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能源转型

德国能源转型（推荐6篇）

德国能源转型 篇1

从2011年6月德国联邦政府通过能源法案以来，德国联邦经济技术部(MBWi)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确保能源转型的顺利进行。回顾2012年，德国在能源转型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步骤。

联邦经济技术部长菲利普-罗斯勒说：“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能源运输网络的扩建、确保其有效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加强能源研究几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下一步的投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监测报告显示，我们在能源转型几个主要的领域都做得不错。尽管如此，2013年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能源转型依然任重道远。比如说，我们产出能源的成本上升了，这不但拖累了经济发展，也给消费者带来了负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2012年，德国在能源转型方面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以满足需求为导向的能源运输网络扩建计划

《国家能源网络发展规划》(NEP，以下简称《发展规划》)中列出的措施对于能源运输网络的扩建和改建、确保网络的有效性是十分必要的。此规划由网络运输管道制造商提出，并通过了联邦网络局缜密的论证。《发展规划》是联邦需求规划的基础，共包括36个建设计划，其中包括3条从德国北部延伸到南部的电网建设规划。建设方案中包括2800公里的新路线和2900公里已有路线的改造。

加速网络扩建

2012年12月19日，德国联邦政府通过的《联邦需求法》中明确规定了未来十年中几条需要优先建设和为促进能源经济发展必须建设的运输网轨道。为加快这一计划的实施，相关的法律程序要简化并缩短处理时间。联邦行政法院将处理第一道和最后一道法律程序。联邦需求计划中跨联邦州以及跨国的网络建设需要参照《加快网络建设法》(NABEG)中计划和批准的标准程序进行。海岸网络建设

根据《能源法修正案》的规定，海岸风力发电场的建设不得延迟或影响能源运输网络的建设。同时，为了落实海岸网络发展计划，还必须增加运输设备以及连接管道的“海上插座”。这些扩建的具体工作都得到了很好的协调，海岸网络扩建正在有序进行。

免收存储设备的联网费用

2011年夏通过能源法案之后，用于储存电力能源的存储设备免收联网费用。同时也确定了免收已有的抽水蓄能电站联网费用的标准。新修订的《能源修正案》中还放宽了对抽水蓄能电站的投资条件的规定。

奖励机制的修订

新的奖励机制放宽了对网络扩建投资条件的规定。新规定的延时期限为两年，在这两年内都可以进行必要的融资。在旧规定里只有大的投资项目才有两年的延时期限。现在这些投资都可以通过免收连网费进行融资。

《保证系统运行稳定条例》

为解决在光伏发电设备中出现的所谓“50.2赫兹问题”，德国通过了《保证系统运行稳定条例》(SysStabV)。旧的10千瓦以上的光伏发电设备都必须进行改造，以避免频率超过50.2赫兹后所有的设备同时关闭的问题再次出现。旧设备的改造工作现在已经开始了。

2012/13年冬的储备容量 为应对2012/13年的寒冷冬季，德国联邦能源局和网络管道运营商再次签订了一份保证必要能源储备容量的合同。与前一年同期相比，这一次的储备容量增加了大约100万千瓦，总量达到了260万千瓦。

《热电联产法》的修订

2012年通过的《热电联产法》(KWK-G)修正案促进了热电联产业的发展，也让更多的投资人对这一效率颇高的能源制造产业产生了兴趣。

加大对新发电站的投资力度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于2012年6月1日与德国联邦经济技术部签订了一份新的信贷计划，其中规定，市属企业对燃气发电站、蒸汽发电站以及热电联产设备投资可以享受长期补助和更低的利率。

更换电力、燃气供应商

德国联邦政府放宽了更换电力、燃气供应商的时间限制，这样做可以促进各个供应商之间的良性竞争，同时也让企业降低成本。地区级别的能源企业更换电力、燃气供应商的时间期限缩短至两周。

《能源标签法新条例》

《能源标签法》(EnVKG)经过修订之后成为了《能源标签法新条例》(EnVKV)，这部新条例的颁布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相关的欧洲层面的法律条例，标志着我国向提高生产环节的能源利用效率这一长期目标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颁布这部条例的目的在于，把在家电领域已经得到成熟应用的标记能源方法推广到所有消耗能源的产品。

促进能源节约

德国联邦经济技术部、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以及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决定在能源节约领域启动160多个研究项目。在“节约能源”这个领域将准备两个亿欧元的支持资金。2013年初，这三个部委还将共同制定“能满足未来需求的电网”这一领域的研究资助计划。

建立智能配电网络

德国能源转型 篇2

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机敲响了化石能源的警钟,德国也不例外。作为一个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德国开始考虑能源安全问题,当时把发展核电作为能源转型的重点。到1990年,德国核电装机容量2100万千瓦,占国内总装机容量的23.6%。1986年切诺贝尔核电站事故暴露出核能利用的高风险性,核电站运营安全以及核废料处理问题引起了德国人对核电的担忧。20世纪90年代,德国把能源转型的目标锁定在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清洁可再生能源上,但仍未放弃核电作为过渡能源的选择。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使德国政府进一步坚定了弃核的决心,提出在2022年彻底放弃核能,加速进入可再生能源时代。

德国人选择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转型的核心目标,在于他们对可再生能源两大特性的深刻认识。第一,可再生能源的首要性,即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认识可再生能源的价值。德国的最高法律———《基本法》第2条规定“人人享有生命和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第20a条规定“出于对后代的责任,国家在宪法秩序的范围内,通过立法并依法由行政和司法机构对自然生活环境和动物予以保护”,体现了对人的生命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按照上述精神,对生命和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的环境污染应该得到严格控制和治理。据此,德国人在可再生能源首要性方面达成两点共识:一是把发展可再生能源取代传统化石能源作为保护环境、实现基本人权的重要保障,从社会和政治责任的高度认识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二是把现在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作为保障当代人和子孙后代都能获得环境友好、廉价充足能源供应的前提条件,从当代人的历史责任出发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1]。第二,可再生能源的优先性,即全面考虑各种能源的成本,可再生能源比传统能源具有突出的优势,应该优先发展。由于可再生能源是免费的,在任何有需要的地方都可以获得,并且取之不尽、无污染。而传统化石能源除高昂的勘探、开采和运输费用外,还具有对健康、环境和气候损害这些外部成本。德国正是摒弃了孤立的经济成本比较,进行综合的社会成本衡量,从而充分认识到可再生能源的优势,并从法律上保障可再生能源在能源市场上享有优先权。

二、德国能源转型的具体目标和措施

2010年9月28日,德国联邦经济与技术部发布了“能源方案”的长期战略,提出了德国到2050年以发展可再生能源为核心,以提高能效、降低能耗为支撑的未来能源战略,具体目标如表1。2012年德国最新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EEG-2012)进一步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的中长期目标,提出在2020年、2030年、2040年、2050年,可再生能源在德国电力供应中的份额分别要达到35%、50%、65%和80%。表明德国已经确立以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能源转型战略。

资源来源:德国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BMU):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in Figure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 2013:9

实际上,德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采取措施,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至今德国已经形成一整套以《可再生能源法》为核心的完整的战略措施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明确的上网电价给可再生能源投资者提供稳定预期和激励。

1991年,德国颁布实施《电力输送法》,逐步开始建立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发展的固定电价制度。2000年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和随后在2004年、2009能和2012年进行的三次修订,进一步完善了上网电价制度。德国的上网电价制度规定有三方面主要内容:一是强制入网,电网运营商有义务保证符合并网技术标准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完全接入电网;二是优先购买,电网运营商有义务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商的全部电量;三是保护性上网电价,电网企业有义务根据《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价格和期限向可再生能源发电商支付固定电价,并由全体电力用户分担对可再生能源电价的补贴费用。德国的上网电价根据不同情况形成了复杂的结构,根据可再生能源技术类型、电厂的预期成本制定,保障大部分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有效运行。比如,太阳能光伏发电的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21.11~28.74欧分,海上风电为每千瓦时3.5~19欧分。德国上网电价制度有一个较长的期限,一般为20年。为激励技术进步并促进可再生能源项目尽快投产,在电价支持期限内,上网电价按照一定的比例逐渐递减。比如水电的递减率为1%,地热能为5%(从2018年开始),海上风电为7%(从2018年开始),陆上风电为1.5%[2]。对于已经具有成本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不再给予价格优惠和支持。

2.灵活的电力交易市场为可再生能源电力提供广阔市场空间。

在1998年《能源经济法》基础上,德国建立了开放、竞争性的电力市场。其要点有:(1)打破地域供电界限,允许任何符合条件并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经营许可的公司经营供电业务;(2) 对所有的用户开放能源市场,即所有用户都可以自由选择供电商;(3)电力公司必须将发电、电力传输和配电业务分开,而电力传输在经营管理上也必须与公司的其他业务分离开来。在竞争性的电力市场中,可再生能源电力作为绿色产品被推向市场,得到用户的认可。仅在2002年德国就有135个市场开发商向用户提供了绿色电力产品,吸引了32.5万用户参加。目前德国900家城市电力公司中有95家提供了一种或多种绿色电力产品。新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EEG-2012)规定,自2012年起可再生能源设备运营商除可选择固定上网电价外,也可选择直接参与电力交易。虽然直接参与电力交易的运营商不再获得固定上网电价,但是仍然能得到除交易收益以外的市场补贴。此外,中欧区域电力市场也为可再生能源跨境交易提供了机会,更有利于通过灵活的价格信号平抑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波动性。

3.电力、建筑和交通领域推广可再生能源,加速能源转型步伐。

从2000年开始,德国把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扩展到建筑和交通部门。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以长期低息贷款支持现有建筑物开展碳减排项目(1996—2004年),以长期优惠贷款开展住所现代化项目(2003—2004年),以长期低息贷款面向新建筑物开展生态建筑物项目(2005年初开始)。由环境部、行业协会和部分企业共同提供资金,能源署发起“促进太阳能供暖”行动(由2002年开始)。2009年“市场加速计划”规定了可再生能源在新建建筑的供热制冷系统中所占的最低比重,并为可再生能源供热系统提供投资补贴和软贷款。为实现交通领域的能源转型,德国政府把重点放在道路交通方面,大力发展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天然气汽车。德国政府在2009年8月发布的《国家电动交通工具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推出至少100万辆、2030年至少500万辆电动汽车[3]。同时,为提高现有汽柴油中混入生物燃油的比例,德国政府将要求汽车和燃料制造企业在技术上予以支持。德国政府也通过调整费税制度加速减少化石燃料在道路、航空和铁路运输上的使用,并为个人出行提供更多更环保的交通运输方式。

三、德国能源转型的成效及面临的难题

德国能源转型起步较早,措施得力,因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近20年来,德国可再生能源获得了飞速发展。

首先,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和最终能源消费比重明显提高,由1990年的1.3% 、1.9% 分别提高 到2012年的11.5% 、12.7%。

其次,可再生能源应用范围得到拓展,除了在电力部门以外,在供热和交通部门得到广泛应用。从1990年到2012年,德国终端能源供应中,可再生能源占发电比重由3.4%提高到23.5%,可再生能源占供热比重由2.1%提高到10.2%,可再生能源占汽车燃料比重由0提高到为5.7%。2012年在全部可再生能源应用部门中,发电、供热和交通部门的应用比例分别为44.1%、44.8%和11.1%[4]。

最后,在发电领域,传统的水电保持稳定,风电异军突起,光伏、生物质能发电后来居上,形成了以风电为首,生物质能发电、光伏发电等多种可再生能源齐头并进的局面。

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大国中,德国也占有重要一席。2012年,德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总装机容量达7100万千瓦,列中国、美国之后,位居第三。其中,光伏装机列第一,为3240万千瓦;风电装机列第三,为3130万千瓦[5]。

然而,能源转型是一个涉及技术、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系统过程,是持续的结构变迁过程。由于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德国能源转型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难题。首先是转型的成本问题。德国目前是欧盟能源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2012年与2000年相比,居民平均电价(含各种税费) 由每千瓦时13.9欧分上升到每千瓦时25.8欧分,4口之家能源成本占税后收入的比例从5%上升到7%,市场的电力销售价格和上网电价之间的差额由2000年的9亿欧元上升到2011年的130亿欧元[6]。德国能源和环境部长阿尔特迈尔估计,到2030年,德国能源转型的成本将高达1万亿欧元,到2020年,仅用于支持风能和光伏发电的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将高达6800亿欧元。此外,电网的大规模改造也将增加成本,在2030年之前估计需要支付最高达425亿欧元的电网改造费用。这些补贴和成本会加重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对德国产品的竞争力将造成一定影响。其次是电网和储能设备的技术问题。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较大比例时,需要大规模的储能设备实现供需平衡,维护电网稳定。德国国内的抽水蓄能电站基本已无更多的开发潜力,使用邻国的抽水蓄能电站不仅会增加成本,也会进一步增大电网的压力。而压缩空气储能技术以及电动车储能技术都有待取得更大的突破,才能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第三,能源转型涉及到一系列利益关系的调整,需要冲破各种传统能源体系的“惰性”和阻力。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得到社会民主党、绿党以及其他占多数的议会党团的支持,体现了德国社会对可再生能源的认同。但这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社会运动过程,随着能源转型的深入,需要解决的问题将更加具体、涉及面更广。

四、德国能源转型的启示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随着经济发展还将面临着能源消耗总量上升的压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一个必然趋势。但现实是,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70%左右的格局长期难以得到改变。“十二五”规划确定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1.4%的约束性指标,并提出2020年达到15%。而国家发改委最新发布的“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显示,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为9.4%,离目标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步伐需要加快,德国能源转型给我国提供了以下启示。

第一,要用长远、战略性的眼光选择能源转型方向,设计能源转型的快速通道。德国能源转型战略目标是提供安全、可支付的环保能源,把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转型的核心,同时放弃把核电作为过渡时期能源。这是德国人从社会责任高度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视角认识可再生能源而做出的选择。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能源结构转型面临的困难更大,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应该看到,能源战略的选择将产生长远影响,因此必须对能源转型的方向做出科学理智的抉择。在化石能源方面,要逐步提高天然气的比重,但也要看到我国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十分有限,而非常规天然气如页岩气的开发又面临着技术、成本和对水资源及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等障碍。核电是中国能源结构中不能缺少的角色,但其项目建设周期长达十几年,使用周期长达数十年,锁定效应十分明显。更要注意的是,核电缺乏“错误友好性”,即核电有可能出现的错误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不可逆转的后果。相比之下,我国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潜力巨大,如太阳能的年可开发量为22亿千瓦,风能年可开发量为10亿千瓦,并且大多已经具备规模化开发的技术水平。因此,在能源转型战略上,中国应该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这对增加能源供应、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环境有重要作用。

调研世界2014年第11期第二,要进一步构建适合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律和制度环境,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全面支持。德国以《能源经济法》作为能源的基本法,明确将“保障提供最安全的、价格最优惠的和与环境相和谐的能源”作为立法目的,并以《可再生能源法》为核心,在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而我国对新能源的支持力度还不够,虽然制定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纲要”以及《可再生能源法》等10余部配套法规,但是相关法律不够完善。比如,2009年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法》在目标、措施、保障体系、实施等方面还有不少缺陷,对有关各方、尤其是电网企业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中的责任和权益界定不清,影响了其严肃性、公正性和科学性。德国经验还提示我们,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强大的电网和灵活高效电力市场的支持。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将对电网的建设及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因此,迫切需要推进相关改革,加强和改善电网建设、电网调度,合理分担可再生能源入网造成的额外辅助成本,激励电网企业接纳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性。同时,要建立竞争性、高效的电力市场,优化电力系统的运行方式,推进跨省跨区联合调峰,充分挖掘消纳潜力。要逐步提高化石能源的资源环境税费,使化石能源价格能够真正反映·64·环境成本,从而为可再生能源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

第三,动员全社会力量,拓展可再生能源的市场和应用范围。可再生能源分布广泛、开发利用方式灵活,与传统能源的高度集中、规模化开发方式不同,它是一种适合公众参与、集中与分散发展相结合的能源体系。德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过程中,采取集中开发与分布式发展相结合,发电与供热、交通齐头并进的思路,极大加快了可再生能源替代的步伐。而中国由于可再生能源市场开拓存在障碍,导致出现可再生能源“产能过剩”现象,“弃风”和“弃光”时有发生,造成资源浪费。借鉴德国经验,中国需要调整原来重生产轻市场的发展思路,通过对可再生能源用户的直接补贴,着力培育可再生能源的用户,在发电、建筑、交通等领域扩大可再生能源市场。同时,调整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方式,在“三北”等可再生能源资源富集地区集中开发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大力推动其他地区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应用,形成因地制宜、集中与分散开发及分布式利用并进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模式,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水平。

摘要：基于对可再生能源首要性和优先性的充分认识,德国选择了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能源转型战略,并提出了积极的能源转型方案。明确的上网电价、灵活的电力市场以及多领域市场开拓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使德国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道路上取得明显进展。能源转型也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其中成本、技术及利益调整等难题也困扰着德国。中德两国面临着相似的能源与环境挑战,德国能源转型的经验对推进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德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启示 篇3

欧洲是全世界最大的光伏发电市场，它首先是从德国的光伏发电市场发展开始的。

德国早期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搞样板工程项目，到2000年出台了全世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可再生能源法。2004年的时候，对现有的2000年版本做了修改。在这个基础上，德国光伏发电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随之而来带来了全世界乃至中国国内大批的光伏产业企业的出现和发展。

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出台以后，欧盟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要求欧盟的每一个成员国，都在2020年的时候达标。在这个大环境之下，欧洲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保加利亚、捷克、希腊等等这些国家，分别也都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来支持本国的光伏能源、电能，包括生物能。

以德国为例，德国可再生能源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强制入网，它要求本国的电网公司必须把可再生能源发出来的电并入到电网里面去。

第二、固定入网电价。发到电网里的价格，是政府规定的几倍于常规电价的价格。所以对投资人的投资积极性是很高的，这就带来了市场的尽快发展。

第三、最终客户在利用再生能源。政府财政或者是电网公司有能力拿单子。在德国，补助模式是最终用户买单，政府财政和电网公司不掏钱一分钱。无论是风能也好，还是光伏也好，全都融入每一度电价里面去，高出这部分，由用户最终买单。造成的结果就是，谁消耗的传统的能源越多，谁对可再生能源补助的幅度越大。

第四、政府用市场看不见的手，达到了它自己的目的，而且没有花纳税入一分钱。政府做到的是什么?它是为可再生能源发电站提供法律保障，电站一旦入网享受当年电价，而且20年不变。截止2007年，已经有107亿欧元非政府资金，进入可再生能源电站，主要是风能和光伏电站的投资建设当中去。德国政府预测：到2020年，民间投资会达到2000亿欧元，折合近两万亿人民币。为了提高自己的能源安全，这是德国政府在做的。

第五，不断降低新能源发电成本。以光伏发电为例，德国政府在2004年、2008年第二次对它的新能源法做了改进和补充以后，规定和加大了入网电价每一年逐年递减的幅度，也就是说，强迫光伏行业不断地进行科技创新，不断地降低发电成本，这样同样达到了德国政府更重要的一个目的——使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在可预见的未来，接近甚至低于化石发电能源。

最后一条，作为德国政府来讲，它看到了光伏产业对它来说是一个关键产业。在就业方面，根据德国政府的统计数字，德国大概有8000万人口，通过它这几年的努力，到2007年已经新增了25万人的就业，就整个新能源行业来讲，不包括水电，只是在光伏和风力发电、生物制能这三个不同行业。预计到2020年，新增就业大概在50万，这是德国政府的一个预期数字。

德国的新能源法出台以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之前，它的可再生能源占的比重非常小。正式出台新能源法七年以后，可再生能源达到能源结构的14％。现在他们的目标是20％，不光是德国政府，其他欧洲国家政府也认为达到这个20％的目标是非常有信心的。

欧洲各国为什么要支持可再生能源?欧洲各国的政府，包括欧盟本身，它是有切肤之痛。这是从国家战略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的。

欧洲是一个能源非常匮乏的地区，几乎没有其他的能源。几次石油危机，欧洲受到的打击最大。接下来最近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天然气之争，所以他们有非常大的积极性来改变本国的能源结构。

英国能源转型对中国的启示 篇4

素有雾都之称的英国伦敦，1952年12月5日—8日期间，又被浓雾笼罩。这期间许多人突然患呼吸系统疾病，一下住满了伦敦的各家医院。四天中，死亡人数较 常年同期增加4000多人，死亡者以45岁以上最多，约是平时死亡人数的3倍，1岁以下的死亡较平时增加1倍。事件发生的1周中，因支气管炎、冠心病、肺 结核、心脏衰竭的死亡人数分别是平时同类病死亡人数9.3倍、2.4倍、5.5倍、2.8倍，因肺炎、肺癌、流感等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人数较平时均有成倍 增长。事件后的两个月里又有8000多人死亡。

1、加大天然气的产出和使用，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北海油田大量油气储量的发现为英国能源结构转型发展奠定了丰富的资源基础，政府抓住这一契机发展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同时，从可再生能源领域获得能源供给。

2、①鼓励煤炭的清洁利用。煤炭在英国发电领域仍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英国煤炭发展鼓励煤炭开采转向煤炭的洁净利用，提出了洁净煤技术计划、策略和最终目标，鼓励开发具有经济竞争力和有利环境的洁净煤技术。②强化对企业节能减排的约束和激励。注重节能教育。

3、制定提高能效与节能方面健全而严格有效的法律法规。如建立气候变化税制度，碳信托基金制度，能源效率承诺制度，建筑物节能管理制度；先后颁布了40多部法律法规和78个行业标准，运用法律手段从源头防控污染，如《空气洁净法》，《烟气排放法》等：在节能方面，出台《国家节能计划》，《家庭节能法》和《建筑节能新标准》；签署实施《气候变化案》。

能源生产结构变化。

能源生产总量经历大起大落，能源生产由煤炭时代过渡到石油、天然气时代，正向低碳能源时代迈进。

能源消费结构变化。

一次能源消费仍以化石能源为主，消费结构不断变化，终端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总体而言，英国目前是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能源(包括煤炭、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三分天下的能源消费格局。

电力结构变化。

化石能源依然是电力供应的主力军，气电、煤电互为补充，核电不断衰退，可再生能源发电迅速崛起。2014年，英国电力终端消费构成依次为：居民36%、服务业及农业33%、工业31%，电力终端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工业用电比重下降，服务业用电比重上升。

面临：

（一）能源结构方面的局限在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重高，占比高达69.5%，而发达国家煤炭消费比例大多不到20%.（三）产业结构方面的局限目前，我国三次产业中工业占比仍然偏高，而工业是能源消耗的大户，只有极少部分地区实现了单位GDP能耗目标。

（四）技术水平方面的局限由于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急需的再生替代能源技术、碳回收存储技术处于紧缺状态，不得不主要从西方国家引进，（五）居民生活方式方面的局限目前中国居民消费方式与低碳还有较大距离。塑料袋、方便餐具等的无节制使用；

相近之处

比较两国2014年的发电结构，中英均以火电为主要发电类型。细分发电类型来看，中国富煤少气而英国天然气较为丰富，因此中国火电主要是燃煤发电，英国则是燃煤和燃气发电各占一半。可再生能源发电中，中国以水电为主，而水能资源匮乏的英国以风电和生物质能发电为主。

现阶段中国能源结构转型与英国由煤向油气转变的能源结构转型有相似之处，其一是中国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实施节能减排带动能源结构转型，其二是近年来频发的雾霾倒逼清洁能源发展，英国也是在产业结构优化和治理雾霾的过程中煤炭消费占比不断下降，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型。

不同之处

一、中英两国能源资源禀赋不尽相同。英国有北海油田丰富的油气资源支撑，油气消费得以迅速增长，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快速下降，从1958年的76%下降到1965年的60%，1972年跌至36%。而中国富煤、贫油、少气，没有其他替代能源的充足供给，煤炭占比很难如英国一般快速下降。

第二、虽然两国人均GDP、产业结构等经济指标在能源转型期较为接近，但经济发展水平所处的阶段还是略有区别。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发展的阶 段，而英国已完成工业化进程，进入“去工业化”阶段，两者的产业结构调整本质上不同，因此，对能源结构转型的影响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别。

第三、两国转型所处的外部环境截然不同。在能源供给多元化发展、气候变化问题愈加严峻以及发展低碳经济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中国能源结构转型路径必然有别于英国。

第四、英国目前的电力批发市场运行由场外双边交易、交易所交易、平衡机制、不平衡电量结算和辅助服务市场五个核心部分组成，与国外成熟电力市场相比，我国的电力交易机构目前主要开展和月度的电量交易，并未约定如何将中长期的合同电量分解为每天、每时段所需交割的电力，虽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但由于无法实现“电量平衡”到“电力平衡”的有效衔接。

德国能源转型 篇5

一、改革新形势下建立新的战略制高点

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中促进产业升级, 要寻找契机, 谋篇布局, 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面对经济发展停滞的局面, 鲁尔区及时地调整了发展战略, 其主导思想是发展新兴工业, 培育高新技术产业, 改造传统产业, 促进产业结构多样化以及改善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审视鲁尔区崛起过程, 令人感到其发展战略是摆脱困境的济世良方。

二、因地制宜, 发挥本地区的优势

鲁尔工业区是德国煤炭和钢铁生产基地, 当资源枯竭以后, 当地政府不是简单地拆毁工厂, 回填煤矿, 而是政府投资, 将工厂和矿山改造成为风格独特的工业博物馆, 变成旅游资源, 成为当地的著名风景线, 并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批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不仅减少了拆迁所带来的工业垃圾的污染, 而且为当地的旅游业带来丰富的资源,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三、老企业的改造首先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

德国鲁尔工业区首先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 对传统的老矿区进行清理整顿, 对那些生产成本高、机械化水平低、生产效率差的煤矿企业施行关、停、并、转, 并将采煤业集中到盈利多和机械化水平高的大型企业中去, 调整产品结构和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对其他大型企业改革也采取了基本稳定的政策, 尽量实行渐进的方式。对于大企业的破产相当慎重, 以免引起社会震荡。

四、在加快老企业改造的同时, 大力扶持新兴产业

这样做至少可以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 新兴产业 (主要是指以电子计算机为首的信息技术产业和以遗传工程为首的生物技术产业) 可以迅速地积累资金, 为老工业改造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第二, 可以带动其它相关产业发展,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五、重视发展中小企业

众多的中小企业是转型崛起的强大力量。鲁尔区在转型中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发挥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优势。目前中小企业已经取代大型企业成为鲁尔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力、社会稳定的基石, 使区域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 由于中小企业具有经营灵活、技术开发积极性较高、对现代市场要求适应性强、解聘职工慎重的特点, 在一般的经济地区尤其是老工业基地转型中具有特别的作用。

六、企业要思考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德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并不大, 如果开车转一圈, 估计一个礼拜就可以转完了。具体多大呢?35万平方公里、8200人口, 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4万多美元。德国从二战结束之后几乎是一片废墟, 在这片废墟上通过15年的经济增长达到了2万马克, 重新进入发达的工业国家行列。这15年时间的经济高速发展, 他们为此做了什么呢?这就是笔者要介绍的: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是德国企业在此期间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例如钢铁大王克虏伯不再做钢铁的初级生产, 而要做精细加工, 其中无缝钢管非常厉害, 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国家的质量是超过克虏伯的。再有中小企业, 每个企业至少有一项核心技术或产品, 也就是说从60年代开始, 德国开始思考经济转型, 从而使德国的产业长盛不衰, 所以德国有很多百年老店、基业长青的企业。

七、必须重视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

所有资源枯竭城市和地区在转产改造的同时都面临下岗工人二次就业的问题, 因此职业技术培训是必需的。鲁尔工业区现已成为欧洲高校密度最大的工业区。另外, 在该地区还设立了许多研究机构, 为产业结构的转型输送大量技术成果。全区现有技术中心30多个, 另外还有600多家技术开发公司。为促进技术转化, 区内高校和研究机构还设立了多家“技术转化中心”, 帮助企业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 这些做法都极大地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中国能否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的职业技术工人决定了“中国制造”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因此政府与学校担负着重要的培养后备人才的职责。

八、政府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吸引投资

为了吸引投资, 北威州政府转变职能, 为企业多办实事好事, 改善投资环境, 筑巢引凤, 吸引资金。对于中国而言, 只要转变一下经济发展方式, 改变一下经济发展思维, 经济就能更好更持续更健康的发展:政府找国内的金融专家到当地去考查调研, 确定当地的经济发展主打产业, 再由政府引导建立产业基金, 运用金融杠杆引进全中国、全世界的资金、技术、人才到这个城市来发展确定的产业。地方政府只用一个亿的资金就能建立100亿的产业基金, 100亿的产业基金用专业化的管理, 投给确定的产业链上的优质企业, 每家企业只投5%的引导基金, 就能引来5千亿的资金, 这就是地方政府只用1亿资金引来5千亿的投资。这样地方经济的发展就能形成良性循环。

德国能源转型 篇6

一、德国鲁尔区转型发展的基本情况

1954年开始，由于海外低成本煤炭的大量输入，鲁尔区开始出现“煤炭危机”。仅1958—1964年间，就有27家矿井关闭，减产1400万吨/年，导致5300多人失业。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其他国家钢铁业的不断发展，由于德国在成本上逐步丧失优势，并受欧洲战后恢复重建高峰期已过、新材料替代等因素影响，鲁尔区又遭遇了“钢铁危机”。1980—1990年间，杜伊斯堡市在煤炭和钢铁工业上失去了3.2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几度超过20%。随着产业衰落，区内出现失业率大幅攀升、人口大量外流现象，鲁尔区的发展陷入了危机。

面对危机，德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始谋划转型发展，鲁尔区由此走上了艰苦的转型之路。总体上鲁尔区的转型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工业内部转型阶段。一些城市选择发展化学、汽车、机械制造、信息通信等新的工业。如1962年波鸿市建立了欧宝汽车制造厂，解决了部分产业工人就业，以及城市经济发展问题。第二阶段为去工业化转型阶段。由于新的工业依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许多城市选择了大力发展零售业、旅游、法律咨询、广告、多媒体等各种新兴服务业，建立技术中心（园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第三阶段为再工业化转型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中，鲁尔区受到了较大冲击，经过反思，大多数城市认为，仅靠发展服务业，难以有效支持区域转型。发挥鲁尔区在煤炭、钢铁及其装备制造、技术研发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发展环保、新能源等新型工业。如曾是德国重工业象征的蒂森克虏伯公司，依托在钢铁及机械制造方面的技术积累，积极发展汽车零部件、电梯、工程设计和贸易等，2008年公司非钢产业收入占比约70%。同时，鲁尔区凭借其在欧洲特殊的区位优势和发达的交通网，将交通物流业培育成为支撑转型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经过50多年探索和不懈努力，鲁尔区逐步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虽然还是欧洲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但截至2012年，只有杜伊斯堡市还有四座高炉在运行。煤炭生产方面，只有博特罗普市的两座煤矿还在生产，也将于2018年前关闭。目前，鲁尔区失业率明显下降，人均收入水平与德国平均水平相当，已经由传统的煤炭和钢铁生产基地，发展成为以高新技术和服务业为引领，多行业协调发展的综合经济区。

二、鲁尔区转型发展的主要做法

（一）欧盟、联邦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

在鲁尔区的转型发展中，欧盟及德国联邦政府给予了大量资金和政策支持，政府在老工业区的转型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欧盟通过结构基金等对区域发展给予支持，主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方面。1991—2013年，欧盟共支持德国9万多个项目，创造了100多万就业岗位，保住了230多万就业岗位。其中，基础设施投资1.5万个，共约150亿欧元，包括大量老工业区改造的项目。对地方基础建设的支持资金拨付给地方政府，用于产业园区、技术研发、旅游和教育培训等公共设施建设，补助比例为项目建设总投资的60%。产业方面主要支持中小企业购置生产设备，补助比例为项目建设总投资的35%。同时，欧盟要求建立评估机制，对所有资金支持的项目进行评估，利用在促进就业、提高收入水平等方面的量化指标，检验项目建设的意义。

德国宪法规定，整个联邦要达到均值的发展水平，联邦政府支持州政府改善地区经济结构。联邦政府的支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联邦与州政府建立共同任务机制。联邦政府对欧盟的资金给予配套，同时要求州政府对欧盟和联邦政府的资助进行等额配套，考虑到州政府有50%的出资，这些资金的管理和监察由州政府负责。欧盟、联邦和州政府支持区域发展的年度资金，合计最高曾达40亿欧元（1993年），2015年合计预算约12亿欧元。（2）德国复兴银行融资支持结构调整和地区发展。复兴银行对老工业区改造有大量投资，如老矿区改造，自行车道、旅游设施、污水处理、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及物流业发展等方面。复兴银行支持区域转型发展的年度贷款总额，最高曾达21.99亿欧元（1993年）， 2014年贷款总额为5.83亿欧元。（3）广泛分布的科研机构体系。这些科研机构从事经济结构变化方面的研究，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撑。

（二）科学制定各阶段的发展规划

德国高度重视规划在区域转型发展方面的指导作用。州、市（县）两级政府作为区域转型规划的组织者，从区域整体发展的角度提出总体框架。专业规划部门、大学及各类研究机构、国内外公司、投资商、当地居民都是规划具体内容制定的参与者。规划的核心部分，如未来新技术发展、产业布局等，聘请国际专家参与制定。对争议较大的项目，采取全民公决的方式进行决策。规划最终通过市议会形成决议，以立法形式确定，并委托专门的执行机构根据相应的法律条款严格执行。针对不同时期经济转型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鲁尔区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多项规划。如《鲁尔发展纲要》（1968年）、《鲁尔区域整治规划》（1969年）、《1980—1984年鲁尔行动计划》、《煤钢地区的未来倡议》（1985年）、《国际建筑展计划》（1989年）、《“未来鲁尔”倡议》（2007年）等。在转型初期，规划内容主要以改造传统产业为主;转型中期则增加教育和研发投入，增强发展的软实力，大力发展服务业;当前阶段，规划则更加注重发挥各经济主体和地方的既有优势，培育新型工业，发展有创造力的经济。

（三）积极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协调作用

由于历史原因，鲁尔区在城市布局上呈现出结构分散、缺少自然中心的状况，被形容为“中世纪教堂钟楼式中心”结构，埃森、多特蒙德、杜伊斯堡等较大城市维护各自城市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鲁尔区在转型发展的城市布局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种观点认为，要开展区域大合作，组合成立鲁尔市，统一行动。另一种观点则提出，城市间差异明显，合并会直接影响到各城市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过充分的研究和民意测验，最后确定了采取分散布局、多中心发展、多元结构的布局方式，在区域内形成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机制。在区域合作的内容上，不采取强制性措施，而是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着眼于实现具体目标和解决具体问题。在目标的实现上，也表现出有限性，在领域、时间上不强求一致。这对协调区内各地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鲁尔地区联盟（Regionalverbands Ruhr）发挥着重要的统筹协调作用。鲁尔地区联盟成立于1920年，可以认为是德法煤钢联盟以及欧盟成立的先行实践。鲁尔区内各行政单元（市、县）以北威州出台的《地区联盟法》为基本依据，将相关政府职能赋予鲁尔地区联盟，使得联盟在制度上得到认可，职能上有保障，有利于有效发挥协调作用。

此外，德国商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在推动区域转型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商会和行业协会的主要职责包括组织培训、制定产业集群政策、促进企业交流及对外合作、帮助企业争取政府资金等。

（四）政府与社会各界建立伙伴关系

鲁尔区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政府和社会各界合作达成共识，制定并实施“共同行动战略”的做法。“共同行动战略”的制定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共同行动战略”以项目为载体，要求可评估、内部有监督。对具体合作领域的项目，采取财政资金补贴，评选优秀方案等激励性措施。评为优秀的，将进一步增加资助，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首创性。如果在某些领域开展合作，法律依据不充分或需要修订时，鲁尔地区联盟等机构牵头向州议会提出修改法律或新立法的建议，以保障合作的顺利推进。“共同行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使政府、社会组织与企业在推进鲁尔区转型发展上，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深化了推进区域转型的共识，形成了推进区域转型发展的合力。

（五）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

鲁尔区在转型发展期间积极发展教育与科研，着力打造富有创造力的经济。为了适应产业转型对人才和技术的需求，从1962年开始，波鸿、多特蒙德等陆续建立起大学，其中波鸿鲁尔大学，是战后德国新建的第一所大学。目前，区内共有6所综合性大学和10所应用技术大学，学生总数超过了24万人，使鲁尔区成为欧洲大学最密集的地区。

在科技创新方面，积极推进产学研结合。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促进高校和研究机构为产业转型提供大量技术支撑，如建立创业园区和技术创新基地、鼓励高校教师和学生创业、支持高校与企业协作开展技术革新等。鲁尔区内所有大学和研究所都设有“技术转化中心”，帮助企业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为落户的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几乎所有的较大城市都建有技术开发中心，全区已有30多个技术中心，600多个致力于发展新技术的公司。

此外，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为区域经济转型提供了大量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德国在培训管理和组织上建立良好的机制。在培训管理上，由代表雇主的行业协会、代表雇员的工会联合运作，在职业培训内容、方法、技术和职业资格认证活动中，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形成能够充分反映产业发展需要和生产实际要求的管理机制。在培训组织上，采取由企业进行实际操作方面培训、学校完成相应理论知识培训的方式。这种“双元制”的组织方式，使产业工人在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上能够较好地适应生产制造的要求。

（六）积极发展工业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

鲁尔区充分发挥工业遗迹多并且集中的优势，在转型过程中，大力发展文化创意和旅游产业，打造工业文化品牌。1989年，鲁尔区开始实施国际建筑展览10年行动计划，利用老工业区的废弃建筑物，建设各种服务设施和文化艺术景点。2001年，埃森市“关税联盟”煤矿遗迹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了鲁尔区最具有代表性的工业旅游目的地。鲁尔地区联盟组织有关市（县）规划开发了两条富有特色的旅游线路，一条是工业文化之路，提供22条主体路线，包括9个工业化景观;另一条是工业自然之路，包括12个重要的工人生活区和6个国家级的优秀博物馆。近年来，由于自行车旅游越来越盛行于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鲁尔地区联盟组织区域内相关城市将其规划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自行车旅游线路的规划和开发上，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

同时，鲁尔区努力培育发展文化产业，形成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设施资源。区内拥有200多座博物馆、100多座文化中心、100多座音乐厅、250个节庆与庆典活动、3500余个工业保护遗址、6个交响乐团、5个芭蕾舞团。2006年9月，欧盟委员会宣布以埃森市为首的鲁尔都市区当选为“欧洲文化首都”。工业旅游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环境和功能的转变，完善了区域功能，提高了鲁尔区的整体形象。

三、启示与建议

老工业基地改造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普遍共性问题。虽然德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阶段与我国不同，但作为传统的工业制造强国，其推进老工业区转型发展的做法，反映了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般规律。尤其是既发挥政府作用，又遵循市场规律的做法，对于我国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老工业基地振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德国鲁尔区的改造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经过了50多年的不懈努力才取得成效。即使鲁尔区的转型被公认为比较成功，但并没有全面解决当地人口的就业问题。鲁尔区的失业率始终高于德国平均水平，人口向外流动（主要还是在北威州内部）的特征非常明显。人口总量已经从上世纪70年代的560多万人，下降到当前的530万人。若不计算新增的约24万在校大学生，鲁尔区人口总量在近40年转型发展中已经下降了54万人。根据德国研究机构的预测，这种趋势还将持续，到2030年人口总量可能下降到480万人以下。其他发达国家一些知名的老工业基地，如美国匹兹堡、底特律，法国洛林地区，英国曼彻斯特地区等，也都与之类似，虽经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探索，仍然存在很大困难。这说明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需要长期而艰苦的奋斗，不可能通过短时间的努力一蹴而就。我国由于独特的国情、体制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东北地区和其他老工业基地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难度更大，调整改造的任务更为艰巨。

（二）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支持政策要适时调整

鲁尔区在多年的转型发展实践中，始终将发展产业、解决就业作为基本方向，但在发展的具体内容上，则根据不同阶段的内外部情况，不断摸索调整目标和任务。转型初期阶段，通过布局发展新工业，解决经济发展衰退和下岗失业问题;转型中期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当前阶段，则依托在制造业中技术、研发和管理优势，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面向全球走“再工业化”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德国政府注重跟踪掌握已实施政策的效果，各级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加强对政府资金支持项目阶段性检查评估，同时，委托社会中介组织或研究机构独立开展政策实施评估，评估结果作为调整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国老工业基地振兴工作也要因时因地施策，政策措施指向不能一成不变，需要不断修正和调整。如在推进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过程中，加强对搬迁改造实施方案执行情况及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项目的评估检查，及时掌握政策落实情况，为后续政策调整提供决策依据。

（三）强化规划和方案对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引领作用

鲁尔区在转型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发挥规划的作用。规划编制的过程，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达成共识的过程，规划描绘了地区转型发展的共同愿景，因此也得到了广泛支持。规划讨论制定的时间可能很长，但内容确定后，经过州、市议会讨论通过，便具有法律效应，能够得到严格的执行。这种“谋定而后动”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按照“方案先行、项目跟进”的工作思路，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推进了全国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和东北部分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工作，但在推进工作过程中，存在部分老工业区“重项目轻方案”，以及方案执行不严肃的现象。按照国发28号文件要求，明后两年，东北将全面启动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工作。对于东北的老工业城市来说，老工业区改造将是未来一段时期，通过大规模改造，实现城市中心城区功能再造和提升的难得机遇，应认真谋划实施。作为搬迁改造的责任主体，老工业城市应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吸取社会各界意见，科学编制实施方案。一旦方案形成，最好报当地人大讨论通过，强化方案执行的约束力，力争“一张蓝图干到底”。国家发展改革委要加强指导、支持和监督，使实施方案切实发挥搬迁改造工作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的重要作用。

（四）老工业基地振兴工作要注重发挥各方面的作用

鲁尔区在转型发展中，获得了大量来自欧盟和联邦政府的资助，但所有资助项目都是以地方资金配套为前提。地方政府要在项目前期准备中，充分说明项目实施的意义和作用，才有可能争取到资金支持。由此，欧盟、联邦、州及市县政府建立了共同任务机制，推动老工业区改造。同时，政府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大量具体工作交由具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和企业，以及有关商会和行业协会、大学和研究机构来完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德国的做法给了我们很好的借鉴。在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工作中，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的“两个积极性”。首先，各级政府要各司其职，分工协作。以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工作为例，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有效发挥各自作用：中央政府注重加强宏观指导，制定有关政策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指导实施方案的编制;省级政府部门要利用承上启下的优势，发挥更大的主动性，组织实施方案的编制和有关项目补助资金的申请，并对中央政府支持的资金给予配套支持，同时要集中本省产业、金融、土地等方面的政策资源，向老工业区倾斜;老工业区所在城市政府是搬迁改造的主体，对搬迁改造工作负总责。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认真编制实施方案，扎实推进搬迁改造工作。其次，要积极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东北地区市场机制发育相对不完善，培育壮大市场力量的任务较为迫切，应积极培育发展政府背景的专业化公司、商会、行业协会等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承担部分政府职能，从而建立政府、社会中介组织、企业间有效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推进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

（五）充分发挥老工业基地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优势

鲁尔区转型发展走过的历程表明，利用在工业制造方面的技术积累和科研优势，不断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对老工业基地保持产业竞争力、促进区域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技术研发能力和创新水平取得长足进步，但科研创新优势并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要认真研究制定支持东北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措施，着力破解创新驱动东北发展的瓶颈和制约，激发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潜力。特别是在推进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过程中，要高度重视老工业区创新能力建设，激发其发展活力，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积极鼓励在老工业区兴建科研机构，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专项资金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支持老工业区内企业及搬迁企业建设研发机构，发展新型工业;支持围绕老工业城市规划发展的新主导产业，在老工业区内建设研发、设计、检测等公共服务平台设施等。

（六）注重传承工业文化和保护再利用工业遗产

鲁尔区在转型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工业文化的传承和工业遗产的保护再利用。对于老旧厂房设施，不是简单地拆除，而是有选择地甄别，具有代表性的尽量保留利用，改造形成遗址公园、博物馆、创意产业园区、商业设施等，既挖掘了商业价值，又保留了本地区最具特色的工业文明印记，增加了地区的凝聚力。我国老工业基地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有148项工业遗产，大多分布在老工业基地，如洛阳涧西苏式建筑群、鞍钢近现代工业建筑群、长春第一汽车厂厂址等。老工业区内一些老厂房老设施是老工业基地创业、奋斗历程的重要见证，在其中诞生了新中国工业发展史上诸多“第一”，承载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情感记忆，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因此，在老工业区改造过程中，要注重保护具有地域特色的工业遗产、历史建筑和传统街区风貌，保留老工业区的历史和文化个性，传承城市工业文明。在实施企业搬迁改造前，要全面核查认定老工业区内工业遗产，出台严格的保护政策，具有重要价值的，要及时公布为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利用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专项资金，继续支持老工业区改造老厂房老厂区老设施，积极发展研发、设计、文化创意、健康等产业;合理开发利用工业遗产资源，建设科普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

（七）推动中德两国在老工业基地振兴方面加强合作

鲁尔区在转型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表明，各国对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认识仍在不断深化。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实践和取得成就也引起了国外的广泛关注。建议加强与发达国家在老工业基地改造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探索总结老工业基地振兴一般规律。在与德国联邦经济能源部有关司局的会谈中，我们表达了加强合作的意向，德方认为双方开展合作的空间很大，推进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建议以中德两国持续深化合作为契机，建立两国政府间多层次的老工业基地振兴交流合作机制，在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制定、老工业区改造规划编制、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和教育培训等方面加强合作，并推动两国社会中介组织、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利用宝马、沈阳机床等企业已有的合作基础，推动在沈阳市建立中德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园区。特别是近年来，东北装备制造企业在德收购了一批企业，对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应抓住机遇，在放宽审批、使用外汇和融资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推动东北装备制造企业通过收购提升技术水平、开拓海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