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灾后重建工作汇报

在我们的工作中，无论是与上级进行沟通，还是与上游客户进行交流，工作汇报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汇报是否能简明扼要的抓住重点，关系到工作效率，也关系到个人晋升以及与客户合作的成败。那么，你懂得如何写好一个工作汇报吗？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乡灾后重建工作汇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1篇：乡灾后重建工作汇报

灾后重建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机制与经验研究

〔摘要〕 汶川地震后社会工作在灾区形成嵌入性的发展，这种嵌入性发展的条件需要有专业权威的影响力、有专业服务产生的示范效应、有嵌入的互惠效应。它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工作灾后重建嵌入机制，首先有专业权威人士对社会工作介入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这些专业人士“主动推销”社会工作;其次，社会工作服务得到当地或上级官员和服务对象的认可与肯定;最后，政府形成发展社会工作的相关政策（形式上为文件）“主动接纳”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形成了社会互构共变关系，是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的一种形态，也是社会工作发展的中国经验。嵌入性发展中还同时存在一些困境：主动嵌入与主导嵌入的问题、反嵌入与嵌入后的脱嵌问题、嵌入发展的空间问题。

〔关键词〕 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社会互构;中国经验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背景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要求。此后，我国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王思斌认为，专业社会工作的优势在于其专业性、价值观。①社会工作重建至今， 其在社会上（主要是政府那里）的合法性地位的获得是通过自己的成绩争取来的，但它尚未进入社会服务的主流。〔1〕

2008年汶川地震已经十年了，该地震为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契机。根据国际经验，特大灾害重建，物质重建可以在短期内完成，而精神重建、社会重建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汶川地震以后，党中央、国务院迅速做出反应，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政策方针②，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中指出：“民政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受灾群众的临时基本生活保障、生活困难救助、农村毁损房屋恢复重建补助、社会福利设施恢复重建以及对孤儿、孤老、残疾人员的安置、补助、心理援助和残障康复。”《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虽然明确规定“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使地震灾区早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但社会力量（主要指社会组织）如何介入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并没有具体的可以操作性的行动方案。民政部对于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援助工作也出台了一些鼓励政策，但没有涉及灾后重建如何发挥作用，对于如何介入，经费、人员从哪儿出，如何组织人员、服务内容等具体问题均无指示意见。

由于社会工作的本质是帮助困难群体，在灾难面前，所有受灾者当然成为困难群体，即使是没有明确的相关政策支持，社会工作者也有不容置疑的责任去介入灾后救援与重建中。正因为这样，汶川地震以后，有很多社会工作者主动进入灾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据不完全统计，有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三十多家，前后有五百多位社会工作者进入灾区开展服务〔2〕，社会工作者本着助人自助的价值观，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社会工作的价值与功能。社会工作在没有法定责任的情况下，通过嵌入政府救灾与灾后重建领域，扩大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灾害社会工作。而进入灾区的社会工作者大部分来自四川省外，由于他们的介入服务也促进了当地社会工作的大力发展，到2014年底四川省社会工作机构已有266家，专业社会工作者达到4250人。〔3〕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工作是一种嵌入性发展，嵌入性成为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特征。〔4〕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嵌入概念本身是比较模糊的， 意义指涉具有多重性。〔5〕嵌入的本意是指某一事物卡进另一事物的状态和过程。嵌入本身是没有科学意义的，最早用于科学研究中，是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他认为社会关系必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市场经济才能在市场社会中运转。〔6〕其后，格拉诺维特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嵌入概念，研究了嵌入的机制及后果，对嵌入现象进行因果分析， 指出经济关系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7〕早在2006年有学者就提出我国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是要嵌入在社会中发展〔8〕，社会工作发展需要“体制嵌入”〔9〕，其后，有学者用嵌入性来分析社会工作者介入汶川地震救灾的过程， 认为社会工作者必须主动将自己納入灾区救灾行政体制中〔10〕;王思斌进一步指出，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只能嵌入在行政社会工作中，在嵌入中才能发展，并分析了社会工作嵌入的过程与空间、嵌入的类型。〔11〕也有学者认为，从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反思来看，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缺乏嵌入性的战略视角，尤其在文化理念上表现出缺乏对社会工作价值观及其思想的认同，由于社会工作没有嵌入我们的文化中，导致社会公众不认同社会工作，更谈不上要开展专业的社会服务〔12〕;更多的学者从发展社会工作的战略角度，提出社会工作应该嵌入相关服务领域，如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应该嵌入妇女工作中， 妇女工作需要借鉴社会工作的方法〔13〕;社会工作应该嵌入现在中学教育体制中，建立相关制度，设立相关岗位，这样才能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14〕;还有学者认为必须嵌入到高校学生工作系统中，建立学校社会工作，从制度层面与服务层面去嵌入，这样才能发挥社会工作服务作用、扩展其专业空间。〔15〕还有学者分析了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专业社工嵌入社区工作开展社区治理，其被嵌入的客体街区的权力关系严重地限制了其专业性发展，使社会工作的影响力明显减弱〔16〕;政府与社工机构是相互嵌入，但二者嵌入的强弱关系不同，政府对于社工机构的嵌入是一种强嵌入，是结构性的嵌入，而社工机构对于政府的嵌入则是一种弱嵌入，仅仅是制度性、职能性的嵌入。〔17〕

福利多元主义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提供了理论支持。福利多元主义强调社会责任多元化，强调多元社会主体，强调主体多元参与，强调非营利组织、社区组织等都是福利提供者，福利服务的相关制度决策是多元的，福利服务输送过程是多样化的。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符合福利多元主义的主张，福利多元主义强调社会福利民营化的思路。〔18〕而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不是唯一的政治活动主体，社会组织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主体。〔19〕

以上文献分析了嵌入的概念及相关理论，社会工作嵌入福利制度与服务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嵌入的途径与战略，但是它是如何嵌入传统上并不存在的服务领域和福利行政制度中的？嵌入的机制是什么？这种嵌入性发展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借鉴？这些问题还缺乏有价值的研究。本文试图探讨和回答上述问题。我们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在十多个灾区极重县（市）中和十多个仍然在这些地方开展工作的专业社工服务机构中，选取汶川地震极重灾区县（市）的都江堰、汶川、理县这三个地区进行研究，这三个县（市）都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有对口援助的县（市）。汶川地震后，国务院于2008年6月出台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该方案规定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机制，采用“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支援方共19省市帮助19个重灾县（市），上海对口援助都江堰、广东对口援助汶川、湖南对口援助理县等。

三、嵌入过程与嵌入机制

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是指社会工作者主动推动社会工作纳入某地的服务领域与福利行政制度的过程。社会工作是否嵌入到一个地方的服务领域与福利行政制度，我们认为其标准应该是：是否有当地政府出台支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文件;是否有政府成立的相关机构（如社会工作者协会或民政局的社工科等）;是否有政府购买的专业社工服务。如果一个地方同时具备了这三个要素，我们认为社会工作就嵌入了该地的服务领域与行政制度中（这里的行政体制、行政制度主要是指执政党和政府积极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制度性措施）。〔20〕嵌入过程是指专业社会工作嵌入灾区的社会服务过程，嵌入主体是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对象是原有的行政化的社会服务领域和制度〔21〕，嵌入机制是指嵌入的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那么汶川地震后社会工作是如何嵌入服务领域与福利行政制度中的呢？

（一）专业权威的影响力

权威是一种让他人行为改变的影响力。它是对他人形成的感召力量，是一种人格、能力、道德品质综合形成的行为举止的魅力。最早对权威进行学术探讨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他将权威分为法理权威、传统权威、感召权威。〔22〕专业权威是借助于专业影响力建立起来的权威，它包括专业知识、专业训练、专业资格、专业岗位、专业薪资、专业效力、专业规范等。〔23〕笔者调查发现，都江堰、汶川、理县三地在地震后都有社工专家到灾区考察，并给当地政府或者援建方提出社会工作服务的建议或方案，都形成了专业权威影响力，影响了当地的社会政策。

根据相关安排，由上海市对口援助都江堰。汶川地震后，在2008年5月13日由上海市民政局主要领导召集上海的高校与社工界的专家、学者召开紧急会议，研讨社工介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和服务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专家们一致认为社工介入灾区是社会工作的使命。其后，上海市组织了社会工作专家到灾区考察，市民政局向上海市政府请示将“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此处原名是“上海社工灾区援助团”，后为方便工作更名为“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笔者为行文方便，统一用“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这一名称。纳入市政府派出的专业救灾团队范围进行管理，并在“上海社工网”上公开招募社会工作志愿人员，全市共有近1100多名社会工作者報名要求参加“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6月25日，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的第一支队伍——华东理工大学服务队正式进驻都江堰市“勤俭人家”安置点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随后，复旦大学服务队、阳光·上海师大服务队和浦东新区服务队分别进驻城北馨居祥院安置点、幸福人家安置点、滨河新村安置点。到2008年12月25日止，服务团共有29批计236人次先后进入服务点工作。其后，都江堰市委和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文件，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教授支持下，在2009年2月成立了四川省第一家社会工作专业H机构，并同时成立了都江堰市社工协会（以下简称社工协会），政府还购买了一百多万的社会工作服务。社工协会的成立标志着社会工作已经嵌入当地的行政体制中了，因为这种专业协会都是政府组织成立的，社工协会的负责人是当地政府领导，协会的顾问更是该市的书记、市长。2009年3月该市民政局又成立了社工科，这是社工嵌入当地行政体制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同年9月社工协会又成立了S机构，在当地民政局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完全是该市本土的机构，从法人到社工都是本土的，政府对该机构不仅支持经费，还支持了办公场地。

当时是广东省对口援助汶川。2009年初，广东某高校教授刘某与广东省民政厅一位处长和某社工机构负责人前往汶川进行灾后社会重建需求调研，发现灾区民众普遍对地震还心有余悸，难以走出地震的阴影，有些特殊群体如孤老、残障人士等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怀和照料，因此，灾区民众对社会工作服务有很大的需求。随后，他们向广东援建工作组和汶川县委、县政府领导报告了调研结果，并提出将社会工作引入援建工作规划的建议。其后，他们又多次与相关领导交流，介绍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技巧等。此建议最终被广东援建工作组、汶川县委、县政府领导采纳，决定将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汶川灾后援建规划中。随后，汶川县委和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文件，2009年9月汶川县民政局成立了社工股，2011年该县民政局成立了县社工协会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这标志着社会工作嵌入了当地的服务领域及其行政体制中。在2011年11月出台了首个社会工作文件①，同时，在该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及《汶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将社会工作纳入重要议题和制度规划中。该县社会工作嵌入一开始就比较深入，并形成了社会工作服务的一种常态化发展。2009年11月，（汶川）广东社工站在汶川县挂牌成立，该年12月县民政局批准注册了汶川第一家专业社工类社会工作D机构，（汶川）广东社工站与D机构以“两张牌子一班人马”开展工作，从援建资金中安排424万元作为开展“精神家园建设”社会工作项目的专项经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资助D机构开展三年的服务（2009年11月-2012年10月）。

当时是湖南省对口援建理县。2008年6月初，就有长沙民政学院社工服务队、湖南娄底残疾人爱心互助会等社会组织在那里开展社会服务。长沙民政学院社工服务队2008年8月经过调查，发现民众非常需要心理援助和精神重建，该队负责人S教授是湖南省政协委员，他向省政协、省发改委上书，建议在湖南对口援建中加入社会工作项目，该建议得到该省援建队认可，援建队随后决定把“精神家园重建和物质家园重建并重”作为湖南对口援建的基本原则，并专门设立了“社会工作和心理援助项目”，纳入3年援建规划，划拨500万援建资金用于社会工作服务。为此，湖南援建队整合了在理县灾区已开展社会工作和心理援助的上述两支队伍。同时还将湖南湘理相亲社会公益组织、芙蓉心理咨询中心纳入援建服务中，于2009年3月成立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队。该机构在此期间，主要由长沙民政学院的教师与学生组织开展活动，这个阶段经费很充足，人员最多时达到三十多人，他们有针对性地对少数民族开展民族社会工作，并对当地各级政府部门公务员开展社会工作和心理知识培训与心理辅导，前后共开展了六期培训。在当地民政局大力支持下，2009年8月在该社会工作服务队基础上成立了理县X机构。随后，理县县委和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文件，再加上由于受到湖南援建社会工作者的良好影响，也感受到了社会工作服务的效果，2011年县民政局专门成立了基层政权和社会工作股，负责该县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社会工作的发展，这也是社会工作嵌入当地的一个标志。

（二）专业服务产生示范效应

社会工作嵌入灾后社会重建，其效应如何呢？这是笔者也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社会工作嵌入效应是指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服务实践所产生的效应。此效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生的社会效应;二是自身发展的效应。〔24〕到目前为止，社会工作服务效应如何都还缺乏第三方评估，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工作绩效评估很有必要，并提出为了保证社工服务的质量，需要建立合理的、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25〕罗观翠、王军芳强调应该从社工机构的培育、运营入手，要提高自身的专业服务能力。〔26〕这些建议对于规范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提供了一定帮助，但是有些规则还需进一步深入与细化。譬如说关于绩效评估，社工服务效果难以量化，如何运用科学方法开展评估，还缺乏操作性、详细的方案。事实上，我国社会服务评估没有规范的操作程序，事后评估在社会服务中表现较多，其方法主要是借鉴我国香港和国外的经验，缺乏本土化的评估规范，缺乏有效的评估，缺乏评估指标的科学性。〔27〕因此，本研究的社会工作服务嵌入效果评估在没有定量评估的情况下，也只能采用质性评估。

1.嵌入的社会效应

嵌入的社会效应是指社会工作介入实际服务所产生的服务效果。〔28〕社会工作嵌入灾后重建，其服务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正如当年参与社工服务的刘华丽认为，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工服务队在都江堰灾后重建社会服务中取得了以下成效：其一，大型的文体活动丰富了灾区居民的业余生活，对于安置区居民的认同与融合起了促进作用;其二，促进了当地安置区居民间关系的和谐，推动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其三，帮助了弱势群体，缓解了当地社会矛盾;其四，培养了当地人才，并组建了一些民间社会组织，为今后本地化服务打下了基础;其五，还通过信息平台的建设，促进了社区各层面的沟通，对居民进行了正向的引导，疏导了灾民的情绪，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使灾民的精神生活发生很大变化。〔29〕另一位上海社工参与者也自我评估：“我们在工作中与都江堰市民政局、安置社区管委会及社区居民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实践中逐步实现了社会工作在现有行政工作体系中的有效嵌入;我们通过开展各类服务，在安置社区营建了积极、健康和相互支持的社会关系和社区氛围;我们发动居民开展自我服务和管理，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和解决社区问题的意识和能力。”〔30〕这些自我评估，应该说是有一定代表性，反映了灾区服务的效果。当然，由于这些评估难免带有主观性，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笔者根据调查从第三方的角度，对服务效应做一个分析：

其一，社工通过对灾区居民的心理辅导与陪伴，增加了居民的安全感，抚慰了居民的心理。对这一点，政府公务员与社区干部认识比较深刻。正如公务员Q某所说：

“作用肯定是很大的，谁都不会想到会发生地震，地震发生后，老百姓包括我们，人都是慌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这些社会组织来了以后，首先从心理上给我们有了安全感，其次增加了我们的信心，他们提供的服务都是老百姓和我们最急需的，可以说，没有他们，抗震救灾工作很多都要被耽误。从我个人从事民政工作来讲，他们的参与肯定是有助于我们民政部门更好地开展工作，比如，心理辅导，他们要更专业一些，这对安抚老百姓，作用是很大的，另外他们也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资金的问题，这也是个实际的问题。”（访谈资料：Q20090226）

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工接触是非常多的，他们对社工的工作也是支持最多的，同时也非常认可社工的工作，也正如其中社区干部Z某说的：

“这些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参与，可以说极大地帮助我们进行了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我们老百姓相当满意，（他们）切实解决了诸如心理等方面的问题，解除了老百姓生活方面的一些困难。”（访谈资料：Z20090227）

其二，修復了当地的社会关系，增强了社会支持网络，增加了社区资本。地震后，由于通讯不畅通，再则灾区民众住进帐篷或板房，致使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暂时失效，居民缺乏社会支持，普遍地感到焦虑、紧张、不安，社工的工作起到了弥补原有社会网络的作用。都江堰勤俭人家安置区居民K某在访谈时说：

“地震后，我们很多朋友、亲属都找不到了，大家都很害怕。你看嘛，我们都住在板房里，开始大家都不认识，办个事情，都不知找哪个。是社工来了以后，组织开展那么多活动，我们才彼此认识，邻里之间才有拉扯（指相互帮助），大家才感觉有组织了。”（访谈资料：K20090225）

其三，帮助了低保人员、残疾人、儿童、妇女等特殊群体，使他们增加了适应社会的能力。巨灾或大灾中，最无助的是残疾人这样的特殊群体，他们也是最需要帮助的。社会工作最关注这些特殊群体，这始终是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我们在访谈时，很多居民都表达了这方面的意思：

“这些社工过来以后，首先组织儿童，在这里搞了儿童服务站，带着儿童唱歌、跳舞、画画、学习、学英语，还看电影，打乒乓球，安逸得很哟。”（访谈资料：D20090225）

“当然他们（指社工）很关心残疾人嘛，帮助他们搬东西，修房子，陪他们聊天，给他们领取补助金，还给了他们好多生活用品哟。” （访谈资料：X20090227）

其四，弥补了政府工作的不足，维持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和谐。上海社工在都江堰服务就达到了此效果，当地政府在评估社会工作服务后认为，在和谐度上，有社工开展服务的安置社区比没有社工开展服务的安置社区要高出一倍以上。〔31〕公务员G在访谈时说道：

“社工机构对我们的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对周边环境卫生、治安都起到了一定维护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们工作的负担，也给生活带来了便利……慈善机构为我们送来的物资在当时是为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我们这个板房区能够那么快地走上正轨，快速地展开各种行政工作，是和他们的支持分不开的。我们非常感谢他们……这些服务机构都是民间的、非营利的，它们做了很多工作，在第一时间发挥了先锋作用。我所接触的老百姓对它们的工作评价都很高。它们弥补了政府工作的不足，这些机构通过细致地走访居民，所获得的信息也主动与政府部门汇报分享。”  （访谈资料：G20090225）

社区干部H对此的认识也非常清楚：

“社工来了，她们给老百姓做了很多事，也帮助政府做了很多事情，最明显的是，板房区内，居民关系更加和谐了，居民之间吵架的少了，相互帮助的人多了，大家更遵守规矩了，板房区里秩序更好了。” （访谈资料：H20090225）

2.嵌入的社会工作发展效应

在此方面，嵌入效应是明显的，都江堰市成立了西南第一家县级社会工作者协会，到2016年底，全市通过从业资格考试的专业社工已有267名，协会还组织社工进行继续教育，每年组织社工进行职业水平考前培训;全市到2017年已经成立了15家社工专业机构，最大的机构员工有30多人，社区（包括涉农社区）都设有社工岗位，全市共有124名专业社会工作者，其中配备2名以上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城市社区比例达到58%;社工服务已经介入社区、学校、残疾、养老、社区矫正、青少年、扶贫、灾害等领域;每年国际社工节都开展大型的社工宣传活动。

汶川县也是较早成立了社会工作者协会，到2016年底，虽然通过从业资格考试的专业社工仅有11名，协会还是组织社工进行了相关知识培训;全县到2017年有社工专业机构3家，最大机构的员工有10人，社工主要介入社区、学校、残疾、养老、青少年、扶贫、灾害等领域开展服务;每年借国际社工节也有大型的社工宣传活动。

理县嵌入的社会工作发展效应随着时间增加明显较弱，虽然2011县民政局专门成立了基层政权和社会工作股，但到2017年5月止还没有成立社会工作者协会;县民政局也组织过职业水平考前培训，但到2016年底，通过从业资格考试的专业社工仅有2名;全县到2017年只有一家社工专业机构，机构员工最多时有8人、最少时仅有2人，社工服务主要介入社区、养老、青少年等领域，国际社工节也有一些社工宣传活动。

（三）嵌入的互惠效应

社会工作嵌入要形成制度化，还需要有嵌入者与被嵌入者的互惠，即通过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形成共建共享发展的局面。

由于上海社工界及其专家的努力，上海社工多次为都江堰开展了社会工作知识的培训，都江堰还分两批共三十多人到上海市、北京市参加社工培训，给当地社工带来了社工理念和技能，推动了社会工作在都江堰的发展。在上海社工和当地政府推动下，2009年2月成立了都江堰市社工协会（以下简称社工协会），由该协会承接了上海原来4个点的社会工作服务;2009年3月该市民政局又成立了社工科，同年9月社工协会又成立了S机构，政府还专门拿出100万财政资金支持S机构开展社工服务。这种嵌入的互惠效应体现在：一方面，嵌入者通过他们的努力促进了当地社会工作发展，既有了社会工作机构，还有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打开了社会工作在当地发展的空间，这对社会工作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当地政府支持社会工作的举措，得到上级政府部门与领导的认可与肯定，2009年成都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现场会就在都江堰召开，民政部和四川省相关领导乃至于国务院总理都到都江堰社会工作服务点去实地考察，充分肯定了社会工作灾后重建的服务与功能。

汶川的嵌入互惠效应大体相似，从2012年11月开始该县每年继续向社工机构购买服务，2013年购买了55万，从2014年开始每年60万用于购买社工专业服务。现在，该县有3家在本地注册的社会工作机构，3家机构的办公场地均为政府免费提供，并在该县不同地域开展了专业服务。这些服务得到当地政府部门、上级政府部门以及民政部、四川省相关领导的肯定，一直被作为典型学习推广，成为当地政府一项标志性的政绩。

理县由于2011年底灾后重建工作完成了，这个时期还继续使用没有用完的援建经费，也接受四川省民政厅“三区计划”项目。指全国社会工作人才规划中专门针对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2014年8月机构交给当地社工负责，由于没有了当地政府购买服务与对口援助资金，机构开展工作的经费是申请相关部门的项目经费：一是连续三年申请了四川省民政廳支持三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二是申请了民政部李嘉诚大爱之行“理县‘守护希望’弱势儿童照顾性服务平台建设项目”。这些服务同样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上级政府部门以及民政部、四川省相关领导的肯定，也是当地政府的政绩项目。但是，由于四川省民政厅项目2017年结束以后，就没有新项目，该机构生存已经面临巨大的问题，机构面临暂时歇业，员工已处在失业状态边缘。我们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与该机构工作人员联系，该机构已经暂时停止工作，二位社工2017年7月已经失业。这时候原有的社会工作嵌入明显在体制中松动并即将出现脱嵌。脱嵌指在社会工作嵌入后，由于社会工作服务在该地出现空白，在行政体制中也不再发挥作用的一种状态。

总之，嵌入者通过推动社会工作在都江堰、汶川、理县的发展，扩大了社会工作的影响，惠及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使其增大了发展空间。对被嵌入者这三地政府而言，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都被当地作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发展的样板、典型，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学习，多次在上述地方开展工作现场会，这凸显了当地官员们的政绩，也惠及了上万灾区居民，很显然地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可谓是名利双收的事情。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嵌入灾后重建的社会服务机制，首先要有专业权威人士对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还需要这些专业人士“主动推销”社会工作，这无疑是重塑社会工作的角色与功能〔32〕，影响政府官员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再通过他们在政府中的决策确定社会工作在灾区开展社会服务;其次，通过社会工作者初期在灾区开展的服务得到当地官员和服务对象的认可与肯定，同时还要得到更上一级政府对社会工作者做出的业绩的肯定（符合当时中央的相关路线、方针、政策），使当地官员增加了支持社会工作服务的信心，获得进一步发展社会工作的动机;最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以红头文件形式）“主动接纳”社会工作，包括支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支持成立社会工作专业机构、支持在政府中成立社会工作管理部门或社会工作者协会，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设立社会工作岗位等，就形成了社会工作的嵌入。在嵌入过程中，专业人士“主动推销”社会工作和政府“主动接纳”社会工作是两个关键环节，政府官员对社会工作服务业绩是否认可是嵌入的焦点，即使政府按照紅头文件开展社会工作，如果没有当地政府官员对社会工作服务的认可，也是很难持续的。

四、结论与讨论

王思斌认为，我国的社会工作面临着本土化与创新的双重任务，实践中面临社会福利、社会服务事业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与社区良好合作形成互助系统的问题。〔33〕他还认为，现存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体系没有为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基本条件。专业社会工作与现存的制度与社会结构不匹配必然形成结构性张力， 使社会工作很难发挥作用，制约了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34〕在我国推进社会工作专业的建设，既要肯定本土的理论价值又要肯定本土实践模式的价值。〔35〕因此，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实践模式，是由政府主导，多元社会力量（包括社会组织、企业、自治组织和个人等）作为社会工作发展主体共同推动，参与的各方是一种互构关系，也是行动主体间交互“建塑”“型构”的过程〔36〕，“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社会工作的互构性演化将是建设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社会工作的必经之路”〔37〕;这种互构性演化形成共变共生关系，这种互构共变关系正是郑杭生先生创立的社会互构论的表现内容〔38〕，这也印证了该理论在实践中的价值。社会互构也是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即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实现过程共建，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实现过程与结果共享。不同的主体和力量，基于各自的领域、角色和诉求，为追求社会的公共利益，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承担着不同的权责分工并发挥着独特的功能，这构成了共建共享的主旨意义。〔39〕显然，嵌入性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实践经验，也是社会工作发展的中国道路，其成功经验需要我们总结提炼。

“主动推销”与“主动接纳”为特征的政府与社会的互构关系，在政治制度完全相同的同质化的中国社会，作为一种发展社会工作的模式，完全具有可复制的价值，能够为其他地方发展社会工作借鉴与推广。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对于我们今天实现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也是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社会工作嵌入过程就是多方利益主体的沟通、协同互动、多元共治、合法博弈的过程，是多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因此，多元协同共治必然就是社会互构，它充分体现了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原则，体现着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治理的行动理念，最终要求达到善治的实现。当前，要构建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与机制，在实践层面上，借鉴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有效实施和运行机制来促进社会治理，这是具有很高的实践价值的。

不可否认，社会工作的嵌入，带来了专业组织的成长机会与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变，社会工作学者以自己的新知识、新方法解决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也影响了实际工作者服务方法的改进。另一方面，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也引起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变化。近年来社会服务领域实际工作者通过接受社会工作教育培训，也了解和学到了一些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并尝试运用于自己的工作实践，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既往的工作模式，原来的行政性社会工作正在发生蜕变，尤其是嵌入程度较深的S组织和D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对社工、社会组织的认识，不仅促使政府积极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支持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发展，也促使相关部门反思社会工作的服务能力。

对社会工作来说既获得了政府支持，但又存在着嵌入的两难困境，困境之一：主动嵌入与主导嵌入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嵌入动机是很明确的，为推动社会工作发展需要嵌入到体制中，他们是主动地采取行动，动用各种资源去促进当地政府接纳社会工作，但嵌入的主导权不在于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机构，主导权在于政府对社会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以及社会工作服务给政府所带去的资源（利益）;社会工作对服务体系与制度的嵌入只能是弱嵌入，而政府对社工机构的嵌入是一种结构性强嵌入〔40〕，无论是政府强嵌入社工机构或者是社会工作弱嵌入服务体系与制度中，始终都是政府在主导，嵌入的主导权在政府;这也决定了很多地方社会工作者主动嵌入，但当地政府没有接纳，嵌入实际上很难有成效的结果。社会工作发展较好的地方，也是政府“体制嵌入”非常明显的地方。即在社会工作嵌入服务体系与制度中，必然受到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体制嵌入”，即政府将自身的行动逻辑渗透到社会组织中去，将社会组织纳入政府的行动逻辑中，成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41〕这也表现为“双向嵌入”，社会工作发展以专业机构的形式在合法性、资源方面嵌入于政府或国家，而国家或政府的意志与目标也嵌入于社工机构的运作中，从而实现了提升社会治理绩效的目标。结果是，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双方的权力都得到提升，而非一种此消彼长的对抗关系。〔42〕

困境之二：反嵌入与嵌入后的脱嵌问题。社会工作在某地得以嵌入，是社会工作者努力的结果，但保持何种嵌入程度能够使双方都满意，这确实是个技巧和策略问题，我们调查发现深度的嵌入，如S机构和D机构都出现过度依赖政府资源，政府深度反嵌入社会工作的现象。S和D两机构被政府反嵌入后，成为该地政府工作成绩的样板，机构被要求按照政府领导人的意图去承接政府委托的服务。嵌入发展的结果有可能出现社会工作专业机构无法保持其独立性、自主性问题，如S机构和D机构，或者脱嵌问题，如X机构。有嵌入就必然有脱嵌现象，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理县在社会工作发展的前期应该说是嵌入了的，有湖南省对口援助购买的服务、有民政局成立的民政股，也有社工機构的服务，但到后期，政府购买服务没有了，社工机构的服务也随之暂时停止。实际上就是嵌入后又出现社会工作被边缘化，被行政制度挤出原有体制中，这就是脱嵌。

困境之三：嵌入发展的空间问题。嵌入后社会工作发展空间有多大？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嵌入后社会组织发展空间实际上很狭小，由于政府对社会组织强嵌入，政府与社会之间还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43〕即使从嵌入效果较好的都江堰、汶川两地来看，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也是很有局限的，其发展必须首先考量政府是否有购买服务，不能仅仅看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如都江堰的S机构并不擅长从事老人服务，但因为政府近几年非常重视养老服务，政府资金在此方面投入较多，S机构也被迫按照政府的意图开展养老服务，否则其服务经费就会大幅下降。汶川的D机构的服务是按照政府规定划分的地域进行的，“以前呢一个乡镇有的有两家机构，不利于发展。我们就跟三家机构负责人协商了一下子，现在基本上D机构就管城关区，L机构就管映秀和旋口，Q机构就管水磨和三江那个片区的。”（访谈资料：W20170526）这显然导致社会组织发展空间有限，不仅仅是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和范围有限，而且缺乏自主性，政府还没有真正将社会组织当成自己的伙伴。〔44〕

最后，本文还存在一些局限。首先，仅从三个县（市）的案例来探讨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其案例来源存在选择上的主观性，并不一定代表所有社会工作发展的模式，是否在我国社会工作只能嵌入性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更多的实地研究。其次，由于研究主题内容所限，本文没有探讨社会工作嵌入的策略，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有意义值得探讨的问题，还有待以后学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J〕.社会科学战线，2011（2）.

〔2〕韦克难，等.NGO介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概况调查——基于社会工作视角〔J〕.中国非营利评论，2010（2）.

〔3〕韦克难.2014年四川社会工作研究报告〔M〕//郭晓鸣，主编.四川社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77.

〔4〕〔21〕〔24〕〔28〕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J〕.社会科学战线，2011（2）.

〔5〕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J〕.社会学研究，2009（5）.

〔6〕〔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50.

〔7〕〔美〕马克·格拉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1.

〔8〕彭华民，宋祥秀.嵌入社会框架的社会福利模式：理论与政策反思〔J〕.社会，2006（6）.

〔9〕熊跃根.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过程中的实践逻辑与体制嵌入〔M〕//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0〕徐永祥.建构式社会工作与灾后社会重建：核心理念与服务模式——基于上海社工服务团赴川援助的实践经验分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11〕〔20〕〔34〕〔37〕王思斌，阮曾媛琪.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09（5）.

〔12〕王瑞华.从嵌入性理论看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战略〔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13〕谢建社.社会工作嵌入妇女工作之思考〔J〕.甘肃社会科学，2009（4）.

〔14〕许莉娅.专业社会工作在学校现有学生工作体制内的嵌入〔J〕.学海，2012（1）.

〔15〕王劲.嵌入式发展：学校社会工作在高校的发展路径探索〔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16〕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3（1）.

〔17〕〔40〕唐斌.社会工作机构与政府组织的相互嵌入及其影响〔J〕.社会工作，2010（7下）.

〔18〕唐咏.从社会福利社会化视角思考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行为〔J〕.社会工作，2010（3）.

〔19〕王达梅.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城市观察，2010（5）.

〔22〕〔英〕R·马丁.论权威——兼论韦伯的“权威三类型说”〔J〕.国外社会工作，1987（2）.

〔23〕陈友华，许加明.社会工作专业权威建构：现状、问题与思考〔J〕.人文杂志，2017（6）.

〔25〕汪建明，莫盈盈.政府购买民间社工服务模式研究：以深圳某社工服务社为例〔J〕.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08（12）.

〔26〕罗观翠，王军芳.政府购买服务的香港经验和内地发展探讨〔J〕.学习与实践，2008（9）.

〔27〕邵亚萍.社会服务评估发展问题及对策思考〔J〕.社会福利，2016（9）.

〔29〕刘华丽.社会工作与灾后生活重建——以都江堰A安置点为例〔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30〕费梅苹.灾后安置社区社会工作的实践与反思——都江堰市“勤俭人家”社会工作服务经验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31〕张昱.灾后社会关系恢复与重建的路径探索——基于Q安置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实践〔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32〕边慧敏，等.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J〕.社会科学研究，2013（5）.

〔33〕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1995（2）.

〔35〕熊跃根.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反思〔M〕//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四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6〕谢立中.超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社会互构论”理论意义浅析〔J〕.社会学研究，2015（5）.

〔38〕郑杭生.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4）;杨敏，郑杭生.社会互构论：全貌概要和精义探微〔J〕.社会科学研究，2010（4）.

〔39〕宋学增，蓝志勇.社会管制的全民共建共享机制：一个分析框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2）.

〔41〕李春霞，等.体制嵌入、组织回应与公共服务的内卷化——对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经验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2（12）.

〔42〕纪莺莺.从“双向嵌入”到“双向赋权”：以N市社区社会组织为例——兼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J〕.浙江学刊，2017（1）.

〔43〕汪锦军.嵌入与自治：社会治理中的政社关系再平衡〔J〕.中国行政管理，2016（2）.

〔44〕杨丽，等.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理论、问题与政策选择〔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责任编辑：何 频）

作者：韦克难 陈晶环

第2篇：×乡灾后重建工作汇报

灾后红卫更靓丽

今年，红卫乡抢灾后重建和云雾山生态旅游区开发机遇，紧紧围绕实现农民增收、财政增长目标、调整思路、转变作风、整合机构、狠抓落实，乡域经济和社会事业保持了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全乡上下面貌焕然一新，村村充满生机与活力。

一、全面完成年初提出的经济工作目标任务

1、灾后恢复重建取得重大成果。在2003年“4.24”、“8.29”连续遭受两次特大自然灾害后，为加快恢复重建进程，乡党委、政府决定实施重点突破，使中心小学顺利迁建，政府门口1500米河堤、8座便民桥、226户集中安置点、183户454间到房户和49户三无户建房、3处自来水工程、移动机站、农电网改造为主的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已全部完成;恢复水毁农田300亩、堰道15公里，恢复乡村公路80公里，新修组级公路12公里，不仅改善了发展条件，密切了干群关系，而且更加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2、主导产业快速发展。农业收入4432万元，增长31%;林业95.59万元，同比增长1.7倍;牧业369万元，同比增长1.9倍;粮食产量2620吨，增长65%。全年养蚕1750张，创产值80万元，新建桑圆300亩，推广方格簇501万片，老劣桑改良500亩;生猪存栏4580头，出拦2802头，同比增长58%，大畜牧存栏1137头，出拦376头，同比增长37%;羊存栏2490头，出拦1096头，同比增长27%;家禽出拦0.86万只，同比增长15%;发展中药材种植面积达4000亩。

3、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年初，红卫乡党委、政府想方设法抽出3万余元资金对春耕生产进行扶持，使农民喜获丰收，全乡粮食产量达2620.1吨，油料产量65吨。乡党委、政府把劳务输出当作一项产业来抓，先后组织富余劳动力科学技能培训3次，达800余人次。截止目前，全乡共输出1510人，同比增长1.97倍，拒调查以创产值450余万元，同比增长2.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527元，均增430元。

4、退耕还林质量提高。目前，以完成6.5万亩天然林管护，人工造林5800亩，其中荒山造林4300亩、退耕还林1500亩，经县林业局检查验收，获得好评。

5、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全乡已完成2所校舍恢复重建，使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计划生育工作争创“六好”活动准备就绪，等待验收。

6、群关系更加密切。以贯彻《行政许可法》和中央一号文件为契机，合理重组政府内设机构，整合人力资源，组成6个服务队，进行转变工作作风，处处考虑群众利益，重大工程实行公开招标，重大事项张榜公布，充分接受群众监督，加大工作透明度。同时各服务队长期进村入户给群众宣讲政策，传递致富信息和技术，手把手帮助群众生产，深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二、2005年工作思路

2005年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枪抓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重要一年。做好2005年工作，为加快我乡建设小康步伐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2005年全乡工作的奋斗目标是：全乡农业生产总值达到1300万元，增长25%;完成固定投资650万元，增长15%;地方财政收入完成25万元，增长10%;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00元，同比增收13.5%;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计划生育控固在95%以上。

2005年全乡的工作思路是：

1、继续坚持以“云雾山旅游开发区”建设为主线，枪抓机遇，积极做好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的前期准备、协调、服务性工作，为云雾山旅游开发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围绕两个增长，即财政增长、农民增收，加强农业生产，推广科技含量，是粮食生产稳中有增。同时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力争达到一村一品特色乡域经济新局面。

3、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争达到县乡公路黑色化，村级公路等级化。同时对桥涵建设，堰渠的恢复，饮水设施，生态环境治理作为重抓对象。

4、对传统产业蚕桑、畜牧业发展要有新的突破，要丛科技上、规模上、效益上下功夫，充分挖掘我乡传统产业的潜力，使传统产业为我乡支柱产业。

5、继续加大劳务输出这项新型产业的开发，要引导富余劳动力加强科技培训力度，掌握实用技术，为当地经济创收。

6、加大烤烟种植面积的落实，力争全面完成县下达我乡烤烟生产任务。

7、继续加大政府职能转变，激化干部心，团结一致，奋力拼搏，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红卫经济发展而努力奋斗。实现上述工作思路，其主要措施是：

一、改革现行政府运行机制。

(一)打破干部现行管理制度，实现双向选择、实行工资待遇与各干部工作业绩挂钩，充分发挥干部的聪明才智，避免部分干部整天人浮于事，工作不能深入，影响整体工作积极性。

(二)鼓励部分干部带薪从事企业、产业入股经营，实现产业发展与个人利益相结合，带动相应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到村任职。

二、加强领导、强化措施、狠抓落实，以 新的作风开创2005年各项工作。

第3篇：乡灾后重建工作汇报

灾后红卫更靓丽 今年，红卫乡抢灾后重建和云雾山生态旅游区开发机遇，紧紧围绕实现农民增收、财政增长目标、调整思路、转变作风、整合机构、狠抓落实，乡域经济和社会事业保持了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全乡上下面貌焕然一新，村村充满生机与活力。

一、全面完成年初提出的经济工作目标任务

1、灾后恢复重建取得重大成果。在2003年

“”、“”连续遭受两次特大自然灾害后，为加快恢复重建进程，乡党委、政府决定实施重点突破，使中心小学顺利

迁建，政府门口1500米河堤、8座便民桥、226户集中安置点、183户454间到房户和49户三无户建房、3处自来水工程、移动机站、农电网改造为主的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已全部完成;恢复水毁农田300亩、堰道15公里，恢复乡村公路80公里，新修组级公路12公里，不仅改善了发展条件，密切了干群关系，而且更加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2、主导产业快速发展。农业收入4432万元，增长31;林业万元，同比增长倍;牧业369万元，同比增长倍;粮食产量2620吨，增长65。全年养蚕1750张，创产值80万元，新建桑圆300亩，推广方格簇501万片，老劣桑改良500亩;生猪存栏4580头，出拦2802头，同比增长58，大畜牧存栏1137头，出拦376头，同比增长37;羊存栏2490头，出拦1096头，同比增长27;家禽出拦万只，同比增长15;发展中药材种植面积达4000亩。

3、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年初，红卫

乡党委、政府想方设法抽出3万余元资金对春耕生产进行扶持，使农民喜获丰收，全乡粮食产量达吨，油料产量65吨。乡党委、政府把劳务输出当作一项产业来抓，先后组织富余劳动力科学技能培训3次，达800余人次。截止目前，全乡共输出1510人，同比增长倍，拒调查以创产值450余万元，同比增长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527元，均增430元。

4、退耕还林质量提高。目前，以完成万亩天然林管护，人工造林5800亩，其中荒山造林4300亩、退耕还林1500亩，经县林业局检查验收，获得好评。

5、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全乡已完成2所校舍恢复重建，使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计划生育工作争创“六好”活动准备就绪，等待验收。

6、群关系更加密切。以贯彻《行政许可法》和中央一号文件为契机，合理重组政府内设机构，整合人力资源，组成6个服务队，进行转变工作作风，处处考虑群众利益，重大工程实行公开招标，

重大事项张榜公布，充分接受群众监督，加大工作透明度。同时各服务队长期进村入户给群众宣讲政策，传递致富信息和技术，手把手帮助群众生产，深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二、2005年工作思路

2005年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枪抓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重要一年。做好2005年工作，为加快我乡建设小康步伐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2005年全乡工作的奋斗目标是：全乡农业生产总值达到1300万元，增长25;完成固定投资650万元，增长15;地方财政收入完成25万元，增长10;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00元，同比增收;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计划生育控固在95以上。

2005年全乡的工作思路是：

1、继续坚持以“云雾山旅游开发区”建设为主线，枪抓机遇，积极做好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的前期准备、协调、服务性工作，为云

雾山旅游开发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围绕两个增长，即财政增长、农民增收，加强农业生产，推广科技含量，是粮食生产稳中有增。同时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力争达到一村一品特色乡域经济新局面。

3、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争达到县乡公路黑色化，村级公路等级化。同时对桥涵建设，堰渠的恢复，饮水设施，生态环境治理作为重抓对象。

4、对传统产业蚕桑、畜牧业发展要有新的突破，要丛科技上、规模上、效益上下功夫，充分挖掘我乡传统产业的潜力，使传统产业为我乡支柱产业。

5、继续加大劳务输出这项新型产业的开发，要引导富余劳动力加强科技培训力度，掌握实用技术，为当地经济创收。

6、加大烤烟种植面积的落实，力争全面完成县下达我乡烤烟生产任务。

7、继续加大政府职能转变，激化干部心，团结一致，奋力拼搏，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红卫经济发展而努力奋斗。实现上述工作思路，其主要措施是：

一、改革现行政府运行机制。

(一)打破干部现行管理制度，实现双向选择、实行工资待遇与各干部工作业绩挂钩，充分发挥干部的聪明才智，避免部分干部整天人浮于事，工作不能深入，影响整体工作积极性。

(二)鼓励部分干部带薪从事企业、产业入股经营，实现产业发展与个人利益相结合，带动相应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到村任职。

二、加强领导、强化措施、狠抓落实，以新的作风开创2005年各项工作。

《乡灾后重12全文查看

第4篇：白河乡灾后重建工作汇报

今年入汛以来，白河乡连续遭受3次特大暴雨(“7.3特大暴雨”、“7.19特大暴雨”和“7.23特大暴雨”)袭击，降雨量总计达到612.3mm，全乡12个行政村均严重受灾。

灾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直相关委局密切关注，特别是财政、民政部门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乡党委、政府按照“自力更生为主，争取扶持为辅”的原则，积极组织群众开展灾后自救，妥善安置灾民，切实加强卫生防疫、社会稳控等方面的工作，使全乡的灾后重建工作及时、有序、有力、有效，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现将我乡灾后重建情况汇报如下：

一、已紧急发放救灾粮款137万元，对急需救助的群众实行了临时生活救助。

二、我乡于2010年7月3日受灾以来，倒房166户436间581人，造成严重危房1076户4094间。灾情发生后，乡党委、政府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35户(其中发放帐篷150顶，用彩条布搭建临时窝棚97个，在村部、学校、投亲安置188户)。进入灾后重建以来，我们对倒房户进行详细统计，根据实际情况，全乡共有126户327间需要分散建房，40户109间需集中安置。截止9月29日，原址重建的126户现已动工89户，已 - 1 -

建成6户，购房10户。剩余21户由于道路不通无法购料，现在道路正在抢修。根据我们现在的进度，除道路不通的农户，其他80%的原址重建户于11月20日可全部竣工。

三、由于我乡因灾造成的危房，涉及户数多，损坏严重，加之群众居住分散，修缮难度大。目前仍有大部分危房户现仍在亲属或帐篷中居住，严重影响了受灾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针对这一情况，我们认真进行研究，及时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各村对危房户逐一排查，并安排进行加固、除险、修缮。保证10月底全乡危房户安全入住。

在灾后重建工作中我们的措施是：

一是成立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乡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乡长任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分管民政的副乡长及其他乡领导为成员的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民政、城建、土地、财政、扶贫等相关单位参与。各村也成立了以支部书记任组长的相应组织机构，强化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实施，明确具体的责任和任务，确保灾后重建工作有序开展。

二是实行领导包村，乡干部包组，村干部包户的工作机制。对于两个集中安置点，分别明确有一名党委副书记和一名副乡长具体负责，抓协调，抓进度。现征地工作已基本结束，规划设计正在进行，主体工程有望于年前结束。针对分散建房户，由乡长和主抓民政副乡长专门负责，包村乡干部驻村包组，村

干部包户，给重建户协调联系建筑队，帮助解决建房过程中的实际困难，使灾后重建工作有序开展。

三是乡党委、政府为了保证灾后重建工作的顺利开展，按时完成重建任务，乡每周进行一次检查评比，村长三天汇报一次进度，对乡、村干部实行工作进度和任务完成情况与干部工资和年终奖金挂钩。对于工作不力，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村和干部进行通报批评，使灾后重建工作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白河乡人民政府

二0一0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5篇：镇灾后重建工作汇报

**镇因灾倒塌民房重建工作汇报

县督查组：

今年6月份以来，我镇遭受洪水袭击，广大群众财产损失惨重，镇党委政府迅速行动，采取有力措施，支持帮助受灾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在这次水灾中，**镇因灾倒塌民房56户，座落在16个村，其中五保户21户，低保户4户，困难户9户，一般困难户22户。到9月8日止，已经开工至正负零51户，已经捣制一层楼面共7户，按照农村习俗，因日子未到而尚未开工的5户。重建工作主要采取如下措施：

一、领导重视。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重建工作，分别于7月16日、7月23日、8月13日召开班子会议，专题研究此项工作，同时在镇干、村干会议上也专题研究部署落实灾后重建工作。

二、落实责任。根据我镇实际，镇党委、政府制定了我镇灾后重建包村工作方案，实行领导包片、干部包村、村干包户的责任制，明确责任，要求每隔10日汇报一次进度。并于8月20日、9月7日将全镇重建进度情况上墙公示，同时进行大力宣传，到11月底捣制完一层楼面的农户每户奖励2000元，形成一种你追我赶的工作氛围，全镇如火如荼地开展灾后重建工作。为了如实反映我镇全倒房重建工作情

况，镇政府多次派出民政办人员到重建点核实情况，保证灾后重建工作按质按量按要求完成。

至9月8日止，全镇56户重建户中，尚有5户未开工，已落实专人跟踪督促落实，确保在9月底前能开工建设。

三、领导、干部到点到位。8月

19、20日，民政办陆主任带领镇干部陈汉成、蒙胜昌、吴安峻三位同志，冒着酷暑，利用两天时间跑遍56户重建户，明确了解他们“想不想建?”、“什么时候建?”、“材料准备得如何?”、“谁帮助建?”的意愿，帮助每户列册建档。9月3日至6日，民政办陆主任再次到沿路村核查重建进度情况。9月7日，镇长、陆主任利用中午休息时间，陪同民政局领导落村抽查重建情况。

四、工作亮点

1、工作落实到位，明确专人跟踪进度，定期督促重建户按要求赶工，进度上墙公开，鞭策后进赶先进。

2、村干部组织五保户的兄弟叔侄帮助重建，如民乐村魏祖芬、魏次堂户;五保户中无兄弟的由村干部承建，如光华村徐庆志、杨尚梅、徐寿宏和等。

3、由党政办出具证明，包村镇干出面担保钢筋、水泥、砖等建筑材料，同时联系砖厂优先供应砖块。

五、重建工作中面临的难题。一是资金方面，全倒户多是贫困户或五保户、低保户，筹备资金十分困难。二是受制于农村风俗习惯，有的因为选址、坐向不合问题未落实，有的因为未选好日子所以未见动工。三是人力问题，五保户、

低保户人单力薄，力量有限，担心不能按时完成而犹豫不决。四是运输问题，有些村交通不便，建筑材料需要经过二度运输，造成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难以快速完成重建。如光华村、镇安村、新中村、兴隆村 ;有些全倒户地处偏僻，也要经过二度运输，因而对重建进度也造成一定影响。

今后的两个多月，镇党委政府将加大力度，强化督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重建过程中的问题，保证重建工作快速有序进行，力争在11月底前全面完成我镇灾后重建工作，让受灾全倒户及时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居。

中共**镇委员会

**镇人民政府

2010年9月9日

第6篇：灾后倒房重建工作汇报（

各位领导：今年夏季，嵩县因雨受灾严重，给灾区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灾后倒房重建工作汇报(。嵩县的灾后重建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民政局的精心指导下，嵩县县委、县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政府主导、社会互助、灾民自救”的方针，严格按照《2010年洛阳市灾区倒房重建工作方案》要求，科学规划，统筹安排，严密组织，精心施工，从9月初开始兴建，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市政府下达我县的953户、2404间重建任务已全面完成。11月中旬，县委、县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各乡镇灾后重建工作进行了检查验收。现将有关工作汇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科学安排部署受灾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常务副县长任组长、其他4位副县长任副组长，县直有关单位、各乡镇主要领导为成员的嵩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协调全县灾后重建工作。县委书记马振宇、县长李大伟、主管副县长王洋多次深入灾区看望受灾群众，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9月份全市灾后重建会议之后，我们及时召开会议传达市里精神，研究部署我县灾后重建工作，制定出台了《嵩县2010年灾区群众倒房重建工作实施方案》。9月至11月的3个月里，我们根据市里对灾后倒房重建工作的新要求以及全县工作进展情况，先后召开4次倒房重建专题会和1次倒房重建现场会，相互学习交流经验，适时研究解决各个阶段的问题。我县的灾后倒房重建工作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受灾初期临时救助阶段。根据各乡镇受灾情况的轻重不同，第一时间安排好帐篷、衣被、米面等生活必需品，把倒房灾民采取集中安置、分散安置等方法妥善安排，实现了“灾区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及时就医、有必要的文化生活、有组织管理”的工作目标。第二阶段为倒塌房屋重建阶段。根据市灾区倒房重建工作方案确定的标准，在全县16个乡镇逐户排查，确定出符合条件的953户、2404间灾后倒房重建任务。从9月初开始兴建，在各乡镇、县直各职能部门的精心组织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至11月15日全部完成建设任务。

二、严格建房标准，规范审批程序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我们以《2010年洛阳市灾区倒房重建工作方案》为依据，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对因灾造成的无房户以及受灾的低保户、分散供养五保户、优抚对象、残疾人家庭予以优先安排。在安置中，我们根据灾民自身财力、受灾严重程度、受灾群众负担能力，具体进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在建房标准上，按照一口人补助1间、二至三口人补助2间、三口人以上补助3间，每间按建筑面积15平方米的标准掌握。为了确保灾后重建工作的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在确定建房对象时，我们严格按照“个人申请、民主评议、张榜公布、村委审查、乡镇审核、县局批准”的工作程序进行，保证确定的每一户都是符合条件的。同时，各乡镇认真建立和完善了灾后重建的有关审批手续和档案资料，灾后重建档案表上粘贴建房前和建房后的对比照片，做到一户一档，工作汇报《灾后倒房重建工作汇报(》。

三、强化措施，落实责任，确保按时完成建设任务为了使全县灾后重建工作扎实有效开展，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舆论氛围。县广播电视台在嵩县一套、二套节目上制作灾后重建专题片，在灾后重建工作的起步和关键阶段，多次深入建房现场和灾民家中采集典型事迹进行宣传报道，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灾后重建工作的良好氛围，提高了全社会关心支持灾后重建工作的积极性，加快了建房进度。二是把灾后重建工作确定为县委、县政府2010年全县重点工作，纳入县政府对各乡镇年度目标考核内容，逐级签订责任书，确保按期足额完成建房任务。三是整合部门资源，为倒房重建工作提供快速便捷服务。县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结合倒房重建优惠政策，在项目立项、用地审批、扶贫开发、资金投入、税费减免、配套建设等方面给予照顾，切实帮助倒房户加快重建进度。新农村建设办公室结合新农村建设，搞好重建房屋的整体规划，建设部门负责重建房屋技术质量指导服务，财政部门负责补助资金的筹措、供应和管理，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宅基地的审批和调整，审计部门负责建房补助资金的监督和审查，保证了灾后重建工作的稳步推进和协调发展。四是加大资金投入和资金筹措力度。为缓解物价不断上涨，建房资金短缺的压力，县财政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足额落实建房补助资金95.3万元，比中央、省市配套比例高出11.3万元。与此同时，县、乡政府积极协调银信部门，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帮助危房改造的困难家庭解决资金困难。据统计，全县灾后重建工程共投入建设资金2410万元，除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承担1089.3万元外，政府协调银信部门调剂贷款460万元，建房改造对象自筹建房资金和建房材料共折款572万元，亲友暂借款和无私援助298万元。在上级建房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乡、村积极协调和担保，各建房材料销售供应单位先后赊销钢材、门窗、水泥等价值300万余元的物资，有效地保障了危房改造工作的顺利开展。五是做好督促检查工作，确保建房质量和工程进度。在建房过程中，为了加快进度，保证质量，除县领导分包乡镇外，县委、县政府督查室多次对全县灾后重建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每次检查情况，在县政府《政务督查》上进行通报，表彰先进，督促和鞭策后进;县灾后重建领导小组每周召开一次督查例会，了解各乡镇建房进度，解决建房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民政局班子成员带领局机关干部分六个督查组定期深入乡村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以上措施有力促进了灾后重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几点工作体会一是领导重视是根本。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县委、县政府，各乡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县委书记马振宇、县长李大伟等领导多次深入灾区看望受灾群众，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及时解决建房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各乡镇党委政府和村组干部在整个灾后倒房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旧县镇党委书记张新强同志，为了让灾区倒房群众尽快住上新房，整天巡回在各个建房工地，在建房的关键时刻，母亲有病住院，弟兄几个都在医院侍候，他本人竟没有抽出一天时间到医院照顾母亲，他说：“母亲有其他儿子可以照顾，但旧县镇几万口人就我一个党委书记，关键时刻我怎么能舍弃工作不管。”在他的带领下，旧县镇的重建工作进度快、质量高，提前完成了灾后重建工作任务。张新强书记心系灾区群众的实事迹在嵩县传为佳话。白河镇栗札树、上河等村支部、村委一班人时刻把灾区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在建房中，班子成员每人包1至2户建房对象，主动为建房对象联系工程队，组织劳力帮助倒房群众建房，在资金没到位的情况下，村干部自己出资8万余元，并协调银信部门贷款13万元，缓解建房户资金困难。二是群众主动参与是基础。灾倒房群众既是灾后重建的主体，也是直接受益者。今年的倒房群众有相当一部分系孤老病残或憨傻痴呆户，政府足额补贴本人也根本没有能力建房，对于这部分对象，完全要靠乡村组织群众帮建和邻里援建。据统计，嵩县今年灾后重建，群众义务出工帮建12300人次，达36000个工日。三是加强督促检查是关键。今年灾后倒房重建期间正值“三秋”农忙时节和物价上涨的高峰期，受灾群众又多是贫困户，重建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种困难和问题不断出现。在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安排下，县委、政府两办督查室定期到各乡镇进行督导检查，及时发现问题，研究解决办法。9月至11月的3个月里，我们根据市里对灾后倒房重建工作的新要求以及全县工作进展遇到的新情况，先后召开4次倒房重建专题会和1次倒房重建现场会，适时研究解决各个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各位领导：今年我县受灾比较严重，灾后倒房重建期间又正值“三秋”农忙时节和物价上涨的高峰期，尽管有因灾倒塌房屋多、建房成本高、施工队紧缺等诸多不利因素，我们仍积极克服各种困难，并按时完成任务。但在工作中也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不足，请各位领导多提宝贵意见。

第7篇：灾后重建资金管理工作汇报

青川县地处川、甘、陕三省结合部，震惊全国的“5.12”汶川特大地震给全县带来了毁灭性灾难。灾区百废待举，群众充满期待，灾后重建资金管理任务十分繁重，资金保障的时效性要求极高。面临新的形势，青川财政干部职工发扬自强自立、顽强拼搏精神，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履行职责，积极主动，采取多种有效措施，确保灾后重建资金使用管理快捷、

安全、有效，把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在的刀刃上，着力解决群众最急、最需、最盼的事情，推动全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立足主动及早谋划面临繁重的灾后恢复重建任务，财政部门积极主动，制度靠前建设，人员及时培训，监督全面跟进。一是及时建立恢复重建工作机构。成立了县财政局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管理领导小组，明确了机构职责，为管好、用好灾后恢复重建资金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及时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在“5.12”后，县财政局及时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抗震救灾资金管理的通知》、《抗震救灾捐赠款物管理暂行办法》、《青川县浙江援建补助类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为进一步加强灾后重建资金管理，出台了《青川县灾后重建项目及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青川县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试行)》、《青川县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等文件，从制度上规范了重建资金的归集、使用和监督。三是及时研究政策，为县委、县政府提供决策依据。针对资金到位情况，提出了统筹安排重建资金的基本原则、保障重点。中央灾后重建资金控制数下达后，积极与发改部门配合，明确项目资金使用范围，做好预算资金与项目对接工作，对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资金及时进行梳理、分类，做好资金、项目平衡工作。四是及时落实内部监管责任。完善了局内部目标责任制，把灾后重建任务纳入目标考核，实行局领导、股室联系乡镇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督促检查救灾资金管理和账务管理，实行一定三年不变。五是及时抓好人员培训。10月，县财政局组织全县财政系统职工开展了救灾资金管理暨财会业务培训会。，又先后聘请专家对各乡镇、各项目单位财会人员、项目管理人员进行了项目资金管理业务培训，为进一步规范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管理奠定了基础。认清困难重点切入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特点是数额大、项目多，管理上主要有“三难”：一是统筹组织、平衡安排难。表现在资金渠道多，数额巨大，是以前县级财政支出的十数倍，另一方面资金在总体需求上仍存在较大缺口。目前，调整后灾后重建项目总投资238亿元。已落实重建资金154亿元，其余84亿元，只能通过银行贷款、自筹解决。二是组织实施、项目管理难。目前，调整后全县灾后重建项目总个数有920个。由于项目多，资金渠道多，形成管理部门多，不同项目类别资金安排标准难以相互衔接、相对统一，同类性质的项目因管理部门、实施主体的不同而难以有效地整合实施。省委、省政府提出“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目标后，要在两三年内统筹组织好资金，并安全有效用出去，困难大、责任重。三是全面跟进、有效监督难。庞大的资金、项目，单独靠一个部门、以日常监督形式不能实现有效监督。由于专项监督工作量剧增，必须建立健全部门间联系协调机制，才能确保灾后重建有序开展。多措并举强化管理针对这些特点，县财政局按照上级有关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管理要求，努力实现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围绕规划保障资金。一是坚持以重建规划为依据，科学制定筹资方案，多渠道筹措资金，做到筹资规模与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使筹资计划与重建时间进度相匹配，使专项资金安排与专项规划实施相统一。二是结合全县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全力做好国家、省、市对灾后重建各项投入的政策研究，全力以赴做好项目申报和衔接落实工作，最大限度争取上级财政对全县灾后重建支持。三是积极调整支出结构，大力压缩一般性开支，严格控制非应急性专项支出，挤出财力支持恢复重建。四是全力做好投融资平台建设，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效应，广泛吸收金融资金和社会资本参与恢复重建。五是整合各类资金，搞好资金统筹平衡。大力整合财政贴息、税收减免、国债投资、转移支付等多种财政政策，创新财政投资管理和资金运作方式，全力支持恢复重建。“三专”“三严”强化管理。一是坚持“三专”管理原则。项目资金的使用注重绩效、快捷方便，坚持“专户储存、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的原则。重建项目资金统一在“灾后重建资金专户”中进行核算、实行直接支付。细化了重建资金到项目具体实施单位，明确资金拨付方式和办法，规范资金申报流程，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二是资金监管实行“三严”。严格资金使用方向，确保灾后重建资金根据项目规划落实到位，不得随意更改资金用途，不得任意改变或扩大资金使用范围;严把拨付审核关，申报资金时应前期规划落实、手续齐备、程序规范，确保资金安全运行;严明资金拨付时效，做到资金跟着进度走，既保证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又避免资金闲置浪费。对于不按规定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或 []

招投标、政府采购等各项规定，不按批复的建设规模和标准进行建设，不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相关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的，财政坚决不予拨款。坚持财政投资评审制度。在加快重建过程中，把灾后重建工程纳入财政投资评审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监控关口前移，扎实开展项目(概)预算的评审工作。确定预算控制价，作为招投标的最高限价，使项目预算更为节约合理。二是

加强现场监督，对工程量实行现场查看，实地测量记录，有效地控制人为提高工程造价的行为。截至目前，送审总投资20.48亿元，评审金额为18.29亿元，审减金额为2.19亿元。严格实行政府采购。一是加强年初保留预算管理。在编制预算时，应该列入预算的项目和资金全部编制政府采购预算。二是严格追加预算审核，在对单位和项目办理政府采购预算追加时，积极与分管业务股室核实，将应当用于政府采购的资金追加到项目和单位。目前，我县政府采购金额达到5537.6万元，节约资金1038万元，节约率15.8%。开展资金监督检查。为确保每一分财政资金规范使用，我们陆续组织了全县“小金库”治理清查、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对乡镇抗震救灾资金、涉农“惠民”政策资金、教育系统固定资产、灾后恢复重建资金项目进行清理检查，开展了乡镇财务清理。及时纠正了存在的问题，杜绝了违规现象发生。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制度和信息公告披露制度。一是政府投资重建项目实行公示制。对项目批准单位、建设规模、总投资及资金、施工进度计划等情况，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予以公示。二是财政部门将有关项目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定期予以公示，强化社会监督，确保项目资金分配使用公开、公平、公正。创新机制突出成效灾后恢复重建对财政工作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在资金管理中我们打破常态思维、打破常规办事、打破按部就班，创新思路、创新机制、创新办法，以满足灾后恢复重建的需要。创新评审工作机制。建立健全项目联审、专家评审、领导会审、集中审批、限时办结等制度。县上成立了县项目评审专家组、项目领导集体会审组、项目联审办公室、项目财政评审中心等专门工作小组。实现了灾后重建项目的科学规划、民主决策和规范操作。创新财政投入方式。根据不同的项目，明确不同的补助方式和补助方向、重点。明确了中央基金对居民个人、项目投资、企业贷款贴息支持原则，政府投资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全额使用中央基金。对城镇建设、农村建设、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公益设施、公共服务、防灾减灾、精神家园以财政直接补助为主。对产业恢复重建资金，主要采取贷款贴息、担保金、以奖代补、项目投资补助、资本金注入，吸引和引导金融、社会资本投入。建立农房担保机制和良性的银企合作机制。制定了《青川县地震灾区困难农户灾后住房重建贷款担保基金管理办法》，筹措资金1亿元成立了永生担保公司，承担农房重建贷款担保业务。累计投放农房重建贷款2.7万户6.7亿元，其中担保贷款2.3万户6亿元;城镇住房重建贷款138户1438万元。为中小企业发放贷款1.23亿元。统筹整合各类资金。一是灾后重建项目资金按照“统筹安排、分类控制、突出重点”的原则安排。财政部门会同发改部门分类研究制定灾后重建资金匹配原则和平衡方案。加强各项政策、资金渠道的衔接，找准恢复重建政策与现有政策的结合点，发挥政策的协同效应。统筹整合各类资金，杜绝重复安排项目资金，做到重建资源均衡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使用效益。二是强化资金整合，统筹安排中央基金、浙江援建资金、社会捐赠资金，用好信贷资金，用活企业资金，激活民间资金。三是加大项目整合力度，充分整合县、乡两级政权设施建设和农业、工业、旅游、交通、新农村建设等项目。创新资金监管机制。一是落实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监管体系，纪检、监察、审计、财政、民政等部门密切配合协作，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方位、多层次监督体系。二是通过建立内部联系乡镇制度，落实监管责任，做到重建资金流到哪里，财政的监督管理就延伸到哪里。三是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报表体系，各类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实行半月报、月报、季报和年报制度，要求各项目主管部门、各乡镇要及时收集统计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向县财政局等部门报送分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表，加强了对项目资金的日常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