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理论论文

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平衡理论论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利益平衡是现代著作权立法的基本精神，也是著作权法修改和著作权制度设计的指南。从著作权制度的历史看，在著作权法中确立利益平衡原则是一个渐进过程，著作权法在平衡作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是成功的。著作权法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与要求是适度的保护水平、追求著作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平衡、确保公众对作品的适当接近等。

第一篇：平衡理论论文

平衡计分卡的理论及其应用

【摘 要】平衡计分卡是一种基于战略的业绩评价方法，它通过四个层面——财务、客户、内部运营管理及学习成长来实施战略管理。平衡计分卡的先进性使之不仅适用于一般企业，同时也适应于一些特殊的领域。本文将对平衡计分卡进行解读，并初步探析其在高新技术企业的运用。

【关键词】平衡计分卡;业绩评价;高新技术企业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程度激烈、产品服务升级周期缩短，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对战略目标、战略管理程序和业绩评价体系也亟需审视。传统的企业业绩评价主要是财务业绩的评价，具有静止、单一和被动反映的特点，不能与组织机构的战略目标和管理手段相结合，这种缺陷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愈发突出，迫切需要用新的评价体系来取代。平衡计分卡(BSC)便是近年来国内外企业所选择的新的战略性业绩评价方法之一。

二、平衡计分卡理论及其应用

1992年，平衡计分卡由哈佛商学院教授Robert Kaplan等创建。作为一种典型全面计量企业战略性业绩的评价方法，它能够适应信息时代和竞争环境的需求，从战略的角度对财务和非财务业绩进行衡量。

1.平衡计分卡是一种以信息为基础的管理工具。平衡计分卡以信息为基础，分析哪些是完成企业使命的关键性成本因素以及评价这些关键性成本因素的项目，并不断检查、审核这一过程，以把握企业业绩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传统的财务会计模式只衡量过去发生的事情，无法评估企业前瞻性的投资。为弥补不足，平衡计分卡由四项观点组成一组的绩效指标来模拟一个组织的远景。此四项指标分别是：财务(Financial)、顾客(Customer)、内部流程(Internal Business Processes)、学习成长(Learning and Growth)。这四项指标一方面保留过去衡量绩效的财务指标;另一方面监督组织的行为应兼顾学习与成长的需求，并且把产出和绩效驱动因素联系起来。平衡计分卡以衡量指标及其量度作为语言，把组织使命和策略转变为一套前后连贯的系统绩效评核量度，把复杂而笼统的概念转化为精确的目标，得以达到财务与非财务之间、短期与长期的目标之间、落后与领先的指标之间，外部与内部绩效之间的平衡。

2.平衡计分卡的平衡理念。(1)财务与非财务的平衡。尽管利润是企业的最终目标，但财务指标却与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创新等非财务指标密不可分。财务指标是直观、短期的衡量，非财务指标是未来的、长远的衡量。只有两方面都得到改善，企业的战略才得到实施。平衡记分卡弥补了传统的绩效评价系统以财务指标为主的缺陷，综合地反映企业总的业绩，并与企业的主要目标直接联系。平衡记分卡中的目标和评估指标来源于企业战略，它把企业的使命和战略转化为有形的目标和衡量指标，做到了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有机结合。(2)长期与短期的平衡。企业的建设要获取持续的收入而不是短期的利益。平衡计分卡以战略的眼光，合理调节企业的长期行为与短期行为，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通过平衡记分卡的四个方面内容，管理者可以计量和控制企业及其内容：各单位如何为现在和未来的客户进行创新和创造价值，如何建立和提高内部生产能力，以及如何为提高未来经营业绩而对员工、系统和程序进行投资。(3)结果与动因的平衡。平衡记分卡中将结果指标及其驱动因素联系起来的因果关系为组织的行动提供了反馈机制。组织可以通过因果分析确定造成结果的原因并追究责任。但值得注意的是下一层次的指标对于上一层次的指标究竟有多大的贡献是采用平衡计分卡需要关注的问题。判断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INUS定义和SUPPES定义为我们对进行因果关系成立与否和关键指标设置适当与否提供了检查的工具。(4)内部与外部的平衡。平衡记分卡既包括了外部评价指标，又包括了内部评价标。例如，客户满意度指标是通过对客户的调查而得到的，反映了外部人员对企业的评价，是外部评价指标。而合格品率、雇员培训次数、雇员满意度等指标则是企业内部对企业的评价，是内部评价指标。平衡记分卡通过这些指标，实现了外部与内部的平衡。平衡积分卡将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和组织学习能力统一到战略执行的整体框架中来，通过以战略为主导企业发展，化解了传统部门间推委责任、职责抵触的矛盾，使得企业的业务从局部优化向全局性、战略性优化转变。

3.使用平衡计分卡指标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根据企业现实选择指标。通常情况下，从企业战略分解而来的指标非常多，选择哪些指标用于考核是一个问题。考核指标的选择主要从两方面因素考虑：必要性和可行性。必要性是指，企业要选择那些最为必要的指标进行考核，这要以二八原则考虑，选择所有指标中的20%指标，达到期望业绩的80%。可行性要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是考核指标可量化，并且这些数据的来源不能来自被考核者本身;第二是人力资源就考核指标与被考核者等相关人员的沟通、反馈的工作量，以及考核者给被考核者评分的工作量不会过于复杂，要处于企业可承受范围之内。(2)各项指标的重要程度与股东目标相符。一般情况下，股东对于企业的最大期望是盈利。但是有的股东期望企业在短期内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有的股东期望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后能够获得长期盈利。对于前一种情况，绩效考核最需要关注财务指标，其中财务指标也只考虑近期盈利所必须的财务指标，即绝对值指标，如利润;而对于体现未来发展后劲的相对值指标则应较少的考虑。对于后一种情况，考核指标应综合考虑上述四类指标，包括绝对值指标和相对值指标。(3)根据企业发展阶段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平衡记分卡方法中，四个方面的考核指标权重并非是均衡的，考核指标权重分布与企业发展阶段相匹配非常重要。财务、客户、内部运营管理及学习成长四个方面既相互贯通，互为因果，又会在可投入资源既定情况下此消彼长。因此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应该平衡地兼顾所有因素，而是应该兼顾所有因素并有所侧重。(4)考虑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确定指标比重。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很好的表述了企业在实践层面的发展变化，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企业像生物有机体一样，也有一个从生到死、由盛转衰的过程。该理论用动态的观点较好的解释了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企业最需要加强的方面不同，考核指标和权重也就有所偏重。

三、平衡计分卡在高新企业的应用及评价指标体系

在我国，目前适用高新技术企业的是2002年财政部五部委针对竞争性工商企业修订颁布的《企业绩效评价操作细则》。该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侧重于财务业绩评价指标(权重达80%)。正如前文所述，财务业绩评价指标有时滞性，使战略规划及战略实施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差距。平衡计分卡引入了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成长这三方面的指标，为企业良好业绩的带来了驱动力。利用平衡计分卡中的非财务指标框架为企业制定清晰的战略目标，构建适用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业绩评价体系，是极具实践意义和探索价值的。

1.财务层面。财务层面最根本的目标是提高盈利能力，而保持较强盈利能力的前提是提高运营效率、控制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基于高新技术企业高成长性的特点，特别是在创业初期和成长期，销售增长率、市场份额增长率等成长性指标的重要性程度明显加大，也需要重点予以反映。因此，财务层面的评价指标的设计可以从增强盈利能力、提高营运效率、加强风险管理和促进企业成长四方面着手。

2.利益相关者层面。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是由许多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利益相关者利益需求的满足是企业取得良好业绩的关键。客户、供应商、金融机构、政府等都是高新技术企业重要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他们在帮助企业实现其目标的同时，也要求得到相应的回报。客户满意是留住老客户和增加新客户的前提，也是扩大市场份额的基础。就一般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利益相关者层面的评价指标可以从提高客户满意度、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客户获利能力、改善与供应商的关系、改善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加强政企合作及履行社会责任七个方面进行设计。

3.研发与创新层面。研发与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核心竞争能力、谋求长期发展的源泉。该层面的活动非常复杂，既包括研发前期投入阶段、研发与创新过程，也包括技术创新产出阶段。研发与创新层面的评价工作必须全面考量各个阶段的工作绩效，从增加创新投入、增加创新产出、控制创新过程三个关键方面进行指标的构建。并且，在构建研发与创新层面评价指标时，要避免过分的关注技术创新产出绩效，而忽略企业研发与创新长期潜能的做法。

4.内部业务流程层面。一般内部业务包括三个主要的业务流程，即创新流程、经营流程和服务流程。但由于研发与创新流程已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价值链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值得单设一个层面以反映和评价，所以这里的内部业务流程层面只包括对经营流程和服务流程。对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好的内部业务流程可使企业用最短的时间、最合理的成本生产出顾客需要的产品并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以提高客户满意度。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产品质量、加快交付速度、控制产品成本和提高售后服务水平成为该流程评价的关键目标。

5.学习与成长层面。学习与成长是企业具有持续改进和创造未来价值的能力，是企业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是其他几个层面取得卓越成效的动因。作为以新技术和知识密集为主要特点的高新技术企业，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激励创新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增强研发与创新能力、增强盈利能力的主要驱动因素。与此同时，平衡计分卡引入的非财务指标由于超出了会计信息系统的核算范畴，而使得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变得异常重要，因此学习与成长的促进因子有三个，即人力资本、组织文化和信息系统。

平衡计分卡把高新技术企业战略转变为目标和指标，组成了五个不同层面，其中财务是根本，利益相关者是关键，研发与创新是源泉，内部业务流程是基础，学习与成长是动因。这五个层面的目标层层推进、互相支撑，构成一个完整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

四、结语

平衡计分卡改进了传统绩效评价的不足，为战略绩效管理和企业战略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平衡计分卡分析设立四方面关键成功因素，通过建立各级业务单元乃至各岗位的关键绩效指标，并与企业战略目标紧密相连，形成有机统一的企业战略保障体系和绩效评价体系，可以促进各岗位工作的有序和效率，明显节约企业管理者的时间，提高企业管理的整体效率和业绩。相信，中国企业在采用了平衡计分卡可以有助于实现从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从战术经营向战略管理转变，最终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参 考 文 献

[1]蒙立元，刘利安.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评价体系[J].财会研究.2004，12

[2]王化成，刘俊勇，孙薇.企业业绩评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曾德明.基于企业制度和企业理论的利益相关者评价方法[M].南开管理评论.2004(1)

作者：朱文龙

第二篇：行政法平衡理论新探

摘 要：作为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之代表的平衡理论，经过二十余年的演进，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和较为完备的学说体系。但是，正在兴起的公共治理和不断革新的行政实践，彻底改变了平衡理论创立之初的制度背景，使其在主体、内容、目标、结构等环节都面临着新的理论张力。公法仍在变迁，平衡理论亦应当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因此，应建立多元行政主体参与机制，推进合法性和最佳性的二维结构互动，关注行政行为与行政环境的融合，以真正实现“合理诠释历史、有效回应现实、逻辑上完整自洽”的理论革新目标。

关 键 词：平衡理论；合法性；最佳性；新行政法；主观行政法；客观行政法

一、引言

世界上既不存在没有体系的行政法学，也不存在没有理论基础的行政法学，只是人们是否自觉而已。如果说法学体系是现代行政法存在的“空间”，那么理论基础就是现代行政法学存在的“基石”。[1]围绕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索与争鸣，是贯穿改革开放以后行政法学和行政法治发展的一条主线，“控权论”“管理论”“公务论”“平衡论”等观点此消彼长，纷争不断。这场学术讨论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学者之多、理论探讨之深，令法学界瞩目。“没有哪个学科像行政法学一样热衷于理论基础的讨论，历经三十余年的热议而经久不衰；没有哪个法律部门像行政法一样，其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如此依赖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2]应松年认为，“关于行政法基础理论的讨论如此热烈，实是这门学科得以重大发展的良好契机。”[3]何海波认为，“对行政法学理论基础广泛而热烈的探讨，显示了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功能的整体性反思和对行政法价值取向的殷切关怀。”[4]沈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行政法学整体思维训练”。[5]章志远认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兴起既是社会变革所提出的时代课题，也是行政法学科自身发展的热切呼唤。”[6]可以说，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是我国行政法學界主动回应社会变革的一次自觉的“集体行动”。

在这场理论竞争中，以北京大学法学院罗豪才教授为主要代表所提出的行政法“平衡论”脱颖而出，经过同道学者的讨论、参与和深化阐释，历经“规范平衡论”（应当平衡）到“实证平衡论”（如何平衡）的艰难而富有创造意义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行政法学的一种新颖而系统的认知模式、解释范式和理论发展框架，并具有一定的域外理论影响。正如沈岿所言，“平衡论是一个开放的认知模式，它已经并将继续汲取其他认知模式的合理内核，以求发展和更加完善。……目的不在于确立一个理论的最高权威以取代所有其他的认知模式，而是尽可能地提供一种较完善的认知模式，为行政法的发展提供一种可选择的方案。”[7]因此，结合现代行政任务的变迁，对平衡论的理论框架进行拓补，既是为了“合理诠释历史、有效回应现实、逻辑上完整自洽”，也是对新行政背景下“行政法当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

二、行政法平衡理论的核心观点

平衡理论诞生的标志为罗豪才教授等在1993年发表于《中国法学》第一期的《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一文，随后姜明安、王锡锌、沈岿、宋功德等同道学者不断进行深化阐释。二十余年的理论发展是一个开放式和连续性的过程，但不同阶段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而且基于不同学者的知识结构、学术背景、研究偏好等差异，必然会产生多元性的理论。但是，平衡论最基础、最根本的学术观点始终贯穿于各研究阶段中，也体现在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关系”视角构建行政法体系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行政法的核心矛盾，他们之间关系的变迁也就是行政法历史的变迁。“传统的行政法理论在主体上只限于对行政主体的研究，相对人被冷落一旁。”[8]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行政法的核心是研究行政权的运行，研究法律与行政权的关系，“管理论”与“控权论”均围绕着法律应该是控制行政权还是保护行政权进行论述。两者都未强调作为行政权对立面的公民权，只是将其作为行政权作用的对象。尽管有的学说认为其目标是保障和实现公民权，但是在根本上仍没有体现相对方在行政行为中的独立地位，没有把握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既对立又互动的关系，带有一定片面性。“我国自开展行政法学研究以来，在对行政法的理解上长期存在着偏误，导致对行政相对人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对行政主体一方的研究。”[9]

平衡论主张以“关系”为视角来构建行政法的理论体系，这里的“关系”包括“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两部分，行政法的概念应当表述为，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行政法关系的核心应当是“权力——权利”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具有时空性，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例如秩序行政与服务行政的表现就有差别，而且还具有广泛的关联性，与行政法上的权力——权力关系和权利——权利关系实现多方面的衔接。单纯坚持围绕公共权力展开行政法的内容，既不能体现公共行政的现实，也不能满足其需要。只有坚持“关系”视角并结合实践灵活运用，才能建构合理的行政法制度，最终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

（二）关注行政法制约、激励和协商机制

平衡论主张，现代行政法的机制是由双向制约、双向激励和双向协商整合而成的。制约机制既制约行政权非理性膨胀、保护相对方合法权益，又制约相对方滥用权利、维护行政秩序。激励机制既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为公众谋求更多的利益，又激励相对方积极实践法定权利、参与行政，以增强私人的利益。无论是管理论还是控权论，都只强调对行政法主体中的一方进行控制，都偏向于制约机制，而没有给予激励机制足够的重视。片面主张消极制约的行政法，要么压抑相对方的能动性，要么成为行政主体积极行政的障碍。[10]

平衡论的制约和激励机制针对主体双方不同特点也会有所侧重。对于制约机制，重点是要制约主体，其方式包括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利和权力相互制约。既包括实体的限制，也包括程序的约束；既包括外部制约，也包括内部制约。对于激励机制，重点是激励行政相对方，例如：可以采取竞争机制、奖励措施、利益诱导等。此外，平衡论主张，行政法应当通过协商机制实现各方主体之间的平衡和稳定。行政法过程也已经被塑造成一个各行政法主体可以博弈的场域，相关利益主体都被授权进行比较充分的参与。这些制度都容许各方利益主体进入行政法过程，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进行讨价还价，并据此采取有利于各自最大化利益偏好的策略，形成基于合意的均衡。

（三）实现行政法关系的结构性均衡

平衡论认为，无论在哪个具体的行政法关系中，行政法的权利义务机构都是不对等的，但这种不对等是必要的。若双方同质化，权力义务对等，此时的法律关系就转化为民事法律关系。传统行政法学倾向于认为行政法的固有特征之一就是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义务的不平等（不对等），正是这种“单方性、强制性与非对等性”将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区别开来。[11]平衡论并未否认这一点，其立论前提就是行政法主体地位平等但结构不对称、权利义务不对等。这种单向不平衡不仅仅体现在行政实体法关系中，还发生在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中，突出行政机关恒定为被告而具有应诉、举证等诸多义务，以促进依法行政和为公民提供有效补救。

但是，行政法是“治民”与“治吏”的辩证统一，既调整行政关系，又调整监督行政关系，是调整这两类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而非仅指监督行政法律关系或者行政关系，其中行政关系又可细分为行政实体法律关系和行政程序法律关系。如果认为行政法只谈“行政关系”，就会导致“管理论”；如果认为行政法只谈“监督行政关系”，则会使行政法成为“控权法”。因此，平衡论中的行政法关系既包括行政实体法律关系和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也包括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三者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但后两者的不对等性与前者的不对等性是倒置的。行政程序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中行政机关的义务增加，形成行政机关的被动、弱势地位，“抵消”实体关系中行政机关的主导、强势地位，同时增加了前两者中相对人的权利，“弥补”了实体关系中相對人权利的不足。这就平衡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了各主体法律地位的平衡，体现了现代行政法的民主性。

三、行政法平衡理论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主体：突破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多元格局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以范畴为基石，都是由范畴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12]在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中，行政法关系是其核心范畴。平衡论者认为，行政法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其核心功能是规范和调整行政主体之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之公民权的关系，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框架都应围绕这一核心关系展开。笔者并不否认行政权和公民权之间的二元关系在行政法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公共治理的兴起，行政过程已经成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三维空间，能否依然以这种二元关系为主要的乃至唯一的行政关系，似可再作斟酌。美国行政法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就掀起了“行政法重构”的浪潮，理查德·斯图尔特认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领域已超出传统行政法模式所理解的“政府权力和私人自治”的二维关系，而发展为一种多极相关利益冲突和共存的多元关系。[13]这种多元主体格局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公共行政改革过程中，政府开始收缩管理范围，将一部分职能通过外包、委托、购买服务等形式交由非政府社会组织承担，“私主体”行使“公权力”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德国行政法上称之为“行政私法”，英美法系国家也有“公共行政民营化”之说。虽然传统行政法在司法审查等领域仍在明里或暗中排斥行政私法行为，但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我们的基本关注仍是对公共利益的司法监督，这种监督正随着政府不断通过私法模式展开行动而弱化，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不但把两套制度联合起来，而且还应鼓励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相互促进。”[14]由此可见，这种行政行为方式在现代行政法中已经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在行政实践中也显示出了自身的优势。

第二，在行政诉讼中，近三成的案件存在第三人。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2015年全国基层法院作出的行政诉讼案件一审判决共29084个，存在第三人的案件达7588个，约占26%。除行政诉讼的第三人外，还有一部分既不是权力机关也不是相对人的独立的行政参与主体，如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并没有利害关系的专家学者以及为了公共利益而参与行政活动的社会公众等。这种单一的行政参与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相比，在主体范围、参与目的、权利义务上都有所区别。

第三，在部分行政关系覆盖的领域，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劳资纠纷等，集中体现的并非政府与公众的关系，而是多数人与少数人、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自由与秩序等多元主体、利益与价值之间的矛盾。例如：政府在环境保护行为中决定是否给某个能源企业发放许可证的行为就涉及包括居民在内的多方环境利益。随着行政手段日益多元、行政法关系日益复杂，行政关系也由二元互动关系逐步转化为行政主体、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公众、媒体等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竞争与合作格局，这种多元化的主体格局显然超越了“国家——公民”“行政机关——相对人”的二元法律关系。

（二）内容：突破权利义务关系之复杂利益结构

兼顾利益是平衡论的根本范畴，反映在行政法学上就是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应该是平衡的。[15]这种主张从表面上看符合“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规律，然而深入分析现代行政关系特别是其背后复杂的利益结构，到目前为止仍然仅仅是一个应然性的命题。

第一，在实践中，大量行政关系中的利益关系难以直接转化为平衡论中突出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现实与理论的偏差类似于德国行政法中主观权利和客观秩序的区分框架。所有的法都是客观规则，但并非都赋予公民以主观权利。只有当公民借由这一规则而获得某种法律上的权能，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不为一定行为，或承担一定的容忍义务时，才可以确认该项客观规则同时构成了公民的主观权利。[16]“现行具有单纯反射效果的客观法虽然对行政相对人有利，但不产生其权利。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只是有关公共行政主体合法性义务的规定，并不构成行政相对人防御公共行政主体任何违法不利行为的主观权利。”[17]德国行政诉讼的功能定位在于保护“主观权利”，而不是维护依法行政的客观法秩序。只有“主观权利”受侵害者才能诉诸司法救济，否则，只能是法律上的反射利益。因此，德国法中只有在及其例外的情形下才承认旨在维护客观秩序的“公益诉讼”，例如《环境法》上的“团体诉讼”。

第二，行政主体具有很大的裁量空间，除命令、强制措施等方式外，还可以采用说服、建议、警告、推荐、奖励等非正式行政手段。这些行政方式并未直接引起相对方权利义务的设立、消灭和变更，此时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很难通过权力与权利互动模式进行诠释。当下，各国均出现了大面积的能够满足相对人需求的非权力行政活动。在美国，适用非正式程序的行政活动比重已经占据了90%，被称为“行政活动的生命线”。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利用没有实体法授权的“非正式行政活动”实现管制目标也日益受到重视。例如：利用补贴、义务的免除、税收措施等经济上的激励诱导私人的行动以便达到行政目的，利用建议、劝导、引导等行政指导手段柔性地将相对人的行为指引到公共政策目标轨道。在我国，“治安承包协议”等行政契约（合同）手段在社会治安管理领域的运用，“有奖举报”“经济补贴”等行政奖励、引导性手段在经济管理、行政管理领域的展开，“告知——承诺”等协商型手段在审批管理领域的探索，等等，都是上述发展趋势的一种实践注脚。

（三）目标：突破合法性目标之二维价值互动

每一种行政法学理论背后，皆蕴藏着一种国家理论。[18]进言之，行政法理论的核心要旨取决于背后的国家理论。平衡论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其背后的国家理论系所谓的夜警国家学说，即公共行政的任务被限定于保障秩序和安全。在这样的国家理论之下，行政法学研究的目标取向着眼于形式合法性，而不问公共行政的实务。因此，平衡论囿于传统行政法的“合法性”证成思路，仍然围绕四个合法性考量的板块展开，即职权法定、行政行为形式论、程序控权、司法审查与权利救济。其中又以行政行为形式论为核心，以司法审查和权利救济为最终落脚点。即在对行政行为形式进行类型化锻造的基础上，就每一种行为形式从权限（何种机关有作何种行为的权限）、程序（该行为依何种程序而作成）、法律效果（依该行为可发生何种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以及诉讼类型（对该行为所生争议依何种诉讼途径解决，甚至采用何种判决形式）进行规范化对接，以期在严密的“规范洪水”之下获得“唯一正解”——维护权利义务平衡。

在行政法学理论中，这种合法性考量曾独擅胜场，排他性地担当起了法治政府建设智识基础的功能。但笔者认为，随着行政法制向法治理念的转变，行政法基础理论的改革框架应当包括“合法性”和“最佳性”两个考量基点——以确定行政活动边界、规范公权力行使、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为指向的合法性考量与以探索良好行政的制度设计、促动行政改革、提高行政效能为基本指向的最佳性考量。合法性与最佳性的逻辑结构具有同一性，均被切割为主体、行为、程序、救济四个板块，但二者在价值导向、功能定位、考量重点、保护法益、考量节点、研究方法、基本构成等方面大相径庭（参见下表）。因此，单一的“合法性目标已然难以解释“合法性”与“最佳性”互动中复杂的政策选择过程。在这样一种二维结构中，行政法学研究的关注点显然不仅仅在司法审查的下游，而应进一步回溯到行政过程的上游，以追求行政过程的理性和民主性为要务。因为以行政行为形式理论为代表、严格限定于法解释学立场的“司法中心主义”行政法学已经渐呈不堪重负之象。正如英国学者格里菲斯所言：法律训练（主要是法解释学、法教义学意义上的训练）导致的是没有可塑性的思维模具，其结果是切断了法律界人士与其他社会学者的联系：他会至死捍卫法律权利，反对以便利、公共利益或社会福祉为基础的劝导性主张。加拿大学者博查德也认为，法律界人士所受的训练主要是为了解决私法争端，导致过度司法化和对对抗制程序的依赖，所有这些在行政法背景中皆不足取。[19]

（四）結构：突破理想博弈模型之现实行政环境

平衡论主张从关系的视角对行政法现象加以观察和透视，诉诸多元博弈推动行政法的均衡化，行政法过程已经被营造成一个通过博弈赢得合意、形成共识的开放性场域。但是，正如沈岿教授所言：“它似乎更多地诉诸于‘通过程序的平衡’……作为一种法学理论，平衡论尚需进一步研究。”[20]平衡论中平等自由博弈的平台和程序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并非意味着实质平衡的应然结果。首先，平衡论过高预计了相对人政治意识的自觉化，忽视了缺乏参与渠道的弱势群体公民和不愿参与的政治冷漠公民，理想的民主行政可能出现对“少数人的强制”。其次，对于同一类利益，不同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如何科学确定适格利益代表人的资格和权利，以保障代表人的利益表达与其他人的实际诉求一致，避免不在场的利益相关人的意志被扭曲或遮蔽，对这一问题平衡论很难给出恰当的回应。再次，将行政协商的过程塑造成利益平等博弈的场域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各方占有、开发和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必将影响博弈的平等性，难以形成符合各方最大化利益的行政决策。美国学者科恩也认为，将行政参与的参加人问题定性为“广度问题”，可以用“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中实际或可能参与决策的比率”来衡量。尽管在理想状态下，所有受到行政活动影响的人都应当参与进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只是一种理想。”[21]

四、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发展进路

法国公法学者莱昂·狄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的变迁也就是法律的变迁”。[22]因此，回应时代变化、及时进行系统化制度更新，也是行政法部门法的基本特征之一。平衡论必须不断使其内部诸多的不平衡不断“平衡化”，才能对现实挑战背后的理论瓶颈给予自洽的学理阐释。当然，正如前述，关于行政法基础理论改革的走向或者说平衡论的发展方向及其内涵，其本身处于变动不居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故笔者对平衡论发展取向的论证注定无法穷尽所有要素，而更多地是描述性、提示性的探索。因此，充其量也只是构成行政法理论基础改革或者平衡论未来走向的一种可能的进路思考。

（一）建立多元行政主体参与机制

我国社会的急遽变化和重要改革一直处于“进行时”，机构改革、政企分开、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扩权强县、民营化等无不意味着行政组织的变化与发展，但这些改革很难断定都是在行政组织法的理念、设定、规范和拘束下开展的。因为“公共行政的发展变化或许会不经意间逃逸出行政法学者的视野”。[23]然而，国家：“决不允许由减缩政府规模引入私人机构而产生的‘新领域’脱离公法的控制。”[24]“多中心”是现代治理理论中最核心的理念，与之对应，“多元化行政法”的概念应运而生。[25]这一理念的兴起向平衡论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行政关系不再仅仅是行政权与公民权单一的结构化平衡，而应当逐步形成行政主体、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公众、媒体等复杂的竞争与合作格局。一方面，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仍是最重要的调整对象，所以行政权与公民权仍然是平衡论关注的基础性问题，需要从传统进路思考委托——授权理论、国家责任保障等问题。另一方面，传统的政府与公民之外的其他主体亦应纳入平衡论研究的领域，因为社会力量对行政过程的参与既有个体形式，也有群体形式，还有组织或团体形式，如非政府组织、企业等。行政法应将传统的行政组织、公法人、行政助手、公办民营等组织形态加以合并考察，观察其类型及其匹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换言之，应当形成一个“公共行政组织形态库”，供决策者和制度设计者选用。

（二）实现主观行政法与客观行政法并重

“快速变化的社会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然而，传统行政法却依然如故，只对行政机关与行政行为倾注理论关怀。”[26]传统行政法中无论是管理论（行政权优先）、控权论（公民权优先）还是平衡论（二者兼顾），都是以行政决定为主要规范对象，以私权保障为主要功能期待，以回避和听取意见等对抗程序为主要制度构造，这些均属于主观行政法的范畴。而在行政决策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活动方式出现之后，行政法治的功能就不在于对个体权利的维护。“行政法不能仅仅以防御性之概念去理解国家，行政法拥有十分宽泛的目标，即较诸确定之权利地位去对抗国家的干预外，尚有其他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侵害必须加以防御者。……最终行政必须面对无以数计的多面关系利益冲突下空转，而行政法正是需要去处理此种利益冲突之情况者。”[27]主观行政法的理论张力已经非常有限，“在目前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分层业已形成和社会矛盾凸显的情况下，把行政法治限于普遍性个体权利的底线过于狭窄了，甚至有可能在形式平等的法律作用下影响实质社会公正。”[28]因此，亟待通过行政决策提升行政的社会塑造功能，并通过科学、理性的制度设计，将行政决策过程纳入法治轨道，以提升客观行政法在现代行政法体系中的比重。

但是，基于我国传统行政法治任务尚未完成，同时又面临着社会转型、风险社会等挑战，因此，任何单向度的地位和价值追求都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对此，行政法必须善于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相互对立的价值中寻求平衡点。[29]我国行政法学一方面要通过不断继受和丰富以行政决定为核心的法教义学，进一步完善以个体权益保障为核心的主观行政法；另一方面要通过建构导向公益的行政决策制度结构，促进行政机关运用科学和理性的政策分析方法和政策实施工具，通过行政决策实现行政法治的社会塑造功能，提升客观行政法在现代行政法体系中的地位。

（三）推进合法性和最佳性的二维结构互动

按照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者罗森布鲁姆的观点，传统的管理理论与行政部门相连，政治理论与立法部门相连，法律理论与司法部门相连。但行政机构同时拥有行政、立法、司法决策权时又将如何呢？罗森布鲁姆比较了对公共行政学采用管理的、政治的和法律的研究方法，表明每一种方法都有不同的价值、起源和结构。[30]也就是说，在政府的日常活动中，既包括政策制定，也涵盖行政执行，还涉及与司法对接的合法性问题。因此，在研究政府活动的行政法中，务必坚持多元方法论的活用，而在具体的架构上，合法性和最佳性两个维度的互动恰好暗合了行政法的多元结构。合法性即我们所熟知的以确定行政活动边界、规范公权力行使、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为指向，以职权法定、行政行为类型化、程序控权和以司法救济为核心内容的传统行政法视角；最佳性则是一个较新的范畴，以探索行政过程中的实质性命题并致力于提升行政效能为核心。最佳性是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利用法学的基本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政策分析、利益衡量、社会分析等工具进行综合论证而力争使行政过程实现更佳的治理。

合法性与最佳性其实是立体的、互动的结构：在合法性范围之内，还会讨论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落实是最佳的问题。而在合法性的外部，亦有一种最佳與否的考量，而且其中包含一个流动的过程。该二维结构的互动过程具体可作如下表述：第一，当政府行政活动实践中出现行政违法时，应当从运用合法性维度就行政行为形式的权限、程序、法律效果、诉讼类型等规范化模块审查其是否合法。第二，从合法化考量的过程回溯至原本作为合法性考量预设前提的立法和行政，运用最佳性视角考察行政本身的合目的性、简易性、经济性、节约性、适时性、迅速性、无形式性（灵活性）、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等。因此，二维结构互动下的行政法功能需要从行政过程的上游和中游关注各种行政实务的运作实态，为提高行政效能设计规则和制度，而不再是简单地从司法控权的下游讨论合法性问题。第三，最佳性考量中跨学科的各种知识和方法能够提供多种可能的改进方案，此时，合法性考量又可以作为最佳性考量之一出现。“理性的社会塑造程序首先应当是‘开放的’，它要求对通过既定的手段能够在何种范围内达到所欲追求的目标，以及是否存在更适宜的手段，或是计划设定的根本目标和应优先考虑的要素是否需要改变，均进行持续性的检验与核实。”[31]第四，基于各种可能的“最佳性方案”，合法性考量再度发挥功能，通过程序机制予以统合，并利用既有的法律技术为最终制定的“最佳方案”设定规范条件、进行制度架构。第五，最佳性考量的过程和成果丰富了合法性考量的原有知识和方法体系。例如：协商行政的出现丰富了合法性考量中的行政行为形式论和程序论。至此，一个首尾相连的循环系统便形成了。

（四）关注行政行为与行政环境的融合

真正的平衡型行政应该既是制定政策双方的互动式协商，又是环境友好型行政。行政环境是行政活动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也是行政活动影响的对象。行政环境与行政活动之间在客观上存在的互动关系表明：只有适应环境，行政活动才能得以正常开展。同时，行政活动的开展必然影响、塑造行政环境，使环境沿某种方向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了解影响行政活动开展的环境因素，是科学、有效行政的前提，同时也为评估行政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构成行政环境的各种条件和要素与行政行为之间呈现互动状态，行政主体与相对方权利义务关系仅仅是行政内部利益的平衡，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博弈的过程中只有介入环境因素，才能真正形成符合各方最大化利益的行政决策。因此，亟待深化平衡论“应然”的实然化路径研究，通过合理界定平衡论的平衡范畴，开展平衡的量化技术研究，将行政环境纳入平衡范畴，增强平衡论的操作性和科学性。具体如下：首先，为公众行政参与提供制度保障。有必要从治理框架的宏观层面重新认识公众参与的重要意义，完善公众参与的制度和机制，通过有效的“微观民主”，促进国家“宏观民主”建设。其次，重新界定风险社会语境下的行政责任。基于风险社会的形成和福利国家理念的深化，传统的以评价责任和追究责任为主要价值导向的国家责任制度已不能适应风险社会中人们对安全的需求，具有社会保险意义的国家责任理念以及相应的配套制度将真正成为人们应对风险社会的最佳保障和理想图景。再次，完善法治政府语境下行政效能的内在意涵。在控权价值之外，行政法的另一根本价值是保障和提升行政效能，要求行政活动遵循成本——效益分析原则，使行政组织、手段和程序与行政目的和任务相匹配。

五、结语

现代行政法的危机深刻地体现为学术研究失去了对生活世界的认知和指导作用。它既不能客观地描述和解释行政法“是什么”，也不能令人信服地指出行政法“应当是什么”。[32]行政法平衡论跳出了管理论和控权论统治多年的理论窠臼，在吸收前两者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清晰地展现了现代行政法的逻辑关系、价值取向和方法理论。近年来，关于平衡论的讨论略有降温，重拾这一渐被淡忘的主题，是为了回应新的时代背景下“行政法的功能何在”“行政法理论基础何处寻”“行政法学向何处去”的难题，即“行政法是一门不断在寻找自我的学科。”[33]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在普通法系国家，都普遍存在更新行政法解释框架的智识活动。譬如在德国，行政法学总论的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研讨内容。日本也有学者提出行政法学结构性变革的命题。法国早在20世纪初期讨论“公法的变迁”时就出现了从“主权论”向“公务论”转变的观点。英国行政法起步虽然比较晚，但学者们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行政法范式的转变。[34]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行政法的研究已呈现出部门化、精细化的趋势，这一转向值得称道。但是，如果欠缺对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深刻认知，缺乏对行政法学体系化的整体思考，这种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将会受到影响。因为，“行政法学理论基础不该是仅仅用来解答行政法的概念，或作用，或范围，或本质，或目标是什么的一种理论。行政法理论基础应该是整个行政法学理论内容的基本精神或精神内核，是构成行政法学理论大厦的基础，它直接决定了行政法学理论的各个主要方面。”[35]为此，我们需要续接二十余年前开启的行政法理论基础这一论题，在重新认识现代行政法的使命与功能的基础上，重构平衡理论的学说体系与发展方向，增强平衡理论对于复杂多变的行政过程的解释力和规范力，更好地发挥其理论潜力和对行政法治发展的积极作用。这是摆在所有行政法学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不仅仅是平衡论者。

【参考文献】

[1]胡建淼.行政与法治[M].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28.

[2]成协中.行政法平衡理论：功能、挑战与超越[J].清华法学，2015，（01）：37-50.

[3]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37.

[4]何海波.中国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变迁[A].罗豪才.行政法论丛（第11卷）[C].法律出版社，2008.506.

[5][20]沈岿.行政法理论基础回眸——一个整体观的变迁[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06）：84-85.

[6]章志远.行政法学总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66.

[7]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

[8]张焕光，胡建淼.行政法学原理[M].劳动出版社，1989.371.

[9]邢鸿飞，吴志红.行政程序参与原则之我见[J].学海，2001，（04）：134.

[10]罗豪才等.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

[11]羅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 范畴[J].中国法学，1996，（4）：52.

[12]李龙.法理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163.

[13]包万超.行政法与社会科学[M].商务印书馆，2012.133.

[14]（英）哈洛等.法律与行政（上）[M].杨伟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479.

[15]蔡辉明.行政法平衡论的非“平衡”化发展[J].实事求是，2012，（01）：81.

[16]王敬波.欧盟行政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3.118.

[17]（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M].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502.

[18]（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法律与行政[M].杨伟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1.

[19]朱新力，唐明良.行政法基础理论改革的基本图谱——“合法性”与“最佳性”二维结构的展开路径[M].法律出版社，2013.4.

[21]（美）科恩.聂崇信.论民主[M].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12-13.

[22]（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M].郑戈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7.

[23]余凌云.公共行政变迁之下的行政法[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05）：86.

[24]（新西兰）迈克尔·塔格特.行政法的范围[M].金自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

[25]王瑞雪.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J].行政法学研究，2014，（04）：137.

[26]余凌云.行政法讲义[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6.

[27]（德）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M].林明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9.

[28]于安.我国行政法体系改革的基本问题[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04）：85.

[29]江必新.行政法制的基本类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77.

[30]（美）戴维·H.罗森布鲁姆等.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M].张成福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3.

[31]（德）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M].赵宏译.法律出版社，2011.441.

[32]包万超.面向社会科学的行政法学[J].中国法学，2010，（06）：48-49.

[33]叶俊荣.行政法案例分析与研究方法[M].三民书局，1999.2.

[34]罗豪才.行政法的新视野[M].商务印书馆，2011.2.

[35]胡建淼.谈谈中国行政法学理论基础与“平衡论”[A].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87.

（责任编辑：徐 虹）

作者：靳澜涛

第三篇：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理论研究

[摘 要]利益平衡是现代著作权立法的基本精神，也是著作权法修改和著作权制度设计的指南。从著作权制度的历史看，在著作权法中确立利益平衡原则是一个渐进过程，著作权法在平衡作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是成功的。著作权法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与要求是适度的保护水平、追求著作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平衡、确保公众对作品的适当接近等。

[关键词]著作权法;利益平衡;公共利益;接近

[

著作权这一权利的授予具有独特性，这在于权利的赋予具有特定的政策目标，像美国《宪法》的著作权政策目标通常被描述为在授予著作权人和公众权利之间的一个精妙的平衡。著作权法则是调整因作品的创作、传播和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围绕作品所产生的利益关系是著作权法调整的核心。著作权法实际上是一部分配作品权益的知识产权法。“著作权法被认为是一种平衡的设计，在限制获得保护作品的成本和对作品提供激励所产生的利益之间存在一个平衡问题。”著作权法是在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实现精妙平衡的法律机制，是协调著作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器”。本文将主要从著作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平衡的角度探讨著作权法中的利益平衡理论。

一 著作权法中利益平衡的内涵与价值目标

著作权是基于作者从无到有创作了最初的作品这样一种事实而产生的。著作权保护的正当性，无论是基于道德值得理论，还是激励理论，通常开始于这样一个假定，即著作权法应当保持在创作了创造性作品的个人和需要获得作者智慧果实的公众之间平衡。为了鼓励作者创造和传播原创性表达，著作权法授予作者对作品的专有控制权。同时，为了促进公共教育、学习、信息交流等公共利益，著作权法也允许听众和后续作者以不同方式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这种使用行为不在著作权人的专有权的控制之下。

利益平衡是现代著作权立法的基本精神，也是著作权法修改和著作权制度设计的指南。“版权制度从来都是利益平衡的结果，三百多年的版权制度发展历史所积累的利益平衡经验是修改现行版权法，进行具体版权制度设计的基本准则”。从著作权制度的历史看，在著作权法中确立利益平衡原则是一个历史渐进过程，著作权法在平衡作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是成功的。并且，著作权制度三百年以来所积累的利益平衡方面的经验既为具体的著作权制度设计提供了指导，为著作权法的修改与完善提供了基本的准则，也为研究新的技术发展环境下的著作权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今天因特网的发展也要求我们重构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尽管这种平衡是脆弱的，其作用却不可忽视。

关于著作权法中利益平衡的原则和观点，国外司法实践中强调著作权法需要在确保对创造性作品创作的激励和针对公共利益的不适当侵蚀而需要保护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关于著作权法中利益平衡的原则和观点在有关著作权的国际公约中也有体现。例如，根据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缔结的WCT和WPP7序言部分的规定，这两个条约的目的是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和使用，以及对表演和录音制品使用有深刻影响的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中有关著作权和邻接权问题，从而以尽可能有效和统一的方式发展和维持对作者就其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权利、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权利的保护，并且保持作者的权利(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权利)与广大公众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获得信息的利益之间平衡。到目前为止，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原则已成为著作权制度设计和著作权法的修改和完善的基本准则与理论脉络。尽管利益平衡的方法与原则是抽象的范畴，但在从宏观上驾驭与理解著作权法的精髓，甚至对著作权法的具体细节进行研讨时，它却是一种有益的方法和思路。

著作权法的实质性问题涉及到很多内容，不过总体上牵涉到著作权人享有的权利范围和内容以及相应的著作权限制的范围和内容。权利的保护期限对作者和使用者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著作权法对这些问题的规定，有时需要高度抽象，有时则需要特别具体。著作权法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虽然本身具有单独存在的价值，但它们之间显然是相互联系的。例如，著作权法中某一实质性问题的改变将对整个著作权法的保护水平和走向产生影响。因此，了解包含在著作权法中制度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质以及立法和司法关于著作权演化是极端重要的。利益平衡即是将著作权法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的非常有用的概念和原则，它在著作权法中主要是通过分配权利义务、对著作权作出限制的权利配置机制和以作品在市场中流通为特点来实现的。

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的价值目标是著作权法调整的主体的利益关系处于相互协调之中的和谐状态。这种平衡主要涉及作者与其他著作权人自身的权利与义务之间平衡，以及作品的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等，但最实质性地体现于著作权人的私人利益与公众接近作品的公众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更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平衡。在著作权人的权利和使用者或者说用户的权利之间实现平衡，是著作权法中一种传统的利益平衡。这种平衡本身也代表了著作权法中的一种社会政策目标和政策解决办法。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体现了著作权法的二元价值取向，即保护作者权益与促进文化事业发展与繁荣的目的和对作者专有权的保护与对这种专有权的限制并存。

二 著作权法中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著作权保护在充分与有效基础上的适度与合理

1　著作权保护适度：与利益平衡的互动机制

著作权舞台上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结合表明，一般的、绝对的所有权观念在这一领域是不合适的——“为了维持著作权人的权利与公众接近作品的利益，著作权法从来没有授予著作权人对作品完全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是有限的，甚至在专有权期限内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著作权只是一种相对的权利，这一性质体现了著作权的适度保护。“适度”的著作权保护意味着在充分和有效地保护著作权的基础之上，著作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水准适当而合理。当著作权范围太大时，著作权人对正常获得与使用作品给予了过度的限制，使得著作权法无从实现促进文化发展繁荣、增进民主的目标;相反，著作权范围太窄，作者创作作品的动力就会严重不足。怎样的著作权范围和水准才是适度的?这也是著作权制度几百年以来遇到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种适度也是合理地划分著作权的专有与公有的界限，涉及到对著作权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平衡与协调。

由于这里的平衡和协调本质上是要解决著作权作为一种对作品的垄断权对使用作品的限制问题，适度的著作权保护进一步涉及在什么样的场合应终止专有权，以及在什么样的场合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著作权作品。换言之，应在多大程度上授予创作者、传播者或使用者控制著作权作品使用和

处置的权利。在这里，与公共利益一致的著作权保护范围是值得关注的。著作权保护范围的确定需要为公众使用著作权作品留下必要的空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各方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应当适当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任何一方超过一定限度，就必然会侵犯对方的权利，从而打破两者之间平衡和协调关系”。

上述平衡的考虑是建立在社会利益的判断之上的。社会利益的假定需要引进价值判断和经验分析。每一次立法者修改著作权法是对合乎社会需要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数量和质量作出价值判断，以及对实现其目标中的、修改可能的效能的经验判断。换言之，著作权法试图在作者创作原创性作品，以及他们与其他人使用早先作品自由的激励之间达成平衡，并将平衡建立在社会利益判断之上。当然，这种社会利益的权衡判断的微观分析，在实践中存在一定困难，有待于著作权经济学分析的发展。如著作权法是否应当授予著作权人获得消费者附加在作品上的全部价值，这是著作权争议的一个实质性问题，需要在著作权经济学分析的框架内解决。就著作权保护的适度而言，在利益平衡的层面上，社会利益的分析关键在于看著作权保护所激发的智力创造与作品的传播和使用的社会利益状况。

2　著作权保护适度的界定：著作权法政策层面

什么样的著作权保护水平是合乎需要的，这是著作权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赋予作品以著作权保护的合理性是明显的，但给予著作权以多大程度的保护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有益的探讨。如有的试图讨论减少著作权保护对新作品产出的效果，用以评估多大的保护程度是合乎需要的、多大的保护程度显得过度了。在极端的情况下，有的学者甚至讨论了废除著作权保护不会减少对智力作品创作的数量，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这样。确实，在衡量著作权保护水平是否适当时，可以考虑增加或者减少著作权法律保护的一些形式对作品创作与传播有何影响，如是增加还是减少对作品的创作与传播。

适度的著作权保护反映了著作权法背后的政策性问题，即著作权法在解决了应保护的是什么之后，还需要确定应当保护的程度问题。这一问题可以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分析。

从宏观方面看，牵涉到著作权保护的整体水平和保护的类型与范围等;从微观方面看，牵涉到具体的权利客体、权利内容的保护标准和程度等。例如，独创性标准就是保护水平的一个微观方面。在高标准方面，独创性与创造性直接相关;在一般的标准方面则只与独立创作相关而与创造性无涉。以艺术作品为例，将著作权保护水平提高到艺术标准，这就是一个创造性标准，也是一个较高的保护标准。当然，一般国家并不采取创造性之类的高标准。如根据澳大利亚(著作权法)的规定，与艺术有关的作品不存在艺术优点的评估。当然，这里从利益平衡的角度讨论适度的著作权保护水平问题，主要还是从宏观的角度加以认识的。

3　著作权保护适度的界定：广度与深度

著作权保护究竟应当有多大的广度和深度，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走得太远、授予的权利太广，可能会损害到作品的传播和使用。正如有学者指出，著作权法通常牵涉到多大程度保护的问题，包括涉及鼓励作者的创作活动和传播者传播活动的著作权保护必须因应著作权这种垄断权对公众和社会的产生的成本。这些成本可以是分享一个特定作品的价格，如在戏剧表演中的价格和教科书的成本。如果著作权中的权利太广泛，它们会抑制更新的作品的创造，从而阻碍而不是促进艺术、技术的进步。如果著作权中的权利太窄，著作权法为作者和出版者提供足够数量的、丰富我们社会的作品创作和传播方面的经济激励就会不足。

确实，赋予作者以更强劲的著作权，会对作者的竞争性作品的产生构成严重障碍，因为竞争者不能够获得作品的思想和表达，他们将不能产生同一思想的新的表达。虽然在强劲的著作权保护下作者能够获得短期利益，但由于损害了后续作者利用著作权作品，社会从著作权保护中获得的公共利益将会减少。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以及作品包含的知识和信息是人们学习知识和社会进步所必须的。著作权的过度保护会造成人类文化科学实践的困难。如威恩蒂，葛登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人的教育涉及对前辈成就的自由使用，学术和科学探索也一样，而范围过广的保护将威胁到人们的社会实践。

适度的著作权保护是“调和”不同主体利益要求的产物。在著作权法中，著作权人利益和公众的利益在形式上具有对立性：创作者希望控制其作品，以保护其作品的完整性。因为利用行为会涉及到他的声誉;他也希望从其作品中获得利润。从著作权人的角度说，著作权是控制作品公开后免于被他人擅自利用的法律设计，本质上是著作权人特别是作者控制智力创造物的权利。同时，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定义了著作权人和一般公众的关系，而公众中的很多人可能是特定作品复制品的用户。从使用者角度看，公众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权利，也需要在著作权法中得到适当保障：公众有获得和使用作品的自由，但著作权法没有赋予公众对出版的所有作品使用的自由以及对作品的所有方面使用的自由。对作者利益的确保和对公众利益的确保需要在著作权法中设计出适度的著作权保护水准。

从理论上讲，适度的著作权保护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它是授予获得一定作品数量和质量所需要的财产权，这种财产权既不能高于授予比获得一定作品数量和质量所需要的更大的财产权，也不能低于比授予获得一定作品数量和质量作品所需要的更少的财产权。因为过高，会对用户施加成本而不会补偿社会利益;过低虽然可以使用户自由使用作品，但难以产生出合乎社会需要的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易言之，著作权保护必须宽到能够为作者创作和传播作品提供足够的激励，但也不能宽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作者能够对作品的传播和使用获得垄断利润，却阻碍了对创造性作品的传播与使用。适度的保护水准的确定，正是试图进行一种最佳的利益协调平衡。换言之，著作权法确保创造性作品创作的基线水平与避免过度保护的公共利益直接相关。

4　著作权保护适度的结果：避免保护不足与保护过度

以上分析表明，适度的著作权保护水平是在避免保护不足和保护过度之间的合理的著作权保护水平。有学者指出，“人类共有的财富越来越多地专有起来，非但不会促进文学、艺术、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反而会成为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障碍，因为过度的保护就像保护不足一样会窒息借鉴与创新，走到版权保护的反面”;“一旦用户发现自己动辄得咎，无论怎样谨小慎微都会招致侵权之祸，就会索性置法律的重重约束与限制于不顾，对整个版权保护体系产生反感”;“对版权材料的彻底控制只会导致用户对版权保护彻底的轻蔑”。在当前知识产权扩张具有越来越强烈的趋势下，强调防止对著作权的过度保护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它是避免因著作权的扩张而挤压公共利益空间，从而损害公共利益所必需的。

(二)追求著作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平衡

在著作权法中，著作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在本质上是

一致的。詹姆斯。麦迪逊在美国联邦主义报告中即指出，“公共利益……完全与个人的主张一致”;“著作权形成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有机结合的特点”。在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实现利益平衡的这种机制不仅在国外著作权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认可和发展，也不断地为学者们所接受。例如，美国最高法院注意到了实现平衡的社会目标。有学者认为，著作权法体现了“在授予创造者的权利和留存公众的权利之间平衡”;有学者认为，著作权法是“在公共和私人利益之间平衡”;还有学者认为，著作权法包含了“在对作者创造的激励和思想不受限制地传播的社会利益之间平衡”的思想。

1　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著作权法利益平衡机制的核心

考察著作权法的历史可以发现，自《安娜女王法》以来的每一部著作权法都在赋予著作权人以专有权利的同时保留了一般公众的其他权利，以促进对作品的传播与使用。从著作权立法史考察，著作权立法强调在保障对作者创作的足够激励和避免过度保护的公共利益之间实现利益平衡的重要性，强调有必要在通过提供公共领域资料和授予个人著作权保护之间平衡以实现著作权立法的目的。如美国1976年著作权立法报告和著作权法均强调著作权法不排除他人使用作者受著作权保护作品中负载的思想或信息。著作权法作为一种平衡机制，在作者、出版者、使用者等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之间达成利益平衡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渗透到整个著作权领域。著作权法除了规范作者、传播者的功能外，还有进一步规范对处于流通和传播中作品使用者行为的功能。换言之，它关注作者、出版者和整体组成了一般公众的个人之间的关系。

上面在分析著作权法利益平衡的主体时，论及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应当说，在本质上，可以认为是著作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之间平衡。传播者，如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图书出版社、报社、期刊社，本身是作品的“用户”，在广义上也是作品的使用者，其权利也受制于著作权人对作品著作权，并且其权利的行使以不损害著作权为前提。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原则表明在作品著作权和作品本身之间作出区分是必要的。著作权不单是一种为作者带来利益的垄断权，还必须考虑和保障用户的利益。然而，在著作权作品创造者和使用作品的公众之间总是存在内在冲突——创造者自然希望从其作品的使用中获得最大的利润，而消费者则希望尽可能廉价使用作品，乃至免费使用作品。解决这种冲突的技巧就在于如何使得在著作权法中这两种利益各得其所。一方面，需要充分保障作者的利益，使作者从其创造性努力中获得足够的收入，同时又能够鼓励作者继续创作。否则，正如安斯恩尼·雀罗蒲所说的一样，“拿走英国作者的著作权，你将会很快将这些作品的作者赶跑”。另一方面，需要保障使用者使用作品的利益。所以，“关于作品著作权立法旨在维护创造者和使用者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的平衡”。

这种在作者等著作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之间的统筹兼顾、平衡协调的原则，其必要性在于它是实现著作权制度目的的保障和必要机制。著作权法作为促进国家文化繁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法律，对作者等著作权人利益的保护不是惟一目的，它还有更重要的促进知识和信息的获得与交流、促进学习和后续创造，实现国家文化政策的重要功能。同时，在民主社会，它还有重要的增进民主的价值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对作者权利的保护只是实现著作权法社会公共利益目标的手段和机制。著作权法所保护的著作权被认为是人为创造的具有很强的公共性的私权，它不仅是对作者创作的回报，而且在于通过激励作者创作社会需要的更多更好的作品，满足社会文化和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

2　著作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价值目标：保护作者与超越个人

在著作权法中，著作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利益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并且是相辅相成的，都是著作权法保护的重要利益。著作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平衡，是著作权法的长期目标，也是指导著作权法修改完与善的重要原则。著作权法目的体现为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最广泛可能的创作和传播。著作权法通过建立一个精妙的财产权平衡制度，实现了这样的目标。在这种制度中赋予作者和出版者足够的动力去生产和传播原创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同时允许其他人使用这些作品。

著作权法假定，作者和出版者投入资源来创作和传播原创作品，有必要使他们对自己的作品享有专有权利，以确保能控制它们并能够从作品在市场的传播中获得利益。但著作权法也承认，所有创造性努力都有必要建立在先前作品的基础之上。如果著作权法要促进国家的文化和学习，它必须允许后续的创造者利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以发挥他们的灵感和接受教育。这种对作者利益的保障和对公众使用作品的保障，构成了著作权法中利益平衡机制的内核。格哈德。施里克尔教授在谈到德国著作权制度时，主张借鉴英美著作权思想中服务于公众利益的传统。他主张：“虽然我们保护的仍是为创作者个人权利的智力财产权和人格权利益(这种个人权利是宪法赋予的)，但是著作权法的使命还在于为公众利益服务，保护著作权是促进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强调超越个人的保护目标是盎格鲁·撒克逊法律思想中的精髓，我们应该冷静地借鉴它，把它作为对我们着重保护个人的传统的补充。”他的这一论述表明了强调保护作者的大陆著作权法传统重视对公众利益保护的重要性。他还指出：“应当看到，大众利益不仅是对著作权的限制，而且也是著作权保护的理由……不可忘记是它的社会保护目的。由于著作权是作为一种个人权利而设的，因而立法者和执法者在采纳这种超越个人的观点时，如何保持两者的平衡便无疑是一门艺术。”

3　著作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平衡：经济学解释路径

从一定意义上说，著作权政策是根据偏向于私人权利的古典经济学模式来建构的。在著作权作品中，就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来说，著作权人的个人利益与公众接近作品的利益始终处于对立统一状态。按照古典经济学模式，著作权法的建构需要将基线从公共利益(公共权利)转移到私人利益(个人权利)。显然，著作权法结构框架不同性质的定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著作权法的制度安排与规范体系，并对相应的著作权法原理产生不同影响。例如，将著作权法的基石范畴或者说基线定位于公共利益时，著作权法需要充分重视与保障公众获得受著作权保护作品，重视传播与利用作品的价值;将著作权法的基石范畴定位于著作权人的私人权利时，著作权法更强调著作权保护作品的边界，甚至强调权利私有化。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即是不仅要赋予著作权人以足够的垄断权，以刺激其增加著作权产品的供给，而且也需要通过一定的资源配置机制减少著作权垄断性给社会造成的损失。过分强调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时，著作权法欲实现的

目标都将无从实现，如将重心偏向于著作权人的利益可能阻碍公众利益的实现。将作品这一智力创作成果视为在很大程度上向所有人开放的公有物，则会使著作权作品失去必要的法律保障，从而危及著作权人的创造热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赋予著作权人对著作权产品的垄断权和保障公众对作品使用的机制是经济有效地分配著作权产品这一稀缺资源的模式。无论是将基线定位于公共利益还是私人权利，以及无论怎样在信息的公有和私有之间进行划分，需要明确的是应当遵循的指导性原则和著作权法的要旨是什么。有的学者即提醒应当注意著作权政策中传统财产思想基线的观点，同时抛弃对信息的公众权利的阴影。这些观点把不适当的信息分配政策从公众的范围转向到私有的范围。

立足于著作权在市场的竞争性利益的学者则主张：如果将著作权看成是自然法财产的范畴，那么权利将偏向于著作权人;如果将著作权看成是控制市场份额的垄断权，那么将能够更好地在作者、出版者和使用者之间进行平衡。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从经济学的路径认同著作权法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

笔者强调，著作权法是作者等著作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器。如果不遵循利益平衡原则，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尽管可能存在较高的保护水平，但这是以在更大程度上限制社会公众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对作品的传播与使用为代价的。在市场主体追求自利的市场经济社会，不可能既存在像著作权法提供对作者创作激励一样的创作刺激，又像没有著作权法一样的对作品可以自由使用的环境。情况是要么在著作权制度下，通过赋予专有权形式的对作者创作激励机制激发智力创造而获得动态利益，但限制了对作品的传播和利用，存在着静态市场失败问题，因而会相应地带来社会成本——著作权制度的实施本身也是有成本的;要么是在没有著作权制度的“社会所有权”环境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传播和使用作品——这虽然解决了著作权法的静态市场失败问题，却存在动态的市场失败问题，因为智力创造是有成本的，在没有著作权保护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使用作品获得利益。这就无法避免搭便车问题。“著作权在经济上体现为一种公共产品。最初的成本可能是很高的。但是，复制的成本却很低。作者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获得利益，他必须将其推向市场，但这样很容易导致盗版和剽窃的风险。他人能够很容易地获得复制品，并且复制的成本低。创造者可以以或者接近边际成本的价格销售，以使擅自复制的复制品失去吸引力，但这样很可能难以收回创作的成本。”其后果将是导致智力创造的供给严重不足，最终有可能导致社会智力资源枯竭的危险。

显然，著作权法的合理性需要说明在著作权制度下社会获得的利益比没有建立著作权制度的情况下要大。比较而言，著作权制度与自由使用作品的环境相比虽然限制了作品的传播和利用，但它对创作和传播的激励增加了社会可以利用的作品总量。没有著作权约束的、可以自由使用的制度会导致“无源之水”的困境。没有更多作品的传播和使用，社会的损失显然更大。从著作权法经济学角度看，本质上，它关注的是“在鼓励作者创作所需要的报酬和在消除负重损失中社会所失去的利益之间的平衡”，即对创作作品激励的增加因应由于著作权保护而失去对这些作品传播与使用损失方面的成本间的平衡。为了在经济功能上适当发挥作用，著作权法必须在赋予作者的著作权和赋予著作权用户接近作品之间达成平衡。

4　著作权法中利益平衡的保障机制：公众充分参与著作权立法

著作权立法需要调整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而在从自身考虑的前提下不同利益主体对著作权立法的立场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其中代表用户的利益团体和代表权利人的利益团体是两种主要的主体形式。现实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众在建构著作权政策和制定著作权法时发挥作用的空间被大打折扣。如何确保著作权立法不会不适当地对公众获得和使用著作权作品施加负担，以使公共利益目标得以实现，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美国等国家，著作权法每一次修改的原因除了适应新技术发展需要和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外，也涉及围绕作品产生的利益关系的重新分配。相关利益团体都试图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方面，特别是那些对著作权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具有重要影响的团体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促使立法者以公共利益为代价获得著作权的经济利益。有人甚至形象地称那些掌握立法资源的关键官员为这些团体的代言人。这一状况无疑有削弱著作权法中公共领域空间的危险。基于此，为了充分保障公众利益，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平衡，保障公众充分参与著作权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三)确保公众对作品的适当接近

1　对作品的“接近”：公众与著作权人对价的砝码

接近是指公众对著作权作品中的思想和表达的获得、使用。公众能够接近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是实现著作权法宗旨的重要保障。公众接近作品能够使其从作品中所包含的知识和信息中受益，这也是实现著作权法社会目标的需要。对作品的接近因而成为著作权法理论的核心问题。接近著作权作品是公众从作品中获得知识和信息、增进知识和学问的保障。公众接近著作权作品的能力通常可以理解为从著作权作品中获得思想、素材、知识、信息的能力。公众接近著作权作品的起码条件是：作者作品中的思想和表达能够以被理解的方式获得，并且公众能够获得作品的有形复制品。在信息网络环境下，公众则可以通过对数字化作品的下载、打印行为而获得这种复制品。不过，在技术急速发展的今天，公众对作品的接近会受到技术手段限制。

在现实中，接近作品的形式很多。有些作品则是可以部分地接近、部分地不可接近。在理解“接近”的概念上，需要弄清楚的是社会公众所接近的是作者在作品中的表达，而且是通过接近这一表达来渗透到作者的思想中去的。也就是说，公众对于作品中表达的思想的接近来自于对表达的接近。在著作权法中，需要接近著作权作品的“公众”也就是作品的使用者，主要包括一般意义上使用作品的公众和作为未来作者的作品使用者。前者也就是一般使用作品的公众，如阅读、收听、收看、网上浏览作品的用户。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们还可以包括作品的传播者，因为作品的传播也是对作品的使用。

接近是实现著作权法目的的一个工具。对接近的关注和重视并没有改变著作权法促进作者创作经济激励机制的功能。由于作品公开后人们能够认知作品的思想和表达，有些著作权学者对著作权法中的接近问题没有给予高度重视。应当看到，著作权法非常重视公众接近著作权作品的重要性。著作权法保障公众接近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原因是对作品的接近是保障其从被接近的作品中获得知识、信息和获得其他收益的前提条件。确保未来作者接近著作权作品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任何作者的创作是一个文化积累和延续的过程，需要参考和借鉴他人的作品或其他材料。当他人可以接近已有的著作权作品时，其他作者即可在研究该

作品的基础之上创作出具有自己个性特点的新作品。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一样，“未来作品的创作者也需要接近新的著作权作品”;“历史学家写出了很好的历史作品，这是建立在对先前历史作品参考基础之上的，音乐家创作了新的旋律的不同表达，这是参考了其他音乐家作品基础之上，而计算机程序开发者创作改进了的新程序，这是接近和研究了先前程序后产生的结果”。如果竞争者不能接近先前的作品，那么他们就难以甚至不能在原作品基础之上创作自己的新作品。

“著作权利益与接近信息之间历史上的扭曲导致了人们对言论自由、隐私、学术自由、知识、文化与民主对话的关注。”接近对于实现著作权法的宗旨即在鼓励作品创作和传播基础之上增进知识、学习以及实现著作权法的民主文化价值目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设想一下，当公众不能接近一部作品时，公众以及其他作者从新创作的作品中受益将变得十分困难。另外，“竞争性作者”的利益也值得保障。原因是作者产生竞争性作品可以使公众选择不同的观点和每一个种类作品的不同表达方式，这样就进一步促进了知识和学习在公众中的普及。合理接近著作权作品也体现了著作权法中存在的“对价”机理——公众接近作品的可能和程度应与著作权保护范围和程度相匹配——在公众不能适当地接近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而著作权人却可以通过著作权保护而实现其作品的商业化时，著作权人和作为作品使用者的公众存在一个不对等的交换，此时就需要通过强化对著作权的限制以实现对等。

2　接近与著作权法中的对价机制：利益平衡机理的凸显

(1)著作权法中的利益平衡：“对价”价值层面

著作权法的价值目标要求，激励著作权作品创作的目标实现后，需要在进一步激励作品传播的基础上保障公众对作品的广泛接近。有学者指出：著作权不只是一种垄断权，授予它的目的是要获得一种交换——通过促进原创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来促进公共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著作权可以看成是具有合同的性质：在作者(著作权人)和公众之间的合同和销售。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将著作权法视为著作权人与使用作品的公众之间的对价。大多数著作权作品是可以被接近的。但是，也不排除一些著作权作品不能或难以为公众所接近。要求公众能够接近所有著作权作品，也是不现实的。对不能或者难以接近的作品不予著作权保护的观点也难以成立。有的学者提出著作权法不应该授予那些不可接近的作品，因为公众没有从这些作品中获得利益。从讨论的激励与接近的对价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平衡机制看，这一观点也存在问题。事实上，著作权法的对价是一个平衡问题：虽然公众没有从这些作品中获得利益，作者也没有从著作权中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因此，对不能或者难以被商业化的著作权作品来说，公众不能充分接近这类作品并不违反著作权法的精神。

现有研究文献集中于著作权法鼓励作者使其作品被商业化的传统的经济上的激励，以及讨论公共接近，这一研究是必要的。著作权法授予著作权人以著作权，作为激励创作和传播的手段，同时著作权法也规定了著作权的限制和相关的公共接近问题，以作为对授予专有权的对价。对价集中于新作品的创作和对作品的公共接近。这种对价也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著作权法赋予专有权的程度过高时，虽然能“激励”产生更多的作品，但会导致公共接近的障碍，使公众不能从早先作品中获得学习知识的利益，从而导致增进知识和学习的公共利益的减少。

应当说，著作权法对不同作品接近程度的要求是不同的。当然，著作权法不可能具体规定不同种类作品中公众接近程度的标准，甚至著作权法也根本没有将受保护的条件之一界定为公众能够接近该作品。对接近程度的界定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有些作品具有极强的市场性，如畅销小说;而另一些作品的市场非常有限，如专业性很强的学术专著，这些作品的产生本来就不是建立在市场期望之上。对这些不同的作品来说，原则上著作权人从著作权保护中获得的利益应当与公众对它们的接近相匹配。

一般地说，受到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是应当能被公众所接近的。公众一旦接近了著作权作品，就能够从学习和研究该作品的表达所体现的思想中获益。在接近著作权作品的情况下，著作权人和作品的使用者都能够实现著作权法旨在实现的目标。此时接近与著作权保护存在着一个内在的“对价”机制。对于那些不能或者难以被公众接近的作品来说，接近的程度、范围与作者受到著作权保护的程度和范围之间也同样存在一个对价，原因是这类作品著作权人由于没有向社会公开而难以获得经济上的利益，而公众从该作品中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也受到了极大限制。换言之，著作权法中保护的一些作品在现实中不能或者难以被公众所接近，但这并不表明著作权法不存在著作权保护与合理接近之间的对价关系。事实上，著作权法现在包含了不可接近的作品，而使用商业化的界定标准可以在这些作品之间作出区分。这允许著作权理论维持其传统的目标，而不能等到过了保护期后才去实现其目标。同时，在这种对价机制中，隐含了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即在作品著作权人实现的利益与公众使用该作品的利益之间平衡。

(2)接近与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精神

1)公众接近作品：著作权法中利益平衡的支点

著作权法增进知识与学习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商业化该作品以及公众和竞争者能够接近该作品。在著作权的激励与接近的对价之间，也深刻地体现了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精神。事实上，著作权法鼓励作者从作品的商业化中获得利益的同时也希望公众能够接近该作品。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公众不能接近著作权作品，在著作权法的对价中失衡现象就在所难免。对这种失衡现象的消除则需要著作权法中其他制度的配合予以保障。

对可以被公众广泛接近的作品来说，最能体现著作权法的激励机制、平衡机制和对价机制。在上述情形下，著作权人能够从作品的商业化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公众也能从作品的公开传播中接近该作品并获得知识和信息，而竞争性作者也能在该作品的基础之上创作出新的作品。也就是说，作者、作为使用者的公众和作为未来作者的竞争者都能从该作品著作权保护中取得适当收益。同时，不能或者难以被接近的作品，也能够体现著作权法的上述机制，原因是这类作品著作权实现程度和公众接近作品的程度具有对应性。

当代的著作权法与其他知识产权法一样，在利益的天平上存在着向权利人倾斜的趋向。公共利益的精妙平衡是著作权立法迫切要解决的任务。在著作权法中保障公共利益的关键，是确保公众对作品必要的接近，包括确保不被保护的要素成为后续作者创作的素材，从而使这些未来作者使用那些要素创作出新的和不同的作品。著作权法通过鼓励新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了社会利益。为了实现著作权法的宗旨，公众应能接近新创作的著作权作品。著作权在形式上表现为著作权人的私人利益与接近作品之上的公共利益的冲突，但在实质上则存在一致性。特别是考虑到作者本身是

其他作品的使用者，作者创作离不开对他人作品的吸收和借鉴，任何作者对因其作品而产生的利益不能完全由其独占。因此，在设计整个著作权法时，在进行利益选择、利益整合和协调上，怎样保障公众对作品的适当的、必要的接近是与保障作者的著作权同样重要的。著作权法可以视为在对作者的激励和向公众接近的成本间的平衡。更大的著作权保护使消费者和使用著作权作品的其他作者接近这种作品的成本更大。这样一来，著作权法经常谈到实现平衡的问题，无论是在作者和公众之间还是在作者与后续作者之间加以平衡。

著作权法禁止对作品的擅自复制旨在促进更加广泛的包含在这种创造性作品中的思想、信息的传播。考察我们今天的著作权制度，无不体现了对接近的公共利益的保障：原创的作品受到保护，但并不是作品的所有因素都受到保护。在作品中存在着非保护性因素，如思想、事实、信息不受著作权保护。这些因素可以被后续作者和一般的使用者自由使用。即使是取走了作品中一般被保护的因素，也可以通过合理使用等原则调整这种平衡。通过尽量地调整这些平衡，著作权法试图为未来作者创造良好的“营养环境”，并且确保为作品的消费者即使用者提供足够的合乎需要的作品。

2)著作权法宪法目的之实现：接近的实质意义

确保公众对著作权作品的接近从根本上体现了著作权法对公众利益的关注。著作权法是我们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从信息的公有带来的重要的社会化利益为著作权法注重公众的接近提供了正当性。”著作权立法的一种重要思想即是将公众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著作权的存在甚至被假定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在著作权的宪法视野方面，如果公众在有些情况下能够优先获得复制品，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有更少的作品被出版，公众的选择仍然是决定性的。禁止公众复制他所需要复制的东西没有正当性。有学者还指出：只有关注公众的利益和公开的信息流动我们才能确信公众利益优先。另外，在深层次意义上，著作权法也鼓励其他作者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之上创作新的作品，从而将表达延伸到新的领域。国外判例也认为，“竞争者对作品的接近在著作权法中十分重要”。作品的竞争者创作出竞争性作品无疑需要接近他人作品的表达和思想，特别是就同一思想创造出竞争性的表达来说更是这样。正因为接近在著作权法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有的学者甚至从“权利”的角度提出了著作权法的保障问题。如杰斯咖·黎特曼明确提出了用户“阅读权利”的概念，主张应修改著作权法以确认个人的一般的阅读、评论和收听作品的合法复制品不构成对著作权的侵犯。

其实，著作权法对接近作品的保障，表明了对信息的接近在著作权政策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财产权和与新技术相关的信息间接近的平衡是任何著作权政策的目标。对作品的接近应当是著作权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正如帕麦拉·萨姆兰森在评价美国著作权政策时所说的一样：著作权政策起源于宪法起草者的信息自由、广泛传播将促进技术和经济增长的确信。他们看到了知识为社会和个人获得的意义。确实，美国第一部《宪法》规定知识产权条款不是没有原因的。宪法的起草者把对知识的自由接近看成是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实质性步骤。这样，为了实现著作权的宪法目的，公众必须能够接近著作权作品。公众接近思想的收益明确地或者默示地来自于对表达的接近。这样一来，我们应当拥护这样的政策，即“对著作权材料实质性使用的特权是为了偏向于公众接近的政策”。鉴于接近作品对保障公共利益的重要性，笔者认为确保公众对作品的适当接近是当代著作权法利益平衡机制的关键。

我们可以将著作权法视为对作者的激励和向公众接近间的平衡。激励与接近之间平衡始终是协调著作权利益的杠杆。特别是在当代著作权不断扩张时，更大的著作权保护使消费者和使用作品的其他作者接近这种作品的成本更大。无论是在作者和公众之间或者是在作者与后续的作者之间平衡，著作权法更需要关注到在接近的基础上实现对作品创作、传播、使用的平衡保护问题。

作者：冯晓青

第四篇：浅谈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基本表现特征

摘 要：對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具有极为重大且现实的意义。鉴于此，文章将对平衡理论进行简要概述，并对中西方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以加强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行政法;平衡理论;比较

作为现今行政法学当中的一个基础研究理论，平衡理论已经逐渐发展成一种行政法学界的显学，不管是保持着怀疑态度、中立态度的学者，亦或者是保持着认同态度的学者，都无法绕开平衡理论。行政法平衡论者通过不断的分析与研究，对行政法平衡理论体系进行有效的构建，在这一过程中，平衡理论经过不断的修正、补充，且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和挑战之后，正开始逐渐地完善与健全。行政法平衡理论体系的发展，对促进中国行政法的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具有重大意义。

一、平衡理论的涵义

在1993年，罗豪才发表了一篇论文(《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该论文一经发表，在我国法律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尤其引起了社会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讨论，而在讨论中，提出了“服务论”、“管理论”、“平衡论”、“控权论”以及“政府法制论”等十多种行政法理论学说。在这场讨论中，“平衡论”所获得的支持相对较多，该理论的基本主张为：在设计行政法制度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到公民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平衡性，且经由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平衡，来最终实现社会多元利益(如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等)之间的平衡。在这一理论中，主要包含两个涵义，即其一，在进行立法时，应当注意权力与义务的公平配置;其二，将利益博弈论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全面贯彻于整个行政法的解释和使用过程当中。

1.“平衡论”的概念

在价值导向的着重点上，行政法中的“控权论”与“管理论”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其中“控权论”着重于公民权，而“管理论”着重于行政权，所以，在一些价值要素的安排方面，两者的侧重不同。然而，在“平衡论”中，更为注重行政法领域当中的多元社会价值与利益，更为倡导采取较为平和与中庸的方式，对社会中所存在的价值矛盾与冲突进行处理，以便寻求行政法中不同关系之间的平衡。依据现今我国的基本国情而言，当前的“平衡论”更加注重保护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其作用在于与行政权的滥用与扩张相抗衡。

从法治原则层面上而言，传统“控权论”认为，在设计行政法制度时，其核心应该在行政权力的制约上，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社会公平以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等的积极作用上，应该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在这种思想下，政府往往被看做是控制的对象，而在此其中的公民保护地位同样也是负面的。但是，“平衡论”与上述中“控权论”的观点不一样，“平衡论”认为“控权论”所提出的观点与一个科学的行为动机假设不相符，同时也与现代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相符;“平衡论”提出权力与权利两者在限制和保护方面，应该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不论是权力，还是权利，都有可能被滥用，所以，不可偏向于其中的任何一方。

2.对“平衡论”的质疑

对“平衡论”持反对态度的专家学者提出：“平衡论”是构建在矛盾分析法基础上的，因而在理论上缺乏独特性，以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为例，这种矛盾的双方，不单单只出现在行政法中，假使这种相对矛盾双方的存在，就可以得到“矛盾双方追求平衡”的结论，那么在其他法律中同样适用于“平衡论”。

针对上述中的质疑，“平衡论”者认为：不管是怎样的矛盾斗争，它们都属于利益博弈的一个发展过程，在博弈过程中，双方都试图针对最大化的利益，然而最终的博弈结果一般都是使双方保持在一种平衡的状态之下。所以，由矛盾分析法能够得到“平衡论”。

二、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具体体现特征

平衡在行政法中，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总体方面的平衡、结构方面的平衡。以下笔者将对其进行详细概述。

1.总体方面的平衡

行政法总体平衡是站在其本身缺乏平衡来讲的，不管是传统上所提到的行政立法、执法以及司法行为等，亦或者是现今具体和抽象的行政行为，都不具备平衡性这一特点，这不但会对构建均衡的行政制度带来一定的影响，同时还可能会对整个行政理论的均衡发展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为了能够达到行政法的平衡，在对行政规制与行政管理等进行有效调整的过程中，会偏向于效率，在对行政法制监督与行政救济等进行调整的过程中，会偏向于公平。因此，行政法的总体平衡应当包含两个方面的平衡，分别是行政诉讼法和行政法两者的平衡、行政法实体和程序两者之间的平衡。

2.结构方面的平衡

在行政法结构平衡层面上，主要包含五大方面的平衡，分别是权利(权力)、利益、价值、制度以及规范等等。第一，权利(权力)方面的平衡：从总体的法律地位而言，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彼此之间是平等的。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其在平衡法当中，两者的地位是一样的，从总体角度上来看，并不是指任何行政法律关系的任何一种行为阶段行政主体，其和相对方两者之间的地位是一样的。倘若并非如此，那么这不但与行政法固有的属性不相符，同时还可能难以达到总体上的平等。在行政权和相对方权利的强与弱、大与小等方面，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这种情况对促使行政法主体经由博弈构成理想的最优均衡，且在互动过程中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极为有利。第二，利益的平衡：在看待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时，不能将其视作是相互对立的，也不能将其予以简单同化。从本质上而言，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换而言之就是个体利益与社会标准相互结合之后的结果。第三，价值的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自由和秩序之间的平衡，在制度的帮助之下，最终达到行政法价值的平衡。第四，制度的平衡：所谓的制度平衡，指的就是在整体上而言，行政监督制度与行政管理制度应当保持一定的和谐性，并且应当积极对多元化的纠纷处理机制以及权利救济制度等进行科学合理的构建。第五，规范的平衡：从行政法的规范结构上来看，可以将行政法规体系分成三个体系，即软法体系、硬法体系以及混合法体系等等。

参考文献：

[1]姚颉靖，彭辉.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利益平衡探究[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1(2)52-56.

[2]陈晨，曹大友.工作—家庭富集理论与工作—家庭平衡计划[J].商业文化月刊，2012(2)185-186.

作者：蒋登菊

第五篇：平衡计分卡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1992年，美国哈佛商学院的卡普兰教授和复兴方案公司总裁诺顿共同创制了“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其初衷是针对此前企业在进行绩效测评时过分关注财务指标而导致的经营管理行为短期化的问题，提出的一套解决方案。但是随着企业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研究的深化，平衡计分卡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已远远超越了创制者的原始想法。

一、平衡计分卡理论的创立

(一)平衡计分卡的提出

平衡计分卡是在1987年ADI公司(美国的一家中等规模的半导体公司)实践的基础上，经卡普兰和诺顿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后加以提炼改进，于1992年提出的。

最初的平衡计分卡主要是作为一种战略分解的框架而被使用和认识的，尽管其创制者一再强调其战略管理工具的功能。此前，企业普遍将财务指标作为衡量其业绩的唯一指标，这就导致企业的管理层过度关注短期财务绩效，不进行长期发展所必须的投资，甚至损害长期发展的基础，结果导致企业未来的财务健康和盈利能力无法保证。针对这种情况，卡普兰和诺顿提出以包括顾客、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角度的非财务指标，弥补单纯财务指标在进行绩效评价时的不足，通过维持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滞后指标与导向指标、内部业绩指标与外部业绩指标的相对平衡，保证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这正是创制者的初衷。

(二)平衡计分卡的基本原理

平衡计分卡的核心思想是：通过从具有逻辑因果关系的四个角度对企业战略的考察，确定战略的驱动因素和相应的举措，并制定相应结果的考核指标，从而实现对整体战略的科学把握。同时，通过对各角度内容在各部门及其内部的层层分解，把企业的战略目标和短期行动联系了起来，进而实现了企业对战略执行的有效管理。

在确定企业级的业务目标时，将企业战略从四个角度分解，即财务角度、顾客角度、内部流程角度和学习与成长角度。在分解时可按如下提示结合企业实际确定战略驱动因素、举措及相应考核指标。

顾客角度：顾客如何看我们?顾客对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有怎样的期望和要求?此角度的关注点为，对顾客有意义的交货或者产品上市时间、产品的质量、性能与服务、成本等。

内部流程角度：为满足顾客的需求我们必须擅长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通过源于顾客角度的业务流程分析，有针对性地确定改进内容和方式并设计考核指标。常用的指标有生产周期、返工率等。

学习与成长角度：为使公司价值持续提升，公司需要做哪些能力的提升?通过从该角度考察战略，企业可以明确自己的成长哲学，并确定那些对企业的未来发展起驱动作用的因素，并以一定的措施保证其实现。常用的指标有新产品开发效率、工艺改进速度、培训参与度等。

财务角度：公司如何满足股东?关注的应是利润的实现与增长情况及现金流等。这一角度的指标用以衡量企业的短期经营业绩，以保证现期的经营与长远战略目标一致。

另外，四个角度又通过内在的因果驱动关系联系起来，即财务目标的实现需要以完善的业务流程对顾客提供合乎其要求的产品和服务，而这些又有赖于企业的不断创新，其关系如图中箭头所示。

以战略为核心，基于以上四方面的战略目标驱动因素的分解，至少带来了如下好处：企业高层在日常管理决策时更具发展眼光;由于绩效指标少而精从而更易被把握;四个方面的权衡避免了次优选择。

可以说，企业战略在以上四个方面的分解体现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哲学。但平衡计分卡的亮点并不仅限于此，它的另一个亮点就是通过战略在组织内部各层次的分解，使得各岗位的员工对企业战略的实现方式及其对自身的要求更明确。平衡计分卡实现这一过程所依赖的是指标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尽管理论界对此表示质疑，但多数企业实践的结果对这一做法的科学性还是支持的。

(三)平衡计分卡实践层面的补充

可以说平衡计分卡的提出不仅是企业业绩测评的一次革命，更是企业管理思想的革命。但是如何使平衡计分卡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得到有效运用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科学地在各角度分解战略，如何将战略通过逻辑因果关系变成每个员工可以把握的日常工作行为。这里最关键的是如何使战略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分解与企业实际高度匹配。

为了确保平衡计分卡在实践中被正确地使用，卡普兰和诺顿共同提出了有效实施平衡计分卡的四个管理程序，即说明愿景、沟通与联系、业务规划以及反馈与学习。具体内容及其关系如图2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管理程序并不只是执行一次，而是一个多次循环的过程。周而复始的行动，使得在基于平衡计分卡的战略管理体系稳定为公司整个管理体系之前，确保该体系科学合理地与企业内外部的环境相匹配。并且，在多次执行该管理程序的过程中，企业员工增加了对战略的了解和认同度，从而更有效的将战略转化为自己的工作行为。

二、对平衡计分卡的再认识

2003年《哈佛商业评论》在庆祝自己80岁生日时，评选出“过去8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管理理念”，平衡计分卡名列第2。Gartner Group调查表明：在《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前1000位公司中有70%的公司采用了平衡计分卡系统。Brain & Company调查也指出50%以上的北美企业已采用平衡计分卡作为企业绩效评估手段。可见平衡计分卡在欧美地区传播较为广泛。反观我国，由于引入时间晚，加之国内企业的管理实践还很有限，所以平衡计分卡的运用相当滞后，仅有少数企业在尝试。

平衡计分卡的总体应用虽然很广泛，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平衡计分卡的效果、应用的障碍、适用条件等的讨论却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很有必要对平衡计分卡的相关理论和实践进行重新审视。

(一)对平衡计分卡的基本认识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对平衡计分卡的认识基本上可归纳为以下两点：

首先，平衡计分卡是一套科学的业绩评价体系和思想。它通过四个方面的相对平衡，可以保证长期目标与短期绩效的统一，从而可以保证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其次，平衡计分卡有助于建立科学的战略管理体系。通过四个管理程序的循环进行，使得战略能够通过基于平衡计分卡的逻辑因果关系链层层分解，从而将企业长期战略与当前行动有效的统一起来，保证了战略的有力执行。

(二)平衡计分卡在实践中的难点探析

总体来说，理论界对平衡计分卡的质疑不在其本身所体现的管理思想上，而在于这些思想如何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平衡计分卡四个角度的理解。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人们往往对平衡计分卡各个角度指标的选取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客户角度、内部流程角度、学习与成长角度等非财务指标。比如对于“按时交货率”和“新产品销售占比”，有的学者将其视为客户角度的指标，有的学者则认为这是内部流程角度的典型指标，类似的例子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由于对平衡计分卡各维度的认识模糊，所选指标与企业实际不能很好匹配，造成企业运用平衡计分卡设计的业绩测评指标不能科学反映企业战略，最终导致企业测评体系的低效甚至无效。

第二，因果关系链的确定。前面我们已经对平衡计分卡的因果驱动关系有所涉及，可以说因果关系链是应用平衡计分卡对战略进行管理的基础和依据，各层次各角度指标构成的因果关系网络体现了企业战略的实现路径。但是有一些学者对所谓的因果关系提出批判，他们认为很难在实践中找到确切的证据表明指标之间的因果驱动关系，而实践中那些所谓的因果关系链仅仅是人们通过推理得出的逻辑关系。所以，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由所谓因果关系链构成的战略执行体系的科学性就理所当然地受到质疑。

第三，指标在分解中存在困难。平衡计分卡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把企业战略与普通员工的行为联系起来，就是因为战略目标能够层层分解到每个部门和普通员工。然而在实践中，有的指标很难分解到下级的某一个独立部门，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几个下级部门共同分担上级的某个指标。一些学者认为，这样势必削弱指标对各部门评价的有效性，从而失去了相应目标的可控性，也就大大限制了平衡计分卡的实用性。另外，在进行部门级和员工级的业务目标和考核指标的分解时，是由上一级的目标出发分解到下级各部门或个人呢?还是就每一个部门或个人再进行四个角度的分解?究竟哪种做法更科学，在理论界和实务界还有分歧。

本文认为，这些争议源于对平衡计分卡的误解和理论与实务之间的鸿沟。首先，这些争议出现在理论界是很正常的，因为理论追求的是普遍适用性，他们希望平衡计分卡作为一个通用的模版出现，而不需要对企业有多少了解就可以方便地解决企业的战略管理问题。但是正如平衡计分卡的创制者一再强调的，平衡计分卡并不是一个在某企业或行业通用的模版，而仅仅是一种管理思想，在运用时必须结合企业的具体经营实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采用的具体指标的独特性，可能恰恰是正确应用平衡计分卡的结果。其次，目标与其考核指标是有区别的，考核指标是对目标的实现结果进行衡量的标尺，因而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企业在选用时可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学者们在各角度指标选取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目标与考核指标的混淆。再次，基于平衡计分卡的战略目标的层层分解是以企业的经济哲学为基础的。所谓企业的经济哲学就是企业的使命、战略、技术、运作方式、文化等，这些是企业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因而也是经过实践锤炼的。企业的经济哲学正是因果关系链的内在依据。最后，在进行指标分解时，固然难以将上层指标分解为各下级单位或岗位能够独立负责的指标，但是完全可以根据管理的系统性原理通过其他系统性的指标加以补充，从而实现对业务目标的控制。而对于如何在部门与个人层面进行分解的问题，本文认为，应从上一级的目标入手，根据内在驱动关系逐层分解到该级的各个单元，这样可以较好地保证由上而下的因果驱动关系。而从每个单元出发基于四个角度的分解方式实际上破坏了上下级的因果联系。

综上，我们可知，平衡计分卡在实践中的难点恰恰是对平衡计分卡的正确理解和对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方方面面情况的透彻把握。

(三)平衡计分卡在实践中的成功因素

实践证明，平衡计分卡的应用并不总是能够成功，理论界的研究表明，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管理体系能够成功建立并达到预期效果需要如下条件的支持：

第一，有明确清晰的战略。我们已经明确，平衡计分卡并不仅仅是绩效考核的工具，更是战略管理的工具。因此可以说，企业确立明确清晰的战略是应用平衡计分卡的前提。

第二，与战略相匹配的商业模式和相应的完整组织架构，并且在此基础上实现业务流程的科学化。这是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目标和指标分解的必要准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平衡计分卡在实施过程中的难易程度和效果。

第三，畅通的信息系统。由平衡计分卡在实施时的四个管理程序来看，战略的宣传和绩效的评价反馈都要求高度发达的信息系统，而且应用平衡计分卡进行绩效考核也需要强大的信息系统的支持。一些大企业的经验表明，成功地平衡计分卡的实施都需要IT系统的辅助。

第四，自上而下的广泛参与。平衡计分卡是实现企业战略与员工日常工作行为相统一的工具，因而获得员工的理解和认可是战略执行效果的重要保证。因此企业高层应利用平衡计分卡在沟通上清晰简捷的优势，务必使全体员工都参与进来。

第五，其他管理制度，特别是薪酬制度的辅助。企业的管理是一个系统，某一方面的变革势必要求其他方面的相关制度或管理举措的匹配，所以与平衡计分卡的实施同步的其他管理制度，特别是薪酬制度的改革也是平衡计分卡成功实施的重要保证。

总之，在实施平衡计分卡的过程中，决不应该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平衡计分卡，而应兼顾看似不相关的其他重要方面，以确保平衡计分卡的实施得到足够的支持。

(责任编辑：张莉莉)

作者：皇甫军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