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保险监管框架论文

[摘要]我国保险业已全面对外开放,保险国际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对保险国际化与保险企业国际化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从四个角度对我国保险企业国际化予以现实思考。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国际化保险监管框架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际化保险监管框架论文 篇1：

进一步完善我国本外币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框架研究

一、进一步完善我国本外币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框架的必要性

1.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的要求

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一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经济内外均衡发展问题，并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积极“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04年至今，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趋向基本平衡（见图1）。另外，“十二五”规划又将“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作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从宏观层面讲，我国将通过结构调整，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由较多依赖投资、出口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促进对外贸易更趋平衡，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也就要求外汇管理部门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金融环境中，进一步加强跨境资金异常流动监测，改变以往以防范热钱流入为主的跨境资金监测方式，积极构建防范跨境资金双向流动冲击的均衡机制。

图1 2004年—2011年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及其与GDP之比

2.稳步推进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涉外经济飞速发展，涉外贸易投资日趋活跃，目前，我国已是高度开放的经济大国，国际收支交易规模一度超过当年GDP（如图2所示）。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我们所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将更加复杂，各类经济主体对放宽跨境资金流动限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外汇管理部门统筹部署，在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同时，加快转变外汇管理方式，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不断完善跨境资金监管框架，为我国金融市场的稳步开放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

图2 1991年—2011年我国国际收支交易规模及其与GDP之比

3.当前本外币跨境资金流动所呈现出的新特点的要求

（1）跨境资金流动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性较以前加剧。图3是2001年至2011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规模情况（这里采用的是国际通行测量标准，即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和金融项目）。从图中可以看出，过去11年来，我国跨境资金流动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2008及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稍微有所下降，但随即又逐步回升。从资金流动方向来看，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一直呈净流入态势，但受近期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不确定性的影响，跨境资金流动波动性加大，尤其是2011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出现了从大量净流入到趋于平衡的明显变化，其中，上半年持续面临较大的资金净流入压力，到了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净流入放缓，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净流出（见图4）。这些变化要求外汇管理部门审时度势，科学研判，以较为完善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框架为依托，促进我国涉外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图3 2001年—2011年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资金流动情况

图4 2011年1季度—4季度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资金流动情况

（2）跨境人民币收付额快速增加，但波动较大。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和需求不断提升，跨境人民币交易规模迅速增加（见图5），尤其是2011年，我国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占当年全部涉外收付款项总额的比例达到6.7%，成为我国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结算币种。从跨境人民币流动方向来看，前几年主要是净流入，但从2010年开始，出现净流，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波动幅度增大。这一变化对我国现有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框架提出挑战，要求我们加大监测预警，加强部门协作，共同监管本外币跨境资金流动状况。

图5 2007年—2011年我国跨境人民币交易规模情况

（3）跨境资金流动渠道多样化，监管难度增大。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渠道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外债、地下钱庄等，每种渠道下又包括若干种不同的方式。在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中，外汇管理部门所遵循的原则是疏堵并举，对于真实合法的跨境资金流动给予各种便利，但对于异常流动则加以控制，因此，跨境资金流动渠道的多样化无疑对外汇管理部门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践行外汇管理理念“五个转变”的要求

外汇管理理念的“五个转变”是新形势下外汇管理部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其主要内容是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重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重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为“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外汇管理理念的“五个转变”与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之间是相互影响紧密关联的。首先，跨境资金流动的新特点要求外汇管理理念实现“五个转变”，其次，外汇管理理念的“五个转变”又要求外汇管理部门以风险可控、金融安全为底线，加大研究，实现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全口径监测分析，有效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维护涉外经济安全，促进涉外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二、当前我国本外币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框架概述

1.我国现有的本外币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框架及其成效

近年来，我国外汇管理部门在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方面，以减缓银行结售汇顺差和外汇储备过快增长为抓手，以防范“热钱”流入为重点，同时注重均衡管理，区别对待，疏堵并举，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有效防范了跨境资金流动冲击，为我国涉外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环境。

（1）提倡均衡管理，明确了跨境资金监管的目标，即维持汇率稳定，保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避免经济遭受跨境资本流动冲击，为涉外经济发展提供平稳健康的环境。

（2）区别对待，疏堵并举，在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同时加大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动的非现场监测和预警。包括不断简化并最终取消强制结售汇制度，鼓励企业和个人有真实背景和需求的购付汇；开展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简化企业进出口收付汇流程；开展出口收入存放境外试点，鼓励企业将出口收入存放境外，以满足其正常用汇需求；同时，侧重于对异常收结汇和购售汇、大额结售汇、个人超限额购结汇和超限额提钞、资本金结汇等的监测管理，具体包括上线金宏系统和国际收支间接申报核查系统，加大国际收支统计监测力度；由外管局经常项目司下发《服务贸易及收益和经常转移外汇收支非现场监管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服务贸易外汇管理非现场监测体制；将个人外汇管理非现场监测系统在全国上线推广，并出台实施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关注名单”政策，强化了对个人结售汇的管理；完善了外汇指定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制度，有助于银行合规经营，认真履行代为监管职责等。

（3）将现场和非现场检查紧密结合，对于在非现场监测中发现问题的企业和个人，开展现场检查，同时在部分企业中开展专项检查，对于检查中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和个人给予严厉处罚。

（4）研究制定专门的政策预案用以应对大规模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并于2010年11月和2011年3月两次启动，通过加强对银行结售汇头寸、出口收结汇、短期外债等的管理，防范和化解大规模跨境资金流动冲击。

2.当前我国本外币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框架存在的问题

（1）在跨境资金流动监管过程中对均衡管理理念的贯彻不够彻底。尽管近年来外汇管理部门依据新形势拟定在跨境资金流动监管过程中应实施均衡管理，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政策在设计上均倾向于“奖入限出”，至今未发生改变，所以导致外汇管理部门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对均衡管理的理念贯彻不够彻底。例如，我国对于服务贸易的管理仍侧重于对资金流出环节的审核，而忽略了对资金流入环节的管理，没有体现均衡管理的理念，这就为非法资金通过服务贸易渠道流入我国提供了可乘之机。

（2）跨境资金统计数据不全面，影响到对其进一步的监测管理。受系统设计及数据可得性的影响，我国外汇管理部门所统计的跨境资金数据存在不全面的问题。例如，证券、保险、基金等机构对外投资情况未纳入跨境资金统计范畴，再如，通过边境贸易或走私、地下钱庄等进行跨境流动的资金无法统计，使得这些资金游离于监管视线之外。

（3）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实施过程中，如何判定一笔购付汇是否有真实背景和需求仍存在难度。

尽管近年来外汇管理部门先后出台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和贸易信贷登记管理等政策用以加大真实性审核力度，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真实性审核的操作难度仍很大。

（4）本外币监管主体不一致，不利于外汇管理部门对跨境资金流动情况的整体把握。

目前，人民币资金流动监管主体是人民银行，对于跨境人民币外汇局虽然可以利用金宏系统对跨境人民币收支情况进行非现场检查，也可以对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申报现场核查，但对发现的大额异常人民币交易信息，外汇局缺乏继续追踪的权限。

另外，对于跨境流入后结汇的外汇资金以及购汇流出的人民币资金，由于本外币监管主体不一致，外汇管理部门无法追踪其结汇后或购汇前的情况，不利于整体把握这部分资金的流动状况。

（5）在监管过程中，以具体行为为监管对象，割裂了交易主体信息的关联性。

一直以来，我国外汇管理部门在工作中是按照交易性质将跨境资金分为进口、出口、服务贸易、资本项目等不同类型进行监管，割裂了交易主体信息的关联性，不利于从全局监管单个主体的跨境资金使用状况。

（6）部分外汇指定银行受利益驱动，重业务拓展，轻合规经营，鼓励“违规出效益”，使得一些违规资金有机可乘。

三、进一步完善我国本外币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框架的建议

1.及时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将均衡管理理念落到实处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外汇管理部门在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中应审时度势，切实实行均衡管理，积极准确应对跨境资金流动。而要将均衡管理理念落到实处，首先就要为其提供政策法规保障。因此，外汇管理部门应及时完善各项政策法规，改变以往只侧重流入或只侧重流出的政策导向，建立健全双向监管的制度基础。

2.扩大系统数据采集范围，构建完整的跨境资金统计体系

跨境资金统计是一项繁杂的工作，只有根据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不断完善系统，扩大系统数据采集范围，构建完整的跨境资金统计体系，才能充分掌握跨境资金概况，对其加以管理。

3.继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有真实合法背景和需求的跨境资金流动

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是今后一个时期外汇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前提是要有真实合法的背景和需求，这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进一步统一和细化单证审核的内容和标准；其次要加大对金融机构临柜人员的培训力度，让其熟练掌握相关制度并严格执行。

4.建立跨境资金流动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

跨境资金流动涉及到经济社会中的多个领域和经济主体，要想及时准确统计和监测到跨境资金流动情况，外汇管理部门就应加强与人民银行、海关、公安、商务等多个部门的协作，通过建立联系会议制度、跨部门数据交换制度等，明确各方职责，形成监管合力，充分发挥各部门在异常资金甄别、监测、跟踪、处置等方面的作用。

作者：张德进

国际化保险监管框架论文 篇2：

我国保险企业国际化的几点现实思考

[摘 要]我国保险业已全面对外开放,保险国际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对保险国际化与保险企业国际化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从四个角度对我国保险企业国际化予以现实思考。

[关键词]保险;企业国际化;现实思考

1 保险国际化与保险企业国际化的界定

保险国际化是指各国保险活动日益跨越国界,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过程,即保险分配关系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保险分配关系在国际范围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这是第一层次的保险分配关系,它包括本国保险人与国外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和国外保险人与本国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具体体现为本国保险人走出国境到国外开设分公司或子公司,国外保险公司到本国开设分公司或子公司;其二,保险人与再保险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这是第二层次的保险分配关系,反映着保险资本的社会化、国际化。保险分配关系的两个层次反映着保险分配关系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随着保险活动的扩展,保险国际化的内容日益丰富,主要有保险企业国际化、保险市场国际化、保险监管国际化等方面。

保险企业国际化指一国的保险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保险业务,形成信息灵敏、规模适当、结构合理的保险企业网络。同时在对等的条件下,允许外国保险机构进入本国,开放本国的保险市场。

2 我国保险企业国际化的现实考虑

笔者认为,中国保险企业国际化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我国保险业国际化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进行现实考虑。

第一,不一定要在本国市场出现饱和时才向海外扩展。通常大型保险公司只有在本国的业务和市场出现饱和的情况下才会向海外扩展。在本国拓展业务的同时,适当向海外扩张,通过实战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等也可以促进本国业务的成熟。

第二,国际化所带来的风险仍应重视。在全球保险业国际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过去很多曾是封闭型市场,现在向国外保险业开放,明显的例子就是欧盟、印度以及中国。但实际上包括法国和德国向海外保险公司开放市场也是在十多年里才开始的;二是许多曾对保险产品费率和条款格式进行严格控制的国家,已开始放松管制。现在如果一个企业要进入海外市场,门槛来自于纯粹市场经营能力,而不再是法律法规方面的限制。如果人们对新的市场不熟悉,仍然要面临严峻的考验。

中国保险企业走出去之后,就要面临所在国的法律约束和监管,必然需要对所在国法律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很好的把握。除此之外,保险企业应重视文化的认同,这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最不容易被看到,但又是最容易造成损伤的风险。

可以说,保险国际化后对保险经营的影响主要是经营风险的增加。保险经营风险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承保风险,一类是投资风险。在承保方面,保险国际化使得保险经营国际化和惯例化。另外,国际化使保险市场竞争加剧,那些片面追求份额、不计经营效益的非理性竞争行为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市场,以至于对整个行业造成损害。在国际化条件下,再保险分出业务和转分保分出业务在更多的国家分散。任何一个国家金融形势的变化和保险市场的波动都会对再保险业务分出国的保险市场产生影响,都会导致业务分出国保险市场的波动,甚至导致业务分出国保险市场的不稳定,这对保险监管部门也有一定的风险。在投资方面,国际化会增加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在这种体制下,不但本国利率的变化会影响本国保险业的发展,而且关联国利率的波动也会对本国保险市场产生互动。同时,不同国家的交易方的信用水准也会影响本国保险业的稳定。总之,在保险国际化条件下,保险公司风险将出现多元化、国际化和复杂化,保险市场波动将呈现出连动化的新局面。因此,对于国际化中出现的风险仍应予以重视。

第三,大力发展我国再保险市场。再保险的国际性特征,决定了它必然成为保险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加速我国保险国际化的进程,就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的再保险市场。近年来,随着直接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再保险市场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我国再保险市场初步形成了国有控股(集团)公司、股份制公司和外资公司多种形式并存、专兼业经营相结合、公平竞争、多元化发展的市场格局。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专业再保险公司共9家,其中,中资专业再保险公司3家(1家集团公司、2家股份公司)、外资分公司6家。随着再保险供给主体的增加,以及各主体资产总额的上升,我国再保险市场的承保能力进一步提高。

3 完善我国再保险市场的途径

3.1 优化市场主体结构,扩大国内再保险供给能力

其一,做大做强中再集团的同时,加强市场行为监管,反对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改造中再集团,使其成为符合现代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不失为一条捷径。但是在改造中再集团的时候,必须将其推向市场,让其感受到市场的压力,促使其自身的变革,实现在自由竞争环境下的凤凰涅槃。

其二,建立共保集团,鼓励各直接保险公司建立互惠共保体系。巨灾风险损失的巨额性和竞争的激烈性,都促使国内保险公司选择了联合以应对大型的单个保险项目。国内已形成了共保机制,实行首席共保人制度,这样的合作无疑增强了国内保险公司整体的承保能力,缓解了国内保险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但是对于常规保险业务,国内保险公司之间的合作较少。对保险公司来说,即使承保的是非巨灾风险等,也会由于某一风险的发生,导致赔付额瞬间大幅上升,导致公司经营的不稳定。所以,各保险公司应继续考虑针对一些特殊风险,建立行业互助保险组织或组建某风险同保集团,这样既可形成国内各公司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促进我国再保险市场尽快走向成熟,也可防止出现市场开放造成的保费严重外流现象。

其三,鼓励、促进中外资再保险公司合作。国际再保险业开展得较早,早期的经验积累和数据较完善,我国专业再保险公司可以引进短期外资战略投资者,或中资再保险公司与外资公司建立短期战略合作关系等方式获得国外先进承保与风险管理技术和信息系统管理经验,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

3.2 鼓励再保险中介机构的发展

由于再保险行业对从业人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较一般保险行业从业人员的要求更高,因此国际上大部分再保险人的业务都是通过再保险经纪人等中介机构办理的。而目前我国再保险经纪人寥寥无几,再保险中介机构的缓慢发展,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以再保险经纪人为代表的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高要求性则是再保险中介机构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因此,提高再保险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应以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强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专项培养,加紧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高水平尤其是国际型、开放型、复合型的再保险管理人才和业务专业人才。

此外,应进一步建立完善再保险监管制度。我国应建立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相结合,并以间接监管制度为主体,符合国际惯例并体现自身特色的再保险监管体系。具体来说,我国应建立包括市场准入机制、市场日常监管和市场退出机制在内的再保险全过程监管框架。

4 加强我国保险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对于跨境保险机构,母国监管当局和东道国监管当局应该进行合理的监管分工和合作。通常,母国监管当局负责对其资本充足性、最终清偿能力等实施监管,东道国监管当局负责对其所在地分支机构的资产质量、内部管理和流动性等实施监管。同时,两国监管当局要就监管的目标、原则、标准、内容、方法以及实际监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协商和定期交流。因此,在逐渐开放我国保险市场的同时,应尽快对在我国境内设有保险机构或我国在对方国家设有保险机构的监管当局建立稳定的监管协作机制。具体来说应参照东道国与母国监管责任划分的国际惯例,加强监管信息交流,协调实施对跨国保险机构的有效监管,在保险业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确保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保险公司都不能逃避监督。

另外,要积极参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各项活动,加大对国外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的引进,从而提高我国的保险监管水平。作为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会员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保险监管当局,中国保监会要切实利用好这个国际保险监管交流与合作的场所,积极参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各项活动,认真学习世界各国同行们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同时,有针对性地研究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近年来制定的对各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保险监管原则和建议,及时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研究出一套既符合中国保险业实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机制,提高我国的保险监管水平。

参考文献:

[1]周小梅,李小燕.培育我国再保险市场的几点思考[J].中国金融,2002(5):16-19.

[2]孟龙.关于新兴市场国家保险监管制度的国际接轨问题[J].2005(1):11-14.

[3]姚壬元.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2):21-23.

[4]周道许.中国保险业发展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5]傅自应.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推动企业国际化[J].国际经济合作,2007(1):31-35.

[收稿日期]2009-04-28

[作者简介]颜怀顺(1963—),福建龙海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在职博士研究生,现供职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研究方向:保险理论与政策。

作者：颜怀顺

国际化保险监管框架论文 篇3：

金融宏观审慎监管:趋势挑战与中国适用前瞻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促使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重新审视金融监管的诸多重大问题，建立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和各国适用方案的重中之重。吸取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和经验，中国已正式将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写入“十二五”规划。本文对后危机时期国际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的发展趋势作了分析。结合我国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监管现状和特点，剖析了我国建立以逆周期管理为重要内容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框架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我国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系统性风险防范：逆周期管理

JEL分类号：E61　

一、引言

“宏观审慎”一词的最早提出是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最先应用于监管领域是在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的一份报告中，最早精确定义的是时任国际清算银行(BIS)总裁的Andrew Crockett在2000年9月的一次国际会议演讲中，他提出了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层面的稳定和宏观审慎层面的稳定的建议。目前，普遍认同的理解是，宏观审慎监管是指宏观金融管理当局为了减少金融动荡产生的经济成本、确保金融稳定而将金融体系整体作为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20国集团伦敦峰会后发布《加强监管和提高透明度》报告，其中加强宏观审慎监管被列为25项建议中首要的4条建议，可见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在金融危机后日益被国际社会所认同。金融监管的历史反复证明，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与宏观审慎监管的缺失有关，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又是宏观审慎监管得到强化的最好时期。

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金融自由化以及国际金融监管政策的导向性，不断加大中国实施金融综合经营的压力，同时也催生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寻求变革的动力。虽然我国尚处在一个从农业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金融系统性风险与西方国家可能并不完全一样，但由于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开放程度不高，金融机构在经营行为与风险管理方式上还具有较强的趋同性，这极有可能会导致金融风险的集聚，即从微观审慎监管的角度看，单个金融机构经营稳健且符合监管指标，但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看，整个金融体系存在着潜在的风险甚至可能是巨大的风险。吸取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和经验，中国已正式将“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写人“十二五”规划。这表明我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构建宏观审慎性监管制度的重要性，但中国长久以来的金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以及熟悉宏观金融情况的央行缺失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权等，都使该框架在中国真正建立和有效运行任重道远。基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认真总结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思路，比较分析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的最新发展和未来趋势，深入剖析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提出我国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主要着力点，有助于明晰我国适用宏观审慎监管制度中的许多认识问题。也有利于推动审慎监管在我国的构建和完善，对于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宏观审慎监管发展的新趋势

(一)后危机时期国际金融审慎监管的发展现状

(1)危机爆发后，2009年4月2日结束的20国集团峰会宣布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作为全球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监管国际组织。加强宏观审慎性监管，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的预防和管理，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新趋势。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责成FSB会同IMF、BIS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对加强银行资本和流动性标准、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建立系统性风险预警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在遏制危机的快速蔓延和恢复全球金融稳定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强化国际资本监管框架，提高金融业抗风险能力。2009年7月，BCBS发布了《新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订案》和《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算指南》，明确规定了市场风险计量对证券化产品、再证券化产品、交易账户的资本要求，以解决这些产品的市场风险估计不足问题。2009年9月，FSB发表《改进金融监管报告》，提出了改革金融监管的一揽子方案，其中强化资本监管制度成为重中之重。

二是建立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提高流动性管理水平。BCBS在重新审视2000年2月发布的《银行机构流动性管理稳健做法》的基础上，于2008年9月发布了《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的稳健原则》，又于2009年5月发布了《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稳健原则》，明确了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稳健框架和要素。提示压力测试应与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相结合并反映银行的整体风险状况。

三是强化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SIFIs)的监管，解决“大到不能倒”的难题。FSB已经制定了包括减少金融机构倒闭概率和影响、提高处置问题金融机构能力、减少关联性和风险传染等措施在内的政策框架。

四是完善场外衍生品市场监管，加快会计准则趋同步伐。按照G20匹兹堡峰会的声明，2012年底各成员国开始逐步实施新的金融监管制度，但会为此设定一个10至20年的过渡期。

(2)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在危机发生后不断加大宏观审慎监管力度，2009年12月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涉及的措施均指向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美国政府在2009年6月17日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的白皮书，拟成立一个包含主要金融监管机构成员在内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专职负责美国金融体系宏观审慎监管，同时对金融机构和大型关联性强的金融控股公司将分别设立更严格的资本金和风险拨备标准。与此同时，美国还采取了授权美联储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具体监管、实施“沃尔克规则”、限制商业银行运用自有资金开展自营交易业务、扩充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监管权和赋予其清算职责等一系列维护金融稳定的监管措施。

(3)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区域经济体，欧盟建立的泛欧金融监管框架已经成为超主权范围内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典范。欧盟宣布成立了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ESRB)，加强欧洲央行与各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识别、监控和预警整个金融体系内的系统风险。在微观层面上，在主要金融行业内设立三局即“欧洲银行局”、“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局”、“欧洲证券与市场局”，以加强整个欧盟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

(4)2010年7月，英国财政部正式公布了一项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稿，此方案将根本性地改革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其核心是赋予中央银行一英格兰银行集中的金融监管权。如：在英格兰银行董事会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FPC)，专司宏观审慎管理；在英格兰银行下设审慎管理部，原有金融服务局(FSA)

同时废止；设立消费者保护及市场部；定期公布和报告宏观审慎监管和金融稳定状况，等等。

(二)国际金融审慎监管的新趋势

(1)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的预防和管理。与单个金融机构风险相比，系统性风险具有复杂性、突发性、传染性、波及广、危害大等基本特征。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的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对金融监管中传统的微观审慎理念提出了严峻挑战。危机表明，对单个金融主体安全和稳健的监管不能充分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而且由于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使金融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内在关联性大大加强，使风险的传播更加迅速且难以监控。如果不能从总体上有效管理金融风险，则很难从根本上确保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的改革都重点关注了系统性风险的防范问题。各国均认识到：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性既不是整个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鉴于此，切实提高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成为本轮金融监管改革最重要的着力点。

(2)突出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央银行最初是为银行体系提供“保险”职责而产生的，承担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事实上的责任。实施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是历史形成的、紧密相连的中央银行的两个基本职责。危机发生后。美国试图把美联储打造成为“金融监管超级警察”，欧盟赋予欧洲中央银行总体负责并决定ESRB的运作和决策，改组后的英格兰银行对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职责实现“一肩挑”。虽然金融危机后各国推出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组织安排各有不同，但都是改变同一级别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切实加强了宏观审慎分析和信息共享所需要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可以说，各国在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决心方面体现了共同思想：只有建立正式的机制和组织安排来强化央行和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将央行的宏观经济分析和监管机构的微观监管信息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形成对系统性风险的分析、监测和评估。将中央银行纳入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已经成为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关键内容。

(3)更严格和更大范围实施监管。美国对场外交易市场(OTC)和对冲基金、投资银行、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等类银行金融机构(又称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松懈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的失控和危机处理过程的“信息失明”，也是此次危机快速恶化、扩散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类机构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杠杆率偏高，存在较大的流动性风险，与传统金融机构交织综合业务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不论是美国要求对冲基金和其他私募机构必须在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注册后方可开展业务，及资产管理规模超过一定限额的所有金融衍生品交易都要按规定保存记录并定期汇报的举措，还是英国规定央行监管范围包括了在伦敦金融城营业的国外公司的新规，各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监管范围强调“全面覆盖”。对原本游离在监管体系之外处于监管盲点的机构和业务置于公开的监管之下。G20伦敦峰会报告《强化稳健监管和提高透明度》提出，应将金融监管的范围扩大至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并应要求不具有系统重要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也应具备注册资格或接受适当监督，还要特别考虑到非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同质性行为潜藏的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范围应覆盖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产品和市场，已经成为危机后各国宏观审慎监管改革的普遍共识和重要手段。

(4)重视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齐头并进。宏观审慎监管是与微观审慎监管相对应的监管手段和方法，主要特点是将金融体系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主要目的和避免的损失为最终目标，视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为重要且相关，在监管方法上强调逆周期监管、注重概率性和情景分析并以整个系统范围为单位实现自上而下的衡量方法，在内容上强调金融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内在联系，从而实现金融稳定并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并不意味着推翻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的微观审慎监管是确保个体金融机构稳健运行、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稳定的根本保障。巴塞尔协议Ⅲ也并没有简单地抛弃资本、流动性等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要求，如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金融机构在信贷过渡增长、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时加以累积，以备经济下行时期使用，同样有助于平抑经济金融周期。如果说宏观审慎分析是在掌握可能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微观审慎分析就是寻找不稳定因素在个别金融机构的风险爆发点。宏观审慎监管如果不能一定程度上影响微观层面的监管，那它将没有任何意义，反之，微观审慎监管如果不考虑宏观层面因素，也不能有效地维护金融稳定。实现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互为补充、有效结合，是维护金融稳定不可缺失的支柱。

(5)降低对经济的顺周期性。逆周期监管和顺周期监管正好相反，是指在经济景气时期，严格控制银行放贷规模，严格对银行的监管，减少贷款风险：在经济萧条时期，适度放宽对银行的监管，减少银行压力，让银行有更多生存空间。实践表明，实施跨周期的监管机制可以削弱经济周期的振幅，缓解银行融资渠道、融资成本与经济周期平行的传统规律，分散不同经济阶段的压力，从而熨平经济周期。危机表明，现行的金融监管标准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顺周期性，即信用风险产生于快速扩张时期，显现于经济衰退时期，但按照资本监管要求，经济上行时期资本要求下降，银行大量放贷，积聚风险，助长经济泡沫，经济衰退时期资本要求却上升，实施信贷紧缩，从而扩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最终加剧和导致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爆发。为降低银行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这种正反馈效应，巴塞尔委员会决定建立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出台了克服顺周期性效应的一揽子措施，主要是：采取使用长期违约概率、估算经济衰退期的对风险函数进行重新校定等措施降低最小资本要求的周期性波动；采用前瞻性的损失准备金制度；建立缓冲资本：控制信贷的过度增长。虽然理论界和实践中对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在改变协议Ⅱ的顺周期性的程度上尚存一定争议，但构建逆周期金融监管体系以降低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减少对经济的顺周期效应，已成为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的共识，并成为国际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的发展趋势。

(6)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和协调。国际金融危机凸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全球化在加速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扩大了危机的传播范围，加速了危机的传导速度。目前，IMF强调要加强政府与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欧盟已经着手加强成员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一些大型跨境金融机构还采取了监管团制度，即以金融机构母国监管者为主导者。联合其它东道国监管机构共同监管该机构。国际会计制度也在逐步统一之中，世界主要经济体已经开

始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发布趋同资本监管路线图。扩展国际监管合作的范围和水平，共同应对系统性风险，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三、我国实施宏观审慎监管面临的挑战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实质上仍处于真空状态

与欧美国家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来源于高杠杆率和关联交易及影子银行体系等带来的风险传染不同，我国的系统性风险更多地体现在政策变动风险、综合经营风险和微观个体商业模式的同质化风险。与系统性风险来源相对应，我国在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上实质仍处于真空状态。一方面，在防范的理念上，强调“不出事”，忽视“羊群效应”，对我国许多金融机构现存特殊产权制度下公司治理决策机制上的弊端有可能导致的同质化重大风险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和改革思维，同时，尚未建立起包括注入流动性、处置问题资产、金融机构重组、问题金融机构退出等要素的金融危机应对机制。另一方面，在防范的措施上，强调评估，缺少预警，成本高昂，“时间换空间”方式置换不良资产大量存在，地方债务等风险长期积聚得不到释放，对潜在金融风险的救援迟缓甚至缺失，在对重点领域的系统性风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新型金融机构的监管上还存在“监管空心”，信息系统建设和监管人才培养严重滞后。这些不足，亟待加快金融法规、制度和机制建设，多策并举加以解决。

(二)现行金融监管体制存在明显缺憾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是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关键环节。作为一种全新的监管理念，宏观审慎监管必须要有清晰的职能机构、明确的目标定位及独特的监管手段。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在设计理论和运行实践上都存在着明显缺憾。在理论上，我国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还停留在“保持金融稳定”的层次。2003年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将人民银行的基本职责确定为“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但对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权限、工具方法没有明确规定。不论是“三会”建立前后，还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对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地位和职权、如何通过有效手段来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及建立怎样一套机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差别化监管等等重大问题均没有任何法律支持。在实践上，我国维护金融稳定的手段单一，缺少协调机制，宏观审慎监管面临多头实施但难有实质性推进的境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金融稳定方面的举措主要依赖再贷款，基本属于“事后救火”，出了重大金融风险事件仍然是上报国务院拍板决定，这与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所要求的强化预防、明确授权、信息共享、有效利用市场化手段处置问题机构等原则相去甚远。目前，银监会等监管机构均在推出各自监管领域的系统重要性机构和审慎监管框架，宏观审慎监管亟待明确职责、统筹规划和统一协调。

(三)宏观审慎监测分析的基本框架远未建立起来

宏观审慎监测分析是对金融业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分析、评估和判断，从而发现系统性风险来源，发出风险预警，为采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提供依据。我国在宏观审慎监测分析方法和技术应用方面做了一些改革和推进，但总体上还未搭起框架，有效性和扩展性均处于较低水平。主要表现在：

一是缺乏系统性风险预警系统，早期预警处于空白，反映地方政府债务的融资平台贷款偿还率、反映非正常金融影响的地下金融综合冲击率、反映房地产市场泡沫程度的商品房空置率等市场风险敏感性指标远未纳入和得到系统监测。

二是尚未开展宏观压力测试。宏观压力测试也称为系统脆弱性压力测试，通过分析宏观变量的变动测试其可能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我国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推广进行银行或单个资产组合的压力测试，但尚未组织对汇率、利率、流动性、商品资产价格等非同质资产组合的汇总和综合比较方面的压力测试，因而对潜在的金融脆弱性估计缺乏系统测试和决策依据。

三是未根据经济金融运行变化及时扩大系统性风险监测范围。当前，有可能成为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些隐患尚未得到应有重视和未被列入系统性风险监测范围，如：非法集资；网上非法支付；地下股票委托炒作和地下期货；担保、典当、寄卖等行业管理运行混乱：以吸储为目的并未合法理出收益的委托理财业务，等等，加之从金融稳定角度对主要企业的日常流动资金状况监测机构和职能的缺失，都使监管当局对这些金融机构、市场和主要企业的经营变动情况不能实施动态监测和有效比对，从而无法跟踪其运行风险和做出总体判断。

(四)逆周期政策将对资本充足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毋庸置疑，提高资本的质量、透明度和一致性将有效防范银行承担过多风险和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但也应看到，资本监管的逆周期调整将使银行业面临更严格的资本环境和产生长期的宏观经济成本。巴塞尔资本新规带给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的真正压力是改革后的资本监管制度安排能否充分反映单个银行乃至银行体系面临的风险。近年来，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大幅度提升，平均资本充足率水平提高到2010年底的12.2％，同期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到10.1％。但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对银行资本监管的有效性不足，突出表现在主要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大幅提高主要依赖财政注资等“外援”式的资本补充途径。商业银行重规模发展的业务成长模式对资本存在高消耗、低效益的发展倾向、高负债低流动性的经营状况加大资本运作风险。面对更加严格的资本监管国际标准、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银行业务结构及日趋国际化的银行业竞争环境，我国资本监管体系必须与时俱进，使资本监管由静态向动态扩展，由被动反映向主动预警转变，从结果向过程延伸，从而确保监管的有效性，为我国银行业长期稳健运行建立相对稳定的资本监管制度环境。

(五)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交易的会计制度建设滞后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一般包括金融法律制度、支付结算体系、会计准则、金融中介、信用环境等内容。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必须建设良好的配套环境。针对宏观审慎监管的要求，我国在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一是有关金融基础设施的立法不完善。比较突出的是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不畅问题，托管或指定收购等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投资人的利益保护问题，但问题金融机构的“隐形风险”无法通过金融市场得到有效释放，遗留风险资产的清收化解障碍重重，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难度进一步增大。二是社会信用环境建设步伐缓慢。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信用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全方位重视，信用环境建设滞后。主要体现在社会征信范围狭窄，个人信用资料收集难，缺乏完整的信用资料，导致信用评级缺乏依据，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容易产生。三是金融行业会计制度建设不能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新要求。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充分借鉴国际上关于缓解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顺周期性的一些先进理念和可能采取的改进措施，对复杂金融产品的估值方法、

流动性风险溢价、使用公允价值存在困难的金融工具的估值调整等会计政策一直未能明确。

四、结论与建议

宏观审慎视角关注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随着中国的经济金融与世界的进一步融合和综合经营压力增大，中国必须加速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同时要坚持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统筹兼顾。在构建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时，在组织模式上，应明确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主导地位；在内容建设上，应以逆周期制度为核心，注重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弱化经济的顺周期性，完善央行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和金融稳定机制，实现宏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在工具手段上，应加强宏观审慎工具的创新研究，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实现金融稳定提供有效监管分析。

(一)明确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主导地位

明确组织框架是当前我国构建宏观审慎监管制度框架的关键，而明确宏观审慎管理的主导者又是关键之中的关键。一是必须尽快明确中央银行的主导地位。由于我国的人民银行担负的金融稳定和最后贷款人职责，更由于人民银行承担的支付手段和金融市场即时流动性的唯一提供者角色和在处理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时具有的支付、清算、信息等优势，其担当宏观审慎监管主导者责无旁贷。二是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共同评判金融集团风险，提出风险控制措施，防止风险累积。

(二)优化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货币政策体系

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不连贯会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宏观审慎监管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一是注意政策区分，但又相互协调。不能把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混为一谈。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从宏观审慎角度关注和跟踪信贷增长、大宗资产价格变化及银行杠杆率变动等情况，培育利率、汇率等非信贷渠道，金融监管则更多关注减少资本监管的顺周期行为，使得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时依然有效。二是优化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框架下的货币政策体系。首先，货币政策目标不仅仅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还应上升到维护金融稳定的高度。其次，结合宏观审慎监管目标，探索将杠杆率和存款保险纳入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第三，在控制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下，通过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机制建设，可以抵消由资本监管等措施带来的顺周期性。

(三)实现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

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不能弱化微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是基础，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当前，我国在宏微观监管的结合上：一是明确微观审慎监管方向。各金融业监管机构应在继续做好行业监管的基础上，树立宏观监管意识和整体风控意识，立法明确其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的职责定位和风险管控角色，立规明确与中央银行在系统性风险防范方面的分工和配合，加强与其他职能部门和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共同应对和防范系统性风险。二是挖掘微观监管指标的宏观审慎监管内涵。如要求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可使金融机构在贷款过度增长、系统性风险上升时加以累计，以备在经济下行时期使用，同样有助于平抑经济金融周期。三是实施横截面监管(Cross Sectional Regulation)，即对有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微观行为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如对可能影响全局和产生系统性风险的房地产信贷实施严格控制，避免资产价格下跌时使银行及借款人遭受惨重损失。

(四)创新和发展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和监测分析框架

相对于货币政策工具来讲，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在应对金融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方面更具针对性。国际金融组织及主要经济体对宏观审慎工具的研发态度积极但进展缓慢且缺乏统一适应性。此种情况下，我国在发展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上应针对管理重点选择开发方向。改变和缓解金融对经济的顺周期性是当前我国宏观审慎管理的重点，围绕这个重点，在纷繁复杂的宏观工具开发项目中，应根据信贷／GDP比例对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值(GAP)来建立逆向资本缓冲制度，提高交易账户的资本金要求；严格执行并不断提高杠杆率等最新实施的银行监管新标准；根据经济周期建立前瞻性的动态拨备制度和增强金融体系的风险吸收能力；从提高附加资本要求、提高杠杆率、提高倒闭处置能力等方面对系统重要性机构实施差别化监管政策；抑制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过度扩张、杠杆程度的非理性增长，从而有效防止系统性风险的不断累积。开发工具是为了更好地分析、监测和评估，这就需要建立宏观审慎监测分析框架，以求发现系统性风险来源，发出风险预警，为宏观审慎决策提供依据。根据我国的金融监管实际和需要，在宏观审慎监管分析框架的搭建上：应积极构建早期风险预警系统。按照时间先行和系统关联性的标准选取预警指标，从而及时发现影响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稳妥开展系统脆弱性压力测试，测试评估来源于汇率、利率、资产价格等变动因素，对具有内在联系的经济、金融部门间的风险和潜在脆弱性进行评估；渐进扩展系统性风险监测范围，提高前瞻性风险识别能力。

(五)构建金融监管信息共享及应急处置机制

金融危机表明，只有宏观审慎管理机构和金融业监管机构之间、宏观监管部门与其他各部门之间充分协调与沟通，才能保证数据和信息的共享和利用。才能在风险来临时做出迅速反应和做出果断决策。我国在金融监管信息共享与应急处置方面欠账较多。当前，一是夯实数据基础，建立宏观监管共享数据库，形成统一集中的金融信息来源，实现金融信息资源共享；二是明确信息共享原则，以法规形式明确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的原则、标准、方式、质量及法律责任；三是加强国际信息交流，我国应加强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

(六)加强国际监管合作与政策协调

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明显的跨国传染特征。此次危机得以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某些发达国家的大型金融机构逃避其分支机构所在国的金融监管而使金融危机在全球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快速传递。危机显示，风险在国家之间扩散、转移的趋势和速度不断增强，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和协调刻不容缓。我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加快构建国内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同时，应在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和协调方面尽快迈出新步伐。第一，主动参与。应积极参与国际、区域以及双边等多层面的金融监管合作，广泛建立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定期磋商和常态化的对话交流机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制定，统一监管标准，实现信息共享，不断增强联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第二，积极发挥作用。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各类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在协调金融监管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监管政策的协调性，共同防止监管套利的出现。同时，应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最大限度地代表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充分发挥在东亚及东南亚等区域监管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建立监管团制度，尽快建设与主要资本和贸易合作伙伴的双边监管合作和联合应急机制。第三，加强预警。积极探索构建以预防为主的跨境监管模式，有效提高金融市场和各类产品的透明度，持续关注和监测跨境大型金融机构风险传递，增强风险传递时相关国家协调一致行动的执行力，切实通过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来减少和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

(责任编辑：昝剑飞)

作者：陈志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