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和不断深化,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经营活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企业面临着国际化经验不足, 跨国经营能力不强、文化融合困难、国际化人才稀缺等诸多问题和挑战。境外投资税务风险识别与防范的薄弱, 对境外投资环境及相关投资政策、法律制度、投资风险等理解和认识的局限, 都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经营活动。而全面系统的境外投资国际税务筹划, 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整体税负, 提升企业境外投资的回报收益。其中, 控股架构一旦设立则难于更改, 属于重大基础性投资要素, 税务影响深远, 尤其值得境外投资企业仔细考量、审慎决策。
综合来看, 设计控股架构税务考量要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第二, 股息返还及投资退出的税务效率;第三, 资金安排;第四, 控股公司当地的税收制度;第五, 中国税务考虑 (如企业的境外税收抵免、认定为中国居民企业、受控外国企业规定等) ;第六, 控股公司的商业实质要求。
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子公司, 采用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即投资公司和被投资公司中间额外设立中间控股公司, 会对投资项目税务框架、资金流动、退出方式、最终回报率等产生重大、深远影响。在所有控股架构税务考量中,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是首要因素, 相关选择决定了或基本决定了其他考量因素的优劣。直接投资结构简单, 比如中国公司直接投资海外项目公司, 只需要考虑中国和东道国 (被投资国) 的相关规定及双边协议, 因此变通空间较小。而间接投资, 由于设置中间控股公司, 加入了灵活变量, 极大地提升了税务筹划的空间。
大部分国家 (地区) 对外商投资企业除了征收企业所得税, 还对股息作为税后利润汇出征税, 通常叫作预提所得税。
例如, 香港公司支付利息、股息给香港非税收居民, 不用缴纳预提所得税。而美国公司向海外支付股息时, 如果相关国家没有和美国签订税收协定, 则需缴纳30%的预提所得税。
另外, 当外国投资者转让东道国企业的股权即退出时, 部分东道国还会对该股权转让所得征 (尤其是该企业持有矿山、采矿权等不动产) 收资本利得税。比如, 澳大利亚对外国投资者转让该国不动产公司股权所取得的资本利得, 征收30%的资本利得税。
股息和资本利得相关税收显然不利于活跃国际间经贸往来, 因此很多国家间签订税收协定, 于收入来源国降低股息和资本利得相关税率。比如, 中美税收协定约定中国在美子公司向中国母公司汇出股息时, 适用10%的预提所得税, 而非没有税收协定时的30%。
可见, 分析、研究投资国、投资东道国和潜在相关第三国的税收协定, 多方组合、比较以确定整体税负最优的投资架构具有重大意义, 是海外投资架构税务考量的重要部分。
如果采用直接投资的架构, 中国投资者退出时, 往往需要由中国投资者直接将被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给第三方, 则可能会直接引发投资东道国征收资本利得税。如果采用间接投资架构, 选择在与东道国有优惠税收协定的国家设立中间控股公司, 一方面可以获得低股息提所得税税率待遇, 另一方面退出时采取间接转让即由企业转让中间控股公司的股权而不是直接由中间控股公司转让东道国公司的股权, 有可能避免东道国资本利得税。
如图1, 标双斜线的为可能的转让所在。直接控股架构下, 由中国母公司转让项目公司股权, 有双边税收协议且征税权在中国的情况下, 须在中国缴纳25%企业所得税;一层控股架构下, 由于控股公司所在国和东道国没有签署税收协议, 则须按项目公司所在国利得税率30%缴纳资本利得税给东道国政府;两层控股架构下, 一层控股公司所在国与东道国签有税收协议, 控股公司所在国资本利得税为零且征税权在一层控股公司所在国的话, 于一层控股公司转让股权不缴资本利得税且股息预提所得税通常较低。二层控股公司所在国和东道国虽然没有签订双边税收协定, 但在二层控股公司层面转让属于间接转让, 有机会实现零资本利得税。两层控股架构下, 利润留在了控股公司, 并没有缴纳资本利得税, 实现了所得税递延。
股息方面, 根据项目公司控股公司所在国和东道国不同的双边税收协定情况产生不同的股息预提税结果。由于双层控股架构的第一层控股公司所在国和东道国签有双边税收协定, 享受了低预提所得税税率的好处, 节约了税务成本。
决定了投资控股架构后, 海外投资企业面临的另一项重大投资框架税务考量是资金安排。此项考量要素并不单纯出于税务目的, 很大程度上涉及东道国的外汇管制和资金跨境流动等相关政策。就税务方面而言, 需着重关注东道国或控股公司所在国关于利息税前扣除、利息支付预提所得税、资本弱化、税收协定优惠税率等规定, 以确定适当的债务资本、权益资本比例、贷款主体和贷款方式、融资路径等。
本部分从资本弱化入手阐述相关税务影响。资本弱化是指企业通过提高债权对股权融资比例来增加税前抵扣来降低整体税负的行为。资本弱化减少了东道国税收, 打破了东道国原有外汇收支平衡。因此, OECD在1987年制订的《资本弱化政策》中, 提出“正常交易原则”和“固定比率”两种方法, 指导各成员国制定资本弱化政策。正常交易原则是指税务机关以金融市场独立企业间融资交易作为对标衡量关联交易双方融资条件、利率和支付方式等是否符合公允金融市场水平。如果明显优于金融市场水平, 将会被认定为资本弱化, 税务机关有权按正常交易进行调整, 对超出正常市场利率部分产生的利息征税。固定比率法, 则事先设定固定的债务/股本比率上限, 超过的, 将被税务机构认定为资本弱化, 超过部分债务产生的利息将纳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纳税或视为股息征收预提所得税。
控股公司在整个海外投资控股架构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往往没有实际经营活动, 大多传导集团的资金于子公司, 并汇总子公司的资金以统筹应用。因此, 在选择设立地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一般选择税负低的避税地。
避税地考量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控股公司所在国是否与东道国存在优惠税收协定条款, 以利用该条款降低股息与股权投资所得在东道国的税负;另一方面是中间控股公司收到股息或者股权转让所得、汇出股息或母公司转让该中间控股公司的股权, 是否需要再缴纳所得税或预提所得税。通常, 两方面都能享受低税率的控股公司所在地才是合适的选择。
在实务中, 香港、新加坡、毛里求斯、瑞士、爱尔兰等地签署的优惠税收协定较多, 且股息和资本利得相关税率较低, 为常见的中间控股公司设立地。
例如, 香港实行收入来源地原则, 税种少、税率低、税制简单, 对跨境投资控股架构所涉及的资本利得、股息不予征税, 且一般情况下免征预提所得税。因此, 很多跨国公司偏爱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 并进一步投资于亚洲其他地区。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控股架构设计就中国税务考虑多从风险角度出发, 主要包括境外企业税收抵免、认定为中国居民企业、受控外国企业规定等所引起的潜在风险。
(1) 境外企业税收抵免。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后续法规、规章, 为避免双重征税, 居民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境外企业分配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在境外已经缴纳所得税的, 可以以中国所得税法计算的所得税额为限, 予以中国所得税抵免。其中:“直接控制”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境外企业并持有20%以上的股份。“间接控制”是指居民企业通过中间控股公司间接投资境外企业并持有20%以上的股份。“间接控制”的境外企业限于境外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企业, 以25%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限, 不包括第六层企业。即第六层或第六层以下企业向中国公司分配股息所负担的境外税收, 将不能在中国抵免所得税。
另外, 如中国与东道国签订的税收协定中有税收饶让条款, 享受了东道国税收优惠的企业可以获得中国的税收饶让。
为此, 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需要充分考虑能否符合国内该部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等细节规定。
(2) 认定为中国居民企业。中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居民企业包括两种, 一种是通常所说的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 另一种是依照外国 (地区) 法律成立但实际由中国境内机构管控的境外企业。中国居民企业负有全面纳税义务, 不但就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纳税, 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也要纳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中国境内机构实质管控境外企业是指包括对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的管理和控制, 意即境外企业实质构成空壳公司。《关于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依据实际管理机构标准认定为居民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则进一步明确了认定境外中资控股企业为中国居民企业的四项标准。
目前, 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即便关注到了海外投资架构的税务考量, 中间控股公司的设计普遍“形式性”较强, 只起到了壳的作用, 实际由国内的机构实施管理, 符合税法中国居民企业判断。一旦被中国税务机关判定为中国居民企业, 中间控股公司则需向中国税务机关就其全球所有的收入申报纳税, 以其为关键的海外投资构架设计就变得毫无税务意义。
(3) 受控外国企业规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税发[2009]2号文的规定, 中国税务机关加强了对境外滞留利润的监控, 提出受控外国企业概念。受控外国企业是中国居民企业, 或者居民企业和居民个人控制的设立在实际所得税税率低于中国法定所得税税率50%的国家 (地区) 的企业, 并且此企业具有出于非合理经营需要不分配或减少分配利润, 构成迟滞纳税或避税嫌疑的行为。受控外国企业未分配或少分配利润中应归属于该居民企业的部分, 并入该居民企业当期收入纳税。中间控股公司一旦被认定为受控外国企业, 其利润即便不分配也需在中国纳税, 中间控股公司所冀望达到的滞留利润于境外来节税和延迟纳税将无法实现, 海外投资构架也将失去税务作用。
跨国公司投资构架设计一般在形式上都较为完备, 但税务机关往往从商业实质的角度, 透过形式看本质来对其进行整体评判。如果东道国税务机关否定了相关中间控股公司的存在, 就刺穿了投资构架的层级, 跨国公司将不能享受相关税务优惠。国际社会也加强了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控制, BEPS行动计划的第三项 (强化受控外国企业管理) 以及第六项 (防止税收协定的滥用) 就是针对中间控股公司的规定, 通过主要目的测试条款、利益限制条款和限制导管安排等手段, 检验中间控股公司的商业实质。可见优化、完备中间控股公司商业实质在整个投资架构中至关重要。
海外投资架构无疑极为关键, 贵在事先筹划、综合衡量。税务考量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但也要考虑资金进出、业务战略、长远发展等, 全面权衡利弊, 力争整体效益最大化。实际工作中, 各国、国际税务法律、法规、实操常有变化, 企业投资地域范围宽广, 难于一劳永逸, 以一个架构应用于所有投资, 建议合适情况下搭建区域总部式的投资架构灵活应对, 如图2:
该架构相比单条线的投资架构, 能根据不同国家运营的实际需求配备不同的功能、团队和资源;有利于实现运营流程的合理化;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 提高集团资源使用效率和商业运营效率;具有根据业务发展而调整的灵活性。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国内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 转型升级正在逐步推进中;改革开放也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不断演化, 中国必将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政治浪潮中。世界大势浩浩荡荡, 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舞台上闪亮的明星。中国企业, 不论出于内在发展要求还是顺应时势, 都将更大规模的走出国门、扎根世界、繁茂成长, 这不但是一个做大的过程, 更将是一个做强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 以国际的视角, 在国际的法律、规范框架下, 做好海外投资控股架构的设计与实施,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希望本文对走出去企业有一定的裨益, 于细节处见功夫。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我国企业“走出去”, 今后中国企业融入世界经济, 步入世界舞台, 长远看必然规模越来越大, 程度越来越深。在此过程中, 如何做好企业海外投资、运营、退出等各个阶段的税务筹划, 规避税务风险、提高税务收益是每个涉外企业都需要提前规划解决的。本文试图从全方位的视角建立起海外投资控股架构需要考虑税务事项的框架, 分析各个海外投资控股架构税务事项的要点、利弊及风险, 提示企业综合考量税务及各方面因素、权衡利弊, 审慎做好投资及经营各阶段尤其是前期税务筹划, 并根据情况灵活应对潜在的各国国际税收制度、规章的变化, 以广阔、前瞻、全局的视野谋划、执行, 力争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 风险最小化或部分风险接受条件下换取全局效益。最后, 本文强调了控股架构设计要事先筹划、综合衡量, 建议合适情况下搭建区域总部式的投资架构以便灵活应对海外投资不同情况及可能的各种制度、规章的国内、国际变化。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 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税务问题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海外投资,控股架构,税务筹划,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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