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新闻传播论文

【摘要】在科技新闻传播过程中，科技与人文这“两种文化”须臾不可分。中外科技新闻传播中的一些经典作品和典型案例也表明，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在科技大众传播之中的理想境界是互渗互动、形成一个“共有的文化”，而其“共有”的立足点乃是公众利益、公众科学理解。科技论争中，媒体人应当很好地定位自己角色、设置科技传播的议程。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科技新闻传播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科技新闻传播论文 篇1：

浅谈科技新闻传播与公民科学素养

一、科学素养

(一)科学素养的含义

国际上普遍将科学素养概括为三个部分，即对于科学知识达到基本了解的程度、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了解的程度，以及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达到基本了解的程度。

笔者将公民的科学素养理解为公民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背景，了解与科学相关的信息、技术、观念，并能够准确运用，实现科技的价值，从而为社会创造价值。这里要对“科技知识”这个词做广义上的理解，它应包括科学事实、科技术语、科学方法、科学技能、科学观念、科技哲学、科技历史等等。它们彼此联系，相互带动，共同发展。

(二)科学素养的重要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念现已深深扎根于人心。科学技术要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以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实际问题，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要让人民群众了解科技创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引导全社会树立创新光荣的价值观，使科技创新成为全社会景仰的工作和活动。

(三)我国公民科学素养的现状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现状并不乐观。贫困人口太多，有些地区连基本的九年义务教育都保证不了，更不可能深入学习科学知识、技术方法;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教育水平也有较大差距，公民的综合素质自然参差不齐。不可否认的是，最近几年我国提高公民素养的工作还是取得一定成绩的，我国人口基数大，整体水平不高，只能逐步提高，不能一蹴而就。

二、科技新闻传播

(一)科技新闻传播的功能

科技新闻传播具有强大的科普功能，首先是面向大众群体的常识性科普，内容包括自然环境知识、生活卫生健康知识、与工作和劳动相关的科技知识以及感兴趣的科技知识等。它的受众面广，传播内容涉及领域多，深入浅出，有很强的可读性;其次是面向青少年群体的基础性科普，包括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新的科学技术产品的基础性应用等。有特定的受众群体，内容侧重于基础性趣味性，基本上能够满足青少年对科学知识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最后是面向知识群体的高级科普。科技新闻传播是当今满足这类知识型受众群体获得本专业领域之外的最新科学技术知识和科技信息需求的主要途径。

(二)科技新闻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虽然科技新闻在当前新闻总量中还没有占到很大比重，但随着人们对科技的关注的不断增加，科技新闻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不提的一点是科技新闻是目前提高社会成员科学文化素质，引导人们走向现代社会文明的舆论工具。我国公民对科学知识的了解、掌握，自身科学素养的提高，有相当一部分可以归功于科技新闻传播媒体。科技新闻传播还是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结构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少贡献。

三、科技新闻传播与公民科学素养

正是因为科技新闻传播强大的科普功能及作用，我国才会越来越重视对科技新闻的报道，科技新闻的地位在新闻界也在不断攀升。

(一)科技新闻传播是提高公民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当今社会，教育无疑是提高全民素养的主要途径，但随着媒体的不断发展，传播媒介对大众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科技新闻传播的兴起与发展，为我国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

作为最重要的科技传播方式，科技新闻为了吸引受众，更好的传播科技内容，实现最大的新闻价值，所报道的内容大都是涉及重大的科技事件，科技方面的热点问题，还有科技人物故事，科学珍闻、趣闻、奇闻等。

(二)在提高公民科学素养而进行科技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要让受众看得懂，有教益，记得住，科技新闻工作者必须要注意“三性”问题：真实性，准确科，可读性，这关系到科技新闻传播的效果。有关科技事件的虚假报道，不能算是科技新闻，科技新闻一旦有不真实的内容，就是误导读者，是读者误解事实，这是对公众的伤害。在科学技術发展过程中，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在出示阶段只有少数人支持，因此科技新闻报道必须以“真实性”作指导，真正做到传播知识，授益于大众。准确性是在真实性的前提下实现的，是对科技新闻报道局部的、微观的、细节上的要求。科技新闻的可读性，是实现其传播功能的条件，应建立在形象化、趣味化、通俗化的基础上。有了可读性，受众才能爱读，才能有收获，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最终通过受众的思维及行为方式、自身的素质体现出来。

四、提高公民科学素养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国家的发展需要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不仅依赖于社会的物质保障，还依赖于能够激发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公众较高的科学素质，这是关系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百年大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发表的《世界科技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根本上说是知识的差距、人才和劳动者素质的差距。”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与科技传播，提高人们的科学素养、技术素养及人文素养，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这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文化素养的一个部分，科学素养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所处的地位越来越高。在大众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各种媒体都在不遗余力地宣传科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提高公民的科技素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到的，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伟大的工程。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新闻传播科普知识、引导舆论方向的作用，与教育同步，为提高我国公民科学素养、促进科技进步、带动经济发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更好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而不懈努力。

作者：于美娜 马超

科技新闻传播论文 篇2：

从科技新闻传播看“两种文化”的培养

【摘 要】在科技新闻传播过程中，科技与人文这“两种文化”须臾不可分。中外科技新闻传播中的一些经典作品和典型案例也表明，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在科技大众传播之中的理想境界是互渗互动、形成一个“共有的文化”，而其“共有”的立足点乃是公众利益、公众科学理解。科技论争中，媒体人应当很好地定位自己角色、设置科技传播的议程。

【关键词】科技传播;两种文化;议程设置;共有的文化

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作家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个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演讲。斯诺疾呼：科技与人文，被分割为两种文化，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分化为两个言语不通、价值判断迥异的群体，这必然会妨碍社会进步。一个受良好人文教育的人描述不出“热力学第二定律”，和一个科学家没有阅读过莎士比亚，都是不可思议的!

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就像“发射导弹一样发射出一个词，从此不可阻挡地在国际间传播开来，现代社会里任何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事实上，“两种文化”的贯通最直接最鲜明体现在新闻传播之中，呈现在科普工作之中，也是今日传播学界、教育界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典范之作“地球上第一枝花盛开在中国”

考察科技传播中“两种文化”的呈现，首先，我们可以从修辞学视角切入。

修辞学最大的特色与优点就在于它将受众放到了一个中心的位置，[1]强调一种情境性。公众理解科学的实践中，面向文本中的文字和视觉上细微差别带来的传播效应是非常不同的，公众理解的“科学”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以1998年新华社的一篇优秀科技新闻为例：《科学家说：地球上第一枝花盛开在中国》此新闻源于发表在国际著名杂志《科学》上的论文，并且是该杂志首次发中国科学家主笔的封面文章。此论文有较高的新闻价值，且涉及到一项重要的考古科学发现，但是，它属于相当专门的地质古生物学。通篇专业术语，如果直接照搬，那就无法有效传递给普通群众，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科技新闻修辞学上的转换，要找到一种受众能够直接接受的“情境性”表达方式。

于是，新华社记者与编辑合力琢磨、细心探究，他们把论文中大量出现的专业术语“被子植物”转译成了“花”，进而提炼出了“盛开的花”——这是一个贴近日常生活的传播意象，最终非常给力的做了“地球上第一枝花盛开在中国”的标题。文中又类比“木兰花”，强化了新闻的“接近性”：“这些被子植物开花时花瓣呈螺旋状排列，与现今常见的木兰花相似。”——科技新闻修辞的成功，使这篇报道成为“公众理解科学”的典范之作。

科学领域最经典修辞就是《时间简史》中的“黑洞”，如果叫“引力完全坍缩的星球”这一冗长的名字，那么天体物理学就不可能数十年间备受关注，霍金也不可能成为自爱因斯坦以来最有社会影响力的科学家。根据霍金的回忆，《时间简史》的编辑为打通“两种文化”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劳作。

杨振宁佩服伟大的物理学家狄拉克的工作。为了让大众也能分享狄拉克的美妙，杨振宁寻觅到了中国的唐诗：二十世纪的物理学家中，风格最独特的就数狄拉克了，我曾想把他的文章风格写下来给我的文、史、艺术方面的朋友们看，始终不知如何下笔。偶然读到高适的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我非常高兴：一方面狄拉克方程确实包罗万象，而用 “出”字描述狄拉克的靈感尤为传神。另一方面，他不顾当时大物理学家的冷嘲热讽，始终坚持他的理论，正合“风骨超常伦”。[2]

二、“庞加莱猜想的封顶之作”的善意误导

“两种文化”在科技传播中所对应的是科技的严谨和传播的精辟。

2004年，普利策新闻奖出现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居然是由专写汽车专栏的丹·尼尔荣获新闻批评奖。普利策评选委员会给丹·尼尔的评价是：他的汽车批评报道，把汽车专业技术问题与不落俗套的幽默和对文化深刻的观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丹·尼尔曾经这样风趣而给力地“修理”一款宝马新车：“开起来如此不容易，今后可能害得你连捐献器官的资格都会丧失!”

科技新闻文学修辞运用得妙，传播犹如长了翅膀，而用得不得体，就会起到误导作用。

2006年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找到媒体单独宣布：“中国数学家曹怀东、朱熹平已经完成了庞加莱猜想的封顶之作”。话音刚落，世界学术界哗然。北京大学数学教授丁伟岳就直指丘成桐善意地误导了媒体。

国际上的普遍看法是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给出了庞加莱猜想的完整证明——对于这个著名的“丘成桐误导媒体事件”，我们从新闻传播修辞学视角反思，更能说明问题。

此事件首先误就误在“封顶”两字上面，一些媒体更是使用了“登顶”一词，比如中国权威新闻刊物《瞭望》周刊当时的标题即是“登顶‘庞加莱猜想”。“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顶峰顶端，丘成桐作为数学权威的用词很容易引导受众联想方向：争盖高楼大厦，或登山比赛竞相攀登，最后中国人捷足先登。

事实上，这是非常错误的阅读联想，科学研究不是体育竞技，而体育比赛只承认并奖赏最后登顶成功的人。“行百里路者半九十”，但这种逻辑在数学发现中是绝对不成立的，评定科研成果的贡献大小，是看谁提供了关键的思路，看谁走出了关键的一步。显然在奋战证明庞加莱猜想的历程中，主要贡献属于俄罗斯和美国的数学家，而中国人最后只是做了一些阐释性的工作。所以在这个重大的科学新闻发布中，不应该使用“封顶”“登顶”之类与大获成功的感受紧密相连的用语。

面对丘成桐这样国际数学权威，不要说一般社科背景出身的记者，即便理工科背景的媒体人，对于高深无比的“庞加莱猜想”，一般皆毫无辨析、质疑、追问的能力。在此唯一能够借媒体人“一双慧眼”的就是哲学知识，如果媒体人在教育学习的生涯中有机会培养良好的科学哲学素养，掌握住科技发现发明的基本逻辑，那么应对各种科研成果鉴定和宣称，就有了“以不变应万变”的能力。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20世纪学术史上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它告诉人们如何识别科学重大发现，如何判定科学革命，关键在于“世界观”的转变，有没有提出研究新的“范式”。在“庞加莱猜想”的采写传播过程中，媒体人不可能弄懂数学细节，但有资格也应该去追问，究竟是谁在如此划时代的数学攻关之中贡献出了扭转乾坤的“范式”即关键的思想方法?谁提出了“范式”，谁才能称得上“登顶”!

三、《哥德巴赫猜想》的意外启示

“两种文化”在科技传播中的呈现，既是讲故事更是讲“科学”故事。

徐迟刻画数学家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是中国科技新闻传播历史上的巅峰之作。而这篇被称为开创“科学侠客”报道模式的一些问题值得反思。

《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全国各地经常有宣称证明出哥德巴赫猜想的人，光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就收到100麻袋这样的论文。中科院数学所吃不消了，为此专门召开记者会说：我们看过的宣称已证明出这一难题的全部来稿，没有一处可取。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少作者连中学数学都没学好。

国学大师金克木在《读书》上撰文说：徐迟是诗人，他是用对待艺术的态度对科学的，没有留意科学是一种特殊的艺术，他一再引很少人能懂的数学公式，却没有解释清楚对一般人必须说明的基本概念，也因此引起不少人慌忙去证明“猜想”。金克木是在读了英国人西蒙·辛写的《费马大定理》后发出感慨：这本书写得实在好，数学讲得居然像小说一样引人入胜。作者是学科学出身的，在英国电视台工作，编导费马大定理证明的纪录片后又演绎成一本书，由此书我才明白，数学证明在于其过程出现的新发现，这和问答题完全不同，而且要做这项工作首先要知道别人已经做了什么，怎么做的。若没有新思路、新方法(数学工具)，冒昧从事，很容易重蹈覆辙、白费力。在徐迟那篇报告文学作品里，这些必要说明可惜都被忽略了。[3]

很显然，徐迟不专于数学发现发展的基本道理，《哥德巴赫猜想》的“科技传播”有些不足，作者写了一个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把一个“科侠”写成了“武侠”。

有人研究中国科学报道模式时分析称，“科学侠客”模式把科学家描述成独往独来独行天下的“怪物”——其实大凡天才发现者都有些“独”，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怀尔斯，证明“庞加莱猜想”的佩雷尔曼，从陈景润到张益唐，都很“独”，都很“怪”，他们的数学经历皆是不依常理出牌，这正是科技传播讲故事的尚好素材，读者爱听观众爱看，人见人爱，所以“科侠”不是问题，问题出在讲故事的能力，讲得是不是属于“入乎其间超乎其外”的“科学”的故事。

钱学森1987年在全国科技新闻研修班上演讲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媒体科技报道太外行，从事科技的人看到了都哈哈一笑。但到了六七十年代再看到美国报纸上的一些科技新闻，发现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个改进是怎么取得的?第一，最好科技新闻记者就是学专业的;第二，还要求记者跟某一行的科学家工程师交往。1934年全美科学记者协会(NASW)应运而生，美国科学学会表示欢迎：“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家减少对错误引用、错误解释、扭曲夸张等问题的担心，才会把接受记者采访看作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这样的信赖，对记者来说应是无价的财富。”

四、 “转基因之争”的“关怀”过度

在科技传播中，沟通“两种文化”的是“逻辑”，关键是媒体人的角色定位和议程设置。

科技传播工作者的专业能力首先体现在弄清事实讲好故事，但核心是把握科学论辩的逻辑，而科技文化与人文社科文化最相通的就是：逻辑!面对纷争，新闻记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介入各种各样科技细节的争辩，更不可能铁口直断谁是谁非，而是应该学习运用马克思的方法论：“真理是通过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其使命在于站在受众的视角去理清争执思路，从公众的立场去呈现问题的要害。

在转基因问题上，崔永元和方舟子争论火爆的时刻，《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第39期)上面发表了“科学已经告别纯真年代——江晓原访谈”，一个有份量的采访。著名科学文化专家江晓原分析说：“在方舟子和崔永元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中，方舟子说崔永元不是专家，不懂这個技术，所以没资格说话。这个逻辑就是只有专家才有资格说话。但只有专家才愿意推广转基因啊，这就变成了只有愿意推广转基因的人才有资格说话，别人都没资格说。这是什么逻辑呢?转基因主粮是一件涉及公众和整个国家利益的事情，所以每个人对这件事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即使不懂转基因技术，也有资格发表意见。”

江晓原在此指出论争的逻辑问题，犀利、正确，但建立什么样“逻辑”，论争中的各种角色，以什么资格去发言，他也没能理清。“技术”当然需要用“技术”去应对，在专业话语论争空间里，新闻传播工作者的立足点是“公意”，即公众价值，他理应在支持转基因与反对转基因的“专业”论争中，以公众的代言人身份，把公众的焦虑带入到论争之中去，为公众梳理出头绪，在各种利益攸关方争吵中找出公众的利益所在。对于专业技术论争，崔永元不应该也不必要直接跳下去进行技术层面的纠缠，他的使命应该是运用他的公共形象及公共资源努力去构建论争平台，更超然些，让更多的人参与论争，让真相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

媒体人介入重大的科技问题论争冲突时，最好的角色就是公众代言人，所以为了公众利益，必须时时把控论争的“议程”，导引不同认知的科技人去努力呈现和追逐“真相”，让“利益攸关方”的最终利益落脚点落在“公众”。

五、“共有的文化”下的科技传播

科技与人文社科，“两种文化”在科技大众传播之中的理想境界是形成一个“共有的文化”。“共有的文化”，首先体现在科技消息源和新闻记者之间的互相依存之中培育出一种工作关系，在其中双方对游戏规则获得了共同理解。

科学家与记者能否出现这样一种“共有的文化”呢?如果要克服科学传播中的种种“不确定性”，科学家正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大众媒体承载着社会认为何事重要的信号功能。记者一直都需要科学家提供的信息，而科学家对记者提供的知名度的依赖性也在增长，这相当于一种催化剂，使得科学界做出很大努力，以理解记者的工作方式参与建构科学的公共形象。

“共有的文化”是通过协商产生的，双方都会参与制定游戏规则，记者与科学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平等。

“转基因争议”也让中国学术界有比较深入的反思：在大众媒介的知识生产中，如何重建科学家与记者的信任关系?如何基于公众责任与利益框架内的合作关系和信任文化，消解转基因争议可能产生的恶性循环?真正的途径只有让“两种文化”在科技大众传播之中形成一个“共有的文化”。

“两种文化”融合的最高境界出现在《寂静的春天》里面。这部科技文化传播史上最著名的作品，其作者卡逊女士可以说是一个“生态学家中最会写文章的，作家中最了解生态学的”复合型学者作家和调查记者。其实卡逊的杰出，不仅仅她是个横跨“科学与人文”的两栖人物，《寂静的春天》的震撼，是因为作品重新审视了“公众利益”，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她设置“环境保护”的议程——一个当时并不被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所重视的概念——从而撼醒了这个世界。

注释：

[1]姜涛.认真对待法学通说[J].中外法学，2011(05)：927-943

[2]杨振宁.美与物理学.[J].科学新闻，2003(02)：7-9.

[3]金克木.数学花木兰·李约瑟难题[J].读书，2000(03)：92-97.

(作者单位：新华社安徽分社)

责编：姚少宝

作者：王立武

科技新闻传播论文 篇3：

科技新闻传播怪状与复兴之路

科技报道曾经辉煌一时，现纵观各大媒体，许多科技报道栏目被撤，篇幅被挤压。业内人士对此纷纷提出各自忧虑。科技是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新闻工作仍然要负起重要的科技报道任务。结合讨论和思考，笔者对当前科技新闻传播的诸多怪现状和复兴之路提供一些分析。

一、科技传播怪状

怪状一：“科学”迷信日渐繁荣

用“科学”包装起来的封建迷信日渐繁荣。搜索“科学算命”等关键词，立刻会得到几十万个网页。从周易原理到风水大师，从生辰八字到星座血型，无一不有。在利益的驱使下，“科学迷信”的雪球正在越滚越大。

怪状二：娱乐化、猎奇式报道不伦不类

有些科技报道为了适应新潮流，挖空心思去猎奇和逗乐，变成了不伦不类的科技新闻。有位从美国回来的肖传国教授，在解决截瘫病人排尿问题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位记者对他的核心成就不甚了了，却对他在纽约大学兼职，每年坐飞机往返于中美之间七八次很感兴趣。最后写出的报道题目叫《坐着飞机上班的人》。肖教授对此十分无奈。许多科学家根本不欢迎记者采访，甚至说“如果想把谁在科技界同行中搞臭，最见效的办法就是让新闻单位去报道他。”这主要是因为有些记者过于注重吸引读者的眼球而顾不上尊重事实。

怪状三：“双刃剑论”异化为反科学

科学是“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弊端，核武器的威胁、环境污染的灾难，都是科学的罪过，因此不乏推翻“科学的权威”，破除“对科学的迷信”，甚至诅咒科学的声音。英国在迎接新千年时制作过一个很著名的节目《百年老屋》，屋里面没有电，没有煤气和自来水，一切设施都和百年前一样，让几个“反科学主义”的人在里面住着，每天现场直播他们的生活。结果没有谁能忍受这种“归真返璞”。科学使人类更便于生存。世界上没有“好科学”和 “坏科学”，只有人对科学的正确和错误应用。

怪状四：激情淹没了理性

科技报道应该理性第一，任何非理性的东西都要让位与科学的精神。然而在科技新闻报道中民族气概和政治热情往往会淹没科学的理性。这种激情并不是不需要，而是在科技新闻报道中，激情应该排在理性的报道和分析之后，不把这种激情变成非理性非科学的东西。当我们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去测量珠峰高度的时候，征服高峰的自豪不应冲淡对这一科考的价值的辨证思考。

怪状五：文体铺天盖地，科技形只影单

相比文体新闻的繁荣，科技新闻在报纸中所占据的版面少得可怜，只有当重大科技新闻和重大灾难发生时，和科技相关的新闻报道才比较突出。以前一些科普性质的专刊，由于要和广告挂钩，在经济效益不佳、广告反馈不多的情况下被撤换。能吸引眼球的文体新闻繁盛起来，科技新闻是否也能脱离广告诉求的制约，在让读者喜闻乐见上下功夫，壮大自己的力量?

二、复兴对策

诸多怪现状折射出科学精神的迷失，除了对客观环境的抱怨之外，还要从自身找原因，寻找科学的对策，复兴科技新闻。

对策之一：从高大权威到微观有效

科技具有精英属性，重要但不易普及，科技新闻是硬性体裁的弱性传播。根据传播的3I原则，传播一要提供信息(Information)，二要有兴趣点(Interest)，三要有影响力(Impact)，可扩散。新闻播出后能引起老百姓的广泛议论，传播效果才是好的，有影响力的。

科技为人们提供了未来生活的可能性和憧憬，科技新闻重要的不是发布，而在于解读，起点是科技，落点应该在民生，这样才可以达到科技新闻在普通受众中的强性传播。报道的科技含量在记者那里浓缩，到大众那里则要稀释再稀释。

对策之二：对报道对象的科学价值进行动态解析

高科技真的能保障人的幸福吗?高科技引起的恐慌该怎么解读?对受众而言，安全感是下限，幸福感是上限，科技应服务于上下限之间。玻璃幕墙曾红极一时，现在成了“光明杀手”;进行豪华装修，等于把自己装进了充满毒气的袋子;各种科技手段威胁人们的食品质量安全。在现代化社会，科技无处不在，与生活相关的科技仅仅发布出去是片面的，而对报道对象的科学价值进行片面的宣传更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报道对象的科学价值，要进行动态解析，可以在历史性进程中不断递进，及时纠正受众和社会对科学的误用。

对策之三：找到让受众信任的使者

科技新闻习惯进行逻辑化线性解读，而在视听时代，“眼见为实”，不如给大众一个生动的记忆点、一个鲜活的片刻、一个现场的证据更有效果和说服力。当大众传播给人以某种不信任感时，科技新闻就期待找到让受众信任的“使者”，比如在南极科考中，随队记者代替读者体验科考过程，更容易给受众信任度，人际传播有时比大众传播更值得信任。

對策之四：建立专门的建制和联络渠道

科技内容已经广泛渗透到其他类新闻中，但由于撤销了专门的建制，科技报道在科学性和深度开掘等方面存在不足，与科学界的联系也是各自为战，缺少固定、畅通的渠道。重新建立专门的联络渠道是强化科技新闻的必要途径。

对策之五：增强对科技新闻优劣的判断力

和其他新闻报道相比，科技新闻被边缘化，各级新闻评奖和职称评定，科技新闻和从业者基本不占优势。这导致一些记者不愿做科技报道，出现从业人数少且不稳定的情况。有些媒体判定科技新闻优劣的标准竟然是出现错别字的频率，哪怕通篇都是“永动机”之类的内容也无所谓。杨振宁、李政道发现宇称不守恒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就发表文章，指出它对人类认识自然的深刻意义。当然，不能要求每个媒体人都是通才，但大的科学发展框架和轮廓应该是了解的。从记者、编辑到考评者，媒体人的科学素养亟待提高。

作者：于美娜 曾姮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