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部分院士H指数分析
〔摘 要〕目的:对我国科学院生物医学部部分院士(n=30)进行个人绩效评价,探索H指数与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与科学家的关系,为研究计量学相关课题提供依据。
方法:借助美国Thomson Scientific公司研发的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由“作者”及“地址”的检索途径分别检索出中国科学院部分院士在2000-2009年间所发表的文章,在此基础上计算出每位院士的H指数,将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我国科学院生物医学部30名院士的H指数2～31,中位数11;每人被引频次11～5 693,中位数415;篇均被引次数1.38～16.89,中位数4～56。在所选取的30名样本中,有7位院士的H指数达到了赫什提出的“如果在从事科研工作20年后,H指数能达到20,就能够算的上是一名成功的科学家了”这一标准。
结论:H指数与被引次数、篇均被引次数具有一定相关性。我国科研人员的H指数与世界著名科学家有一定差距,这可能与样本量较小、所选数据库有关,同时也与我国整体科研水平有关。
〔关键词〕院士;H指数;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文献计量分析
H Index Analysis fo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Partial AcademicianWang Yu Xu Changtai
(Department of Anatomy,Editorial Office of Chinese Journal of Neuroanatomy,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Xian 710032,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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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This paper use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which developed with American Thomson Scientific Corporation,by“author”and“address”the search channel retriev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partial academician separately the article which published during 2000-2009,based on this calculated each academicians H index,will carry on statistics analysis finally.
Results:In 30 academicians,there were the H index of 2～31,median 11;the total cited frequency of 11～5693,median 415;the average citation quantity of 1.38～16.89,median 4.56.There were seven members of H index reached Hirschs standard,or“If you are engaged in research work 20 years later,H index can reach 20,will be able to count on is a successful scientist”in the 30 samples.
Conclusion:The data showed that the H index with total cited frequency and average citation quantity to have certain relevance.But overall,researchers in China and the world famous scientists still have the disparity for H index.Quotation frequency and the whole leve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were to restrict Chinese scientists H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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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评价科研工作者个人影响力的指标有着各自独特的优势,但也有不可避免的缺点,H指数最大的优势就是把作品的产出量与作品的影响力有机地联系起来,综合考察论文的数量和质量[1-4]。H指数尤其适合对科学家个人科研成就作评估,其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5-7]。在我国较多地采用H指数对国内科技期刊进行评价,但利用H指数评价科研人员个人绩效这一方面,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的研究较少[6-8]。本研究则是利用H指数来评价我国科学家的个人绩效。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 料
随机选择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61～70岁年龄段的30名院士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我国科学院院士当选年龄最多分布在61～70岁这一年龄段,所占比例为41.54%,且61～70岁的科学院院士也正是年富力强,科学贡献较大的时期,故本文采用61～70岁这一年龄段作为样本的年龄),其中男26名,女4名,年龄(67.0±65.3)岁。采用Thomson Web of Knowledge中的Web of Science数据库(http:∥portal.isiknowledge.com)作为检索文献源,其所收录的文献能覆盖全世界重要影响力的期刊,故从该数据库中检索出的文献可以保证研究对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1.2 方 法
借助Web of Science数据库,通过“作者”、“地址”检索通道搜索出每位院士自2000-2009年间发表的全部论文和综述(只要发表于SCI收录期刊的论文均可被检出),并且根据论文的获取原则仔细检查和筛选,最终计算出每人的H指数。为了能够更加准确的计算出样本的H指数,特按以下原则进行选取用于统计与分析的论文:(1)所有学术论文和综述,除去book,meeting abstract,letter,editorialmaterial和correction等类型文献。(2)论文的第一作者必须为作者本人。(3)论文的第一单位署名为中国科学院(作者只在检索时间内发表的论文能被改录)。(4)作者姓名的不同拼法查全,如Chen RS或Chen R等。
由于选择的时间段、数据库和论文作者单位(必须是中国科学院)等特殊情况,所以计算出每位院士的H指数可能会存在一些偏差。因此,我们在选择样本时已基本避免了检索时间段(2000-2009)不是中科院的院士。所检索出的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最后加以分析。
2 结 果
2.1 H指数及其它各指数
借助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检索,经统计学方法计算出30名样本的H指数、被引篇数、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的值见表1。30名样本的H指数之和是377,范围2～31,中位数11;论文被引篇数11～5 693,中位数102;论文被引频次范围11～5 693,中位数415;篇均被引频次范围1.38～16.89,中位数4.56。30名院士样本中,北方籍院士6名(20%),其H指数平均值12.87,略高于全部样本的平均值;南方籍院士24名(80%),其H指数平均值10.33,略低于全部样本的平均值,但无统计学差异(P>0.05)。
2.2 H指数与样本学历背景
在30名样本中,有留学深造经历的为14名,占46.7%,H指数的平均值为13.2,略高于全部样本的平均值;未出国深造16人(53.3%)的H指数的平均值为11.83,低于全部样本的平均值以及出国留学的人的平均值。在全部样本中,拥有博士学位的院士16名,占样本总数的53.3%,其H指数的平均值为12.30,硕士及硕士以下学历的院士14名(46.7%),H指数的平均值为11.26。
2.3 H指数与样本毕业院校
30名样本中,有6名院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其H指数的平均值为11,另有6名院士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H指数的平均值为16.67,其余毕业于其它院校的院士的H指数的平均值为12.36。
3 讨 论
3.1 H指数与院士
本研究中30名样本的H指数平均值为12.56±7.42,其中有7位院士的H指数达到了赫什(Hirsch)提出的“如果在从事科研工作20年后,H指数能达到20,就能够算的上是一名成功的科学家了”这一标准。我们小样本调查表明,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籍占多数,北方籍的相对较少,说明我国南北差异中也包括文化和教育等的差异。曾经出国留学的院士较未出国留学的院士的平均H指数略高,说明我国的科研资源以及科研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应努力提高和完善我国的科研资源,为我国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从而提高我国科技水平。我国科学院院士的学历普遍较高,而博士学历的院士的平均H指数高于硕士及硕士以下学位的院士,说明从事科研时间越长,科研成果越处于稳定高产期,所以H指数就高。H指数的高低还与科研领域有关,因为不同学科在研究规模以及属于主流还是边缘学科等方面都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来说,生物学家的H指数都偏高,某些传统研究领域的H指数偏低。毕业于复旦大学的6名院士的平均H指数高于中国科技大学和其它院校毕业的院士,而6名院士中有5名是生物系毕业的,说明生命科学研究仍是热点。
3.2 H指数与被引篇数
我们发现,当H指数超过20以后,被引篇数的数量相差较小,是由于H指数超过20的人数相对较少,也充分证实了赫什的“具有相似H指数的作者之间具有可比性”的这一论断。科研人员的积累被引篇数与H指数密切相关,但它不能片面的代表一个科学家的影响力,因为积累被引篇数是该科学家所发表的所有作品反复被引用的情况的积累,也许有的作品被大量的引用,有的作品引用量较小,甚至没有被引用,所以不能评价这些论文的重要性和影响力[3-5,9-10]。
3.3 H指数与被引频次
被引频次能够衡量论文的总体影响力,但不能充分证明科学家所发表的每篇文章的质量。例如,院士015的被引频次为217,院士016的被引频次为413,但两者的H指数却都为11,表明被引频次高H指数不一定就高,还要兼顾论文质量的因素。科学家所发表的任何一篇论文被引用了,被引频次就会有所增加,但是作者的影响力会被少数重要的合作论文夸大,或者往往只有少数文章被引次数较高,不代表该作者所有的论文质量都高。
3.4 H指数与篇均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能够比较不同学科和不同年龄学者的影响力。从表1中可以看出,院士006与院士007的H指数同为20,但两者篇均被引频次分别为4.66和1.64,说明H指数较篇均被引频次是稳定的,不会因为那些被引次数较低或者为0的作品而受影响,而篇均被引频次则是作品总数很多但会受被引次数小的作品影响导致篇均被引频次变得很小,易造成奖励低产作者而惩罚高产作者。研究表明,H指数与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具有一定相关性。在所选取的30名样本中存在着高作品数低被引次数的特点,即H指数比较高(如在本领域为20以上),则这些作者的科研成果产出质量都比较稳定,他们的H指数与总被引频次之间有着较为稳定的关系;而H指数较小时,H指数与总被引频次成反比[1,4,7-9,10]。
H指数与被引次数、篇均被引次数具有一定相关性。H指数有其局限性,但用H指数评价科学家的科研水平和科研能力已得到多数人的认同[10]。我们认为,本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科研人员的H指数与世界著名科学家有一定差距,这与样本量较小、选择的数据库有关外,还与我国整体科研水平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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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 玉 许昌泰
基础研究正处于一个转折点
裴钢说，现代基础研究的特点是科学与技术间有更多的交叉，科学、技术与社会间有更多的合作和竞争，科学和科学团队日益全球化，而政府的支持是关键因素。他指出，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但整体的创新能力和研究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目前还不能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1991年到2001年，我国基础研究的经费平均每年增加22.3%，2001年经费是1991年经费的6.48倍。我国基础研究人数为7.9万人，占整个研发队伍的8.3%，但缺乏世界级的科学家。近10年来，我国科学家在SCI收录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大幅增加，排名从1994年的第15位升迁到2002年的第6位，但论文的质量还有待提高，与国际平均引用数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裴钢认为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战略有四个方面：即将科学家的个人兴趣与国家利益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训练和吸引世界级的科学人才;实施国家创新体系，改革基础科学的基础设施;培育适当的文化环境。首要任务是确定基础研究前沿的最优先发展方向和领域，其次确定基础科学学科的部署。
纯基础研究和国家利益基础研究
裴钢认为，基础研究前沿领域分为纯基础科学领域和国家利益需求的领域。确定纯基础科学前沿的标准是：对基础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有良好的基础和发展潜力，比如特有的资源或地理优势;交叉学科和新研究领域的潜在生长点。为国家利益需要而确定的基础科学前沿的标准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环境保护战略有长远和广泛的影响;有助于解决可能会成为未来技术发展瓶颈障碍的问题能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间的联系，提高国际间竞争力。
根据以上标准，在中国，纯基础研究最优先发展的领域有7方面，即生命过程的量化研究和系统集成，未来信息科学的量子控制和基础;物质的基础结构、大尺度的物理定律和宇宙的起源与演化;核心数学以及数学与科学技术间的相互作用;地球系统、资源、环境和大灾难事件相互作用的过程;创造和转化新材料的化学过程;凝聚态物理和量子工具的研究。国家利益所推动的最优先发展的基础研究领域也有7个方面，即重要农产品的功能基因和分子遗传改造;人口和健康的基本问题，提升和最优化传统材料、设计和开发新材料;复杂系统的灾难性事件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形成、预测和控制;极端制造的科学基础;太空技术中多尺度、多领域的集成和复杂非线性动力学问题。
从大范围来看，科学学科由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交叉领域三大布局构成。目前在中国最优先发展的基础科学领域应该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和生物科学：应用科学领域应该是信息、能源、材料、空间、环境、农业、健康、海洋和工程学，交叉领域则应该是心理学和认识学，以及管理和经济学。
经费、人力、管理水平均需提高
裴钢认为，首先应增加研究经费的投入。目前我国的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足1.5%，在2005年～2010年间，这个比例应该增加到2%，在2011年～2020年间，这个比例应增加到2.5%。目前基础研究经费在研发经费中所占的比例为5%，这个比例在2 2005年～2010年间应增加到10%，在2011年～2020年间应增加到15%。其次，在中央政府作为基础研究经费的主渠道以外，还应积极拓展来自地方政府和社会基金会等的多种渠道。第三，最优化基础研究经费的格局，基础研究经费分为竞争性经费和非竞争性经费，竞争性经费包括由兴趣所趋动的项目以及由目标所趋动的项目，而人力经费和设施平台经费则属于非竞争性经费。
在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目前我国大约有87.8万人从事研发工作，其中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数占8.3%，关键问题是首先要提升基础研究人员的质量，培养和吸引天才的科学家并形成研究团队;其次要提高基础研究设施的质量，主要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国家实验室、大型科学设施、图书馆、网络和信息平台等的建设;第三，基础研究的经费由人员经费、项目经费和设备费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经费的恰当比例应该是人员经费占37.5%，项目经费占37.5%，设备费占 25%。
科学管理则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着手，宏观方面是指从国家层面提高管理水平。发达国家的科学管理一般有三个层次，国家级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委员会、国家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以及实施基础研究的行政管理部门，而我国只有上下两个层次，缺少国家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这一中间层次。微观方面则应改善评估体制，在评估中强调竞争优胜制，采用更好的方法来评价交叉学科提高国际合作的水平，通过中央政府来加强顶层设计和国际间的合作，鼓励国内的科学家与外国同事的合作，为国外的科学家和学生到中国工作和学习创造更多的条件。
江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古迹众多，红色、绿色、古色交相辉映，享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誉，是名副其实的“江南昌盛之地”和“文章节义之乡”。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时殷切嘱托，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求江西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江西视察时指出，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一定要保护好。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江西时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江西省委、省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以实际行动和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2019年12月7日下午，美丽中国“江西样板”院士论坛在江西南昌隆重举办。论坛由北京林业大学主办，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西省林业局协办。此次论坛是“2019鄱阳湖国际观鸟周”重要活动之一，旨在为国际观鸟周活动注入顶级学术智慧、科学元素和先进理念，同时为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和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提供战略性指导。
莅临本次论坛的领导和嘉宾有：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伟明，江西省政府秘书长王亚联;北京林业大学校领导王洪元、安黎哲、谢学文、骆有庆、王玉杰、李雄;北京林业大学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学及生态学家沈国舫，中国工程院院士、动物营养学家印遇龙，中国工程院院士、植物病理学家康振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学家武强，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基准标准与污染防治专家吴丰昌，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丁林。此外，出席论坛的还有来自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领导或主要负责同志，江西省沿鄱阳湖设区市、13个县党委或政府及市林业局主要负责同志，江西省林业局及江西省科学院、江西省林业科学院、江西农业大学等高校科研单位的代表，北京林业大学宣传部、党政办、发展规划处、基建处、科技处等部门负责人及林学院、水保学院、环境学院、生态文明研究院等学院负责人和青年骨干教师，以及新闻媒体记者等，共计300余人。
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伟明和北京林业大学党委书记王洪元分别致辞。
毛伟明对出席论坛的各位院士和专家表示热烈欢迎，对北京林业大学主办此这次高水平论坛表示感谢。他指出，江西底蕴深厚，红色彰显，生态文明优势突出，“省花”杜鹃红、“省树”香樟绿、“省鸟”仙鹤白在赣鄱大地共同绘就了一幅美轮美奂的生态画卷。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殷殷嘱托，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铁心硬手狠抓污染防治，持之以恒加强生态建设，坚定不移促进绿色发展，驰而不息探索制度创新，全力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探索出一条具有江西特色的绿色发展新路子。
毛伟明表示，接下来江西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新的起点，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坚持不懈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以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因此，他衷心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各自所在领域的专业优势和技术优势，为江西建設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希望各位院士专家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江西发展，更深入地走进江西，更大力度地宣传和推介江西，特别是在创新平台建设、高端人才引进、重大项目合作等方面多为江西穿针引线，凝聚起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磅礴力量。
王洪元在致辞中表示，北京林业大学牵头主办此次院士论坛，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把“江西样板”工程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思考和谋划。二是深入组织实施北京林业大学与江西省林业局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将大学的人才资源、思想资源、科技资源与江西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有机衔接，进一步凝练和完善“江西样板”的核心理念、制度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丰富实施工具和策略方法，朝着更高标准、更高质量迈进。三是深入研讨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大科技问题，进一步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认识，为“2019鄱阳湖国际观鸟周”活动注入丰富的科技元素，将观鸟活动与科学研究、知识普及紧密结合起来，引导社会大众从观鸟走向爱鸟护鸟，从欣赏自然走向爱护自然、保护生态、维护环境。
论坛专题报告由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安黎哲主持，7位院士和专家围绕江西如何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新时代城乡人居环境生态与绿色发展范式，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话题发表演讲，为江西生态文明建设建言献策。经演讲者本人同意和审定，现将部分院士和专家的发言摘登如下。
主持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首先有请沈国舫院士作报告。为了作好这个报告，沈先生在北京专门召开了座谈会，研究报告的内容，并且提前三天抵达江西，从赣州乘车一路向北，对江西生态环境建设进行调研。他报告的题目是《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几点思考——为高质量落实《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案》建言》。掌声欢迎。
沈国舫：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来江西之前，我们学校的书记、校长委托我要在这个场合作报告，来谈谈如何更好地建设江西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我今年已经86岁，能力有限，要担负这个责任很难。今天我主要讲一讲自己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会，再结合江西实际提出一些可以商榷的问题。我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地位。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背景是：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及多次改朝换代的战乱给中国自然生态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如森林覆盖率从50%以上降至1949年的8.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集中过度采伐，同时草原的垦荒和过度放牧也促使草原退化，助推了土地荒漠化;由于早期(至少在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前)对环境保护问题认识不足而推行了粗放的发展模式，使国民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生态和环境的代价。2008年，中国工程院和原国家环境保护部合作进行“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的咨询项目，对当时中国的环境形势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的环境资源压力比任何国家都大;中国的环境资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突出;中国的环境资源问题的解决比任何国家都困难。当时中国党和政府虽然在认识上已经有所提高，接受了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继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但践行的内容还不够清晰，力度也不够大，因此需要提出新的发展理念来提高水平和成效，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在中国应运而生。
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发展了国内外已经积累的认识和经验(主要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国际上广泛推进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治国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认识——从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到1990年代的科学发展观)，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睿智的科学探索，在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中突出了生态文明思想，大大提高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认识水平，并不断拓展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纲领和政策保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把科学发展观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而且把国际上有共识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到了更高的认识水平。他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思想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强的可操作性;他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更加全面，也有更强的前瞻性;他的“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更具形象化的号召力，也更明确了保护和发展的辩证关系。
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发表了可持续发展的《二十一世纪行动议程》等文件，当时中国是积极的追随者。到2002年和2012年，联合国相继在约翰内斯堡和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两次环发大会，中国已经跟上了形势。而201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5月)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8月)，其内容已大大超过了联合国的文件。因此，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拥护，也得到了国际广泛的认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16年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阿奇姆·斯泰纳(AchimSteiner)先生称中国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可持续发展观的升级版。
第二，在不断学习领会的过程中探索践行途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篇宏大的文章，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框架下，既要深人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同时又要做好自身三个方面的建设工作：一是在国土资源全面合理布局规划的框架下做好资源节约合理利用;二是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三是环境(水、气、土)污染的防控和治理。
作為国家重要智库中的一员，我一直在做我认为应该做的咨询辅佐工作，为国家出谋划策是我的使命。做咨询工作不是简单地复述中央的一些言论或者认识，而是要在这个领域有所推进，并不断地通过自身研究，为国家发展提供对策建议。从2012年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在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领域不断探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对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在概念和内涵上作了进一步探索(2012-2015)。十八大报告及《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都强调“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提出这个原则很有针对性，因为在此之前我国确实因不重视节约资源和自然保护以及过多的人为干预而引起了不良的后果。但在此之后社会上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认为只需要生态保护，不需要生态建设。对于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实事求是、辩证地看待。为此我于2012年和2013年相继写了两篇论文：《科学定位育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关于“生态保护和建设”名称和内涵的探讨》。我在文章中从自然生态系统(森林、湿地、草原、荒漠等)、人工生态.系统(农田、城镇、工矿用地等)、高层次生态系统组合(景观、区域或流域、全球)三个层次全面分析了各项生态治理活动。其中，关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治理活动，我分为四种类型：对于原始的或近于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我们主要进行生态保护;对于轻微退化的自然生态系统，我们需要实施生态保育，要实施抚育、管理、促进等方面的措施;对于严重退化的自然生态系统，我们需要生态修复，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对于完全遭到破坏甚至消失的自然生态系统，我们要恢复重建，甚至要新建。所以，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治理，要根据退化程度的不同采取从生态保护到生态保育到生态修复再到生态重建的不同措施。此外，人工生态系统和高层次生态系统也有很多生态治理方面的措施要做，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展开。
我们的研究成果和呼声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在2015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在叙述“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之后，又加上了“在生态建设和修复中，以自然恢复为主，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内容。在此后的一系列中央文件尤其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再次使用“生态建设”的命题。
2015年，我又在不同场合作《从生态修复的概念说起》的学术报告，后又发展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下的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用，在中国林学会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作报告，涉及以生态修复为主体的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等各方面内容。
另外，我在2013-2015年间主持了中国工程院的“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咨询项目，我是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还主持了其中的“新时期国家生态保护和建设研究”课题。这些课题成果已经正式出版，主要内容已经向中央报告，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还采纳了我们这方面的认识。
二是对“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及“两山”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探索(2015-2017)。把大自然的几个重要组分视为生命共同体，是强调这些组分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紧密关系，体现了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生长发育演替过程中竞争互存等一系列系统科学观点，并扩展到了景观和区域的层次。从生态学的角度，我更愿意称之为自然综合体。
“山水林田湖草”是区域层次生态系统的主要组分：“山水”代表客观自然体，“水”字又特指从湿地、河流、湖泊到海洋的各种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林”和“田”都是大地的主要组分;“湖”字强调当地现实环境，例如在太湖之畔的湖州，一切生态考量都离不开湖。“山水林田湖草”这个词语本来没有“草”字，我在2017年春节前夕斗胆提出应该增加一个“草”字，因为草原是中国地带性植被中面积最大的(约60亿亩)，生态功能也非常重要。这个建议被中央采纳，并写人十九大报告。
“山水林田湖草"是自然综合体的形象性说法。實际上各个地区可以活学活用，针对当地生态系统成分提出关注要点。例如，广州市根据当地的地貌和区域特点，提出“山水林城田海”的形象序列，主要关注生态系统的合理布局及修复改进方向;而对于农田少、湖泊小、地处森林和草原地带接壤点的塞罕坝地区来说，处理好林草关系是其生态问题的核心。
“山水林田湖草"这个形象的概括很适合江西省的省情。用“山水林田湖草”是自然综合体的系统观点去思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确立自然综合体内各组分的体量和布局，调整和修复的需求及其方向和技术，因地制宜地确立国土的总体安排，可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习近平“两山”理论中的“绿水青山”就是指良好的“山水林田湖草”自然综合体，需要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关系。2017年，我在浙江省湖州市的生态文明论坛上作了《“两山”论与生态系统可持续经营》的报告，后来又在多个场合作了同样的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一共有三段论述：一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其中，“绿水青山”指的是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健康优美的“山水林田湖草”自然综合体;“金山银山”指的是物质财富，包括人民群众有较高的就业和收入水平，这两者我们都要，代表了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愿望。二是“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指的是人民群众在解决了温饱问题、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之后在需求取向上的变化。人们愿意即使暂时牺牲一点物质利益，也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要限制那些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产业发展，要有足够的投入来改善生态环境。三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最重要也是内容最丰富的一个论断。一方面表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不是对立的矛盾方面，有了“绿水青山”就有可能也更有利于得到“金山银山”，而且这是货真价实的“金山银山”，是健康安全和经济发展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也表明，要.使“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是要付出努力做好工作的。先要努力建设(或修复)好“绿水青山”这个优良的生态环境，接着又要努力安排好、经营好、管理好“绿水青山”这个自然综合体，使它发挥好最强的功能，取得最大的效益，然后才能得到真正的“金山银山”。搞好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经营是这个转变的应有之义。
自然生态系统，包括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河湖水域、冰川海洋等各种类群，都有其自身运行(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发生发展和演替)的规律。人类依靠这些自然生态系统而生存，要利用这些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有时还要对这些生态系统作一些调整，但原则上都不应从根本上干扰和破坏这些生态系统，要保持它们的可更新、可恢复弹性，使之能持续发挥功能、产生效益。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义，也是各生态系统及其自然生态系统综合体可持续经营的实质内容。
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按照国际上共同的理解，可分解为供给(provisional)、调节(regulatory)、文化(cultural)和支持(supportive)四大部分。要维持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就要科学合理可持续地经营管理好所有生态系统(ecosystemmanagement)，使之综合发挥其多种功能。只有这样，才能使“绿水青山”真正变为“金山银山”。
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例，要使其综合发挥服务功能，在优先发挥生态功能(调节、支持)、产生足够的生态产品的同时，还要取得一定的物质产品，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益。我们不能只要生态，别的什么都不要，我们希望取得进一步的收益。这不外乎有四条途径，即：生产木材和其他林产品;发展林下经济;开展生态旅游和文化康养(养生、养老、养病);提供生态产品而获得生态补偿。其他生态系统也具有类似于森林生态系统获得经济效益的途径，每条途径都有它的优势和适用范围，也有它的局限性。限于时间，不能对每一条途径进行具体分析。
这四条可以获得经济收入的途径，有的可以兼容，有的难以兼容，必须针对每一片森林和每一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应当尽量兼顾，又要各有侧重地争取各条途径的开拓，争取在维持和改善生态功能的同时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这将决定自然生态系统可持续经营的具体内容，在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生态保护的目标无疑是应该优先考虑的，但不要绝对化。以生态保护的名义把一切自然生态保护都封存起来，对于拥有巨大执行力的中国政府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要平衡协调地经营管理好自然生态系统，使之既能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又能取得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两者兼得的目标，这就要难得多。我们应该知难而进，争取最佳的综合效益。
三是对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索(2017-2019)。2018年，我连续在几个论坛和会议上作了自然保护地的主旨报告，这些发言对中央关于建设国家公园的文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的核心思想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国从1956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即广东肇庆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以来，至今已建立了名目繁多的各种自然保护地，总数达11000多个，覆盖国土(陆地)面积的18%。成绩是突出的，但也存在一些弊病，如缺乏统一规划，重复遗漏，多头分治，管理不够有效，法制不够完善，与当地居民的利益矛盾解决得不够妥善等。我强调做好这项工作要依据中国国情，要办出中国特色。这是因为中国建设国家公园的客观条件(包括自然的和社会文化的)，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当年建立国家公园时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其一，中国国土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多样，自然保护的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其二，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开发时间长，自然生态退化和破坏比较严重，需保护的地方大多有人居住，处理自然保护和当地居民的利益矛盾比较复杂;其三，中国有党和国家领导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明确，又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优势，有迎头赶上、建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良好前景。
世界上有许多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有一个分为六类的体系，我們支持中国采用简明易懂的三级分类体系，即：除了需严格保护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两类外，把其他各类自然保护地均归为第三类(级)即自然公园。这有利于根据不同类型(同时也是保护严格强度的不同级别)采取不同的经营管理施策。为此需要对现有的各类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实施统一管理。这项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但我也知道要做好这项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在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指导下，在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基础上，要审慎对待一些具体问题。其一，在自然保护地设置及生态保护红线划分上要再作审慎考虑，该保的保，该合的合，该扩的扩，该缩的缩，该撤的撤。要解决好历史纠纷，平衡好保护和民生的利益关系。不必追求数量指标，红线范围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考虑生态保护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是否有利于解决当地居民的民生需求，以利于监治管理。其二，各种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的布局和大小，国家公园内部功能区的设置和区划，都要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有弹性和特色。建设国家公园不是只有黄石公园、班夫公园一种模式，而是可以有多种模式。自然保护地的规模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保护的严格程度可以有等级差异。其三，根据自然保护地类型的不同及其内部的区域分类，可以允许一些对生态保护无害或可以和自然保护相兼容的生产经营活动。生态保护和生态系统可持续经营不都是对立的，在新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有些经营活动是无害的甚至对生态保护有促进作用。对森林的采伐利用要有科学的规范和引导，不要一封了之。最后，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要实事求是，少走弯路，试点先行，稳打稳扎。我希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有关部门，要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团结合作，把事情办好。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人民的生态觉悟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我们一定能把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好、管理好。
第三，对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的思考。
2012年以来，我利用各种机会一直在全国各地林区、草原地区、荒漠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到过西藏和台湾以外的全部省(市区)，有的还去过多次。其中到过江西两次，一次是2014年结合三峡建设工程第三方独立评估考察鄱阳湖区，另一次是2016.年考察铜钹山国家森林公园、三清山国家地质公园和婺源县。同时期又去过加拿大、美国、俄罗斯、巴西、日本、德国和中东欧一些国家，主要考察他们的林区和水资源管理，国家公园及其他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再结合平时的一些咨询研究及其他学术活动，我看到了一些问题，形成了一些看法。
一是关于森林资源恢复建设的目标问题。恢复和建设森林资源，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一项重大工程。中国森林覆盖率的变迁：农耕时代前的远古时代为50%-60%，明末清初时期为21%，解放前夕为8.6%，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12%左右，改革开放后到2013年为21.63%，2018年第九次全国清查为22.96%。那么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最高能达到多少呢?根据中国宜林地规模的估计，最多也只能达到25%-26%，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50%，因为我们要养活14亿人口。许多省除了正常存在的采伐迹地及未成林幼林地外，几乎没有什么适宜造林的土地了。能不能再扩大森林面积?通过退耕还林可以增加一些，但那些陡坡上(>15%)的耕地原本就没有统计在农耕地范围之内。1950年代《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山荒地”目标是现实可行的提法，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到不宜林的地方去造林。所以说，宜林则林，宜湿则湿，宜草则草，宜漠则漠(包括荒漠和寒漠)，林、湿、草、漠在自然界各有各的位置，如无特殊要求，不必强行植树造林。我给科学造林设定的标准是：在高成活率和高保存率的前提下，还要能充分发挥林地的生产潜力和应有的服务功能。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条件就是要在真正的宜林地上造林。以前在不宜林的地方造林，造成成活不多、生长不良的后果，教训值得吸取。再则，以前林、草湿、漠各家分治，有的林地和湿地是重叠的，有的林地和草地也是重复的。如果按全国统一标准统计(自然资源部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数据还会有变化。因此，我认为应当实事求是，全面协调，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必争个高指标。森林覆盖率达到25%，对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占了几乎半壁江山、又要养活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目标。
江西省在这方面情况怎么样?当前江西省的森林覆盖率是63.1%(根据森林面积1021.02万km?计算应该是61.16%)，已经是很高的了，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福建省。目前提升潜力还有，但已经不大。我认为江西省在尽可能继续扩大森林面积的同时，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提高森林质量上来。江西省的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只有62.67m3/hm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9.79m2/hm2)，这与中幼龄林比例大有关。但还有大幅提高的潜力，因为江西的自然条件很好。单位面积蓄积量虽是一个生产力指标，但它是与生态功能指标基本同步的，值得关注。
二是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的范围问题。全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是正在进行中的一件大事。全国现有各类生态保护地11000多个，占国土面积的18%左右，如何估量这个数字的大小?一般欧美发达国家的自然保护地占国土面积的10%左右(或以下)，号称世界公园的瑞土也只有不到4%。从宏观角度看，考虑到我国许多自然保护地有重复设置的现象(如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重复设置)，又考虑到我国单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就占有很大面积(相当于1-2个省的面积)，各省对自然保护的积极性都很高，高于10%情有可原，但18%是不是过高了，值得商榷。
可是生态保护地的面积都是要划人生态保护红线的。更有甚者，许多地方(尤其是大林区，包括江西省)出于种种原因都在自然保护地之外又划定了很大比例的生态公益林。生态公益林在东北大林区达到了森林面积的三分之二。要把自然保护地和生态公益林都划人生态红线，因此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就把80%的林地面积(呼伦贝尔市68%的面积)划入红线，这对整个地区发展有利吗?我是天然林保护工程的主要建议人，但我对目前的天然林保护做法深感忧虑。
据我了解，有些自然保护区建立时的申请初衷、动机和批核的标准，都有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些国营林场本是速生用材林基地，为了开拓旅游服务增加收入，积极申请改为森林公园，实际上只开放了一个角(部分)供旅游观光，有必要把这些林场全划入红线范围，从而限制它的生产经营吗?
究竟怎样做更有利?我认为不能跟风，要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全面思考。我对江西省这方面的情况不了解，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我最近了解一些情况，江西的森林面积大数为一亿五千万亩，其中五千万亩划人自然保护地及生态公益林;后来又增加，把天然林都划入保护范围;又增加了两千万亩，还是要放到这个红线里面去。为了划红线连续规整，把红线内有大量人工林的地方也划进去，最后一算账，还能经营的就只剩五千万亩了。
三是关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经营的关系问题。生态保护是自然生态系统可持续经营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态保护和其他可持续经营活动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在不同情况下兼容的。绝对的原封不动的生态保护只是一小部分，主要是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为子孙后代留的遗产。生态保护和旅游康养最容易兼容，但也要注意旅游开发的强度和游客的可容纳数量限制。生态保护和林下经济比较容易兼容，但也要注意发展林下经济对自然生态系统尽量少干扰和破坏。生态保护和经济林发展一般在地域上是分开的，可以在统一规划安排下各得其所，但经济林发展也要注意保护水土和各个层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应给予适当的生态补偿，其补偿水平取决于国力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最难处理的可能是生态保护和木材生产的关系。当前国内一些民众对采伐木材有十分负面的印象，这是认识不全面、宣传不适当的表现。木材是和钢铁、水泥、塑料等并列的重要原材料，具有可再生、可重复使用、可降解、低能耗、绿色低碳的优势，是人类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材料。我国由于资源及政策的限制所致，木材生产仅能自给一半左右，另一半靠进口维持，而且进口障碍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况难以为继。
生态保护和木材生产也是可以兼容的。除了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之外，其他自然保护地可以开展抚育采伐、卫生伐、救生伐等活动;有些防护林可以允许兼顾木材生产，特别是北方的农田防护林，可以成为速生用材的重要来源;不必划分过多的生态公益林，可以发展生态和木材生产兼顾的多功能林;用材林经营本身也要注意维护生态功能，在培育方式和采伐方式等方面应有严格的生态约束规定。
江西是木材生产大省，木材生产和木材工业(含家具工业)发展是江西省经济的支柱之一。由于种种原因，江西省的木材采伐量已经从巅峰时期的1200多万m3/年降到当前的350多万m3/年。鉴于目前江西省森林的年龄结构偏幼，可能还要再休养生息一段时间。要加强用材林后备资源的培育，加强竹林的培育，加强珍贵阔叶树种的培育。江西的木材生产和木材工业(含造纸业)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与广西相比)。我们有理由相信江西省能成为一个林业强省。
主持人：谢谢沈院士!刚才，沈院士为我们系统.梳理了生态文明产生的历史和政策背景，提出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把科学发展观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而且把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到了更高的认识水平。沈先生还结合自己作为国家重要智库的一员，从2012年十八大召开以来，在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的概念内涵方面，在“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及“两山”理论方面，以及在建立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方面开展的学术研究，作了精彩的讲演。沈先生还结合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问题，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建议，相信对江西省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沈院士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林学和生态学家，还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作出了积极贡献。十九大报告中“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中“草”字的提出，就是以沈院士为首的科学家向中央反复建议的结果。这个建议被采纳，体现了中央对科学家们的认可，也体现了科学家们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再次感谢沈院士的精彩报告!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战略。当前江西省正在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進现代农业强省建设，提出坚持科技兴农，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下面，有请印遇龙院士为我们作题为《功能农业种养一体化研究与思考》的报告。掌声欢迎。
印遇龙：谢谢大家!下面我就种养结合以及功能农业谈一些自己的思考。
功能农业是中国科学院赵其国院士首先提出来的，赵院士也在江西工作了很多年。在中央政府层面，功能农业被写人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2019)和“中央一号”文件(2017年)中，标志着功能农业将为全国乡村产业振兴起到更多、更大的作用。在部委政策层面，功能农业被写人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文件《主食提升行动》和“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实施指南，这是中国科学院与国家粮食局提出的战略行动纲领。
功能农业的发展定位：一是面向国家农业转型升级需求与人民健康消费需求，以服务“乡村振兴”“健康中国”“一带一路”三大战略为重点，大力推进功能农业科技创新与示范;二是面向世界农业科技发展前沿，致力于功能农业的新学科建设、发展与完善;三是聚焦功能农业产业发展的关键性科学与工程问题，开展联合攻关，推动产业科学、高效、可持续发展。
功能农业与传统农业研究对比：传统农业技术研究关注的是作物产量需求、作物健康和养分吸收模型;赵院士提出的功能农业技术研究，是在传统农业技术研究基础上的升级，关注的是人的健康需求、矿物质营养定量控制、营养高效吸收转化模型和毒害控制。
功能农业是新兴学科，其研究方法体系主要包括：开发部分专用研究设施、设备;围绕“岩石-土壤-肥料-作物/动物-食品-人体”创新链，针对物质流传播规律与调控技术相关的关键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围绕产业链“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储存-销售”中的关键工程技术问题，开展研究、制定规范、形成标准，并按照循环化、智慧化目标建立集成示范。目前相关标准很多，如富硒功能农产品标准就有上百个，但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功能农业标准体系、认证与监管体系、相关法律法规等需要有序建立和完善。
功能农业，尤其是种养一体化非常重要，是国家与社会的需求。但当前的现状是：一方面种养分离，长期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诱发了土壤板结，导致我国农产品的品质与产量下降，影响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农牧分离，造成粪便污染，粪便没有得到利用。我国畜禽每年产生约38亿吨粪便，折合纯养分相当于我国化肥总养分投人量的50%，但资源化利用率不到20%。种养分离、农牧分离已成为农业农村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只有通过功能种养一体化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2015年7月22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指出：“鼓励发展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加强畜禽粪污、秸秆、农膜等资源化利用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争到2020年实现化肥和农药使用量零增长，提高农产品质量，为餐桌上的安全提供源头保障”。
在种养结合功能方面，养殖业非常重要，因为养殖业在功能农业过程中具有资源转换和维持平衡等功能。养殖业可将农产品转化为具有不同使用价值或者更高价值的产品，即功能产品，比如牛奶。种植业生产的不具备直接使用价值的有机物和能量，可通过养殖业可转化为畜牧产品。种植业经过加工的废弃物，唯有通过养殖业转化才能提升其使用价值，所以非常重要。
我们过去认为畜禽的粪便是污染物，现在有的环保部门还把猪粪、牛粪看作是有害物质，这是不对的。在种养结合的生态模式中，畜禽的粪便起到关键的作用。
现代种养循环模式具有如下特征：科学设计，规模运行，精细管理，科技支撑;生物能多级转化，资源(氮磷)循环，延伸系统(农业文化园);投入最低，产出最大，价值最高，环境影响最小。典型案例有：“水稻/牧草一肉牛一有机肥一果蔬茶”模式，“生猪一有机肥/沼气一水稻/玉米”模式，“生猪一绿狐尾藻一有机肥/饲料”模式，等等。
主持人：谢谢印院士!刚才，印院士从功能农业种养一体化概论，功能农业种养一体化技术与模式，功能农业的发展和应用，功能农业的趋势与未来四个方面，为我们系统介绍了功能农业种养一体化在服务“乡村振兴”“健康中国”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要面向国家需求、面向科技前沿、面向产业发展急需，大力推进功能农业发展的战略思考和建议，报告内容详实、高屋建瓴，令人受益匪浅。让我们以热烈地掌声再次感谢印院士的精彩报告!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不仅处处都是绿水青山，而且矿产资源丰富，素有“世界钨都”“亚洲铜都”“金银王国”“稀土王国”等称号。对于志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江西而言，随着矿产资源的开发，矿山环境质量显得越加重要。下面，我们有请武强院士作题为《中国矿山环境问题与特征分析》的报告。掌声欢迎。
武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院士、专家，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参加这次由北京林业大学主办的美丽中国“江西样板”院士论坛，下面我向大家介绍我国主要的矿山环境问题、面临的一些形势以及未来的对策。
矿山开发的目的是获取资源，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矿业工程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很多省份的矿业工程活动占到40%-50%，特别是一些西部省份，包括西北、西南，GDP的80%-85%都是矿业工程活动的贡献。所以，矿业工程活动应该说为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但是我们站在科学的立场或者回头看的话，会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矿产资源在其开发、利用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造成了难以弥补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矿山环境问题。其中的原因，与中国国土辽阔，地形、地貌类型多，地质条件复杂多变，矿床类型较多等有关;采矿过程中的环境保护不当也是一个因素，如露天开采和石材开采方式等;在政策管理上，长期无序不合理的开发，特别是“肥水快流”政策的实施和管理经验上的不足，也使得矿业工程活动产生了一些让人十分揪心的环境问题。
究竟产生了什么环境问题?我认为主要在矿山地质环境、矿山水环境矿山生态环境矿山大气环境、矿山空间环境这五个子环境里出现了问题。比.如矿产资源在勘探、开发过程中，对矿山的地质环境产生的影响，主要有地面的变形，产生大量的固废、液废，大量污水的排放对地表水的损毁等。
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以下九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是矿山环境问题类型划分，即首先要对矿山环境问题进行科学的梳理。二是矿山环境调查，即要对矿山环境的现状背景条件、基础数据实施调查。三是矿山环境评价与预测。要在了解.背景、获得基础数据之后，根据矿业工程活动的规划，对矿山环境问题的衍变趋势作出准确的评价和预测。四是要解决矿山环境的修复和治理，包括自然修复和人员修复两种模式。自然修复主要靠自然的引领来产生，不要进行过多的干预;人员修复的方法，一是工程型，二是生态措施。生态措施不是过去狭义理解的封育工程，而是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无论是自然修复还是人为的生态修复，我认为一定要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按照大系统工程去解决修复治理的问题。比如在一个大的流域，不仅有矿业工程所产生的问题，还有刚才印院土所讲的农业污染问题，还有点状污染問题，所以一定要按照大系统工程的理念来进行矿山环境的治理，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五是修复后的土地适宜性评价。这种评价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不仅要进行修复治理，还要进行开发利用。修复治理以后的土地评价，是把生态修复治理以后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在生态系统约束和全球气候变化等情况下，如何开展适当的工程活动，为人类生存需求奠定基础，我认为这是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制定的所有规划就仅仅是一张蓝图。从2000年开始，国家财政部每年都拿出资金进行矿山修复治理，到现在已达1000亿。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但是对于体量和问题的严重程度而言还基本上是杯水车薪。所以如何调动各方资金加入到矿山环境修复治理当中，这已成为主要的问题。江西省也面临这样的问题，资金缺口也相当大。六是矿山环境监测预警。七是利用大数据、云平台做好矿山环境信息与发布系统研发。八是矿山环境修复的政策法规制定。九是矿山环境管理。
主持人：谢谢武院士!刚才，武院士为我们系统介绍了我国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矿山环境问题及其危害，并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基于矿山环境评价，合理解決矿山环境问题，保护与修复矿山环境的意见建议。武院士的报告深入浅出、针对性强，相信对矿产资源丰富的江西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武院士的精彩报告!
2016年以来，江西省扎实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以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为方向，以绿色生态农业“十大行动”为抓手，推进现代农业强省建设，全力打造绿色生态农业“江西样板”。绿色防控，也称生物防控，承担着作物病害防控、维护生态安全的重任，是农林业生态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也是农林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下面，有请康振生院士为我们作题为《植物抗病性与病害绿色防控》的报告。大家掌声欢迎。
康振生：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行，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参加这次论坛。今天上午参加了鄱阳湖观鸟周的开幕仪式，了解到江西不仅仅是红色的，而且是生态的、宜居的地方。谈到鸟，大家肯定会想到这样一本书，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这本书让我们想到对自然的敬畏对自然的保护。我最近看到《科学》(Science)杂志上罗森堡(Rosenberg)等人的文章写道：“自1970年以来，美国和加拿大的鸟类数量下降了29%，即减少了29亿只……鸟类数量的减少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栖息地的丧失和杀虫剂的使用。”我们很高兴地听到，鄱阳湖区鸟的数量从30万、40万、60万增加到70万，这意味着江西在生态保护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生态保护涉及方方面面，前面几位院士都谈到农业生产，我主要向大家介绍作物的抗病性与绿色防控，这与环境和生活息息相关。
大家都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起源于农业，农业生产活动促进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我们在追求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在由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推进的过程中，其实都在改变着我们的自然环境。今天我们到田间去，可以看到大田的规模很大，生产化程度很高，农产品投人也很高，产量也在不断增加，这对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在改变着整个农，业生态系统。这里有一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到，全球五大粮食作物因病虫草害所造成的损失情况：水稻为47.1%，玉米为35.6%，小麦为24.1%，其他禾谷类为27.4%，马铃薯为32.3%。
农作物病虫害是我国主要农业生物灾害之一。现在记载的病虫鼠害有1700多种，能够引起重大损失的有100多种。重大有害生物，年发生面积60-70亿亩次，年防治60-80亿亩次。如果按照联合国自然损失率来推算，我国潜在的经济损失大约是5000多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栽培方式的改变，全球农作物病虫害呈多发、频发、重发的态势。全球小麦锈病危害加重，Ug99的出现影响小麦的生产，引起全球的高度关注。据统计，，我国2013年农作物病虫草鼠发生面积73亿亩次，比2003年增加12.8亿亩次，10年增长了21%。由于秸秆还田等因素，我国小麦赤霉病呈现由南向北、由东向西扩展的趋势，小麦赤霉病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当然，通过各级部门的努力，病虫害防控在提高作物产量和保障粮食安全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病害防控过程中，存在一个关键的问题，即过度依赖农药。我国农药使用量不断上升，从1996年的114.08万吨上升到2014年180.69万吨。目前全球每年使用农药大概是350万吨，中国占了一畔。而农药的使用，实际上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病虫抗(耐)药性上升，产品农药残留超标，农药.利用率不高，生态平衡破坏和环境污染，以及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等等。新时期对农业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不仅要吃得好吃得饱，更要吃得健康。病虫害的防控，必须走绿色的新道路。
绿色防控，是指以确保农业生产、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安全为目标，以减少化学农业使用为目的，优先采用生态控制生物防治物理纺织和科学用药等环境友好型技术措施来控制农产品病虫危害的行为，以促进传统化学防治向现代绿色方向发展。过去绿色防控还仅仅是一个理念，进入“十三五”以后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行动。绿色防控涉及的技术，主要强调生态调控技术.生物防治技术、理化诱控技术科学用药技术等方面，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还拿不出更多的关键措施。所以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还要继续研发新的防控技术，要做好作物抗病性研究。
作物抗病性研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从最初对抗病性现象的认识，到基因的控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近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但在抗病作物的利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不管是水稻、小麦、玉米还是其他粮食作物，生产上所达到的抗病比例仍然偏低，而且抗病品种的选育也面临着抗源材料稀少的问题。
在新情况下，我们如何加强作物抗病性，促进抗病品种的选育?我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充分挖掘抗源种质资源;二是创制抗源材料;三是提升新技术在加速作物抗病性改良中的作用。
作物病害绿色防控永远在路上，我们需加强对作物病害发生规律的研究，确保病虫害的防控有的放矢;加强与育种专家的结合，加速抗病品种选育;加强与栽培专家的结合，促进抗病品种的合理利用;加强高新技术的应用与宣传，促进重大病害的绿色防控。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康院士!刚才，康院士为我们系统介绍了植物抗病性与病害绿色防控最新的前沿科学知识及其进展。正如康院士所言，作物病害绿色防控永远在路上。我想，包括江西省在内的全国各地农业主产区，都应该把发展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作为推广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策略，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通过科技和产业的协同努力，努力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的战略目标。再次感谢康院士的精彩报告!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为“十三个坚持和完善”之一，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领域，不断上升为治国方略。下面，有请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林震教授作题为《生态文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报告。掌声欢迎。
林震：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把我的学习心得向大家汇报。我主要汇报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生态文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优美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2018年5月18-19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发出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强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确保党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力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新的要求，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要求我们坚持和完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要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提出了制度要求，即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提出了四个治理，即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而且要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伟大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可谓蹄疾步稳。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2013年2月，十八届二中全会提出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那时还没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这个概念。到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上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专门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了部署。2018年3月，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人推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等内容，明确规定生态文明建设为国务院行使的职权，各级政府必须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随后，中共中央又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对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出了要求：一个是千年大计，要堅持一个理念，两个基本国策，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另一个是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的方针。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四个方面的制度，包括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等等。
二是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江西样板。江西生态文明建设历程：1983年，启动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提出“治湖必须治江，治江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穷”的科学理念和“立足生态、着眼经济、系统开发、综合治理”的指导方针。1992年，作出在山上再造一个江西的重大决策。2003年，提出“三个坚决不搞"。2005年，确立建设“绿色生态江西”的目标。2009年，国务院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2013年，省委确定将“绿色崛起作为全省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2014年，江西全境列为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2016年，江西与福建、贵州同时列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2017年，中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建成具有江西特色、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全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造一批典型经验和成熟模式，在推进生态文明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江西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具体体现在：一是林长制。2016年，武宁县在全省、全国率先探索“林长制”，形成了“武宁方案”。2018年7月3日，江西省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明确省委书记，和省长担任省级总林长和副总林长，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制管理体系，构建“统筹在省、组织在市、责任在县、运行在乡、管理在村”的森林资源管理新机制。
二是海绵城市建设。2015年4月，萍乡市人选.全国第一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组建以市委书记为组长、市长为第一副组长的“双核心，双组长”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创新海绵专职管理机构海绵设施管理处，形成高效运作的组织架构体系，推动海绵城市建设从“试点建设”走向“示范建设"，打造了海绵城市试点建设的萍乡样板，为全国作出示范。
三是节约型机关建设。2008年11月，江西省成立省公共机构节能领导小组，2014年更名为省公共机构节能部门联席会议，由省政府秘书长担任组长(召集人)，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省的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近两年全省公共机构人均耗能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均为全国最低，人均能耗降低率名列前茅。创新“纵向联动、横向协调、齐抓共管、运转顺畅”的体制机制。
四是《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作为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首部综合性、系统性的地方性法规，已由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9月28日通过，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江西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的样板示范作用。
三是增强制度优势与提升治理效能。为什么是增强而不是发挥呢?我们看到，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个，显著优势里没有生态文明制度，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时间还比较短，这个优势还没有凸显出来;我们的制度还不够完善，所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依然在路上。只有补齐短板、发扬长板，才能成就样板。我们要切实提高治理效能。首先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高领导干部的六个思维，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仅要提高自身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能力，还应切实加强科学治理、持续治理的能力。其次是要以人民为师，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力、决策力、执行力、服务力和传播力。各级领导要讲好江西样板的故事，要把江西的精神传播到全世界。要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感、满意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后要对生态文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生态文明至少包括制度和文化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密不可分。另外，我们的治理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最后要形成一个合作治理的主体，其灵魂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各级党委坚强的执行和落实。我今天就汇报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林教授的演讲!刚才，林教授从生态文明与国家治理現代化，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江西样板，增强制度优势与提升治理效能三个方面，为我们阐释了推进生态文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和实现路径，并结合实际调研梳理了江西省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方面形成的林长制、海绵城市政策、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创新经验，提出了以“系统治理+合作治理”共同推进美丽中国“江西样本”建设的意见建议。再次感谢林教授的精彩报告!
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既是人民的期盼，也是政府的责任。近年来江西省不断统筹完善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不断完善城乡规划与建设，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城乡。下面是今天最后一个报告，有请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著名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专家李雄教授为我们作报告，他报告的题目是《新时代中国城乡人居环境生态与绿色发展范式解析》。大家欢迎。
李雄：各位领导、各位院士、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在美丽中国人居环境方面江西的样板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们首先应该把江西放在中国城市人居环境绿色发展大平台上来看。这.是我的一_篇论文，调研了全国289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重点分析我国城市绿化发展的总体差异。首先来看城市建成区绿地率空间分布。从全国范围来看，城市绿地率低于31%区段的城市占14.6%，主要分布于甘肃省、陕西省、西藏自治区;绿地率大于31%而小于35%区段的城市占19%，达到国家园林城市标准的城市分布于全国各省，但相对集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北省、陕西省、四川省;其余绿地率大于35%区段的城市，集中在山东省、江苏省、广东省。
再来看另外一个衡量城市园林绿化发展水平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每个人所占公园绿地的面积。从全国范围内来看，人均绿地公园面积低于9平方米的占4.8%，超过12平方米的占23.8%。影响城市绿地建设最主要的指标因素有两个：一是人均GDP，二是第二产业占比其中，人均GDP的影响特别显著。
从夜间灯光数据来看城市化水平。全国夜间灯光平均值为2.71，江西省平均值为2.90，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江西省内，南昌市的夜间灯光平均值最高，达到9.51，说明南昌市无论是城市化水平还是经济活力，都是非常活跃的。
从绿地率数据来看绿化水平。根据全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全国城市绿地率平均值为35.60%，江西省城市绿地平均值达到42.25%，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江西省内，景德镇市的绿地率最高，为49.50%。
从人均公园绿地数据来看绿化水平。根据全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全国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均值为17.8m2，江西省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均值为11.3m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江西省内，新余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均值最高，为30.27m2。
从微博签到数据来看公园游憩水平。全国城市公园微博密度平均值为22.72次/ha.月，江西省城市公园微博密度平均值约为26次/ha.月，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江西省内，萍乡市的城市公园微博密度平均值最高，为61.09次/ha.月。
再来看江西省省级园林城市建设发展情况。截至2015(2015年后未增加)，江西省共有省级园林城市56个，包含11个设区市、7个县级市和38个县城。瑞昌市(县级市)、星子县、湖口县、龙南县、寻乌县芦溪县、南昌县、万安县、靖安县、黎川县等均为江西省省级园林城市。
自2004年以来，住建部在推动创建园林城市的同时，启动了“生态园林城市”创建，颁布了若干标准文件，指导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评价过程。2016年，《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准》修订版出台，对城市绿道规划建设和海绵城市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从大数据的统计可以看出，百姓对于公园利用的需求是远远大于国家平均值。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城市绿色发展模式来指导江西省城市绿色发展?一种方式是1992年以来住建部所做的园林城市建设规划。目前我国356个城市中超过一半取得了园林城市的称号。园林城市考核标准也是一个综合的体系，包括综合管理、绿地建设、建设管控、生态环境节能减排、市政设施社会保障等57项指标。江西园林城市建设的成绩非常突出，2015年11个市全部获得园林城市称号，达到了国家园林城市的全覆盖。同时，江西省在全国省级园林城市建设过程中，其力度、数量和质量也是非常客观的。另一种方式是国家林草局推进的城市绿色发展模式。1980年代沈国舫院士将国外森林城市的概念引入中国。森林城市建设，包括森林网络、健康福利、管理、文化等综合指标体系。近15年来我国森林城市建设发展很快。江西省也做到了国家森林城市全覆盖，11个城市都达到了国家森林城市的水平。
在新的时代，城市人居环境发展面临一些新的机遇。一方面，党中央对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要求，是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在具体的形态和结构方面，要求做到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存。在国际标准的定位要求和基础上，又突出强调了两条：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二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
公园城市是新的阶段城市发展的一种新理念。简单来讲，就是由在传统城市里面建公园，发展为在公园里面建城市这样一个战略转变。推动公园城市建设，是实现中央五大发展理念的一个生动实践，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积极落实，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蓝图，也是中国山水城市理念和中国园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所以，四个核心的建设目标，就是环境与民生的统一协调，景观与生态的高度融合，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传统与现代的融会贯通。
江西省在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双覆盖这样一个大好基础上，应该进一步推进向生态园林城市和公园城市双突破。生态园林城市是在园林城市基础上的进步，是更高标准的城市绿色发展模式。从2016年、2017年两批命名的11个城市来看，江苏省基本达到了生态园林城市的标准，而江西目前在这一块还是空白。
我对公园城市有这样一个解读：第一，公共空间，全民共享，快速提升公园服务半径，提升为人民服务的质量。第二，规划和打造15分钟生活圈，全面提升社区服务供给平衡。第三，服务百姓，服务人民，更多地考虑以人为本的体系构筑。要以园林为载体，多元共生，做好点线面结合的绿地体系。每个城市需要构筑多级系统的构建，要考虑城乡生态网络、城乡一体的绿廊体系构建。在“城”方面，重点需要强调的是城乡并举，协调发展，构建高品质生态服务价值的生态本底。
这是北京林业大学刚刚研发的一个新技术，可以相对精准地对园林绿化和生态环境建设，从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价。这也是推进生态价值、生态效益集约化最大化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手段。在城里面需要构建城乡一体区域風景游憩体系，全面提升地貌风景。特别需要推动乡村的绿化、美化，推动美丽乡村和森林乡村建设。2019年，北京林业大学受国家林草局委托，成立了美丽乡村与乡村振兴研究创新联盟，全面协同推进我国美丽乡村和森林乡村建设，构建了独立的指标体系并开展了一系列推进工作。
发展宜业宜游的新路径，让人民在生态绿色福祉下有更多的获得感，这是江西应该重点考虑和提升的。要充分发挥江西森林覆盖率高的生态优势，发展森林康养、生态旅游，使绿水青山更好地转化为金山银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相对精准地核算生态系统价值，并使之彰显出来。要树立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就必须打造江西的标准。我们也特别希望为江西的发展、江西的标准、江西的样板作出北京林业大学的贡献。
最后我想用毛泽东的一句诗来结束，“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祝愿江西明天更美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李教授!刚才，李教授从国土空间的视角，从城市绿化的空间差异、指标差异等层面，对中国城市绿化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系统梳理了当下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模式，对生态园林城市和森林城市的建设研究与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评价、总结。报告对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考察时提出的公园城市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新时代公园城市的理念、内涵、发展路径和特色，并提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积极推进新时代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新模式的建议，为未来城市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再次感谢李教授的精彩报告!
附记：为践行低碳理念，展现绿色发展的责任和担当，此次院士论坛实施会议碳中和项目。会议碳中和项目是指通过植树造林、购买林业碳汇等方式，抵消会议期间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从而达到会议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为零的目的。按照生态环境部《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江西省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对论坛期间交通、住宿、餐饮、会务等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审核。论坛主办方通过购买江西省乐安县林业碳汇项目减排量，抵消本次论坛产生的碳排放，真正做到“零碳”办会;同时希望通过这一举措，向全社会倡导生态文明理念，发动全社会用实际行动共创美好家园。
责任编辑：安吉
作者：黄向荣 汪加魏
唐叔賢教授
唐叔賢教授是一名頂尖物理學家，學術成就卓越。唐教授在香港出生，曾就讀於九龍塘小學及九龍華仁中學。1964年於香港大學畢業，1969年於加州大學(Irvine分校)取得博士學位。唐教授不但精於理論物理學，更在材料表面物理學範疇上取得超卓成就(材料表面物理即是納米科學的前身)。唐教授是美國物理學會會士及中國科學院院士。
唐教授在2003年底出任香港城市大學常務副校長，協助校長領導大學教學與研究的規劃、發展、制訂、執行及監管工作。在出任常務副校長一職前，唐教授曾先後在美國及本港擔任多項學術要職，其中包括於威斯康辛州立大學米爾土瓦基分校擔任物理系傑出教授及表面研究中心主任，於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擔任項目主管，並於萬國商業機器等多家公司兼任顧問。在1994至2001年期間，唐教授出任香港大學物理系系主任。現時他兼任合肥微尺度物質科學國家實驗室主任。
揭開納米之謎 講座簡介
近年納米科技以雷霆萬鈞之勢迅速發展。由1997至2005年的八年間，全球投資在這方面的科研總額就增長了十倍有多。僅在2005年，全球投資在納米科技研究的費用就超過300億港元。有關的論文由1997年只有數千份飆升至2005年的3萬份。這些文章牽涉的範疇很廣，例如物理、化學、材料、工程、生物及醫學等等，可說是包羅萬有。應用了納米技術的產品就更是無處不在，如化妝品、防曬露、油漆、紡織品、醫藥以及形形式式的各種電子產品等。究竟甚麼是納米技術?到底這是不是一個全新的科學領域?若然，為何它會如此迅速地發展?為何不同領域均說其有納米技術?這個講座就是要揭開這些謎團。在應用納米技術時通常用到「量子效應」和「微細效應」，屆時講座亦會介紹這兩種效應的知識。
中国工程院全体院士名单(840人)
一、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121人)
二、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121人)
三、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105人)
四、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113人)
五、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109人)
六、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51人)
七、农业学部(76人)
八、医药卫生学部(116人)
九、工程管理学部(55人,其中27 人为跨学部院士)
陈学东 丁荣军 董春鹏 杜善义 樊会涛 冯培德 甘晓华 高金吉 关杰 郭东明 侯晓 黄瑞松 黄先祥 蒋庄德 金东寒 李椿萱 李德群 李鹤林 李鸿志
中国科学院院士 数学物理学部(147人) 化学部(128人)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142人) 地学部(125人) 信息技术科学部(88人) 技术科学部(134人) 李骏 李魁武 李明 李培根 李钊 林忠钦 刘大响 刘人怀 刘怡昕 刘永才 刘友梅 龙乐豪 卢秉恒 路甬祥 马伟明 邱志明 孙聪 谭建荣 唐长红 田红旗(女) 王华明 王玉明 吴有生 徐德民 杨德森 杨凤田 杨华勇 杨绍卿 尹泽勇 尤政 张金麟 张军 张立同(女) 张彦仲 赵煦 钟掘(女) 钟志华 周济 朱能鸿 朱英富
资深院士：
艾兴 陈懋章 陈一坚 陈予恕 崔国良 丁衡高 段正澄 朵英贤 范本尧 高伯龙 顾国彪 顾诵芬 管德 关桥 郭重庆 郭孔辉 何友声 胡正寰 黄崇祺 黄文虎 黄旭华 乐嘉陵 梁晋才 林尚扬 林宗虎 柳百成 陆元九 孟执中 闵桂荣 潘健生 潘镜芙 戚发轫 钱清泉 饶芳权 阮雪榆 沈闻孙 沈志云 苏哲子 孙敬良 唐任远 涂铭旌 屠善澄 王浚 汪顺亭 王兴治 王永志 汪槱生 王哲荣 温俊峰 谢友柏 徐滨士 徐芑南 徐志磊 杨士莪 于本水 臧克茂 曾广商 张福泽 张贵田 钟群鹏 周勤之 朱英浩
二、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121人) 贲德 柴天佑 陈纯 陈鲸 陈良惠 陈志杰 陈左宁(女) 戴浩 邓中翰 丁文华 段宝岩 樊邦奎 范滇元 方滨兴 方家熊 费爱国 封锡盛 高洁 高文 龚惠兴 宫先仪 桂卫华 郭桂蓉 何新贵 何友 姜会林 李伯虎 李德仁 李德毅 李国杰 李天初 李同保 廖湘科 凌永顺 刘玠 刘尚合 刘永坦 刘韵洁 卢锡城 吕跃广 马远良 倪光南 牛憨笨 潘云鹤 沈昌祥 苏君红 孙家广 孙优贤 孙忠良 王恩东 王天然 王小谟 韦钰(女) 魏子卿 吴澄 邬贺铨 邬江兴 吴建平 吴曼青 吴伟仁 吾守尔.斯拉木 徐扬生 许祖彦 杨士中 杨小牛 叶尚福 于全 余少华 张广军 张明高 张尧学 张钟华 赵沁平 郑南宁 周寿桓 庄松林
资深院士：
蔡鹤皋 蔡吉人 陈敬熊 陈俊亮 龚知本 何德全 胡光镇 胡启恒(女) 黄培康 姜景山 姜文汉 金国藩 金怡濂 李乐民 李三立 李幼平 梁骏吾 林祥棣 林永年 陆建勋 毛二可 潘君骅 宋健 孙玉 童志鹏 汪成为 王任享 王越 王子才 魏正耀 许居衍 姚骏恩 叶铭汉 叶声华 俞大光 张光义 张履谦 张乃通 张锡祥 赵伊君 赵梓森 钟山 周立伟 周仲义 朱高峰
三、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105人) 才鸿年 曹湘洪 陈芬儿 陈建峰 陈立泉 陈祥宝 丁文江 付贤智 干勇 高从堦 顾真安 何季麟 胡永康 黄伯云 蹇锡高 姜德生 江东亮 李大东 李冠兴 李卫 李言荣 李元元 李仲平 刘炯天 刘中民 毛新平 欧阳平凯 钱锋 钱旭红 邱定蕃 邱冠周 桑凤亭 沈寅初 舒兴田 孙传尧 谭天伟 屠海令 王国栋 王海舟 王静康(女) 汪旭光 王一德 王迎军(女) 王玉忠 王震西 翁宇庆 吴以成 谢建新 徐德龙 徐惠彬 徐匡迪 徐南平 薛群基 袁晴棠(女) 张生勇 张文海 张兴栋 张耀明 赵连城 赵振业 周克崧 周廉 周玉 左铁镛
资深院士：
陈丙珍(女) 陈景 陈清如 陈蕴博 崔崑 戴永年 丁传贤 傅恒志 关兴亚 侯芙生 胡壮麒 金涌 柯伟 李东英 李恒德 李俊贤 李龙土 李正邦 李正名 刘伯里 刘业翔 陆钟武 毛炳权 唐明述 王淀佐 汪燮卿 王泽山 武胜 吴慰祖 徐承恩 严东生 杨启业 殷国茂 殷瑞钰 余永富 袁渭康 张国成 张寿荣 周光耀 朱永濬 邹竞(女)
四、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113人) 安继刚 陈清泉 蔡美峰 陈念念 陈森玉 陈勇 邓运华 杜祥琬 多吉 樊明武 范维澄 顾大钊 古德生 顾金才 顾心怿 郭剑波 韩英铎 何多慧 黄其励 蒋洪德 康红普 雷清泉 李根生 李建刚 李立浧 李晓红 李阳 李焯芬 刘吉臻 罗安 罗平亚 马永生 欧阳晓平 彭苏萍 彭先觉 邱爱慈(女) 沈国荣 苏万华 苏义脑 孙承纬 孙龙德 孙玉发 唐西生 万元熙 王德民 闻雪友 武强 夏佳文 谢和平 谢克昌 徐銤 薛禹胜 杨奇逊 衣宝廉 于俊崇 余贻鑫 袁亮 袁士义 岳光溪 曾恒一 张铁岗 张信威 张玉卓 赵文智 赵宪庚 郑健超 周守为
资深院士：
岑可法 常印佛 陈毓川 范维唐 傅依备 韩大匡 何继善 洪伯潜 胡见义 胡思得 金庆焕 康玉柱 李庆忠 梁维燕 刘宝琛 毛用泽 倪维斗 潘垣 潘自强 裴荣富 彭士禄 钱皋韵 钱鸣高 钱绍钧 秦裕琨 邱中建 阮可强 沈忠厚 汤中立 童晓光 王思敬 王仲奇 翁史烈 鲜学福 徐大懋 许绍燮 杨裕生 叶奇蓁 于润沧 翟光明 张勇传 赵文津 郑绵平 周邦新 周世宁 周永茂
五、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109人) 陈政清 崔俊芝 崔愷 杜彦良 龚晓南 郭仁忠 何华武 何镜堂 胡春宏 黄卫 江欢成 江亿 李建成 梁文灏 廖振鹏 刘加平 刘经南 刘先林 吕志涛 马国馨 马洪琪 孟建民 缪昌文 聂建国 钮新强 欧进萍 彭永臻 钱七虎 秦顺全 任辉启 任南琪 谭述森 王超 王复明 王浩 王建国 王景全 王梦恕 王瑞珠 王小东 吴中如 肖绪文 谢礼立 杨秀敏 杨永斌 叶可明 张超然 张建云 张杰 张锦秋(女) 张祖勋 郑健龙 郑皆连 郑守仁 钟登华 周丰峻 周福霖 周绪红
资深院士：
曹楚生 陈厚群 陈吉余 陈肇元 程泰宁 戴复东 董石麟 冯叔瑜 傅熹年 葛修润 关肇邺 韩其为 黄熙龄 李道增 李圭白 李玶 李猷嘉 梁应辰 林元培 刘建航 龙驭球 卢耀如 罗绍基 马克俭 茆智 孟兆祯 宁津生 钱正英(女) 容柏生 沙庆林 沈世钊 沈祖炎 施仲衡 孙伟(女) 谭靖夷 王光远 王家耀 魏敦山 文伏波 吴良镛 项海帆 谢世楞 许其凤 赵国藩 郑颖人 郑哲敏 钟训正 周镜 周君亮 朱伯芳 邹德慈
六、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51人) 陈克复 丁德文 丁一汇 段宁 方国洪 郝吉明 贺克斌 侯保荣 侯立安 李家彪 刘文清 孟伟 潘德炉 庞国芳 瞿金平 曲久辉 石碧 宋君强 孙宝国 孙晋良 魏复盛 吴清平 谢剑平 许健民 徐祥德 杨志峰 俞建勇 袁业立 岳国君 张全兴 张偲 张懿(女) 张远航 朱蓓薇(女)
资深院士：
蔡道基 陈联寿 季国标 蒋士成 金鉴明 金翔龙 李泽椿 刘鸿亮 伦世仪 钱易(女) 任阵海 汤鸿霄 唐孝炎(女) 王文兴 姚穆 郁铭芳 周翔(女)
七、农业学部(76人) 曹福亮 陈焕春 陈剑平 陈温福 陈学庚 程顺和 邓秀新 方智远 傅廷栋 官春云 管华诗 金宁一 康绍忠 李德发 李坚 李天来 李玉 刘兴土 刘秀梵 刘旭 罗锡文 马建章 麦康森 南志标 沈建忠 宋宝安 宋湛谦 孙九林 唐华俊 唐启升 万建民 吴孔明 夏咸柱 向仲怀 辛世文 颜龙安 尹伟伦 印遇龙 喻树迅 于振文 张改平 张洪程 张齐生 张新友 赵振东 朱英国 朱有勇
资深院士：
陈宗懋 戴景瑞 范云六(女) 冯宗炜 盖钧镒 郭予元 侯锋 蒋亦元 李佩成 李文华 林浩然 刘大钧 刘守仁 卢良恕 任继周 荣廷昭 山仑 沈国舫 石元春 石玉林 束怀瑞 汪懋华 王明庥 吴明珠(女) 熊远著 徐洵(女) 袁隆平 张子仪 赵法箴
八、医药卫生学部(116人) 巴德年 曹雪涛 陈赛娟(女) 陈香美(女) 陈亚珠(女) 陈肇隆 陈志南 程京 程书钧 丛斌 丁健 樊代明 范上达 付小兵 高长青 高润霖 顾晓松 顾玉东 韩德民 韩雅玲(女) 郝希山 侯惠民 胡盛寿 黄璐琦 郎景和 李春岩 李大鹏 李兰娟(女) 李松 廖万清 林东昕 刘昌孝 刘德培 刘耀 刘志红(女) 宁光 邱贵兴 阮长耿 桑国卫 沈倍奋(女) 沈祖尧 石学敏 孙颖浩 王辰 王广基 王红阳(女) 王威琪 王学浩 王永炎 吴以岭 夏家辉 夏照帆(女) 谢立信 徐建国 杨宝峰 杨胜利 于金明 袁国勇 曾溢滔 詹启敏 张伯礼 张心湜 张运 张志愿 郑树森 钟南山 周宏灏 周良辅
资深院士：
陈灏珠 陈洪铎 陈冀胜 陈君石 程天民 池志强 戴尅戎 顾健人 郭应禄 洪涛 侯云德 胡亚美(女) 胡之璧(女) 黎介寿 李连达 李载平 刘彤华(女) 刘玉清 陆道培 卢世璧 彭司勋 秦伯益 邱蔚六 沈渔邨(女) 盛志勇 孙燕 唐希灿 汤钊猷 王琳芳(女) 王正国 王振义 闻玉梅(女) 吴德昌 吴天一 吴咸中 项坤三 肖碧莲(女) 肖培根 姚新生 于德泉 俞梦孙 俞永新 张金哲 赵铠 甄永苏 钟世镇 朱晓东 庄辉
九、工程管理学部(55人,其中27 人为跨学部院士) 巴德年 陈清泉 曹耀峰 柴洪峰 丁烈云 杜祥琬 傅志寰 郭桂蓉 胡文瑞 黄维和 金智新 凌文 刘德培 刘玠 刘人怀 栾恩杰 钱七虎 邵安林 沈荣骏 孙永福 王安 王基铭 王礼恒 王陇德 王玉普 向巧(女) 徐匡迪 杨善林 叶可明 袁晴棠(女) 赵晓哲 郑静晨 郑南宁 周建平
资深院士：
程天民 郭重庆 何继善 蒋士成 金鉴明 李东英 李京文 卢良恕 陆佑楣 罗绍基 饶芳权 汪应洛 王众托 徐滨士 许庆瑞 徐寿波 殷瑞钰 翟光明 张寿荣 朱高峰 朱晓东
全体院士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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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院士名单(730人)
一、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104人) 艾兴 陈福田 陈懋章 陈士橹 陈一坚 陈予恕 丁衡高 董春鹏 杜善义 段正澄 朵英贤 范本尧 高伯龙 高金吉 顾国彪 顾诵芬 管德 关杰 郭重庆 郭孔辉 何友声 胡正寰 黄崇祺 黄瑞松 黄先祥 黄旭华 金东寒 乐嘉陵 李椿萱 李鹤林 李明 李培根 李钊 梁晋才 林尚扬 林宗虎 刘大响 刘人怀 刘怡昕 刘永才 刘友梅 龙乐豪 路甬祥 陆元九 马伟明 孟执中 闵桂荣 潘健生 戚发轫 钱清泉 饶芳权 阮雪榆 沈闻孙 沈志云 宋文骢 苏哲子 孙敬良 谭建荣 唐任远 涂铭旌 王浚 汪顺亭 王兴治 王永志 汪槱生 王玉明 温俊峰 吴有生 谢友柏 徐滨士 徐德民 徐玉如 杨凤田 杨士莪 尹泽勇 于本水 臧克茂 曾广商 张福泽 张贵田 张金麟 张立同(女) 张彦仲 赵煦 钟群鹏 钟志华
周济
周勤之
朱能鸿
朱英浩
二、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105人) 贲德 蔡鹤皋 蔡吉人 柴天佑
陈鲸 陈敬熊 陈良惠 陈左宁(女) 戴浩 邓中翰 范滇元 方滨兴 封锡盛 高洁 龚惠兴 宫先仪 龚知本 郭桂蓉 何新贵 胡光镇 胡启恒(女) 黄培康 姜景山 姜文汉 金怡濂 李伯虎 李德仁 李德毅 李国杰 李乐民 李同保 李幼平 梁骏吾 林祥棣 林永年 凌永顺 刘尚合 刘永坦 刘韵洁 陆建勋 卢锡城 马远良 倪光南 牛憨笨 潘君骅 潘云鹤 沈昌祥 宋健 孙家广 孙优贤 孙玉 孙忠良 童志鹏 汪成为 王天然 王小谟 王越 王子才 韦钰(女) 魏正耀 吴澄 邬贺铨 邬江兴 吴曼青 吴佑寿 吴祖垲 徐扬生 徐元森 许祖彦 薛鸣球 杨士中 姚骏恩 叶尚福 叶声华 俞大光 于全 张光义 张履谦 张乃通 张锡祥 张尧学 张钟华 赵伊君 赵梓森 钟山 周炯槃 周立伟
周寿桓
周仲义
朱高峰
崔国良 冯培德 关桥 黄文虎 李鸿志 柳百成 卢秉恒 潘镜芙 石屏 屠善澄 王哲荣 徐志磊 张炳炎 钟掘(女) 陈俊亮 方家熊 何德全 金国藩 李三立 刘玠 毛二可 苏君红 王任享 魏子卿 许居衍 叶铭汉 张明高 郑南宁 庄松林
才鸿年 崔崑 顾真安 黄培云 李冠兴 刘炯天 桑凤亭 唐明述 王一德 吴以成 严东生 曾苏民 赵连城 邹竞(女)
安继刚 杜祥琬 顾金才 胡见义 李立浧 马永生 彭苏萍 邱爱慈(女)孙承纬 王思敬 徐大懋 于俊崇 翟光明 郑健超
三、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93人) 曹湘洪 陈丙珍(女) 陈景
陈立泉 陈清如 戴永年 丁传贤 傅恒志 付贤智 干勇 关兴亚 何季麟 侯芙生 胡永康 胡壮麒 姜德生 江东亮 金涌 柯伟 李大东 李恒德 李俊贤 李龙土 李正邦 李正名 刘业翔 陆钟武 毛炳权 闵恩泽 欧阳平凯 邵象华 沈德忠 沈寅初 师昌绪 舒兴田 屠海令 王淀佐 王国栋 王静康(女) 汪燮卿 王泽山 王震西 魏可镁 翁宇庆 武胜 徐承恩 徐德龙 徐更光 徐匡迪 徐南平 杨启业 殷国茂 殷瑞钰 余永富 袁晴棠(女)张国成 张生勇 张寿荣 张文海 张兴栋 赵振业 周光耀 周克崧
周廉 周玉
左铁镛
四、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98人) 陈清泉 岑可法 常印佛 陈念念 陈森玉 多吉 樊明武 范维澄 范维唐 傅依备 顾心怿 韩大匡 韩英铎 何多慧 何继善 胡思得 黄其励 蒋洪德 金庆焕 康玉柱 李庆忠 李焯芬 梁维燕 刘宝琛 刘广志 毛用泽 倪维斗 潘垣 潘自强 裴荣富 彭先觉 钱皋韵 钱鸣高 钱绍钧 乔登江 邱中建 阮可强 沈国荣 沈忠厚 苏义脑 孙玉发 唐西生 汤中立 童晓光 万元熙 王仲奇 闻雪友 翁史烈 鲜学福 谢和平 许绍燮 薛禹胜 杨奇逊 杨裕生 叶奇蓁 于润沧 余贻鑫 袁亮 袁士义 岳光溪 张光斗 张铁岗 张信威 张勇传 张宗祜 郑绵平
周邦新
周世宁
周守为
周永茂
五、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97人)
陈蕴博
高从堦 黄伯云 李东英 刘伯里 邱定蕃 孙传尧 汪旭光 吴慰祖 薛群基 袁渭康 张耀明 朱永濬
陈毓川 古德生 洪伯潜 雷清泉 罗平亚 彭士禄 秦裕琨 孙才新 王德民 谢克昌 衣宝廉 曾恒一 赵文津 朱建士
曹楚生 戴复东 关肇邺 江亿 梁应辰 龙驭球 茆智 陈厚群 董石麟 韩其为 雷志栋 廖振鹏 卢耀如 孟兆祯 陈吉余 范立础 何华武 李道增 林俊德 吕志涛 宁津生 陈肇元 方秦汉 何镜堂 李圭白 林元培 罗绍基 欧进萍 陈志恺 冯叔瑜 黄卫 李玶 刘建航 马国馨 潘家铮 程泰宁 崔俊芝 傅熹年 葛修润 黄熙龄 江欢成 李猷嘉 梁文灏 刘经南 刘先林 马洪琪 马克俭 钱七虎 钱正英(女) 秦顺全 孙伟(女) 王瑞珠 谢礼立 张超然 郑皆连 周福霖 蔡道基 郝吉明 李泽椿 曲久辉 唐孝炎(女) 袁业立
陈焕春 范云六(女) 郭予元 李玉 刘筠 荣廷昭 宋湛谦 向仲怀 余松烈 张齐生 任南琪 容柏生 沙庆林 沈世钊 沈祖炎 谭靖夷 王光远 王浩 王家耀 王景全 王小东 魏敦山 文伏波 吴良镛 吴中如 谢世楞 许其凤 杨秀敏 杨永斌 叶可明 张建云 张杰 张锦秋(女) 张蔚榛 张祖勋 郑守仁 郑颖人 郑哲敏 钟登华 钟训正 周干峙 周镜 周君亮 朱伯芳 邹德慈
六、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41人) 陈克复 陈联寿 丁德文 丁一汇 方国洪 侯保荣 侯立安 季国标 蒋士成 金鉴明 刘鸿亮 伦世仪 孟伟 潘德炉 庞国芳 任阵海 石碧 孙宝国 孙晋良 孙铁珩 王文兴 魏复盛 许健民 徐祥德 姚穆 张全兴
张懿(女)
周国泰
周翔(女)
朱尊权
七、农业学部(68人) 陈俊愉 陈温福 陈宗懋 程顺和 戴景瑞 方智远 冯宗炜 傅廷栋 盖钧镒 官春云 侯锋 蒋亦元 雷霁霖 李宁 李佩成 林浩然 刘大钧 刘守仁 刘兴土 刘秀梵 卢良恕 罗锡文 马建章 麦康森 南志标 山仑 沈国舫 沈荣显 石元春 石玉林 孙九林 唐启升 汪懋华 王明庥 吴明珠(女)辛世文 熊远著 旭日干 徐洵(女) 颜龙安 于振文 袁隆平 曾德超 曾士迈 张福绥 张子仪
赵法箴
周开达
朱英国
八、医药卫生学部(108人)
施仲衡 王梦恕 项海帆 曾庆元 赵国藩 周丰峻 顾夏声 金翔龙 钱易(女) 汤鸿霄 郁铭芳 邓秀新
管华诗 李文华 刘旭 任继周 束怀瑞 夏咸柱 尹伟伦 张改平
安静娴(女) 巴德年 曹雪涛 陈灏珠 陈洪铎 陈冀胜 陈赛娟(女) 陈香美(女) 陈亚珠(女) 陈肇隆 陈志南 程京 程书钧 程天民 池志强 戴尅戎 丁健 樊代明 付小兵 高润霖 葛宝丰 顾健人 顾玉东 郭应禄 洪涛 侯惠民 侯云德 胡亚美(女) 胡之璧(女) 黄志强 李大鹏 黎介寿 李兰娟(女) 李连达 李瑞麟 李载平 刘昌孝 刘德培 刘彤华(女) 刘耀 刘玉清 刘志红(女) 卢世璧 彭司勋 秦伯益 邱贵兴 邱蔚六 阮长耿 沈倍奋(女) 沈家祥 沈渔邨(女) 盛志勇 石学敏 史轶蘩(女) 唐希灿 汤钊猷 王红阳(女) 王琳芳(女) 王士雯(女) 王澍寰 王永炎 王正国 王振义 王忠诚 闻玉梅(女) 翁心植 吴天一 吴咸中 吴以岭 夏家辉 项坤三 肖碧莲(女) 谢立信 杨宝峰 杨胜利 姚新生 于德泉 俞梦孙 袁国勇 曾溢滔 张伯礼 张涤生 张金哲 张心湜 赵铠 甄永苏 郑树森 钟南山 钟世镇 周宏灏 周良辅 朱晓东 庄辉
九、工程管理学部(44人,其中28人为跨学部院士) 巴德年 陈清泉 程天民 杜祥琬 傅志寰 郭重庆 何继善 蒋士成 金鉴明 李东英 李京文 刘德培 刘人怀 刘源张 卢良恕 陆佑楣 栾恩杰 罗绍基 钱七虎 饶芳权 沈荣骏 孙永福 王安 王基铭 王陇德 汪应洛 王玉普 王众托 徐滨士 徐匡迪 徐寿波 叶可明 殷瑞钰
袁晴棠(女)
翟光明
张寿荣
朱高峰 朱晓东
陈君石
程莘农 范上达 郝希山 李春岩 廖万清 陆道培 桑国卫 孙燕 王威琪 吴德昌 肖培根 俞永新 张运 周后元
郭桂蓉 刘玠 潘家铮 王礼恒 许庆瑞 郑南宁
学界一盏灯--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马祖光
2004-09-10
1996年，科学家王大珩院士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考察，猛然想起一件事：“小马该申报院士了。”他说的“小马”，是哈工大教授马祖光这年，“小马”68岁了。
第二年，人们忙着为马祖光申报院士。王雨三教授是马祖光的同事，受校方委托整理材料。
随后，马祖光打来电话：“听说，你在整理我的材料?”
王雨三说：“是啊。”
马祖光以郑重的口吻告诉他：“请马上把材料拿回来，不要上报。”
为此，同事们“想不通”：“评院士，可是一个学科、一个人的至高荣誉。为啥不报?”马祖光的解释是：自己“水平不够”。
1999年，又到了“推荐”院士时，哈工大直接将申报材料寄走。“反正无需本人同意，评上了也是学校的光荣”，有关人士这样想。
马祖光知道后，给中国科学院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是一名普通教师，教学平平，工作一般，不够推荐院士条件。我要求把申报材料退回来。”这封信，用特快专递寄到了北京。
哈工大原副校长强金龙回忆：“马祖光不是不愿意当院士，而是非常向往，他把这一学术荣誉看得无比圣洁。”
2001年，又到“推荐”院士时。中国科学院规定，申报材料上必须要申请者“本人签字”。校方再次准备了申报材料，众多的学者、教授与马祖光商量：“老师，您就同意吧。”对此，马祖光摇头，拒绝签字。申报截止日，哈工大人事处向校党委请求“做马祖光的思想工作”。
为此，时任哈工大党委书记的李生迈进了马祖光的家门，问他：“为啥不评院士?”马祖光说：“我年纪大了，评院士已经没有意义了，应该让年轻的同志评。”
谈了一个半小时，李生也没能说服马祖光。实在“没办法”，他换个话题，聊起了“党建工作”。此刻，勾起了马祖光对当年入党情景的回忆，感慨道：“我这一辈子都听从党的安排。”李生书记马上接过“话茬”：“评院士不是你个人的事，是校党委作出的决定，你再听从一次党的安排。”
马祖光脸涨得通红，很久没说话，最后问李生：“非要我签字?”
李生点了点头。马祖光没再吭声，在申请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当年，马祖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3年7月15日，马祖光不幸辞世。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评价这位长期自认为“水平不够”的院士时说，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创造了多项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做了“系统的开创性的贡献”。王大珩院士称他为“少数先驱者之一”。
至今，分析马祖光为何“不评院士”，有人透露，一是他治学严谨;二是他反感动辄“找关系、吹嘘、炒作”的学术界的浮躁气。马祖光的学生陈德应说：“知识分子最放不下的名字、房子、票子、车子，先生都放下了。”
1980年，马祖光在德国取得了研究突破。回国后，他指导学生再现这一实验结果。刘国立回忆说，论文写成后，他把马祖光的名字排在首位，但马祖光审稿时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
对此，他找马祖光问：“怎么回事?”
马祖光说：“实验是你们做的。”
刘国立不解：“我们的实验是你指导的，而且，我们不过是重复你的实验成果啊。”马祖光说：“你们年轻，路还长，这个成果对你们有用。”
第二遍改稿，刘国立再次将马祖光名字署在第一位。后来看定稿，发现这次马祖光将自己的名字移到最后。
陈德应说，马祖光为一位研究人员修改论文，改了7遍，已经看不出第一稿的痕迹，几乎全是马祖光写的，但他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
对此，马祖光曾说，不能跟同事、学生争成果、留一手，这是“起码的道德”，“在学术上不能做奸商”。他辞世前作的最后一场报告，主题是：《做人与做事》。
科学家的人格是科学的脊梁
我是流着泪读完记者采回的这组报道的。凝视着阳光穿过窗格投射在雪白墙壁上的映像，心里久久难以平静，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马祖光老人的形象。
从别人忙着为他申报院士而他坚持认为自己“水平不够”，到和学生一起完成论文后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从把参加国际会议发给的补助省下给实验室买设备，到最后倒在为妻子求医的医院里，这个严谨的科学家、勤奋的老师、慈爱的丈夫、无私的人，以震撼人心的力量实践着自己的承诺：做学问也好，做事情也罢，首先要做一个高尚的人。
当我们不再惊讶学者以科研为名搞创收，不再把学术造假当新闻;当我们已习惯于学术圈的“自我吹捧”风气，淡看为人师者忙于打理公司而不务教业的今天，马祖光的身影像一座巍峨的高山耸立在我们面前，以优美的剪影映出科学精神的挺拔。
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于把科学家的人格遗忘于科学之外，以为科学可以脱离科学家的人格，但马祖光先生远去的背影投射到我们心中这样一个答案：科学家的人格也是科学的一部分，它是科学的脊梁。
科学不仅追求一个客观的、对人们有用的结果，而且需要在普及中被大众信仰。而什么样的科学才能被大众充分信仰呢?必须有科学家高尚的人格作为信仰的基础。
基于科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芸芸众生无法直接理解和判断科学的信息，很多时候只能从科学的从事者和代言人科学家的品质上判断科学。如果从事科学和学术的人的品质高尚、道德纯良，人们就会在对科学家人格信任的基础上信任他们作出的判断，信任由这个群体奉献的科学知识，从而最终信仰科学。反之，如果大众眼中的科学家惟利是图，勾心斗角，不务正业，常说假话，不讲良心，谁又会信任他们做的事和说的话呢?科学信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显然，马祖光先生的高尚品质、纯真良知和奉献之心所打造的脊梁撑起了科学的公信力。他的学生说他：知识分子最“放不下”的名字、房子、票子、车子，他都“放下”了。人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信仰由这样的科学家研究出的科学呢?
除了外向的传播科学信仰，科学还有内在的传承，也就是科学精神代际间的传播，这当然也需要作为师长的科学家和学者们的人格魅力的引导：桃李满天下，一个好的导师能带出一帮优秀的人才;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品行不端的导师只会是一个恶性循环和恶性膨胀的开始。
马祖光不跟同事、学生“争成果、留一手”，不对同行搞封锁，不乱花公家的钱，为学生创造发展机会，严谨的学术作风这些都对科学精神在代际间的传承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相信在他人格魅力的光辉下将会走出一批秉承他精神的学人。如此，谁又能否认科学家的人格不是科学的脊梁呢?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马祖光是一位光电子技术专家。他在光电研究领域奠定的基础让他的实验室获得了一束“美丽的激光”。我仿佛看到，马祖光人格中蕴涵的高尚精神正像一束美丽的激光，穿过世俗的尘埃，在人们心中留下科学那美丽的影像。(曹林)
摘自《中国青年报》2004年9月10日
胡锦涛
(2010年6月7日)
2010年06月08日00:00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各位院士，同志们：
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今天隆重开幕了，这是全国科技界的一次盛会。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两院院士和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党的十七大强调，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中，我国科技界肩负着重大使命。这次大会，对动员两院院士和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勇挑重担、建功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我想就这个问题讲几点意见，同大家一起讨论。
一、深刻认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更加凸显出来。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走出国际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期并出现复苏，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依然存在，各种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影响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都在对自身经济发展进行战略筹划，纷纷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加大投入，着力推进。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国际经济科技制高点已经成为世界发展大趋势，科技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从国内看，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们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努力化挑战为机遇，迅速采取一系列重大应对措施，统筹做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实现经济总体回升向好，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前茅，但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同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日趋突出，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总体上经济发展技术含量不高，很多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薄弱，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赖程度仍然较高。为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和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大气力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我们要从国际国内经济、科技发展大势来认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未来几十年，世界上包括我国13亿人口在内的20亿至30亿人将逐步进入现代化行
1列，能源资源需求和生态环境压力将大幅上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地球有限承载能力的矛盾将日益尖锐。作为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人口大国，我国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矛盾尤为突出，推动可持续发展任务尤为艰巨。全球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创新经济发展方式。从科技发展和知识创新的角度看，世界范围经济发展方式正呈现出以下一些重要特点。
第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经济发展方式，创新成为解决人类面临的能源资源、生态环境、自然灾害、人口健康等全球性问题的重要途径，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发展方式从资源依赖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为主转变，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将加速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向转变，推动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任务和挑战。
第二，知识是发展永恒的重要资源，知识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知识生产和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乃至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知识增长越快、普及越广、应用面越宽，就越能为人类发展进步不断提供智力保障。
第三，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正在引发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不断推动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柔性制造、网络制造、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全球制造日益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方向，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知识服务、智能服务的快速发展为个性化制造和服务创新提供了有力工具和环境，人依靠机器生产产品变成机器围绕人生产产品成为可能，个性化制造和规模化协同创新有机结合将成为重要的生产方式。
第四，激发人的创造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充满发展活力的重要前提。科技创新将不断创造新的知识资源和知识需求，创造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工艺、新服务、新产业、新市场，推动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为促进社会和谐充实物质基础。科技创新将不断深化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系统认知，将不断丰富促进社会和谐的文化基础，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确立科学的发展理念，有效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和全民的创新兴趣，推动形成科学理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实践充分证明，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与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密切相关。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推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日益突出，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和原动力的作用日益凸显，科学技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地决定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人类社会是在认识、利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进步的，永不停息的科技进步和创新使人类认识、利用、适应自然的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当前，人和自然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寻求科学的发展理念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把握机遇，审时度势，科学谋划，顺势而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我国发展质量越来越高、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二、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权，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科学技术体系的内在演进，都在孕育重大科技突破。科技知识创新、传播、
应用的规模和速度不断提高，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社会进步相互促进和一体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显，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正在深刻改变世界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态。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追求绿色、智能、可持续的发展。绿色发展，就是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智能发展，就是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市场、新的就业形态，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智能处理、协同工作。可持续发展，就是要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资源约束，有效保证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不仅要造福当代人，而且要使子孙后代永续发展。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不断降低产品和服务成本，不断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实现广大群众安居乐业、富裕幸福。
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决定了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前途。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形势新趋势，我们必须准确判断并牢牢把握，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切实推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要紧紧抓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战略任务，在组织实施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重大科技专项的基础上，前瞻部署，持续攻关，全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刻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深刻认识和正确运用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切实把科学技术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大力增强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提升知识、技术转移转化和规模产业化能力，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我们必须把科技进步与国家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紧密结合起来，站到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选择对国家长远发展具有带动作用的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进行部署，推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有效结合，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效结合，推动科学前沿高新技术融合创新，推动产业技术创新，下大气力解决影响我国未来发展的重大科学和关键技术问题，重点突破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着力突破制约我国产业升级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推动产业从规模优势向技术优势转变，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与民生相关的科学技术，按照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的要求，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紧密结合起来，着力解决关系民生的重大科技问题，不断强化公共服务、改善民生环境、保障民生安全。
当前，要重点在推动以下科技发展上作出努力，争取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一，大力发展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科学技术。要坚持系统谋划、节能优先、创新替代、循环利用、绿色低碳、安全持续，加强对我国能源资源问题的研究，制定我国可持续发展路线图。要发展资源勘探开发和高效利用技术，积极发展大陆架和地球深部能源资源勘查和开发，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型、安全、清洁替代能源，形成可持续的能源资源体系，切实
保障我国能源资源有效供给和高效利用，使我国能源资源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要发展节能建筑、轨道交通、电动汽车技术，加强煤的清洁高效综合利用、煤转天然气、煤制重要化学品技术研发，构建覆盖城乡的智能、高效、可靠的电网体系。
第二，大力发展新材料和先进制造科学技术。要重视材料的环境友好性、可再生循环性、制备使役全过程的节能减排特性，加快推进材料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先进结构材料和复合材料、功能材料等，积极发展电子信息材料、器件和系统技术。要促进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和战略调整，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推进制造业绿色化、智能化，实现制造系统智能运行，形成先进材料和绿色、智能、网络制造和服务体系，保障先进材料和先进装备有效供给和高效清洁循环利用，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有力支持。
第三，大力发展信息网络科学技术。要抓住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机遇，创新信息产业技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和普及互联网技术，加快发展物联网技术，重视网络计算和信息存储技术开发，加快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研发和建设新一代互联网，改变我国信息资源行业分隔、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促进信息共享，保障信息安全。要积极发展智能宽带无线网络、先进传感和显示、先进可靠软件技术，建设由传感网络、通信设施、网络超算、智能软件构成的智能基础设施，按照可靠、低成本信息化的要求，构建泛在的信息网络体系，使基于数据和知识的产业成为重要新兴支柱产业，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第四，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和相关生物产业，保障粮食和主要农产品安全，实现农产品优质化、营养化、功能化，推进农业信息化、数字化、精准化，构建我国生态高值农业和生物产业体系，建成农业高值转化的产业体系，形成生态系统持续良性循环、景观优美、功能多样、城乡一体的新型农业。要发展先进育种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产量和抗逆性，研发推广节约资源、减少面源污染、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技术，提高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五，大力发展健康科学技术。要建设世界先进水平的生物安全、食品安全、健康营养生活方式的科技保障系统，建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生物防范网络和系统，构建以创新药物研发和先进医疗设备制造为龙头的规模化医药研发产业链，提高生物医药产业水平，为基本公共卫生保健普惠化、个性化发展提供先进可靠并可共同分享的技术支持，提高疾病预防、早期诊断、治疗康复能力，提高健康科学和健康服务水平。要全面实施食品安全工程、国民健康工程等，不断提升消费品和公共产品科技含量和质量，让广大群众吃得更放心、住得更舒适、出行更便捷、身心更健康、生活更幸福。
第六，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要系统认知环境演变规律，提升生态环境监测、保护、修复能力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提高自然灾害预测预报和防灾减灾能力，发展相关技术、方法、手段，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保育发展体系，实现典型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和污染环境修复，有效遏制我国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实现环境优美、生态良好。要注重源头治理，发展节能减排和循环利用关键技术，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
第七，大力发展空间和海洋科学技术。要提高空间探测能力、对地观测能力、信息应用能力，在空间科学技术研究及其应用方面取得原创性重大突破，保证我国有效和平利用空间。要提高海洋探测及应用研究能力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使我国海洋科技水平进入世界前列，增强我国海洋能力拓展，支撑我国海洋事业发展，保护和利用海洋。
第八，大力发展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科学技术。要加快发展空间安全、海洋安全、生物安全、信息网络安全技术，提高对传统和非传统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监测、预警、应对、管理能力，加强安全生产技术研究和推广，构建先进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体系，有效防范对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生物威胁，维护信息和网络空间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主权，保障社会稳定。
三、切实加强和改进科技工作
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重要作用，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科技工作。
第一，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为加快科技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坚持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积极营造支持科技事业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认真听取科技专家意见，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涉及的重大科技问题。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加强科技投入，提高科技经费使用效益，组织重大科技攻关，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要注重推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探索，重视可能发生革命性变革的科技方向，重视交叉综合性科技领域和新兴前沿方向的前瞻布局，积极推动主流学科走到世界前列、重要战略高技术领域实现跨越，加快实现前沿跟踪和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历史性转变。
第二，加强人才工作，为科技进步和创新提供强大人才支持。要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以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要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评价人才，加强全球范围拔尖人才引进工作，大力培养造就具有世界科研前沿水平的高级专家、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要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优化教育结构，推进素质教育，突出培养具有科学精神、创造性思维、创新能力的人才。要充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积极营造诚信、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鼓励自主探索，保护知识产权，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使一切创新想法得到尊重、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定。
第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体制保障。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健全国家科技决策机制和宏观协调机制，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促进科研布局和结构调整。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全面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加快构建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集中力量形成若干优势学科领域、研究基地、创新团队。要加快构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加强军民科技资源的集成，形成军民高技术共享和相互转移的良好格局。要加快构建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加快构建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
务体系，提高全社会创新效率，促进知识成果传播、转化、应用。
各位院士、同志们!
科学精神是科学技术的灵魂。在探索自然、改造世界的长期实践中，人类不断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不仅从物质层面改变了世界，而且在精神层面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历史表明，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和发展都伴随着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科学精神又为科技进步和创新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在全社会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尚，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代表着我国科学和工程技术界的最高学术水平，肩负着党和人民重托，享有崇高荣誉，受到全社会广泛尊重。长期以来，两院院士作为全国科技战线的领军人物，孜孜以求，敬业奉献，为党和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希望同志们自觉弘扬科学精神，以科教兴国为己任，坚持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事业抱负、科技专长同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把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科技支持作为重要目标，勇于探索，敢为人先，努力攀登世界科技高峰，悉心培养和提携优秀青年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全体院士名单(610人)
一、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88人)
丁衡高 于本水 马伟明 王永志 王兴治 王哲荣 艾 兴 龙乐豪 乐嘉陵 冯培德 朱英浩 朱能鸿 朵英贤 刘人怀 刘大响 刘友梅 刘兴洲 关 杰 关 桥 阮雪榆 孙敬良 杜庆华 杜善义 李 钊 李 明 李椿萱 李鸿志 李鹤林 杨士莪 吴有生 何友声 闵桂荣 汪顺亭 汪槱生 沈志云 沈闻孙 张立同(女) 张贵田 张彦仲 张炳炎 张福泽 陆元九 陈一坚 陈士橹 陈先霖 陈秉聪 陈懋章 林华宝 林尚扬 林宗虎 周 济 周勤之 赵 煦 胡正寰 柳百成 钟 掘(女) 钟群鹏 饶芳权 姚福生 顾国彪 顾诵芬 钱学森 钱清泉 徐志磊 徐滨士 徐秉汉 高伯龙 高金吉 郭孔辉 郭重庆 唐任远 涂铭旌 黄文虎 黄先祥 黄旭华 黄崇祺 戚发轫 崔国良 梁晋才 屠基达 屠善澄 曾广商 温俊峰 谢友柏 路甬祥 管 德 潘健生 潘镜芙
二、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101人)
王 选 王 越 王大珩 王小谟 王子才 王任享 韦 钰 (女)
牛憨笨 毛二可 方家熊 卢锡城 叶尚福 叶铭汉 朱高峰 邬贺铨 庄松林 刘 玠 刘永坦 刘先林 刘尚合 许居衍 许祖彦 孙 玉 孙忠良 孙优贤 孙家广 苏君红 李三立 李乐民 李幼平 李同保 李伯虎 李国杰 李德仁 李德毅 杨士中 吴 澄 吴佑寿 吴祖垲 何新贵 何德全 汪成为 沈昌祥 宋 健 张乃通 张光义 张直中 张明高 张钟华 张锡祥 张履谦 陆建勋 陈太一 陈火旺 陈左宁(女) 陈良惠 陈俊亮 陈敬熊 陈德仁 范滇元 林永年 林祥棣 罗沛霖 金国藩 金怡濂 周立伟 周仲义 周炯盘 郑南宁 封锡盛 赵伊君 赵梓森 贲 德 胡启恒(女) 胡光镇 钟 山 侯德原 俞大光 姜文汉 姜景山 宫先仪 姚骏恩 顾冠群 倪光南 徐元森 凌永顺 高 洁 郭桂蓉 黄尚廉 龚惠兴 梁春广 梁骏吾 童 铠 童志鹏 蔡吉人 蔡鹤皋 潘云鹤 潘君骅 薛鸣球 魏子卿 魏正耀
三、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81人)
丁传贤 干 勇 才鸿年 王泽山 王淀佐 王静康(女) 王震西 毛炳权 左铁镛 师昌绪 朱永 刘业翔 刘伯里 关兴亚 江东亮 严东生 李大东 李正邦 李正名 李龙土 李东英 李俊贤 李恒德 李冠兴 杨启业 杨锦宗 吴慰祖 时铭显 何季麟 邱竹贤 邱定蕃 闵恩泽 余永富 邹 竞(女) 汪旭光 汪燮卿 沈寅初 沈德忠 张寿荣 张国成 张耀明 陆钟武 陈 景 陈立泉 陈国良 陈清如 陈蕴博 邵象华 武 胜 欧阳平凯
金 涌 周 廉 周光耀 胡永康 胡壮麒 柯 伟 侯芙生 侯祥麟 闻立时 袁晴棠(女) 袁谓康 顾真安 徐匡迪 徐更光 徐承恩 徐端夫 殷国茂 殷瑞钰 高从堦 唐明述 黄伯云 黄培云 曹湘洪 崔 崑 傅恒志 舒兴田 曾苏民 雷廷权 薛群基 戴永年 魏可镁
四、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81人)
于润沧 马福邦 王 浚 王仲奇 王思敬 王德民 毛用泽 古德生 朱光亚 朱建士 乔登江 多 吉 刘广志 刘广润 刘宝琛 汤中立 汤德全 许绍燮 阮可强 孙玉发 杜祥琬 李庆忠 杨奇逊 杨裕生 岑可法 何多慧 何继善 邱中建 邱爱慈(女) 沈忠厚 沈国荣 张光斗 张宗祜 张勇传 陈清泉 陈森玉 陈毓川 范维唐 范维澄 罗平亚 金庆焕 周世宁 周永茂 周邦新 郑健超 郑绵平 赵仁恺 赵文津 胡见义 胡思得 洪伯潜 秦裕琨 顾心怿 顾金才 钱鸣高 钱绍钧 钱皋韵 倪维斗 徐大懋 徐旭常 翁史烈 唐西生 黄其励 常印佛 梁维燕 彭士禄 彭先觉 蒋洪德 韩大匡 韩英铎 韩德馨 傅依备 曾恒一 谢和平 裴荣富 鲜学福 翟光明 樊明武 潘 垣 潘自强 薛禹胜
五、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80人)
马国馨 马洪琪 王三一 王光远 王家耀 王梦恕 文伏波 方秦汉 龙驭球 卢耀如 叶可明 冯叔瑜 宁津生 吕志涛 朱伯芳 刘建航 刘经南 刘济舟 关肇邺 江 亿 江欢成 严 恺 李 玶 李圭白 李国豪 李道增 李猷嘉 杨秀敏 吴中如 吴良镛 何镜堂 沙庆林 沈世钊 张 杰 张锦秋(女) 张蔚榛 陈 新 陈吉余 陈志恺 陈明致 陈厚群 陈肇元 范立础 林俊德 罗绍基 周 镜 周干峙 周丰峻 周君亮 郑守仁 郑皆连 郑哲敏 郑颖人 孟兆祯 项海帆 赵国藩 钟训正 施仲衡 莫伯治 钱七虎 钱正英 (女) 徐乾清 容柏生 黄熙龄 曹楚生 崔俊芝 梁应辰 葛修润 董石麟 韩其为 傅熹年 曾庆元 谢世楞 谢礼立 谢鉴衡 廖振鹏 谭靖夷 潘家铮 戴复东 魏敦山
六、农业、轻纺与环境工程学部(85人)
丁德文 山 仑 马建章 王 涛(女) 王文兴 王明庥 方智远 石元春 石玉林 卢良恕 冯宗炜 朱之悌 朱尊权 任阵海 任继周 伦世仪 向仲怀 旭日干 刘 筠 刘大钧 刘守仁 刘更另 刘鸿亮 关君蔚 汤鸿霄 许健民 孙九林 孙晋良 孙铁珩 李文华 李泽椿 李振岐 束怀瑞 吴明珠(女) 余松烈 汪懋华 沈国舫 沈荣显 宋湛谦 张 懿(女) 张子仪 张齐生 张高勇 张福绥 陈俊愉 陈联寿
范云六(女) 林 鹏 林浩然 郁铭芳 季国标 金翔龙 金鉴明 周 翔(女)
周开达 周国泰 官春云 赵法箴 段镇基 侯 锋 姚 穆 袁业立 袁隆平 夏德全 顾夏声 钱 易(女) 徐 洵(女) 郭予元 唐孝炎(女) 唐启升 黄耀祥 梅自强 盖钧镒 董玉琛(女) 蒋士成 蒋亦元 傅廷栋 曾士迈 曾德超 蔡道基 管华诗 熊远著 潘德炉 戴景瑞 魏复盛
七、医药卫生工程学部(89人)
于维汉 于德泉 王士雯(女) 王正国 王永炎 王忠诚 王威琪 王振义
王琳芳(女 ) 王澍寰 巴德年 石学敏 卢世璧 史轶蘩(女) 朱晓东 庄 辉 刘 耀 刘玉清 刘耕陶 刘德培 刘彤华(女) 池志强 汤钊猷 安静娴(女)
许文思 阮长耿 孙 燕 李春岩 李载平 李瑞麟 杨胜利 肖培根 肖碧莲(女) 吴天一 吴阶平 吴德昌 吴咸中 邱蔚六 何凤生(女) 沈倍奋(女) 沈家祥 沈渔邨(女) 张 运 张心 张金哲 张涤生 陆道培 陈亚珠(女) 陈洪铎 陈冀胜 陈灏珠 周后元 郑树森 赵 铠 胡之璧(女) 胡亚美(女) 钟世镇 钟南山 侯云德 侯惠民 俞永新 俞梦孙 闻玉梅(女) 洪 涛 姚新生 秦伯益 夏家辉 顾玉东 顾健人 翁心植 高守一 高润霖 郭应禄 唐希灿 桑国卫 黄志强 黄翠芬(女) 盛志勇 彭司勋 葛宝丰 程天民 程书钧 程莘农 曾溢滔 谢立信 甄永苏 樊代明 黎介寿 黎磊石
八、工程管理学部(33人,其中有28人来自上面7个学部)
王众托 巴德年 卢良恕 叶可明 朱晓东 朱高峰 刘 玠 刘人怀 刘源张 刘德培 杜祥琬 李东英 李京文 何继善 张寿荣 陈清泉 罗绍基 金鉴明 郑南宁 饶芳权 袁晴棠 (女) 钱七虎 徐匡迪 徐寿波 徐滨士 殷瑞钰 郭重庆 郭桂蓉 蒋士成 程天民 傅志寰 翟光明 潘家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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