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刑事司法腐败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司法部门及人员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利用职权进行权钱交易、权情交易，破坏刑事法律的公平公正性的行为。预防与惩治刑事司法腐败是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在一定时期内，反刑事司法腐败的成败将成为影响国家稳定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司法腐败防治分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司法腐败的社会危害及防治对策
【摘要】当前条件下存在司法腐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也有现实条件的制约，更有制度体制方面的障碍，还有司法人员自身的执法素质和水平有待提高等原因，因此，治理司法腐败必须综合治理、多管齐下，不断健全惩防司法腐败的法律体系、全面加强对司法人员的教育、不断改革完善司法体制、努力构建全方位的监督体系，才能收到较为理想的社会治理效果。
【关键词】司法腐败 原因与对策 治理措施
腐败是全世界面临的社会问题，而“吏治腐败、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和监督部门，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打击违法犯罪的重大使命，司法腐败直接破坏国家法律，纵容违法犯罪，影响司法公正，败坏社会风气。预防和惩治司法腐败，必须对症下药，多管齐下，认真分析司法腐败产生的社会危害、历史及现实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司法腐败的社会危害
司法腐败是指从事公、检、法、司等领域的工作人员为了谋取私利而进行司法权力交易的行为，具有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社会危害大和举报难、立案难、取证难、查处难等显著特征，与其他领域腐败相比是社会危害最大的腐败现象。
冲击司法公正，恶化司法环境。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根本价值准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效防止和惩治其他领域腐败的强大武器和最后防线。如果司法领域出现腐败现象，直接冲击的就是司法公正，不能平息纠纷，甚至使矛盾更加激烈，既违背了司法本质，也不能实现司法目的。同时，司法腐败还降低司法时效性，对属于司法机关职权管理的案件不予受理，该立案的不立案，不该立案的违法立案，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能够处理的案件一拖再拖，对处理的案件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严重破坏司法公正的时效性，大大降低司法效率。此外，司法腐败破坏司法的权威和严肃性，在执法过程中某些司法工作人员凭借一己之私欲，胡乱曲解法律，滥用职权，对法律权威性和严肃性造成巨大侵害，最终导致群众对法律失去信任，影响社会主流风气。
良好的司法环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司法工作人员能否有法必依、严格执法，直接关系到法律能否得到认真施行，关系到整个社会能否依法办事，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对法治的信任与信赖。司法腐败首先加大了法治成本，司法实践中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包庇罪犯，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对当事人吃拿卡要、出具虚假证明等现象，导致司法运作成本加大。其次，降低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度，影响和动摇人们法制观念的形成，严重消解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致使社会矛盾冲突不能及时解决，破坏社会和谐发展。
破坏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司法腐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恶化经济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在公正健全的法制保障下才能获得健康发展，司法腐败不仅使法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保驾护航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而且还限制公平有序的正常竞争，异化市场对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各种资源的严重浪费。
当前由司法腐败带来的执法不公、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盛行等状况，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要求不相适应，致使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正常交易和互信关系受到损害，造成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无所适从，甚至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真伪不辨，难以形成正确的道德意识和良好法制观念。同时，造成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大量流失，加剧社会两极分化，严重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社会全面进步。
司法腐败败坏党和政府形象。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腐败尤其是司法腐败，由于司法腐败是司法工作人员以党和政府的代表身份执行着公共权力而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在依法治国成为基本治国方略的历史条件下，司法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公众评价和衡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形象的重要聚焦点。因此，现实社会中的司法腐败现象无一不是对党和政府形象的玷污，导致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严重损害党的形象，离间党与人民的关系，甚至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安全。司法腐败对党和政府形象的败坏、对贫富分化的加剧、对社会经济建设的阻碍和道德文化的冲击，都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
动摇法制根基，阻碍民主进程。首先，司法腐败降低法律的威望、动摇法治的根基。在现代社会，法律是神圣和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掌握司法权力的机关和个人的司法腐败行为直接挑战法律的神圣权威，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成为少数人攫取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工具。其次，司法腐败使民主失去应有的法制保障。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离不开法制保障，运行良好的法制是民主发展的重要基础，各项民主制度的建立、基层民主的不断扩大、政府机构改革的顺利推进、监督制度的深入实施等等无不需要法律制度作为强大后盾，而司法腐败现象肆意侵犯和剥夺他人民主权利，严重扭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从根本上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
增加反腐难度，助长腐败犯罪。司法机关是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的重要环节，是遏制腐败的最后防线。司法腐败的存在使司法机关惩治腐败的功能得以减弱甚至丧失，为其他腐败分子撑起强大的法律保护伞，使大量腐败犯罪分子“法不能治”，导致一个腐败无限扩张的社会环境，这种腐败保护主义极大增加了反腐难度，助长了腐败犯罪行为，严重阻碍了反腐斗争的深入开展。此外，司法腐败在给国家、社会和他人造成伤害和损失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司法队伍，导致司法工作人员坠入罪恶的深渊，因此可以说，司法腐败在毁灭司法腐败者自身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腐败分子的数量，直接或间接地毁灭着他人。
司法腐敗的形成成因
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诸多消极因素，尤其是其中的封建糟粕，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官本位”思想，自奴隶社会始，中国就逐渐形成了以君王独裁专制为核心的官僚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明君王的权力是至高无上、不受任何约束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封建等级制度只能造成官与民的严重对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裙带关系更是助长了当权者以权谋私、官官相护的腐败行为。
司法制度的体制障碍。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司法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司法模式行政化、司法权力地方化、司法活动功利化的体制弊端是引发司法腐败的关键性因素。现有的司法制度结构和体制安排在制约、激励等方面存在明显缺陷，司法机关的人事、财政、后勤保障等受制于地方党政机关，司法人员的自身利益与地方利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滋生了形形色色的人情案、关系案。此外，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法官、检察官审案缺乏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导致法院系统内部的官僚化，往往出现上级法院、检察院对下级法院、检察院的“绝对领导”。因此，司法机关独而不立、受制于体制安排是司法腐败产生的制度性因素。
社会监督的缺位乏力。社会监督的缺位乏力也是司法腐败得以产生蔓延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在党中央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方针指导下，通过强化监督机制，预防、惩治腐败现象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也应当看到，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监督对象不准确、监督内容不明确、监督重点不突出、监督措施不得力、监督责任不落实等现象，监督部门职能分散、职责交叉，难以形成合力和综合效能，监督失之于软、失之与散，导致许多腐败现象难以通过监督程序及时发现和查处。从目前的情况看，人大监督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尤其是对同级领导难以实行真正的监督。党内监督体制不顺，功能弱化，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领导，在实践中很难实现对同级党委的监督。社会监督力度不够，社会舆论、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等的社会监督功能远未发挥，各种监督力量条块分割、隶属不同，加之部门利益的存在使得社会监督组织难以以公众姿态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深入、客观的反映。
司法队伍的素质低下。司法队伍的素质直接影响司法机关的形象，司法人员的政治、思想、业务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办案质量和水平，因此，司法队伍素质低下是司法腐败产生的内在原因。如前所述，中国封建思想的影响使司法人员形成“官本位”、“权本位”意识，等级观念、尊卑观念、依附观念等旧思想仍然束缚、制约司法人员的执法行为。部分司法人员缺乏大局意识、公正意识、服务意识，加之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也不断蔓延，导致个别法官、检察官、律师相互串通，包打官司，“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等层出不穷。
法制观念的缺失淡漠。全民法制观念淡漠也是司法腐败多发的重要原因，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普通老百姓不懂得甚至不愿意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是选择通过各种私人关系寻求对自己利益的保护或谋取不正当利益。奉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洁则无友”的处世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生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对腐败现象的容忍甚或认同。民主法制观念的缺失与淡漠所形成的社会心理、社会氛围则更加助长司法人员的徇私舞弊、以权谋私。因此，必须大力增强全民的民主法制观念，大力开展与广大公民权利和义务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继续推进普法工作，把学法与用法、法制宣传与依法治理的实践紧密结合，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制环境，才能有效遏制司法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司法腐败的治理措施
司法腐败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治理司法腐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综合运用教育、法律、制度、监督等措施，形成预防、遏制和惩治司法腐败的立体网状格局，充分发挥综合治理、惩防结合的整体功效。
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权力的正常行使，离不开合理有效的制衡，制约权力、防止司法腐败必须建立一套完备有效的集“防范、惩治、自律”于一体的防治司法腐败的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因此，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是预防和治理司法腐败的治本之策。近年来，公、检、法等司法机关不断改革，实施了诸如公开审判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错案追究制度、监狱体制改革等，这些措施对消除司法腐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司法机关的整体形象未能根本好转，甚至产生了新的问题。因此，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科学配置各司法机关的权力(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权、司法行政管理权、裁判及裁判执行权等)、优化各司法机关的内部机构、理顺司法机关与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的关系以及各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改革司法体制和治理司法腐败的重要任务与主攻方向。
加强惩防腐败法律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法治是保证。由此可见，治理司法腐败法制保障的作用不可忽视。法律的完善与否、法律对惩治司法腐败的严厉程度直接关系到对司法腐败的治理效果。目前，我国在防治司法腐败的法律制度建设方面仍存在“真空”及惩治力度软弱等问题，急需加强惩治司法腐败法律建设。首先要制定防治司法腐败的专门法律，使反对和消除司法腐败有法可依。“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除在刑法中专门设有贿赂罪、贪污罪及禁止公务人员参与经济活动的规定外，还特别制定了比较完备的专门法律和条例以保证政府官员的廉洁奉公。”①如美国的《文官法》、《申报财产真实情况法》、《官员道德准则案》，英国的《荣誉法典》、《防止腐化法》等，都不同程度地对公务人员在执行公务和日常工作交往中做了严格规定。其次要在认真贯彻实施《公务员法》的同时，完善和细化相关立法，不断规范司法公务人员的行为。例如，由于目前《公务员法》的内容存在不足，未就社会广泛关注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必须尽快制定司法工作人员《财产申报法》，明确财产申报对象范围、内容、公开结果等。此外还要制定《公民举报法》，提高公民对司法腐败监督的积极性。通过制定实施和完善惩治司法腐败的法律制度，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加强对司法腐败人员的惩戒力度。
努力完善社会监督体系。建立健全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形成法律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党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新闻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等多渠道、多层次、纵横交错的监督网络，是防治司法腐败的关键所在。从目前社会监督的实际状况来看，首先要构建完备的监督体系，设立专门的行使监督权力的组织机构，改革现行的监察和审计双重领导体制，建立自上而下的独立的监督体系，保障监督主体的相对独立性。实行司法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扩大公民的知情权，保障检举人、控告人权益。继续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司法部门党员干部的监督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政协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强化新闻媒介的监督功能，努力营造宽松的舆论监督环境，确保新闻传播媒介的相对独立性，明确舆论监督的范围、权利。其次要完善反司法腐败的相关法律，尽快制定防治司法腐败的专门法律法规，如《政府行为道德法》、《申报财产真实情况法》、《关于政治生活财务透明法》、《公民举报法》等。
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治理司法腐败，制度是根本，监督是关键，但制度的落实、监督的实施最终都要靠人来实现，因此，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是防治司法腐败的先决条件。要“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②根据我国现实国情，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加强司法队伍建设首先应完善司法人员职业准入制度，对法官、检察官、司法警察的學历、资历规定明确的要求，经过严格的国家考试录用司法人员。其次是要加强对司法队伍的管理，努力建立法官、检察官终身制，明确司法人员的权力和义务，严格奖惩，司法队伍进行经常性的职业培训和专门训练，不断提高司法人员的思想政治素养、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
(作者分别为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讲师，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孙绍斌主编：《中国司法腐败问题及对策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页。
责编 / 张晓
作者：李晓娥 何葵
如何预防与惩治我国的刑事司法腐败
摘 要 刑事司法腐败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司法部门及人员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利用职权进行权钱交易、权情交易，破坏刑事法律的公平公正性的行为。预防与惩治刑事司法腐败是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在一定时期内，反刑事司法腐败的成败将成为影响国家稳定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刑事诉讼 司法腐败 预防 惩治
一、刑事司法腐败的主体及具体表现
刑事司法腐败的司法部门及工作人员主要有如下几大类：公安机关看守所、刑侦大队、派出所从事刑事侦查的人员，检察机关中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侦查局、批捕科、公诉科、监所检察科、控告申诉科及相关工作人员，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审判监督庭、执行庭，监狱。
刑事司法腐败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以治安处罚、劳动教养代替刑事处罚。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而决定取保候审。不应当撤案而撤案，将应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调解结案，重罪轻定。应当批准逮捕而不批准逮捕、滥用建议撤案权。对应当起诉的案件做不起诉或者建议公安机关撤案。量刑建议偏轻。滥用自由裁量权在法定刑幅度内量刑偏轻。对不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裁定监外执行，滥用缓刑等非监禁刑，滥用取保、减刑及假释权。为在押人员之间的串供以及与外界相关人员的串证提供便利。出具不属实的立功材料、不属实的表现材料协助罪犯减刑或者假释，等等。
二、刑事司法腐败的危害
(一)侵害了公民的平等权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司法腐败对公民平等权的侵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因社会地位不同、中国根深蒂固的官官相卫的观念导致的区别对待：如盗窃罪与贪污受贿类的罪行相比，犯罪数额相当的情况下，盗窃罪牢底坐穿，而受贿罪可能判处缓刑;另一种则体现在因金钱、关系导致的处理不公。在实践中，很多案件其实存在着非常大的可操作空间。在定罪量刑方面，如果一个罪名的法定刑是三年到十年，那么既可以判三年，也可以判十年。如此一来，花了钱找了关系的，就可能从轻处理。
(二)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刑事司法腐败是与社会文明相对立的一种丑恶现象，和所有其它公权领域出现的腐败问题一样，是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具体表现。但是，刑事司法人员身份特殊，刑事司法机关责任重大，因为其任务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其职权的行使是通过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来体现。其腐败活动手段多样，而且大都披着合法的外衣，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打击难度极大。由于刑事司法腐败分子十分熟悉法律，即使东窗事发也往往能利用自己的反侦查、反审讯能力逃避追究。因此，在腐败的浊流中，刑事司法腐败的影响可以说是最为恶劣，其危害也最为严重。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刑事司法公正，整个社会的公正无异于天方夜谈。
(三)影响社会稳定
司法部门是法律得以贯彻执行的最终强制力量。刑事司法公正，国家法制才有权威，社会才能安定团结。否则，国家法制无异于形同虚设。“法者，国之衡权也。”法律权威是国家权威的基石。若国家法制被破坏，国家的凝聚力和权威必然丧失。刑事司法不公损害当事人的感情和合法权益，降低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评价，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使人民群众开始质疑司法机关的公正性，必然失去对法律的信任，进而失去对国家的信任，其结果必定是人心背离，社会动荡。可见，司法腐败不仅仅是一个部门腐败的问题，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三、我国刑事司法腐败难以得到有效防治的原因分析
(一)缺乏监督与制衡
首先，一党执政的政治體制削减了司法机关自我提升自我改进的动力。我们的政府部门、司法机关没有真正有力的监督者，不存在被随时取而代之的威胁，则就缺乏了加强管理，自我修正的原动力。其次，司法机关本身缺乏立法机关的监督制衡。在我国，虽然设有人民代表大会、司法机关等部门，但是并未提出明确的行政、司法、立法的分立，当然也就没有较为显著的权力分立、权力制衡。则容易导致司法机关本身的权利滥用，形成司法腐败。再次，刑事司法部门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比起其他司法部门，专门办理刑事案件的司法部门具有隐蔽性、封闭性的特性，则其腐败现象不易被发觉。
(二)司法不独立
首先，司法机关不独立地方政府。行政权牢牢的掌控着社会的经济、人事资源。这样行政机关便具有了干涉司法的可能性，具有了影响司法的能力，司法就无法独立了，腐败则应运而生。其次，司法机关不独立于执政党。现实中还见到的“中国特色”的司法不独立，就是执政党及相关人员干涉司法工作的现象。当然由于我国的执政党直接被行政化了，甚至高于行政权，则其对司法机关的干涉与行政权对司法机关的干涉基本雷同。再次，刑事司法人员不独立于“领导”。我国刑事司法人员基本不具有独立性，其无法仅凭自己的法律素养和专业素质对一个案件作出决定。一个办案人员办理一件刑事案件要受到诸多掣肘，遭受到各种上级的干涉和压力。
(三)传统文化的影响
首先，传统文化中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 “人治”思想，是刑事司法腐败广泛存在的历史、文化根源。人们对于法律制度的信仰远远不如对个人权力的崇拜。个人的权力尤其是司法机关领导的权力成为案件当事人或者请托人公关的对象。其次，儒家思想对于人情关系的过度重视。儒家思想推崇家庭、家族的紧密联系，强调友人、师生、主仆间的责任与义务，为中国人民的生存织了一张非常严密的关系网，使人在事事时时处处都要为人情关系买单。这种请托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表现在存在的普遍性，参与人的广泛性，被请托人的随意性等等。
(四)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
首先是公、检、法三机关权力分配不合理。侦查机关权力过大、审判机关无后续监管的现实问题。实践中确实如此，侦查机关的工作基本就等于是对一个刑事案件定了基调。而法院的判决是刑事案件的终局决定，也无人可以提出质疑。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根本无法落到实处。其次，刑事诉讼环节的制度设计不合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制订处处都存在漏洞，每个环节具备刑事司法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譬如，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该权力是刑事诉讼程序中最容易滋生腐败的地方，也是对司法公正侵害最大的腐败问题。同案不同判、同院不同判、同人不同判的情况时有发生。
(五)人事制度的缺陷
首先，司法工作人员的准入门槛过低，導致司法工作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其次，行政色彩相当严重，领导对办案人员的干涉太多。实践中的办案请托，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上级对下级的指令，但由于领导掌握着下级晋升的决定权，则容易引发办案人员屈从指令枉法的现象。再次，刑事司法人员薪资待遇太低。追求经济利益是诸多刑事犯罪、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是刑事司法腐败的主要诱发因素，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四、对进一步预防与惩治我国刑事司法腐败的设想
(一)体制的改革
腐败与监督缺失、权力膨胀的逻辑关系有目共睹。笔者认为，既然脱离了封建的王权政治，接受宪政的概念，就不应该排斥多党派的竞争与合作。只有存在竞争者，我们的现有执政党为了不失去执政地位，才会想千方设百计去惩治执管的公务机关的腐败问题;其次，必须改变党领导国家，领导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治国理念，实施党政分离，这里的政包括了政府、立法及司法机关。利用党权干涉司法权的行为，极易产生刑事司法腐败;再次，必须尽力提升中国立法权、司法权的地位，早日将上述二权力从行政权笼罩的阴影下解脱出来。司法权本身就不强，若立法权也很弱，则必然造成行政权的过度膨胀。立法权强大了，对司法权的监督也加强了。
(二)保证司法独立
首先，司法机关的财政权、人事权必须独立于地方政府。我国司法机关的财政状况与地方财政挂钩，则行动处处受掣肘。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干涉公、检、法办案的例子不胜枚举。其次，刑事司法机关上下之间的独立。我国公、检、法三个机关其实都是严密的上下级领导关系，法院也不例外。这就造成了引发刑事司法腐败的两大弊病：其一，上级院会去干涉下级院的办案。其二，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再次，刑事司法人员必须独立。刑事司法人员独立是把双刃剑，用得好是促进刑事司法公正，用得不好则是加速刑事司法腐败。但在刑事案件的办理过程中，确实存在大量案件承办人无意徇私，在领导的压力之下被迫枉法的情况。
(三)刑事诉讼制度建设
首先，在我国，公、检、法、司四机关之间的权力必须重新配置。这几年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被反复提及，在中国当今情况下，若检察机关都不来监督，公安、法院的刑事司法腐败恐怕会更肆无忌惮了。其次，必须在刑事诉讼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制度建设，予以严密的监控，以遏制刑事司法腐败。如对不立案、不逮捕、不起诉等决定，必须要求多层审批，要求对相关部门及上级单位进行备案及说明理由;对于判处非监禁刑的案件必须在判决中进行充分的说理，必须每年向同级人大报备，并在年底工作报告中说明理由;对于法院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一定要进行监督与控制，等等。再次，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其一，充分挖掘刑事案件陪审制度在遏制刑事司法腐败方面的作用，减少刑事审判过程中徇私枉法的机会;其二，部分适用判例法。让法官所量的刑期受到某个标尺的衡量，限制器自由裁量权。其三，充分发展回避权，减少人情关系的影响。
(四)人事制度改革
首先，必须提高刑事司法从业人员的准入门槛。建议在法官、检察官的录取资格要求上增加要求。可效仿英国和美国，从事至少8年以上的律师工作，才能转考检察官或法官。其次，必须改革司法机关的单位考评制度、干部晋升制度，削弱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干预、削弱上级对下级的干预。再次，提倡刑事司法人员的信息公开。这里主要是指财产的公开，范围必须包括刑事司法工作人员本人、配偶及其直系亲属的财产情况。最后，应该提高刑事司法工作人员的待遇，提高其社会地位，从经济收入及职业荣誉感的方面来遏制腐败。在不用担心五斗米的情况下，司法人员才不会折腰侍权贵，也不会为了收受贿赂而枉法。而且如果其具有极强的职业荣誉感有助于其忠于工作忠于法律，更加珍惜自己的工作，不会轻易自毁前程。
参考文献：
[1]武建敏.司法理论与司法模式[M].华夏出版社，2006.
[2]潘维大，刘文琦.英美法导读[M].法律出版社，2004.
[3]樊崇义.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谭世贵.司法腐败防治论[M].法律出版社，2003(3).
[5]张文显.法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M].三联书店，2003.
[7]陈卫东.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8]金鑫，周文.惩防司法腐败之对策研究[J].中国检察官，2010(19).
[9]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狱监督制度比较研究”课题组，白泉民.我国监狱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J].法学，2011(4).
[10]丁子明.我国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及其预防研究[D].湖南大学2007年硕士毕业论文.
(作者单位：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
作者：高玉蓉 席玉霞
廉洁司法的期许与路径
作为一个法官来评论司法机关存在的腐败现象，我的心中五味杂陈。
那些已经受到法律制裁的贪腐法官中，有的曾是普普通通的一线办案人员，有的曾是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法官，有的曾是兼具较高级别领导职务与学术盛誉的知名法官，甚至也有我曾经共事过的同事。他们可能为法院工作付出过辛劳，可能对法律发展作出过贡献，但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或间接换取个人利益——使我们分处司法的“阴阳两界”。
司法的腐败行为会招致社会公众的痛恨，也不会获得曾经的司法同僚的同情，因为这是法治之基的“腐朽”“败坏”，这是对法律职业的羞辱，是对一个真正拥有法治理想的人心理底线的挑战，是所有司法人员的活动中最不可饶恕、无法容忍的罪恶。
也正是这些因素，我们必须努力去寻找消除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廉洁的最有效的措施。
一、司法腐败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司法腐败的危害是什么?培根的那句名言虽然并非直接指向司法腐败，但一语中的，他认为一次不公正的审判的恶果甚至大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透明国际主席拉贝乐(Huguette Labelle)说，司法腐败的危害十分广泛，而且其后果几乎难以回转、无法弥补。司法腐败会损害人民的信念，侵犯个人的人权，进而损毁国家的治理能力和质量。
我国各界对于司法腐败危害的认识甚至更加深透，有人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哪怕司法腐败的案件数量并不算多，涉及的法官比例并不算高，但其危害的广泛性及后果的难以弥补性，构成了司法腐败最大的危害性。虽然说全国近20万法官中绝大多数是廉洁的，但这丝毫不能减轻司法腐败现象的长久危害。
因此有人戏称，“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一个错案炒一天。”意即，出现司法腐败时，我们已经不能用政治语言来评估，因为腐败与廉洁是一个是与非、黑与白的问题，而不是多与少、大与小的问题。
对于司法腐败的严重危害，无论如何表述都是不过分的。可以说，司法腐败是司法公信的克星，是司法公正的天敌，是侵蚀社会公平正义的毒瘤。司法腐败会使正义改变颜色，甚至能毁掉整个法律职业为实现司法公正付出的所有努力，使国家离法治越来越远。
二、治理腐败“千家方”
司法领域中的腐败现象不是新鲜事，对于司法腐败以及其他权力腐败的治理，也早已是各国讨论和实践的热点。这里不妨介绍几种。
建国前后，毛泽东主席为治理腐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来有人将其总结为五大“绝招”：
一是“率先垂范，不令而行”;二是“预防为先，防患未然”;三是“作风民主，监督有效”;四是“严格纪律，防微杜渐”;五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些措施虽然在表述方式上略显八股，但相信在今天仍然有效。只是考虑到司法腐败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体现出的一些新特点，还需要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治理。
在法院系统和其他一些可能出现钱权交易、贪污腐败现象的领域，多数都曾提出要建立健全“四不为”的机制，即：建立健全“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和“不必为”的保障机制，形成良好的廉洁氛围，让司法人员自觉抵御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侵蚀，确保队伍的纯洁稳定。
“四不为”机制的理想设计确有新意，涉及范围广泛，措施严密，只是各种机制的建立和健全需要做出相当大的努力。
近些年来，中纪委部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也基本上围绕这些机制进行。目前，在这种指引之下的各项机制仍在建设之中。
很多学者建议，消除司法腐败要从“事前预防、事中抵制、事后惩治”三个环节下功夫。
事前预防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防治腐败措施。但是，除了一般的教育、宣传手段，最重要的是在深挖司法腐败产生原因的基础上，直接斩断产生司法腐败的源泉，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我国多年来没有彻底解决公款吃喝问题，但有人建议如果从根本上取消用于吃喝的公款项目，则不会再存在上述问题了。
在司法领域中，通过加大公开力度可以防范腐败，也有学者建议公开或者取消法院的“副卷”，从而挤占不公因素的存在空间，发挥阳光防腐的作用。
事中抵制既要靠思想觉悟，又要靠勇气胆量，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抵制之后的保障措施是否到位，否则后果可想而知。事中抵制措施也可以是一些中性的措施，兼具防、治两种功效。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是对什么人的直接惩处，但实际上会形成一种威力，间接发挥了遏制腐败的作用。例如，一些法院一直要求落实的“说情公开”“批示备案”等抵制干扰、防止腐败的措施，终因保障措施不力而难以全面落实。
事后惩治看起来虽然属于亡羊补牢，但终因其与人性的契合而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人性的一些弱点，在普通公众与司法官员身上同样会有体现。人人趋利避害，在获得利益满足的同时，又能远离制裁。事后的监督惩治会让所有法官反省自己，平衡利害，作出正确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腐败的念头会被打消，一些腐败行为也会中止了。
十年前，艾菲斯基金会(IFES)对若干国家的司法腐败问题进行过系统调查，也提出了建立一个廉洁的司法制度应当具備的各个要素，从七个方面描述了一个完备的防治腐败系统工程(左图为该基金会制作的司法廉洁矩阵图)。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国际性的民间组织，以推动全球反腐败运动为己任，也是当今对腐败问题研究得最权威、最全面的国际组织。
2007年，该组织对37个国家的司法腐败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司法腐败形式多种多样，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法律、社会、文化、经济或者政治因素。在对各国司法腐败问题进行研究时，透明国际主要关注“法官选任、条件和保障、问责和纪律以及透明度”四个领域，在总结司法系统防止腐败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对惩治司法腐败问题提出了26条具体的建议。其中，法官选任与司法透明所占地位甚为重要。
2009年，美国国际援助署根据在国际合作中参与的项目实施情况，发布了《减少司法腐败的国际报告》(Reducing Corruption in the Judiciary，2009)，其中分析了各国反司法腐败的教训及应当注意的方面，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解决司法腐败问题，不能脱离各国司法制度运行过程中所依赖的特有的法律、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大背景;
第二，必须深刻理解影响各国司法制度运行的法律制度史、司法程序、实践做法、组织机构、相互关系等;
第三，必须考虑国家的领导人是否做好了应对打击腐败所冒风险的准备，考虑反腐动机是否足够强烈，反腐积极性是否已经最大，以及各国的司法部门推行相关改革措施的能力是否具备;
第四，必须高度重视法官独立裁判各类案件是非曲直的同时，要适用较高的司法廉洁标准，追求工作效率，合理管理和使用公共资源标准，建立法官的问责机制;
第五，各国应当通过积极制定科学的政策、培养精良的队伍、建立公平的程序，进而确保司法廉洁最高标准的遵守;
第六，持续完善，量化考评。
同时，该报告还提出要从五个方面努力来减轻司法腐败的危险：司法官员的任命程序和任期保障;案件管理与诉讼程序;职业道德标准与司法机构的廉洁;司法经费保障;调查和惩治腐败行为的力度。
三、防治腐败的措施建议
中国的廉政理论为治理司法腐败提供了多种方案选择，长期的反腐实践也对这些方案的实践效果进行了检验。
根据我国防治司法腐败的经验教训，结合国际上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能够治理我国司法腐败的措施有很多，但又从来不会有某一种措施可以“包治”腐败。
因此，我选择了几种对防治司法腐败最重要的改革措施略作介绍，同时对这些措施在综合治理方案中所发挥的作用或者所占的分量略作主观评估。现依次说明如下：
严把法官“入门关”作为第一重要的反腐措施，而且其分量占到25%，也可能会引起怀疑。但是，司法自身的属性、世界各国的经验以及我国的教训表明，让法官门槛高之又高，让法官入职难之又难，对法官素质要求严之又严，的确是防止司法腐败的第一要务。
真需要这么严吗?的确需要。司法的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需要好法官，而且司法是最经不起“折腾”的。即使发生极少数司法腐败案件，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在国际、国内缓过劲来，才能在人民群众中恢复司法的公信。
门槛如何提高?建议：一是挑选通过司法考试的最优秀的法律人才参加两年的司法职业研修，毕业后才有资格进入法官队伍;二是权力机关任命法官时必须履行更加严格的程序，实行背景审查、当面听证、能力评估、人格评价等方式，确保具有主流法律思想、高尚职业道德、精良法律素養的人成为法官;三是严格试用期的考核评估，发现不适宜当法官者应当及时清除。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虽然司马迁将此语用在国力民风的建设上，但在一个职业的发展方面也同样适用。当然，现代社会的“高薪养廉”理念更能说明优厚的待遇和保障对遏制腐败所发挥的作用。
在谈法官的优遇保障时，必须重申前面关于法官入职门槛的高标准，否则就失去了讨论法官优遇问题的基础。在提高法官入职门槛的同时甚至之后，提高法官的优厚待遇，是对现实民意的回应，是正确的策略选择。
法官待遇应当多高?各国因国情而异。如果采取大陆法系国家通用的法官培养模式培养我国法官的话，这些国家在培养过程完成后，法官待遇方面的经验也可以借鉴。通常情况下，法官经过职业研修之后会比同年资的公务员优越七八年的待遇，而这种制度设计的唯一基础就是：担任法官的这些人是优中之优，而且经过了职业研修。如果单纯地强调法官所承担使命的重要性作为提高法官待遇的理由，有时会显得缺乏说服力。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司法公开，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激发法官的良知，并逼迫法官用这种良知引导、约束自己的行为。或许也会有良知沉睡不醒的法官，无论阳光多么强烈，仍会我行我素，但对于绝大多数法官来说，公开可以发挥其相应的防腐作用。
这些年来，我国推行的司法公开制度改革对防止司法腐败发挥了一定作用，无论是“六项公开”，还是建立司法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或是推动裁判文书上网，都比较成功，但仍有很大潜力可挖。要全面发挥司法公开的防腐作用，还应当重点抓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从庭审中心主义出发，打开法庭大门，确保公众对于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可以无障碍地进入法庭旁听;二是公开法院所有办事、办案流程，甚至包括程序法中没有的、属于管理层面上的规则，让公众(当事人)知道并对办事结果有合理预期;三是公开所有可能影响案件裁判的证据、信息，甚至包括说情、关系、批示等本不应该发生的干扰。
或许有人认为司法公开透明对于防治司法腐败的作用应当更大一些，甚至可以达到30%，但由于公开通常限于法庭上发生的活动，所以其作用有一定局限性。
严厉的司法惩戒制度，会使法官在不当利益的诱惑面前望而却步。这是人性的特点，也是各国惩治司法腐败的经验。我国虽然制定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但由于没有建立相应的实施机制，而仍以传统的纪检监察模式为主导，所以这些准则并没有发挥其全部作用。
严格的惩戒制度，会让法官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作出正确的选择。此时发挥作用的不只是具有潜移默化作用的司法职业道德，更具有警醒作用的还是那些让人丢脸、失誉的惩戒和调查。
在法律人的眼中，或许这类措施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由于法官入职门槛的提高以及法官尊荣感的提升，法官的自律性也会不断提高，所以严厉的司法惩戒直接发挥作用的机会也就小了许多。
法国一位革命家说过，诉讼程序无非是针对法官的私欲和人性弱点而采取的预防机制。
因此，在公正、合理的诉讼程序中，法官的基本行为模式将依此塑造成型，避免了枝枝杈杈的生长，因此法官腐败的可能性也会有所降低。
当然，诉讼程序对司法腐败的遏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之中。我们经常说，(双方)当事人是法官行为的最严密的“监督者”。当然，直接将当事人称为“监督者”似有不妥，但当事人参加诉讼、行使诉讼权利的过程，对防治司法腐败所发挥的客观效果不可低估。
如何发挥当事人的“监督”作用?这里有三个基本的衡量标准：
一是凡是法官从一方当事人处知道的信息，必须让另一方当事人知道，并给当事人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一标准最典型的体现就是“禁止单方接触”原则(Ex parte)，而这一原则决不能像某些法官理解的那样，法官可以在办公室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或者法官可以与书记员共同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
二是让当事人有机会充分阐述自己的主张、理由。
三是当事人提出的所有主张、理由、证据，都应当在法官心证过程中有其相应的地位。
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会为了最大的诉讼利益而竭尽全力展现自己的理由，遏制对方的优势，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说服法官支持自己的主张。现代社会的当事人不希望看到自己的败诉结果，但更不希望看到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贪腐、不公。
面对中国司法腐败的现实，几乎所有人给出的药方都是“加强监督”。于是，扩大范围与形式的检察监督、包含个案是非曲直在内的人大监督、难免因片面事实而出现误导的媒体监督等得到加强，而实际上，它所挤压的不只是司法的腐败可能，而司法的独立性、中立性等本质属性同时也受到了威胁。因此，在近十年强化监督思想主导下的司法改革，并没有为司法廉洁带来太多进步。司法接受外部制约监督是必要的，但如果制约的主体和方式没有建立在其他措施的基础上，其作用或许只能徘徊在5%左右。
做到法院獨立审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但由于其作用通常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因此会引发另一种模糊的认识，甚至有人说司法的独立程度越高，腐败的程度会越严重。这里不去展开评述这一错误观点，但可以肯定地说，加强司法活动的民主参与的确是一种减少腐败的直接措施。
我们不能过高估计司法民主参与在防治司法腐败中的作用，因为毕竟民众直接参与到具体案件审理程序中也就只有“陪审”一种方式，而且陪审在当前所发挥的作用是较为有限的，但通过陪审之外的其他民意沟通机制，包括听取公众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实现了法院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对民众负责的效果，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预防腐败的作用。
近些年来，各级法院经常性地开展一些主题教育活动，如“人民法官为人民”、“廉政教育”等，或者开设法官职业道德培训班，有时一年甚至搞两三个主题活动。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思想认识、廉政警惕问题，但实践证明其作用受到其他方面的很大抵消，所余下的“正能量”或许只能对廉政起到5%的作用。
只靠一种措施很难解决所有问题，通过上述各项措施的综合运用，我们才会收获一个清廉、公正、独立、公信的司法制度。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我们的司法制度在世界司法廉洁度排名达到前十名，仍然会存在对司法腐败的焦虑。这并不是坏事，因为对腐败的敏感度是与社会对这一制度的期望值直接相关的。那时，我们不会再说“法官队伍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只是存在极少数害群之马”，也不会再把“不准贪污受贿”的警示牌摆在法官的办公桌上。这种对司法廉洁过低的期待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要求是不相称的。
对于承担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职责的法院来说，发生一起腐败案件就已经“超标”了。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作者：蒋惠岭
推荐阅读：
行政司法论文06-11
国际司法论文06-16
对*法院司法建议的调查分析06-22
整治基层腐败情况06-15
微腐败专项整治07-06
腐败案件观后感05-30
恒大反腐败心得06-24
贪污腐败典型案例06-25
惩治和预防腐败基本制度05-26
反腐败领导工作机制0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