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院司法建议的调查分析

对*法院司法建议的调查分析

对*法院司法建议的调查分析 篇1

（二）完善制定有关司法建议法律。要以法律的形式把司法建议工作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规定司法建议的地位、内容、形式，规范司法建议的程序。让司法建议与判决、裁定、决定、通知、命令、公告等结合起来，构成一套完整的法律文书种类，以便处理法院在诉讼中遇到、发现的各种问题，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

（三）加强司法建议制度建设。人民法院应把司法建议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把司法建议作为一项重要制度确定下来，确立专人负责，统一管理。为使司法建议活动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在有关法律规定或司法行政文件没有出台以前，可以自行制定关于加强司法建议的暂行办法，在司法建议的地位作用，适用的范围和对象，行文格式及主要内容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规定司法建议的适用范围：审理各类案件中发现的涉嫌犯罪、管理制度中的重大漏洞，经济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严重渎职行为，以及对人们生命安全有继续危害的行为等。统一司法建议的审核和备案程序，指定专门机构负责，各业务庭写出司法建议初稿后，送交专门机构审核或备案；统一行文格式和编号，全院统一格式和文书编号，在专门机构登记编号，各业务庭不得自行编号。统一送达和反馈意见处理程序，司法建议作出后可以直接送达有关机关、单位和个人，也可以由其主管部门转交。法院可以指定专门机构负责送达和处理反馈意见，也可以由各业务庭自行掌握。

（四）统一司法建议内容。要逐步规范制作样式。撰写司法建议书要有的放矢，易于落实，用词要准确。司法建议的内容既可以指出存在的问题，也可以提出解决的方案，可以建议机关、企业建立健全某些规章制度，司法建议还可以建议有关部门修改某些规章制度，甚至建议收回个别难以执行的文件等。还可以建议有关行政机关对某些企业的责任人和职工作出行政处理等等。

（五）努力提高司法建议质量。一是注重及时性，发现问题，及时建议，提高司法建议的时效性；二是强调针对性，注意发现深层次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做到一事一建议，提高司法建议的针对性；三是提高指导性，对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注意调查研究，提高司法建议的指导性，力争使每一件司法建议都收到实效；

(六）加强司法建议考核。为真正发挥司法建议的作用，人民法院在对审判人员的工作考评中，提司法建议的数量、质量作为考察审判人员能力的一个项目，将开展司法建议活动引入审判人员的岗位目标考核，强调抓出效果，对发出司法建议书并产生良好效果的审判人员根据《法官法》的规定给予适当的精神或物质鼓励，对应发出司法建议书而未发出的审判人员，则酌情予以处罚。每发出一篇建议和建议被发送单位采纳而向该院反馈意见及获奖的司法建议，都将在目标管理中获得相应的加分，调动法官参与的积极性。

（七）督察落实司法建议。每年集中一定时间，对发出的司法建议进行梳理清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区别情况，逐件督促落实。建立司法建议的回访和意见反馈制度，不断改进司法建议工作。定期了解司法建议的落实情况，接受有关部门反馈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和带动接受司法建议部门和有关方面共同做好治理工作，扩大和巩固审判的效果。对落实司法建议措施不具体的，可以再次致函建议重新制定整改措施；对只有整改措施而没有落实的，致函抓紧落实；对那些领导不重视，依然我行我素，拒不采纳建议的单位，除再次发函外，将发现的问题、司法建议的内容、落实整改的情况等书面向其上级主管部门、组织部门、纪检和党委、人大的主要领导同志反映，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坚决堵塞漏洞。对涉及部门较多，需要共同采取措施的，请党委政府出面做好协调工作，拿出整改的建议方案，商有关单位共同落实。

对*法院司法建议的调查分析 篇2

一、法院难以要求被执行人如实申报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公布实施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 (以下简称《执行规定》) 第28条确立了我国现行民事执行财产调查的三种方式:申请执行人提供执行财产线索、被执行人如实申报和法院依职权调查。没有人比被执行人更清楚执行财产的状况, 被执行人如实申报方式若能运行良好, 不仅能够最为全面地调查到执行财产的具体信息, 而且能够大幅降低调查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基于此, 《民事诉讼法》2008年修订时以法律条文形式确立和完善了这种财产调查方式, 在第217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随后,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年11月颁布的《执行解释》第31~35条进一步细化了被执行人自行申报的具体内容、申报程序、后续申报义务等。然而, 通过对L法院的执行实践进行调查后发现, 在执行人员将附有财产申报表的“责令申报财产令”送达被执行人后, 几乎等于石沉大海, 鲜有被执行人如实申报财产的, 被执行人拒绝申报财产的现象十分普遍。

根据《民事诉讼法》217条的规定, 被执行人拒绝自行申报财产的, 法院可以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但是, 若仔细分析则会发现这两类处罚措施均很难产生较强的约束力。因为据《民事诉讼法》第104条规定, 对个人的罚款金额, 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 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拘留的期限, 为十五日以下。考虑到对被执行人所处的司法罚款难以得到执行, 实践中对被执行人予以司法罚款的情形非常罕见, 故司法罚款对被执行人的影响极为有限。十五日以下的司法拘留对被执行人的威慑力度也十分有限。原因可归结为两点:其一, 一些被执行人长期居无定所或下落不明, 司法拘留措施无法执行;其二, 对于那些被执行标的额较大的执行案件, 被执行人为了逃避数额较大的执行债务, 宁愿被短期拘留, 也不愿意自行申报财产。因此, 法院的罚款和拘留措施并不能对被执行人构成较大法律威慑力, 有些执行法官对这种违法行为早已见怪不怪, 只是把责令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看作“走过场”的形式和必须走的“法律程序”, 而难以真正地要求被执行人申报执行财产。

二、法院难以全面依职权调查执行财产———法院依职权调查执行财产的封闭性

随着商品经济和金融制度的发展, 财产形式多样化, 除货币、机动车辆、房产、土地使用权等有形财产, 还包括公司股份、有价证券、知识产权等财产性权利。理论上讲, 凡是在被执行人债务范围内, 不属于被执行人基本生活所需, 可以转让交易的财产均可被认定为执行财产, 所以执行财产的种类必然具备财产的多样化特点。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11月颁布的《执行解释》第32条可作为例证, (2) 尽管《执行解释》第32条规定的目的是明确被执行人自行申报财产的范围, 但是根据被执行人有申报自己知晓的全部执行财产义务的原则, 该范围与执行财产的范围应当是一致的, 完全可以视为执行财产的范围, 其所列举的内容亦可视为执行财产的内容。因此, 《执行解释》第32条所列举财产种类的多样性同样可以说明执行财产种类的多样性。

执行财产种类如此繁多, 法院是否能够予以全面调查呢?为了解决包括执行财产调查难在内的执行难问题, “近年来, 全国绝大多数的地方人民法院都将原来的执行庭改为执行局”。 (3) 执行机关虽然历经执行庭到执行局, 但执行财产调查难问题依旧突出存在, L法院也不例外。在对L法院的执行财产调查工作进行观察后发现, 尽管与诉讼案件类似, 执行案件也实行法官承办制, 但是执行财产的调查工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由执行法官本人采用各种方式去全面调查执行财产。

为了提高执行财产的调查效率, L法院实行执行财产集中查询制度, 该制度可简单描述如下:当所有承办法官从立案庭接到执行案件后, 分别将被执行人信息全部集中到执行局内部专门负责送达统一查询材料的人员手中, 由后者将所集中到的被执行人信息分批送达各协查单位, 在若干工作日内收到各协查单位协查结果, 最后再将收到的协查结果反馈给各执行法官。执行财产集中查询制度可以大幅度提高执行财产的查询速度, 并且将一批被执行人信息一次性送达协助查询单位, 方便后者的工作, 受到后者的欢迎, 这是执行财产集中查询制度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L法院的执行财产集中查询制度有如下特点:其一, 并未改变法院执行财产调查工作的格局。在该制度下, 执行法官仍然主导着执行财产查询的权力, 专司送达统一查询材料的人员只是实施了“送达”这项辅助工作而已。其二, 对于所有执行案件, 被执行人财产的查询范围都是固定的。这种固定查询范围包括银行存款 (仅限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 、房产、机动车辆、国有土地使用权等四个方面, 被执行法官成为“四查”。其三, 每宗执行案件原则上只查询一次, 若“四查”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 则等待被执行人申报财产和申请执行人提供执行财产线索, 若在6个月的执行期限内被执行人不申报可供执行的财产, 申请执行人亦未能提供有效的执行财产线索, 则该案可视为无可供执行财产案件, 并按照程序予以终结。

对L法院而言, 执行财产集中查询制度几乎是法院调查执行财产的全部内容, 除非被执行人能够提供集中查询范围以外的财产线索, (4) 故可以参照执行财产集中查询制度分析L法院的执行财产调查活动。

显而易见, L法院只是将执行财产集中查询的范围限定在银行存款、机动车辆和不动产 (房产、国有土地使用权) 三方面, 且银行存款限于工、农、建、交、中五大国有商业银行, 这与执行财产种类的多样性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 笔者在与执行法官交谈后意外获悉, 由于各执行协查单位声称无法提供省外查询服务, 故将上述“四查”进一步限定于海南省内的查询。综合上述信息, 可以初步总结为:相对与执行财产种类的多样性, L法院执行财产集中查询的范围具有强烈的封闭性, 这种封闭性不仅体现在所查询执行财产的种类上 (封闭在主要商业银行的存款、不动产和机动车辆三类财产上) , 而且还体现在所查询执行财产的地域分布上 (封闭在海南省内) 。

由于L法院调查执行财产的范围与集中查询执行财产的范围具有原则上的一致性。因此, 可以将L法院执行财产集中查询行为的封闭性特点扩展至整个执行财产调查活动, 即得出结论:L法院的执行财产调查活动同样具备强烈的封闭性特征。在执行财产种类繁多的情形下, 法院调查执行财产的这种封闭性必然决定了其难以全面调查到被执行人的财产。

三、申请执行人难以参与对执行财产的调查

前文说过, 《执行规定》第28条规定了我国现行民事执行财产调查的三种方式:申请执行人提供执行财产线索、被执行人自行申报和法院依职权调查。在三种调查方式中, 我国现行立法大篇幅地对法院调查方式作了规定, 对于被执行人自行申报财产, 相关立法也在不断充实和完善。唯独对于申请执行人提供执行财产线索, 立法却是一片空白。申请执行人不清楚应当通过何种途径去寻找执行财产线索, 甚至连执行法官也说不清楚申请执行人该怎样获取执行财产线索。在L法院的执行财产调查实践中发生过此类现象:当法院调查一无所获, 且被执行人拒绝自行申报财产时, 执行法官会通知申请执行人在规定期限内提供执行财产线索, 否则将可能执行终结, 有些申请执行人因不知如何获取执行财产线索便请教执行法官, 执行法官不知如何回答, 便搪塞道:“只要不违法都行”。总之, 现行法律规范仅仅是确认了申请执行人应当参与对执行财产的调查, 但对如何参与, 只字未提。

事实上, 为鼓励申请执行人委托律师参与执行财产调查, 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地方法院的有益探索的基础上, 在政策层面上允许各地方法院结合实际, 可以向申请执行人的代理律师签发执行调查令, 以支持律师对执行财产的调查。但是, 执行法官并不乐意践行这种鼓励政策, 主要原因在于担心代理律师持调查令在外调查无法受到约束, 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风险。所以, 除立法空白外, 申请执行人难以参与执行财产调查与未有效推行执行调查令政策有一定关系。

此外, 申请执行人调查专业技能的匮乏、调查的高耗时高成本都阻碍了申请执行人对执行财产单枪匹马式的调查。于是, 因各种制约条件, 当被执行人想尽一切办法逃避执行调查, 法院调查人员使出浑身解数追查执行财产时, 申请执行人作为真正的权利人却茫然不知所措, 既无力阻止前者的发生, 又无法与后者一道参与对执行财产的调查。

参考文献

[1]李浩.论民事执行中债务人财产的发现[J].法学, 2007 (12) .

[2]赵秀举.论现代社会的民事执行危机[J].中外法学, 2010 (4) .

[3]栗峥.中国民事执行的当下境遇[J].政法论坛, 2012 (2) .

[4]孙妍.权利视角下的民事执行权改革[J].当代法学, 2010 (3) .

[5]吴飞明.申请执行人财产调查权研究[J].人民司法, 2009 (21) .

[6]霍力民, 侯希民.执行难问题探究与对策[J].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2011年、2009年工作报告。

对*法院司法建议的调查分析 篇3

关键词：司法解释；沟通主义；商谈理论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108-03

一、司法解释权对立法至上理论的修正——法律的本质在于沟通

依据传统的分权理论，立法权与司法权属于不同的权域。一般意义上的司法解释权是从属于司法权的一种权能。世界各国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都必然要对法律做出自己的解释。然而，在中国的法律语境下，司法解释虽建立在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职能时对所适用法律的阐释与说明的基础之上，却同样伴随着另一种注解。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司法解释具有与立法类似的法律效力，不仅对各级人民法院的裁判具有法律约束效力，而且成为法院裁判案件时必须优先适用的依据，具有实质上的立法性质。因此，我国法院的司法解释权是一种超越了司法权范畴的准立法权性质的权力。

谈到法院或法官对立法的影响，我们首先会反映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区分。对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法系归属问题，根据法律传统和法律技术的特点划分，除了有历史上的渊源关系，基本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明显与大陆法系而不是英美法系有更多的相同点[1]23。

法系归属的判断有助于在一个大的法律传统的框架下考察中国的问题，事实上我国基本形成的法律传统确实与大陆法系有较深的制度和历史渊源。但同时我国也保持了自己的特色。比如对立法权至上的不同理解，大陆法系的立法权至上理论是建立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人民主权学说要求人民作为主权者的面目出现。掌握主权的最主要体现即立法权，因此推导出了议会至上理论作为立法权至上在制度层面的投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坚持立法权至上的理论，全面确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绝对权威地位。从我国的宪法就可以看出，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其依据是人民当家做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包括立法权完全属于人民。

对于议会至上理论，二战之后大陆法系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已经做出了全面反思。立法权的专横和无制约几乎是把世界拖入战争的最重要的制度原因。限制议会的权力、制衡立法权从德国、法国的立宪、修宪实践和英国的议会改革都全面地体现出来，实证法学派的衰落也从理论界体现了对自然法学的回归即对法律的限制。

我国学界至今仍然可以坚持立法权至上的理论，并不是因为我国的立法机关运行制度完善，而是我国的立法机关至今仍然没有充分发挥代议制机关的作用。但是社会发展的实践已经要求对立法权至上的理论进行必要的修正。代议制机关确认法律的合法性，这一线性的民主合法化模式虽然简单明了却不符合中国现实法律实践，同时阻碍法律与社会以及司法实践的结合，毕竟“法律的生命在于其运行”。

从中国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实践可以看出，几乎每一部部门法公布之后就会有一部司法解释出台。而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最多的往往也是司法解释，尽管不一定在司法文书中引用。这充分体现了法官①在法律适用中绝不应仅仅起消极作用。

司法解释对法律的阐释乃至补充，就等同于司法实践与立法机关的一次对话、一次沟通。每一个司法解释都是从一个个鲜活的案件中总结出来的法律适用的难题。其与被解释法律的结合就构成了法律本身。在沟通主义法律观看来，法律本身在根本上也是基于沟通：立法者与公民之间的沟通，法院与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沟通，立法者与司法者之间的沟通，契约当事人之间的沟通，某一审判中的沟通。更显著的是，这一沟通方面现在被认为是处于法律合法化的框架（frame）之中：法律人之间的一种合乎理性的对话是“正确”地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最终保证[2]13。

当人们对司法解释中一些超越被解释法律范围的扩大化解释提出质疑时，或许可以抛开立法权至上的传统观念，在沟通主义法律观中找到其合法性。

“如果法律是合乎理性的，合理性又被理解为沟通的合理性，那么法律就是一种沟通，而不仅仅是关于不同形式之人际沟通的事物。在一种单向度的合理性（one-dimensional rationality）范式内，我们再也不能正确理解法律。法律的创制不能被视为一种单向的（one-way），即“公民—选举—议会立法—司法适用”的过程。法律和社会复杂性的显著加剧已经使得这一图式成为陈词滥调。法官作用的加强、特别是宪法法院和超国家法院的建立，相对于政府和行政机关优势地位的议会作用的减弱，不仅仅是“错误的发展”，而必须得以正当化（corrected）以使传统的理论适应于现实的发展。这是新的现实，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我们必须阐发（developed）与之相符的新理论，包括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2]10

中国的现实也在呼吁着理论的更新。最高院行使司法解释权，形成了一个公民、行政机关、法院、立法机关通过在诉讼中的沟通来弥合法律与社会生活实践的缝隙的过程，使简单的“立法——司法”的线性体系转变为法律内部自我完善、自我创生而又具有开放性的循环型法律体系。

无视司法解释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以立法权至上、司法解释扩大化的名义限制、压制法院的司法解释工作，是强迫实践去适应已经不合时宜的理论，将不利于中国的法治建设。司法解释体现了法院在公民、法人、行政机关等与立法机关之间的沟通枢纽作用。法律实践切实证明，法律并不是在生效的那个时点就完成了其生长的过程，恰恰相反，它就像一粒种子，在那个时点才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司法实践给了它新的生命。这就是中国正在形成的法律传统和现实的发展。

二、法律的自治性与法律的合法性——司法解释存在的意义

尽管深嵌于、并强烈地受制于社会，但现代法律系统事实上是一个相对自治的系统[2]52。依据凯尔森的进路，“若诸规范之效力皆可回溯至充任其终极效力依据之某一规范，则上述规范便构成统一体系或秩序。那么此基础规范即诸规范之共同渊源，而构成某秩序之众多规范的统一性便在于斯；而某种规范所以归属某秩序，亦因其可回溯至此秩序之基础规范。”[3]80这种单向度的法律结构可以搭建一座法律系统树状图。抛开最后所谓终极的基本规范的困境，这种线性法律系统的结构与现代法律系统的现实也是不符的。就中国而言，我国立法主体的多元化，效力等级的犬牙交错，内容的相互交融，更突出了法律体系的循环结构。也就是说不只是上位法决定下位法，下位法同时也会影响上位法。

以司法解释为例，必然应从属于其所解释的法律，而司法解释的内容经常会超越法律文本原有的范围，这是源于司法实践的需要，相当于对法律的修正。①而在某些立法中似乎是有意为下位法留下更多的立法空间。

同时，在中国司法机关从属于立法机关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司法解释权却为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权力平衡制造了一个支点。众所周知，在立法阶段司法机关对立法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意见被接受的几率非常小。在法律公布之后，法院利用自己的司法解释权对法律进行必要的解释，其实也是一种修正，以达到适应司法实践的目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司法造法的过程。这种司法造法并非不受限制，事实上，最终还是由立法机关决定司法造法的界限，但是司法机关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的真实面貌。这也是一种法律系统的循环。当然，司法解释本身也是法律的一种自我指涉，在形式上依然属于法律的闭合系统之中。

对于法律合法性的探讨，几乎是传统实证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的最大分野。不同进路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依据法的商谈理论，我们似乎可以寻找到一个超越两大学派二元对立的合法性理论，胡克将其解释为沟通合法性。

沟通主义法律观以多元化的进路来考察法律的合法性即有效性：“形式的合法性”为实证法学派所关注，“实质的合法性或称价值的合法性”是自然法学派的根本，而“沟通的合法性”就是沟通主义法律观关注的重点。

如前文所述，法律体系是一个自治的封闭的系统，而法律与数学、化学不同，并非独立于其所规制的社会。同时，法律还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法律对社会生活的依赖使法律的自治变得不可能。因此，在法律的自治性与合法性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张力，而这种张力在司法领域的表现就是“法律的确定性原则”与“法律的合法使用”之间的张力[4]27，如何化解这种张力呢？代议制没有辜负卢梭的担忧，民主选举并没有带给人民一劳永逸的立法体系。如果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层次明确的法律体系满足了法律形式的有效性；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法律体现人民的意志满足了法律价值的有效性；那么法律是否就具有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广泛的可接受性呢。这种全社会范围的可接受性并不以程序和道德为充要条件。通过法律系统的不同建制即立法者、执行机关、司法机关、法律学说之间的一种相互承认和支持，形成一种循环沟通，共同构成并维护法律体系的有效性，达到全社会范围的接受，以沟通的方式实现法律体系的合法性。

司法解释正是以沟通法律与社会现实的桥梁的方式增加了法律的可接受性。从而为克服法律的自治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张力贡献了力量。令人意外地增加了被解释的法律的有效性即合法性。

三、“扩充解释”存在的必要——法律的开放性与自我创生

对于司法解释中超越原法律文本的所谓“扩充解释”一直是最受学界诟病的。无论是从超越授权范围还是法律解释学的困境，视角不一而足，但是却很少有人考虑为什么会有这种扩充解释，即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

举例说明，2008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审判监督程序部分做出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其中，第5条第一款规定：“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可以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或者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被损害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做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司法解释将申请再审的主体范围由民诉法规定的当事人扩展至案外人，赋予了案外人原法律并没有赋予的申请再审的权利。从法律解释学来讲，民事诉讼法通篇将当事人、案外人并列，将当事人的外延扩展至案外人实在不符合解释学的要求。因此，就司法解释权范围而言，这明显属于扩充解释，也就难免越权之嫌。作为旁观者当然可以这样评论，但是作为法官，首先要考虑的是案外人的利益如何得到救济。如果一个公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没有司法救济的途径，这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损害恐怕更为严重。案外人申请再审权利的缺位本来就是民诉法审判监督程序部分的一个漏洞，不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及时修正，难道要等到下一次民诉法修改再行解决吗？即使是等待人大常委会做出立法解释也是远水难解近渴。更何况这种期望几乎是脱离中国法律解释实践的。人大常委会对司法解释中的扩充解释长期以来采取默示容忍的态度实际上是符合了现实司法实践的需要。

讨论更深层次的理论与原因，我们就有必要探讨法律的“运行闭合”与“认知开放”。法律的运行是一个闭合的体系，从上文有关自治性的论述可以了解，法律是一个自我指涉的系统，但是同样不能否认其对社会生活的依赖，也就是认知的开放性，单纯的“立法—司法”的线性结构，无法解决开放性问题，如果承认法律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那么体现在哪里呢？法院的司法解释权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充分的吸纳整个社会环境对法律的反馈，并有效地作用于法律本身，形成法律的自我完善。依据法律自创生理论，法律的“自我再生产以系统受其环境的影响为前提条件。通过从事件的流动中吸取和组成新要素，并从中有选择的把它们连接起来加以使用，外部与内部因素都影响一个系统再生产自己的方式。”①司法解释本身就是法律自我创生的内部方式之一。

四、“准司法解释”的生存空间——司法机关沟通的结果

所谓准司法解释，或称地方司法解释是指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某一类型案件的处理方式做出的统一规定，以期达到同案同判的法律效果。

依照本文一直坚持的从司法实践出发的研究范式，首先依然要考察这种准司法解释存在的现实意义。同案不同判，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情况。同一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下属的不同基层法院经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即使是同一法院民事审判庭与经济审判庭对同一法律问题的考量也会大相径庭。从根本上讲法官在适用法律时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是不容忽视的。在没有案例法传统的中国，通过案例统一法官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是困难的，尽管这种方式在探索中。实践中，对于一些最高院没有做出对全国范围内同类案件有指导意义的司法解释的情况，一般由高级人民院或中级人民法院协调辖区基层法院对某一类型案件存在的问题的认定或处理方式形成统一认识，达到本辖区内同类案同样判决的法律效果，其形式一般以会议纪要，内部文件等形式出现。

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对法律进行解释的过程。对于全国性普遍存在的问题，最高院以对个案进行批复的方式做出对具体审判工作的指导是被普遍接受的。但是这样的情况毕竟是少数，而且也存在一个在基层法院归纳、总结、酝酿的过程，才可能向最高院请示。在很多情况下就某一类案件的认识问题只要形成统一意见就可以合理地做出判决，因此没有必要向最高院请示，或者还没有形成向最高院请示的成熟状态。

应该说所谓准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沟通的结果。而这种沟通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需的。应该说针对准司法解释的质疑主要是针对形式要件的。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应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批复》中在禁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形式指导相关工作的同时，也建议各级法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可写一些经验总结性的文章，供审判人员办案时参考，或者召开一定范围的会议，总结交流经验。”应该说最高院一直倡导法院之间的互相交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的行为。

司法解释本身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统一法律适用。司法机关之间的沟通行为，不但是统一法律适用的重要方式，同时也影响了法律本身的运行状态。因此，只要所谓“准司法解释”在形式上没有越权，其沟通、商议的行为本身应该是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的。

参考文献：

[1]孙国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概念、理论、结构[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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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凯尔森.纯粹法理论[M].张书友，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对*法院司法建议的调查分析 篇4

(司法建议稿2007年9月30日第五稿)的说明

（一）《建议稿》的体系结构

现在报送最高人民法院的《建议稿》，其体系结构可以概括为：以相关性为逻辑主线，以准确、公正、和谐与效率为价值基础，以举证（取证）、质证和认证构建事实认定的证明过程。如附图5所示。

1．以相关性为统一证据规定的逻辑主线

相关性是证据的根本属性，也是证据法寻求事实真相这一基本功能的客观依据。证据相关性是指事实之间信息联系的相关性。事实不是抽象的，而是特殊的、具体的。因此，不能用主观推测来判断特定证据与事实之间关联的可能性，而要通过一系列经验推论来加以证明。所谓证明，实质上是按照相关性线索把一片片证据“拼合”在一起的工作。首先，相关性是可采性的必要条件，《建议稿》第12条规定：“所有相关证据均具有可采性，法律和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具有相关性的证据不可采纳。”其次，相关性决定了证据的证明力。相关性是指一种逻辑上的证明力，《建议稿》第11条规定：“相关证据，是指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证明力，有助于审判人员审查判断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的证据。”证据由于具有相关性而具有证明力，由于相关性的高低而具有高低不同的证明力。例如，第16条关于原始证据优先的规定，因为原始证据比派生证据更具相关性，所以具有更大的证明力；物证、书证等证据的辨认、鉴真及鉴定，质证与认证，都是相关性这条逻辑主线的自然展开。

以相关性作为逻辑主线把各项证据规定组织起来，这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我们在深人各地法院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大多数法官对《建议稿》对运用这一立法技术表示了肯定，认为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很多法官表示，从立法技术上看，《建议稿》的理念是先进的，既考虑了国外的优秀制度，也考虑了中国的现实情况，具有相当高的可操作性。武汉中院的一位法官表示，在认真研读《建议稿》之后，最强烈的感觉是它的逻辑性很强，使原本杂乱无章的证据规则变得系统和严谨了。

2．以准确、公正、和谐、效率为证据规定的价值基础

制定证据规则的目的是指导准确、公正、和谐与及时的事实认定。这决定了证据规定具有双重功能：一是促进事实真相的发现；二是维护普遍的社会价值。《建议稿》第1条关于“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规范证据的运用，提高诉讼效率”的规定，就体现了这一宗旨。这与最高人民法院两个证据《规定》关于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地审理案件的宗旨是一致的。

准确认定事实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只有准确认定事实，才能有效地解决争端，维护诉讼各方的合法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对“准确”“查明犯罪事实”作出了明确规定，并从“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两个方面强调了准确性的意义。准确性旨在促进事实真相的发现，使审判人员避免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准确性价值贯穿于《建议稿》的始终，从继承大陆法系证据法的直接言词原则（第5条）到借鉴英美法系的传闻排除规则（第28一32条），都服务于准确的事实认定。品性和倾向证据规则（第33、34条），以及辨认、鉴真和鉴定规则（第94一107条），都是为了增强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准确性价值还体现在证明标准中，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第140条）、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第130、132条）和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第147、148条）有所不同，但对事实的认是必须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这是准确性的要求。

公正是证据制度的首要价值。证据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证据规定具有减少证据误用、滥用和人为操纵从而保证事实得到公正认定的作用。首先，证据裁判原则（第3条）体现了“在证据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价值。陈光中教授认为，确立证据裁判原则的意义在于：它否定了历史上的神明裁判、刑讯逼供等非理性的事实认定方法，是刑事诉讼文明进步的表现。“无证据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实，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体现。”其次，公正性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依据。证据合法性是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法治社会人权保护的价值，采纳非法证据将严重侵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建议稿》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全面规定（第22一27条）。最后，公正性还要求审判人员为判决提供理由（第10条），这是法治社会审判制度赋予法官的一种强制性义务。

和谐体现了人们在求真与至善之间所作的价值选择。和谐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建议稿》规定了4条“不能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包括第35条事后补救措施（修桥补路、产品召回制度等），第36条和解和要求和解，第37条支付医疗或类似费用，第38条为达成调解协议而作出的自认。排除上述相关性证据，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第二，和谐价值在证据法中的另一个集中体现是作证特免权规则。《建议稿》有选择地规定三项特免权，旨在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证据制度需要重视这些证据政策。有关特免权问题的内容详见本报告下文“关于证人特免权”部分。

效率是证据法的一个重要价值基础。证据规则在注重司法公正的同时兼顾效率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政府要用纳税人的钱提供诉讼补贴，证据制度要使证明受到合理的限制，避免造成司法资源的不必要的浪费。二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活中实际的贫富差别，穷人和富人在诉讼中并不处于完全平等的对抗地位，有钱的当事人可能通过无休止的举证而使没钱的当事人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影响实质的司法公正。效率在证据规定的宗旨中体现为“及时”，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刑诉法解释》第139条规定的可以排除证据的情况。

3．以举证（取证）、质证和认证构建事实认定的证明过程

以举证（取证）、质证和认证构建事实认定的证明过程，是《建议稿》的证据规定体系区别于英美证据法的一个重要特征。第4条规定：“诉讼证明活动，应当遵循法律和本规定所规定的程序。”第8条规定：“只有被审判人员实际采纳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被排除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第157条规定：“所有证据均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诉讼各方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法律和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以举证（取证）、质证和认证构建事实认定的证明过程，是程序正义的要求。陈光中教授认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经过法定程序调查的、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以及法庭辩论的情形，认定案件事实。”程序正义的价值在于：其一，保证被裁判者受到公正对待。其二，以一种操作性规范保证裁判结果的正当性。其三，对社会公众接受裁判的公正性具有保障作用。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如果证明程序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其判决的公正性就没有保障。

（二）《建议稿》涉及的若干理论问题

1．关于司法解释的范围

《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应当与相关法律协调，避免与三大诉讼法冲突，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确实无权改变基本的法律。证据问题涉及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乃至相关实体法的内容，在当前三大诉讼法分别设专章就证据问题进行立法的前提下，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是否会遇到合法性方面的质疑，这是课题组曾经考虑过的一个问题。但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77.2％的法官认为，证据法单独立法符合大陆法传统，并不存在合法性的障碍；并且有85.2％的法官认为，在我国证据立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参见附图6。

附图6：关于证据立法的合法性问题

您认为证据法单独立法是否符合大陆法传统？

您认为我国证据立法是否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委托函关于“注意借鉴和吸收国内外证据规则理论和实践、特别是人民法院审判实践和司法改革方面的优秀成果”的精神，课题组认为，在遵循现行法律的原则的基础上，司法解释对法律特别是三大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比较模糊的内容，应当根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作出必要的规定。因此，《建议稿》首先充分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的成果，同时吸收了各地人民法院审判实践和司法改革方面的优秀成果。对此，课题组在深入法院调研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审判一线法官的肯定。郑州中院的一位法官认为，从很多条文来看，《建议稿》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两个证据规定的合理成分，也考虑到了审判实践面临的一些难题，比较容易被法官接受。另一位法官认为，这个《建议稿》总结了许多地方法院指导运用证据的方法，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建议稿》应当对我国各地证据规则中的一些制度创新的内容予以借鉴吸收。例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第21条确立了传闻证据规则，警察作证制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7、13、28、51、56、62条确立了意见证据规则，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电子证据，内心确信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3条规定了刑事诉讼中的举证期限制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国家安全厅、湖北省司法厅《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15、16、19、25、26、32条增加了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保全制度，讯问时录音录像，讯问时律师在场，警察作证，电子证据，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明确了诱惑侦查行为的效力；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案件庭前证据展示操作办法（试行）》确立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

同时，《建议稿》应当反映我国法治建设特别是司法改革的最新发展，不应当沿袭陈旧过时的、不合理的法律规定。这在地方性证据规则的制定中存在一些教训。例如，湖北省《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4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讯问“如实回答义务”的规定，就沿袭了《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要求，不仅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反而重申和强调了这项不合理的义务。

2．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实现司法公正、减少冤假错案的要求。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冤假错案无不与刑讯逼供获取非法证据有关。不仅理论界对于确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呼声很高，广大司法实务工作者也普遍接受并赞同这一主张，甚至呼吁在司法实践中尝试推行这一规则。各地司法机关都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思考对冤假错案的制度防范措施，而最有效的制度举措莫过于完善证据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佘祥林案促成了湖北省《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诞生；河南省郑州市宋留根案中的刑讯逼供、非法取证问题，与郑州市人民检察院、郑州市公安局《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也不无一定关系。因此，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各地法院和全国法官的共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则以杜培武案为典型，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认真吸取教训，彻底排除刑讯取得的证据。

为了准确了解一线法官对确立这项证据规则的态度，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了法官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有91.8％的法官认为，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有84.8%的法官认为，应当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参见附图7。

附图7：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见

您认为是否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您认为是否应当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

在非法证据排除上，各地人民法院都有一些司法改革的成果。例如，四川省《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第23条对“非法手段”的界定；湖北省《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禁止“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服用药物、催眠等非法手段”，对于变相刑讯逼供行为的禁止；四川省和江苏省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明确规定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不能定案，江苏省则更加明确地规定“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和证明责任上，江苏省还作出了由公诉机关“对其指控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说明，排除非法取证的可能性的存在”的规定，法院也可以进行调查；四川省则规定由侦查机关“就被告人、证人提出的非法取证的具体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以及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进行调查核实而“排除非法取证可能性”。可见，各地证据规则普遍确立了控诉方在非法证据排除中承担证明责任，较好地解决了被追诉人因反驳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而面临的困难。

在总结借鉴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建议稿》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全面规定，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了刑事非法证据的绝对排除和相对排除，第25条规定了民事、行政诉讼的非法证据排除，第26条规定了不能用以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问题，是基层法官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蔡法官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主张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完全可以将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转移到公诉机关身上，其证明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很大的突破，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不可能得到实质性解决。我们认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如果对公诉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有根据的异议，公诉机关应当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决定其是否可以采纳作为定案的证据。因此，《建议稿》第24条规定了检控方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

3．关于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大陆法系证据法的直接言词原则和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实际上都服务于准确的事实认定，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设立传闻证据规则有三个理由：首先，可以避免因为陈述虚假和重复报告而产生的错误风险。其次，有利于保障当事人交叉询问的程序性权利。最后，有利于事实认定者更好地审查证据。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鼓励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出庭可以使审判人员观察到证人的表情，听见证人陈述的声音及语调、语气，这些都是审查判断证言必不可少的信息。因此，如果给传闻证据的采纳留下很大空间，证人证言所蕴涵的这些丰富信息都将无从知晓。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价值在于其程序功能，法律对那些虽有相关性但会对程序的正当运行产生不利影响的证据进行过滤，限制其可采性。

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4.6%的法官认为，应当排除传闻证据，而45.4%的法官持反对意见。相比较而言，设立排除传闻证据的例外得到多数法官的认可，支持率达71．4％。参见附图8。

附图8：对传闻证据的意见

您认为是否应当排除传闻证据？

您认为是否应当设立排除传闻证据的例外？

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排除了传闻证据的可采性，但在审判实践中，如果排除所有的传闻证据，可能对查明案情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完整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不仅包括排除传闻证据的原则性规定，还包括采纳传闻证据的例外规定。所以，《建议稿》第29条规定了传闻排除的必要性例外，第30条规定了传闻排除的可靠性例外，第31条规定了关于传闻排除的其他例外，主要增加了四种例外情形，即庭审前的辨认陈述、证人的先前陈述、诉讼各方无异议的传闻和当事人的自认。

4．关于品性和倾向证据排除规则

品性和倾向证据排除规则，也是旨在增强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因为，品性和倾向证据有可能误导事实认定者以情绪或任性来取代合理性，从而增加错误认证的风险。品性证据虽然对于证明行为与品性的一致是相关的，但从品性推断行为的证明力极其有限，而且，品性证据容易转移对主要问题的注意力，容易使事实认定者产生不公正的偏见，包括良好品性和不良品性两种先人的偏见。如果将品性视为对犯罪具有证明力的东西，会给无辜者带来错误定罪的危险。此外，品性证据的证明比较困难，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因此，为了保护被告人，避免对其造成偏见，《建议稿》第33条规定了品性证据不能证明行为。但如果刑事被告人主动放弃这种保护，并试图以优良品性证据为自己辩护或者以被害人不良品性证据而主动进攻，就打开了户己的品性证据或被害人品性证据之门，在这种情况下，检控方便可在反驳中提供被害人或被告人的品性证据。设置这种例外的理由，主要是为了给刑事被告提供一个为自己辩解的机会。

《建议稿》第34条规定了倾向证据不能证明品性及其行为的一贯性。倾向证据一般是指犯罪前科或高度类似的行为，这种证据可能带着固有的偏见，容易引起不公正的判断，如“一次是贼，终身是贼”的想象。这种粗糙的或然率会导致不公正的裁判，并可能会混淆争议而降低诉讼效率。

5．关于辨认、鉴真和鉴定

辨认、鉴真和鉴定规则对于准确的事实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第一稿》研讨会上，就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肯定性评价。作为可采性的先决条件，物证、书证、音像、电子证据及其示意证据在法庭上出示之后、被采纳之前，如果对方提出异议，应当通过辨认确定其同一性或通过鉴真确定其真实性。物证的辨认和鉴真的目的是，确认该物证未被掺假或篡改。辨认和鉴真是由熟悉特定证据的外行知情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对其同一性和真实性所提供的外行意见；鉴定则是法定鉴定机构或鉴定人根据科学知识，通过技术检验对其同一性和真实性所提供的专家意见。《建议稿》第94一101条对物证、书证、勘验、检查或现场笔录、音像电子证据和示意证据的辨认和鉴真作出了全面规定。

辨认和鉴真并不是英美证据法独有的事实认定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和一些地方法院的证据规则均早有规定。例如，《刑事诉讼法》第157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最高院《刑诉法解释》第150条规定：“当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先由出示证据的一方就所出示的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然后由另一方进行辨认并发表意见。”上海市《重大犯罪案件证据意见》第3条：“……

（四）证明犯罪嫌疑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和抢劫犯罪事实的基本证据及规格：……8.证明从犯罪现场、犯罪工具、被害人肢体上查获犯罪嫌疑人痕迹的勘查笔录、鉴定结论，或者证明从犯罪现场查获犯罪嫌疑人所有物品的勘查笔录和被害人、证人辨认笔录，或者证明从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关联人员处查获被害人所有物品、被劫物品的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和被害人、证人辨认笔录。9．犯罪嫌疑人供述犯罪动机、目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细节、对象特征、所得及去向、后果等事实要素及辨认确认犯罪工具的笔录和亲笔供词。

（五）证明犯罪嫌疑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事实的基本证据及规格：……4．以案件当事人身份参与查扣毒品的侦查人员和特情人员辨认确认犯罪嫌疑人的笔录，或者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录音录像。”

鉴定意见在现代诉讼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它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由于对鉴定问题缺乏可供遵循的具体规则，致使实践中的做法不尽统一，重复鉴定、多个鉴定结论相互矛盾的情况比较突出。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实施以后，上述情况有所好转，但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鉴定机构的资质问题、鉴定人的选任问题、鉴定人的出庭问题、鉴定意见的采信问题。

就鉴定人的选任来说，最高院《民事证据规定》已经确立了当事人协商确定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的原则。但对于刑事鉴定，司法实践中仍坚持由公安司法机关指派或者聘请鉴定人的做法。对此，有61.9%的法官认为，当事人有自行选择鉴定人的权利，而38.1%的法官则持相反意见。对于鉴定人的出庭问题，有88.0%的法官希望鉴定人出庭解释和说明鉴定意见并接受询问，也有12.0%的法官认为没有必要。对于鉴定意见的采信问题，有62.7%的法官认为，法官应当对鉴定意见进行实质审查，而其余37.3%的法官则不以为然。参见附图9。

附图9：对鉴定内容的意见

当事人自行选择鉴定人的权利

鉴定人出庭解释和说明鉴定意见并接受询问

法官对于鉴定意见进行实质审查

《建议稿》第102一107条对启动鉴定、刑事诉讼中鉴定的必要性、鉴定人选任、鉴定人出庭作证、鉴定意见的效力、专家辅助人等作出了全面规定。

6．关于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证据规则一旦法典化可能会产生僵化的危险。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建议稿》强调了其对审判人员认定事实的指南作用，审判人员在适用证据规定时不能将其视为教条，而应当具体案情具体分析。因此，第6条规定：“审判人员是案件事实的认定者，在举证、质证和认证程序中，有权依法采纳和排除特定证据。”第13条规定了酌情排除相关证据的两种典型情况：一是如果采纳，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不公正伤害或者对判决结果造成不公正的影响，并且这种伤害或者影响将在实质上超过其证明价值的情况；二是重复举证造成时间拖延的情况。审判人员权衡上述利弊的价值评价能力，是一种基本的审判能力。

应当强调的是，第13条虽然是对相关证据的一般排除规则的规定，但它实质上是一条鼓励审判人员采纳证据的规定。因为，就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来说，审判人员排除证据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少越好。因此，所谓“审判人员可以酌情排除证据”，应当理解为不得不行使排除证据的自由裁量权的情况。审判人员在拥有采纳和排除证据的认证权的同时，还负有很大的责任，第9条关于错误认证后果的规定，就是对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7．关于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规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的内在要求，即陈光中教授所说的“据以作出裁判的证据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相应的要求”。也就是说，刑事诉讼证据、民事诉讼证据和行政诉讼证据的证明，都必须达到法定的标准，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为此，《建议稿》第130条规定了刑事诉讼证明的确信无疑标准，第1犯条规定了积极抗辩及其反驳的证明标准，第141条规定了民事诉讼证明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第147条规定了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明应当达到确信无疑的程度，第148条规定了行政诉讼中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的四种情况。

确信无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与排除合理怀疑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它们的英文译法相同，都是beyondthereasonabledoubto但由于一些资深学者如陈光中教授等反对使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个概念，因此，《建议稿》采用了“确信无疑”的概念。在我们深人法院调研的过程中，有的法官认为“确信无疑”标准似乎比“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还高，但实际上它们是同一程度的标准，没有本质区别。我国现行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官们普遍反映这一规定过于模糊，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民事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主要区别在于：在民事案件中，仅仅需要证明一项事实之真实可能性大于非真实可能性；而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作为“原告”总是承担证明责任，必须提出控诉并证明犯罪的要件。对指控犯罪的所有实质性要素都要达到确信无疑的证明，这个责任总是由国家承担，并且是不可转移的。

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证明标准的设置，主张沿用原有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官，占58.3%；赞成使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明标准的，有54.8%；而支持把“内心确信”作为证明标准的的比例比较低，仅为34.9%（在问卷中，对本题规定可以存在多种选择的情况）。参见附图100

附图10：您认为法官认定事实需要什么样的证明标准？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排除合理怀疑

内心确信

确信无疑标准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化，这个证明标准是减少因事实错误而定罪的风险的主要工具。在刑事指控过程中，被告人冒着极大的利益危险，定罪可能使其失去自由，蒙受耻辱。社会主义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珍视每个公民的名誉和自由，在对其罪行存有合理怀疑或对其是否犯罪犹豫不决时，就不应当对其实施的行为加以处刑。所以，应当明确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为确信无疑。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将确信无疑地证明有罪的责任施予国家。

确信无疑就是坚信不疑，坚信被告人对于所指控的犯罪来说是有罪的，那就必须认定他有罪；但如果不是那么“坚信”或“确信”，如果认为存在着他无罪的真实可能性，那就必须由于罪证不足而推定或假定他无罪并裁决他无罪。确信无疑标准和我国现行立法是协调的：其一，刑事证明的宗旨是为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其二，现行法律关于检控方对被告人有罪的证明，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这里的“确实充分”是针对证据不足而言的，证据不足就是“不确实”、“不确凿”。不确凿，就是存在合理怀疑或犹豫不决；确凿，就是确信无疑，即排除合理怀疑。

证明标准也是准确性价值的体现，民事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虽然不同，但对特定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一定的证明标准，这是准确性的要求。

8．关于举证时限

举证时限问题是课题组历次调研中法官们争议的焦点。武汉市江汉区法院的吕瑛法官认为，基层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文化程度不高，相当大一部分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掌握的法律知识非常有限，到法院往往是要“讨个说法”，因而矛盾比较尖锐，容易激化。她认为，法官应当更多地关注如何用灵活、简便的方法解决矛盾、化解纠纷。基层法院民庭的法官们普遍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对举证时限的规定过于严格，实践中当事人预期提出的证据如果一律不采纳，实际上纠纷不但不能解决，而且还会引起当事人的申诉、上访，因此目前法院审判案件并没有按照这个举证时限的规定做。武汉市江汉区法院执行庭庭长陈卫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基层法官们大都建议，可以对举证时限进一步放宽限制，增加例外的规定，或者对“新证据”作扩大的解释。

《建议稿》吸取了上述意见，第51条规定了举证时限，第54条规定了逾期举证的后果，这两条共同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举证时限制度，维护了诉讼的效率价值。这与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不冲突。《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被告的举证期限问题和原告的举证问题。《民事诉讼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但并没有明确“新的证据”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对审判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解释，通过限定“新的证据”的范围而建立起来的举证时限制度，是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第56条举证期限的延长，对举证期限作了例外规定；第43条证据开示的效力，对实践中客观存在的“新的证据”作了例外处理，允许当事人向法庭出示并组织质证。

9．关于证据开示

最高院《民事证据规定》对证据交换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解释都没有规定证据开示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为了维护诉讼的公正对证据开示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北京市高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江苏省《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西安市中院与西安市检察院《刑事案件庭前证据展示操作办法（试行）》、山东省寿光市《刑事证据开示操作规程》、广东省佛山市《刑事公诉案件证据开示规则》、浙江省建德市《关于公诉人与辩护律师庭前证据材料开示的若干规定》、江苏省丰县《刑事公诉案件证据展示规则》等，确立了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武汉市江汉区法院的李兵副院长认为，证据开示能降低诉讼成本、提高效率，通过证据开示，被告人认罪，量刑时可以适当减轻刑期，案件也解决得较快。以武汉市江汉区法院刑庭庭长郑晓丽为代表的一些法官表示，证据开示制度很有必要，可以提高案件审判的质量和效率。庭审的时间有限，如果搞诉讼突袭，会导致控辩失衡，证据开示可以减少争议，避免诉讼周折，特别是对于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意义很大。

在面向全国法院系统的问卷调查中，超过七成的法官认为，在刑事案件中，控辩双方有必要在审判前进行证据开示；只有不到三成的法官的持相反意见。参见附图11。

附图11：您认为刑事案件中的控辩双方审判前有无必要进行证据开示？

有必要

没必要

《建议稿》吸收了人民法院审判实践和司法改革在这方面的成果，第39一45条对证据开示制度的一般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建议稿》第46-49条对刑事诉讼证据开示作出了明确规定，包括证据开示的范围、被告人对证据清单的确认、自诉案件的证据开示等。其中，第46条（辩护人阅卷与证据开示）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在提起公诉前通知辩护人阅卷，并组织证据开示。”这是吸收了河南登封法院刑庭的法官们的意见，他们认为，刑事证据开示应该以解决律师阅卷权为核心，只要加强了律师阅卷权就可以提供刑事诉讼的公正性。

10．关于证人作证

证人证言是诉讼活动中应用非常广泛的证据种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很少。证人出庭率低的状况，严重影响了我国庭审制度改革的力度和成效，对司法正常运作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缺乏完善的证人制度，这使得在解决证人出庭问题时无操作之依据。例如，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作证虽有原则上的义务要求，但缺乏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制裁措施，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亦不致受到法律的处罚，使其出庭作证活动的义务难以体现。从另一方面看，法律也未对证人出庭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如证人的费用补偿制度、证人保护制度、证人特免权和豁免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均缺乏系统规定，这也是影响证人出庭率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对公安司法机关而言，由于法律对若干问题均无规定，面对证人不出庭、证人前后陈述不一致的情况下如何运用证据等问题感到非常棘手，而且证人庭前书面陈述的使用在法律上也无严格限制，于是干脆回避问题，直接使用证人庭前书面陈述。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稿》对证人作证问题作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规定。从第61一87条用27个条款规定了证人作证所涉及的几乎全部问题，包括证人资格，作证义务，特定人员的作证义务及其例外，律师、精神诊疗师免于作证的权利、夫一妻、父母一子女之间免于作证的权利，证人的各种权利，证人保护，作伪证的法律后果，对证人的询问问题，等等。

证人作证问题是我们调研时所有法院讨论得最为激烈的问题。对于目前法院审判中证人不出庭的现象，法官们都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在郑州中院，参加座谈会的法官纷纷表示，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证人是不出庭的。有些数据甚至显示，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几乎不到2%，民事诉讼稍高一些，但也不容乐观。

针对证人不出庭的现象，许多法官建议制定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措施，建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38.8%的法官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对于能够出庭而不出庭的证人，应该规定强制性措施；持否定意见的法官只有9．1％；而有52.1％的法官则认为，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制定详细的规定，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参见附图12。

附图12：对于应当并能够出庭而不出庭的证人，您认为是否应当规定强制性措施？

不能一概

是

否

证人不出庭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律没有对违反作证义务规定相应的后果。针对这个问题，《建议稿》规定了强制证人作证。但某基层法院民庭的法官们提出，民事案件是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证人是为了支持当事人一方的主张，没必要强制证人到庭，只要不采信该证言即可。强制证人作证的规定与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举证原则不一致，法院也没有强制执行的力量。对此，我们认为，民事诉讼也是国家司法活动的一部分，证人出庭作证不但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权利，也是为了维护司法的秩序，对于民事诉讼中的证人也可以采取强制到庭的手段。

证人保护问题是证人作证的一个难题。各地法院刑庭的法官们都提出，很多证人不出庭是因为害怕打击报复，如果没有对证人充分的人身保护，证人出庭率很难提高。但对证人的保护不是法院单独能做到的，更需要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提供保护，规定法院的责任会模糊公安机关的责任。对此，《建议稿》吸取了法官们的意见，没有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保护证人的义务作出直接的规定，第74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措施保护证人隐私，同时应当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共同保证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证人补偿问题也是证人作证的一个重要障碍。北京一中院吴在存副院长认为，证人出庭问题需要很多方面的衔接配套，现在的核心问题在于关键证人不出庭。这一问题背后的一系列关联问题如证人出庭费用的支付主体等都有待解决。对于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法官们表示，现在法院的经费不可能提供充分的保障，应当由国家财政预算提供支持。《建议稿》第73条（证人的经济补偿）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付的交通费和食宿费以及承担的误工费等费用，人民法院应当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但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证言的除外。”我们认为，证人作证的费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都应该由人民法院承担，只是民事诉讼可以在当事人提交的诉讼费中预留。

11．关于作证特免权

尽管法官普遍支持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但很多法官仍然认为有必要辅以证人特免权制度，即建立证人免证制度，赋予证人在法定情形下享有拒绝作证的特免权，这样才能够保证证人作证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贯彻。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9.7%的法官明确表示应当赋予某些特定证人作证的特免权，但也有40.3%的法官认为没有这一必要。对于证人特免权制度的适用范围，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特定亲属的比例最高，达到82.8%；律师次之，达48.8%；再次是医护人员，占26.7%；然后分别是法官、神职人员或者宗教人士、政府官员、技术人员、污点证人及有特别信任关系的人，比例分别占1.4%、0.7%、0.5％、0.5%、0.2%、0.2%。参见附图

13、附图14。

附图13：您认为是否应当赋予某些特定人作证的特免权？

是

不是

附图14：您认为哪些人应该赋予免于作证的特免权？

特定亲属

律师

医护人员

法官

神职人员／宗教人士

政府官员

牧师

技术人员 在职国家之首和政府首脑 行政长官、宪政负责人

污点证人

特别信任关系

根据上述意见，《建议稿》有选择地规定了上述三项特免权，即第68条规定了律师免于作证的权利，第69条规定了精神诊疗师免于作证的权利，第70条规定了夫一妻和父母一子女之间免于作证的权利。国外证据法关于作证特免权的规定很多，《建议稿》慎重选择这三项特免权，旨在强调这些社会关系对维护法治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极其重要。

12．关于庭外调查权与审判人员的释明权

对于法官庭外调查权问题，在课题组调研时，有些法官认为，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基于我国各地发展很不平衡的国情，虽然普法教育进行了多年，但老百姓的法律意识仍然不是很强，因为经济状况的原因致使很多当事人也请不起律师，自身的权利就没法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建议法院保留职权调查，认为法官的庭外调查权在实践中还是很有必要的。依据现有的证据确立的法律事实，如果当事人不服导致申诉、上访，就会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所以有些证据还得依职权调查。还有的法官认为，法官庭外调查核实证据应当保留。审判机关不能机械办案，要留有余地，才能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有两种：一是基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申请调查取证，二是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中对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和条件作了具体规定。尽管法官们认识到法院调查取证与举证责任原理及法院的诉讼地位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但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法官赞同赋予法院调查取证的职权，其中，有85%的法官赞成保留此项职权，只有15％的法官持反对意见。参见附图15。

附图15：您认为有无必要保留法官庭外调查取证的职权？

根据以上意见，《建议稿》第108一117条对法院取证问题作了系统的规定，例如，第108条申请取证的权利，第109条依申请取证的范围，第110条依职权取证的范围，第113条调查取证的方式，第114条勘验现场，第115条委托调查，第117条调取证据的使用，等等。

关于法官的释明权问题，以往的规定比较模糊。《建议稿》第7条审判人员的释明，明确规定了释明包括法律事项和事实事项两个方面的内容，并规定了审判人员对法律事项的释明必须公正，对事实事项的释明必须保持中立性；释明是证明的一种补充手段，仅限于民事和行政诉讼中的无争议事项。陈光中教授对此规定的创新性给予了较高评价。课题组在调研时，很多法官提出，鉴于证据规定的专业性和当事人的诉讼能力，确立释明制度在中国当前是非常必要的，由法官来对一些证据问题进行释明，这不但是权利，而且是职责，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证据规定不仅应该明确规定法官的释明权，还要规定清楚。因为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很多问题都缺乏法律依据，没有法官的释明，很多案子将无法审判下去。还有法官提出，统一证据规定需要以律师的充分参与为前提，如果律师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证据规则的效力会大打折扣。在没有律师代理的案件中，当事人往往不了解或者不理解证据规则，法官的释明任务更加艰巨。

四、关于（（建议稿》的使用建议

综上所述，课题组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1.现在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的《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提出的要求，即“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内外证据规则理论和实践，特别是人民法院审判实践和司法改革方面的优秀成果”。因此，我国许多证据法专家都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能够予以采纳。

2．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已经颁行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内容有较多重．复，’而且缺乏对证据规则基本原理的提炼，我们建议，从提高审判人员的证据意识和办案水平的角度考虑，废止这两个规定，而采用统一证据规定的司法解释模式。与此同时，可以将正在起草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定》纳人统一证据规定的框架。

3．《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的起草有体系完整性方面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如果认为某些内容已经超出司法解释的范围，可以选择删除某些部分的内容，如作证特免权方面的规定等。

对*法院司法建议的调查分析 篇5

作者： 孙红霞 李纬华发布时间：2006-11-02 08:48:2

2《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规定，行政权受法律和法的约束。法律和法的约束并非意味着行政机关成为机械执行和适用法律的奴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国民对行政机关的期待使得适当松动法律对行政机关的约束成为一种必然。行政机关拥有一定的自主裁量空间就意味着法律的适用者获得了对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如何恰当地将行政机关的这种相对独立性控制在合法的范围之内，成为德国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

在德国，行政裁量分为两种类型：

一、决定裁量。它是指行政机关决定是否采取某种法定的行政措施。例如，某州集会法规定，未经许可的集会可以解散。决定裁量是就该法律规范中的连接词“可以”而言的，即行政机关可以选择采取或者不采取“解散”这种行政措施。

二、选择裁量。它是指行政机关在决定采取行政措施之后，在各种不同的法定措施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其中的一种。例如，某州建筑法规定，对不符合公法规定的建筑物，可以责令其部分或者全部拆除。选择裁量是就该法律规范的法律后果“部分或者全部拆除”而言的，即行政机关可以选择是让房主部分拆除或者全部拆除违法建筑物。

法律对行政机关行使裁量的限制规定在《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中。首先，行政机关被授权依其裁量行为时，裁量活动须符合授权目的，且应遵守法定的裁量界限。其次，行政机关还得对其行使的裁量说明理由。即须说明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时所考虑的重要事实和法律理由。属裁量决定，应说明行政机关行使其裁量权依据的出发点。同时，行政机关的说明也构成了行政法院对行政裁量进行司法审查的基础。行政法院对行政裁量司法审查的标准规定在《联邦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14条第1款。即，对行政机关有权以其裁量作出的行为，行政法院也有权对行政行为、拒绝作出行政行为或对行政行为的不作为是否违法进行审查，审查行政机关是否逾越法定裁量界限，是否依不符合裁量授权目的的方式使用裁量。不难看出，行政法院法和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是相呼应的。

在德国的行政审判实践中，人们总结出以下四种行政裁量瑕疵：

一、不行使裁量权（裁量懈怠）。这种情况出现在行政机关漫不经心或者由于疏忽而没有意识到行政裁量的存在。

二、超越裁量权（裁量逾越）。它是指行政机关在具体案件中选择了相关法律没有规定的法律后果，逾越了裁量界限。

三、滥用裁量权（裁量错误）。它是指行政机关根本没有遵守裁量规范的目的而作出裁量决定。这种情况在德国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例如，某州警察法规定，在面临危害公共安全和秩序的危险时，警察可以采取根据符合义务的裁量而认为必要的措施。如果警察采取了某种措施不是为了排除危险，而是为了对某个组织给予照顾，那么就属于滥用裁量权。再比如，某宗教团体为了宣传其宗教观点，申请在某市的广场旁树立宣传栏的特别使用许可。如果该市政府认为该组织拟宣传的文字对青年有害，运用道路法中规定的行政机关的裁量空间，拒绝了申请，那么就属于滥用裁量权，因为道路法的目的是维护道路的安全与秩序，而非使人们的思想免受某种宗教观点的影响。

四、违反基本权利和一般行政法原则。实践中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平等原则和比例原则方面。平等原则是就行政机关的自我约束而言，禁止行政机关同等情况的不同对待；比例原则是指行政行为的手段和目的必须具有客观的对称性，禁止任何行政机关采取过度的措施，而是要在实现法定目的的前提下，行政行为对公民的侵害应当降低到最低限度。

对*法院司法建议的调查分析 篇6

司法改革对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影响

作者：黄遐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7期

【摘要】目前，以公平和效率为目标的司法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建立一支优质的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作为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必须得到践行。司法改革为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树立了方向标，提高了司法人才的整体素质，促进思想政治工作与时俱进和创新机制的建立，因而，必须借助司法改革之力，通过坚持服务审判理念、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三种途径继续促进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

【关键词】司法改革；思想政治工作；公平；效率

一、司法改革和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有了大幅的提高，使得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依法治国”也被作为基本国策写进宪法，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模型初显。但是，西方法律文化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排斥现象，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司法实践的一些领域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某些执法人员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忽视使得司法权威受到威胁等等，这些司法领域出现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因而，司法改革也就成为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1］。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我国司法改革旨在“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公正与效率成为司法改革的目标及方向［2］，通过合理配置司法权力、公开司法活动、提高司法效率、强化监督制约，来达到司法改革的目的。

加强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是司法改革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保证，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各项工作中的基础［3］。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加强其思想政治工作，是摆在各级法院面前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法院思想政治工作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司法人员缺乏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欠缺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养的热情，法院思政部门的任务重工作人员少等等，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法院职能的发挥。在新时期，借助司法改革的契机，加大法院思想政治工作是迫在眉睫的事业。

二、司法改革对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影响

首先，司法改革为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树立方向标。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司法工作的公平和效率，法院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目的是完善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从而更好的发挥自

身的职能，达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司法改革的目标为核心，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有的放矢，避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盲目化、形式化的现象，能够提高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效果。

其次，司法改革提高司法人员素质，能建立良性的人才竞争机制，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司法改革有利于突破法院人才流动、分配方面的制度瓶颈，建立一套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法院人才工作机制［4］。能够创新法院人才队伍建设方案，提高法院工作人员科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管理。能促进司法工作人员良性的竞争，对工作认真，工作成效显著的人员给予奖励，淘汰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员，对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给予支持和鼓励，借助司法改革的机会，可以造就和凝聚更多的司法人才。

再次，司法改革促进法院思想政治工作与时俱进。法院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必须与时俱进，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司法工作的要求，才能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5］。司法改革可以推动法院加强对新形势的审视和对新政策的学习，促进司法人员理念的更新。

最后，司法改革有利于提高法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机制建立，增强工作成效。司法改革要求必须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这就要求法院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不能只是纸上谈兵，要落实到各级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要求司法人员对新问题进行积极探索，研究新的问题解决方法和思路，更新理念，发挥创新精神，提高工作的效率和工作质量［6］。

三、借司法改革之力，加强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一）牢固坚持服务审判理念

法院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审判工作这个中心任务去做，将司法改革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结合起来，真正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要坚持服务审判的原则，在思想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同样要重视服务审判，让广大司法人员意识到优质的完成审判任务是一切工作的终点，是为人民服务的见证。把司法改革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相互渗透到审判工作中，这样才能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完善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二）继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要把提高司法人员素质、加强司法队伍建设作为法院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国际新背景下，司法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必须加强的。各级法院应该与时俱进，根据新形势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学习和培训，为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学习氛围。

（三）努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各级法院应该充分尊重司法人员，真情关怀工作人员，增强法院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凝聚力。推进法院民主管理，大力开展向先进典型司法人物学习的活动，弘扬新风正气，及时表扬先进。法院应该坚持并强调司法人员人人都可以成才的理念，积极引导工作人员树立“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的理念，提倡和开展读书活动，树职业之德，要加强司法人员的专业素养的培训，加大对司法人才的培养力度。

参考文献：

对*法院司法建议的调查分析 篇7

一、基层司法调解工作现状

基层司法调解工作对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和谐社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是目前司法系统努力构建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内容。从目前的实践来看, 基层司法调解工作正在发挥着以下几方面重要功能:

(一) 解决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大多数的民商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关系, 如合同关系、亲友关系等, 矛盾纠纷不及时有效的解决会加深双方之间的矛盾, 也会对以后的合作和关系相处产生不良影响。法院的裁判只能针对纠纷本身, 确定责任分担, 并不一定能够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司法调解工作却能够通过思想疏导工作, 在阐明法律的基础上消除矛盾以及心理上的心结。

(二) 辅助法院司法裁判

案件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对裁判结果法官也会有一定的压力。司法调解工作并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精力, 但却能有效减少法院的诉累, 对于调解的案件结案后, 当事人也很少会上诉、申请再审等, 能够有效降低司法资源的浪费, 维护社会稳定。

(三) 灵活解决各类纠纷

当前社会发展速度快, 社会结构复杂, 人员流动性大等都加剧了各类矛盾的产生, 司法调解工作可以针对不同的纠纷主体、纠纷内容等采用灵活的调节方式, 不受审判程序的限制, 不受时间的限制, 快速、高效的针对纠纷进行化解, 对防止纠纷扩大、防止严重后果发生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完善基层司法调解工作的建议

我国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坚持并不断完善司法调解工作, 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中是重判决轻调解的, 但是对于当前出现的复杂社会条件下的各类纠纷矛盾, 我们应当发挥司法调解的重要作用, 利用司法调解努力化解矛盾, 实现和谐社会, 这也必将成为今后的发展趋势。

(一) 加强读司法调解工作的宣传

在普法教育的总体框架下, 加强司法调解的宣传, 在向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 加强巡回审判工作, 立足基层、服务基层, 以群众容易接受的基层工作模式为指导下基层进行调解工作, 争取通过一件事的解决教育所有基层群众。此外, 还要在学校的法制教育中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法制观念教育和法律意识培养。

(二) 完善司法机制, 增强司法调解的公信力

活跃于基层、深入人心的调节方式是人民调解, 这种调解方式简便灵活, 能够结合情理法对纠纷进行化解, 所以在基层群众中具有较大的适应性, 效果也十分显著。司法调解作为公法性质的调解也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阻止部分案件民事转为刑事具有关键性作用。从基层司法调解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 将司法调解深入基层实践, 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 需要法院吸收具有丰富调解经验的人民调解员进入法庭调解, 实现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对接。基层司法调解工作需要对人民调解工作进行指导并提供法律上的支持, 完善法律文书逐步规范化、调解程序规范化。调解工作还需要对所管辖的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结合实际需要开展人民调解员的培训, 向人民调解员讲授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适时的组织庭审观摩, 邀请当地人民调解员旁听公开审理的案件;对具有经验和能力的人民调解员安排参与审判、执行等辅助性的工作;在人民调解员的队伍中发现、培养人民陪审员。

(三) 建立完善司法调解的相关规范和流程

司法调解工作对于纠纷的解决以及案件的审理都具有重要作用, 但在法律规范上还没有统一的流程和具体规范。有些案件法律明确规定需要在庭前进行调解, 但是法官有时也会忽视或者只在形式上走完程序, 而不制作完整的调解笔录。

法律明确规定需要以判决结案的案件以及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案件除外, 其他案件都可以将调解作为审判工作的前置程序, 这一点可以通过法律形式加以确认。

(四) 总结司法调解工作经验并积极倡导

基层司法调解工作经验艰巨理论和实践价值, 可以通过总结研究作出推广适用。笔者认为, 要将基层司法调解工作中的好的经验和做法进行总结推广, 并扩大到法官范围, 让法官在处理案件中将依法裁判与案结事了相结合, 将执法办案变为践行司法为民的行动, 努力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对于基层司法调解工作经验还要不断进行改进和丰富, 将一些高效的做法在制度上加以确认, 形成对司法调解工作的规范指导。

三、结语

我国所处的社会阶段决定了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复杂化、大量化, 对于纠纷的解决, 单纯依靠司法机关的审判是不可行的, 所以有必要在基层进行司法调解工作的推广, 为缓解法院审理案件压力, 解决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

摘要：在社会进步加快的形势下, 社会矛盾也更加凸显, 司法机关面临的纠纷越来越多, 对司法工作形成巨大的压力, 对于大量的案件如何解决, 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司法调解工作对纠纷的解决和缓解法院办案压力都具有重要作用, 对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积极的意义。笔者在本文中对当前我国基层司法调解工作进行了分析, 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完善司法调解工作的建议, 旨在为解决纠纷工作上缓解法院的工作压力, 促进纠纷的高效解决。

关键词：司法调解,和谐社会,完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