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庸俗化分析论文

摘要：民生新闻节目因良好的收视率和丰厚的广告回报，成为各地方台的强势新闻栏目。当前电视民生新闻存在着内容琐碎、庸俗化、舆论监督越位等问题，电视民生新闻应重视深度报道，加大正面报道的力度，让舆论监督理性化，努力打造民生新闻的品牌。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电视庸俗化分析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电视庸俗化分析论文 篇1：

电视节目娱乐化与制度化的困惑与出路

【摘 要】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庸俗化、低俗化，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批判。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一方面与媒体自律有关;另一方面与法律、法规、政策监督有关。近年来出现了政策法规与地方电视台博弈，这种政策与实务之间的矛盾，也是电视节目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但如何协调者两者的关系?本文试分析电视节目娱乐化与制度化的困惑，探讨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平衡，以期更好促进电视节目的发展。

【关键词】电视节目 娱乐化 制度化

电视节目越来越娱乐化、庸俗化、低俗化，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批判。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一方面与媒体自律有关;另一方面与法律、法规、政策监督有关。近年来出现了政策法规与地方电视台博弈的局面，这种政策与实务之间的矛盾，也是电视节目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但如何协调者两者的关系?本文试着分析电视节目娱乐化与制度化的困惑，探讨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平衡，以期更好促进电视节目的发展。

电视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有其特殊的属性。长期以来国内一直把电视节目作为一种宣传教育的工具，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电视节目功能逐渐发生变化，其中娱乐化逐渐成为其重要功能之一。目前国内电视节目经常剑走偏锋，出现了低俗化现象，降低了文化品位，忽视了与社会责任。学术界对此类问题已经做了很多的讨论与批判。如李良荣的《诊断中国传媒娱乐化》、欧阳宏生《快乐有度 过犹不及：对当前“电视娱乐化”问题的再思考》、孔令顺《中国电视的文化责任问题研究》、孟宁《走向娱乐化的中国电视文化——警惕中国电视文化娱乐化的异化》、王佳《湖南卫视娱乐化研究》、刘行宇《中国电视泛娱乐化现象探析》、宋艳《中国电视娱乐化现状研究》等等。国外研究比较突出的是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认为：“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形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①提出了娱乐化的危害性。关于制度化研究，国内学者有陈怀林《中国传媒制度的渐进改革》研究了中国媒体制度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丁和根《中国传媒制度绩效研究》梳理了新中国传媒制度的渊源、确立、变迁经过，并指出这种变迁是是各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②易旭明《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研究》“行动团体”之间的博弈推动着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过程。市场需求持续扩张，将带来持续的潜在收益，这将成为电视产业利益相关者采取制度创新行动的持续动力等。③国外学者布尔迪厄《关于电视》对影响电视的隐形媒介审查行为及其内部机制进行了详细的解析，挖掘出隐藏在电视的形象及其话语这些假象背后所蕴含的秘密。④这些学者分别从不同方面来研究娱乐化与制度化，认为娱乐化是不可避免的，是工业文化的一部分，不约而同地批判了娱乐化、庸俗化、低俗化、同质化。但是，针对如何协调这两者关系方面的论述目前比较少，那如何使两者达到协调呢?

首先，电视节目为了收视率，往往采取低俗化、庸俗化的节目来博取受众的关注。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指出：收视率“是隐藏起来的上帝，它不为人们所见，但它却一直统治着这个圈子，如果节目下跌了一个百分点的收视率，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与直接走向死亡无异。”收视率决定了电视节目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博弈局面。目前，国内电视台有三个功能，一是宣传党与政府方针政策;二是对公众服务;三是商业活动。同时政策上强调“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但为了商业利益，为了收视率，电视台娱乐节目往往会走向低俗化，缺失了社会责任。当前电视台是事业性质，企业管理。为了利益最大化，少数电视台一味追求收视率，采取末位淘汰制。社会责任缺席，这是过度娱乐化的困惑。但又不能采取压制手段，不让电视节目朝娱乐化发展，因为娱乐是电视本身的属性。布尔迪厄指出：“在50年代，当电视作为一种新现象问世时，电视关注的是文化品位，追求有文化意义的产品并培养公众的文化趣味;可是到了90年代，电视极尽媚俗之能事来迎合公众，从脱口秀到生活纪实片再到各种赤裸裸的节目，最终不过是满足人们的偷窥癖和暴露癖。”⑤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指出“电视主要是一种娱乐媒体，在电视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娱乐性，严肃电视这一术语自相矛盾。⑥电视是一种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从制作动机上看，大众文化不是创作主体为抒发个人意志、探索未知领域、拓展精神领域而进行的创作，而是以利益驱动、被市场控制的行为;从制作方式上，它不是个体精神激发下的灵感张扬与技艺展示，而是以科技促进的，以大规模协作拼凑、反复制作播出的;从制作机理上，它追求时尚，制造和追随潮流，把深度平面化，它以感官刺激为最高标准而不是追求对深度的开掘和对灵魂的探究;从产品形式上，它又具有图像性，以曲折的线条、缤纷的色彩、感人的形态去刺激受众的感官。”⑦

但是，不能因为电视娱乐性否定了其社会责任，美国媒介学者丹尼·埃利奥特(Danny Elliott)说：“无论大众媒介置身于怎样的社会中，它们都对社会负有责任，而且每种媒介都要对依赖它们而获知信息的公众、团体负责。不管是私有制媒介，还是政府所有制媒介，不管有无新闻控制存在也不管这种控制是来自新闻机构本身，还是来自外部力量，责任都是存在的。”⑧时代华纳副总裁泰德·特纳强调电视社会责任，“电视对青年人的思想的影响大于家庭、教堂、学校或者政府”。现在电视节目娱乐化与社会责任矛盾逐渐凸显，法律必须强有力介入。但是由于基本法比较少，往往由政策代替，出现一系列的博弈。

其次，娱乐的异化，让政策及时有效介入，就可以取得一系列成效。政策往往体现时代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科尔巴奇认为政策“是我们理解世界是什么和世界应该是什么的方式，以及证明实践和组织安排的正当性的方式，这其中还包括那些在统治过程中寻求通过政策来表达利害和行动的人，政策也是证明他们的正当性的一种方式。”⑨重庆电视台《第一次心动》、石家庄市广播电视台《我给儿子当孙子》因其内容庸俗化而被停播。这种以文件方式规制娱乐异化的做法，及时消除了娱乐异化带来的影响。同时，面对这几年电视节目娱乐化，政府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也做了一些规范，及时废止部分广播影视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是政策文件有其局限性。有时候，作为宏观调控主管部门，管得很细，如：《广电总局关于同意湖南电视台举办2007年<快乐男声>活动的批复》，广电总局要求：“参赛选手的台风、语言、发型、饰品、服装要符合大众审美观念，不能低级媚俗，不能追求怪异、另类。”“整个节目要保持健康、昂扬、欢乐的气氛。要尽可能不出现落选歌手泪流满面、亲友抱头痛哭、歌迷狂热呼叫等低格调场面和镜头。”如此细化的对一个省级电视台一个节目进行管理，显然有些错位。还有如《广电总局关于中央电视台第三套等节目调整播出时间的通知》、《关于向200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推荐策划方案和节目的补充通知》，针对一个时间段、一个节目来管，不大符合一个大部门宏观调控的定位。但是，从电视台来说，也经常抱怨监督者重视审批、管理，轻保障。因此必须加强基本法律立法，使得政府管理机构权限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同时也将电视娱乐节目制作约束在一定范围内，使双方达到平衡，更好促进娱乐节目的发展。

第三，为了实施切实可行的政策，必须与社会文化相适应。电视节目娱乐化与制度化最难协调，最困惑的地方在于文化与制度化矛盾交织。现在整个文化逐渐多元化，去中心化，使得制度化面临新的挑战。如中国人重人情，人情社会，使得监督力度有所降低;如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对贵州卫视未经批准违规播出选拔类节目的通报和广电总局关于对石家庄市广播电视台违规问题的通报，提到“贵州省广播电视局对所属播出机构管理失察，没有切实负起管理责任。”河北省广电局也出现这种情况，名义上说这是地方保护主义，实际上更多是各种复杂利益及人情交织在一起，导致监督缺失。因此必须加强符合国情基本法律立法，避免情与理矛盾。

最后，政策出台必须按照一定程序，保障各方权利。张文显教授认为：承认人们的利益，就必须承认人们需要的权利。利益在法律上的表达就是权利，只有利益法律化为权利，才是合法的，安全的，可预测的。目前针对电视媒体的法律，法律位阶都比较低，同时基本法律少，单行法规多。这就要求我们更应该注重各方权利，虽然政策有其灵活性，但是其稳定性不及基本法律。因此，基本法律更具有权威性、稳定性。

当然，促进电视节目健康发展，需要一个长期过程。电视台除了加强制度建设以外，还须加强自律。如同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⑩

参考文献

①⑩尼尔·波兹曼 著，章艳 译：《娱乐至死》[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②丁和根：《中国传媒制度绩效研究》[M].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③易旭明：《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研究》[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④⑤[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许钧译：《关于电视》[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⑥[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⑦石长顺：《电视栏目解析》[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

⑧杨飚、姚劲松，《广播电视的社会责任重在践行》[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9(3)

⑨[英]H·K·科尔巴奇著，张毅、韩志明译：《政策》[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莆田广播电视台仙游记者站)

责编：周蕾

作者：朱贞凡

电视庸俗化分析论文 篇2：

对电视民生新闻节目现状的思考

摘 要： 民生新闻节目因良好的收视率和丰厚的广告回报，成为各地方台的强势新闻栏目。当前电视民生新闻存在着内容琐碎、庸俗化、舆论监督越位等问题，电视民生新闻应重视深度报道，加大正面报道的力度，让舆论监督理性化，努力打造民生新闻的品牌。

关键词： 电视民生新闻 存在问题 解决对策

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诉求，各地电视台纷纷谋求拓展生存空间的锦囊妙计。二十一世纪初江苏电视台的《南京零距离》开播，该节目以良好的收视率和丰厚的广告回报，成为各地方台的强势新闻栏目，中国电视媒体由此掀起了电视民生新闻的热潮。这些电视民生新闻节目突出平民视角、强调人文关怀、重视和受众的互动，赢得了大批稳定的收视群体，极大地推动了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电视民生新闻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正视这些问题，对症下药，有助于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再创辉煌。

一、当前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存在的问题

1.内容琐碎，缺乏品位。

有些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将“平民视角、民生内容、民本取向”简单地理解为电视台要关注老百姓的生活琐事，于是经常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搬上屏幕，导致家长里短、投诉告状、交通肇事、邻里纠纷、假冒伪劣等琐碎小事几乎天天反复、频繁地出现在同一地区不同频道、不同时段的电视民生新闻节目中。这些事无巨细、鸡零狗碎的堆砌式报道，开始人们还感到新鲜，时间久了难免会产生厌烦情绪。电视民生新闻报道往往满足于展示现象，不注重分析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不注重深刻挖掘表象背后的实质，导致新闻内容流于琐碎和肤浅。由于这些新闻报道缺乏新闻价值，只能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无助于提升电视民生新闻节目的品位。

2.负面报道过多，庸俗化趋势明显。

在电视民生新闻中，负面新闻报道占有很大比例。一些电视民生新闻节目丧失了媒体应有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把目光投向了低俗的内容。一些电视台对色情、贩毒、凶杀、暴力等内容趋之若鹜，将诈骗犯罪、暴力事件、花边新闻作为报道的重点，在形式上以故事化和情节化加以包装，在节目预报时以富有鼓动性和刺激性的语言加以渲染。为追求视觉刺激，一些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常常采用纪实的报道方式对事件的全过程加以展现，比如溺水者遗体浮在水面的画面、扫黄打黑时的裸露镜头，这些惨不忍睹、低级趣味的东西一而再再而三地充斥屏幕，往往会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社会环境混乱不堪，从而缺乏安全感。一味迎合部分观众的好奇心，抹杀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必然会导致电视民生新闻节目的庸俗化、低层次。

3.舆论监督过度，角色越位严重。

新闻媒体在担当传承文化、引导舆论的社会责任的同时，变成了“道德法官”。目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普通群众与政府行政部门沟通的渠道还不够畅通，所以老百姓一旦利益受到侵害，首先想到的就是寻求电视民生新闻热线的帮助与支持，而电视民生新闻热线一旦介入，立刻加快了问题解决的进程，于是在老百姓眼里民生新闻栏目就是“包青天”，是无所不能的斗士。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电视民生新闻节目自我膨胀，忘乎所以，热衷于越俎代庖、“为民请命”，干起了本不属于媒体职能范围的事情。他们不恰当地介入社会纠纷和矛盾之中，充当司法部门进行“媒介审判”，角色由沟通者变成“执法者”，出现角色越位的现象，更有甚者干预有关部门的正常运作，严重影响到电视民生新闻节目的权威性。

4.节目定位狭窄，农民被“边缘化”。

大多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将自己的视野定位于城市，他们关心市民生活、帮助市民排忧解难，而对于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却关注很少。这些被忽视的农民恰恰占据着极大的数量，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同时也是最需要媒体关注的弱势群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这是电视民生新闻节目的缺憾，对农民的忽视无疑是当前电视民生新闻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二、解决当前电视民生新闻节目问题的对策

1.重视深度报道，增加节目分量。

近年来各电视台相继推出了民生新闻节目，这些节目往往只满足于孤立地展示新闻事件，不做深入挖掘，有时即便是有主持人或者专家评述，也仅仅是就事论事，常常是只语片言浮于表层，不去进一步挖掘事件背后的根本原因，也不去分析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更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由于分析缺乏足够的分量和厚度，也就不足以指导受众理性思考。电视民生新闻节目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普通大众，普通百姓对国家的经济、法律制度了解程度不是很高，对社会现象的洞察分析能力也很有限，这就需要电视新闻工作者能够在“解读新闻”上动脑筋、下工夫，力争提供视角独特的深度报道，深入地挖掘事件背后的原因，细致地分析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而对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制定出稳妥的解决方案。只有将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做得更加细致深入，才能为老百姓思想行为提供决策依据。

2.加强正面报道，弘扬社会正气。

当前正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各大媒体想尽办法吸引观众的眼球。在“坏事就是好消息”、“丑闻就是好新闻”错误思潮的影响下，一些电视民生新闻节目丧失了新闻工作者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为追求视觉刺激，将诈骗、色情、贩毒、凶杀、暴力作为报道的重点，给人们造成了不安全感，妨碍了社会的安定。其实这些消极内容只是社会生活中的个别现象，并不能涵盖人民生生活的全部，我们的生活环境从整体上来看是和谐的。作为新闻媒体，电视民生新闻要确保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处理好个别和整体之间的关系，全面、准确、客观地反映社会。电视民生新闻的受众绝大多数是当地的老百姓，老百姓对问题的分析判断能力及审美能力是参差不齐的，因此一旦负面新闻过多导致电视民生新闻格调滑坡，必然会给受众高尚道德观的形成带来不良影响。因此电视民生新闻应本着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原则，加强正面新闻报道，尽可能地将那些能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新闻展现在观众面前，倡导社会新风，弘扬社会正气，营造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让受众对社会和未来充满信心。

3.突出舆论导向，舆论监督理性化。

民生新闻舆论监督为市民和政府沟通搭建了平台。通过这个平台，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反映百姓呼声，表达百姓意愿，促进矛盾的解决，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多年来，电视民生新闻始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使“民情、民生、民意”成为电视民生新闻报道的主角。电视民生新闻节目以百姓的视角聚焦舆论热点，关注弱势群体，表达百姓情怀，赢得广大群众的信赖。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民生新闻在为民众构建表达渠道的同时，还要注意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以新闻媒介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众良知，坚持客观、公正、平衡的原则，全面平衡地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尽可能地避免误会和冲突，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交流平台的沟通作用。

电视民生新闻高举舆论监督的大旗，是获得广大群众信赖的重要原因之一。新闻媒体的介入加快了问题解决的进程，因而老百姓中流传着“有麻烦，找媒体”的说法。然而电视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仅局限于表达民意，而不能落到实现民意的层面”。新闻媒体可以表达民众呼声，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但不是“法官”，没有审判的权力。电视民生新闻在舆论监督报道中要特别注意理性行事，舆论监督不能越位。既要倾听社会呼声，更要学会化解社会矛盾，努力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4.关注农民群体，拓展报道空间。

目前多数媒体将电视民生新闻报道的对象定位为城市居民，而常常将广大农民及进城农民工置于视野之外，使他们很少有机会成为电视民生新闻的叙事主体，致使电视民生新闻出现报道面狭窄的现象。我们认为，民生新闻中的“民”应该包括城市市民和农村的农民。农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占我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电视收视观众达到55.31%，同时也是最需要关怀的弱势群体。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提出了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三贴近”原则，“三农”问题成为了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新农村的建设搞好，把农民的问题解决好，国家才能得到根本的发展。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忽视农民的这种做法不仅造成了题材的狭窄，而且偏离了党和政府倡导的“三个贴近性”原则，更是阻碍电视民生新闻节目超越的根本原因。电视民生新闻应打破隔离，重视广大农民的话语权，这是电视民生新闻拓展和延伸空间的主要路径之一。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围绕这一内容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这些惠农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变化，农业新科技及农民的生活状态应当成为电视民生新闻栏目报道的素材。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在突出“三农”特色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广大农民观众的收视习惯，选择适合农民观众接受的节目形态，使得电视民生新闻既能反映农民的思想状况，又能体现党和政府的关怀，进一步激发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

电视民生新闻立足平民视角，关注百姓生活，搭建政府与老百姓之间沟通平台，为我国电视业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电视民生新闻是媒体“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具体体验，它的火爆显现出这种新闻形式强大的生命力。电视民生新闻在前进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只要广大新闻工作者勇于开拓、不断探索，就一定能战胜困难，为电视民生新闻开拓出更为广泛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章见.民生新闻报道要抵制低俗[J].电视研究，2007(10).

[2]高红明.对电视民生新闻节目现状的思考[J].中国电视，2006(7).

[3]吴文虎.传播学概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李静

电视庸俗化分析论文 篇3：

电视体育综艺类节目分析

摘要：文章运用个案研究法、文献资料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以《星跳水立方》为例的电视体育综艺类节目进行分析。通过对《星跳水立方》节目的特色分析来解读电视体育综艺类节目的类型特点，并与同类节目类比分析该节目类型的有利方向。旨在通过对节目的特点分析，填补学界对电视体育综艺类节目研究的空白，研究发现电视体育综艺类节目有关于节目体育元素过强、节目环节僵化、节目元素复杂等问题，得出了通过改进节目原有环节，坚持创新、通过创造力改变节目内涵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电视体育综艺类节目 节目高规格制作 庸俗化 竞技体育激烈性

文献标识码：A

1相关概念界定

电视体育综艺类节目是指，由专门人员制作，通过电视媒介播出，结合体育元素和综艺元素作为核心元素的电视节目类型。电视体育综艺类节目作为我国电视荧屏近几年新兴发展的一种电视节目类型。该节目主要特征为借由电视媒体作为传播途径，节目由体育和综艺两种元素综合构成。节目通过柔和体育和综艺的节目特色产生独特的魅力，在紧张激烈的体育竞赛和轻松娱乐的综艺娱乐之间取得平衡，使节目在内容和节奏上更适合电视节目播出的特点。

本研究以江苏卫视的《星跳水立方》这一节目为个案，深入系统地探究电视体育综艺类节目的形态及其特征，以求促进此类型电视节目的发展与进步。

2电视体育综艺类节目分析

2.1电视体育综艺类节目概况

随着我国电视观众对于收视需求的不断发展变化，电视节目类型始终处于不断地深化发展的进程之中。而相对于电视体育类节目和电视综艺类节目这两个种类，电视体育综艺类节目作为近些年出现的新兴电视节目门类，是我国电视业在不断发展之下的产物，电视体育综艺类节目更加重视节目中体育元素的体育性，并且借由综艺节目的形式将之表达。

由此可见，在我国门类众多，分类精细的电视节目之中，这种混淆视听的做法使得如今国内电视体育综艺节目的现状混乱而缺乏发展。

2.2电视体育综艺类节目背景分析

电视体育综艺类节目是我国电视行业繁荣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又原有的体育类电视节目和综艺类电视节目两类交叉诞生的新兴电视节目类型。

2.2.1社会背景分析

法国思想家福柯曾经指出，电视的功能就在于挑起受众的欲望，它的承诺是放在遥远的未来，但是它的策略确实让受众在满足欲望的期盼中进行永无止境的消费一电视所强调的欲望使受众着迷，在观众期待满足欲望的希望中，电视在不断地推动着受众继续收看。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明星跳水秀节目的播出达到了目标。2013年4月，国内电视体育综艺节目——《星跳水立方》节目高调播出，这档将竞技体育项目娱乐化的电视体育综艺节目，尽管在播出后所获褒贬不一，但这种将娱乐明星与竞技体育项目相结合的电视体育综艺节目，却吸引了不少观众：索福瑞4个城市数据收视率调查显示，仅仅首秀《星跳水立方》收视率已达到1.87%。从传媒文化角度来看，明星跳水秀则是利用电视这种传媒，提供出一种奇观题材，满足的是观众对竞技体育综艺娱乐的欲望解读。

区别于电影和电视是反应历史的，从对预先存在的事实的观察中获得，电视文类处在一种不断变化、不断界定的过程。

2.2.2时代背景分析

2012年，我国4岁及以上的电视观众总人数达到12.82亿人，其中13岁及以上的电视观众为11.56亿人。尤其是1989至1999年十年间，我国31个省级卫视频道全部上星，电视传媒产生了中央电视台、省级卫视和城市电视台三足鼎立的格局。

3《星跳水立方》节目特色分析

3.1《星跳水立方》节目简介

《星跳水立方》是江苏卫视于2013年第二季度推出的大型季播类明星跳水竞技节目，由国际正式版权授予制作。从2013年4月7日起每周日晚22点播出(5月3日起改每周五22：00播出)，邀请32位明星参加演出，以国际泳联的跳水规则进行评判，并邀请4位奥运会跳水冠军担任教练及评委。节目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现场录制，由多名国际级跳水裁判现场打分，并按照奥运会跳水比赛转播规格。

3.2《星跳水立方》节目高规格制作分析

《星跳水立方》节目是由江苏卫视王牌节目《非诚勿扰》幕后团队打造，该团队在节目《非诚勿扰》大获成功中后一直期待制作更为精良的大型季播类节目，而早在2010年以与德国Banijay International模式公司有过接触，借由中国在跳水项目上优厚的群众基础和世界最高水平的竞技训练模式以求打造出一款老少皆宜的电视体育综艺节目。

3.2.1录制设备-奥运录制标准

《星跳水立方》以奥运会标准为节目的录制标准。节目组为了更全面地展现选手比赛时的身姿，除了配备奥运会比赛录制级的高速摄影机之外更是花重资动用全球唯一一台水下专业高速摄影机。

3.2.2节目模式-正宗的国际版权

《星跳水立方》节目组通过引进德国的原版节目《临危不惧》并依照符合我国国情做出改进，使得节目在原有的成功模式上更加贴合我国实际情况。这也是节目组在吸收先进的电视节目制作模式同时加以中国本土化的改变以求升华原有的节目模式。

3.2.3录制场馆——“水立方”，奥运级比赛场馆

《星跳水立方》节目组借由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作为节目录制场馆。“水立方”作为我国北京奥运会的比赛场馆，知名度早已是家喻户晓，而节目组选择这里并将场馆名字一并写入节目名实际上是一种双赢局面，同时也使得“水立方”在继北京奥运会之后再次成为全国的焦点。奥运场馆历来存在着利用率低下的问题，而这一举动除了为“水立方”带来相应的运营收入，也是我国其他同类场馆的值得借鉴的经验。

3.3《星跳水立方》节目核心特色分析

电视节目作为文化产品，必须做到内容为王。如果节目本身内容缺乏吸引力即使再好的制作团队，再精良的录制场景，再专业的拍摄器材也是多余的。

3.3.1专业训练计划——“魔鬼式”训练模式

节目组通过“魔鬼式”训练来使得参赛嘉宾以更安全、更专业的姿态参加节目。众所周知，跳水项目作为竞技体育项目是一种具有一定危险性的项目。节目组邀请的参演嘉宾并非专业运动员当然更需要相印的训练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训练过程除了是节目参演嘉宾对自己跳水技能的学习，同时也是对自己身体极限和心灵极限的挑战。面对专业的训练生活，众多的参演嘉宾也借此机会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极限。

3.3.2高水准教练团队——四大世界冠军当教头

《星跳水立方》节目组通过四位跳水奥运冠军组成教练组参与节目制作。我们可以从这些借由体育运动登上人类巅峰的英雄中看到人性的光辉。

3.3.3人气明星阵容——集结30余位大牌明星

《星跳水立方》节目组通过邀请国内外30余位大牌明星作为参赛嘉宾，除了借由明星效应提高节目内容性，更是将人们印象中光鲜亮丽的明星大腕打回原形。

区别于其他电视节目的内容。《星跳水立方》更加注重对正能量的探索。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消费时代，我们通过这样一档电视节目重新认识了这些明星，重新认识了人类的勇气。

4《星跳水立方》节目缺陷分析

电视体育综艺类节目作为新兴电视节目门类，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不难看出节目组也是在拍摄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摸索，为了节目更符合观众收视习惯而将更多元素加入节目中。

不得不说《星跳水立方》这档节目充分利用了明星嘉宾的人气作为宣传主力。在跳水比赛作为节目主要模式的同时，明星嘉宾将他们特有的娱乐能力充分展现，帅哥秀肌肉，美女显身材，谐星展现搞笑本领。这些内容却是会令节目充满独特的娱乐属性，也令节目失去了精神引领作用。

明星嘉宾越是展现自己的魅力，节目也越是远离原本的精神航道。本来嘉宾们以常人的身份参加专业性、危险性如此高的跳水运动。我们本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勇气、毅力、挑战自我不断突破的精神，可节目却被这些娱乐气十足的明星嘉宾过分的消费。过度强调明星主体作用，不断利用明星带来人气，甚至炒作节目。

5结论

电视体育综艺类节目作为新兴的电视节目类型，是我国电视产业的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其中的佼佼者《星跳水立方》节目通过将体育类和综艺类两类电视节目类型的交叉，结合我国竞技成绩出色、群众基础优厚的跳水项目，通过电视节目的编排手段，精彩的演绎了明星嘉宾在跳水上对于自身的超越。但我们也不难在该类节目中发现一些不利于长期发展的问题，例如节目在发展过程中对体育和娱乐之间的平衡问题。制作者们可以利用我国丰富的体育资源妥善解决电视体育综艺类节目的相关问题，令我国荧屏呈现百花争鸣的场景。

《星跳水立方》这一节目在其高规格的制作水准，专业的体育元素加入，独特的节目模式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作者：张硕　闫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