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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营销、政策执行与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
摘 要：基于全国九大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别考察了多元化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贫困地区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能够有效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深入理解相关扶贫政策并提升其政策满意度;(2)精准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亦是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另一个重要促增因素，具体体现在精准识别、“五个一批”等多元化扶贫政策的实施以及贫困退出机制等三方面;(3)总的看来，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而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不同群体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具有异质性。
关键词：精准扶贫;政策营销;政策执行;政策满意度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惠及亿万中国人民，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70%，截至201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下降至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1%，比2012年下降7.1个百分点① ①资料来源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参见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43346/1643346.htm，2019-5-20 。中国何以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三方面：其一，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涓滴效应;其二，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包容性增长战略;其三便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计划。当前，中国的扶贫攻坚战已进入决战时刻，战略导向已从“打赢”向“打好”扶贫攻坚战转变，要切实提高脱贫质量，提升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众所周知，扶贫政策执行的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策的效益，而农户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便是衡量其政策执行效果的一个重要维度。事实上，如中国若干其他重大政策的执行，扶贫政策的执行亦保持着自上而下“高位推动”与“层级性”、“多属性”治理相结合的特征(贺东航、孔繁斌，2011)[1]，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政策梗阻”与“政策失真”，从整体和全局上保证了扶贫的目标与绩效。但就精准扶贫政策具体执行过程而言，仍然存在诸如识别排斥、精英俘获、民主评议失准、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等执行偏差[2]。若不能及时予以纠偏，增强扶贫政策执行的力度，就无法对症下药。
此外，在目前精准脱贫进入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一些地方出现脱贫不退出、脱贫不摘帽，出现少数贫困群众争相装困、扮贫、哭穷等现象，贫困户心理贫困和精神贫困依然较为严重。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中曾多次强调：“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志智双扶”是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之策。因此，政策营销在精神扶贫中起重要作用。正如Hans Buuma(2001)[3]所言：政策营销是政府利用营销观念和策略使政策获得公众接受和支持的互动过程，政策是否能得到公众认可和接受并得到执行是政府政策合法性和施政有效性的重要指标。政策营销一方面能实现对扶贫政策的宣传和解释，从思想上对贫困群体进行宣传教育，增强其脱贫信心和底气;另一方面试图通过与扶贫群体的互动，了解其实际需求，并有针对性地给予其帮扶，实现从“强制灌输”到“互动磨合”的过程，不仅可以塑造听取民意的政府形象，强化贫困户对政府的信任，而且可为贫困群体积极参与扶贫政策，激发其内生动力，亦是贫困群体满意度的另一重要来源。鉴于此，本文将利用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6ASH008)对中国九大连片贫困地区的2469户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实证检验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从而揭示现有扶贫政策的营销和执行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文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及描述性分析;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及政策意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政策营销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部门运用营销观念、策略、技巧来更好的识别、预判、满足公众的需求，通过诱导来创造政府与公众间的共识，最终实现公共政策与社会需求的互配，使公共政策得到公民的接受与支持(谭翀，2013)[4]。可见，政府通过定位包装政策产品，开辟多元化销路和促销活动，积极为公民推销政策产品，加深公民对政策的理解，并为公民民主参与政策过程创造条件，“开门参与”与“互动磨合”相结合(王绍光、樊鹏，2013)[5]，既保障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政治权利，拓宽公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又使公共政策更能符服务于公民的实际需求，进而建立起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纽带(裴志军、陶思佳，2018)[6]，增加公民对政府政策满意度。地方政府作为精准扶贫政策营销的主体，通过电视、网络、广播、微信、微博、QQ以及线下宣传栏等多种渠道宣传扶贫政策，推广新型扶贫方式(张玉强、李祥，2016)[7]，讲好中国扶贫故事(聂雄、谢鸿鹤，2017)[8]，使扶贫同扶志紧密结合(张蓓，2017)[9]，一方面缓解贫困人口存在的“等靠要”思想(王立剑等，2018)[10]、福利依赖(刘丽娟，2018)[11]装困扮穷等问题。另一方面，对贫困户现实需求深入了解，对扶贫政策的含义、措施了然于心，才能有针对性地对贫困户进行推销宣传，亦能使贫困户心甘情愿地接受扶贫政策，张春美、黄红娣(2017)的实证研究亦表明村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具体措施与内容越了解，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政策效益越好，而扶贫政策知晓程度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扶贫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刘钰、王璇，2018)[12]。反之，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导致信息不对称，产生扶贫资源的错置，贫困户的错评漏评等问题(司静波等，2018)[13]，进而降低农户的满意度。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良好的扶贫政策营销与政策满意度是正向关系。
政策执行是目标的确立以及适应这些目标的行动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Pressman et al.，2008)[14]，而政策满意度是公民对政府政策执行给予其目标和期望得到满足的心理体验(陈磊、廖逸儿，2017)[15]。首先，政策执行的质量决定了政策效果(吴比等，2016)[16]，进而影响到政策满意度。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精准识别是第一步，地方政府在识别时，存在诸如贫困测量方式存在偏差(Ravallion，2008)[17]、识别成本高(刘辉武，2016)等问题，从而导致救助资源误用(Copestake，1992)[18]、精英俘获(Galasso and Ravallion，2005[19];邢成举、李小云，2013[20])、排斥现象(邓维杰，2014[21];雷望红，2017[22])。Alatas 和Banerjee(2012)[23]通过对印度尼西亚村庄的随机试验研究发现，社区瞄准机制有助于提高群众满意度。此外，“公众参与”有助于创新扶贫开发模式，提升精准扶贫成效(沙本才等，2017)[24]，同时也有效促进了干群互动(张琳等，2017)[25]，同时，政府做出公众期望的有效回应，政策适应性和扶贫精准性的提高(石靖等，2018)[26]，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会产生积极影响。张广来、廖文梅(2018)[27]发现扩大农户参与与政策执行协商能有效促成扶贫目标实现，提升政策满意度。但在贫困识别的过程中，贫困户参与民主评议亦会导致识别偏差出现(汪三贵、郭子豪，2015)[28]。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是一个扶贫到脱贫攻坚的内在逻辑演化过程，其中“五个一批”的扶贫脱贫方式是关键(王朝明、王彦西，2018)[29]，亦有学者从产业扶贫(王宏杰等，2015)[30]、易地扶贫搬迁、生态补偿、教育扶贫、社会保障兜底等具体政策角度研究了与政策满意度的关系(刘兴琴，谢树青，2019)[31]，尽管这些扶贫政策能够有效改善农户绝对收入，却对相对收入与收入满意度的影响较小(刘祖军、王晶、王磊，2018)[32]。在政策落地时会出現政策不匹配、执行存在偏差、资源溢出(刘欣，2016)等问题，亦存在扶贫理念的非系统性、扶贫方式的粗放性以及扶贫主体的缺失性等现象(代蕊华、于璇，2017)[33]，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最后，完善的贫困人口退出机制是精准脱贫的前提(李瑞华等，2016)[34]，然而，退出机制创建的过程中存在“数字脱贫”、缺乏统一退出机制制度体系框架(张琦、史志乐，2016)[35]、忽视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唐丽霞，2017)[36]等问题，这些问题若不加以解决，会降低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基于此，我们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与政策满意度是正向关系。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及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悉数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贫困地区精准脱贫的多元化路径设计与退出机制”(16ASH008)课题组于2016年7月-9月期间对微观农户进行的实地调研。课题组选取了六盘山区、四川藏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武陵山区、滇西边境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燕山太行山区以及罗霄山区等九大连片特困地区中的下属8个省份，18个贫困县，83个贫困村的农户家庭，对其2015年的家庭情况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及入户访谈，直接从农户获取资料、数据与信息。本研究研究主要采用隨机抽样法，在每个贫困村随机抽取约34户农户，一共随机抽取了2802个农户，剔除153份无效问卷后，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649份，问卷有效率达94.54%。关于贫困的鉴定，本文以2015年国家贫困线为标准，也即人均纯收入2800元来划分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筛选后分别得到贫困户样本555个，非贫困户样本2094个。该问卷包括九大部分，分别是：农户基本情况、贫困户精准识别现状、贫困地区的发展现状、贫困地区致贫原因、贫困地区农户劳动力配置状况、农户生活状况、农户的金融服务状况、政府多元化脱贫政策实施效果、贫困地区贫困农户的退出机制。具体调查样本基本特征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二)变量选取及说明
本文研究目的是研究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因此如何度量精准扶贫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贫困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关键。鉴于此，本文将农户对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满意程度(定距变量)设为被解释变量，采用李克特五分法(Likert scale)① ①具体设置为：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4，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 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别赋值1～5分② ②调查问卷在H部分(政府多元化脱贫政策实施效果)设置了“农户对本地区精准脱贫政策实施的评价”，满意程度取值范围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别赋值为1～5，评价政策在“五个一批”的基础上，分别设置了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生产脱贫、易地搬迁脱贫、生态补偿脱贫、发展教育脱贫、社会保障兜底、劳动力流动脱贫、金融扶贫、政府监督以及对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的总体评价等10个方面的内容。 ，分值越高表明受访者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越高。通过整理、筛选、分类问卷中的相关问题，得到21个解释变量。在本文中主要以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在识别认定与退出脱贫标准、现金补助、精准脱贫政策的类型、地方多元化脱贫政策的实施效果、“五个一批”、“六个精准”等方面的理解(understand)程度来综合反映政策营销。从精准识别、“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贫困退出机制等三个方面来刻画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其中精准识别，主要是通过对贫困户认定的客观公正、参与民主评议、错评与漏评的情况综合界定;“五个一批”政策执行，主要是通过农户对发展生产脱贫(也即政府通过减税、补贴、资金扶持、组建专业合作社等方式支持引导当地特色种养殖业等规模化产业以及休闲旅游业、传统手工业发展以支持地方脱贫的情况)、发展教育脱贫(政府对当地办学条件、师资队伍以及教育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的资金倾斜以及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进行学习与生活补助等情况)、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政府对居住在生存环境恶劣、生态环境脆弱以及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群众进行搬迁，做好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等工作的情况)、生态补偿脱贫(也即政府对退耕还林贫困户争取优惠的补助标准，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员、防火员以及支持贫困群众参与重大生态工程建设等情况)、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兜底政策中精准的低保政策、精准的临时救助政策、整合医疗资金、特困对象救助等内容落实情况)等五个主要脱贫政策的满意度进行评价来界定;贫困退出机制主要是政府对脱贫仍享受政策、急需却无法享受政策、返贫以及政府定期考察的情况综合界定退出机制的执行情况。此外，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是建立在其体验与感知基础上的一种主观评价，这种评价不可避免地受到农户个体对扶贫政策的偏好与预期的影响，而偏好与预期与农户自身的性别、年龄、人均收入、文化程度、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等情况密切相关，因此，为客观测度不同因素对其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农户的基本情况、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四大维度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如表2所示。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
对调研样本特征基本统计结果表明，受访者以男性为主，占总体样本的81.24%，年龄集中在31～50岁之间，约占总体样本的52.85%，呈现出中年为主的特征。户主文化程度以小学为主，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口占了总样本的67.57%。受访者家中有效劳动力多为2～4人，占了总体样本的82.18%，一半以上(60.62%)的农户在县城并无亲友。
为了更好地反映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本研究将贫困地区整体农户划分为非贫困户与贫困户两大类，以便考察两者之间的差异。本文分别对2094个非贫困户样本与555个贫困户样本的被解释变量以及所有解释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3所示，非贫困户与贫困户对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均值均大于理论中值3，可初步判断贫困地区整体农户对扶贫政策处于基本满意状态① ①按照通行标准，满意度值在1.5分及以下为不满意层次，在1.5～2.5分之间为不太满意层次，在2.51～3.5分之间为基本满意层次，在3.51～4.5分之间为比较满意层次，4.51分及以上为非常满意的层次为标准对满意程度进行定性。 。各变量标准差整体情况偏小，说明观测值离散程度小，数据稳定。从表中可以看出，非贫困户在人均纯收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方面略优于贫困户，在对政策的理解、政策参与、“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等方面较贫困户更高。
1.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基本描述
如表4所示，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总体评价为3.16分，说明贫困地区的农户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从均值分析来看，在政府主要实施的9种扶贫政策中，社会保障得分最高，为3.47分，其次为发展教育(3.27分)和完善基础设施(3.24分)。相反，得分最低的分别为劳动力流动脱贫(2.68分)、生态补偿(2.69分)。从分布比例来看，农户对社会保障兜底脱贫政策感到满意的比例(非常满意与比较满意)仍然最高，占了53.2%，随后分别是发展教育脱贫(42.4%)和完善基础设施(38.2%)。而对精准扶贫政策感到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与非常不满意)的三项分别为易地扶贫搬迁(37.4%)、生态补偿(36.9%)与劳动力流动脱贫(37.1%)。总的说来，社会保障兜底政策是贫困地区农户最为满意的政策，反之，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政策则是其最不满意的政策。
2.精准脱贫政策执行过程基本情况描述
首先在政策营销阶段，据统计，约59.4%的农户对本地区的精准扶贫政策不了解，这反映出基层政府对具体精准扶贫政策的营销宣传还不到位、不深入。其次，在精准识别过程中，57.1%的农户认为目前贫困户的认定是客观公正的，64.9%的人表示村民能够参与所在地区贫困户认定的民主评议，而认为当前扶贫政策漏评与错评占了48.5%。在贫困退出机制建立过程中，38.6%的人认为所在地区存在已经脱贫但仍享受扶贫政策的农户，49%的人认为本地区存在急需获取扶贫帮助却无法享受扶贫政策的农户，认为本地区存在退出贫困后又重新返贫的现象的占了40.8%，58%的人表示地方政府会对贫困户的贫困状态进行定期考察，这也反映出贫困退出机制还亟待完善。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所考察的是贫困地区农户的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也即被解释变量是1—5的有序变量，因此本文构建有序Probit(Ordered Probit Model)进行实证检验，同时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也提供了OLS模型的检验结果进行对比。建立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函数如下：
Y(政府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F(政策执行过程因素，样本人口学因素)+ε(随机干扰项)
有序probit模型是广泛运用于处理多类别离散数据的一种方法，其主要作用是运用可观测的有序反应数据建立模型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潜变量(Latent Variable)(彭爱东、姚娟，2014)[37]。对该模型描述如下：
设Y在1，2，3…，k上取值(本研究k=5)，解释变量X1，X2，…Xi为影响满意度的因素，为避免离散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带来异方差和不一致的问题，因此将其转化为连续变量Y*。因此Y*与XI有如下线性关系：
式(1)便是有序多分类Probit模型的潜回归方程。由于Y*是无法预测的潜变量，因此它需借助可观测的Y来测量。设δ1≤δ2≤…≤δk-1表示未知阈值参数(也即临界值 cut point)，本研究K=5，因此存在4個临界值δ1、δ2、δ3、δ4，由此可推出Y与Y*的关系如下：
Y=1，如果Y*≤δ1
Y=2，如果δ1≤Y*≤δ2
Y=3，如果δ2≤Y*≤δ3
Y=4，如果δ3≤Y*≤δ4
Y=5，如果Y*≥δ4
因此本研究可建立如下有序probit模型：
上式(2)中，被解释变量Yi表示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其中i表示第i个样本。解释变量为影响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因素，本文设定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两类。核心变量(Policy)主要是指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家庭基本情况、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四个方面的内容。K和u 分别是控制变量(Personality)和核心变量(Policy)的个数，βk和βu是待估计参数，也分别是控制变量和核心变量的系数，β0为常数项，εi为随机扰动项。
(二)实证分析
1.假设检验。假设1检验：精准扶贫政策营销与政策满意度是正向关系。政策营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运用多种营销交易的方式，挑选适当的政策工具，促使社会行动者做出特定的行为，以实现其共同目标的规划和执行过程(Buurma，2001) [2]。政府通过对多元化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对扶贫政策的内容、作用、类型等多方面进行宣传，帮助贫困地区农民深入理解政策内涵，以期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与共鸣，同时也可以充分了解和倾听贫困户的需求，从而促使扶贫政策与贫困户需求实现“互配”，按需有针对性的改进扶贫政策，进而来影响农户的政策满意度。
假设1使用方程(2)作为基准模型，以九大连片贫困地区2649个农户样本为研究对象，通过逐步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得到模型(1)—模型(2)，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1)首先对第一个核心变量精准扶贫政策营销对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反映政策营销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对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营销与宣传能够显著提升贫困地区农户的政策满意度，也即通过扶贫政策的营销与宣传能够加深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解(understand)，从而从概率上能提升农户政策满意度。但模型(1)是作为基准模型最简单的估计，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通常存在一定的偏误，其原因主要是来自遗漏变量、函数形式误设以及测量误差三个方面(J.M 伍德里奇，2003)[38]。显然，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是农户基于其感知的一种主观评价，还受到诸多因素的潜在影响，因此在模型(2)中引入了基本情况、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等遗漏变量，以缓解模型(1)的内生性问题所导致的估计偏误。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引入，估计结果回归系数稍有下降趋势，但总体与模型(1)依然保持一致，也即“政策营销”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也说明在引入更多控制变量后，核心变量政策营销的回归系数估计量将更为稳健。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在进行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时，注重政策的营销手段和方式的多样化，能够在政策的落地的同时，使其深入人心，通过推动基层广泛普及宣传该政策，形成地方政府与贫困户的良性互动，提高扶贫对象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排除政策执行的民意障碍后，减少政策执行的阻滞，将大幅提升扶贫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益，进而有效缓解贫困地区的贫困状态，为贫困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由此他们的政策满意度得到显著提升，即假设1得证。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首先变换计量模型，进行了OLS回归，检验结果如模型(3)—模型(4)所示，分析结果与有序Probit模型结果基本一致且显著性较好，回归结果稳健。其次，为解决计量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拟引入工具变量。而工具变量的选择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外生性，也即外生于被解释变量(Staiger & Stock，1997)[39];二是内生性，也即工具变量应与解释变量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否则将导致弱工具变量问题。基于以上两个条件，本文选取了除本人外一个村内其他人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平均了解程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计量分析。首先，其他人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平均了解程度不会影响本人的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满足外生性条件;其次，如果同村其他人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了解度较高，处于社会网络中的个体则也可以通过与邻里交流的方式去增进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了解，因此，满足相关性的条件。因此，模型(5)—模型(6)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估计结果，工具变量的可识别检验采用Anderson LM统计量，结果显示不存在不可识别问题：弱工具变量的检验采用Cragg-Donald Wald F检验，Stock & Yogo(2005)[40]容忍10%水平扭曲下的对应临界值是16.38，结果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检验结果说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能够较好地控制内生性问题。从估计结果来看，与有序Probit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结论基本吻合，但使用工具变量后，与使用前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明显增大，说明变量的内生性使得政策营销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系数产生向下偏移，从而倾向于低估政策营销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证实政策营销会提升政策满意度的结论稳健可靠。
假设2检验：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与政策满意度是正向关系。政策执行是将政府如何将政策内容转化为效果，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动态过程。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是通过中央政府高位推动，五级政府层层配合衔接，实现扶贫资源、信息的协调、整合与交换，以达到扶贫政策的绩效与目标。但扶贫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会出现诸如：“精英俘获”、贫困户参与不足、政策无法有效扶持贫困户、对象识别不精准等政策执行偏差问题，而这些种种执行偏差是否会影响贫困地区农户的政策满意度?精准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是否又能提升农户政策满意度?因此本文接下来将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假设2仍然使用方程(2)作为基准模型，通过逐步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得到模型(1)—模型(2)，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模型(1)的结果显示：在精准识别阶段，贫困户认定的客观公正(fair)与满意度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评定的公平会显著提高农户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对于“漏评与错评(Omit-wrong)”，其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反映出若扶贫政策中出现的漏评与错评等一系列识别不精准的现象会显著降低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同时，在此过程中，“能否参与贫困户认定的民主评议(participation)”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一方面是因为贫困地区农户文化程度整体较低，政治意识尚未增强，缺少积极参与政策讨论认定的热情;另一方面原因是基层乡镇政府在扶贫资源的分配中存在“精英俘获”现象，民主评议所导致的识别偏差相当普遍，正如汪三贵、郭子豪(2015)[41]对乌蒙山片区云、贵、川3省6县60个村1200户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以收入标准判断，民主评议所导致的识别错误接近50%。[57]这严重削弱了农户参与政策评议的热情，同时对精准帮扶与精准考核构成了极大挑战。在“五个一批”政策执行阶段，结果表明贫困地区的五种多元化的扶贫政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尤其是社会保障兜底脱贫政策与发展生产脱贫政策的估计系数较其他三类扶贫政策更高，说明农户对这两类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更高，能够更好地帮助其脱贫。在贫困退出机制阶段，“政府的定期考察”(investigation)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反映了地方政府的定期考察对扶贫政策的精准实施起到的监督和矫正作用，会促使基层组织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证脱贫效果的精准，进而增加农户满意度。然而“脱贫但仍享受扶贫政策”(Re-get)与符号假设存在一定偏差，也即“脱贫仍享受政策”会提高农户的满意度，但这恰好反映了我国现下扶贫攻坚戰所面临的困境：一部分农户自身缺乏主观能动性，自我发展信心不足，既想脱贫，又担心脱贫之后享受不到优惠政策，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退出机制的不够完善，没有及时对脱贫户与贫困户进行即时的数据记录与监控的现状。急需却未享受扶贫政策(Not-ge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也即在退出中出现此种现象将极大地降低农户政策满意度，而退出又返贫(Re-poverty)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约42.2%的农户对返贫情况并不清楚。进一步深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信息公开不透明，对于返贫、漏评与错评等现象并未给予高度重视。而一些农户由于文化程度有限、信息不对称以及自身已经脱贫，对于返贫、漏评与错评等现象并未过度关注，因此对其满意度并未见显著影响。通过分别对“精准识别”、“五个一批”政策执行、贫困退出机制等三方面的政策执行变量的分析，可见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过程会对农户政策满意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假设2得证。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本文运用Stata11.0，进行了OLS回归，检验结果如模型(3)—模型(4)所示，分析结果与有序Probit模型结果基本一致且显著性较好，回归结果稳健，检验结果分析不再赘述。
(三)进一步讨论：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是否相异?
通过前文对整体农户满意度的研究，可以发现扶贫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过程的精准能够从概率上不同程度地提升整体农户的政策满意度。随着脱贫标准的不断拔高，扶贫工作已经进入“啃骨头、攻营拔寨”的冲刺期，“涓滴效应”所带来的区域增长的“益贫性”持续减弱，表现为“益贫困地区”而非“益贫困户”，因此对新时期深度贫困农户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的考量有助于帮助政策制定者了解贫困户所需所想，进而有针对性地提供能够实实在在助其脱贫的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鉴于此，本文将贫困地区非贫困户以及贫困户政策满意度进行比较，探讨精准扶贫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不同群体政策满意度的影响，以期为下一步打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提供建议参考。
该部分使用方程(2)作为基准模型，通过逐步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得到模型(1)—模型(6)，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从模型对比结果来看，整个贫困地区农户对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满意度与非贫困户并无较大差异，但贫困戶与非贫困户对扶贫政策实施具体环节的满意度却有不同。首先，在政策营销阶段，相较于非贫困户对政策理解与其政策满意度所呈现的高度正相关关系，贫困户对政策的理解与其对政策满意度的提升并未见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贫困户整体文化程度偏低，小学及以下的占了总贫困户的86.1%，其中不识字的比例高达44.5%，因此即使地方政府对精准扶贫政策的营销与宣传到位，贫困户自身的文化程度有限对政策内涵、内容、具体操作等缺乏深入理解，甚至一无所知，更多的是从直观感觉角度，看政策有无改善自身的贫困状态以此判断是否满意。
其次，在政策执行的“精准识别”阶段，对“贫困户认定公平”三者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且贫困户的估计系数高于非贫困户，反映出贫困人口对公平评定的诉求，评定越公平，他们对政策执行满意度的概率就会越高。对“是否参与贫困认定的民主评议”(Participation)，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却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特征，尤其是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贫困户参与民主评议与提升其满意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贫困户民主参与程度的扩大从概率上会提升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反映出了贫困户渴望参与民主评议，借此以实现矫正、优化、监督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克服地方政府与辖区农户之间信息不对称，促进精准识别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同时，通过参与民主评议，地方政府与贫困户之间的良性互动所培育出的合作型信任关系，也将促进贫困户乐观和稳定预期的形成(官永彬，2015)[42]。同样也证实了石靖、卢春天等(2018)[24]的实证研究：良好的干群互动关系会有助于贫困户更好了解贫困政策，扶贫干部更加精准的把握贫困户致贫原因，在此基础上精准施策，更有效地帮助贫困户脱贫，继而提升其政策满意度[21]。而对非贫困户而言，大部分人口已经脱贫或已达到脱贫标准，参与民主评议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实质的好处，另外，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发现，一部分已达到脱贫标准的农户，为持续享受扶贫政策所带来的优惠，争相装困、扮穷，存在害怕脱贫、不敢脱贫的思想，而参与民主评议是以一种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筛选、认定以及再评定的过程，很可能会取缔他们贫困户资格，使其不再接受政府的救济和扶持，因此对于这部分脱贫户来讲，参与民主评议会降低其政策满意度。另外，非贫困户“漏评与错评”(Omit-wrong)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扶贫政策的错评将极大地降低非贫困户的政策满意度。
在“五个一批”政策执行过程中，相较于非贫困户对五种多元化扶贫政策地所呈现出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贫困户仅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与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呈现出较高的满意度，而发展教育脱贫、生态补偿脱贫对其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可见非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更优于贫困户。一方面反映出随着扶贫攻坚的深入推进，地方政府对贫困户加大了社会保障兜底的力度，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但正是由于政府、干部大包大揽的“保姆式”扶贫，助长了贫困户“打着呼噜也能拿钱”的错误思想，形成对政府扶贫资源的长期依赖，贫困人口自身缺乏内生发展动力，也就无法积极主动去寻求机遇，实现脱贫，因此呈现出他们对社会保障兜底政策的满意度极高。另一方面，贫困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缺乏主导产业和集体经济的带动，产业扶贫拉动力不足，增收渠道少，加上一些贫困户身体素质差，文化技术水平低，信息来源少，在市场经济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常常被市场中的经济主体所挤压，成为边缘化人群，长此以往，其“勤劳致富”的积极性被严重挫伤，此外教育脱贫虽然是解决脱贫的根本之策，但其投资大，周期长，因此贫困户对需要自身积极主动去实现改变的脱贫政策对其满意度并可见显著影响。
最后，在贫困退出机制阶段，“脱贫仍享受扶贫政策”(Re-get)对非贫困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为正，这再次佐证了前文所说，贫困地区部分脱贫农户出于“越穷越能得实惠”的心理，故意隐瞒收入，哭穷扮贫，以求与贫困户同享扶贫实惠的心理，因对于可见非贫困户的“赖贫”倾向。而地方政府的定期考察(investigation)对非贫困户与贫困户满意度的提升都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总的说来，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过程对非贫困户政策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但对贫困户政策满意度而言，其影响尚不显著。这也从侧面证实了王志章、韩佳丽(2017)[43]：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更多的是“益非贫困户”而非“益贫困户”。且从其他方面来看，与贫困户相比，非贫困户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方面对政策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揭示了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并以微观样本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了精准扶贫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过程对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有助于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深入理解相关扶贫政策，是提升农户政策满意度的促增因素，但对贫困户满意度的提升效果不明显。第二，精准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具体而言，在精准识别中，对贫困户认定的公平与政策的漏评与错评对农户政策满意度会有显著影响;“五个一批”扶贫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升整体农户尤其是非贫困户的政策满意度，其中以社会保障兜底脱贫政策与发展生产脱贫政策最受欢迎。而对于贫困户而言，社会保障兜底脱贫是其最为满意的政策;在贫困退出机制中，地方政府的定期考察会有效提升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农户对“脱贫仍享受扶贫政策”的现象表现出极大满意，而对“急需却无法享受政策”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第三，总的看来，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而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不同群体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具有异质性。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贫困地区农户满意度的提升具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创新精准扶贫政策营销方式。各级地方党委政府通过新闻发布会、入户访谈、召开座谈会、“茶话会”、“院坝会”、“面对面”、“一对一”等方式现身解释和宣讲扶贫政策，同时强化媒体、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的参与效能，扩大各大媒体、客户端的覆盖率，不断增加精准扶贫政策的曝光度，提升扶贫政策的可见性。尤其对那些文盲或是文化层次低、不便行走贫困户的政策宣传，要逐一上门，采用鲜活的语言详细解读，做到宣传解读国家扶贫政策一个都不能少，一个也不漏掉，同时广纳贫困群体民意，凝聚政策执行的共识，在不是原则的基础上灵活调整与优化政策执行空间，提升政策执行效益。此外，应着重加强对扶贫政策目标、标准、程序、种类、类型适用性等方面宣传，更需要营造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的舆论氛围，通过树立身边精准脱贫致富典型，编好传播身边精准脱贫故事，将政策营销与树典型、讲好脱贫故事有机衔接，强化贫困户脱贫主体的作用，引导他们在思想上想脱贫、会脱贫、能脱贫上发力，逐步摆脱精神脱贫、心理脱贫，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脱贫。第二，提高精准脱贫政策执行效率。在“五个一批”“六个精准”基础上，要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精准把脉，对症下药，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创新多元化扶贫政策，出台有针对性的脱贫举措，以多样化的扶贫政策应对致贫因素;加大地方政府部门的定期考察考核力度，对扶贫项目安排、资金使用上贪污挪用、优亲厚友、截留私分、虚报冒领等行为严惩不贷，对作风漂浮、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懒政怠政的干部加大执纪问责力度;完善贫困退出机制，严格把控退出的标准和程序，按照分级负责原则对贫困户退出进行严格考核，动态管理，实现应保尽保，该退则退，对于已退出的脱贫户给予一定政策倾斜和扶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警惕返贫现象出现，提高精准脱贫户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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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Marketing、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Satisfaction
WANG Zhi-zhang， HAO Li， HUANG Ming-zhu
(1.Southwest University，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Chongqing 400715， China;
Fudan University，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School， Shanghai 200433， Chin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olicy marketing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on the policy satisfaction of farmer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by using the micro-survey data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nine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China in 2016 with 2649 sample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found that： (1)Policy marketing can effectively help rural household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to understand deeply relevant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enhance their policy satisfaction. (2)The accurate implement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s also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in enhancing farmers' policy satisfaction. It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poverty househol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l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such as “Five types of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and the poverty exit mechanism. (3)Overall， farmer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are basically satisfied with precision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and the policy marketing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precision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have a heterogeneous effect on the policy satisfac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Key words：
policy marke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satisfaction
作者：王志章 郝立 黄明珠
一、小额信贷扶贫的发展历程
小额信贷是指向贫困人口或低收入人群提供的、额度较小的一类信贷服务。20世纪70年代以来,小额信贷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推广,小额信贷在全球快速发展。目前国际上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主要有孟加拉乡村银行、玻利维亚阳光银行、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以及国际社区资助基金会村庄银行。小额信贷通过为穷人或低收入客户提供持续而有效的金融服务,在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提高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已经成为国际上比较成功的一种金融扶贫方式。
我国小额信贷扶贫发展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初主要是非政府组织在部分地区实施的小规模小额信贷扶贫项目。1996年,我国以财政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为资金来源,开展了“政策性扶贫小额信贷”,并在全国部分省市迅速发展起来。1999年以后,在人民银行再贷款的支持下,我国农村信用社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联保贷款,极大的缓解了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的贷款难问题,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金融需求。2006年末,获得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服务的农户占到全国农户总数的31.2%。与此同时,在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鼓励和支持发展适合农村需求特点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积极培育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的政策指引下,我国商业性小额信贷组织开始快速发展,目前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7家小额贷款试点公司并且运营状况良好。随着各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逐步增加,小额信贷缓解了农村地区金融资源供给不足的现状,发挥了金融对农民脱贫致富的积极作用。
二、西部地区小额信贷扶贫的基本情况
西部地区具有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经济收入低、农村人口的贫困面较大的显著特征。历来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在国家推进小额信贷发展的各项政策支持下,近年来甘肃省小额信贷扶贫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甘肃省小额信贷扶贫发展的基本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
从小额信贷的组织模式看,甘肃省小额信贷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扶贫办等政府部门建立或支持的公益性的小额信贷组织,如陇南徽县文池村扶贫基金会;二是国际或国内非政府组织援助建立的非盈利性的小额信贷组织,如定西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项目;三是正规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主要发放小额信用贷款和小额扶贫贴息贷款;四是小额贷款公司。
从小额信贷的规模和机构分布看,近几年,甘肃省农信社小额信贷占全部小额信贷的绝大部分,农业银行的扶贫贴息贷款约占10%左右,其他形式的小额信贷也占大约10%的比例。
从小额信贷的额度和利率看。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建立的公益性、非盈利性的小额信贷组织贷款额度在800-3000元,贷款额度可逐渐增加,但最高不超过3000元。为保持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也收取一定的利息或费用,利率水平不高于国家法定基准贷款利率。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在贫困地区原则上不超过5000元,为覆盖较高的小额信贷成本,利率水平一般都在法定基准利率上浮1.5-2倍之间。政策性小额扶贫贴息贷款的金额和利率水平按照国家贴息贷款的管理规定执行,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由金融机构灵活掌握。
从小额信贷的资金来源看,主要包括社会捐款、国际组织或金融机构的资金或贷款、国家财政资金(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国家扶贫贴息贷款、农信社的存款和自有资本、中央银行的再贷款。
从小额信贷的期限和还款方式看,借鉴孟加拉乡村银行等机构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扶贫性小额信贷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特别是农信社小额信贷遵循“春放秋收冬不贷”的原则。主要采用一次性还本付息或分期付款的还款方式,分期还款可以按月或按季度偿还。
三、小额信贷扶贫对于推进扶贫开发的重要意义
国内外成功经验表明,作为扶贫政策的制度创新,小额信贷能较好的满足农村贫困群体的金融需求,改善农村的贫困状况,是推进我省扶贫开发的有效政策机制。
(一)有利于开发式扶贫的持续开展
开发式扶贫是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基本方针,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国家的政策扶持,发展贫困地区生产力,提高贫困农户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引导贫困农户脱贫致富。小额信贷具有福利性(扶贫性)和可持续性共存的性质,一方面要为被排斥在正规金融外的贫困人口提供信贷服务,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小额信贷在为贫困农户提供基本信贷服务的同时,也可以发挥信贷政策对贫困农户的正向激励作用,提高其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开发式扶贫的有效政策工具。
(二)有利于发挥金融在反贫困中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信贷扶贫模式单一且资金供给不足,主要以国家的扶贫贴息贷款为主,不能满足贫困农民的资金需求。小额信贷作为一种对贫困农户提供的有效金融手段,能够解决农村资金供给不足的现状,发挥金融在反贫困中的重要作用。一是农信社小额信贷、其他小额信贷组织的小额信贷可以与国家扶贫贴息小额贷款相互补充、共同作用,扩大金融资源对贫困农户的覆盖面,提高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的广度;二是小额信贷机构身处基层,贴近农户,弥补了正规金融的空白,满足了贫困农户多样化的生产和生活金融需求,增加了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的深度。三是各种小额信贷组织的发展能缓解农村金融资源的供需矛盾,改善农村贫困地区的金融抑制。
(三)有利于优化我国的扶贫资金政策
我国的扶贫资金政策包括财政扶贫开发专项资金以及以政策性的扶贫贴息贷款为主要内容的信贷扶贫资金。从我国财政和信贷扶贫资金政策的作用效果看,两者在投入、管理、使用和分配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阻碍了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小额信贷的发展有利于优化我国的扶贫资金政策。一方面,小额信贷的发展丰富了我国的信贷扶贫政策手段,发挥了信贷政策对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国内小额信贷发展实践表明,将小额信贷的理念和方法与国家扶贫资金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提高财政扶贫资金和信贷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
(四)有利于财政扶贫资金对贫困户的准确瞄准
我国对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向有严格规定,主要投向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而对资金的使用必须以项目为承载。这种限定扶贫项目的制度安排并不能适应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复杂性特点和农户需求的多样性,造成了我国扶贫资金不能准确瞄准穷人,扶贫资金使用效益较低。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财政扶贫资金资源,国内一些地方尝试将国家划拨的部分财政扶贫资金以小额信贷的形式进行管理和发放,如甘肃陇南徽县文池村的小额信贷扶贫基金会。在我国部分地区开始试点的贫困村互助资金组织以财政扶贫资金作为其主要资金来源,以小额信贷作为主要资金融出方式,创新了农村合作金融的新模式。实践证明,管理机制的创新解决了财政扶贫资金不能准确瞄准贫困农户的问题,提高了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满足了贫困农户的资金需求。
(五)有利于完善扶贫贴息贷款运作模式
从我国的实践看,作为信贷扶贫政策的扶贫贴息贷款在管理、分配和使用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一是由于扶贫贴息贷业务的利润较低、管理成本高、回收率低,大型商业银行不愿承担政策性较强的扶贫贴息贷款业务;二是扶贫贴息贷款在投放中目标和对象偏离,没有遵循贫困户受益的基本原则;三是扶贫贴息贷款的不良贷款率较高,没有实现扶贫的政策性目标和银行盈利性目标的双赢。为了进一步提高扶贫贴息贷款的使用效益,2005年有关部门在江西、重庆、贵州和陕西4省(市)建立“奖补资金”推进小额贷款到户的试点,探索扶贫贴息贷款到户的有效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截止2006年5月底,试点地区发放到户的贷款覆盖贫困村399个,扶持贫困户4765户,到户贷款占当地扶贫贴息贷款的比例比试点前平均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小额信贷成为扶贫贴息贷款运作的有效模式。
四、加快发展小额信贷扶贫的政策建议
(一)继续加强对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政策支持
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需要继续加强财税、信贷和法律多方位的支持。一是继续发挥财政杠杆的作用,运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手段,吸引各种金融机构增加对农村的信贷投入,积极探索财政担保、基金等方式支持小额信贷发展;二是继续加大中央银行对农信社以支农再贷款为主的信贷优惠政策的支持力度,推动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稳步发展;三是积极鼓励发展各类小额信贷组织,继续推进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尽早出台《放债人条例》,完善支持小额贷款组织发展的法律环境。
(二)发展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机构
推进西部地区小额信贷扶贫的深入发展,必须要进一步完善小额信贷供给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机构,形成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各种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协调发展的格局。一是保持农村信用社在小额信贷业务中的主体地位,制定各项优惠政策,鼓励农信社扩大扶贫性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发放规模。二是以财政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为资金来源,以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为发放金融机构,同时鼓励和引导其他金融机构参与,加快发展政府主导的政策性扶贫小额信贷。三是积极引进各类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NGO)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同时政府应支持和鼓励各地区探索符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小额信贷组织。四是借鉴试点省市的经验,在甘肃省建立小额信贷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等小额贷款机构,探索符合西部地区实际的商业性小额信贷发展模式。
(三)继续创新财政扶贫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的运用方式
在总结“文池模式”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以小额信贷为手段,继续创新财政扶贫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的运用方式。一是加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支持,继续推广小额信贷扶贫基金会等小额信贷组织。同时探索以财政扶贫资金成立担保基金,增加金融机构对贫困农户的小额信贷投放的运用方式,提高整村推进、以工代赈、农业产业化等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二是按照国家扶贫贴息贷款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各承办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的情况,探索扶贫贴息贷款的有效运用机制,合理设计小额扶贫贷款的利率、期限和金额,提高小额扶贫贴息贷款的使用效益。
(四)拓展小额信贷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从甘肃省的发展情况看,目前小额信贷的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绝大部分是农信社的小额信用贷款资金以及财政和信贷扶贫资金,缺乏持续稳定的融资渠道。因此,我们要继续拓展小额信贷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一是扶贫办和相关政府部门要继续增大财政资金对小额信贷的支持力度,增加小额信贷资金在财政扶贫资金中的比重。二是积极鼓励各种类型的正规金融机构承办小额扶贫贴息贷款业务,增加小额扶贫信贷的投放规模。三是增加中央银行贷款对小额信贷的支持。四是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国际国内的捐赠资金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资金。五是引导国内商业银行以及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强对小额信贷机构的转贷资金支持。六是继续放宽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小额信贷领域。
(五)加强对小额信贷的风险控制
小额信贷的目标客户是低收入和贫困群体,不要求提供有效的抵押或担保品。因此小额信贷往往面临着很大的信用风险,影响到各类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对各类小额信贷机构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小额信贷的风险控制。一是继续推进信用村镇建设和农户的信用评级制度,增强农户的信用意识。推广定期公布信用户和非信用户、小额贷款发放情况的做法,增强社会和道德对农户的激励约束,增强农户还款的自觉性。二是采取农户联保、村委会担保等信用担保形式减低贷款农户的违约风险。三是采用较高的利率水平,以覆盖小额信贷发放机构的成本和可能的风险损失。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作者：梁 东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两会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进一步阐释了精准扶贫理念。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新年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他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5个月后，总书记来到与云南毗邻的贵州省，强调要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一般来说，精准扶贫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本期，我们摘录了我国近几年在扶贫方面出台的部分政策内容，从政策的角度一起回望我国精准扶贫之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
《决定》提出，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加快贫困人口精准脱贫：健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抓好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这個关键环节，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打好基础，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条件。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制定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出台专项政策，统筹使用涉农资金，重点支持贫困村、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业和传统手工业等。引导劳务输出脱贫。加大劳务输出培训投入，统筹使用各类培训资源，以就业为导向，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实施易地搬迁脱贫。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加快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结合生态保护脱贫。国家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建设、石漠化治理、防沙治沙、湿地保护与恢复、坡耕地综合整治、退牧还草、水生态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在项目和资金安排上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提高贫困人口参与度和受益水平。
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国家教育经费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倾斜。开展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脱贫。实施健康扶贫工程，保障贫困人口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努力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加大农村低保省级统筹力度，低保标准较低的地区要逐步达到国家扶贫标准。探索资产收益扶贫健全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对农村“三留守”人员和残疾人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建立详实完备、动态更新的信息管理系统。加强儿童福利院、救助保护机构、特困人员供养机构、残疾人康复托养机构、社区儿童之家等服务设施和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同时，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破除发展瓶颈制约。加快交通、水利、电力建设。推动国家铁路网、国家高速公路网连接贫困地区的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提高国道省道技术标准，构建贫困地区外通内联的交通运输通道。加大“互联网+”扶贫力度。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加快推进宽带网络覆盖贫困村。实施电商扶贫工程。
加快农村危房改造和人居环境整治。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农村危房改造。加大贫困村生活垃圾处理、污水治理、改厕和村庄绿化美化力度。重点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出台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指导意见，加快实施重点贫困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扩大革命老区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加快推进民族地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民生工程建设，实施少数民族特困地区和特困群体综合扶贫工程，出台人口较少民族整体脱贫的特殊政策措施。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成功解决了几亿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探索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升到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高度，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决策部署，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出台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就。
当前，贫困问题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突出的“短板”，脱贫攻坚形势复杂严峻。从贫困现状看，截至2015年底，我国还有5630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以下统称贫困县)和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多数西部省份的贫困发生率在10%以上，民族8省区贫困发生率达12.1%。现有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更深、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大，依靠常规举措难以摆脱贫困状况。从发展环境看，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大，地区经济发展分化对缩小贫困地区与全国发展差距带来新挑战;实现到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时间特别紧迫，任务特别艰巨。
“十三五”时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和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加快实施，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和重大机遇，特别是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确立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出台了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为举全国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制度保障;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盼脱贫、谋发展的意愿强烈，内生动力和活力不断激发，脱贫攻坚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统一意志和共同行动。
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径，是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固的重要保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积极响应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行动，事关人民福祉，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长治久安，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通知》指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以下称“两不愁、三保障”)。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上，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攻克坚中之坚、解决难中之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部署安排。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意见》指出，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以下简称“三区三州”)，以及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贫困村，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是脱贫攻坚中的硬骨头，补齐这些短板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关键之策。
中央统筹，重点支持“三区三州”。新增脱贫攻坚资金、新增脱贫攻坚项目、新增脱贫攻坚举措主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力度，加大金融扶贫支持力度，加大项目布局倾斜力度，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实施力度，加大生态扶贫支持力度，加大干部人才支持力度，加大社会帮扶力度，集中力量攻关，构建起适应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要的支撑保障体系。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落实行业主管责任，对“三区三州”和其他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问题，予以统筹支持解决。重点解决因病致贫、因残致贫、饮水安全、住房安全等问题，加强教育扶贫、就业扶贫、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政策支持和兜底保障工作，打出政策组合拳。
地方要统筹整合资源，紧盯最困难的地方，瞄准最困难的群体，扭住最急需解决的问题，集中力量解决本区域内深度贫困问题。要做实做细建档立卡，加强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和精准退出，实现动态管理，打牢精准基础。要加强驻村帮扶工作，调整充实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明确工作任务，加强日常管理。要实施贫困村提升工程，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要继续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发挥贫困地区贫困群众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各方面力量。坚定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加强扶贫资金监管，解决形式主义等倾向性问题，激发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内生动力，确保完成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意见》指出，到2020年，巩固脱贫成果，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主要有：贫困地区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贫困村全部实现通动力电，全面解决贫困人口住房和饮水安全问题，贫困村达到人居环境干净整洁的基本要求，切实解决义务教育学生因贫失学辍学问题，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实现贫困人口全覆盖，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应保尽保。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发展环境明显改善，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全面脱贫任务。
強化到村到户到人精准帮扶举措。加大产业扶贫力度。深入实施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因地制宜加快发展对贫困户增收带动作用明显的种植养殖业、林草业、农产品加工业、特色手工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积极培育和推广有市场、有品牌、有效益的特色产品。全力推进就业扶贫。鼓励贫困地区发展生态友好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岗位补贴、场租补贴、贷款支持等方式，扶持企业在贫困乡村发展一批扶贫车间，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就近就业。深入推动易地扶贫搬迁。全面落实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要求和规范标准，结合推进新型城镇化，进一步提高集中安置比例，稳妥推进分散安置并强化跟踪监管，完善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严守贫困户住房建设面积和自筹资金底线，统筹各项扶贫和保障措施，确保完成剩余390万左右贫困人口搬迁建设任务，确保搬迁一户、稳定脱贫一户。
加强生态扶贫。创新生态扶贫机制，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实现生态改善和脱贫双赢。推进生态保护扶贫行动。加大对贫困地区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支持力度。着力实施教育脱贫攻坚行动。以保障义务教育为核心，全面落实教育扶贫政策，进一步降低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辍学率，稳步提升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质量。深入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范围。落实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财政补贴政策，实施扶贫医疗救助。加大医疗救助和其他保障政策的帮扶力度。加快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强化综合保障性扶贫。统筹各类保障措施，建立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制度为主体，以社会帮扶、社工助力为辅助的综合保障体系，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提供兜底保障。开展贫困残疾人脱贫行动。将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纳入农村低保和城乡医疗救助范围。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扩大政策覆盖面。深入实施“福康工程”等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项目，优先为贫困家庭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和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开展扶贫扶志行动。加强教育引导，开展扶志教育活动，创办脱贫攻坚“农民夜校”、“讲习所”等，加强思想、文化、道德、法律、感恩教育，弘扬自尊、自爱、自强精神，防止政策养懒汉、助长不劳而获和“等靠要”等不良习气。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动员更多贫困群众投工投劳。
网络扶贫工作要点印发实施
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加大网络扶贫工作力度。深入开展“网络扶贫深度贫困地区行”活动，推动更多网络扶贫举措和项目向深度贫困县、贫困村倾斜，促进深度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发展“互联网+旅游”，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政策资金支持等。
突出特殊贫困群体，创新网络扶贫帮扶举措。精准帮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群众，带动贫困妇女增收脱贫，关爱贫困学生和困境儿童，加大对残疾人、孤寡老人、留守妇女等贫困群体的帮扶力度，开展少数民族语言语音技术研发应用和推广等。
引导网信企业持续参与网络扶贫，增强脱贫攻坚的可持续性。引导网信企业与贫困地区开展网络扶贫结对帮扶，瞄准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一批网络扶贫结对帮扶项目，加强帮扶项目的跟踪落实等。
加大组织实施力度，务实推进网络扶贫东西部协作。加快推进东西部网信产业合作，强化东西部劳务对接和人才支持，推动网络扶贫东西部协作项目落地等。
瞄准建档立卡贫困户，推进网络扶贫工程升级版。深化拓展网络覆盖工程，加快推进电信普遍服务第四批试点建设。扎实推进农村电商工程，深化电商扶贫频道建设，打好建制村直接通邮攻坚战，大力推进“快递下乡”工程。大力实施网络扶智工程，實施学校联网攻坚行动，深化宽带卫星联校试点，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优化提升信息服务工程，推进部门间扶贫工作的信息共享、数据交换、比对分析等，为宏观决策和工作指导提供支撑。加快构建线上线下结合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务实开展网络公益工程，精准开展网络公益扶贫项目。
充分释放数字红利，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动力。做好网络扶贫与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战略衔接，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推动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指导深度贫困地区全面统筹数字乡村建设，防止“数字鸿沟”进一步拉大。发挥网络扶贫带头人作用，普及信息技术知识，帮助贫困人口提升信息技能。
压实工作责任，巩固和提升网络扶贫成效。加强网络扶贫工作的统筹协调与督促落实，强化政策协同和资源整合，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加强监测评估，跟踪评估网络扶贫成效。加大宣传力度，开展网络媒体“脱贫攻坚地方行”活动，营造脱贫攻坚良好氛围。
【篇一】为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扶贫工作责任感和主动性，我通过集中学和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更深入领会了国家关于扶贫政策的相关要求、重要意义，作为驻村干部，为下一步做好我村扶贫工作指明了方向。一、学习中央扶贫政策，深刻领会扶贫工作的重要意义。为切实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我先后参加了县上组织的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汪洋副总理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的系列讲话，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的决定》等相关讲话和文件精神，通过学习，认真思考，实施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科学扶贫、精准扶贫”要求的同时，强调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
作为一名驻村干部，我们将在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扎实工作，奋力拼搏，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贫困人口早日脱贫、贫困村早日摘帽，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学习精准扶贫政策心得体会大全 1
如何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近日听到某县扶贫办的同志说了这样一句值得玩味的话:“扶贫工作，就像点穴治病。我们实施的‘点穴式’扶贫，避免了盲目性，提高了精准度，取得明显成效。”
“点穴式”扶贫，形象生动，实质就是精准扶贫。
点穴治病，识穴为先。识贫，就像识穴，须练就坚实的识功。只有把功夫用在深入调查、反复核对、查缺补漏、认真分析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才能一清二楚、了然于胸。在此过程中不能有一丝懈怠，来不得一点马虎，掺不得一点水分。不难想象，调查走马观花、分析大而化之、统计粗枝大叶，怎能精准识贫?
点穴治病，“点功”为要。精准扶贫，讲究精准施策，因地制宜、因户而异、因人而异，必须“点对点”服务、“一对一”救助、“多对一”帮扶，不摘帽不松劲，不脱贫不脱钩，扶上马送一程。而不是盲目施策，最忌“大水漫灌”、浅尝辄止。真正落实好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五个一批”工程，做到分门别类、分层实施、分兵突围。单就“发展生产”而言，面广量大，方法众多，尤须练好点功。发展什么、怎么发展，效果如何、前景怎样，不
能胡子眉毛一把抓、稀里糊涂一锅粥，而需要科学评估、审慎决策，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抓紧抓好。
点穴治病，合力为上。精准扶贫，需要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合力实现。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协调运转、协同发力，落实到位、考核到位，而不能各唱各调、各管各段，更不能推诿扯皮、敷衍了事。
点穴治病，祛病为本。点穴的根本在祛病，扶贫的目的在脱贫。精准扶贫重在解扶贫中的难题，破脱贫中的瓶颈。只有减少盲目性，增强针对性，突出协作性，提高实效性，才能真正让贫困群众祛贫根，奔富路。
扶贫政策培训心得体会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的部署要求，民勤县医保局积极作为，紧盯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医保扶贫相关问题，采取多项措施，狠抓医保扶贫政策宣传工作，助力全县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开展集中培训宣传。实行领导包片、干部包镇的工作机制，划分政策宣传任务，切实做好镇、村干部和医疗机构人员医保扶贫政策宣传普及工作，对各镇、村领导干部、帮扶干部、驻村工作队员、镇卫生院工作人员、村医进行参保资
助、住院报销、大病保险、医疗救助、门诊慢病、欺诈骗保等政策进行集中宣传培训，着力提高相关工作人员对政策的知晓率，确保扶贫干部做到医保政策“一口清”，真正成为“政策通”“活字典”。
落实全覆盖宣传。按照“最简必须”原则，围绕“生病找谁看、大病怎么转、报销怎么办”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印制 2.5 万册《医保政策问答手册》，做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逐户发放，全县帮扶干部、驻村帮扶工作队员、镇村干部人手一册;印制 2 万张《医保扶贫明白卡》，建档立卡贫困户均发放到户;印制“民勤县城乡居民医保政策”“2020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扶贫政策”“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基金安全”等宣传彩页各 2 万份，在便民服务大厅、医疗机构就诊大厅等场所张贴，并对办事、就医人群进行不间断发放和深入讲解，切实提高群众医保扶贫政策知晓率。
进行进村入户宣传。积极组织驻村帮扶工作队员、镇村干部、镇村医务人员等工作力量走村、入户，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员面对面、一对一宣讲医保政策，发放宣传资料。全力做到人人懂政策，待遇全享受，进一步提升医疗保障扶贫政策的知晓度和影响力。
扶贫政策培训心得体会 4 月 30 日，广西金融助力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据介绍，“十三五”脱贫攻坚以来，广西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金融扶贫的决策部
署，把金融扶贫工作纳入脱贫攻坚总体规划同步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各级金融部门主动作为、合力攻坚，着力创新金融扶贫政策、产品和服务，一大批金融特惠产品投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注入强劲动力，有力推动金融扶贫助推脱贫攻坚。
广西金融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截至 2020 年一季度末，广西累计投放支农、扶贫、支小再贷款 443 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 3244.57 亿元。3 月末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1839.39 亿元，同比增长 13.91%。建立包括贫困农户在内的农户信用档案约 881 万户，评定信用农户数 591 万户、信用村 7911 个、信用乡(镇)660 个，创建面分别达到 59.47%、55.98%、58.77%，实现金融机构与扶贫对象的“精准对接”。
构建金融扶贫实施主体体系。形成了由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保险机构、村级资金互助组织等合作性金融和民间金融等机构(组织)组成的金融扶贫组织体系。各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特点，融入当地扶贫事业中，直接或间接、批量、稳定地对应服务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形成了地域性的金融扶贫体系。
改善贫困地区农村支付环境。积极支持和协调商业银行、支付清算组织、支付机构等共同改善贫困地区支付服务
环境，实现了两个“全覆盖”，即：农村支付服务行政村全覆盖、现代化支付系统对银行网点全覆盖。截至 2020 年一季度末，共建立县域物理网点 2.82 万个，设立银行网点 4105个，布设 ATM 机 1.38 万个、POS 机 18 万台，建成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 2.83 万个，满足了农户查询、小额取款、转账等基础支付需求。县域地区银行卡存量 1.3 亿张，人均持卡量 2.98 张，比 2016 年增长 54.44%，卡均消费 1.08 万元。县域地区共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66.09 万户，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1.44 亿户，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占比已超过 50%，人均拥有银行账户数量达到 3.3 户。云闪付县域累计注册用户数 482.3 万户。
扶贫小额信贷事业蓬勃发展。坚持推进放贷与防范风险两手抓、两手硬，按照“应贷尽贷、应收尽收”的原则，激活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截至 2019 年末，全区累计向 56.3万户贫困户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254.12 亿元，贫困户获贷率52%。其中：32.2 万户贫困户贷款 137.33 亿元用于发展生产;24.11 万户贫困户贷款 116.79 亿元与企业结成密切的利益联结机制，累计获得分红 25.84 亿元。2019 年全年全区到期贷款 168.93 亿元，到期贷款总量在全国排第 2 位，广西从政策制定上下功夫、在回收处置上出实招，累计处置贷款188 亿元，处置率 99.89%;累计现金收回 164.2 亿元;贷款逾期率 0.32%。国务院扶贫办对广西扶贫小额信贷回收处置工
作给予高度肯定，在《扶贫信息》(第 66 期)上刊发了《广西多举措抓扶贫小额信贷回收管理》，在全国推广广西的经验做法。
用好用足各项贷款政策。充分运用国家金融扶贫政策，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金融精准扶贫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截至 2019 年末，累计发放易地扶贫搬迁贷款 399.9 亿元，余额 225.31 亿元。扶贫开发项目贷款余额 45.37 亿元，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建设项目覆盖 22 个贫困县。累计发放扶贫再贷款 74.26 亿元，支持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扶贫中票等债务融资工具 42 亿元，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金融供给提供有力支撑。
发挥保险扶贫作用。紧紧围绕农业保险、大病保险等支持重点，为贫困户提供保障适度、保费低廉、责任明晰的惠农、涉农保险产品，有效巩固了脱贫成效。截至 2019 年末，农业保险已覆盖全区 44 个农产品，累计为超过 210 万户次贫困户提供风险保障281.61亿元，仅2019年当年就为84.17万户次贫困户提供风险保障 123.33 亿元，县均赔付规模是广西全区平均水平的近 3 倍。大病保险累计为超过 90 万人次贫困户减轻医疗负担、支付医疗费用近 12 亿元。
扎实推进金融支持与脱贫攻坚有机衔接壮大金融扶贫服务主体，提高金融服务能力。鼓励有能力、有意愿的金融机构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借助金融杠杆激发贫困户内生发
展动力。鼓励有条件的保险机构开办农业保险，做好村级保险服务，加强“政银保”合作。引导各金融机构在县域设立分支机构，为涉农主体提供金融服务。
提高农村地区金融需求，扩大扶贫领域投融资规模。发挥财政资金对金融资金和社会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整合扶贫、水利、农业等项目资金。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农业规模化经营、农业布局调整和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等，解决农户分散带来的金融服务高成本问题。优化农业保险产品和服务，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创新特色农产品“保险+期货”模式，综合运用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防范农业经营风险。
加大金融扶贫工作力度，推动精准扶贫深入开展。建立扶贫信息定期采集和更新制度，推动建档立卡信息系统与金融机构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建立符合农村扶贫金融业务特点的差别化考核评价体系，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加强现代金融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形成重视金融、运用金融、发展金融的良性循环，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广西金融扶贫的典型经验与模式
建设广西金融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自主研发建立的金融精准扶贫信息系统，率先疏通了金融与扶贫对象的对接机制，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高度肯定，并在全国推广上线运行。
金融扶贫“田东模式”。田东县以农村金融改革为突破口，建立金融扶贫组织体系、支付体系、信用体系、保险体系及担保体系，创新贷款使用模式，有效了贫困户贷款难的问题。
落实好扶贫工作，坚决打赢打好这场脱贫攻坚战，走向共同富裕。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扶贫工作心得体会，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希望大家能喜欢!
扶贫工作心得体会(一)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的部署要求，民勤县医保局积极作为，紧盯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医保扶贫相关问题，采取多项措施，狠抓医保扶贫政策宣传工作，助力全县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开展集中培训宣传。实行领导包片、干部包镇的工作机制，划分政策宣传任务，切实做好镇、村干部和医疗机构人员医保扶贫政策宣传普及工作，对各镇、村领导干部、帮扶干部、驻村工作队员、镇卫生院工作人员、村医进行参保资助、住院报销、大病保险、医疗救助、门诊慢病、欺诈骗保等政策进行集中宣传培训，着力提高相关工作人员对政策的知晓率，确保扶贫干部做到医保政策“一口清”，真正成为“政策通”“活字典”。
落实全覆盖宣传。按照“最简必须”原则，围绕“生病找谁看、大病怎么转、报销怎么办”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印制2.5万册《医保政策问答手册》，做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逐户发放，全县帮扶干部、驻村帮扶工作队员、镇村干部人手一册;印制2万张《医保扶贫明白卡》，建档立卡贫困户均发放到户;印制“民勤县城乡居民医保政策”“2020城乡居民医保扶贫政策”“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基金安全”等宣传彩页各2万份，在便民服务大厅、医疗机构就诊大厅等场所张贴，并对办事、就医人群进行不间断发放和深入讲解，切实提高群众医保扶贫政策知晓率。
进行进村入户宣传。积极组织驻村帮扶工作队员、镇村干部、镇村医务人员等工作力量走村、入户，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员面对面、一对一宣讲医保政策，发放宣传资料。全力做到人人懂政策，待遇全享受，进一步提升医疗保障扶贫政策的知晓度和影响力。
扶贫工作心得体会(二)
4月30日，广西金融助力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据介绍，“十三五”脱贫攻坚以来，广西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金融扶贫的决策部署，把金融扶贫工作纳入脱贫攻坚总体规划同步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各级金融部门主动作为、合力攻坚，着力创新金融扶贫政策、产品和服务，一大批金融特惠产品投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注入强劲动力，有力推动金融扶贫助推脱贫攻坚。
广西金融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广西累计投放支农、扶贫、支小再贷款443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3244.57亿元。3月末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1839.39亿元，同比增长13.91%。建立包括贫困农户在内的农户信用档案约881万户，评定信用农户数591万户、信用村7911个、信用乡(镇)660个，创建面分别达到59.47%、55.98%、58.77%，实现金融机构与扶贫对象的“精准对接”。
构建金融扶贫实施主体体系。形成了由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保险机构、村级资金互助组织等合作性金融和民间金融等机构(组织)组成的金融扶贫组织体系。各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特点，融入当地扶贫事业中，直接或间接、批量、稳定地对应服务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形成了地域性的金融扶贫体系。
改善贫困地区农村支付环境。积极支持和协调商业银行、支付清算组织、支付机构等共同改善贫困地区支付服务环境，实现了两个“全覆盖”，即：农村支付服务行政村全覆盖、现代化支付系统对银行网点全覆盖。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共建立县域物理网点2.82万个，设立银行网点4105个，布设ATM机1.38万个、POS机18万台，建成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2.83万个，满足了农户查询、小额取款、转账等基础支付需求。县域地区银行卡存量1.3亿张，人均持卡量2.98张，比2016年增长54.44%，卡均消费1.08万元。县域地区共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66.09万户，个人银行结算账户1.44亿户，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占比已超过50%，人均拥有银行账户数量达到3.3户。云闪付县域累计注册用户数482.3万户。
扶贫小额信贷事业蓬勃发展。坚持推进放贷与防范风险两手抓、两手硬，按照“应贷尽贷、应收尽收”的原则，激活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截至2019年末，全区累计向56.3万户贫困户发放扶贫小额信贷254.12亿元，贫困户获贷率52%。其中：32.2万户贫困户贷款137.33亿元用于发展生产;24.11万户贫困户贷款116.79亿元与企业结成密切的利益联结机制，累计获得分红25.84亿元。2019年全年全区到期贷款168.93亿元，到期贷款总量在全国排第2位，广西从政策制定上下功夫、在回收处置上出实招，累计处置贷款188亿元，处置率99.89%;累计现金收回164.2亿元;贷款逾期率0.32%。国务院扶贫办对广西扶贫小额信贷回收处置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在《扶贫信息》(第66期)上刊发了《广西多举措抓扶贫小额信贷回收管理》，在全国推广广西的经验做法。
用好用足各项贷款政策。充分运用国家金融扶贫政策，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金融精准扶贫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截至2019年末，累计发放易地扶贫搬迁贷款399.9亿元，余额225.31亿元。扶贫开发项目贷款余额45.37亿元，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建设项目覆盖22个贫困县。累计发放扶贫再贷款74.26亿元，支持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扶贫中票等债务融资工具42亿元，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金融供给提供有力支撑。
发挥保险扶贫作用。紧紧围绕农业保险、大病保险等支持重点，为贫困户提供保障适度、保费低廉、责任明晰的惠农、涉农保险产品，有效巩固了脱贫成效。截至2019年末，农业保险已覆盖全区44个农产品，累计为超过210万户次贫困户提供风险保障281.61亿元，仅2019年当年就为84.17万户次贫困户提供风险保障123.33亿元，县均赔付规模是广西全区平均水平的近3倍。大病保险累计为超过90万人次贫困户减轻医疗负担、支付医疗费用近12亿元。
扎实推进金融支持与脱贫攻坚有机衔接
壮大金融扶贫服务主体，提高金融服务能力。鼓励有能力、有意愿的金融机构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借助金融杠杆激发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鼓励有条件的保险机构开办农业保险，做好村级保险服务，加强“政银保”合作。引导各金融机构在县域设立分支机构，为涉农主体提供金融服务。
提高农村地区金融需求，扩大扶贫领域投融资规模。发挥财政资金对金融资金和社会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整合扶贫、水利、农业等项目资金。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农业规模化经营、农业布局调整和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等，解决农户分散带来的金融服务高成本问题。优化农业保险产品和服务，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创新特色农产品“保险+期货”模式，综合运用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防范农业经营风险。
加大金融扶贫工作力度，推动精准扶贫深入开展。建立扶贫信息定期采集和更新制度，推动建档立卡信息系统与金融机构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建立符合农村扶贫金融业务特点的差别化考核评价体系，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加强现代金融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形成重视金融、运用金融、发展金融的良性循环，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广西金融扶贫的典型经验与模式
建设广西金融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自主研发建立的金融精准扶贫信息系统，率先疏通了金融与扶贫对象的对接机制，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高度肯定，并在全国推广上线运行。
金融扶贫“田东模式”。田东县以农村金融改革为突破口，建立金融扶贫组织体系、支付体系、信用体系、保险体系及担保体系，创新贷款使用模式，有效了贫困户贷款难的问题。
扶贫工作心得体会(三)
通过此次扶贫干部脱贫攻坚专题培训班培训，更充分地了解了相关指标解读、措施运用，更深入地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脱贫攻坚三年行动的决策部署。通过此次学习培训，我学习了《村集体经济等政策及指标解读、措施运用》、《教育扶贫政策及指标解读、措施运用等》、《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政策解读等》以及扶贫领域廉洁作风教育，既提高了认识，受到了启发，又增强了信心，明晰了思路，同时也掌握了实际工作的要领，使我受益匪浅、感受颇深。
目标就是方向，目标就是任务，目标就是标准，目标就是初心!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但困难、问题和风险也不少。做好脱贫攻坚工作，要敢于动真碰硬，要用绣花的精准抓扶贫，用铁杵磨成针的坚持做好工作，绝不能手榴弹炸跳蚤，要落实责任制，要细琢磨、擦亮眼、迈开腿、讲落实，在脱贫目标上，必须彻底改变过去只追求完成脱贫任务的单一目标，需要构建完整系统的脱贫目标体系，才能提高扶贫工作实效性、群众满意度和社会认同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战略思想，进一步熟练掌握脱贫攻坚的思路、政策和方法，整体提升全县脱贫攻坚扶贫干部的业务素质和能力，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打下坚实的基础。
坚持上级领导，主动融入大局。整合资源和工作力量，聚焦同一目标、协力同一规划，助推脱贫任务圆满完成。坚持履职为民，促进共享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弘扬脱贫济困优良传统，密切联系贫困群众，积极反映民意民愿，切实在保障改善民生、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公平正义上献计出力，促进贫困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坚持实事求是，着力久久为功。深入的解读扶贫相关政策，按帮扶对象实际情况制定脱贫计划。积极入户宣传扶贫政策，帮助贫困户们算好受益账、发展好产业、享受好政策。分析掌握致贫原因，切实摸清各户的真实贫困原因，准确掌握贫困户基本情况，针对贫困户因病、因学、缺资金、缺技术等致贫原因，“分门别类”制订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严格按照上级文件精神，公众号逍遥文稿整理，做好脱贫工作，重点进行产业帮扶、小额信贷、危房改造、易地搬迁等专项帮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坚持以发展扶持为主，资金扶持为辅的做法，整合资源，集中力量搞好贫困户脱贫规划，从发展项目选择、技术服务等方面，增强贫困户造血功能，让贫困户逐步形成脱贫产业，最终脱贫。
通过学习更加充分认识提高扶贫精准度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想方设法，把现实问题一件件解决，探索可复制的经验。
新形势下，我们要深入学习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背景、主题和角度的讲话中一以贯之、科学深邃的原则立场和观点方法，真正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完善扶贫开发战略和政策体系，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扶贫工作心得体会(四)
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这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实现这一任务，扶贫工作首当其冲。
一是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切实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攻坚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用党的最新理论知识指导扶贫工作的实践。
二是强化业务能力与素质的锻炼，不断深入农村工作的第一线，掌握扶贫工作的第一手资料，为扶贫工作决策者提供可靠信息，为确实贫困者提供最合理的扶持。
三是培养扎实的工作作风，扶贫工作者的作风尤其要踏实，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走村串户，把好事做好、做实。扶贫工作面对的是最困难、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
四是要清政廉洁，克己奉公。牢记“两个务必”，注意自身形象，常修从政之德，常知贪腐之害，常怀律已之心。做到身可危而志不可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富不傲物，贫不易志。从平时抓起，从点滴做起，做到依法行政，清白做人。
扶贫工作心得体会(五)
湖北省相对于甘肃省在扶贫开发方面，不论是在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气候条件上，还是在经济实力、基础设施、贫困程度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但要实现到20_年“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攻坚任务目标，还必须学习甘肃、贵州的经验和作法，在“精”和“准”上做好结合文章。
一是学习甘肃省扶贫攻坚的精神。这次到甘肃参加扶贫开发培训班，所见所闻给我映象最深刻的是“真扶贫、扶真贫”。主要表现在:宣传氛围浓厚，所到之处的公路两旁、政府大院、村部门前、小组湾落均看到各类扶贫工作宣传标语，营造了扶贫开发工作的浓厚氛围;机构设置健全，县、乡、村三级分别设立了扶贫开发指挥部、指挥站和指挥所，将扶贫开发作为一项重要的常态化工作来抓;组织领导到位，各级扶贫开发机构实行主要领导挂帅、县乡干部到贫困村驻点，并且对贫困村状况和基本信息能够“一口清”，充分体现出领导的重视度和干部的参与度;目标措施精准，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在制定扶贫目标措施时，明确了“三不原则”，即不现实的目标不说、不切实的任务不讲、不实际的办法不提，在深入调研和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做到因地制宜、一村一业、一户一策;信息资料齐全，各级扶贫开发部门均规范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贫困村、贫困户信息资料，包括贫困原因、扶贫措施、脱贫目标和计划，同时开发了一套精准扶贫工作网络平台，通过点击某个村某个贫困户，就能直观地看到该户的人口、致贫原因、帮扶需求、脱贫计划和进展等详细信息。虽然甘肃与湖北在贫困程度、贫困面和自然环境、资源优势等方面截然不同，有些方面不能照搬照套，但甘肃省在推进扶贫开发上的信心、决心和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是精准产业项目支撑群众脱贫。贵州省海雀村之所以能把风沙四起的荒山变成万亩林海，关键是找到了科学发展、生态富民的精准路子;甘肃省平凉市之所以能在干旱贫脊的土地上发展苹果产业带动村民致富，就是因为因地制宜找准了扶贫项目。因此，我们强调“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关键要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不搞大而化之地大水漫灌，在扶贫对象、产业项目、资金安排和规划措施等方面，要做到因人、因地、因贫困原因，有针对性地精准扶贫之策。
三是从解放思想上实施精准扶贫。一位曾经在甘肃部队工作过15年的朋友讲过这样两个事例，其一:某村支部书记到县里开会回来，自豪地对大伙说，我们今年又把贫困村的资格给争回来了!其二:部队到当地结对村去扶贫，给某户贫困户送去两头优质种羊，鼓励他发展养殖业脱贫致富。再去时发现羊没了，已经被农户宰掉吃了，问及原因，农户理所当然地说道“你们送来就是给我们吃的嘛!”。在我们当前实际工作中，有的干部认为戴上贫困村的帽子，肯定会给村里带来真金白银和项目扶持，宁愿守着这顶帽子不愿摘去;有的群众争着要当贫困户，等着上级领导送来慰问金和物资。这种等人授鱼、等米下锅的思想，严重制约了扶贫政策的实施和脱贫计划的实现，必须要在实施精准扶贫措施的基础上，正确引导贫困村和贫困对象转变思想，树立干中求助、积极脱贫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对建档立卡对象要算好收入账，达到脱贫标准的要予以标识，及时退出贫困之列，才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面小康的目标。
四是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扶贫攻坚和精准扶贫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在涉及到土地开发、利用和资源配置上，不能盲目冒进，不能单一地追求高产出、高效益的产业项目，同时还应兼顾环境和土地资源保护，做好科学规划，决不能以脱贫致富为目的而私开乱挖、毁坏地形地貌、严重污染生态环境，决不能为了当前脱贫摘帽的目标而吃子孙饭、断子孙路，确保扶贫攻坚与坚持绿色发展统筹兼顾，既要顺利实现精准脱贫、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又要做到科学、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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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要开展金融扶贫?
答：为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战略思想，全面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强化金融支持，完善服务体系，解决好“贷给谁、谁来贷、怎么贷、如何还”等关键问题，打通金融扶贫绿色通道，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有效的金融支撑。
2、什么是“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模式?
答：建立“政府搭台增信、银行降槛降息、企业农户承贷、保险兜底保证”的“政府十银行十企业十贫困户+保险”多方联动扶贫贷款模式，简称“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模式。
3、扶贫贷款主体是什么?
答：贫困户：有贷款意愿、有生产经营能力、有与贷款要求相符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农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能够带动贫困户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和扶贫龙头企业:贫困户自愿参加，实行资金、技术、采购、生产、加工、销售等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和对贫困户脱贫有带动作用的企业。
4、扶贫贷款用途是什么?
答：用于发展符合我县规划的扶贫产业，不能用于个人消费，如买房、购车及其他个人消费品。
5、扶贫贷款要符合什么条件? 答：贷款对象应当符合以下条件，由拟放贷款银行负责审核。贷款个人年龄不超过60岁，贷款用途符合我县发展规划和脱贫攻坚规划。个人资信度好，具有按期还本付息的能力。在合作银行开立结算账户，没有任何未解决的法律纠纷和不良信用记录。
农民合作社、扶贫龙头企业、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还应符合以下条件：依法注册登记，持有有效执照和生产经营许可证，依法纳税，有扶贫龙头企业资质或带动一定数量的贫困户。管理制度健全，会计核算规范，资产负债比例合理，优先支持上市挂牌企业。承担扶贫任务经济组织带动的贫困户不低于本经济组织股东户数的30%。
6、扶贫贷款产品有几种?
答：目前我县开展的扶贫贷款有2种产品。
(1)扶贫小额贷款。只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合作银行在贫困户评级授信的基础上，采取“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办法，为贫困户发放5万以下3年以内扶贫小额信贷，由贫困户自主周转使用。
(2)产业发展贷款。主要用于承担扶贫任务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扶贫龙头企业、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也可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
7、扶贫贷款额度是多少?
答：贫困户小额贷款单户不超过5万元;家庭农场贷款不超过100万元;农民合作社贷款不超过300万元;县级扶贫龙头企业贷款不超过500万元。
8、扶贫贷款有哪些费用? 答：贷款费用由贷款利息、保证保险费、担保服务费组成，贷款利息：建档立卡贫困户5万元以下小额贷款执行国家基准利率，产业发展贷款在国家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不超过45%。保证保险费:贷款额度的1.2%。担保服务费率贷款额度的1.0%。
9、扶贫贷款期限是多少?
答：根据发展的产业、用途和银行规定合理确定贷款期限，贷款期限(含展期)不超过3年。
10、扶贫贷款程序是什么?
答：按照“政银企户保”模式申请扶贫贷款要按以下程序进行。
(1)申请。建档立卡贫困户、合作社、家庭农场贷款向村金融扶贫服务站提出申请，扶贫龙头企业贷款向所属乡镇金融服务部提出申请。
(2)调查。乡镇金融扶贫服务部要在收到村金融扶贫服务站申请后，由金融服务部主任牵头，组织驻村精准扶贫工作组成员、村“两委”干部和市场经营主体负责人等，与金融机构信贷人员一起，组成工作组入户实地调查，客观、公正地评价贷款对象条件，并出具调查报告，连同贷款担保申请、与贫困户签订的利益分配协议(扶贫小额信贷除外)等材料报县金融扶贫服务中心。
(3)审核。对各乡镇金融扶贫服务部报送的扶贫小额贷款申请材料县金融扶贫服务中心应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评审，对贫困户的需求综合评定，选择推荐放贷合作银行。建立产业发展贷款推荐担保评审机制。 (4)担保。在确定合作银行的同时，将贷款推荐意见提交扶贫担保公司审核。扶贫担保公司与贷款银行、贷款主体签订担保合同。贫困户产业发展贷款5万元以上部分贷款可用住宅、承包土地经营权、经济林权等资产进行反担保。 (5)保险。合作保险机构在县金融扶贫服务中心安排专门人员，随时办理贷款保证保险手续。
(6)放款。贫困户与合作银行签订贷款合同，银行放款。
(7)用款。贫困户将扶贫小额贷款用于生产经营，也可以在扶贫部门和乡镇政府的协调下，与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所在村的村委会共同签订资产收益扶贫股份合作协议，资金到社，权益到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采取“保底收益十按股分红”形式与贫困户确定股权收益。
(8)还款。贫困户按照贷款合同，按期还款。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扶贫龙头企业、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贷款参照以上流程执行，可用住宅、建设用地、厂房、设备、承包土地经营权、经济林权等资产和订单、仓单质押进行反担保。
11、扶贫贷款贴息有什么规定?
答：(1)实行分类贴息。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小额信贷或5万元以下产业发展贷款由财政扶贫资金分按基准利率100%进行贴息;对贫困户使用产业发展贷款5万元以上部分按1%利率的给予贴息;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扶贫龙头企业、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申请的产业发展贷款，带动20户以下贫困户脱贫的按2%利率的给予贴息;带动20户及以上贫困户脱贫的按2.5%利率的给予贴息;带动30户及以上贫困户脱贫的按3%利率的给予贴息。
(2)按照“先收后贴”的方式，贫困户还清本息后，带凭证到本乡镇金融扶贫服务部申请贷款贴息，乡镇金融扶贫服务部初核后报县扶贫办，县扶贫办进行联审，确认并公告公示7日后，通知县财政部门将贴息资金通过银行卡拨付贫困户。
12、扶贫贷款出现风险怎么办?
答：(1)建立管理机制。银行、保险公司、乡镇村金融扶贫服务机构对大额资金进行受托支付，小额资金由乡镇及驻村工作组监管，避免“贷而不用、贷后他用”。 (2)建立熔断机制。当乡镇贷款不良率达到3%时，暂停该乡镇贷款业务，由县金融扶贫服务中心或该乡镇金融扶贫服务部会同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公司进行调查，找出原因，提出整改方案。
(3)建立追偿机制。发生贷款损失后，由银行牵头，按合同约定向贷款对象进行追偿。对恶意逃避金融债务的贷款对象，由司法部门严厉打击，依法追缴清偿，同时按程序列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黑名单”，对失信者个人在生活、生产、消费等方面进行全面制裁。
(4)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扶贫贷款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而造成不良贷款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究责任。
四、扶贫政策类
(若相关政策有新标准,请以新标准为准) 晚贫标准:(一)贫困县摘帽标准:“一低三有”。一低:指贫困县摘帽当年贫困发生率降至3%以下。三有:有标准中心校,(1)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农村小学6-11个班、12-17个班、18-24个班、24个班及以上生均用房分别不低于5.42m
2、4.20m
2、3.72m
2、3.68m2。农村初中12-17个班、18-23个班、24个班及以上生均用房分别不低于5.07m
2、4.39m
2、4.10m2。(2)电脑配置。小学每100个学生6台,初中每100个学生8合。(3)图书配置。小学生均15册,初中生均25册(4)师生比。省下达编制全部核定到校,无截编现象;教职工编制空编率控制在1%以内。教职工基本编制师生比(教职工编制数:学生数)标准为:县镇、农村小学:1:21。县镇、农村初中:1:16。(5)教师学历小学教师应具备中等师范学校书业及其以上学历;初中教师应该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有达标卫生院,(1)每千服务人口设0.6-1.2张床位。民族地区乡镇卫生院每千人口床位数低限值可下浮20%。(2)无床位的乡镇卫生院建筑面积200-300平方米/院,:其中民族地区100-300平方米/院。1-20张床位的300-1100平方米/院21-99张床位的1200-4000平方米/院。民族地区(含享受少数民族地区待遇县),特别是高山河谷地区设置床位的乡镇卫生院建筑面积低限值可降低20%有便民服多步少4)机构设置。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应由政府主要负责入或分管副职兼任。工作人员配置能满足业务开展需要。(2)布局和功能。县域鹵便民服务中心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场地使用面积:人口在3万以上不少于120平方米,人口在1.5-3万的不少于100平方米,人口在1.5万以下的,不少于80平方米(民族地区40-60平方米);进驻事项能满足当地群众的需要,有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和群众办事指南。(3)经费保障。县级政府将县乡便民服务中心场地建设、设施设备构置、日常运转经费等纳入财政预算。(二)贫困村退出标准:“低五有”。一低:指贪困村退出当年贫困发生率降至3%以下。五有:有集体经济,村集体经济经营性累积收入为农业人口人均6元人民币以上;有硬化路,乡镇政府所在地或上级路网至建制村村委会驻地(村小学)通硬化路;有卫生室,业务用房建筑面积50平方米以上,至少有1名合格乡村医生/执业(助理)医师或巡回医生;有文化室,多功能文化活动室建筑面积不低于50平方米,具备党员远程教育功能,有室外文化活动场地有宣传栏、有电视机、音响、电脑等文化器材、有应急广播系统、有一定可供阅读的出版物,规章制度健全;有通信网络:行政村内至少有一处有通信网络覆盖。(三)贫困户脱贫标准:“一超、两不愁、三保障、三有“一超”:指脱贫人口家庭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2013年现行扶贫标准为3600元人民币)。“两不愁”:指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指义务教育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三有有安全饮水、有生活用电、有广播电视或能接收广播电视信号。(咨询部门:高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电话:18148467653)贫到村到户项目:执行民办公助政策,实行以奖代补,先建后补、快建快补。贫困户到户资金按照人均不低于2000元预算到村,由各村统筹安排,在保障每户资金不低于300元的情况下,可统筹不超过30%资金用于村内急需的公共基础建设到户资资金按照脱贫“两不愁、“三保障三有”标准,缺啥补啥,实行“一户一策”,由贫困户自主实施。村内集中实施的建设资金由村民委员会按照民办公助政策组织实施。(咨询部门高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电话:5582584)肤扶贫小额贷款: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免抵押、免担保、并给予财政贴息的信用贷款。通过评级授信获得授信的贫困户家庭成员,可申请使用扶贫小额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贷款额度不超过授信额度且最高不超过5万元。贷款利率原则上按5%的年利率给予贷款贴息,贷款利率低于5%的按照贷款利率100%贴息。按照“先收后贴、分期补贴、应贴尽贴”的原则,对按时偿还贷款本息的贫困户给予贴息。对贷款户因未按期偿还贷款本息及其他违约行为的,不予贴息。(咨询部门:高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电话:18148452683)产业扶持基金:用于向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村电商、农旅结合、农产品加工等产业业态提供启动、周转用的无息借款的专项资金,借款额度原则上每户不超过1万元,借款期限原则上为1年,最长不得超过3年。
(咨询部门:高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农业局,电话:18148452683) 易地扶贫搬迁:易地扶贫搬迁资金优先用于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建设,人均住房建设面积不得超过25平方米,户最大建房面积不得超过150平方米。对确实没有自筹能力的搬迁农户,由地方政府统筹,采取建设集体公租房、廉租房等多种方式,保障其基本住房需求。补助标准:农户自主建房按人均2万元标准给予补助;购买农村安全住房按照自主建房的标准人均2万元给予补助(到政府规划的新村聚居点参建、联建或购买住房的按此标准执行),凭购房合同和项目乡镇的相关证明认定;购买城镇住房按照人均2.5万元标准给予补助。在城镇购房(含二手房),提供交易合同、缴税凭证、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和项目乡镇的相关证明;投亲靠友必须配建或购买房屋,产权明确的按照人均2万元标准给予补助;搬迁后原旧房宅基地必须拆除复垦,复垦验收后给予0.6万元/户。咨询部门:高县发展与改革局,电话:5850943)农村危房改造:实施对象为居住在危房中的建档立卡贫困农户。同一户不得同时享受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和易地扶贪搬迁政策。补助标准:C级危房改造1.3万元/户,D级危房改造为2万元/户。(咨询部门:高县住建城管局,电话583399 医疗保障:(一)各级医疗机构建立患者就诊、转诊绿色通道,实行“先住院后结算”制度。(二)实行就医“十免四补助”。对贫困人口实行免收般诊疗费、免收院内会诊费、免费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项目、免费艾滋病病毒药物和抗结核一线药物治疗、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免费提供妇幼健康服务、免费提供巡回医疗服务、免费药物治疗包虫病患者、免费提供基本医保个人缴费、免费实施贫困孕产妇住院分娩服务;对手术治疗包虫病患者按2.5万元/人给予补助,对0-6岁贫困残疾儿童进行手术康复训练和辅助适配按3万元/人给予补助,对符合治疗救助条件的晚期血吸虫病人按5000元/人给予补助,对重症大骨节病贫困患者按700元/人给予对症治疗补助。(三)我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患者县域内住院治疗费用,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医药爱心救助基金等依规报销后的个人支付费用和慢性病门诊维持治疗个人支付费用超过医疗总费用10%的部分,可申请卫生扶贫救助基金救助。(四)对我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重特大疾病(94种疾病)患者依规转诊至省级、市级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和住院分娩医疗费用,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等依规报销后的个人支付部分,由医药爱心扶贫高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电话:5582584) 肤扶贫小额贷款: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免抵押、免担保、并给予财政贴息的信用贷款。通过评级授信获得授信的贫困户家庭成员,可申请使用扶贫小额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贷款额度不超过授信额度且最高不超过5万元。贷款利率原则上按5%的年利率给予贷款贴息,贷款利率低于5%的按照贷款利率100%贴息。按照“先收后贴、分期补贴、应贴尽贴”的原则,对按时偿还贷款本息的贫困户给予贴息。对贷款户因未按期偿还贷款本息及其他违约行为的,不予贴息。(咨询部门:高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电话:18148452683) 产业扶持基金:用于向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村电商、农旅结合、农产品加工等产业业态提供启动、周转用的无息借款的专项资金,借款额度原则上每户不超过1万元,借款期限原则上为1年,最长不得超过3年。(咨询部门:高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农业局,电话:18148452683) 易地扶贫搬迁:易地扶贫搬迁资金优先用于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建设,人均住房建设面积不得超过25平方米,户最大建房面积不得超过150平方米。对确实没有自筹能力的搬迁农户,由地方政府统筹,采取建设集体公租房、廉租房等多种方式,保障其基本住房需求。补助标准:农户自主建房按人均2万元标准给予补助;购买农村安全住房按照自主建房的标准人均2万元给予补助(到政府规划的新村聚居点参建、联建或购买住房的按此标准执行),凭购房合同和项目乡镇的相关证明认定;购买城镇住房按照人均2.5万元标准给予补助。在城镇购房(含二手房),提供交易合同、缴税凭证、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和项目乡镇的相关证 明;投亲靠友必须配建或购买房屋,产权明确的按照人均2万元标准给予基金实施部分救助,原则上不超过个人支付部分的40%。(五)为贫困人口建立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到100%,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重性精神病、肺结核等患者的健康随访次数每年在原有基础上增加4次,对高风险人群及时转诊,2周内主动随访转诊情况。开展贫困人口免费健康体检,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7—64周岁人群在脱贫期间免费体检1次。(咨询部门:高县卫生计生局,电话:5417391) 医保扶贫: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县有关医保扶贫文件精神,积极部署,狠抓落实,确保医保扶贫做到“两个100%”,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0%参加居民医保和县域内居民住院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100%报销具体措施:一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保费由政府或相关部门按规定标准代缴,贫困户个人不缴纳保费。二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县域内住院减免起付线,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100%报销。但在我市医院及市外其他医院住院不享受医保扶贪倾斜政策,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按我市居民医保报销比例执行。(咨询部门:高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电话:5585638) 教育扶贫:(一)学前教育。减免保教费:按在园儿童总数20%的比例每人每年1000元的标准,对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性幼儿园3周岁(当年8月31日为幼儿年龄计算时间节点)以上的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减免保教费(保教费收费标准低于1000元的,按实减免);从2016年春季学期起,在2020年前入学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幼儿,全部纳入面上的保教费减免范围,并据实免除保教费,直至本学段学业结束(对在教育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就读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幼儿,按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费补助标准给予等额补助,其收费标准高于财政补助标准的部分,由学生家庭承担)(二)义务教育。1.免学杂费、教科书费和作业本费:免除所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特教)学生学杂费、教科书费和作业本费。2.寄宿制生活补助: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为小学每生每年1000元、初中每生每年1250元;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在2020年前入学的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寄宿学生全部纳入寄宿制生活补助范畴补助生活费,直至本学段学业结束。3.菅养午餐: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所有学生,享受免费营养午餐(县城学校除外)。(三)普通高中教育。1.免学费:从2018年春季学期起,全面免除宜宾籍公办普通高中学生学费。2.国家助学金:为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国 家助学金,平均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在2020年前入学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普通高中学生全部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直至本学段学业结束。(四)中等职业教育。1.免学费:免除除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以外的全日制正式学籍中职
一、
二、三年级在校学生学费(民办学校按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学校免除学费标准给予补助)。2.国家助学金:,为中职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
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所有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困难学生,“9+3”所有学生(非涉农专业
一、二年级在校学生受助比例为20%)发放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职学生优先享受。3.生活费补助: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对全省2020年前入学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职学生,按每生每年10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直至本学段学业结束。每学期(春季2月1日至3月31日、秋季9月1日至11月15日)登录四川省学生资助网在线申请。(五)普通高等教育。1.学费、生活费补助:对2016年至2020年新入学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给予每生每年4000元的补助(学费和生活费各2000元),直至本学段学业结束。每年9月1日至11月15日登录四川省学生资助网在线申请。2.国家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和预科生,可向就读学校申请每年2000-4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全省平均资助比例30%左右;纳入全国研究 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硕士生可享受每生每年6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博士生可享受每生每年13000元的国家助学金。3.国家助学贷款: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均可在生源地或校园地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申请助学贷款(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和高职学生,每人每年不超过8000元;全日制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不超过12000元)。学生在读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4.绿色通道:被录取入学、无法缴纳学费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可先办理入学手续,再根据核实情况采取不同办法予以资助(新生报到时向就读学校提出肀请).5.新生入学资助: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家庭经济困难新些,按省内高校500元、省外高校1000元 的标准实施入学路费资助(按当年分配名额,通过评审确定)。(六)全面实施览底保障政策。构建“3+9+3+N”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上学救助保障机制。全面免除本市就读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上学子女以下费用:义务教育阶段教辅费,普通高中教育阶段书本费、教辅费,中职教育阶段书本费补助学前教育阶段午餐费,义务教育阶段早晚餐费,高中教育阶段住宿费和生活费。安排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贫困户上学子女住校就读,解决吃住学问题。(七)教育扶贫救助基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在享受现有普惠性教育资助政策后,仍面临与就学直接相关的特殊困难的,可向当地县级教育部门申请教育扶贫救助基金。主要用途:用于购买教辅材料、校服、学校伙食补助等。资助金额:综合考虑基金支付能力、贫困家 庭困难程度、就学负担情况,区别不同学段分别确定。(咨询部门:高县教育体育和文化广电局,电话:5416929)文化惠民:2016-2019年,省财政安排支持88个贫困县建设县级应急广播平台,未通广播贫困村建设村级应急广播(广播村村响)工程,未通电视贫困户配置电视户户通入户接收设备,对每户电视户户通入户接收 设备配置一次性补助200元。 (咨询部门:高县教育体育和文化广电局,电话:5416915) 栋梁工程扶贫助学公益活动:在全县各机关、爱心人士、企事业单位开展扶贫助学公益捐款,对考入中职及其以上并正式录取入学的学生给予定扶持,具体对象为:孤、残及烈士子女,无正常经济来源学生;城乡低保户、精准建卡贫困家庭学生:家遇突发天灾人祸及重大疾病,造成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 (咨询部门:高县栋梁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583429) 雨露计划:从2016年春季学期开始,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全日制学生每生每年补助1500元。申请方式分为两种一是网络中申由学生于春季学地月10日至/月10日前、秋季学期9月20日至11月20日前通过国务院扶贫办雨露计划网站自愿申请是纸质资料申请。3月10日至5月10日前通过学生申请、乡镇初审、县复审的方式报送纸质申请材料。 (咨询部门:高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电话582585) 社会保障:(一)最低生活保障。低保金按低保家庭人均收入与高县农村低保标准的差额按月发放。全面实现低保线、贫困线“两线合(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从2016年1月1日起,全省建立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对象为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高县户籍低保对象;补贴标准2016年按每人每月60元执行2017-2020年每年提高10元,到2020年达到每人每月100元。(咨询部门:高县民政局,电话:5285511) 残疾人补助:(一)残疾人扶贫对象生活补贴。从2016年起,对全省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四川户籍残疾人中的非低保建档立卡扶贫对象,按政策核发残疾入扶贫对象生活费补贴。残疾人扶贫对象生活费补贴标准以国家贫困线与该对象上年年收入的差额。即:扶贫补贴金额=国定贫困线标准一当年自身收入。(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对象为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残疾人;补贴标准为一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不低于8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不低于50元。不能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人员:一是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残疾人;二是纳入特困供养入员供养的残疾人。(三)残疾人辅具适配补贴:补贴对象为高县户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有辅具适配亟需需求并符合适配条件的残疾人。建档立卡残疾人和低保户残疾人优先补贴。补助标准为:适配坐便椅、轮椅、拐杖类、助行器、盲杖、防褥疮床垫、助视器、助行器、矫形器等基本普通辅具,金额500元以内按实补贴,500元以上其超出部分按50%补贴,最高限额补贴1300元。(四)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子女学生就学补助:补助对象为户籍所在地在高县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的随班就读残疾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中,父亲或母亲是残疾人的学生,经申请、审核、研究,给予一定的助学补助。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的学生以及享受其他助学项目的学生不列入此范围。(五)0-6岁贫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救助对象:属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孤儿等经济困难的具有康复潜 力和价值的0-6岁当地户籍残疾儿童,自愿申请。救助标准:每名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不超过2万元;需手术治疗的,每例补助金额不超过万元;需适配辅助器具的,每例补助金额不超过5千元。手术、康复训练、辅具适配在当年可同时享受。(咨询单位:高县残联,联系电话:5418501) 林业惠民政策:根据上级下达的指标在建卡贫困户中选聘生态护林员,每月每人给予400元政策补助。(咨询部门:高县林业局,咨询电话5582330)
1.目标任务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贫困学生精准识别，做到“不漏一校、不漏一生”;“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建档立卡”贫困生无一辍学;各学段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做到“应助尽助、应贷尽贷”;包联镇村贫困户教育脱贫有实效，有接受职业教育需求的贫困家庭子女都能获得职业学历教育，每个贫困户至少掌握一门实用技术。
2.精细实施贫困学生资助政策落实工作。实行13年免费教育。全县“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实现资助全覆盖。严格执行国家资助政策，落实贫困家庭学前阶段、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补助政策(补助标准为：学前阶段每生每学期375元;小学每生每学期500元;初中每生每学期625元;高中每生每年平均2000元);为中职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每生每学期1000元);为贫困大学生办理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额度每生每学年不超过8000元)，做到“应助尽助”、“应贷尽贷”，确保无一名学生因贫困而失学。
3.贫困资助帮扶。全县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实现资助全覆盖，实行13年免费教育，严格执行国家资助政策，完成资助工作任务，开展助学贷款和社会捐资助学活动，做到“应助尽助”，确保无一名学生因贫困而失学。
4教师结对帮扶。全县教师开展“一对一”帮扶困难学生学习活动，学校带课教师每人帮扶一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或学习困难学生，学校建立教师结对帮扶学生名单，实现教师帮扶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全覆盖无辍学。继续推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工作，全面实行农村中小学紧缺学科“无校籍”管理改革，推进教师“县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继续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加大教师招聘力度，招录新教师200名，充实乡村教师队伍，对农村教师实施生活补助政策，对贫困教师实施“励耕计划”和“雨润计划”，解决贫困教师的生活困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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