构和人员面临重大安全威胁。我国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撤离海外公民行动，空军动用4架伊尔-76运输机前往利比亚撤出我国侨民，海军出动“徐州”号导弹护卫舰前往地中海为运送侨民的游轮护航，此次我解放军与国内其他部门紧密协作，共计撤出35860人，胜利完成了海外撤侨任务。
亮点五：公开陆海空总兵力
新版白皮书公开了我陆海空军现有总兵力，其中陆军85万人，海军23.5万人，空军39.8万人，并且对陆海空二炮的兵力构成情况进行了公布，显示了我国的军事透明度越来越高。
陆军集团军由师、旅编成，分别隶属于7个军区。沈阳军区下辖第16、39、40集团军，北京军区下辖第27、38、65集团军，兰州军区下辖第21、47集团军，济南军区下辖第20、26、54集团军，南京军区下辖第1、12、31集团军，广州军区下辖第41、42集团军，成都军区下辖第13、14集团军。
海军下辖北海、东海和南海3个舰队，舰队下辖舰队航空兵、基地、支队、水警区、航空兵师和陆战旅等部队。
空军下辖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成都7个军区空军和1个空降兵军。军区空军下辖基地、航空兵师(旅)、地空导弹师(旅)、雷达旅等。
第二炮兵是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主要担负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遂行核反击和常规导弹精确打击任务，由核导弹部队、常规导弹部队、作战保障部队等组成。第二炮兵下辖导弹基地、训练基地、专业保障部队、院校和科研机构等，目前装备“东风”系列弹道导弹和“长剑”巡航导弹。
作者：姜浩 辛特
一、大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
当今时代，数据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衣、食、住、行等相关领域的海量数据持续迸发。2017年滴滴用户数达4.5亿，提供了超过74.3亿次移动出行服务;2018年微信每日发送信息450亿次，新浪微博日活跃用户2亿，微博视频/直播日均发布量为150万+;2018年天猫双11订单量突破10亿，2019年京东“6·18”开场1小时下单金额50亿元;中国3万家综合性医院，每年新增数据量可达20Zbit。上述海量数据的产生为大数据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源和场景。希捷科技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到2025年全球数据量将会从2018年的33ZB上升至175ZB。
图1 与衣、食、住、行等相关领域的海量数据持续迸发。来源：赛迪顾问
基于生产生活中的海量数据资源，整个经济社会的数字化水平将遵循“数据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演进路线持续升级。“数据化”是关键基础，它确定了数据的采集边界和标准;“信息化”是关键流程，它规范了数据采集、存储、分析的具体方法;“数字化”是关键手段，它明确了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展分析和应用的新思路新模式;“智能化”是关键效果，它反映了数字化转型的成效，覆盖社會治理、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等多领域。
大数据作为数字化转型中的核心支撑能力，相关技术和应用助力了数字中国战略的加速落地。数字中国战略包含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三个部分。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壮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国家网信办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同比增长15.1%，占GDP的比重达34.8%。据上海社科院测算，2016年到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74.1%、57.5%和60.0%。与此同时，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建设也同步推进，持续提升政府的服务能力，优化社会的运行效率。
图2 数字化转型的四阶段演进示意图。来源：赛迪顾问
二、大数据产业生态的五维度解析
2016-2018年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大批大数据相关政策。截至2018年底，国家累计发布了43条相关政策，全国有31个省(市、区)累计发布政策347条，其中贵州、福建、广东和浙江领先。
从省级大数据管理机构的成立来看，广东省在2014年最先成立了大数据管理局，2015年浙江省和贵州省跟进，2017年陕西省、重庆市和内蒙古自治区也完成了布局。2018年则是大数据管理机构最密集成立的年份，吉林省、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河南省、安徽省和福建省等纷纷成立主管部门，数字经济和大数据产业已得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受宏观政策、技术升级和应用场景拓展等利好因素的影响，2018年中国大数据产业规模为4384.5亿元，预计2021年将达8070.6亿元。从2016-2021年，大数据产业规模增长5230亿元，5年复合增长率达23.2%。赛迪顾问分析发现，2016-2018年的增长主要由产业政策和资本协力推动。2019年以来，随着大数据技术和应用的持续爆发，以及5G和物联网等相关技术的成熟，市场需求和相关技术进步将成为大数据产业持续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图3 2016-2018年31个省(市、区)大数据政策数量。来源：赛迪顾问
大数据人才是指从事大数据相关工作的人才，主要包括从事研发、分析工作的核心人才，以及兼具行业背景和大数据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据赛迪顾问估算，截至2018年底，中国大数据核心人才数量为200万人，缺口为60万人。为了应对大数据人才的紧缺态势，国家加快设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一批相关专业。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2019年高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新增备案数量依次为32所、250所和196所。
据赛迪顾问统计 ，中国大数据相关专利新增数量从2015年开始快速升高。2018年单年的新增专利数量达7887个，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达77.0%，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达21.7%，授权发明占1.3%。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和科研院所是大数据创新的主力军，数据显示，2018年两者合计贡献了7273项专利，占到了全年新增数量的92.2%。
赛迪顾问从创新能力、政府服务能力、典型园区数量和产业规模四个维度评价了全国六大区域的大数据产业综合发展能力。研究显示，华东地区在创新能力、政府服务能力和典型园区数量方面优势明显，典型代表地区包括上海市和浙江省;华北地区虽然综合评价仅次于华东，但其产业规模在六个区域中处于领跑地位;中南地区近年来发展迅速，代表省份河南和广东相继落地了大量产业园载体，其政府服务能力和区域创新能力均得到了快速提升;西南地区主要由四川省和贵州省领衔，已经打造形成区域发展新高地;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整体发展能力相对滞后，各项指标均有待提升。
图4 2019年全国各区域大数据产业综合发展能力评价。来源：赛迪顾问《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2019)》
三、大数据产业的八大趋势
随着数字政府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持续推进，与社会治理、民生服务、政务应用密切相关的政府大数据应用成为热点。中国政府掌握着80%的高价值公共数据，如何盘活这些海量数据资源，是未来政府大数据发展的关键。
中国政府大数据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2010年以前是以三金工程为代表的信息化建设;2011-2016年步入大数据平台建设和数据整合，各级政府主导搭建了大量平台;2017年至今，数据资产管理和应用成为新主题。从趋势上看，未来政府的大数据应用将逐步向“大监管大服务”方向迈进，用以实现更精准高效的监管和更便捷深入的服务。未来，通过结合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诸种信息技术，顺应数字经济和数字政府建设浪潮，落地城市大脑、平安城市、社会信用、交通感知与管理、社会舆情管理等应用，切实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将成为政府大数据发展的机会点所在。
电信行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水平走在全行业前列，2010-2015年，各电信运营商落地了一批大数据平台和应用类项目，开展了大量PoC测试，内部大数据技术和应用能力显著提高。2016年以后，运营商内部业务加速集中化，开源节流成为运营商关心的核心问题。
电信大数据细分产业正在从“小圈子”走向“大生态”。“小圈子”的焦点是运营商自身业务能力和效率的持续提升，比如顺应业务集中化的趋势，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企业运营能力，实现集团-地方两级大数据架构的融合优化，加速B-O-M三域数据融合，应用SDN/NFV技术柔性改造网络，加速布局5G和AI的等新应用场景。“大生态”意指运营商既有能力的外部拓展和迁移，通过对外提供领先的网络服务能力，深厚的数据平台架构和数据融合应用能力，高效可靠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和云服务能力，打造新的、以运营商为核心的数字生态体系，加速非电信业务的变现能力。
中国的医疗信息化建设持续推进，年增速保持在20%以上的较高水平。从面向医院管理信息化(HIS)，到以患者和医疗过程为核心的医院临床管理医疗信息化(如PACS、LIS、RIS、EMR等)，再到区域医疗服务信息化(GMIS)，广覆盖的医疗信息化建设项目累积了海量数据，为健康医疗大数据业务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5 电信大数据细分产业从“小圈子”走向“大生态”。来源：赛迪顾问
图6 健康医疗大数据从“大”走向“精准”。来源：赛迪顾问
健康医疗大数据将从当前简单的“大”走向“精准”，通过获取更高质量、更精准的数据，助力健康医疗服务的提升。
當前，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行业面临四方面挑战：(1)求数无源，需采集的数据标的不明确，采集工具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有待提升，无法获得所需数据;(2)有量无质，所采集数据无法满足既定用途所需的数量和质量;(3)有病无数，临床救治与数据应用需求脱轨，大数据和AI等技术的临床应用不足，临床一线数据的收集和汇聚不足;(4)有数无据，在数据深加工方面的工作不足，尚未形成数据驱动的临床科研、医药研发、器械生产、分级诊疗、健康养老、医养结合等产品和服务。
以动态血压计为例，我国动态血压计市场完全被欧美企业占据，其根源在于我国医疗机构不能提供临床上的“中心动脉血压数据”。中心动脉血压需要在开创性手术过程中采集，我国医疗机构在手术过程中通常把注意力集中于救治患者，既疏于采集手术过程中数据，也缺少开创性手术过程中的感染可控的数据采集科学手段。这个案例集中体现了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的两点问题——没有可用数据、不知如何采集。未来，健康医疗大数据破局的关键在于汇集整合更精准的数据，为临床决策和药品器械研发提供数据分析支撑。
工业大数据立足工业企业的降本增效，当前主流应用场景以电网和离散型制造业为主，设备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综合能耗管理、智能排产、库存管理和供应链协同成为应用热点。然而，工业大数据解决方案的高成本、工业企业的数据意识不强，以及工业互联网盈利模式的模糊，制约了工业大数据应用的快速拓展。
未来，工业大数据将围绕“小场景”从“项目”走向“产品”。小场景由于投入相对少，需求更精准，有助于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培育企业的数字化认知，也便于供应商积累行业数据和经验，降低实施成本，推动从项目到标准产品的转变。通过以龙头企业和行业特色企业为引领，加速布局一批小场景，持续推进工业设备数据化和应用产品化，工业大数据有望加速落地。
营销大数据是大数据商业化应用效果最好的细分领域，它通过应用数字技术沟通了广告主和目标用户，实现了产品和服务的精准推广。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流量见顶，以及经济下行压力下广告主营销预算的下降，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以更低的成本，帮助企业更高效地触达目标用户成为破局关键。
图7 工业大数据围绕“小场景”从“项目”走向“产品”。来源：赛迪顾问
图8 营销大数据将从“流量营销”走向“精细运营”。来源：赛迪顾问
未来，营销大数据将从“流量营销”走向“精细运营”。在流量营销阶段，广告主通过采买高流量平台的流量即可实现业绩和投入的同步提升，这一时期的营销大数据被用于提升展示广告、搜索广告、社交网络广告和电商广告的运行效率，更好地实现广告主与目标用户的对接，丰富广告投放的场景和渠道。而在精细运营阶段，更精准的用户触达、更明智的预算分配成为广告主的关注核心。营销大数据在这里被用于整合多维多源数据，提供能力支撑。
在更精准的用户触达方面，线下场景的需求更为精准(如机场航站楼、4S店等)，通过整合线下和线上数据，定向推送广告，有助于提升营销效率;此外，基于Panel库的人群访谈所得的“小数据”便于洞察因果关系，配合大数据分析挖掘能力，同样可以实现更精准的投放，提升营销效率。
在更明智的预算分配方面，当前的中小广告主更青睐于全渠道的整合营销平台(SEM+EDM+社交+内容营销+独立DSP+DMP+舆情监测)建设，来平衡ROI，同时广告主高度重视内容和社交媒体的深度运营，通过精细化的运营来实现可持续的商业化变现。
金融大数据是隶属于金融科技的关键技术，它服务于金融机构的核心业务环节，解答诸如贷不贷款、贷款多少、风险如何等关键问题。
图9 金融大数据：从“强管控”走向“创新服务”。来源：赛迪顾问
2017年以来，随着我国金融监管日趋严格，基于数据规范行业秩序，降低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大数据的主流应用场景。
未来，随着技术的成熟，金融大数据将逐步由“强管控”走向“创新服务”，通过汇集多源多维的数据，提供创新服务支撑。比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融合，提供基于金融数据的个人信用报告、企业财务信用报告、授信评估、贷中预警、中小微企业信用评估等新服务，以及与此间接相关的、高效便捷的清算支付和出行服务。
与此同时，积极创新金融反欺诈、供应链金融等新兴金融服务，切实助力实体经济的资金融通，确保资金安全高效使用。
如前所述，2018年中国大数据人才缺口为60万人。赛迪顾问研究发现，2016年-2017年多数大数据人才毕业于“计算机类”、“统计类”和“数学类”学科。
然而，从2018年开始国家一方面加大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也加快设立交叉性的新学科(如智能医学工程、智能建造、计算金融、智能车辆工程等)，培育既有专业知识又懂大数据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成为未来大数据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
图10 大数据专业学科教育。来源：赛迪顾问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获取方式、存储规模、访问特点、分析方法和技术架构都有了很大不同，与此同时，企业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也相应发生了转变，这些新特征对于数据安全提出了全新挑战——数据安全更难防护、认证系统不完善、系统更易被入侵、安全策略更难实行等。传统数据安全已经无法满足大数据场景下的安全防护要求。
大数据安全不同于传统数据安全，它包含大数据平台安全和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安全两部分内容。当前，中国大数据安全市场规模小，企业在采用相关产品和服务过程中高度重视ROI，不能接受数据安全防护成本高于数据自身的价值。此外，受制于组织、制度和规范，由人为因素导致的大数据泄露和安全问题同样严峻，有研究指出80%的数据泄露是企业“内鬼”所为。赛迪顾问认为，未来大数据安全将逐步从重安全技术转变为重治理，其重点落在核心数据资产的梳理和防护，以及围绕大数据治理所开展的体制机制建设。
四、赛迪建议
对于政府部门，要切实以政府大数据应用为先导，分层次推进大数据建设。在政府大数据领域，顺应数字政府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浪潮，加快数据资源整合，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应用场景，全面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在市场化程度高的互联网、金融、电信等领域，鼓励行业标准的制定，完善必要的行业监管;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工业和健康医疗等领域，针对制约发展的核心问题(如求数无源、有量无质、实施成本高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助力产业稳步发展;与此同时，顺应数字经济浪潮，夯实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支持多层次大数据人才培养，强化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
图11 大数据安全从“技术安全”走向“综合治理”。来源：赛迪顾问
对于用户企业，一方面要夯实数据基础，强化数据资源的汇集整合，兼顾数据的量和质;另一方面要稳步拓展大数据应用，重业务实效，以小场景带动数据整合与分析应用，扎实推进数字化转型。在具体的创新方面，用户企业可尝试下放创新压力，在相对成熟的业务领域，借鉴电信运营商的创新发展经验，同供应商开展框架协议式的创新合作，依最终的创新成果交付情况付费。
对于大型供应商，应注重平台和生态打造，在基础技术平台、数据中台、业务中台等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同时在细分领域兼顾自身优势与合作伙伴网络建设;对于中小型供应商，则要持续提升技术实力，加快搭建内生的数据资源池，在细分领域加快塑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对投资机构，建议关注行业性和功能性的大数据解决方案。具体而言，营销大数据、政府大数据、电信大数据、金融大数据的市场认可程度高，发展前景好，技术相对成熟，具备较高的投资价值;健康医疗大数据和工业大数据未来3-5年内将进入爆发期;云计算平台和服务、数据分析挖掘、数据采集和预处理，以及数据可视化等技术的发展值得投资机构持续关注;大数据安全市场规模小，體制机制有待健全，远期值得关注;大数据交易由于商业模式不清晰，权属模糊，目前多流于口号式的宣传，短期不建议介入。
作者：孙会峰
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物联网、深度学习等技术发展，智能语音在智能家居、可穿戴式设备、汽车电子、教育、医疗、金融等场景化应用持续深化，推动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为此，赛迪顾问围绕智能语音市场进行深入研究，针对重点行业的场景化应用、市场竞争格局及主要厂商的战略布局进行深刻剖析，并结合市场发展态势和资本关注热点领域进行投资价值与投资机会挖掘，期望能通过此研究为促进我国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赛迪顾问
智能语音概念界定及发展演进
智能语音概念界定
所谓智能语音，是一种以语音为载体，利用智能语音交互技术，让机器具有像人一样“能听会说、自然交互、有问必答”的能力。智能语音市场则包含智能语音技术及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应用服务等所有活动。
智能语音发展演进
技术演进：从1950年“人工智能之父”马文·明斯基开发出世界上第一台神经网络计算机起，智能语音技术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萌芽期(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主要以孤立词和小词汇量句子识别，并通过关键词匹配实现简单命令操作为主要内容。代表系统是1952年贝尔研究所Davis等人研制的世界上第一个能识别10个英文数字发音的实验系统，以及1960年英国的Denes等人研制的第一个计算机语音识别系统。
培育期(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模式识别技术极大促进智能语音技术发展，语音识别的研究开始向非特定人、连续词、大词汇量方向扩展，并且，智能语音技术研究由传统的基于标准模板匹配的技术思路开始转向基于统计模型(HMM) 的技术思路，使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技术有了较大的进展。1989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李开复最终研制出第一个基于隐马尔科夫模型的大词汇量语音识别系统Sphinx。
成长期(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20世纪90年代语音识别的系统框架并没有重大突破，但智能语音技术由研究走向实用并进入产业化，以1997年IBM推出ViaVoice为重要标志。自此，智能语音产品开始进入呼叫中心、家电、汽车等领域。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了很多有代表性的系统，如Nuance公司的NuanceVoicePlatform语音平台、Microsoft的Whisper，Sun的VoiceTone。智能语音关键突破起始于2006年，这一年辛顿(Hinton)提出深度置信网络(DBN)，促使了深度神经网络(DNN)研究的复苏。
高速发展期(2010年至今)，从2011年到2015年，以深度神经网络为基础的语音识别建模技术发展迅速，人工神经元网络(ANN)、卷积神经网络(CNN)技术等在语音识别中成功应用。从此基于GMM-HMM的语音识别框架被打破，大量研究人员开始转向基于DNN-HMM的语音识别系统的研究，随后也在此基础上派生出各类模型组合，使得语音识别准确率大幅提升。
应用场景：智能语音技术作为人工智能应用最成熟的技术之一，其应用领域非常广泛，目前，智能语音应用主要包括2C端应用和2B端应用两大类，其中，2C端应用有：智能家居、车载语音、虚拟助手、可穿戴式设备等领域应用;2B端应用包括呼叫中心/客服助理、教育、医疗、金融等领域应用。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应用的快速发展，目前，智能语音在智能家居、智能车载、智能可穿戴领域发展特别迅猛。
智能家居。当前，智能语音在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中的应用最为广泛，智能语音交互技术重点围绕电视、空调、窗帘等家居设备展开，不仅能实现电视语音播放节目、空调自动温度调节、窗帘自动开关等智能控制，还可根据声纹识别技术确定主人身份，调取主人喜好自动打开电视影片或者播放音乐，根据情感识别技术识别用户情绪状态，制定拟人化情感交流模式。
国外巨头已先后以智能家庭产品与语音相结合的方式进入智能家居领域，如谷歌收购NEST布局智能家庭，不断强化Google Now的语音入口;苹果HomeKit智能家居平台与Siri也不断加强融合;微软也发布语音助手Cortana(小娜)，开始在智能家庭领域擴展交互入口。在国内，智能语音龙头企业科大讯飞早在2014年就进军智能家居领域，其研制的智能语音助手灵犀可操控智能家居设备，包括电视、咖啡机、电灯、空调、热水器等。
智能助理。智能语音在智能助理的应用主要有2C端的虚拟个人助理、2B端的智能客服应用。其中，2B端的智能客服应用又主要分布在两大渠道上，一种是应用在呼叫中心IVR系统的自动语音导航，另一种则是分布在网站、微信、手机APP等电子渠道的客服应用。智能客服已经广泛地应用在金融、电信、交通、旅游等多个行业，主要形式有：智能问答、语音质检、语料挖掘等。相比传统客服，智能语音的引入能够发挥三大优势：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智能客服能有效减少客服坐席，降低人力成本;提高营销能力。智能客服反应快速，能为重点和热点问题提供快速统一答复，确保服务标准化及24小时全天候在线服务;辅助决策。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文本，可挖掘客户信息，辅助制定企业商业决策。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企业对智能客服的需求将越来越强烈，智能语音在客服领域将会有较大的渗透空间。
智能语音市场发展
发展现状
2017年中国智能语音应用市场规模超过60亿元。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深度学习等技术发展正加速语音场景化应用进程。智能家居、可穿戴式设备、汽车电子、教育、医疗、金融等智能语音场景化应用持续深化，推动智能语音市场快速增长。赛迪顾问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智能语音市场规模达到60.92亿元，同比增长36.9%。
智能语音在消费电子行业应用投资占比超过25%。从行业结构分布来看，2017年智能语音在消费电子渗透率最高，市场销售额占比高达25.7%。语音、语义等相关技术的可用性不断提高，带来虚拟助手市场的快速发展，从应用方向来看主要用于消费级产品如手机、智能车载、智能家居、可穿戴式设备等。占比次之的市场是教育领域的智能语音应用，智能语音越来越多的应用在学生的口语训练与考试、互动教学等方面。
竞争格局
根据赛迪顾问竞争矩阵评估指标体系数据，当前，在智能语音市场品牌竞争中，技术型厂商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深度神经网络、機器学习方法在语音识别领域的快速应用，对智能化应用需求日益凸显，技术型厂商凭借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自然语言理解、深度学习等领域深厚的技术优势牢牢占据市场竞争的第一梯队，这类厂商有科大讯飞、百度。
其中，科大讯飞通过实施“平台+赛道”的业务发展战略，打造持续闭环迭代的生态体系，不断在教育、司法、车载等重点领域通过“核心技术+应用数据+领域”支持构建垂直行业刚需及代差优势。百度则实施智能语音平台免费开放战略，迅速扩大百度人工智能生态圈。
在挑战者阵营中，捷通华声是最早成立智能语音的企业之一，凭借深厚的技术积淀，有全面的行业覆盖，成为智能语音市场的中坚力量。近年来，开始深入人工智能领域，以“云+端”的方式，通过构建全方位的灵云平台，将语音交互、图像识别、语义理解、生物特征识别等技术完美整合，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的人工智能技术与服务，成为市场重要挑战者。另一个重要的挑战者则是搜狗，由于NLP是搜索引擎的关键技术之一，因此搜狗自然而然成为重要玩家，他不仅打造了“知音OS”语音交互平台，还联合四维图新、飞歌等推出全语音交互的车载导航产品切入垂直行业市场，以“任务+应用”的形式在特定场景上发力，布局更多的终端入口，未来发展前景较为乐观。
在可期待阵营中，思必驰是少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中英文综合语音技术的公司之一，自2016年以来，致力于构建智能的一站式对话定制平台，营造人工智能良性生态圈，打造更加智能的人机交互体验。云知声凭借自身的技术研发优势和物联网战略定位迅速占领智能语音市场，并搭建面向物联网的“云—端—芯”一体化智能语音交互解决方案，在智能家居、医疗、车载、教育等行业落地成效明显。这两家企业发展势头强劲，成为市场中极具竞争力的挑战者。
发展趋势
未来发展趋势
场景化应用成为决胜关键。语音作为人类获取信息最自然、便捷的方式，正成为新一代信息流入口，伴随着互联网、智能家居市场，以及汽车市场的高速扩张，自然语言处理、语义分析、深度学习等技术不断深化，智能语音将加速渗透垂直行业，可穿戴式设备、智能家居、企业级服务、汽车智能化等都将成为智能语音的重要应用场景。未来，智能语音更强调人机多轮交互，更加重视垂直场景下的语义理解，以及后端服务，深耕场景化应用，充分利用更好的交互体验来创新产品与服务，锁定用户真正刚性需求，或将成为未来市场决胜关键所在。
更加注重语音生态建设。智能语音产品演进路线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通过开发平台化占领一定场景下终端入口，如车载、智能家居;另一个则是为垂直服务领域提供智能语音服务，如教育、医疗等。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服务，想要获得更大的发展都必须加强与外部企业合作，包括横向与纵向行业企业合作，通过打造良性循环的生态体系，共同做大市场实现共同发展。当前，无论是技术型厂商如科大讯飞、云知声，还是互联网厂商如百度、阿里，无一例外都在加速打造基于语音为入口的生态圈，集聚海量用户与应用数据资源，挖掘用户需求，迭代产品与服务，在产业中构建不可或缺的地位，随着产业的发展不断壮大自身。
深度集成语音AI芯片将大行其道。随着智能终端产品的广泛普及，语音交互需求不断提升，语音服务将逐渐向芯片集成方向过渡。与传统智能语音解决方案相比，直接将语音交互集成在芯片上将大幅提升智能语音处理速度，提升语音交互的便利性，并很好地解决了智能终端设备存在着语音交互“时延”的问题。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驱动以GPU、FPGA 、ASIC等为代表的AI芯片快速发展，语音芯片/语音AI芯片也成为最大机会市场，其功能性、智能性的优势，以及定制化、高能效、低成本等应用特点使其更能实现产品市场快速部署，可以预见，未来三年，随着智能音箱、车载语音应用的爆发，会有更多语音芯片的诞生，语音AI芯片也将迎来爆发期。
投资机会分析
自然语言处理是智能语音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未来市场前景广阔。人工智能发展的三个阶段是机器学习、机器智能、机器意识;自然语言处理是计算机科学领域与人工智能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机器对句子的理解还只能做到语义角色标注层面，属于浅层语义分析技术。未来要让机器更好地理解人类语言并实现自然交互，还是需要依赖深度学习技术。由于智能语音对自然语言理解技术依赖性极高，自然语言处理必定会成为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
智能语音芯片将率先在汽车、家居、机器人等场景下呈现规模化应用部署，有望迎来黄金发展期。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弱人工智能将逐步向强人工智能转化，芯片作为人工智能重要的底层支撑，重要性不言而喻，以芯片嵌入的形式，能够将智能语音实现快速而广泛地应用，未来，随着下游垂直应用领域语音智能化需求的拉动，AI智能语音芯片有望迎来黄金发展期，AI智能语音芯片将率先在汽车、家居、机器人等场景下呈现规模化应用部署，为深度学习量身定制的ASIC芯片有望在计算速度和功耗上超越GPU和FPGA，是值得投资的重点方向。
车载语音交互将在强人工智能时代使汽车真正无屏化、智能化。语音交互是辅助驾驶的最好交互方式，车载对于语音控制和对话是刚需。智能车载语音能释放驾驶员的手和眼，使其更专注于前方的路况，引导更安全的驾驶习惯。语音交互指令集当中涉及地图、导航命令的解析和学习，而智能语音车载系统可以语音操控接打电话、控制开关车窗、播放广播音乐、实现路线导航等，去屏化应该是未来车载智能语音的发展方向与应用模式，未来，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推广，人为因素导致的安全问题将不复存在，车载语音将在强人工智能时代使汽车真正无屏化、智能化。
未来市场预测
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发展，智能语音将加速垂直行业场景化应用，巨大的移动智能终端、车载语音、智能家居、智能客服等行业需求将拉动智能语音市场的快速增长。预计在未来三年里，智能语音市场将保持高于30%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智能语音市场规模将达到134.93亿元。
没有绩效的企业做不大，没有利润的企业活不长。对中国企业而言，或许可以不要品牌、或许可以不重视战略，但一定需要绩效。
前不久，中国人效研究中心发布了《人效白皮书》，与去年不同的是，本次白皮书推出了“人效理论”——员工即人才的“人才观”、有针对性地选拔培训的“育人观”、主动激发员工的“用人观”;合理重于科学的“驭人观”。
去年的人效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的人均绩效不到欧洲企业的六分之一，不到美国企业的五分之一，仅为19%。而在去年的亚洲博鳌论坛上数据显示：中国企业人均薪资是2500—3000元，越南1000元，印度仅为600元。所以，在企业界，有关“人口红利消失殆尽”的哀怨之声几乎不绝于耳。
为了消化这种高人工的压力，很多外企纷纷转战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资本的本质就是追逐利润，这条法则从来都不会改变。毕竟，别人有资本运作的能力，也有这种条件，怎样做都无可厚非。
作为中国本土企业而言，是没有这条道可走的，即使有，也不能走。因为我们的系统能力跟别人相差一大截。在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下，市场竞争正在从人力成本的竞争转变到“人均绩效”的竞争。企业唯有关注人效，提升员工人均效率，实现劳资双赢，才能够在日益严峻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人效理论”实际上就为中国企业提升“人均绩效”提供了最好的指导，也是中国企业从传统的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行动方针。所以，中国企业首先应该调整观念，把自己的员工都当做“人才”来经营，把人力成本的开支当做人力资源来开发;其次，需要建立内部员工培训学习系统，让每一个人才都能得以顺利提升和增值;更需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内部用人机制，激励全体员工爱岗敬业;此外，还需要在企业内部实施“绩效管理”，让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地发挥，从而提升整体的绩效。
资本市场上，或许经常都有奇迹发生，但是，任何经济奇迹都绝非偶然，它一定来自企业的系统经营能力和创新性思维。而“人效理论”其实就是经营思维的转型——与其徒劳地抱怨人工成本高，还真不如设法提升自己人均绩效，员工赚不到钱，企业必定赚不到钱，双赢才是企业经营的必然结局，“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少吃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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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人效是衡量一个企业发挥人力资源作用状况的计量指标，从计量数值上看可以简单理解为人均产出，即组织的营业总收入与总人数之比。广义的人效有代表性定义，是中国人效提升研究中心提出的“人效是管理人的有效能力，人效能力是能够被发挥出来的价值”，由经济性、管理性及人效心理性三大维度构成管理人效的指标体系。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人效的理解和需求是不同的。我的新浪微博是@1001个管理故事，如果觉得本文过长，可以到微博浏览更多精辟信息。
在中国经济进行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下，市场竞争正在从过去的人力成本竞争转变到人效的竞争。一边是人员工资普遍上涨，人力成本急剧增加;一边却是招工难，招人才难。在竞争日益白热化的市场情况下，如何利用有限的人力资源，提高劳动效率，成为中国企业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唯有关注人效，提升员工的生产效率，实现劳资双赢，才能够在日益严峻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人效是制造业的“黑匣子”。一直以来制造业的管理制度和行为都致力于减少人力的无谓消耗，而忽略了人效的提升，中国制造业低效的秘密便潜伏于此。虽然早有专家指出，“世界工厂”的弊病就在于低效率，但对于一直隐藏在技术、创新、成本等等诸多问题之后的人效还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于今天，它已赫然凸显并成为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块绊脚石。新浪微博@1001个管理故事
如何提升制造业的人效呢?看看下面这个案例，或许会有一些启发。
A公司是一家陶瓷生产企业，拥有三大生产基地，产品有仿古砖、瓷釉砖、内墙砖、抛晶砖和配件配饰5大系列，出品含规格在内的上千款产品。成立八年来销售增长十几倍，创造了陶业销售增长奇迹。在公司成长的这十年时间里，中国陶瓷行业的发展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十年前，大小企业如同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只要是企业，只要有产品，只要价格低，就能把产品卖出去，整个行业都活的有滋有味。但由于社会、行业、市场的变化，如来自老百姓对环境改善的诉求，各级政府对各行业环境整治的力度，房地产行业的政策调整等因素，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加上陶瓷行业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大小几十个品牌林立，各种陶瓷细分领域充分拓展，行业形势不容乐观。
在这股趋势的影响下，A公司忽然发现销售收入增速从以往的年均30%降到了10%，产品盈利水平大幅下降，再也无法依靠以往的扩大产能和加大营销有效增加营收。公司高层一筹莫展，安排人力资源部在每月初的经营分析报告会上进行人力资源分析，但分析来分析去，始终没有明晰指出公司现在的生产效益情况，焦点仍停留在员工职务、学历分布、工资构成、生产基地的人均成本等层面。
此时，恰好笔者进入了这家公司做人力资源项目，于是公司总经理便将这个分析工作委托给了项目组。项目组经过研究发现，要让高层在十五分钟的时间内了解公司在过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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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内的生产效益情况，以做出经营决策，光靠人力资源部的浅层次分析是远远不够的。由此，项目组和高层沟通后，决定设计一套以投入产出比为核心理念的人效分析方案。新浪微博@1001个管理故事。
人效分析离不开产量、收入、成本等基本指标，但是又不能停留在基本指标层面。因此，方案设计的人效从四个方面体现：
1.人创绩效(产量、销售收入);
2.每万元工资绩效(产量、销售收入);
3.工资费用率(人工成本、产量、销售收入);
4.员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与销售增长率之比。
分析的基本原则是：以人力效能(投入产出比)为主线完善人力资源分析体系。人均效能要体现2个对比：
1.不同时期，包括以往每个月数值、本月数值、1月至本月累计数值和与去年同期对比四个维度;
2.公司的不同部门之间，生产中心、营销中心、研发中心之间也可以相对比较。
基于人效分析的四个方面和两个原则，最终设计的人效指标体系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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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人效指标体系
这套指标包含公司层指标和部门层指标。指标的比较可以一直细分到营销中心的国内事业部、国际事业部、研发中心、三个生产中心。人力资源部在内部分析的时候，事业部可以细分到不同的销售区域，生产基地可以细分到不同的生产车间。给高层汇报时，指标分析到部门层即可。我的新浪微博是@1001个管理故事，有不明白的，可以关注我，提出你的疑问。
A:A1人均销售收入
定义：根据报告期内的销售收入计算的平均每一个员工的销售收入;
公式：人均销售收入=报告期内销售收入总额÷报告期内员工平均人数;
说明：人均销售收入是考核企业效率的指标，尤其用在同行业之间相比较最有可比性，人均销售收入越高，企业效率越高。由于每个月销售收入与入库产值的差别，以事实为依据，每个月的销售收入总额以当月的入库产值为准，年度的销售收入也以此为准;
收集渠道：财务部、人力资源部。
A:A2人均新品销售收入
定义：根据报告期内开发的新产品销售收入计算的平均每一个员工的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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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人均销售收入=报告期内新产品销售收入总额÷报告期内员工平均人数;
说明：人均销售收入是考核企业效率的指标，尤其用在同行业之间相比较最有可比性，人均销售收入越高，企业效率越高。由于每个月销售收入与入库产值的差别，以事实为依据，每个月的销售收入总额以当月的入库产值为准，年度的销售收入也以此为准;
收集渠道：财务部、人力资源部。
A:A3人均产量
定义：报告期内的产量计算的平均每一个员工的产量;
公式：人均产量=入库总产量(生产入库产量+加工入库产量-成品仓库领取再加工量)/报告期平均员工人数;
说明：反应企业生产效能的指标。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
收集渠道：生产中心、人力资源部。
B:B1万元工资销售收入
定义：根据报告期内的销售收入计算的平均每万元工资所能产生的销售收入;
公式：万元工资销售收入=报告期内销售收入总额÷报告期内工资总额;
说明：一般而言，万元工资销售收入越高，企业效率越高;
收集渠道：财务部、人力资源部。
B:B2万元工资产量
定义：根据报告期内的生产量计算的平均每万元工资所生产的产量;
公式：万元工资产量=报告期内产量÷报告期内工资总额;
说明：一般而言，万元工资产量越高，企业生产效率越高;
收集渠道：财务部人力资源部。
B:B3万元工资优等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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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根据报告期内的优等品生产量计算的平均每万元工资所生产的优等品产量; 公式：万元工资产量=报告期内优等品产量÷报告期内工资总额; 说明：一般而言，万元工资优等品产量越高，企业生产效率越高; 收集渠道：财务部、人力资源部。 C:C1人工成本
定义：报告期内的人工成本总额;
公式：人工成本=工资总额+保险总额+公积金+招聘费用+培训费+劳动纠纷赔偿+残疾人费用+年终激励金+临时政策性奖励;
说明：人工成本属于企业新创造价值中的一个部分，是企业为取得新创造价值和利润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时又是企业将一部分新创造价值以直接和间接方式对职工的全部支出。理论上讲人工成本包含人员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费用、职工福利费用、职工教育费用、劳动保护费用、职工住房费用及其它人工成本。结合公司实际，我们采用了公式的组成部分进行加总核算人工成本;反应企业生产成本的指标。该指标越小，表明企业的成本越低;
收集渠道：财务部、人力资源部。
C:C2人工成本占销售收入比
定义：报告期内的营销中心的人工成本总额占当期销售收入的比率;
公式：人工成本占比=报告期内的营销中心的人工成本总额÷报告期内的销售收入×100%;
说明：反应企业人工成本的指标;
收集渠道：财务部人力资源部。
C:C3每平方米产量人工成本
定义：报告期内的每平方米产量所分摊的人力成本;
公式：每平方米产量人工成本=工资总额/入库总产量(生产入库产量+加工入库产量-成品仓库领取再加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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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该指标反应的是企业的成本概念，指标值越小，企业的成本越低; 收集渠道：财务部、人力资源部 D员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与销售增长率之比
定义：报告期内的员工平均工资增长与销售(毛利)增长率之间的对应关系; 公式：员工平均工资与销售(毛利)增长率之比=报告期内员工平均工资增长率÷报告期内销售(毛利)增长率;
说明：一般而言，该指标越小，表明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
收集渠道：财务部、人力资源部。
项目组给A公司人力资源部设计了一套指标分析模板，人力资源部在每月初的经营分析会上，以图表形式汇报，并将差异原因进行分析，见图2(以人均销售收入指标为例，图片采集自新浪微博@1001个管理故事，关注一下吧，挺有意思的一个微博)。
图1 A公司人均销售收入指标
以往A公司高层总是很困惑，本月的生产效益情况到底如何，只能知道大概情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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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效益不太好，那个月成本上升较快，以至于经常做出错误的决策，后期又要进行修正调整。通过这套指标体系，公司高层能在15分钟内及时了解生产效益情况，及时做出决策，理顺公司的生产经营。
现在，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开始注重人效分析，其产生的大背景是中国制造行业的粗放式经营方式已经适应不了社会发展，人效分析是促进企业精细化经营的一种有效方式。喜欢本文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1001个管理故事，共同交流进步。
说明：为配合新组建的商务部建立和实施中国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和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中国外经贸企业协会和北京国商国际资信评估公司组成联合专家工作小组，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对中国企业信用，特别是外贸企业的信用建设问题进行了调研和分析，完成这份《中国外贸企业信用体系白皮书》，现将该报告的主要内容整理成纲要，提交部领导作参考。
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中国企业诚信经营的现状分析、信用缺失导致的企业损失和对经济的危害、建立全国性企业信用体系的政策建议、实施方案建议、企业信用评价指标及评估程序、信用体系与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的关系、信用体系与出口品牌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的关系、国际企业信用体系的成功机制和经验启示、国内首部地方性企业信用法规的介绍等。
中国外经贸企业协会北京国商国际资信评估公司二零零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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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第一部分：中国企业诚信现状和3500家企业案例剖析
第二部分：中国实施企业信用管理的理论依据
第三部分：中国外经贸企业信用体系的政策设计
第四部分：中国外经贸企业信用体系的实施方案
第五部分：中国外经贸企业信用评估程序及评估指标
第六部分：企业信用管理体系与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第七部分：国际实施企业信用管理的模式与经验
附录：深圳市企业信用征信和评估管理办法
一、自然灾害状况
中国的自然灾害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灾害种类多。中国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除现代火山活动外，几乎所有自然灾害都在中国出现过。
(二)分布地域广。中国各省均不同程度受到自然灾害影响，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面积受到洪涝灾害威胁。东部、南部沿海地区以及部分内陆省份经常遭受热带气旋侵袭。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区旱灾频发，西南、华南等地的严重干旱时有发生。各省均发生过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约占国土面积69%的山地、高原区域因地质构造复杂，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
(三)发生频率高。中国受季风气候影响十分强烈，气象灾害频繁，局地性或区域性干旱灾害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东部沿海地区平均每年约有7个热带气旋登陆。中国位于欧亚、太平洋及印度洋三大板块交汇地带，新构造运动活跃，地震活动十分频繁，大陆地震占全球陆地破坏性地震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上大陆地震最多的国家。森林和草原火灾时有发生。
(四)造成损失重。
二、减灾战略目标和任务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等文件中明确提出“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及中长期国家综合减灾战略目标，即：建立比较完善的减灾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灾害监测预警、防灾备灾、应急处置、灾害救助、恢复重建能力大幅提升，公民减灾意识和技能显著增强，人员伤亡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明显减少。
中国减灾的主要任务是：加强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和信息管理能力建设。全面查明重点区域主要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基本摸清减灾能力底数，建立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数据库，编制全国灾害高风险区及重点区域灾害风险图。建立自然灾害灾情统计体系，建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灾情上报系统，健全灾情信息快报、核报工作机制和灾害信息沟通、会商、通报制度，建设灾害信息共享及发布平台，加强对灾害信息的分析、评估和应用。
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设。在完善现有监测站网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监测密度，建设卫星遥感灾害监测系统，构建自然灾害立体监测体系。推进监测预警基础设施的综合运用与集成开发，完善灾害预警预报决策支持系统。注重加强频发易发灾害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发布机制，充分利用各类传播方式，准确、及时发布灾害预警预报信息。 加强自然灾害综合防范防御能力建设。全面落实各项减灾专项规划，建设好各类减灾骨干工程，提高大中型工业基地、交通干线、通信枢纽和生命线工程的防灾抗灾能力。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原则，统筹做好农业和农村减灾、工业和城市减灾以及重点地区的防灾减灾专项规划编制与减灾工程建设，全面提高灾害综合防御能力。
加强国家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援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形成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运行机制。基本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体系。加强中央和地方抗灾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建设，提升救灾物资运输保障能力，加强各类骨干抢险救援队伍和专业救援队伍建设，改善减灾救灾装备。建立完善社会动员机制，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在综合减灾工作中的作用。
加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建设。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逐步建成以堤防为基础、干支流控制性水利枢纽、蓄滞洪区、河道整治相配合，结合干垸行洪、退田还湖、水土保持等工程措施及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和防洪调度管理、洪水风险管理等非工程措施建设，构建较为完善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保障流域防洪安全。
加强巨灾综合应对能力建设。加强对巨灾发生机理、活动规律及次生灾害相互关系研究，开展重大自然变异模拟和巨灾应急仿真实验。建立健全应对巨灾风险的体制、机制、政策措施和应对方案，开展应对巨灾的演练。推进农业、林业保险试点，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巨
灾保险和再保险体系。加强巨灾防御工程建设。建立亚洲区域巨灾研究中心。
加强城乡社区减灾能力建设。完善城乡社区灾害应急预案，组织社区居民演练。完善城乡社区减灾基础设施，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全面开展城乡民居减灾安居工程建设。在多灾易灾的城乡社区建设避难场所。建立灾害信息员队伍。加强城乡社区居民家庭防灾减灾准备，建立应急状态下社区弱势群体保护机制。
加强减灾科技支撑能力建设。加强减灾关键技术研发，研究制定国家综合减灾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加快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网络通讯技术的应用。加大综合减灾科技资金投入。加强减灾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建设综合减灾的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综合减灾的技术标准体系，提高综合减灾的标准化水平。
强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减灾责任意识。将减灾知识普及纳入学校教育内容，纳入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开展减灾普及教育和专业教育，加强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建设。建设国家减灾科普教育支撑网络平台。编制减灾科普读物、挂图或音像制品，推广地方减灾经验、宣传成功减灾案例和减灾知识，提高公民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三、减灾法制和体制机制建设
多年来，中国政府坚持把减灾纳入国家和地方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建立了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减灾救灾工作机制。中央政府构建了灾害应急响应机制、灾害信息发布机制、救灾应急物资储备机制、灾情预警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重大灾害抢险救灾联动协调机制和灾害应急社会动员机制。各级地方政府建立相应的减灾工作机制。
灾害应急响应机制。中央政府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预案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专项应急预案和部门应急预案。政府各部门根据自然灾害专项应急预案和部门职责，制定更具操作性的预案实施办法和应急工作规程。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按照预案做好各项抗灾救灾工作。灾区各级政府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由当地政府负责人担任指挥、有关部门作为成员的灾害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统一制定灾害应对策略和措施，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及时向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灾情和抗灾救灾工作情况。
灾害信息发布机制。按照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原则，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认真做好自然灾害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信息发布工作，采取授权发布、发布新闻稿、组织记者采访、举办新闻发布会等多种方式，及时向公众发布灾害发生发展情况、应对处置工作进展和防灾避险知识等相关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救灾应急物资储备机制。已经建立以物资储备仓库为依托的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国家应急物资储备体系逐步完善。目前，全国设立了10个中央级生活类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并不断建设完善中央级救灾物资、防汛物资、森林防火物资等物资储备库。部分省、市、县建立了地方救灾物资储备仓库，抗灾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初步形成。通过与生产厂家签订救灾物资紧急购销协议、建立救灾物资生产厂家名录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应急救灾物资保障机制。
灾情预警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建立由民政、国土资源、水利、农业、林业、统计、地震、海洋、气象等主要涉灾部门参加的灾情预警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开展灾害信息数据库建设，启动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立灾情信息共享与发布系统，建设国家综合减灾和风险管理信息平台，及时为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灾害应急决策提供有效支持。
重大灾害抢险救灾联动协调机制。重大灾害发生后，各有关部门发挥职能作用，及时向灾区派出由相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了解灾情和指导抗灾救灾工作，并根据国务院要求，及时协调有关部门提出救灾意见，帮助灾区开展救助工作，防范次生、衍生灾害的发生。
灾害应急社会动员机制。国家已初步建立以抢险动员、搜救动员、救护动员、救助动员、救灾捐赠动员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应急动员机制。注重发挥人民团体、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和志愿者在灾害防御、紧急救援、救灾捐赠、医疗救助、卫生防疫、恢复重建、
灾后心理支持等方面的作用。
四、减灾能力建设
中国政府重视减灾的能力建设，在减灾工程、灾害预警、应急处置、科技支撑、人才培养和社区减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一)实施减灾工程，提高灾害综合防范防御能力
近年来，国家实施防汛抗旱、防震抗灾、防风防潮、防沙治沙、生态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减灾工程。
——大江大河治理工程。国家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等，大幅增加江河治理投入，加快大江大河大湖治理步伐。目前，长江中下游干堤全部修完修好，黄河下游标准化堤防建设全面展开，治淮19项骨干工程基本建成，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淮河临淮岗等枢纽工程全面发挥效益。中国大江大河防洪能力进一步提高，部分主要河段已基本具备防御100年一遇洪水能力。中小河流防洪能力不断提高，重点海堤设防标准提高到防御50年一遇洪水能力。
——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工程。——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工程。——农田灌排工程。——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工程。
——建筑和工程设施的设防工程。——公路灾害防治工程。
(二)构建立体监测体系，提高监测预警预报能力
建立包括地面监测、海洋海底观测和天-空-地观测在内的自然灾害立体监测体系，灾害监测预警预报体系初步形成。
——灾害遥感监测业务体系。——气象预警预报体系。——水文和洪水监测预警预报体系。——地震监测预报体系。——地质灾害监测系统——环境监测预警体系。——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预警系统。——病虫害监测预报系统。——海洋灾害预报系统。——森林和草原火灾预警监测系统。——沙尘暴灾害监测与评估体系。
(三)建立抢险救灾应急体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以应急救援队伍、应急响应机制和应急资金拨付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救灾应急体系初步建立，应急救援、运输保障、生活救助、卫生防疫等应急处置能力大大增强。
——应急救援队伍体系。以公安、武警、军队为骨干和突击力量，以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森林消防、海上搜救、矿山救护、医疗救护等专业队伍为基本力量，以企事业单位专兼职队伍和应急志愿者队伍为辅助力量的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初步建立。国家陆地、空中搜寻与救护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应急救援装备得到进一步改善。
——应急救助响应机制。根据灾情大小，将中央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划分为四个响应等级，明确各级响应的具体工作措施，将救灾工作纳入规范的管理工作流程。灾害应急救助响应机制的建立，基本保障了受灾群众在灾后24小时内能够得到救助，基本实现“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住所、有病能医、学生有学上”的“六有”目标。
——救灾应急资金拨付机制。包括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特大防汛抗旱补助资金、水毁公路补助资金、内河航道应急抢通资金、卫生救灾补助资金、文教行政救灾补助资金、农业救灾资金、林业救灾资金在内的中央抗灾救灾补助资金拨付机制已经建立。积极推进救灾分级管理、救灾资金分级负担的救灾工作管理体制，保障地方救灾投入，有效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四)建立减灾科技支撑体系，提高减灾科技水平
注重科技在防灾减灾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制定专门的防灾减灾科技发展规划、建立科技应急机制、实施科技项目等措施，不断提高防
灾减灾的科技水平。
——组织制定《国家防灾减灾科技发展规划》。针对自然灾害预警预报、应急响应、恢复重建、减灾救灾、信息平台等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布局，强化薄弱环节，逐步建立和完善防灾减灾国家科技支撑体系。
——加强科技应急机制建设。——启动一批防灾减灾科技项目。——加强科研技术机构建设。
(五)建立人才培养体系，提高减灾工作人员素质
将防灾减灾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国家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减灾的国民教育体系和减灾的培训平台逐步建立。
——把减灾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人才培养教育，充分利用高校的减灾研究与学科优势培养多层次防灾减灾人才。
——把防灾减灾纳入干部培训规划。
——开展领导干部灾害应急管理专题培训。
——对各类企业和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应急救援能力培训。
(六)开展社区减灾工作，提高社区防灾减灾能力
社区减灾能力建设工作全面展开，基层社区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和水平逐步提高。
——推动社区建立减灾工作机制。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全国社区逐步建立健全负责社区减灾工作的组织，制定规范的减灾工作制度，组织减灾志愿者队伍，制定突发灾害发生时保护儿童、老年人、病患者、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对策，建立起有效的减灾工作机制。
——指导社区制定灾害应急救助预案并定期演练。社区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经常组织社区居民开展形式多样的预案演练活动。
——加强社区减灾公共设施和器材装备建设。通过政府财政支持和社会积极参与，社区利用公园、绿地、广场、体育场、停车场、学校操场或其他空地建立应急避难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应急标识或指示牌，建立减灾宣传教育场所(社区减灾教室、社区图书室、老年人活动室)及设施(宣传栏、宣传橱窗等)，配备必需的消防、安全和应对灾害的器材或救生设施工具，使减灾公共设施和装备得到健全和完善。
——组织社区开展减灾宣传教育活动。
——开展减灾示范社区创建活动。
五、减灾的社会参与
慈善事业在减灾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采取措施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在鼓励捐赠的税收优惠制度上，近年来，国家推进慈善组织社会公信力建设，推广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和评级制度。
国家积极推动捐助活动日常化和社会化，鼓励并引导志愿者参与减灾行动。近年来，以捐助活动经常化、募集主体民间化、参与捐助自愿化为特点的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在中国全面展开。
中国政府重视防灾减灾的宣传教育.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公共场所设置减灾宣传专栏，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互联网门户网站等开设减灾知识宣传栏目，制作公益广告，向公众宣传灾害预防避险的实用技能。在中小学开设防灾减灾课程，开展多种演练活动。开发一系列减灾宣传教育产品，编制系列减灾科普读物、挂图、音像制品和宣传案例教材。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普及急救知识和技术，在提高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国家重视对灾害保险业防灾减灾作用的政策研究和试点工作。不断总结并完善农业、林业自然灾害保险与财政补贴相结合的农业、林业风险防范与救助机制，统筹考虑农业、林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逐步加大保险对灾害损失的经济补偿和转移分担功能。
六、减灾的国际合作
中国本着开放合作的态度，积极参与减灾领域的国际合作，建立和完善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加强国际减灾能力建设，在重大灾害中相互援助。
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亚洲国家间的减灾对话与交流平台。
中国重视与东盟和南亚国家讨论签署双边或多边减灾救灾协定，注重开展减灾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中国努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救灾协作。
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中，中国和国际社会相互支持，相互援助。
结 束 语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繁重而艰巨。面对日益严峻的自然灾害风险，中国的减灾工作任重道远。
中国政府为减灾事业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减灾工作还存在一些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减灾综合协调机制尚不健全、减灾综合性法律法规和相关配套政策不够完善、灾害监测体系还有待健全、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社会公众减灾意识仍需提高。中国政府将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提高全社会的综合减灾能力为核心，以提升城乡基层社区的综合减灾能力为重点，以提高全社会民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水平为基础，全面提高综合防范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
自然灾害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减灾是全球的共同行动。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为减轻灾害风险和灾害损失，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不懈努力。
1.应急管理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全面深入推进应急管理工作
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应急管理工作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与严峻的公共安全形势相比，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 (1)继续深入推进“一案三制”建设。一是深化预案。继续深入推进预案编制工作，争取实现领域上全覆盖、内容上高质量、管理上动态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完善。二是健全体制。积极整合各方面应急力量和资源，充分发挥应急管理指挥机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各自的职能作用，建立应急管理绩效评估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三是完善机制。健全指挥协调、信息报告和通报、应对处置联动、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绩效考核、社会动员等方面的机制。四是加强法制。认真执行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各项规定，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深化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必须进社区、进厂矿、进学校、进农村;必须做好风险分析工作;必须做好应急资源的普查和整合;必须增强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必须建立健全应急预案和应急能力的科学评价体系;必须加强应急预案的培训和演练。
(3)全面实施应急体系建设规划，推进应急平台建设。统筹中央和地方、部门和部门、政府和社会之间应急资源布局，做好与城乡建设等相关规划之间的衔接，重点加强监测预警系统、信息与指挥系统、应急队伍和物资保障等方面的建设。建立统一的应急平台体系，实现各级各类应急信息平台相互对接、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加快形成全国统
一、高效的应急决策指挥网络。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对各类应急资源，包括人力、财力、物力等情况进行普查，摸清家底，建立人力资源、财力保障、物资保障、基本生活保障、医疗卫生保障、交通运输保障、治安保障、人员维护、通信保障、公共设施、科技支撑等数据的调用方案。
(4)必须增强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明确回答突发事件事前、事发、事中、事后，谁来做，怎么做，做什么，何时做，用什么资源做等。
(5)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体系。一要加强风险评估。对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登记和风险评估，建立综合灾害风险数据库和防灾减灾区划体系，健全灾害风险动态监管机制。二要落实隐患排除。坚决整改排查出的每一个风险隐患，做到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期限和预案“五落实”，同时建立重大隐患分级管理和重大危险源分级监控制度。三要推进能力评估。加快评估指标体系建设，全面掌握、科学判断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应急管理能力，把存在的薄弱环节作为强化建设重点。
(6)扎实抓好应急预案演练工作。开展应急演练是提高综合应急能力和实战水平的有效途径，可以达到检验预案、锻炼队伍、磨合机制和宣传教育的目的。搞好应急演练，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及时发现和纠正暴露出的问题。不要怕演练过程中发生问题，但要注意在演练时候发现和解决问题。
(7)全面构建国家应急物资保障系统。一是抓好应急物资监测网络和预警体系建设，实现全国各类应急物资储备信
息综合汇总和需求预测预警。二是抓好应急物资生产能力储备建设，对专业型较强、峰值需求量大、生产启动周期短的应急物资，实行生产能力储备。三是抓好应急物资仓储与配送能力建设，优化布局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点，健全调 拨与配送应急物资的仓储、运输体系。
8)建立由一个部委统管的国家综合减灾体制，会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防灾减灾行政效率，并降低重复建设所带来的成本。首先，可在国务院应急办的基础上组建国家的“国土应急安全部”，使协调性体制变为实体性应急安全统一指挥机构，无论发生何灾，不论灾害发生在何地，统一由该部在国务院指导下布置与应急救灾抢险活动相关联的所有事项，提高工作效率。只有这种实体性的机构，才能在抓应急的同时，也强化综合减灾常态建设，实现国家减灾综合管理。 其次，呼吁全国人大及全国政协在新一届“两会”的各工作委员会设置上，考虑名称的调整与变更，如现有的“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可否更名为“人口—资源—环境—安全”委员会。“安全”二字的加入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可持续发展观内容的完善及充实，它不仅将体现一种切合当前防灾减灾形势的整体安全观，更通过同时倡导人口、资源、环境、安全四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使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得到落实，这是国策之根本。
(9)深入开展面向全社会的宣传教育。一要广泛开展应急管理进社区、进农村、进基层单位活动，特别要深入推进公共安全教育进课堂、进教材，从小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二要毫不放松地抓好高危行业和领域生产人员的岗前、岗中教育培训，提高他们安全操作和第一时间处理突发事故的技能。三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以及画册、挂图、墙报、板报等多种载体，大力宣传和普及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 进一步完善各地的应急组织机制和协调机制，真正将应急方案有效运转起来，这需要各级管理部门，有一个用科学应急管理机制指导实践的意识。过去，我们的应急工作还是习惯于一窝蜂、集体动员式的办法。要进一步提升人们对应急机制的认识，最关键的是要加强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地方官员的教育。比如说，先去扫雪，还是先保障应急指挥的通信网络畅通，这些都需要一个科学、可操作的应急管理机制来加以指导。
如何建立更大范围的协调组织与应急系统，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另外，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如何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还有待各方努力。还有，城市管理中如何建立突发事件社会动员机制、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中国的对外援助
(2011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1
一、对外援助政策............................................................................................................ 2
二、对外援助资金............................................................................................................ 5
三、对外援助方式............................................................................................................ 7
四、对外援助分布.......................................................................................................... 12
五、对外援助管理.......................................................................................................... 18
六、援外国际合作.......................................................................................................... 19 结束语 ........................................................................................................................... 20
前言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多年来，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国际义务。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在自身财力十分紧张、物资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并逐步扩大援助范围。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但依然是一个人均水平不高、贫困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如此，中国仍量力而行，尽力开展对外援助，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丰富和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巩固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和经贸合作，推动了南南合作，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注重实效，与时俱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模式。
一、对外援助政策
对外援助历程
中国对外援助从帮助周边友好国家开始起步。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从此开启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56年，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确立了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1971年10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经济和技术合作关系，并援建了坦赞铁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这段时期，中国克服自身困难，为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奠定了新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友好合作的坚实基础。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由过去单纯提供援助发展为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中国根据国情适度调整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布局、结构和领域，进一步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更加注重提高对外援助项目的经济效益和长远效果，援助方式更为灵活。为进一步巩固已建成生产性援助项目成果，中国同部分受援国开展了代管经营、租赁经营和合资经营等多种形式的技术和管理合作。一些已建成援外生产性项目通过采取上述合作模式，在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和提高生产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比传统技术合作更为显著的成效。经过调整巩固，中国对外援助走上了更加适合中国国情和受援国实际需求的发展道路。
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加快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开始对对外援助进行一系列改革，重点是推动援助资金来源和方式的多样化。1993年，中国政府利用发展中国家已偿还的部分无息贷款资金设立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中国中小企业与受援国企业在生产和经营领域开展合资合作。1995年，中国开始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具有政府援助性质的中长期低息优惠贷款，有效扩大了援外资金来源。与此同时，中国更加重视支持受援国能力建设，不断扩大援外技术培训规模，受援国官员来华培训逐渐成为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的重要内容。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成为新形势下中国与非洲友好国家开展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和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通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拓宽，效果更加显著。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4年以来，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保持快速增长，2004年至2009年平均年增长率为29.4%。中国除通过传统双边渠道商定援助项目外，还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加强与受援国的集体磋商。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以及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等区域合作机制会议上，多次宣布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对外援助政策措施，加强在农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援助力度。2010年8月，中国政府召开全国援外工作会议，全面总结援外工作经验，明确了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外援助工作的重点任务，中国的对外援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对外援助政策
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符合自身国情和受援国发展需要。20世纪60年代中国提出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对外援助遵循的基本方针，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仍然是中国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这决定了中国的对外援助属于南南合作范畴，是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帮助。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本内容是：
——坚持帮助受援国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实践证明，一国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中国在提供对外援助时，尽力为受援国培养本土人才和技术力量，帮助受援国建设基础设施，开发利用本国资源，打好发展基础，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
——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相信各国能够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绝不把提供援助作为干涉他国内政、谋求政治特权的手段。
——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中国坚持把对外援助视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注意实际效果，照顾对方利益，通过开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着力促进双边友好关系和互利共赢。
——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在援助规模和方式上，中国从自身国情出发，依据国力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注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结合受援国的实际需要。
——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中国对外援助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注重总结经验，创新对外援助方式，及时调整改革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对外援助工作水平。
二、对外援助资金
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主要有3种类型：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其中，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资金在国家财政项下支出，优惠贷款由中国政府指定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外提供。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
对外援助支出是国家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援外预算资金由财政部按预决算制统一管理。商务部及国务院其他参与对外援助管理的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具体管理本部门的援外资金。各部门结合对外援助任务，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编制对外援助项目支出预算，经财政部审核并报请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执行。各部门对援外项目资金实行预算控制管理。财政部和国家审计署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对主管部门援外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无偿援助
无偿援助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医院、学校、低造价住房、打井供水项目等中小型社会福利性项目。此外，无偿援助还用于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物资援助、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的项目。
无息贷款
无息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社会公共设施和民生项目。无息贷款期限一般为20年，其中使用期5年，宽限期5年，偿还期10年。目前，无息贷款主要向经济条件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提供。
优惠贷款
优惠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生产性项目和大中型基础设施，或提供成套设备、机电产品、技术服务以及其他物资等。优惠贷款本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通过市场筹措，贷款利率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由此产生的利息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目前，中国提供的优惠贷款年利率一般为2%至3%，期限一般为15年至20年(含5年至7年宽限期)。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向76个国家提供了优惠贷款，支持项目325个，其中建成142个。中国提供的优惠贷款61%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8.9%用于支持石油、矿产等能源和资源开发。
三、对外援助方式
中国对外援助主要有8种方式：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
成套项目
成套项目援助是指中国通过提供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等援助资金帮助受援国建设生产和民用领域的工程项目。中方负责项目考察、勘察、设计和施工的全部或部分过程，提供全部或部分设备、建筑材料，派遣工程技术人员组织和指导施工、安装和试生产。项目竣工后，移交受援国使用。
成套项目是中国最主要的对外援助方式。从1954年开始，中国利用成套项目援助方式为越南、朝鲜两国修复被战争破坏的铁路、公路、港口、桥梁和市政交通等设施，并援建一批基础工业，为两国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此后，成套项目建设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在对外援助支出中一直占有较大比例。目前，成套项目援助占对外援助财政支出的40%左右。
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2000多个与当地民众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成套项目，涉及工业、农业、文教、卫生、通讯、电力、能源、交通等多个领域。
一般物资
一般物资援助是指中国在援助资金项下，向受援国提供所需生产生活物资、技术性产品或单项设备，并承担必要的配套技术服务。 中国对外援助最早是从提供一般物资开始的。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在国内物资十分短缺的情况下，为支持广大亚非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发展民族经济，向上述国家提供了大量生产和生活物资。除单项提供援外物资外，中国还配合成套项目建设提供各种配套设备和物资。中国始终将国内生产的质量最好的产品作为援助物资，提供的物资涉及机械设备、医疗设备、检测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办公用品、食品、药品等众多领域。这些物资满足了受援国生产生活急需，其中一些设备如民用飞机、机车、集装箱检测设备等，还促进了受援国装备能力的提高和产业的发展。
技术合作
技术合作是指由中国派遣专家，对已建成成套项目后续生产、运营或维护提供技术指导，就地培训受援国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帮助发展中国家为发展生产而进行试种、试养、试制，传授中国农业和传统手工艺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完成某一项专业考察、勘探、规划、研究、咨询等。
技术合作是中国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重要合作方式。技术合作涉及领域广泛，包括工业生产和管理，农业种植养殖，编织、刺绣等手工业生产，文化教育，体育训练，医疗卫生，沼气、小水电等清洁能源开发，地质普查勘探、经济规划等。技术合作期限一般为1年至2年，必要时应对方要求，可以延长。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是指中国通过多双边渠道为发展中国家举办各种形式的政府官员研修、学历学位教育、专业技术培训以及其他人员交流项目。
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接收了大量来自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埃及等国的实习生来华学习，涉及农林、水利、轻工、纺织、交通、卫生等20多个行业。自1981年起，中国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华举办了多个领域的实用技术培训班。自1998年起，中国政府开始举办官员研修班，培训的部门、领域和规模迅速扩大。截至2009年底，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在华举办各类培训班4000多期，培训人员12万人次，包括实习生、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官员。培训内容涵盖经济、外交、农业、医疗卫生和环保等20多个领域。目前，每年在华培训发展中国家人员约1万名左右。此外，中国还通过技术合作等方式为受援国就地培训了大量管理和技术人员。
援外医疗队
援外医疗队是指中国向受援国派出医务人员团队，并无偿提供部分医疗设备和药品，在受援国进行定点或巡回医疗服务。
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截至目前，中国已向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大洋洲69个国家派遣了援外医疗队。援外医疗队一般工作在受援国缺医少药的落后地区，条件十分艰苦。援外医疗队员治愈了大量常见病、多发病，并采用针灸、推拿以及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法诊治了不少疑难重症，挽救了许多垂危病人的生命。援外医疗队员还向当地医务人员传授医疗技术，促进了当地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援外医疗队员以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医风和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全力为受援国人民服务，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和赞扬。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派遣21000多名援外医疗队员，经中国医生诊治的受援国患者达2.6亿人次。2009年，有60支援外医疗队，共1324名医疗队员，分别在57个发展中国家的130个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是指中国在有关国家和地区遭受各种严重自然灾害或人道主义灾难的情况下，主动或应受灾国要求提供紧急救援物资、现汇或派出救援人员，以减轻灾区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帮助受灾国应对灾害造成的困难局面。
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对外紧急救援行动，并在国际紧急人道主义救援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使救援行动更加快速有效，中国政府于2004年9月正式建立人道主义紧急救灾援助应急机制。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中国开展了对外援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紧急救援行动，向受灾国提供各种援助共计7亿多元人民币。近5年来，中国政府累计开展紧急援助近200次，主要包括向东南亚国家提供防治禽流感紧急技术援助;就几内亚比绍蝗灾和霍乱，厄瓜多尔登革热，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伊朗、巴基斯坦、海地、智利地震，马达加斯加飓风，缅甸、古巴热带风暴，巴基斯坦洪灾等提供物资或现汇紧急援助;向朝鲜、孟加拉国、尼泊尔、阿富汗、布隆迪、莱索托、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提供紧急粮食援助。 援外志愿者
援外志愿者是指中国选派志愿人员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发展领域为当地民众提供服务。目前，中国派出的志愿者主要有援外青年志愿者和汉语教师志愿者。
2002年5月，中国首次派遣5名青年志愿者赴老挝，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志愿服务。截至2009年底，中国向泰国、埃塞俄比亚、老挝、缅甸、塞舌尔、利比里亚、圭亚那等19个发展中国家共派遣405名援外青年志愿者，服务范围涉及汉语教学、中医治疗、农业科技推广、体育训练、计算机培训、国际救援等领域。其中，向埃塞俄比亚、圭亚那等多个国家实现连续派遣。2003年，中国开始对外派遣汉语教师志愿者。截至2009年底，向全球70多个国家派遣汉语教师志愿者共计7590人次。
债务减免
债务减免是指中国免除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华到期政府债务。对于受援国对华政府债务，中国政府从不施加还款压力。在受援国偿还到期无息贷款遇到困难时，中国政府一向采取灵活的处理方式，通过双边协商延长还款期限。为进一步减轻经济困难国家的债务负担，中国政府在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2005年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08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2009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和201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先后6次宣布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截至2009年底，中国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大洋洲50个国家签署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80笔，金额达255.8亿元人民币。
四、对外援助分布
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援助领域分布中，中国重点关注受援国民生和经济发展，努力使援助更多地惠及当地贫困群体。
地区分布
中国对外援助地理分布比较均衡。受援国涉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大洋洲和东欧等地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援助比重始终保持在2/3左右。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向161个国家以及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经常性接受中国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有123个，其中亚洲30个、非洲51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18个、大洋洲12个、东欧12个。亚洲和非洲作为贫困人口最多的两个地区，接受了中国80%左右的援助。
主要领域
中国对外援助项目主要分布在农业、工业、经济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重点帮助受援国提高工农业生产能力，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改善基础教育和医疗状况。近年来，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新领域。
农业 中国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减轻贫困作为对外援助的优先领域。农业援助内容主要包括：建设农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农业技术试验站和推广站，兴建农田水利工程，提供农机具、农产品加工设备和相关农用物资，派遣农业技术人员和高级农业专家传授农业生产技术和提供农业发展咨询，为受援国培训农业人才等。中国援建的农业项目促进了受援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并为发展轻工业提供了原料。中国派遣援外农业专家帮助几内亚比绍建立11个水稻生产示范点，示范种植面积2000公顷，繁育良种530吨，推广面积3530公顷，其中多个品种增产3倍以上。2008年，中方农业专家获得几内亚比绍农业部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援助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开发示范中心试种34个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平均产量为每公顷8吨以上，相当于该国水稻平均产量的2倍至3倍。20世纪60年代，中国帮助马里试种甘蔗取得成功后，又进一步帮助该国建立甘蔗农场和糖厂，开创了马里自产食糖的历史。目前，由中国援建的2个甘蔗农场和2个糖厂组成的马里制糖联合企业在马里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援建的突尼斯麦热尔德-崩角水渠实现了突尼斯农业灌溉的西水东调，为崩角地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不断加大在农业和粮食生产领域的援助力度。近年来，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对外援助举措。如，在201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在未来5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建立3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3000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来华农业培训名额等。
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221个农业援助项目，其中农场35个、农业技术实验站和推广站47个、牧业项目11个、渔业项目15个、农田水利工程47个、其他农业项目66个。此外，中国还提供了大量农机设备等农用物资。
工业
工业援助在中国对外援助初期占据重要地位。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帮助许多刚独立的亚非国家建设了一批工业项目，奠定了受援国工业发展基础，不少项目填补了受援国民族工业的空白。工业援助在70年代发展较为迅速，一度成为中国成套项目援助的重要内容之一。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许多发展中国家企业私有化进程加快，中国对这一领域的援助逐步减少。中国援建的工业项目对于促进受援国生产和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税收，繁荣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688个工业生产性项目，涉及轻工、纺织、机械、化工、冶金、电子、建材、能源等多个行业。叙利亚哈马棉纺织厂、卢旺达水泥厂、秘鲁水泥厂、缅甸农机厂、刚果(布)水泥厂等一批项目一直保持盈利，并雇用大量当地员工，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经济基础设施
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内容。虽然援助资金有限，但中国充分发挥技术成熟和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设了一批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项目。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442个经济基础设施项目。也门萨那至荷台达公路、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和瓜达尔港、坦赞铁路、索马里贝莱特温-布劳公路、马耳他干船坞、喀麦隆拉格都水电站、毛里塔尼亚友谊港、博茨瓦纳铁路改造、孟加拉国6座大桥、昆曼公路老挝段、缅甸大湄公河次区域信息高速公路、塔吉克斯坦沙尔-沙尔隧道、柬埔寨7号公路、埃塞俄比亚格特拉立交桥等项目，改善了受援国的生活和生产环境，为受援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公共设施
公共设施是中国对外援助中一个具有特色的领域。中国援建的公共设施项目主要包括市政设施、民用建筑、打井供水、会议大厦、体育场馆、文化场馆、科教卫生设施等。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687个各类公共设施项目。斯里兰卡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苏丹友谊厅、加纳国家剧场、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中心、科摩罗广播电视中心、缅甸国际会议中心、肯尼亚国际体育中心、斐济多功能体育馆、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等公共设施和体育设施，成为当地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和城市标志性建筑。毛里塔尼亚首都供水工程、柬埔寨打井项目、坦桑尼亚查林兹供水项目、尼日尔津德尔供水工程、安哥拉经济住宅项目、苏里南低造价住房项目等社会公共福利设施，为改善当地贫困人民的生活条件作出了积极贡献。
教育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对发展中国家教育领域的援助。中国教育援助内容主要包括：援建学校、提供教学设备和资料、派遣教师、在华培训发展中国家教师和实习生，为发展中国家来华留学生提供政府奖学金等。
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开始资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学生来华学习，并帮助亚洲和非洲国家建设普通和技术院校，提供教学仪器和实验室设备。60年代，中国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派遣援外教师。70、80年代，中国应受援国政府的要求，以接受留学生的方式，为坦赞铁路、毛里塔尼亚友谊港、坦桑尼亚煤矿、圭亚那纺织厂等部分援建成套项目，专门培养中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近年来，中国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力度，援建了近100所农村小学校，大幅增加政府奖学金和来华培训教师名额，派遣更多的教师帮助受援国发展薄弱学科，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职业技术教育和远程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中国在教育领域的援助促进了受援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帮助受援国培养了大批教育、管理、科技等领域的人才，为受援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130多所学校。累计资助来自119个发展中国家共计70627名留学生来华进行各类专业学习，其中，2009年向11185名留学生提供了奖学金。共派遣近1万名援外教师。共为受援国培训校长和教师1万余名。
医疗卫生
医疗卫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领域。主要援助内容有：建设医院、医疗卫生中心和设立疟疾防治中心，派遣医疗队，培训医疗人员，提供药品和医疗物资援助。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100多所医院和医疗服务中心，并提供大量医疗设备和药品。另有30多所医院正在建设之中。
中国援建的也门塔兹医院、中非友谊医院、几内亚比绍卡松果医院、津巴布韦奇诺伊医院、乍得自由医院、老挝琅勃拉邦医院等，为解决当地人民看病就医困难作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开展在艾滋病、疟疾等传染病和其他疾病防治，传统医药研究及应用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并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培养了大量医护人员。近3年来，中国为非洲国家设立了30个疟疾防治中心，并提供价值1.9亿元人民币的青蒿素类抗疟药品。中国在医疗领域的援助为受援国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清洁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
沼气和小水电等清洁能源的利用是中国开展较早且具有一定优势的援助领域。在对外援助初期，中国帮助亚非发展中国家利用当地水力资源，修建中小型水电站及输变电工程，为当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电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同联合国有关机构合作，向许多发展中国家传授沼气技术。同时，中国还通过双边援助渠道向圭亚那、乌干达等国传授沼气技术，取得较好效果，减少了受援国对进口燃料的依赖。
中国逐步增加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援助。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中国进一步拓展相关援助范围。中国与突尼斯、几内亚、瓦努阿图、古巴等国家开展沼气技术合作，为喀麦隆、布隆迪、几内亚等国援建水力发电设施，与蒙古、黎巴嫩、摩洛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开展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方面的合作。此外，中国还为发展中国家举办清洁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培训，2000年至2009年，共举办50期培训班，培训内容涉及沼气、太阳能、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林业管理、防沙治沙等，1400多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员来华参加了培训。
五、对外援助管理
中国对外援助的决策权集中于中央政府。自1950年以来，随着对外关系和对外援助工作的发展，中国政府管理对外援助的各级机构逐步建立和健全，项目管理力度不断加强。
商务部是中国国务院授权的政府对外援助主管部门，负责拟定对外援助政策、规章、总体规划和计划，审批各类援外项目并对项目实施进行全过程管理。商务部所属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分别受托管理援外成套项目和技术合作项目、物资项目以及培训项目的具体实施。中国进出口银行负责优惠贷款项目评估以及贷款发放和回收等管理。中国驻外使(领)馆负责中国对驻在国援助项目的一线协调和管理。地方商务管理机构配合商务部，负责协助办理管辖地有关对外援助的具体事务。
在开展对外援助工作时，中国各相关政府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和协作。商务部在制订国别援助方案和对外援助资金计划时，与外交部、财政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进行经常性沟通并充分征求上述部门意见。国务院其他一些部门负责或参与部分专业性较强的对外援助工作的管理。为进一步加强各部门间的协调，2008年，商务部会同外交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和机构，正式成立对外援助部际联系机制。2011年2月，部际联系机制升级为部际协调机制。
六、援外国际合作
中国的对外援助以提供双边援助为主，同时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支持和参与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发展援助工作，并本着开放的态度同多边组织和其他国家在发展援助领域积极开展交流，探讨务实合作。
2005年以来，中国与多个国际多边组织和国家在发展援助领域开展交流，并派团参加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会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联合国发展合作论坛、援助有效性高级别论坛、八国集团和发展中五国海利根达姆进程发展对话、世界贸易组织促贸援助全球审议等多个关于国际发展合作的会议和对话，加强与其他援助方的交流和沟通，积极推动南南合作。
中国在开展双边援助的同时，与部分国际多边组织和国家在能力建设、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三边合作和区域合作，并取得积极成果。1981年，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在华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TCDC)项目，20多年共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培训技术人员6000多名。自1996年起，中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派遣中国农业专家，截至2009年底，累计向非洲、加勒比和亚太地区22个国家派遣700多名农业专家和技术员。此外，中国还与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工发组织等多边机构和新加坡在培训领域开展了有效合作。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国与泰国和亚洲开发银行共同出资援建了昆曼公路老挝境内路段，该项目已于2008年3月建成通车。目前，中国、泰国、老挝及亚洲开发银行正在合作建设昆曼公路跨湄公河大桥项目。
当前，国际发展援助总规模逐渐扩大，南南合作发展迅速，并成为南北合作有益、有效的补充。中国愿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在尊重受援国意愿的基础上，与有关方开展优势互补、富有成效的三边和区域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减贫进程。
结束语
当前，全球发展环境依然十分严峻。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尚未消退，气候变化、粮食危机、能源资源安全、流行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挑战，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趋严重，南北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发展挑战。
新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事业任重道远。中国政府将着力优化对外援助结构，提高对外援助质量，进一步增强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提高援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将一如既往地推进南南合作，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对外援助投入，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
开篇语
中国警方捣毁河北省唐山市一个黑社会集团，令人震惊的是该集团与军警人员相互勾结，利用装甲车、军用吉普车等军用车辆及大批枪支弹药作武器，先后敲诈当地企业及个人钱财八亿多元，又霸占数座矿山，打伤多名警察。尽管中国黑社会与警察、官员勾结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像该集团明目张胆地与军队勾结被曝光的案例还是第一次，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政府打击黑社会的决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黑社会已经成型，并出现初期繁荣。这种繁荣的时代背景是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和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此时，中国结束了普遍贫困的平均主义时代，一些人使用非法手段致富，城乡差距及行业差距日益扩大，人们心理上有了贫富悬殊的巨大落差。这样的时代背景，为处在底层的人们结成犯罪帮派，牟取非法利益提供了动因。
而比这种劣势犯罪更危险的倾向是，中国黑社会背后出现了更隐形更强大的支撑力：“官匪一家”、“官匪勾结”。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和核心成员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身上的“光环”越来越耀眼，成为没有执照的“政府”。
中国法律一直对“黑社会组织”讳莫如深，而是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一直以来，在中国人和中国当局的认识，中国黑社会无论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党离中国社会还十分遥远。但事实上，中国黑社会早已完成了“国产化”组装过程，并且在各地大规模流水线作业。有分析称，中国的黑社会正不断进化，大体每十年就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目前来看，经过长期的积累，中国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政商人脉保护伞也成为中国黑社会不同于其它国家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黑社会十年一次升级
有研究黑社会问题多年的专家称，跨区域、跨省联合、向内地渗透，内部形成精英层是中国黑社会组织近年的变化，黑社会的新变化所带来的危害更大，打击更麻烦。
广东警官学院的周心捷表示：“现在中国各地都滋生了一定数量的黑社会，但中国到底有多少个黑社会组织，人数有多少，恐怕公安部也说不清楚。”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估计，目前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为一百万。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九说：“理论上，中国不承认存在黑社会，而称为‘黑社会性质’，但实际上是存在的。”直到2000年12月4日，中国部署首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后，最高法院规定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具备四项特征，简单说就是：组织结构紧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国家工作人员提供非法保护，以暴力为后盾。
自政府消灭旧的帮会以后，深圳首次在1982年在正式政府文件中使用“黑社会”一词，时间过去二十多年，黑社会组织在不断“进化”。法律界一般认为，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大体上每十年一个阶段，2000年以后的十年，是黑社会(性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主要特点是：黑社会组织数量由少而逐渐增多，组织化的程度和规模也逐步发展，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严重。
周心捷表示：“1990年代，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主要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现在的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黑社会就是一个非法产业，以暴力为投资并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则如同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所说：“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后，黑社会组织往往不惜重金向政府机构渗透，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建立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寻求非法保护。”广东的黑帮老大陈毅锋就是原广东省政协委员，还是全国十大扶贫状元，光捐赠的钱就多达七千万。
黑社会的另一个变化也引起更多担忧，那就是黑社会组织的跨区域﹑省联合，境外黑社会组织加紧向内地的渗透。曲新久说：“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联盟，但正在朝这方面发展。”沈阳黑社会成员刘涌曾因被通缉而逃到广州，得到了当地黑社会组织的庇护。周心捷分析：“实际上，这就像一个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就有向外扩张的内在冲动，而且黑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合对他们也是双赢的结果。”
同时，经过长期的积累，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
曲新久认为，中国的黑社会还处在初期阶段，解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加强打击。从根本上来看，政府要更透明，司法要公正，民主要发展，社会要整合，才能消灭黑社会的生存土壤。
社会转型的必然：黑社会膨胀
中国公安部公开承认，部份地区存在警匪勾结的现像。中国黑社会势力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日益扩大的现像引起了中国问题专家的普遍关注。观察人士说，中国黑社会势力近年来恶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急剧的社会转型。
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
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作家高新认为，黑社会势力渗透政治、经济生活的现像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他说，台湾在其转型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警匪勾结、黑社会老大利用选举进入政府等种种官黑勾结的现像。高新说，中国正处在从一个完全不透明到半透明、从完全不讲法律到讲一点法律的阶段，当局现在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调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来镇压抗议民众了。
高新说：“整个中国大陆司法界方面从无到有、从不健全到相对健全的过程决定了政府不可能象过去使用共产党传统的直接用专政力量来镇压老百姓的反抗。”
高新说，现在之所以屡屡出现当局被指控雇用黑社会成员镇压民众抗议正是他们为了避免在镇压过程中留下证据。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不论是法庭、律师、还是媒体都无计可施。
国家主导市场转型导致钱权勾结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夏明教授目前研究的课题是中国官黑勾结，他正撰写《国家、市场与黑社会》一书。
夏明教授认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以国家主导的模式推进的，中央控制很多资源，比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比如信贷、出口政策，往往权力插足的地方就可以给地方经济带来活力，这就成为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
同时，夏明教授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做出很多退让，丧失很多功能。
他说：“中国国家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在战略转移和退让过程中、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不断放弃它的功能，使得国家出现很大的功能的丧失和能力的丧失，引发了国家结构的削弱。”
夏明解释说，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形成了黑市场，从事毒品、卖淫、人口贩卖、武器走私等非法活动，而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没有起到该起的政府职能作用。比如，虽然中国的色情行业兴旺，但中国政府固守宣传，坚持其非法性，不肯象其它许多国家那样对色情行业合法化，从而加以管理，结果让色情行业落入黑社会手中，垄断其高额利润。
他表示，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面前部分功能的丧失还表现在没有能力管理调控市场，无力进行产权的保护、合同的执行、债务的追讨等。政府在经济层面的各种缺位都造成黑社会的卷入。
走投无路：弱势群体成黑帮中坚分子
中国社会发展不公平的副作用日渐涌现，有人发财，但也有许多下阶层民众生活困苦，最后铤而走险加入黑社会，使黑帮不断壮大。中国官方媒体警告，中国已进入黑社会犯罪高发期。
《瞭望》周刊最近报道称，在黑恶势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弱势社群由“弱”转“黑”的现象。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化，带来城乡差别、失业、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弱势社群愈来愈多，矛盾日渐激化，同时又缺乏社会援助及关注，为黑恶势力的发展提供空间。
报道说，黑社会问题专家、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曾估计，中国黑社会成员至少有一百万人。河北省先前拘捕林润良黑社会集团二十多名涉案疑犯中，近一半为无业人员，还有下岗工人、农民等，大多来自社会的低下层。数据显示，无业或劳教释放等人员是当前黑社会集团的中坚分子。
中国法学专家何秉松表示，社会最底层的共同特点是贫困、社会地位低、缺乏谋生技能。因此，他们一般悲观消沉、愤世嫉俗，对现实强烈不满。由于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排斥，犯罪便成为他们对社会不公的病态矫正方式。
报道并表示，当前中国黑社会多活跃于市场、矿山等资源集中、管理不善的地方，官员违法乱发开采证，令矿井之间矛盾丛生，矿主只好找黑社会摆平矛盾。其次是歌舞厅、洗浴中心、按摩中心需要黑恶势力保护，让黑社会有了经济来源，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当局打击犯罪不力，亦是黑社会坐大的原因之一。
扫灭黑社会的鸵鸟式立法
电影《大腕》里，几个黑衣人凶神恶煞要砸葛优的场子，葛优一拍桌子大喝道：“别跟我装黑社会，中国压根儿就没有黑社会!”观众哄堂大笑。
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巨大毒瘤，却从没有中国人因为加入黑社会组织而获罪——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上，只能看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字眼。
中国法律一直对“黑社会组织”讳莫如深，而是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顾名思义，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意思就是不够格成为黑社会组织。既然如此，两者的性质无法相提并论，量刑自然也应该更轻。因此，很多黑社会组织变成了打家劫舍、制定帮规、非法结社、持枪作案的小混混，和流氓集团差不多。无论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党离中国社会还十分遥远。但事实上，中国黑社会早已完成了“国产化”组装过程，并且在各地大规模流水线作业。
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据说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民国时代，由于蒋介石和青红帮的渊源，黑社会势力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中共1949年建政后，大举镇压黑社会，仅不到两年，黑社会便基本上一扫而空，绝迹三十年。消灭妓院和黑社会一直以来是中共引以为荣的功绩。
也因为如此，昔日的荣耀成为巨大的包袱。就像长期不愿意正视娼妓回潮一样，当今法律始终不愿正视黑社会的真实存在。理由很简单，如果把黑社会的定罪写入刑法，就等于承认中国存在黑社会，这将使当局甚为尴尬。因此，法律只能以“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取代“黑社会”，这样的文字游戏使得立法远远滞后于现实。
中国不愿提起黑社会，也因为法律界始终强调规模、控制手段、渗入各阶层能力等等，并始终参照西方的定义(比如黑手党)，从而对于涉黑组织往往归于疑似或者类似的定义。但是在黑手党发展初期，它的社会危害远不及中国当今的黑社会，而经过数百年发展，当今黑手党在量和质上自然强于中国的这些小字辈。
在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法学界依然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形态。因此对于以暴力、威胁或其它不正常手段，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暴力犯罪，称霸一方，为非作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在294 条中定罪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组织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不是“黑社会组织”。对于境外黑社会组织入境犯罪则称“黑社会组织”。立法者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以深圳两宗大案的审判为例。深圳中级法院2000年9 月第一次以“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对邓群等八名香港公民判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上的第一次。而2001年9 月17日，深圳首例“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结，首犯李成录被判以“领导、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并没有在字面上承认中国有黑社会，充其量仅承认存在黑社会的雏形或外围组织。
然而，2000年的张君犯罪集团以残暴和组织严密令中国社会大为吃惊，各地频繁发生的“黑社会性质”案也证明了中国的黑恶势力组织早已完全达到黑社会的标准。中国存在黑社会，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中国刑法不但没有对黑社会组织的准确定性，甚至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标准也有争议。最高法院2000年12月5日为刑法第294 条作司法解释，给出四条基本判断标准：组织能力、经济实力、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破坏公共秩序。
正是因为这个司法解释，在深圳李成录案庭审期间，控辩双方争论激烈。辩方认为，李成录案根本没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不符合高院司法解释，所以李成录的非法组织“深圳市永兴摩托车出租公司”不能定义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最后，法庭不得不抛下这条基本判断标准，认为李成录等人已形成固定的犯罪集团，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相当的经济实力，并且对社会危害极大，才得以判决“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成立。
此外，现行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既没有规定财产刑，也没有规定对其它涉黑财产的处置办法，达不到釜底抽薪的惩治效果。
显而易见，我国在反黑立法上采取了鸵鸟政策，不能正视真实存在的黑社会，法律就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调查报告，中)
中国黑社会的发展模式
河南商丘市“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李铁良公开给公安局长写信，声称中国有三李，一是李登辉，二是李洪志，第三个就是李铁良。如果公安局敢在商丘打黑，李铁良就要在十天内取下公安局长的人头。
刘志高自号“狂龙”，是湖南邵阳“中国枭雄会”头目。枭雄会在邵阳市中心广场公开枪杀警察后，用毛笔写出一份布告贴到市区法制宣传栏里——中国枭雄会处决公安人员一名!特此布告。会长：狂龙。
在黑社会盛行的同时，中国社会也越来越流行一种炫耀人脉的时尚，从平民百姓到高级官员或企业老板，在谈及自己的社会关系时，往往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黑白两道都有人!”
中国公安部2006年2月公开对外承认黑社会已渗入政界。三个月后，中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已不再说“渗入”，而是说“黑社会组织已经成功地控制了主要经济命脉，把一些新兴的行业，暴利垄断行业，黄、赌、毒等行业牢牢控制，一些基层政权已经伦为黑社会的打手，黑社会组织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
近代上海黑社会的破灭
事实上，不管是美国、日本、意大利还是香港都有黑社会组织。公认最早的黑社会是发端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Mafiya意即黑手党，原意为“勇敢”、“出众”、“完美”。在19世纪中叶，Mafiya不同于土匪，其成员有自己的生活哲理和道德规范，其内心具有自豪感，他们藐视政府和法律，即使同党没有任何道理，但也要袒护同党而反对敌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黑手党开始进入贩毒、色情、赌博、走私等行当，成为黑社会组织。1960年代后黑手党经营大规模贩毒，带来滚滚财源，最终通过洗钱而将势力插进经济和政治领域。
近代中国是黑社会普遍发育、泛滥的时代，分布之广、成员之众、活动之烈都为中国史上所罕见，其中上海黑社会更具典型性。
与意大利黑手党辛苦坐大后再将势力插进政治领域的发展模式不同，上海黑社会从上海开埠、租界诞生起酝酿，至1920年代成型，短短十年就达到顶峰。在政治风雨的漩涡里、华洋杂处的空隙间，上海黑社会成为亦官亦匪、亦隐秘亦公开的特殊社会阶层，并且从始至终与官府勾结。上自总统、总理，下至督军、省长、市长，无不以结识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人为荣。不过，经过中共短短两年多的强力镇压，黑社会就已烟消云散。但改革以后黑社会何以卷土重来呢?
中国的“红顶子”黑帮
其实不光是黑社会，嫖娼、吸毒、赌博、走私等现象多是最近二十年卷土重来的。
中共建立政权初期，中央政府权力强大，事权高度统一，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除了庞大的政权组织外和党团组织外，还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社团组织、治保组织和群众组织密布社会。由于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生活上实行了严密而强有力的控制，黑社会组织实在难以寻找到发展的任何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系崩溃，政府权力因应新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需要而逐步收缩，在社会的激烈转型中，没有新的合法而有效的民间权力组织填补政府收缩权力留下的空间，遂使黑社会找到了崛起的空间。众所周知，黑社会就是没有“营业执照”的“政府”，在政府权力所不及之地，黑社会就会起而代理权力统治，建立一套秩序。
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在中国社会基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中国目前的黑社会，与外国和港台黑社会在发展模式上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即其他黑社会是在发展壮大后开始寻求得到政界对其利益的庇护，例如推举议员、竞选行政官员、行贿官员等。而在中国，黑社会就是在政商人脉保护伞的庇护下才得以壮大的，官匪勾结，从一开始就是黑社会崛起的法宝。
虽然国内的色情行业兴旺，但政府固守宣传，坚持色情行业的非法性，不肯效法许多国家的先例甚至不愿台湾对色情行业合法化，从而取得有效管理，结果让色情行业落入黑社会手中，得以垄断高额利润。
同时，政府控制很多资源(例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例如信贷、出口政策)，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就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在金钱的驱动下，地方官员与黑社会迅速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利益结合体。
因此，黑社会势力渗透政治、经济生活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但是，如果官僚体系继续出现黑社会化的话，那么就会政令难行，出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对政权的基础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毒瘤。
中港台黑社会的发展脉络
中国的黑社会自古有之，但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真正大行其道。黑社会1930至1940年代在中国大陆形成了高峰期，但中共建政后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主要活动被迫转移到了港澳台以至海外，在大陆上至少绝迹三十年。不过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港澳台黑社会势力迅速回流，与大陆当地黑社会勾结，使得黑社会在两岸三地遍地开花，并且向海外延伸。
香港黑帮：胶片记忆辉煌
港澳台黑帮中，香港黑帮因为港产黑帮电影而声名远扬，最为人熟知。香港将黑帮社团统称为“三合会(英译Triad)”，据称是著名的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洪门)的异变。由于很多华人黑社会组织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清朝的三合会，所以现在，尤其在香港，一般用来泛指华人黑社会组织。
现今香港约有五十七个三合会组织，大部分属于小型街头帮派。大型的三合会组织包括新义安、和胜和、14K等，人数达几千人，像美国、意大利的黑手党一样，都是久经世故的犯罪集团。有说法称香港现在正式的黑社会成员大约有二三十万，如果包括非正式成员则高达四五十万。
和胜和是香港现时最大的三合会组织，会众三万人。和胜和又名和字头，1930年成立于深水埗，早期根据地为九龙仔。十多年前已显衰退迹象，但看准了盗版光碟的庞大市场，几年内即起死回生，加上极力进攻中港软性毒品市场，摇身成为香港最具实力的社团。近年则以发展黄、毒事业开辟财源，并大肆“晒马(械斗)”增强势力。
新义安由向前在1919年创立，成员估计约有两万五千人。除香港外，新义安还活跃于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以及广东省。新义安前身为1866年成立的“万安”黑社会组织，又称“台湾帮”，早年以潮州鹤佬人为主，又称“潮洲帮”。由于社团骨干为潮汕人士，龙头职位又属向氏世袭，加上是香港第一个将会员资料电脑化、社团企业化的帮会，故内部凝聚力一向较强。1990年代中，香港警方一度估计新义安已发展到八至十万会员，成为全港最大的黑帮组织。
14K成员介乎十二至二十万人，在1990年代一度是全球最大黑帮。它在1940年代国共内战后出现，原名为“洪发山忠义堂”，至香港发展后改称14K，名称源于在广州时的总部地址：西关宝华路14号。有称14 K组织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是蒋介石用以对抗中国大陆和扰乱其社会民生的工具。“14K”的“K”就是国民党(Kuomintang)的首字母。
台湾黑帮无处不在
国民党退守台湾时，也改变了台湾的黑社会生态，使之出现多元化发展。在今天台湾，黑社会势力无处不在。不论是黑道争斗、商场利益纠纷，甚至政治人物与黑道之间的冲突，常常需由隐身幕后的黑道老大来调解处理。竹联帮大哥詹龙栏与国民党关系良好，詹龙栏与李登辉、詹龙栏与连战都有合照作证。
台湾黑社会帮派虽多，但多是地方型小帮派。横跨全岛、甚至走向国际的仅竹联帮、四海帮与天道盟三大黑帮。其势力不仅遍布全岛主要县市，而且早已国际化，伸至美洲、欧洲、日本、东南亚、非洲及港澳与大陆地区。一个庞大的华人黑社会网络已形成，并与外国黑社会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竹联帮始于台湾，前身为“中和帮”。竹联帮从1960年代开始不断扩充，有“天下第一帮”之称。线报指出竹联帮在台湾成员近十万人，而在世界各地华人社会中发展的成员亦将近三万人，竹联帮势力之大，早已经深入台湾的党、政、军、经济等各界，与香港新义安、日本山口组齐名成为亚洲著名帮会。
天道盟是台湾三大黑社会组职中地缘关系最强的角头联盟。相较于竹联帮、四海帮、松联帮等成立于1950、1960年代的帮派，天道盟历史虽短，但势力相当可观，与前述帮派并列。就其成员出身来看，属于台湾挂帮派。除了台湾本土外，天道盟在海外均有活动，包括亚洲其他国家及美国等。
大陆黑社会出口转内销
在绝迹三十后，最近二十年中国黑社会走了一条“出口转内销”的路子，又重返大陆江湖，形成了大陆版的黑社会。
港澳黑社会组织对大陆的渗透始于1980年代初期。香港黑社会组织是最早潜入大陆的黑帮之一。早在1981年，深圳就发现有香港的14K、水房、和胜和、新义安和老东等组织的成员活动。在珠海，1982年在拱北口岸发现有澳门黑社会组织渗透活动，之后逐步扩大至香洲、湾仔、前山、南屏、唐家和斗门等地。
进入1990年代，港澳黑社会基本熟悉了大陆市场。不少黑社会组织都把内地视为“新大陆”，纷纷建立固定据点，许多大哥级人物也忙着考察大陆市场，而且被渗透区域也变得多元化。南北城市逐一渗透，海南的海口、三亚，浙江的宁波、温州，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等沿海城市先后成为渗透重点。同时，长沙、南昌等大批内陆城市也成为其垂涎之地。
北京：黑社会聘请法律顾问
天子脚下，亦有黑帮?北京2006年7月开审的“二胡”集团案就是一例。这是建国以来北京首例开审的黑社会案，而未被审判的谁又知道有多少?
“二胡”集团老大是胡亚东、胡亚风兄弟。胡亚东生于1961年，身高一米八多，高高瘦瘦，与小一岁的胡亚风在北京市顺义区极尽威风，据称没有办不成的事。
初中文化的胡氏兄弟靠开设汽车修理厂和大面积非法挖砂起家，召集了大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失业者为其打工并充当打手。在经营汽车修理厂期间，胡亚东替别人将盗窃来的汽车倒卖到外地，前后销赃八十多辆，直到1999年10月东窗事发，被判入狱三年。待到2001年胡亚东出狱时，已俨然是黑帮大佬的气派，据称顺义区所有的地痞流氓倾巢而出，大摆接风宴席。有人当场送他一辆奔驰S600轿车，“二胡”黑帮自此真正进入“有所为”阶段。2006年7月检察部门指控的53起案件，几乎都发生在2001年后。
2006年7月的庭审中，检方对“二胡”的首宗指控，就是张国立事件。张国立是一家企业汽修班的班长，在1996年胡亚东还在开设汽车修理厂时是他的客户。因为张国立送来修理的车辆减少，因而开罪了胡亚东，被割去半个右耳。在胡亚东报复张国立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两名警察刘海英和郑葛以及律师张秋成，此三人均在“二胡”黑帮中起了重要作用，张秋成更被“二胡”聘为法律顾问。
经常以钱开道的胡亚东手眼通天，赢得了“讲义气”的江湖名声。张国立说：“胡亚东曾扬言，宁可把钱花到公检法的败类身上，也不赔偿给我。”“二胡”的资金来源，主要出自敲诈勒索和销赃，以及非法采矿。顺义区北小营镇附近地表下全是砂石，“二胡”自2004年4月起不顾政府禁令，大举开采，甚至打伤了前来制止的防暴警察。从此，即使有村官报警，也无人来管。村民说，只要挂着“古月”的牌子，车队就能畅通无阻。最壮观的时候，“二胡”的采砂车队上行下行，首尾相接九公里，其他车辆无法通行。
“二胡”势力如日中天，因此无人敢出头指证，许多被伤害的人都三缄其口。顺义北小营镇派出所周姓警察遭胡亚东殴打，在当地尽人皆知。胡亚东2003年11月25日因此还被判入狱十个月，于2004年5月24日刑满释放。后来周姓警察调离北小营派出所，到别处任职，有媒体记者找到他，但他却拒绝采访。另外一位被访者则心有余悸地说：“这一次，胡亚东也许出不来了，谁知道胡亚风会不会出来?”
“二胡”集团案已经于2006年7月开审，共有三十四人被控涉及五十三宗罪案，胡氏兄弟如果罪名成立，将为十三宗案件负责。
内蒙：警察黑帮横行十年
十几年来，苏和的名字，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简称“土左旗”)一带令人闻风色变。这个曾任土左旗公安局政委的人，操控着一个以警察为骨干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横行乡里。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去年5月22日，公安部高层在一封举报苏和黑恶势力的民众来信上批示：“要督查此案”。同年5月29日，中国“打黑办”以第164号《民众举报线索督办通知》将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政委苏和等人涉嫌黑恶犯罪线索督办。自治区主要党政高官先后多次作批示。同年6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成立专案组，采取秘密调查、异地用警、异地审讯、异地羁押的方法，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取证，一个以苏和为首的横行乡里十余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被一举摧毁。
今年4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对“苏和涉黑组织”作出终审宣判，主犯苏和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两万元。其余九名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五年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各种手段要挟当地官员
2001年，一位新任局长到土左旗公安局上任不久，就看到了奇特的一幕：一天半夜，时任旗公安局副局长的苏和给一位旗委副书记和一位副旗长打电话，让他们跑步到公安局长办公室。这两位官员果真跑步前来，进了办公室也不敢坐，站着被苏和辱骂了半个钟头不敢吭声。
新局长明白，苏和这出戏是演给他看的：“旗领导尚且如此，你敢不服?”这位新局长不甘示弱，反复抗争，最终败下阵来。2001年，局长责令经侦大队和巡警大队上缴罚没款物，苏和指使手下砸了他的办公室。局长无法正常工作，只好调离。
苏和恶名昭著，为何在十多年里，这样一个警霸非但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步步高升?关键的一条是他利用各种手段控制了当地一批官员。苏和最阴损的招数是对官员的子女下手，撺掇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赌博或吸毒。办案人员说：“这些孩子大都阅历很浅，文化不高，欠下巨额赌债苏和给摆平，吸毒被抓苏和给放了。结果，不少旗领导欠下苏和的‘人情’。”一位姓丁的官员不买苏和的账，苏和就引诱其子吸毒，尔后又把孩子抓进戒毒所。
苏和善于“泼脏水”。想收拾谁，就将其邀请到酒店吃饭，找来一些“三陪女”侍酒，包间外面埋伏上警察打手。席间，苏和逼人大杯饮酒，对方不服就叫打手进来暴打，再安上调戏妇女的罪名把他拘留。
确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官员在苏和手里落下了把柄。苏和给他们送钱，偷偷录音，再把录音放给对方听。土左旗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说：“我刚调来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不要用办公室电话，苏和能窃听，窃听设备比市公安局的还先进。”一位办案人员说：“那些被苏和降服了的官员，苏和就是当众扇他们嘴巴子，他们都不敢吱声。”
排斥异己
苏和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更多的时候，他对有不同意见的官员大打出手。199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苏和在土左旗察素齐镇天义城饭店喝酒，碰见土左旗人大代表、交通局副局长朱满收。他说朱满收“不给面子”，让手下上去就打。朱满收侥幸从后门逃掉了，但是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苏和带人闯入朱家，让手下把一支双筒猎枪架在朱满收的背后，一脚把朱踹得面向苏和跪下，苏和当着朱妻的面对朱破口大骂。
即使这样，苏和还是觉得朱满收没有彻底服气。第二年，他又找到一个机会，让手下先用凳子打朱满收，然后再用绳子把朱绑回巡警大队，戴上手铐继续打。最后借口朱参加赌博，作了笔录才将其放回。朱满收多处受伤，在家治疗一个多月。
1994年2月3日21时许，因不满旗委常委会的一项处理决定，苏和带领手下王生平、孔繁军，闯进土左旗旗委一位高官的住宅。苏和让两个人在院里放哨，自己走进屋子，打开一只装满猎枪子弹的箱子威胁领导。这位官员赶紧给苏和的大哥打电话，苏和见状退回院子，从孔繁军手里拿过一杆猎枪，冲这位官员瞄准。王生平怕闹出人命，抢上去挡住了枪口。这时苏和的大哥赶到，苏和才带人离开。
打骂同事，是苏和在公安局内排除异己的主要手段。为了让自己的亲信担任刑警大队长，他多次殴打原来的刑警大队长，辱骂教导员，克扣经费、直接插手刑事案件，干扰刑警队正常办案。金山开发区派出所所长张永强拒绝购买苏和搞来的走私车，苏和就派人去打他，打到尿血还不算，后又借故将其开除。
家庭庇护
苏和生于1965年，自幼就以打架出名。上世纪80年代，苏和还只是个凶狠的小混混。听说白天有人跟他妻子开玩笑，夜里就拎着菜刀把人家叫出来，照头便砍。听说二哥因旷工被农业银行处分，晚上就去农行找行长滋事，门卫只说了一句“现在已经下班了”，苏和就把匕首刺进了门卫屁股。
由于家庭势力庇护，苏和不仅没有为这些恣意行凶案件承担任何刑事、民事责任，反而于1982年被调入土左旗法院，披上了法警制服。1986年，他涉嫌轮奸妇女，奇怪的是非但未被深入追究，还被调进了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公安局的治安科，成了一名警察!
从此，苏和的羽翼逐渐丰满。1991年他纠集了一批人，以开公司作掩护，有组织地进行违法活动。他们到天津、山东、河北等地进货，以货到付款为由，先把货物拉回来，然后就没了下文。对方来讨债，讨到的只有殴打、威胁和恐吓。这样，他们先后非法占有价值50余万元的货物。
1994年，苏和进入土左旗公安局巡警大队。此后六年，他不断招兵买马，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渐具雏形。1999年，他当上土左旗公安局副局长，2002年又升任政委。他的党羽逐渐占据了局内重要位置：纪委书记、经侦大队长、巡警大队长、巡警大队教导员、毕克齐派出所所长、察素齐派出所所长都是他的黑帮成员。至此，苏和等人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警霸”。
这个黑帮的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型，骨干成员分工明确。苏和为首，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三，被黑帮成员尊称为“三哥”或“三掌柜”;何长伟利用土左旗公安局纪委书记的身份，经常替苏和发号施令;于新江、聂子龙打着执法的幌子违法办案、以罚代刑，为黑帮组织大肆敛财，是苏和的“左膀右臂”;孔繁军负责经营管理苏和的“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管家”;其他五人充当爪牙和打手。
巧取豪夺
经一审法院认定，苏和等人共涉案61起，非法敛财三百多万元，犯有非法拘禁、受贿、强奸、寻衅滋事、非法狩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赌博、抢劫、滥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销赃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13项罪名。
披着“警察”的合法外衣，这伙人简直是一群肆无忌惮的强盗。苏和经常指使手下违法查办经济案件。2002年，对当地二十多家民营企业进行涉税大检查，没查出问题，就以限制人身自由为要挟，收取企业“保证金”28万元。他们从当地信用社违规贷款近千万元，用来放高利贷、倒卖汽车、开酒店，至今尚有贷款本金232万元、结欠利息114万元不能收回。他们多次购买二手车、走私车，然后高价卖给公安局及各队所，或是抵顶工程款、贷款，或是强迫他人购买废旧车，赚取巨额差价。
“抓赌”“抓嫖”，更是这个黑帮的惯用伎俩，他们频繁开展这类“行动”，借机对无辜民众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乱收罚款，然后私自截留非法收入。
如果有人在1996年9月的一个午夜路过土左旗的哈素海牌楼，必定会看到一幕奇景。当时，苏和带领二十多人前去“抓卖淫小姐”，他命令所有饭店老板和服务人员约三四十人，全部集中到一片空地上下跪，谁不愿意跪或跪得慢一点，就遭到殴打。苏和等人则坐在饭店屋里，轮番把人传进来审问，对不从命的拳打脚踢。这样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2003年，苏和指使巡警队“抓赌”，在讨尔号庙营子村一次抓回五十人，谁家拿钱来才能赎人。还殴打这些人，逼他们招出还有哪些村民参与过“赌博”，根据这份“黑名单”，持续两个多月到村里抓人。当时正值农忙季节，很多村民怕被抓，有家不敢回，回家也只敢睡仓库，有的甚至睡在河槽里。
办案人员说：“有的村子为了逃避苏和的滥抓滥捕，专门在村头设了‘瞭望哨’，只要望远镜看到苏和一伙的车队过来，就上演全村集体大逃亡，如同应对鬼子进村。”
民众告倒黑帮老大
横行无忌的“老大”终究要付出代价。让其受到严惩的，正是那些他平时根本不放在眼里的百姓。2006年初，一封民众举报信寄到公安部，揭发了以苏和为首的警察黑帮的种种罪行。公安部领导指示：严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赵黎平亲任专案组长，从全区抽调了五十名警察，在苏和盘踞十几年的土左旗展开调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组成的专案组，经过半年调查取证，苏和团伙终于被送上了法律的审判台。 呼和浩特：涉黑案十人中有九名是警察
中国公安部督办的呼和浩特市“6·06”警方涉黑案件日前侦查终结，并移送至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这个涉黑案件中，主要有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公安分局原政委苏和为头目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十名，其中九人原为警察。
据新华网报道，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黑社会组织以苏和自己经营的“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为活动据点，以苏和分管的土默特左旗公安局一些部门为依托，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大肆聚敛钱财，非法控制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党委，干预旗委、政府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称霸一方。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2005年6月6日成立专案组，查明这个黑社会组织共涉案67起，涉案金额808万余元，涉嫌16项罪名，分别是非法拘禁、受贿、强奸、寻衅滋事、非法狩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诈骗、赌博、抢劫、滥用职权、强迫交易、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销赃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专案组还依法收缴了四支猎枪和338发猎枪子弹。
除了苏和，其它九名主要犯罪嫌疑人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纪委书记何长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全胜路派出所原所长于新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经侦大队原大队长聂子龙、土默特左旗“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孔繁军、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察素齐镇派出所原所长恒巴图、土默特左旗公安局毕克齐派出所原所长张俊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毕克齐派出所原民警陈吉平、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民警高永刚、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巡警大队原民警任红彪。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调查报告，下)
山西：205名官员涉保护黑势力被捕
在山西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有205名官员因涉嫌与黑恶势力勾结、充当黑势力的“幕后指挥者”和“保护伞”被批捕，其中官员和煤霸勾结的情况非常严重。
据山西省检察长座谈会上透露，在山西省“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今年上半年共批捕涉嫌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的公务人员205名，涉黑涉恶案件51件。
据介绍，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是此次山西“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行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严重侵蚀矿产、能源行业的煤霸非常猖狂，被列为山西“打黑除恶”首要打击对象。
此外还有六类黑恶势力：扰乱建筑市场秩序，强行承包工程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运输秩序，强占客源、货源，垄断运输线路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歌舞娱乐场所管理秩序，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的黑恶势力组织;横行乡里、寻衅滋事或把持基层政权、欺压群众、为所欲为的黑恶势力组织;外来人员中受雇于人充当打手，护场助威，组织械斗的黑恶势力组织;设赌抽头，牟取暴利的黑恶势力组织。
中央将今年定为“打黑除恶”年，而“打黑除恶”的重点是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此前，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也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据中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此前透露，黑恶势力正日益向政治和经济领域渗透，黑社会势力已渗入政府部门，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同时，他们盘踞了建筑、能源等行业，而且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
江西：打黑打出白吃黑
被称为江西打黑第一案的熊新兴案2006年12月28日终审判决。此案中多名公安民警充当了犯罪分子的保护伞，其中包括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案件终审但丑闻未结，2007年元旦刚过，又有举报称审理该案的九江市中级法院在一审时让被告人家属选派代表进行“谈话”并要求交钱，仅熊新兴的家属交的钱就超过六十万元。
《中国青年报》报道，熊新兴2005年2月28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江西省公安厅刑事拘留。2006年7月17日，熊新兴案在九江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2006年9月26日，一审法院判处熊新兴死刑。公诉机关指控，熊新兴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为其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编织“保护伞”。
判决书称，熊新兴为了给其犯罪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寻求保护、逃避打击，利用金钱大肆拉拢、贿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织“保护伞”。已查明充当“保护伞”的人员有，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原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光，原临川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操宜荣、民警祝金发等多人。
据了解，2002年至2004年间，熊新兴多次被举报涉嫌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组织黑社会等犯罪情况，许晓刚向熊新兴透露举报的内容，并多次去抚州与当地党、政、公安机关领导用餐时选择熊新兴的山庄或叫熊新兴陪同。2004年9月，许晓刚得知省公安厅要抓捕熊新兴，便通过章新明、李雅将此消息透露给熊新兴，熊新兴得知此消息后潜逃。
熊新兴为感谢原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光在公安机关查处其违法犯罪活动时给予的关照以及以后能继续得到他的关照，于2002年夏天在珠海海湾酒店送给尹光现金五万元;如2003年年初在自己家里送给尹光现金十万元;2003年夏天在广州市的中国城大酒店送给尹光观金两万元;2003年秋天在尹光家送给尹光现金十万元。
就在案件“真相大白”之际，2007年元旦刚过，又有举报称“江西涉黑第一案中，九江市中级法院向被告人家属索取黑钱，仅第一被告人熊新兴的家属交的钱就超过六十万元。”
有律师称，法院在一审开庭之后，判决之前，让被告人家属选派代表进行“谈话”并要求交钱，说对量刑有意义，这种做法，在全国都罕见。还有的被告人家属被要求交“理财金”。被告人家属缴纳的钱大多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并不是被告人的赃款。更为重要的是，在法院庭审前被告人财产早已被查封和冻结。
据调查，熊新兴涉黑案中，九江中院在一审判决前，向被告人熊新兴家属分三次收取六十万元现金，向被告人许辉家属收取五万元现金，向被告人熊建祥家属收取三万元现金，向被告人张新军家属收取三万元现金，向被告人张文锋家属收取两万元现金，向被告人李华家属收取一万元现金。
上述款项都是九江中院以“暂存”的名义收取的。目前能调查收集到的收据和银行单据显示：在熊新兴涉黑案中，九江市中级法院至少向六名被告人的家属收取了74万元“暂存”款。
李肖霖律师就熊新兴家属向法院交钱的证据分析说，收据是由九江市法院财务部门统一出具的，收据中的“刑一”，指的是九江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这个标志显示的是这笔款项是在属于刑一庭审判的案件当中收取的，以便和其他法庭加以区别。
六名被告人家属和律师表示无法理解收据中的“暂存”是何含义，但九江中院却表示，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这么做。九江市中院院长陈坚表示，法院收这个钱一是判决生效后要没收被告人财产的，要予以没收，全部集中起来交给国库，案子在审理过程中，就可以这么做;一是有的案件附带有民事诉讼，比如杀人的，对他人财产有侵害的，如果对被害人有所补偿，求得被害人的谅解，这样的话在量刑上可以考虑。
而九江市审计局一名工作人员则透露，九江中院向几名被告人家属出具的收据实质上相当于“打白条”。这名工作人名还拿出一张“江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样张，这张票据上有江西省财政厅票据监制专用章。这名工作人员称，这种收据才是江西省真正的行政事业性收据。
此外，对于九江市中级法院的这一做法，刑法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当地审计局的工作人员均表示，现行《刑法》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法院可以向被告人家属收取“暂存款”或“理财金”。假如法院以减轻判刑为由，向家属收这笔钱(“暂存”款)，应该引起上级法院的高度重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阴建峰博士表示，如果是赃款，则是被告人的犯罪所得，家属的合法财产不能当作赃款追缴;如果是对被告人的罚金，那么应该在判决生效以后才能执行。
黑恶势力向中国经济领域渗透
据中国公安部刑侦局负责人透露，当前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已经开始向经济领域渗透。其突出表现是称霸一方，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此外，他们充还当打手、杀手。有的专门看护地下赌场、色情娱乐场所，充当保镖;有的插手经济纠纷，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替人催款讨债;有的干扰司法公正，充当“地下法庭”，替人摆平事端。
前不久，河北省曲阳县警方打掉了一个以村支书李建设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这个团伙与多名当地干部沆瀣一气，网罗地痞恶棍称霸作恶，自1998年以来，以追债为名先后绑架人质八名，其中三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人们把这伙歹徒称作“绑架专业户”。涿州少女黄某被他们非法拘禁达六十多天，屡遭轮奸，并被这伙歹徒用大钢针沿指甲缝钉满十指，受尽折磨。
欺行霸市，是黑恶势力向经济领域渗透比较多见的类型。即称“行霸”，是目前最普遍的黑恶势力类型。其主要特点是垄断、独霸某一种或几种行业的经营权，并以收取“保护费”名义对其他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他们在某一地域或某一行业里，往往还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村霸”、“市霸”、“街霸”、“厂霸”、“矿霸”、“棉霸”、“路霸”们称霸一方，鱼肉百姓，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河南汝州市以唐利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召集打手成立“讨账队”，专门为非法金融活动收贷，动辄打、砸、抢、砍、绑，闹得鸡犬不宁。在汝州，哪家酒店、哪家企业搞得好，哪里开有娱乐场所，他们就到哪里收取“保护费”，不交就踢场子、砸摊子。
浙江省是全国商品市场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该省路桥、义乌、温州等地综合市场的托运行业基本上被黑恶势力所垄断，其中最典型的是路桥的“二林集团”，以林才红、林才勇兄弟为首，骨干成员有23人，还培养了一批未满16周岁、刚出校门的学生作后备打手。该团伙自1995年以来采用威胁、恐吓、破坏其他客货运经营户的交通工具等手段，在国道沿线作案28起，造成22人受伤，他们的“天龙公司”垄断了台州往返杭州的业务，长达五年，聚敛了几千万不义之财。
在一些地方，如果没有黑恶势力的允许，建筑工地无法开工，娱乐场所无法开业，集贸市场无法经营。黑恶势力在进行行业垄断的同时，暴敛钱财就成为了另一个“孪生兄弟”。以郑卫国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在西安市长安县采取暴力恐吓等手段，垄断了长安县的土方工程，如有人敢于同其竞争，就会遭到残酷迫害。2000年5月，郑卫国一伙将竞争对手张某绑架，进行恐吓、殴打，并残忍地用开水将张某浇烫成重伤。走私贩毒是黑恶势力在经济领域的又一表现。黑恶势力一般来说是个综合性的犯罪组织，但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专干某一种犯罪，或着重于某一种犯罪，走私贩毒型即如此。此类黑恶势力并不只指走私、贩毒，还包括制造假币、假货，组织、强迫妇女卖淫，拐卖人口，赌博等犯罪。这种类型的黑恶势力与一般走私贩毒人员的区别是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以暴力作为犯罪的主要手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毒品泛滥，贩毒分子与大陆黑社会勾结，贩卖毒品。辽宁省原来毒品甚少，现在沈阳、鞍山、丹东、营口、阜新等城市已形成“地下毒品一条街”。
高利放债也是一些黑恶势力暴敛财物的手段之一。这类黑恶势力目前主要出现在江、浙、闽及两广等地。广西梧州的张树林自称“宋江”，开了一家“及时雨典当行”，其实就是地下钱庄，张树林兄弟以此为据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黑帮组织，主要成员有29人，放债追债，高利盘剥。从这里借钱月息达10%，超期不还罚息50%，而且利加利、利滚利。雇用打手追讨、打杀，在梧州横行、作恶长达六年之久。有证据可查的就至少作案34起，砍伤16人，致残两人，重伤一人。直到1998年，张氏黑帮将一名没有袒护他们的袁姓法官的妻儿砍成重伤，惊动了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作出“严惩不贷”的批示后，公安机关将其“一网打尽”。在法院决定公开审理之前，才有八名受害人敢来报案，庭审期间有五人报案。庭审结束后几乎天天有人报案。在此之前，梧州百姓对张氏黑帮畏之如虎，一直不敢报案，甚至一些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受了张氏的欺压也不敢报案。
重庆警方此前打掉了伤害、敲诈勒索等作案70起，非法敛财6500多万元，涉案犯罪嫌疑人114名的封曼黑社会性质组织。
吉林警方查获了梅河口市号称“地下黑市长”田波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犯罪集团通过杀人、绑架、敲诈勒索、偷税漏税等作案手段，共掠夺财物价值2000万元。
有些黑恶势力通过非法手段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2001年3月初，浙江省警方历时5年、转战21省市，最终破获了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涉嫌黑社会性质的张畏犯罪团伙。号称浙江温岭“首富”的张畏，一面以合法经营为掩护，一面网罗150多名社会渣滓，巧立名目非法集资，侵占挪用客户资金，共骗取近五亿元资金。调查结果显示，此案涉及党政机关干部42人，司法机关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十人，其中包括前温岭市公安局局长杨卫中和温岭市前市长周建国。他们对张畏的关怀“无微不至”。张畏在温岭的别墅围墙上甚至有一块写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
为了控制一方经济，向经济领域渗透。黑恶势力往往不择手段暴敛财物，疯狂攫取经济利益，以“黑”护商，以商养“黑”，严重扰乱了中国的经济秩序。爆炸、杀人、抢劫、敲诈勒索、强奸、绑架、恐怖手段等严重暴力犯罪，成为犯罪团伙非法聚敛巨额财富，支持其所属经营组织洗钱的惯用手段，这也是黑恶势力最基本的、最初始的特征。
黑势力左右地方政治：盘踞建筑等行业
虽然公安部门不愿意承认国内黑社会势力坐大，但是现在愈益恶化的治安已经不容回避。据中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透露，黑恶势力正日益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他们盘踞了建筑、能源等行业，而且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
盘踞建筑、能源行业
该负责人称，黑恶势力仍在不断滋生蔓延，并且日益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目前，黑恶势力主要盘踞在建筑、运输、商品批发等各类市场，歌舞、洗浴等娱乐休闲场所和餐饮业，有的还渗透到有色金属、煤矿等能源领域。
同时，黑恶势力的犯罪手段更加隐蔽，一些“黑老大”不再直接实施暴力犯罪，有的临时雇佣社会闲散人员作案，还有所谓的“黑衣帮”、“光头帮”，专门受雇打架、撑场子、追款讨债，吃霸王饭、看霸王戏，横行街头，为害一方。
黑社会势力已渗入中共和政府部门，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此前，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也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黑社会公司化趋势
据介绍，中国黑恶势力正处于滋生、发展时期，而且黑恶势力形成快、发展快，某个行业、区域的黑恶势力被打掉后，很快就有新的不法分子企图取而代之，甚至又发展为新的黑恶势力。黑恶势力的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他们往往以公司、企业掩盖黑恶组织，用经营活动掩盖非法手段，用公司利润掩盖非法获利。境外黑社会组织也在向中国内渗透。
在近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召开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曾强调说，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也是加强政权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
地方政府“黑社会化”
5月23日有两条新闻，让人心里感到格外不安：一条是安徽南陵县公安局招录11名干警，但其中竟有8人是在局领导的安排下，通过突击编造假工作简历蒙混过关的，他们大部分是有关领导的亲朋好友(5月23日;另一条是陕西潼关县工商局多次对入境的货车强行拦截，任意罚款，河南司机张建勋在被逼交罚款2.7万元后服毒自尽。)
这两件事都预示了一种触目惊心的趋势，即我们一些地方的社会生活和部分政府机构，正在走向“西西里化”(即“黑社会化”，因被黑社会对政府与社会生活高度渗透的意大利西西里岛而得名)。“西西里化”通常包括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政府黑社会化”和“黑社会政府化”。
“政府黑社会化”的主要特征是权力范围的私产化和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掌权者把自己的治理区域视为私产或封建领地，任意使用其权力，不受任何制度与规则的约束，权力者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
这一特征在潼关县工商局那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尽管司机张建勋的各种手续都十分齐全，并主动表示要出示商品合格证，但该局经检大队队长支忠民却说：“要是叫我看你们商品合格证书，我就罚你们5万元;如果我不看，就罚你们3万元”——这完全是黑社会老大的作派和口气，哪里还有一点点对法律的敬畏?在这个特定的时空和情境中，支忠民俨然成了法律本身。
而“黑社会政府化”的主要特征就是私人关系的网络统治，“家族”成员掌握着重要部门。表现为权力者任用官员并不是根据正常的制度程序规则或标准，而是任用私人朋党、亲族纽带、甚至是黑社会式的团伙。在权力者与其任用的官员之间就形成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网统治。
在这一点上，南陵县公安局这次招录干警，可以说正是一个典型。我们不难设想，如果不是被举报并被招致媒体曝光，那么这8个冒牌货顺利地变身为“公安干警”之后，他们会把法律放在心上吗?他们会把社会公众的利益防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吗?一旦遇到问题，他们是服从法律还服从让他们穿上警服的“恩主”，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而如果警察不服从法律而只服从自己的“恩主”，那这样的公安局和黑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
行政执法部门的“西西里化”所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社会的冲突和断裂，而绝不可能是社会和谐。因为他们依靠赤裸裸的、冷酷无情的暴力来获取利益，只能在受害者(主要是无权、无势、无钱的底层民众)心中播下仇恨的种子，同时又因为他们穿着行政执法人员的制服，占据着合法的政府机构，这就使得受害者丧失了对国家公权力和法律的信心而陷于绝望。张建勋的自杀就是绝望的一种表现，但绝望的表现却并不仅仅是自杀，更大可能的却是以暴制暴，鱼死网破!
潼关县和南陵县，相距千里，却发生了性质同样严重的事件，让我们无法回避“西西里化”现象的普遍性。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继续犹豫，到了破釜沉舟，痛下决心的时候了。
“红帽子”黑帮
中国的黑社会势力已渗入中共和政府部门，它们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甚至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此前会见记者时也坦然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据德国之声引述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说，“一些人买了官位，成了人大或其它机构的代表，这种情况不仅省市地方有，北京也有。有人甚至把自己的心腹送到警校学习。”
低工资﹑教育程度低下的官员﹑警察和政界人士往往都愿意为黑帮效劳。另一方面，官员们把黑帮团伙拉到自己一边，作为他们逼迫农民交税交粮的帮手。这些操纵犯罪的组织都有一些很形象的名称，如‘北霸天’﹑‘静国’或‘信美’等，他们的武器从腐败警察那里买来。与传统的犯罪集团相比，他们内部等级森严，大多听从一个称为‘大哥大’头领指挥，头领四周是一个由上层匪徒组成的顾问班子。想入伙的人必须先接受考验，团伙内部有严格的行为准则。作为考验，一些团伙甚至要求入伙者至少杀死一个人。”
分析说，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巨大社会变迁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纽带和村庄集体破裂，失业和失去生活根基的人数不断上升，这一切促成了黑社会死灰复燃。
目前中国黑社会会利用党政部门的官员充当保护伞，通常黑社会首脑在掌握黑道势力和经济实力后，再行贿党政要员，甚至得到显赫名誉。
福州黑帮头目陈凯，用数千万元行贿当地官员，包括六名厅级、十七名处级、十二名科级官员，使他们成自己的保护伞，并成功垄断福州的赌博业，又经营酒店、电动游戏机、夜总会、房地产等行业，涉及资金超过一亿六千万元。
称霸山西的“燕子帮”不但与当地政法官员勾结，编织关系网和保护伞，还用“无间道”的方式，将大批成员送入警校，有十五名卧底成功进入警队，并先后多次通风报信，协助其他成员逃脱。
被称为“中国涉黑第一案”的主角刘涌，背后更有极庞大的保护伞。有报道指，沈阳市检察院前检察长刘实是他的“干爹”，和平区劳动局前副局长高明贤是他的“干妈”，市中级法院前副院长、市政协前副主席焦玫瑰与他关系密切，更用十万美元的贿款令沈阳市长慕绥新为他提供强大的保护。
近年一些政府征地或拆迁事件中，发现有“不明分子”参与其中，使用类似黑社会的暴力威吓手段逼迁。抗议征地者被群殴，甚至被殴致死;抗议拆迁者被群殴或被暴力驱赶，类似事件已发生多起。去年6月11日，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村民因征地问题与当局爆发流血冲突，导致六人死亡。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11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会议发表工作报告，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各地法院去年严惩包括黑社会组织等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结案近二十四万宗，判处罪犯逾三十二万人，情况令人担忧。
不打击基层政权的官黑勾结将跟“执政为民”的口号背道而驰，而打击了官黑勾结镇压民众抗争，又担心会被视为是高层在鼓励维权运动。中央政府往往希望地方政府，不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而不要引爆成殃及中央的重大事件。温总理就曾警告地方当局在处理农村骚乱事件的问题上不要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
中国一些乡镇领导容忍甚至纵使黑恶势力施行“合法的管治”，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媒体的调查中发现，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级基层政权，与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最基层的乡镇党政存在某些关联。有些是由于乡镇党政治理不当和打击不力，导致辖区内黑恶势力猖獗，而这些黑恶势力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自然而然地将黑手伸向了村级政权组织，而乡镇党政则采取容忍的态度。有些则是乡镇党政领导有意识地扶持或纵使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他们不仅为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提供各种的途径，有时甚至还亲自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使其行为“合法”化。
报道说，农村基层政府“以黑治黑”或“以毒攻毒”，企图用黑恶势力来整治已经混乱的社会治安。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县市交界地，有些乡镇党政面对已经存在的黑恶势力，不是主动地依法进行整治，而企图采取扶持其中的一些黑恶势力来对付另一些黑恶势力。
比如，某镇属于县与县的结合部，历来比较乱，这个镇领导就启用了三个在当地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分别当任该地的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些人掌握了村级政权后，更加有持无恐，购置枪支，组织当地的黑恶势力与外县的黑恶势力进行多次械斗。其中某村的村主任阳某在村委会之外还成立了以其为首的非法组织“村理事会”，直接组织社会黑恶势力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某村村支书兼村主任的杨某更是当地黑社会的老大，在他控制下，利用村委会的名义，强迫村民出钱，非法购置枪支、制造了土炮等进攻性武器，将村政权组织变成了杨某及黑恶势力的根据地。
另外是“以黑治良”。有些乡镇党政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就企图借助外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某镇领导为了征收农民欠交的税费，就启用了当地"狠人"尹某做村支书，对村民动不动就是打骂，镇领导不仅不对他进行惩治，反而大力扶持利用他来对付村民。由于他能采取非法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不合理的税费，就多次被镇里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而对村民的各种控诉不仅置之不理，还将这些告状村民视为刁民予以打击。
报道说，黑恶势力通过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控制农村基层政权，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另一个特征。
在湘南某市集中整治的四十个黑恶势力控制的村中，有近二十名村主任因涉黑而被法查处。这些村主任都是在实行第四次村委会选举中，通过“民主选举”而窃取权力的。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使社区内的“黑恶势力”合法化、政权化，是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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