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职权的配置

论司法职权的配置（精选4篇）

论司法职权的配置 篇1

论文提要：司法职权的配臵是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 也是司法改革近十年来在司法领域乃至法学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臵，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的方向、目标，将公正、高效、权威三者辨证地统一起来，力图通过公正赢得权威，以高效体现公正，以权威保障公正。为了保障这一目标的真正实现，十七大报告分别从宏观层面的体制革新———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观层面的机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臵，微观层面的行为调整———规范司法行为入手提出具体改革方略。可以说，司法职权配臵的科学、合理与否，是检验司法体制改革是否深化的重要尺度，是司法行为能否得以依法、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进而，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关涉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真正建立。

司法职权的合理配臵，是加快司法改革步伐、优化执法环境的基本保证；是提高司法水平、实现司法公正的政治基础；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笔者就当前我国司法职权配臵存在的问题、设立应遵循的原则、重点围绕如何在法院系统内优化司法权配臵进行阐述。

关键词： 司法职权 机制运行 资源配臵

一、关于司法职权和优化司法职权配臵的现实意义

司法职权，即司法权，指检察机关或法院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依法对民事、刑事案件进行侦察、审判的专门活动。由此可见，在我国，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审判权即适用法律处理案件，作出判决和裁定；检察权包括代表国家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抗诉等。而应用法律处理的案件，仅指对民事、刑事案件进行的侦察、审判。我国的司法权在文字表述里不包括公安机关行使的权力，把公安机关归属行政管理，司法职权即司法权，在我国，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

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是检验司法体制深化改革的重要尺度，是司法行为得以依法、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司法职权的科学、合理配臵关涉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真正建立。只有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才能使得相应的部门、机关、个人摒弃部门利益、抛弃机关得失、消除个人偏见，真正着眼于为民司法，秉公司法，进而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只有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才能明晰相应的部门、机关、个人的权力、义务、责任，才能使得相应的部门、机关、个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只有这样，才能减少部门之间、机关之间、个人之间的摩擦、扯皮与内耗，进而达到司法的高效运行；只有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臵才能使民众相信司法职权的行使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独立公正地行使，才能使民众获得对司法的认同，进而司法才能在民众中树立真正的权威。只有科学、合理地优化好司法职权配臵，才能完善机构设臵、职权划分、管理制度和保障制度，健全权责明确、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当前司法职权配臵存在的影响机制运行的问题

通过观察现行法律规定以及当下的司法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当下的司法职权配臵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其严重制约了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建立。

首先，司法职权在中央与地方的配臵问题上，出现了司法权的地方化问题。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应当奉行统一的法制，地方各级司法机关是国家设在地方的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但在司法实践活动中仍然存在司法权地方化倾向，使得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在行使国家司法权力过程中受到地方因素的不当影响、干预，使得地方各级司法机关难以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力，导致司法公正难以实现、司法权威难以树立。在个别地方，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其次，不同性质部门之间的司法职权配臵问题，出现了司法权泛化的问题。司法权应当由特定的主体行使，然而，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却出现了行使主体泛化的现象，导致多头司法，部门本位主义盛行，司法有失公信力，司法权威不高。

再次，司法权与司法行政职权的混同，相同性质不同层级之间以及同一部门之间的司法权配臵出现失衡。实际上，司法权与司法行政职权是两类性质不同的权力，它们的行使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而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这两种权力却出现了混同，严重影响了司法职权行使的效率。出现了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趋向，成为优化司法职权配臵的瓶颈。下面重点讲述司法行政化管理模式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第一，行政化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优化司法机关内设机构的改革。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司法机关的工资标准要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规定的行政等级标准确定，甚至要报请国家公务

员管理机构批准，司法机关没有自己的工资序列、无权决定司法人员的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在司法机关，无论是政治待遇还是物质待遇，离开了行政级别，司法机关要想提高司法人员的待遇，就无从谈起。在法院，法官等级不与经济挂钩，经济待遇完全靠行政职级才能享受，所以每个法院都希望尽可能多地设臵一些内设机构，以解决司法人员的待遇问题。其结果，司法机关的内设机构难免越设越多，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在司法机关，非业务部门设臵的越多，司法人员的精力就越分散，不但会占有有限的审判资源，而且会使审判工作的效率降低，严重影响审判职权的高效运作。

第二，行政化管理模式造成司法职责不明，不能保证司法职权公正和高效。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不同岗位的司法人员难以明确划分其职责权限，只要在行政级别上处于上级的地位，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都可以按照行政管理的思维定式，向下级发号施令，而没有权限范围的概念。例如，信访案件，上级对下级层层传递压力，有的地方建立了信访案件源头追究制度，谁审判的案件谁负责到底，本是无可厚非，但信访案件多数是无理上访，法官面对信访案件的行政压力，使得他们在办案过程中更多的是考虑当事人闹事的风险而不是法律的适用，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又如，法官办理案件应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审判，但是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办案人员往往没有处理案件的职权，而是要按照行政建制逐级上报，层层审批，影响了办案独立性和高效性。

第三，行政化的考核管理方法，难以建立符合司法工作规律的考评机制。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考评，以“德、能、勤、绩” 为考核内容，都是以上级的评判为评

价标准，在考评的方式上都是个人述职、群众和领导打分。这既不能反映履行司法职能的状况，也违背司法活动的基本规律，只会促成了法院和法官的浮燥风气。因为司法活动优劣的判断标准是事实判断是否正确、法律适用是否准确、案件处理是否公正。而群众打分和领导评价往往是“印象分”，既无法反映司法工作的真实情况，也不能反映履行司法职权的质量和效果。

第四，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难以做到司法队伍的分类管理和优化，难以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专业化的司法队伍。要实现司法职权的高效运转，就需要按司法工作特点和行使司法职权的需要对其人员进行分类管理，从而实现司法职权内部配臵的优化。但目前，我国法官被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其进出、考核、晋升、待遇与其他公务员的管理几乎一样（除了任职资格要求更加严格之外）。职务职级晋升更要由有关人事管理部门进行考核和决定；甚至连法官法规定的法官等级也要按照行政级别来评定，导致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不得不跟随行政机关的指挥棒转，无法脱离行政职级进行分类管理。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司法机关原本就存在的行政化观念和管理模式，使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呈现出浓厚的行政化色彩。

三、如何优化司法职权的资源整合配臵，建立具体的运行机制。

（一）以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为基本原则。

司法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高效，公正是人类在各个领域都普遍追求的理念。而司法公正，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运用法律主持公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准确、合法、及时将法律适用于对诉讼的裁判之中，使裁判结果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精神，增强民众对诉讼的信赖。而

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我国宪法第126条明确规定了法院与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肯定了司法独立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实际上困扰司法改革多年的是审判权与检察权得不到真正的司法独立，突出表现是行政对司法的干涉。法院的人、财、物均受制于行政机关，造成了司法机关不得不听命于行政机关的不良干涉，从而在日常工作中出现了裁判不公的情况。若行政机关仍然掌控着两院的经济命脉，也就意味着司法仍然得不到真正的独立。

（二）建立符合司法工作特点的人事制度。

司法工作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只有司法人员及其组合的优化，才可能实现职权配臵的优化和职权运作的高效率。所以，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录用应当由司法机关按照最高司法机关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自行决定。国家应当设立区别于行政等级的司法人员工资福利序列。法官的等级、职责权限、工资福利，应当按照从事司法工作的资历和水平，由司法人员管理机构独立决定，而不应当完全按照行政级别由行政机关或行政管理部门来确定。对于考评机制要进行改革，取消不合理的评比标准。法官的考核应当注重其工作的业绩，要讲究定量考核，减少人为评分因素，简化考核方法，要绝对的抓好审判管理质效指标管理。对法官的评价应当看他的职业道德、法学素养、办案能力等综合因素，因为衡量一个法院审判工作开展得如何，要看是否符合公正与效率的标准。这样，把司法人员的注意力从关注行政级别的晋升上引导到

（三）建立科学的法官保障制度。

切实提高办案法官在法院内部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是审判资源能否得到优化的关键和保障，提高法官的待遇和社会地位是

鼓励法官积极办案最有效的方法。目前，我国法官职业化的目标尚未实现，“就中国法院的现实看，对多数干警而言，法院工作还是其谋生和满足其他各种需要的主要手段，他们共同的、迫切的需要仍然是改善生活状况。”法官经济待遇低于法官们要求的普遍期望值，没有养老保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法官职业的尊重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法官社会地位不高，但办案风险极大，如何切实有效地提高法官参与办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科学的法官保障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做好了法官经济保障制度，真正落实了优待法官的经济政策，提高法官福利待遇，完善法官养老机制；另一方面要做好对法官的保护机制，法官除故意违法裁判外，对法官因法律认识错误或是为了顶压力、抗干扰的，要实行言论免责和加强人身保护。这样，法院才会有吸引力和凝聚力。

（四）完善信访处理机制。

对于涉诉信访案件，要有正确的认识。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人心浮躁不稳定，负面事件不断，如果对涉诉信访案件建立源头追究制，不利于对办案法官的保护，极有可能引起法律适用的偏离。对涉诉信访案件，要按照最高法院和省委关于涉诉信访工作的一系列部署，统一组织，集中专门力量处理。

总之，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应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完善法院的各项配臵，深入推进司法职权的合理配臵。

参考文献：

1、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陈卫东在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第一届年会上发言，《法制日报》，2007年12月09日。

3、孙万胜《论司法改革观念的定位》。4《人民司法》2000年第4期。

论司法职权的配置 篇2

关键词：司法权,语义学,中央事权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对于未来中国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改革在国家层面进行了顶层设计, 以“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 中央媒体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①和《中国的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②等。文章开宗明义,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 司法职权是中央事权。”一石激其千层浪, 我国司法权的基本属性再次成为学术圈的热议话题。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并对司法职权所具有的非“中央性”因素进行了考察。③笔者赞同司法权具有中央性或者国家性, 是中央事权, 并认为这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进行, “法治中国梦”的美好愿望能否实现的一个“理论制高点”。在此, 笔者不避才疏学浅, 学识简陋, 愿意就此问题从语义学的视角作一番粗浅的探讨, 以求教于方家。

二、中央事权的基本内涵

什么才叫中央事权?我们认为, 必须要搞清楚两个基本问题, 一个是什么是“中央”, 二是什么是“事权”。关于“中央”, 权威正统的《辞海》从不同角度对其作了解释。其中, 与国家有关的含义, 是指最高国家权力机构。④按照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中央是与“地方”相对而言的, 特指国家政权或政治团体的最高领导机构。比如, 党中央、团中央、中央政府等。⑤从上述解释看, 所谓“中央”, 其基本特点就是国家机关或者政党、社会团体中的最高领导机构, 是国家权力的享有者和执行者。就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而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那它就是这里的“中央”吗, 显然没有人会这样认为, 充其量它只是“中央”之一, 或者说它只是狭义的“中央”。而在广义上, 无论是我国学者还是官方, 也都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顶层的国家机关称作“中央”, 因为他们在某一方面均可以代表“中央”, 如国务院代表中央人民政府, 它行使的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权, 在我国行政系列当中, 它就是“中央”。再如,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代表中央司法机关, 它们在行使的是人民经由国家授予的审判权和检察权, 在我国的司法系列当中, 它们就是“中央”一级的司法机关。由此, 我们可以总结, 所谓“中央”, 它并不是单指一个国家机关, 而是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 所有行使国家某部分最高权力的机关的集合。

另一个基本问题, 什么叫“事权”?对此, 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 李齐云认为, 事权是各级政府对所管理的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权, 它反映的是各级政府管理职能的划分, 突出的是行政隶属关系;⑥吴笛认为, 事权通常指支出责任, 即哪些支出应由哪一级政府来承担, 或者说某项事务归哪一级政府管理。⑦在笔者所见资料范围内, 学者们对“事权”的解读大都是从两个维度而言的, 要么侧重于国家的管理或者责任, 要么是与“财权”相对而言的⑧。即使按照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所谓事权是指处理事情的权力或者职权, 特指各级政府对所属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行使的行政管理权力。⑨显然, 这个解释和上述学者的解读是一致的, 也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色彩, 不能满足我们这里讨论问题的需求, 因为它们并没有从法学的角度或者更高的层面界定什么叫“事权”。

由此, 本文所讨论的中央事权, 至少有两个基本特点不可或缺:第一, 它所涉及的“事”, 必须是中央之事。所谓中央之事, 应当是指具有全国性影响和意义的大事, 而不是具有地方性影响和意义的小事。第二, 这件事, 必须只能由处于顶层的中央一级的国家机关来处理, 由其他任何地方的机关来处理都不适宜, 也就是说, 处理这个事的职权只能属于中央。据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不同学者和不同学科的人, 对事权的认识各不相同。⑩从宏观上讲, 事权, 顾名思义, 就是管事的权力, 它既指“事”, 也指“权”, 是某一国家机关处理某一领域事项的职权。故此, 所谓中央事权, 主要是指为实现全体国民的共同权益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由中央一级国家机关统筹安排的公共事务。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2]齐桂珍.试析我国中央与地方公共事权和财权的划分[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5 (6) .

论司法职权的中央性 篇3

关键词：授权行政；司法权；中央性

纵览世界各国，无论是单一制和复合制，国家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只是为了便于治理，才把领土划分成若干行政区域，并据以建立起地方政权，由地方政权行使国家权力，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行政权。问题的关键是，国家为什么会将行政权授予地方？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本质区别，从源头上认识和把握司法权是中央事权，为当下的司法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在本文，笔者尝试从行政权的现代转型及其价值取向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行政权及其现代转型

关于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权，中西方学者都做过精彩纷呈的探讨。学者们的关注点基本上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基于三权分立角度的分析，这是西方学术的主流。从17世纪洛克的“两权分立”（立法权和行政权、对外权的分立）到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 （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理论，再到黛西的“规范主义”（行政权不能干涉私人领域，必须接受法律控扼），都贯彻了一个核心思想：作为国家权力之一的行政权必须接受其他权力的控制和制衡。因此，三权分立视角下的行政权是一种“被控性”的权力，或者说是一种基于从属地位的执行权。另一个是基于管理学角度的分析，这是东方学术的主流。学者们认为，行政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国家法律、政策、“管理国家内政外交事务的权力”或者“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权力”或者“实施管理活动的权力”或者“对行政事务主动、直接、连续、具体管理的权力”①等等。尽管言语表述不一致，但是都离不开一个核心词汇“管理”。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人们对行政权的认识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呈现为由传统行政权向现代行政权的逐步过渡。在西方，随着“福利国家”时代的到来，公众日益要求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建筑桥梁、维修道路、建造住房等社会多元利益。“今天，除维持治安和确保税收这样一些传统的权力作用外，与人民福利紧密相联的非权力性的管理作用在行政活动领域越来越占了更大的地位”。这些领域既包括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国防建设、民族事务、华侨事务、司法行政、审计监督、计划生育等国内行政事务，又包括外交事务。如此，“福利国家、保护国家、助长行政、给付行政等新颖之国家目的观及行政作用论渐渐被接受，行政机能遂呈几何级数之增繁多涉”。在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工业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快，同样加剧了公众生活需求的迅速扩张，各种复杂的基础性设施、道路的修建、污水的处理、城市规划、教育投资、环境污染的防治等与公众生存利害相关的事务不可能由单个的市场主体来完成，于是需要借助政府的行政权之手来帮助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是政府必须实现职能转变，实现政企分开，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完善行政运行机制；不仅要求行政权从多元万能走向职权法定，而且更要走上行政权向社会多元服务的路径。

因此，现代的行政权已经由传统的行政模式下行政机关只是“一个纯粹的传送带”——执行拥有立法权的立法机关的立法指令——转变成为现代的大大扩张的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模式所取代。当今社会没有一种权力能比行政权的行使更为广泛，更为经常，其权力之大，人数之众，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最大，与公众联系最为密切。

二、现代行政权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

与司法权的中立性特质决定了其所追求的核心价值是公平和正义不同，行政权的主动性、扩张性决定了其主导价值在于秩序和效率。也就是说，“国家法律之所以设定行政权并赋予各级政府等行政部门以行政职能，目的就在于对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社会事务实施及时、高效的管理，否则，社会秩序就有可能出现紊乱。”②而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有序运行和对经济社会的高效治理，必须将原本属于国家权力之一的行政权实行分权，包括在中央层面的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也包括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这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这种实践需求与凯尔森的“只有立法和行政才在中央的和地方的法律共同体之间加以划分”的理论探讨不谋而合。

根据凯尔森的理论，“在地方自治的情况下，分权原则上只限于行政，即限于由行政机关所创造的规范。但分权也可以扩大到立法，自治省的机关就是由该省公民所选出的地方立法机关，还可能是由该省地方立法机关所选出或由公民直接选出的地方行政机关。自治省通常并没有司法机关。法院被认为是国家的法院，而不是自治省的法院。这意味着司法已不再有相当于行政分权类型那样的分权了。只有立法和行政，而不是司法，才具有自治性质；只有立法和行政才在中央的和地方的法律共同体之间加以划分。”这实际上涉及到了国家权力包括行政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配置问题。对此，学界已做过较为成熟的探讨，主流的观点认为，应当保持国家的统一性和注重地方的相对独立性，前者是原则，后者是策略，要在国家统一的原则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灵活性，两者有机结合是保证国家结构形式富有生命力的重要要求。尤其在日益现代化的社会，要最大限度的发挥现代行政权的各项机能，就必须强调中央与地方在行政权上的合理分权，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及于全国，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及于本行政区域。

总之，虽然行政权和司法权一样，都是国家权力的表现，但行政权具有可分性，可以部分地转让，可以有条件的授权其他主体行使，可以有地方行政，授权行政。但是，司法权是不能转让的，也不能授予其他主体行使，故不能有“地方司法”，也不能有“授权司法”。因为司法权是“中央事权”，具有不可分性，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一体行使。在我国，虽然有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的称谓，但这里的地方，只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地方，并不是说，法院和检察院就是地方的。恰恰相反，他们行使的司法权都是直接来源于中央法律的规定或者授权，都是国家设在地方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机关。换言之，司法机关虽然会设在地方，但其本质属性是属于国家的，是依据国家统一制定的法律，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

注释：

①应松年：《论行政权》，政法论坛，2001年第4期。

②刘学在：《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8月。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郝东升（1982～ ），男，汉族，河北平山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司法制度研究。

衡阳市司法局职能配置 篇4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印发<衡阳市市直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衡发„2001‟[]14号）和《关于市直党政机关机构设置的通知》（衡发„2001‟15号）精神，设置衡阳市司法局。市司法局是主管全市司法行政工作的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一、职能调整

（一）取消的职能

取消对本局设立的国资律师事务所决定合并、分立、撤销及其法人代表的任免职能。

（二）划出的职能

1、将律师的专业培训和按协会章程规定的奖惩及对外宣传职能，交给衡阳市律师协会。

2、将公证员的专业培训和按协会章程规定的奖惩及公证宣传职能，交给衡阳市公证员协会。

（三）划入的职能

1、指导和管理全市企业法律顾问工作。

2、指导和管理全市仲裁登记工作。

（四）新增的职能

1、指导和管理全市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

2、组织和指导全市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资格司法考试工作。

3、指导和管理全市法律援助工作。

二、主要职责

根据以上职能调整，市司法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编制全市司法行政发展中、长期规划和计划并监督实施。

（二）受市人大和市人民政府的委托，参与有关地方性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监督、检查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

（三）监督指导本级监狱执行刑罚、改造罪犯工作；指导和管理衡州监狱。

（四）指导管理劳动教养工作；管理衡阳市劳动教养管理所。

（五）制定本市法制宣传教育计划和普及法律常识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市依法治理工作。

（六）指导和管理全市律师、法律顾问、法律援助和公证工作；管理社会法律服务机构和公证机构；指导和管理市法学会、市律师协会和市公证员协会工作。

（七）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基层司法助理员、基层司法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工作；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八）指导管理全市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

（九）负责仲裁登记管理工作。

（十）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十一）负责组织、指导全市初任法官资格、初任检察官资格、取得律师资格、公证员资格的司法考试工作。

（十二）指导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开展法学教育；负责司法行政干部培训；管理市司法干校；指导管理司法行政系统的警务和警衔评授工作；协助县（市）区管理司法局领导干部。

（十三）指导管理司法行政系统的计划财务及枪支、弹药、服装、车辆等物资装备；管理所属单位国有资产。

（十四）承办市委、市人大、市人民政府和省司法厅交办的其它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市司法局设9个职能科室（含政治部的人事警务科、组织培训科）。

（一）办公室

负责局机关政务活动的协调安排、督查督办；协助局领导组织机关日常工作；负责全市司法行政工作调研；拟定司法行政工作中、长

期规划和计划；负责局综合性文件、报告的起草、审核；收集、分析、反馈各类司法行政信息；负责编发简报、新闻报道、文书档案、信访、统计、机要、保密、收发、文印、对外接待等工作；指导全市司法行政系统信息网络建设。

（二）政策法规科

受市人大和市政府委托参与有关地方性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草拟工作；管理和指导本系统内部法制建设，负责行政执法检查督促和处理工作；承办行政复议和局机关应诉工作；组织法律政策理论调研；指导、管理全市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负责仲裁登记管理工作。

（三）法制宣传科

拟定全市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市地方、行业和基层的依法治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普法、依法治理监督保障机制；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对外法制宣传工作；承担衡阳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四）公证律师工作管理科

拟定律师、公证工作规划和管理工作规范；负责律师事务所和社会法律服务机构、公证机构设立、撤销的审查报批；组织律师、公证员专业职称的评审；负责律师、公证员资格的授予、取消；负责律师事务所、公证处机构的年检注册登记；负责律师执照发放、审核、吊销；指导开展律师、公证业务活动及经验交流；检查监督执行《律师法》、《公证员条例》的情况以及律师、公证机构及其人员依法执业情况，对其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查处；指导管理企业法律顾问和市律师协会、公证员协会的工作。

（五）基层司法工作科

指导全市人民调解组织及基层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工作；负责基层法律服务所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的审批和登记及其检查工作；负责承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考试、执业资格审核；负责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登记年检注册工作；负责基层司法助理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业务培训；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指导管理

“148”专用电话法律服务工作；承担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六）监狱劳教工作管理科

指导、监督监狱和劳教所执行国家有关监狱劳教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指导监狱执行刑罚、改造罪犯和狱政管理工作；指导劳教所对劳教人员管理、教育和警戒以及戒毒工作。指导监狱在押罪犯和劳教所在教劳教人员的生活管理、医疗、卫生防疫、劳动保护工作，检查、监督罪犯、劳教人员生活卫生经费的使用情况；指导监狱、劳教所生产经营工作，提出生产考核指标，监督其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及基本建设项目及投资；协调监狱、劳教所与各有关部门的关系；协助局政治部指导监狱、劳教所加强干警、工人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七）行财装备科

负责编制省、市拨付的司法行政经费的预算、决算；管理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枪支、弹药、服装、车辆、通信等装备；对局直属单位的财务、国有资产、基本建设的管理进行指导、监督；负责局机关财务、行政、后勤、保卫工作；管理局机关国有资产；负责局直属单位财务、资产的审计监督工作。

（八）政治部

政治部为司法行政系统思想政治、组织人事、干部、警务工作的职能部门，日常工作分别由人事警务科、组织培训科承担。

人事警务科。负责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人事、机构编制管理、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障工作；协助县（市）区管理司法局领导干部；负责全市司法行政部门录用及调进人员的审核工作；负责本系统人民警察警务、警衔评授报批、警容风纪检查工作；承办局直属单位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申报工作。

组织培训科。指导本系统队伍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指导和管理司法行政系统干部教育、岗位培训及电（函）大普通和成人高中等学历教育；承担国家司法考试的考务工作和初任法官、检察官资格审核和报批工作；指导和管理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党务、工会、共青团、妇委会以及计划生育和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

纪检（监察）、工会、机关总支机构按有关章程规定设置。

四、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市司法局机关专项编制为42名，其中：局长1名，副局长3名；正副科级领导职数25名。

机关后勤服务人员编制4名（从机关专项编制中划列）。

五、其他事项

1、衡阳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司法局法制宣传科合署办公，定事业编制5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