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人民币汇率走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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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人民币汇率走势论文 篇1：

未来五年的能源安全

市场预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尤其是对国际能源需求和价格走势的趋势预测——其中的变量太多。但从大趋势判断，似乎又非常容易，因为国际国内的分析师群体判断基本是一边倒：就是上升，而且是大幅度上升。能源危机一定会威胁人类生存。

笔者却基本不同意这样的判断，为什么?这个世界在变，而且变化很快、很大，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美国新能源战略的成功以及中国节能减排的潜力，当然也包括未來全球新能源产业的崛起。总之，需求肯定在增长，这个判断不错，而且有可能出现持续的、大范围的较快增长。但能源供给的多样化以及探明的资源储量之增长幅度更可能超预期，供需关系出现了积极的迹象：供给有可能超过需求增长，这个积极因素有可能在很长时间内抑制能源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包括所谓“一路走高不回头”的上涨预期，同时也使“能源危机”等炒作声音的频率降低，人类因为能源争夺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也相对降低。能源安全，就是人类安全。

一

未来八年，中国要建成小康社会，这意味着更多的人会拥有汽车，会住上带有供暖和空调设备的住房，它对能源需求的拉动是不得了的。于是很多人表示悲观：这个世界容许这么多中国人过上好日子吗?乐观的预期是，在未来五年左右，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会很低，笔者预测为1%-1.5%左右，能源需求量维持低增长;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大约2.5%左右，但美国将逐步减少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依赖度平均增速大约在0.2%左右;虽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依然较快，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国家是能源自给国，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即使这样，未来五年，全球能源的总需求也会以年增长约4%的速度直逼供给总量和资源储备的极限。已经探明的储量计算依据差距很大，但很多学者极其悲观，尤其是对中国。其中最悲观的预期是：中国已经探明的能源资源储量(主要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只够中国人消费30年左右，而中国对外能源依存度将在未来五年上升至65%左右。中国30多年的超高速发展，已经把子孙后代的能源储备消耗殆尽了。

不错，在20年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的确已经从1993年的6%上升到57.5%(2012年底的预估数据)左右，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但要考虑到，过去20年，我国的原油消费年增长率大约在7%左右，对外依存度年均增长2%，说明我国原油的自我供给能力提升速度快于进口速度。

未来五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还将缓慢下降。我的依据是，中国的能源消费已经出现两大既定趋势：一是能源多元化以及新能源产业异军突起的大趋势已经开始，天然气占比上升，其与原油、煤炭在中国的能源消费中已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而天然气占比的上升，必将为今后页岩气的广泛应用打下基础(主要指管网的普及和管道的通用性);同时，中国的新能源资源是非常广阔的，技术创新方兴未艾，风能太阳能的利用仅仅是开始，核能的产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只要成本下降，价格合理，诸多新能源产品将共同组合成中国能源供给的第四大支柱。

还要看到，中国以往粗犷式的工业发展之路、居民基本依靠传统能源之路在悄悄地改变。中国以往消耗的能源不仅太多，而且浪费太大，而未来的经济转型，新能源的应用将逐渐提升能源利用率。虽然很多权威人士，包括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都表示，提高能源利用率很难，它需要整个经济体系的系统改变，我国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会加快扩大能源需求压，其压力是巨大的，难以克服的。

但笔者仍然乐观，只要传统能源价格稳步上涨，企业就有节能减排的强大动力，老百姓的消费也会逐渐地尽量采用新能源和节能产品——消费品的节能减排空间也很大，比如节油性汽车进步就很快。城市化工业化应该成为节能减排的动力，而不是只有压力。

不可否认，中国的能源消费的确粗放，的确浪费，但这也意味着，中国在提升能源效率方面有很大的空间。而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对降低需求增速可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乐观预计，五年以后，中国的能耗可以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到那时，1美元GDP的能源消耗大约可下降到0.28千克油当量，由此减少的能源消耗大约为3.65亿吨油当量。按2012年国际平均油价计算，节省出来的油当量相当于2300多亿美元。按2012年11月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计算，可以节省大约1.5万亿元人民币，占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的近20%。

如果考虑到新能源消费占比会逐渐上升，未来五年会逐年降低进口增速，预计五年后，中国原油天然气进口占国内消费的比重增速会下降到年均0.5%左右，在十年后达到基本稳定。如果能实现这个预期，中国不仅不会对全球能源市场(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而且能够稳住全球能源供给与需求间不断扩大的预期，从而稳住价格，实现国际能源市场的和谐增长。

二

从全球能源市场供需平衡的角度分析，也不能太悲观。首先是需求增长不会很快，而且可能进入一个难得的相对低增长期。未来五年，除日本经济会以近乎零的速度增长，欧元区经济在3年-5年内也将受到欧债危机的深深困扰，呈现零增长态势。截至2012年底，欧元区的GDP已经连续三个季度出现萎缩(还没有发布，是预测，但三季度数据已经证明衰退)，由此判断，该地区经济已经陷入衰退，这是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第二次出现衰退。数据显示，欧元区2012年三季度的GDP初值季率下滑0.1%，虽然欧元区两个最大经济体德国和法国三季度都勉强增长了0.2%，但增速已经大幅度降低，这两国很可能也会在2013年的某个时点陷入衰退。由此分析，我们可将欧元区未来五年的能源需求增速测定为年增0.2%，日本也差不多。

而美国经济虽然相对乐观，但拉动美国经济前行的恰恰是能源尤其是新能源产业。可以预计，未来五年美国经济大约年增长率可以达到2.5%左右，但能源总需求的年增长率却只有1.5%左右，而且绝大多数可以依靠国内产出消化。未来五年，美国对全球能源供给所带来的压力大约只是年0.2%左右。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绝大多数都是能源产出国，虽然能源需求增长较快，但对全球能源供给带来的压力大约不会超过年0.2%。因此分析，未来五年全球能源消费增长是温和的，不会打破目前的平衡态势，不会对价格上涨构成极大的压力。

当然，决定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不仅仅是现实消费增长率，还包括供给尤其是资源勘探是否能够获得长足增长，以及地缘政治是否稳定，甚至还要考虑到国际金融市场炒作等因素。

笔者预测，未来全球能源勘探尤其是美中两国的资源勘探量会有较大幅度增长，最近的一系列数据说明了这一点，它已经使市场的很多预言家从集体看空到逐渐地看多。比如中国近几年的石油新增探明储量每年大约以10%的速度在增长。2012年初国土资源部就宣布，2011年全国石油勘查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为13.70亿吨，同比增长20.6%，远远超过消费量的增长率。美国的情况更加乐观，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5年美国将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而该国政治人物更乐观，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甚至表示，到2025年即可实现这一目标，他的依据就是美国将开发以前被“封闭”的本土资源包括让大量新能源技术投入实际应用。

正是由于中美两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创新型“节制”举动，改变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中长期大趋势，由紧绷变得缓和，它使得过去一个劲地炒高国际能源价格的国际炒家们损失惨重，以致迷失了方向，起码是再也不敢极大地夸大中美两国中长期能源需求了。恰恰由于这一点，国际地缘政治热点地区的热度，尤其是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度，包括炒作题材热点等都在悄悄地降温。

目前看，美国已经不太惧怕中东地区爆发局部战争了，美国的金融巨鳄们希望一些热点地区天天闹事，从而借题炒作国际能源价格的主观动力也在消退。客观地分析，主要能源产区爆发小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也在降低，其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力也在减弱。比如2012年11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加沙的哈马斯激战，很快就消停了，期间国际油价几乎不动——没有人借此炒作。

对中国来说，当然不希望在国际能源主产区出现持续性的动荡，但中国这几年对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地、悄悄地上升，包括对和平力量提供支持，增加援助，抑制一些不稳定因素。同时，中国能源进口渠道在不断地多元化，比如从非洲和西亚地区的进口，包括从俄罗斯进口比例都在不断地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开始注重海军力量对国际重要能源通道保护能力的培育，未来五年，中国将初步形成在中东北非等热点地区爆发局部战争后的“海上通道”保卫能力。这不仅对中国是积极因素，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稳定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戰略因素。

还有一个积极因素容易被国际分析师们忽略，它是：未来很多年，中美两国在国际能源大战略上可能不会形成根本性的利益冲突，由于美国能源战略已经转变为以立足国内为主，它不需要很多的海外资源，因此暂时不会通过抑制中国需求，阻断中国能源输入管道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增长，起码是这种冲动在下降;而中国也将立足于加大国内的节能减排力度，逐步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这两个积极因素很可能在未来不久改变国际能源供给甚至国际地缘政治版图，说白了，中国依托未来能源市场供求相对宽松所提供的发展空间不会被美国以及欧洲、日本等西方大国千方百计地挤压，相反还能借势扩大——在未来五年适度地增加一点点国际依存度，达到60%左右。

可以预见的是，当国际一些热点地区真的出事(发生局部战争)，国际原油通道受阻，中国将出兵海外维和，届时，美国不会限制，欧洲日本也不会干预，甚至乐见其成。这一点，对国际能源尤其是石油市场的题材炒作将是最大的抑制因素。

三

当然，中国并不希望能源价格太低，因为从中长期战略考虑，中国最终还要走主要依赖新能源的新路，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恰恰需要传统能源价格能够维持在相对高位——否则开发新能源就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

笔者预测，未来五年，国际原油天然气市场的供给能力将维持稳定增长，其中原油总供给将超过日均4800万桶，而消费量，也会维持在4600万桶-4900万桶之间;天然气供给与消费间也能大体维持平衡。由于供给与需求间的中期平衡趋势五年内难以改变，制约未来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只是成本提高以及美元汇率变化。笔者测算，未来五年，能源无论是勘探成本还是开采成本肯定都会提高，幅度为年增长2%左右;美元汇率兑欧元、日元、澳元、加元等主要非美货币将维持稳中有升态势，幅度不会很大，而人民币汇率兑美元还会升值1%左右。总之，汇率因素，可适度抵消成本上升带来的涨价压力。

综合以上所有因素预测，未来五年，原油价格(美国市场为准)将在80美元-150美元区间波动，底部会缓慢提高，价格中枢在90美元至120美元之间，平均年增长率约在2%左右。天然气也如是。

与此相反，国际煤炭市场由于探明储量与需求增长之间存在较大缺口，供需间还会保持相对紧张态势，虽然中国在节能减排上会下大力气，但资源有限，替代能源又供给不足，因此上涨势头难遏。笔者同意中国物流协会预测：未来五年，全球煤炭市场价格将维持上涨趋势，年增长率大约在6%左右，但不会超过8%。更长远来看，随着中国钢铁工业产能萎缩，对煤炭的需求量会逐渐下降，价格也就趋于平稳，煤炭市场供需关系的大趋势也不是很悲观。

总之，笔者相信，全球能源供给不会枯竭，消费增速可控，新能源产业更是方兴未艾。人类一定有办法为生存和发展开发出更多的能源产品，这个世界不会因为能源争夺而走向大规模战争。在国际能源安全方面，中国是积极因素，和谐中国是可期的，和谐世界也是可期的。

作者为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

作者：何志成

能源安全人民币汇率走势论文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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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人民币汇率走势论文 篇3：

结构性、波段性将进一步强化

摘 要：我们坚持认为政策面是最主要的基本面，一个健康向上的权益市场对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改善融资结构、降低系统性风险、稳定汇率和物价、改善收入预期、增加财产性收入和提升消费水平和级别等等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管理层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资本市场的制度化、市场化、机构化和国际化建设，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关键词：结构性;波段性;权益市场;运行分析

但是，2021年权益市场运行的宏观环境和前两年相比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货币等宏观政策边际继续放松的余地相对有限、市场估值出现了一定提高，再加上资本市场制度化、市场化、机构化和国际化建设，特别是权益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中短期内可能会给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去年以来权益市场形成的波段性、结构性行情可能在2021年进一步得到强化，市场的震荡将进一步加剧。

根据这一判断，市场的操作难度将有一定提高，选时和选股同样显得重要，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灵活利用股指期货和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工具，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020年权益市场经受住了疫情等影响，走出了先抑后扬的强势走势，我们认为政策面是最重要的基本面，2021年，尽管从政策面看，依旧对权益市场构成支持，但是，权益市场运行的宏观环境和上年相比可能出现一定的变化，市场可能震荡加剧，并进一步强化结构性、波段性。

首先，权益市场的货币金融环境可能将在今年发生明显的变化。2020年，为了应对经济下行，特别是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采取了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社融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同比高增，利率总体水平和利率走廊出现了下行。但是，这一政策面临着退出的趋势。从央行公布的《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看，再提货币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并要求社融和M2增速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GDP增速相匹配，这和之前的“保持社融和货币供应量合理增长”的表述有了明显的区别。数据显示，社融规模在去年接近14%，但是，2021年可能回落到10%左右，M2和M1在去年10月分别达到了9.1%和10.5%，在2021年也存在着速度放慢的趋势。我们认为，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宏观政策依旧将维持相对宽松，但是，继续边际放松的余地已经不大。

当前权益市场并没有完全摆脱资金市的格局，代表货币活化程度的M1对权益市场有着一定的指示作用。尽管这一指示作用有减弱势头，但是依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利率水平看，尽管央行一直要求推进融资成本的下降，央行在去年降低了超额准备金的存款利率，打开了利率走廊的下行空间，并在上半年多次推动MLF和LPR的下行，但自从去年5月以来，MLF维持多月未动，这意味着利率下降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一味降低利率带来的套利也阻碍了利率的进一步下跌。而流动性分层等结构性问题一直是利率的主要问题。

我们认为，利率水平对权益市场至关重要。权益市场的投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将上市公司的股息率与利率进行比较，去年构成市场上行的一个重要的预期是利率的下行，这有利于权益资产估值的提升。当这一预期消失后，必然会对权益资产的估值产生影响。另一和利率相关的是比较债券和权益资产的相对价值，通过比较权益资产平均市盈率的倒数和长期国债的到期收益率，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权益资产和债券资产相比依旧有一定的优势，但这一优势有着缩小的趋势。

确实，经过近二年的上行，权益资产的市盈率水平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科创板、创业板等。上证50指数、沪深300指数等的平均市盈率尽管依旧处于较低的水平，但和前年相比也出现了一定的提高。市盈率的参差不齐也为结构性行情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沪深300指数和上证50指数的低市盈率主要是因为银行股的低市盈率。银行股的低市盈率一方面是因为央行要求银行让利，根据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银行等金融企业将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形式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另外的因素在于市场预期银行在向实体经济提供支持的同时，特别是提供抗疫支持的同时，可能增加了其坏账的风险。

实际上，从目前的行业市盈率来看，即使和2015年相比较，市盈率也已经处于不低的水平。我们还注意到，随着估值得提高，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减持股份的行为明显增多。数据显示，去年7到11月，减持金额达到3537亿元，明显高于前年同期的1948亿元。去年上半年的减持额为2424亿元。

其次，管理层推进注册制改革，发展直接融资的决心十分坚定。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依旧属于新兴加转轨模式，市场的承受压力有可能面临考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是“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发展直接融资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使命。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明显加速，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成功落地，创业板、新三板等重大改革相继推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直接融资呈现加快发展的积极态势。

我们注意到证监会易主席的讲话，他指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迫切要求，是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键举措，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途径。“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第三，必须辩证地看待金融市场的开放。金融市场的开放必然会增加外资的流入，但是，开放式双向的，开放也意味着境内资金的流出。

我国国际收支数据显示，在证券投资项下，去年二季度出現大幅顺差，达到424.26亿美元，而前值逆差达到531.91亿美元，前年同期顺差35.78亿美元。顺差金额仅次于2018年二季度。去年二季度无论是股权投资还是债券投资，均表现为资金的大量流入。在股票投资方面流入了273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在债券投资方面流入了387.13亿美元。从央行公布的存量数据看，去年二季度，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人民币资产，特别是持有股票和债券资产增长明显。

但与此同时，央行公布的境内机构用于境外存款和有价证券及投资的资金也创下新高。而从高频的陆港通和港股通的数据看，实际上近年来，南下资金明显高于北上资金。在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南下资金高于北上资金也并不是偶然的，境内外存在着巨大的差价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从反映同一公司股票A股对H股的溢价程度的恒生AH股溢价指数看，恒生AH股溢价指数2007年7月9日发布时的点位是133.24点，尽管该指数在2010后曾经跌破过100点，但近年来，该指数总体呈现再度回升之势头。在去年11月底，该指数报144.08，并在年内创下149.37点历史新高。数据显示，目前103只同时上市AH的股票中，全部A股均对H股具有溢价水平，其中，溢价率高于30%有95只。当然，这一溢价的增加确实有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也有在有管理的浮动制度下对人民币走势的额预期因素。

我们注意到央行在其网站上发表了《A股相对于H股和ADR价差分析》，文章认为，内地市场和境外市场存在着分割，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多类因素影响投资者估值，影响AH股和A-ADR溢价。这些因素包括宏观面的预期汇率和市场开放程度，中观面的市场情绪，微观面的股息率、流动性不足、投机动机和信息不对称等，其中，微观因素的重要性高于宏观与中观。文章建议合理设定境内外股票的股息率;发展机构投资者，降低投机动机;提升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水平和稳定汇率预期;发展融资融券等加强A股市场规则向国际市场规则靠拢的措施，提升A股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此文在央行网站上的发表显示出有关方面相当重视A股开放趋势下的AH股和A-ADR之间的溢价问题。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2021年的权益市场宏观环境和前两年相比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不同，但是，我们认为政策面对权益市場是支持的，一个健康向上的权益市场是有利于减缓经济下行压力的，是有利于物价、汇率等宏观变量稳定的，是有利于融资结构的改善和降低系统性风险的，也是有利于改善收入预期、增加财产性收入和提升消费水平和级别的。

我们也认同中国经济正在走出疫情的阴霾，特别是今年上半年，由于基数的原因，无论是宏观数据还是上市公司的微观经营数据均将十分靓丽。但同时，我们也认为多年来形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不会因为疫情的远去而烟消云散。

我们注意到管理层近两年致力于权益市场的法制化、市场化、机构化和国际化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以机构化为例，公募基金的发展速度相当惊人。截至到去年11月，新成立的偏股型基金份额已经达到了18457.36亿份。

保险公司作为稳健的中长期投资者，对股票和基金等权益资产的投资也在不断提高，经过前几年下跌后，在资金余额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保险资金余额对股票和基金等权益资产的投资又回到了13%以上的水平。

但是，同时，我们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市场上行的推动力将由资金推动为主逐步转化为创新驱动和改革驱动。

我们认为新的创新动力主要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供给侧改革。另一个方面是“双循环”

供给侧改革依旧是创新动力的源泉。特别是经济下行压力的雾霾还没有去除，或者又面临着新一轮经济和金融开放的情况下，行业、或者细分行业中龙头企业面临着行业整合的机遇，有望进一步做大做强。因此，紧紧把握住行业和细分行业的龙头是把握结构性机会的一个利器。相关研究显示，按照自由流通市值的口径，前20%的公司市值从2017年占A股的40%提高到现在的60%，相比较美国这一比率超过了80%，我国市场的集中度依旧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新的金融供给侧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认为券商目前的估值已经不低。如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的总市值已经和高盛相当，但券商股相对强势的理由在哪里呢?众所周知，根据中央的部署，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着对外开放，中国的金融服务业面临着开放局面，但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是对外开放中的一个难点和攻坚点，要有充分的准备，准备不足，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内长期受到保护的金融服务业国际竞争能力普遍不足，国内130多家券商资产规模难以和高盛等国际大行相竞争，而且服务单一、客户质量不佳、竞争手段单一，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严重，经纪业务收入依赖于佣金，所谓的投行业务主要依赖于承销业务，和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的含义相距甚远。由于长期以来处于风险管理的考虑，我国金融业基本是分业经营的，但这已不符合金融深化的趋势，也和国际上大型金融公司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因此通过金融供给侧改革，整合国内证券公司，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证券公司或金融集团成为当务之急。

“双循环”是改革与创新动力另一个重要来源。我们认为“双循环”是相对于长期以来实施的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所谓国际大循环提出来的，因此，“双循环”主要还是要解决“两头”问题。

从上游看，主要是解决粮食、资源和能源安全问题，从中游看主要是发展先进制造业问题，从下游看主要是解决市场问题。

反映在权益市场，上游方面主要是农产品、粮食生产、新能源的开放、西部资源的开发等领域和板块。从中游看，主要通过补短板，推动产业链的稳定，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如芯片、半导体、AI技术、机器人技术等。从下游看，主要是内需和市场问题。我们认为，消费水平的提升需要收入的提升，而收入的提升依赖于收入制度的改革和收入的分配，推动城市化建设，改革目前的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改善人们的收入预期，是提升消费的基础。因此，相关板块和行业也会收益。

我们认为，市场动能从资金推动到制度创新的切换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往往是以市场的整固和调整的形式完成和实现的，而这一过程正是给市场、特别是机构投资者调整持仓结构和资产结构的一个机会，在新形势下，市场将更多地表现出结构性机会和波段性的特点。

我们认为，在市场震荡有望加剧，结构性和波段性将更加突出的背景下，选时和选股一样重要，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针对权益市场的结构性和波段性特点和优势，利用股指期货和期权(个股、股指、ETF)等金融衍生品的特征，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可以很好地防范系统性风险，凸现和放大结构性收益，追求相对稳定的投资收益。

上海社会科学院 周 儒

作者：周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