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互联网+”视域下互联网法学教育的机遇与挑战为研究题目，在明确互联网与法学教育关系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互联网法学教育的基本问题。全文基本结构由“互联网+”视域下法学教育的基本情况、国外互联网法学教育的发展状况、目前我国互联网法学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对互联网法学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破解对策等主要部分组成。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法学教育研究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法学教育研究产出计量与可视化分析
摘 要：我国法学教育研究文献的产出情况是评价中国法学教育发展的重要指标，能够直观表现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情况。通过对我国法学教育研究产出的计量与可视化分析，有利于深入探索法学教育发展的现状;通过对作者、机构、关键词、突现度的分析，有利于探寻我国法学教育发展的热点问题与特色领域;通过分析其优势与不足，对增加基金支持、机构间增进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亦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 键 词：法学教育;科学知识图谱;计量与可视化分析;CiteSpace软件
收稿日期：2016-02-29
作者简介：马秋(1964—)，女，大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法理学与法律教育;辛烨，大连大学在读学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立项课题 “大法律职业视域下法律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与实施”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D14DB041。
虽然我国的法学教育自上世纪70年代末重新恢复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为依法治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但近些年，一方面是法学毕业生就业率连年下降，另一方面则是一些企业找不到适合的法务人才。这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学教育的发展没有跟上社会的脚步。基于此，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法学教育研究，在总结我国法学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其现状及成因。据资料显示，目前大部分综述文献的结论主要基于作者具备的学术素养和经验，从文献统计数据入手、相对客观地发掘和阐述的研究较少。为了较全面和客观地了解我国法学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笔者试通过对我国法学教育研究领域文献产出情况进行计算与可视化分析，以图表的形式展现我国各领域对中国法学教育的研究现状，从多个角度对该领域进行分析，了解我国法学教育的前沿信息与热点问题，以期为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
本文统计分析的数据来自于CNKI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根据需要选取主题词“法学教育”“法律教育”“法学人才培养”“法律人才培养”“高等法学教育”“高等法律教育”合并进行检索，限定时间为1954年至2014年12月，选取的四个目录数据库分别为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I辑、社会科学II辑、经济与管理科学，选取的文献分别来自期刊、特色期刊、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以及国内国际会议等文献来源库，检索出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所收录的法学教育主题文献数据，得到文献13724篇。
本研究通过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在工具方面，使用了Citespace应用软件系统来进行计量与可视化分析。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工具，是2004年华人学者Chaomei Chen博士开发的，基于知识图谱的研究来分析前沿与热点问题，从而以更直观的方式发现前沿问题之间的内部联系与热点问题的演变趋势(见图1)。本文使用专业科学的计量与可视化分析软件，通过对学科领域的文献进行计量与可视化分析，以可视化定量分析论文的题录信息和知识图谱的方式，对我国法学教育领域的论文规模、发表年份、发表刊物、作者、机构、特色领域、热点问题以及作者和机构的合作情况等进行分析，展现法学教育研究的历史演进与现状，以期为该学科发展提供借鉴。
二、法学教育研究产出情况
⒈研究进程分析。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法学教育研究在中国知网上最早的研究文献是1954年发表在《法学研究》上丹东的《加强政法教育，培养合格的政法建设人才》和李罗的《苏联法律教育简况》。其中，《加强政法教育，培养合格的政法建设人才》以刚刚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背景，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法教育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也是中国知网上可检索到的最早的一篇法学教育研究文献。1954年至1959年共21篇，1960年至1978年间仅有一篇文章，即1965年魏家驹教授在法学研究期刊上发表的《美国一法学教授鼓吹通过法律教育对非洲各国进行渗透》。从建国初期30年间的少量文章可见，我国法学教育研究在建国初期刚见萌芽，既已停止。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的时段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1978年改革开放后，法学教育恢复重建，法学教育研究文献又开始出现。据笔者在中国知网上的检索，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间，共有868篇法学教育文献，平均每年发表43.4篇。从每年的文献数量和绘制的图表看，其总的趋势是少量递增。可见，这一时期法学教育研究发展缓慢。2000年至2009年的10年间，共有6002篇法学教育文献，平均每年发表600.2篇。其中的2000年、2001年、2002年研究文献数量增长迅速。2010年至2014年的近5年间，我国法学教育文献有5531篇，平均每年发表1106.2篇。可见，目前我国已有更多的学者关注法学教育并进行法学教育的研究。
⒉研究领域。根据文献的产出领域来看，我国法学教育的研究文献来自40个领域(见表1)，其中较多的是法理学和法史学共8136篇，高等教育2556篇，诉讼法与司法制度1178篇。可见，我国法学教育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许多领域中都有不同层面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我国的法学教育。
⒊作者和机构。从文献的作者来看，文献产出最多的是原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的何勤华教授(38篇)，此外是侯强(24篇)、王健(20篇)等。其中，胡晓进教授主要研究的是美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而蒋志如教授主要从宏观上对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刘坤轮教授则着眼于国际视野看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其他学者多更侧重于对法学教育现状的研究与分析。从这些学者的研究主题看，微观教学方法的研究较少。
根据文献产出机构绘制的法学教育研究文献发表机构分布图来看(见图2)，法学教育研究文献主要来自全国各大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据相关资料显示，其中，中国政法大学文献产出量高达538篇，位列第一。此外，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山东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甘肃政法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40多家院校、科研机构都对中国法学教育研究做出了贡献。
⒋产出文献的课题资助状况。从法学教育研究文献的角度来看基金支持(见表3)，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法学教育研究项目所获得的基金支持共计169项，其中国家及部委项目109项(社会科学基金87项)，地方57项，国际组织3项。
从基金项目支持的区域来看，除了123项国家项目支持外，江苏省、上海市、山西省、河南省、陕西省、黑龙江省、四川省、重庆市、浙江省、湖南省、广东省、福建省、山东省、吉林省、河北省等省市均给予了地方法学教育研究项目的基金支持。
从获得基金支持的时间来看，2004年5月25日苏力在《法商研究》发表的《法官素质与法学院的教育》是最早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成果，之后开始有少量的国家基金项目支持法学教育研究。而地方省级项目支持则大部分在2010年后出现，说明法学教育研究的基金项目支持是国家带动了地方。大多的基金项目是近5年出现的，说明我国进行法学教育研究的时间较短。从数量看，法学教育研究基金项目较少，特别是地方基金项目。
⒌产出文献的被引情况。一篇文献的被引次数可以反映该文献在其所在领域学术上的影响力和认可度。从文献的被引次数来看，被引次数最高的法学教育文献是2002年王晨光在《法制与社会发展》上发表的《法学教育的宗旨——兼论案例教学模式和实践性法律教学模式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和关系》，被引次数达到225次。其次是苏力教授的《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挑战与机遇》。此外，被引次数较高的作品还有《实践性法律教学与法学教育改革》《中国法学教育观察》《法院、法官与司法改革》《中国法学教育沿革之研究》等。其中，王晨光教授发表的《法学教育的宗旨——兼论案例教学模式和实践性法律教学模式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和关系》《实践性法律教学和法学教育改革》及《理论与实践：围绕法学教育的难题之一》被引次数均很高，足以说明法学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了部分有影响力的高产出作者。当然，苏力、霍宪丹等教授也是高产出量的作者，他们共同为中国法学教育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总体来看，尽管法学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了部分有影响力的作者，也产生了一些被引次数较高的文献，但从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和法学教育工作者的数量看，法学教育研究还需要增加更多有影响力、高认可度的作者，以创作出更多有影响、有质量的文献，引领我国法学教育的不断发展。
三、中国法学教育研究的特色领域
⒈法学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数据库中关键词的索引，利用Citespace计量与可视化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得到我国法学教育领域的前沿与热点问题，从而了解我国法学教育研究的特色领域。关键词源于英文“keywords”，用于表达文献的主题内容，搜索关键词可获得更准确、更丰富的搜索结果。关键词有时并不会在文献中出现频次过高，但因其最能够表达文献论及事务的词语，因此，高频关键词也会被用来研究该领域的热点问题。
在Citespace运行下，限定时间为1954年至2014年，确定关键词为主题词，选取阀值top50，制作中国法学教育研究关键词可视化图谱(见图3)。其中，共现频次≥50次的高频关键词信息绘制于表4。
从法学教育研究关键词图谱来看，法学教育研究出现频次较高的词主要有“法律职业”“实践教学”“司法考试”“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教育”“案例教学法”“法律诊所”“模拟法庭”“教学方法”“法律援助”“素质教育”等。
从图谱中最大的区域可以看到，我国法学教育研究是围绕法学教育展开的，内容主要包括“教学方法”“法学教育模式”“案例教学法”“诊所法律教育”等聚集在教育方法方面。同时，“法律职业”也成为研究的高频关键词汇，说明我国法学教育已经开始重视职业化发展。被研究的主体则是“法学本科教育”和“高等法学教育”，说明我国法学教育主要是以本科为主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主要围绕着教学方法，意味着研究我国法学教育的学者们正不断探索着法学的教育模式，以寻求更好的教育方法。同时，图谱还反映出了“法律诊所教育”和“模拟法庭”这两个当下法学教育领域新崛起的热点问题，说明我国法学教育近年来已由理论教学向实践教学的转变，“法律诊所”和“模拟法庭”的教学方式已经成为高校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通过分析表4可以看出，共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为“法律职业”，共现频次达到327次。围绕法学教育展开的研究出现频次较高的有“实践教学”“法律人才”“法律诊所”“法学教育改革”“司法考试”“模拟法庭”“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目标”“法律意识”“素质教育”等。可见，对于我国法学教育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法学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改革展开的，而主体是法学本科生以及法学硕士，法学的热点教学方法则是案例教学法、诊所式教学法以及模拟法庭。每年的高频词汇都代表着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从高频词出现的时间来看，大部分是在1980年至2005年之间，这说明我国法学教育的重大变革出现在20世纪末。而近年来缺少高频关键词的出现，这一方面说明法学教育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多元化，学者们不再一窝蜂的簇拥某一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研究没有大家所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
研究热点问题还需要关注突现度问题。突现度是指一个关键词在一个时期内共现频次突然出现变化的程度，主要用来研究特定时期的热点问题，突现度越高的关键词在那个时期的共现频次越高。为展现法学教育的热点问题，笔者选取1954年至2014年的高突现度节点信息绘制表5。
从表5的突现关键词来看，突现度最高的当属2012年的“卓越法律人才”，其突现度远远高出排名第二的“法学教育”，成为1954年至今突现度最高的关键词。根据近5年来高突现度关键词远远少于20世纪、21世纪初的情况来看，其记录在未来几年也很难被突破。2012年5月26日，为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深化高等法学教育教学改革，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我国教育部正式启动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紧接着“卓越法律人才”被各界学者研究并引用，成为近年来突现度最高的词语。
突现频率最高的是1982年的“法制建设”。1982年是我国法制化建设的重要一年，《宪法》的正式颁布和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也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工作恢复的基本完成，是我国法律发展的新阶段。另外，在1979年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成立，随即在短短的3个月内相继颁布了7部法律，成为世界立法史上的奇迹。同一年，邓小平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由此，在1979年关键词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突现度极高。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法学教育是我国教育环节薄弱的一环，应当抓紧进行教育改革，因此，有关“法学教育改革”的问题成为一时之热。
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WTO问题正式达成协议。因此，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的呼声一波高过一波，中国全面地对外开放应对世界贸易的机遇和挑战也对我国法学教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2000年“WTO”成为突现度最高的关键词;2001年我国正式发布《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并规定在2002年正式实施，学界开始了有关司法考试的热烈讨论。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发布，又一次将素质教育推到了中国教育的风口浪尖上，自然而然的“素质教育”成为了2000年的高突现词语。可见，法学教育的发展和法学教育研究与国家的政策密不可分。
⒉法学教育文献作者与机构合作的可视化分析。笔者通过计量与可视化工具Citespace软件绘制出文献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对文献作者进行分析。纵观法学教育研究文献，在21世纪以前，学者之间缺少沟通与合作，法学教育研究文献大多是作者独立完成，而学者研究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是从近几年开始的。因此，本文选取了2009年至2014年之间的文献进行研究，得出了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见图4)。
根据图4可以看出，21世纪以后，中国法学教育领域的作者在研究方面相对分散，只有少部分的集中，对于学术方面的合作较少。合作文献较多的作者是何勤华和黄进、何宏莲和陈鹏、刘坤轮和刘英俊等学者。崔丽、刘晓霞、陈伟、谭尚闻4位学者互相有过合作，苗绘、仇晓光、蒋志如等学者也有小范围的合作。何勤华等几位合作者不仅同其他学者的合作较多，并且也都是法学教育研究的高产出量作者，在研究理念上十分接近。比如个人文献量比较多的何勤华教授，在他38篇文献中有6篇是与其他学者合作完成的。但相互的合作如刘坤轮和曹义孙，只有《我国高等法学教育需要转换理念》这一篇文献，何勤华、付子堂和贾宇也只合作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篇文献。说明我国法学教育研究者间的合作仅限于小范围且次数较少、较肤浅的合作。并且刘坤轮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小楠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所负责人，主要负责中心学术研究规划及外事联络与交流工作;梁文永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副主任兼评估所负责人;曹义孙也同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由此可见，中国法学教育研究者间的合作还只局限于同一个机构的作者，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展开。若全国范围的学者能够突破地域的限制进行学术上的交流，中国法学教育将会得到历史性的发展，这也应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文献作者间的合作也体现着机构之间的合作，笔者使用Citespace对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文献机构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绘制网络图谱(见图5)，直观地表现出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机构合作的情况。
由图5可知，中国政法大学及其科研机构与甘肃政法学院、山东大学、武汉大学、烟台大学的节点比较接近，厦门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的节点比较接近，可见这些机构有一定程度的研究文献合作，且图谱上的机构分布较集中，说明我国法学教育研究机构联系较密切，虽然没有形成大范围的合作和联系，但已经开始形成小范围的关系网络，实现了信息与资料共享。
四、启示
法学教育研究反映并影响着现实的法学教育。通过本研究我们有以下的启示：
⒈建国后真正的法学教育研究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但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间，文献产出较少，与当时快速发展的法学教育并不同步，说明我国改革初期的法学教育缺少整体规划和科学教育理论的指导，这一点对之后的法学教育亦产生了较大影响。当今社会科技飞速发展，法律市场处于史无前例的变动之中，受信息技术的影响，法律服务将出现新的方式，包括法院的运作方式也在改变。法律职业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的法官、律师、检察官等司法人才，还包括立法、行政执法、公证等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企业的法律风险管理、合同管理、案件管理等企业法务管理等也应成为法律职业的一部分，也急需高等教育培养的复合型法律人才。在社会的变革时代，法学教育如何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如何转变“司法中心主义”的教育理念和千校一面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在“大法律职业”视域下进行法律教育的分类培养，产出不同类型的、适应市场需求的法律人才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⒉近些年，法学教育研究文献数量呈现迅速发展态势，法学教育研究内容也相当广泛，既有宏观的关于法学教育性质、教育目标的研究，也有微观的关于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的研究。本文研究中“法学本科教育”“高等法学教育”“法律职业”高频关键词汇的出现，表明了学者关于我国法学教育应以本科为主的高等教育观点。“法学教育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特定的知识范畴，有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和规格，属于专业教育。”研究反映的“法律诊所教育”和“模拟法庭”这两个当下法学教育领域新崛起的热点问题，说明我国法学教育近年来正以此为方式，已由理论教学向实践教学转变。那么，“法律诊所”“模拟法庭”包括“法律咨询”“送法下乡”等方式是否能够实现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素质的目的等问题，仍是需要进一步考察的课题。
笔者认为，研读法学著作、观摩研讨庭审现场以及观看法律影视作品也是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素质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研读法学家著作，通过法学家的双眼看历史、看国情、看社会、看法律现象，学会在现实社会中思考如何理解法律的公平、正义、秩序与自由，这都是学生欠缺的素质和能力。法律人的宗旨不是简单的判案，而是解决社会矛盾，只有了解历史、社会、国情，具备了深刻的思维能力，才能处理好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
⒊从产出文献获得的基金支持看，法学教育获得的基金支持不多特别是地方基金支持更少。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地方在法学教育研究上投入较少，另一方面也说明地方基金项目没有文献产出或其研究成果的层次较低。因此，国家和地方应加大法学教育研究基金的投入，使法学教育研究能够在基金的支持下更加深入，产出更高质量的文献成果。
⒋从研究者队伍看，我国有影响力的法学教育研究者相对于我国法学教育发展规模的要求而言严重不足，特别是稳定的法学教育研究机构和核心作者群较少，这说明致力于法学教育研究的机构和学者不多。没有高水平、有影响力的法学教育研究文献，将直接影响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因此，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需要更多的学者关注并投入精力去研究、设计和规划。
总之，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是法学教育改革的一次重要机遇。我们应该抓住历史机遇，加强法学教育研究，促进法学教育完成面向社会需求、面向法律职业人素质能力培养的多元化办学方向的转变，以适应我国法律职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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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秀艳)
Key words：legal education;map of scientific knowledge;measurement and visual analysis;CiteSpace software
作者：马秋 辛烨
“互联网+”视域下法学教育研究
摘 要：本文以“互联网+”视域下互联网法学教育的机遇与挑战为研究题目，在明确互联网与法学教育关系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互联网法学教育的基本问题。全文基本结构由“互联网+”视域下法学教育的基本情况、国外互联网法学教育的发展状况、目前我国互联网法学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对互联网法学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破解对策等主要部分组成。
关键词：互联网+;法学教育;困境;对策
作者简介：马岚，女，汉族，陕西宝鸡人，贵州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
一、“互联网+”视域下法学教育的基本情况
(一)“互联网+”视域下法学教育的概念
互联网作为21世纪新兴的信息技术与创新，“互联网+”则是对新一代大数据与信息技术共同作用下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活发展新形态。简单来说，“互联网+教育”即是“互联网+传统教育模式”，但是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对传统教育的创新。
“互联网+”视域下的法学教育就是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利用网络开展的法律法学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的本质实际上是在老师和学生分离的情况下，实现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创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念，老师即扮演教学活动的领导组织者，更多的是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思想。
(二)互联网法学教育的特点
1.教学资源广泛化
以网络技术为基础，利用强大的数据资源库，学习者可以通过网络在教育平台上获取远远超过图书馆或者传统资源库的法律资源。使用者通过在网页也搜索，选择自己需要的资料。对于法学生来说，案例以及法律条例的研读则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就可以通过互联网络方便、快捷地获得比纸质材料更为广泛和全面的资源。
2.打破时空地域限制
互联网教育学习不会受到空间、时间的限制，学习者可以随时获取教育资源，无论是学生还是上班族，无论是在时间充沛还是不固时的状态下都可以用过网络完成学习。这种引起教育环境发生变化的新模式，通过智能终端实现教育目标，突破时空地域限制且节约了教育资源。
3.教学方式自由灵活
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型法学教育模式，教育、学习形式多元化，学习者可以选择老师，选择课目，还可以满足学生提问，老师解答，模拟真实的课堂氛围，提高法律学习者的积极主动性，并且实现在线互动;网络法学教育还弥补了线下互动环节，学习者可以向老师发送电子邮件答疑解惑，在师生间实现双向交流互动，提高了法学教育效率。
(三)“互联网+”视域下法学教育现状
早在几年前互联网就应运于教育领域，在线教育，远程教育等层出不穷，最为典型的就是“慕课”。慕课就是由全国各地的优秀老师录制的，通过网络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进行学习，从而使优质的教育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共享。当前，网络教育在国内外都有较快的发展，同期，北大与阿里巴巴联合开展了大型网络平台——华文慕课，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学习。
二、“互联网+”视域下法学教育之国内外经验
其他地区的互联网法学教育的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这对贵州省互联网法学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知道意义，以以下地区为例进行简单分析概括：
(一)国外
美国借助其较早较快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其互联网教育发展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可以说是互联网教育发展的“鼻祖”，打破时间与地域的限制，以更低的成本让眾多学子拥有学习的机会，以Coursera、Udacity与edX为首的互联网教育平台，提供各种类型的网络教程，为不同群体提供网络教学，互联网教育在该国的普及率较高。互联网教育已经成为美国未来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
日本也在制定实施50年互联网教育计划，大力发展互联网教育，不断满足国内群众的教育需求，以早稻田大学的网络教育为例，它注重文化的契合，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技术角度，日本的互联网教育是在其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化用”的，甚至有的学校将网络教学与面授结合起来，要求学生每周向教授请教、定期参加讲座或者定期返校，这将是我国互联网教育发展值得思索的问题。
作为一个法制尚不成熟的国家，其法学教育有许多不足。经过不断的法学教育改革与网络技术的更新，我国的互联网法学教育机制将逐步健全和完善。以国外的优秀法学教育为基础，结合我国网络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必定会给中国法学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也必将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体系。
(二)国内发达地区
2012年，沪江网以新的模式新技术入选上海现代服务业“五新”100例首家企业，成为上海互联网企业的信新代表，作为国内知名在线互动教学平台且连续三年获得上海市优秀网站的光荣称号。同时浦东也诞生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学习平台，互联网教育“学习之城”也在浦东创立。沪江网创设学习型社交校园，以其专业的互联网课程，线上离线均可学习的优势，力在为全世界亿万学习者提供优质的学习资源。与此同时，沪江网正在发起设立“互联网教育创业投资基金”，以期吸引更多的互联网教育创业企业聚集浦东，改善当前互联网教育大环境，让“互联网+”下的教育生态拥有更多公平、更高质量和更美好的未来。“互联网+”教育在北京市的推进将由市教委牵头，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负责。要求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共享的教育资源服务平台，实现高、精、尖教育资源向各个地区的分享。
(三)国内其他地区
对比国内外互联网教育，每个地区的发展都与其基本的教育环境密不可分，各个地区的互联网教育模式几乎相同但却都有他们的发展特色，发展状况也处于不同程度。
三、“互联网+”视域下法学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一)“互联网+”视域下法学教育的机遇
“互联网+”视域下的教育模式是21世纪的新型教育模式，短短十几年的发展，国内“互联网+”背景下的教育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并表现出全面提速的良好态势，现在正是国内互联网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对于目前贵州省“互联网+”背景下的法学教育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以下互联网教育发展的机遇进行简述。
1.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与普及
互联网教育是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甚至依赖于电子信息技术，当前我国互联网技术取得大发展，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文化传媒方面都有较大的成就，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教育资源得到前所未有的共享，网络法学教育也应运发展。通过利用云计算将优质课程上传到网络云端，提供给全国的师生使用。这种云计算就可以在配置极低的情况下提供在线服务，并且提供可靠的数据存储服务，网络教育不必为数据资源被窃担忧。互联网通过技术手段服务于传统的教育模式，利用方便快捷的方式将远程的教课情形呈现出来，创新学生的学习方式。
2.教育红利促进互联网法学教育发展
由于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开创了跨时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使得知识获取的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教授知识与学习不受时间、空间和地点条件的限制，知识的获取渠道变得灵活与多样化。有数据显示，2012年仅一年时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份额已经达到723亿元，并且在线教育用户呈规模性扩张。根据互联网最新数据分析，截至2016年6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1.18亿，较2015年底增加775万，增长率为7.0%;在线教育用户使用率为16.6%，较2015年底基本持平。我们能明显看到，消费升级将带动互联网教育行业的快速发展，市场规模保持快速增长。
互联网教育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互联网络教育，尤其是高校的老师和学生成为网络使用的主体，教育红利趋于长尾化，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但由于行业发展的红利期也是有限的，“互联网+”教育的跨界红利期也不例外，能够得到更多外部资金支持的好处就是可以在红利期内以更低成本更快速的抢占更多核心资源。
(二)“互联网+”视域下法学教育的挑战
目前我国互联网法学教育发展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以其当前的发展势头来看，定会有更大的成效，对于这一现象，得益于国内互联网教育发展的有力条件：互联网教育趋向长尾化，形成有效、全方位服务教育，潜在用户规模大;“网络教育平台”优势明显;正处于由传统教育向移动教育转型期。但是国内互联网法学教育于兴盛壮大过程中也存在问题，这将阻碍互联网法学教育更深层次的发展，互联网法学教育发展面临挑战如下：
1.受经济发展制约，资金投入不足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各不相当，我们现在看到的首先就是“互联网十”教育的相当条件是不完善的。现在全国各地教育仍存在发展不平衡，农村与偏远地区教学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教育资金投入不足、教育基础设施不够完备、计算机普及率低、网速慢，传输质量与传输稳定性不高。很多教师培训机构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也不够完善，存在与基础教育不匹配的问题、部分老师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老师的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互联网法学教育的制约因素。这就对于积极落实“互联网+”行动计划形成一定的障碍，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由于非法学教育导致的，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学教育来应对。但足以说明一个问题，法学教育将面临来自由于社会发展而带来的诸多挑战。这些问题也是我国“互联网+”教育亟待解决的。
2.“互联网+”背景下法学教育的隐性知识的挑战
所谓隐性知识，就是不能通过书面文字、图表、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一类知识。它具有默会性、个体性、非理性以及情境性等特点。在教育的过程中，隐性知识的丰富程度远超过其展现的显性知识。同样的即使是在互联网教学过程中，显性知识容易获得，同样遇到隐性知识的问题就越多，吴志攀教授在论及网络对法学教育的影响时曾指出，“网络化教室发展后，教师不是以讲授法律知识为主，而是要将分析的经验教给学生”。他所讲的经验即为我们所说的隐性知识。在一般的法学教育中，老师提及的法条或者案例学生都可以通过移动客户端受到其背景及数据分析，但是，其中所展现出的隐性问题是与日俱增的。在现在生活中，法律实践职业对隐性知识的依赖更高，不仅要求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同时对该职业所隐含的隐性知识要求更高。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将其转化为人们易于理解的形式，当前互联网技术对于实现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要正視互联网+背景下对法学教育隐性知识的挑战，在利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及时更新隐性知识，为当代互联网法律人在职业上发展创造条件。
3.互联网教育监管存在漏洞，信息安全问题日趋严重
越来越多的网民遭遇到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无论是单向的网络教育还是双向的远程教育，有过电脑或移动端中病毒，账号或密码被盗，甚至在网络教育支付过程中出现受骗的情况，既影响了互联网教育的正常运行，也损害了学习者的利益。据《网络空间安全蓝皮书：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发展报告(2016)》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6月份到2016年6月份网民由于私人信息泄露、垃圾讯息诸多原因造成多达915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流失。互联网教育的信息安全问题成为当前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所以，为了促进我国互联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信息安全应得到国家和各机构的高度重视。
四、“互联网+”视域下贵州法学教育困境的破解对策
互联网法学教育在我国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若想有长远发展必然离不开教育体制的改革、监管机制与法律的规范，互联网法学教育在我国作为新的教育模式，对其的投入与管理仍存在缺陷，结合国内相关理论与国外的发展实践，针对贵州省互联网法学教育发展实际给出以下对策：
(一)依托经济发展加强互联网教育的投入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要想缩小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就要大力发展教育。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互联网教育的发展则亦同，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享受到教育的红利，接受公平高质量的教育，特别是在落实教育公平中，“互联网+”行动计划将发挥其积极作用。要想缩小中西部和东部的教育差距，实现跨越式进步，这不仅需要当局政府向这些地区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同时也要积极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这些地区的教育事业中，成为搭建“互联网+教育”模式的基础，从而积极推进落实公平教育，实现全国教育的均衡发展，促进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
(二)隐性知识显性化，缩小学生和老师的距离
无论是传统的法学教育还是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的法学教育，其目的都是为国家培育专业的法律人才。互联网法学教育的隐性知识的效用边界，面对互联网时代的隐性知识危机，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在法学教育中同样重要，他们之间存在知识转移的规律，按照野中郁次郎等提出的知识转移的SECI模型，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可以进行转化，这就要求变革知识整合与传承的方法。法学学习更加注重的是在理论知识掌握基础上的法律实践，在法学教育中，其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中，对“实践性”认识是一致的。实践教育中思维方式则作为重中之重，它强调的不只是知识的传授，而是言传身教的中个体法学能力潜移默化的转移，推进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其中，选择适当的网络教学技术也有助于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合理利用网络技术进行虚拟实在技术，使师生在互联网法学教育中更好的进行互动与交流，推动互联网时代法学教育中理性与经验、逻辑与悟性的融合，这将是互联网法学教育的一大进步。
(三)加强信息安全是促进互联网教育发展的有效手段
面对越来越多的教育资金的投入，互联网教育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大，对于互联网教育中存在的信息安全的问题，国家应该加强其的监管：
1.完善互联网教育立法，将网络教育装进法律笼子
坚持把网络教育装进法律笼子这个理念，加快互联网教育立法进程。我国在互联网教育法律法规方面，应做到互联网教育的法律不能脱离传统法律思想，不变的是其基本的法律内涵，尤为重要的是其法律价值观念。
在互联网教育立法方面，针对网络教育犯罪手段混合操作，应当做到严密法网，科学立法。遵循以下方面：(1)借鉴日本和我国台湾专项立法，制定完备的经济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法;(2)分类立法，借鉴我国刑法分则，对于各种情形的网络行业进行细化，明确法律的管辖问题;(3)协同立法，对于网络教育犯罪问题，我国在立法方面应该协同各方，同时也应涉及国际网络教育立法;(4)立法应有前瞻性，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形予以预测及防范，同时法律的生效方式应当灵活便利;(5)必要的鼓励政策不可少，可以做到恩威并重，既要严加管理，又要提供利于互联网教育发展的便利政策。
2.改革互联网教育监管体制
借鉴“互联网+”行业的监管经验，进行“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監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逐渐建立完备互联网教育监督管理体系：(1)不断建立健全市场监管机制，设立网络教育监管委员会，成立独立监管部门，在完善立法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监督营造健康、安定教育大环境，绿色持续发展的教育生态圈;(2)建立完善的准入准则和退出机制;(3)把市场导向作为互联网教育的风向标，服务于传统教育，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4)分工合作，网络行业与教育行业协同进行监督管理;完善监督管理体系，各个分管部分间主动合作，共同监管;完善网络监督管理制度的保护体系;创新监管模式，更新监管技术;(5)强化教育消费方面的保护力度，加强网络经济交易者维权意识;建立教程的规范标准;(6)明确互联网监管主体，注重培养专门监管人才。
互联网教育归根结底还是教育的范畴，从现阶段的发展方式及速度，在“互联网+”的支持下以及不断完善的大背景下，我国互联网教育发展将步入持续高速的良性轨道中。发展与风险并存，互联网教育的未来发展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会减少，由于网络教育的风险控制还在起步阶段，今后所面临的风险继续或将长期存在。中国互联网教育尤其是法学教育将对中国的教育行业形成一定的影响，为国家输送专业型、实践型、国际型的法律人才，这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作出较大贡献。
[ 参 考 文 献 ]
[1]平和光，杜亚丽.“互联网+教育”：机遇、挑战与对策[J].现代教育管理，2016(01)：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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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牟宪魁.论网络法学教育在我国的发展[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17(1)：118-121.
[4]冯玉军.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刍议[J].中国大学教学，2013(12).
[5]姜新杰.承前启后，上海教育法治工作开新篇[J].上海教育，2016(10)：44-45.
[6]刘俊玮，马勇.互联网教育崛起的原因及发展趋势探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37(12)：15-17.
作者：马岚
多媒体技术语境下法学教育研究
摘要：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多媒体教学具有极大的资源共享性、良好交互性及丰富的表现力等优势，在法学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技术是教育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笔者于文中对多媒体技术在法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及适用过程中应遵守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了法学教学中引入该项技术的具体构想。
关键词：多媒体技术;法学教学;适用价值;适用原则;完善举措
多媒体技术(Multimedia Technology)是一种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通过计算机设备的数字化采集、压缩、解压缩、编辑、存储等加工处理，将文本、声音、图形、图像、动画和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以单独或合成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一体化技术。而多媒体教学模式则是通过多种媒体教学信息的收集、传输、处理和分享来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模式[1](P.14-17)。将多媒体技术引入法学课堂教学后，给法学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平台，并以丰富的表达方式突出法学学科重点，使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激发学生自主探索的欲望;当然，多媒体技术的引入对法学教师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必须有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和教育技术能力，借以转换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提高法学的教育功能。
一、法学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的价值基础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多媒体教学的价值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多媒体技术丰富了法学的教学内容。法学是社会科学，涉及各个层面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利益关系。在我国，大学生普遍缺乏社会经验，此无疑影响了他们对法学的理解和接受。多媒体教学可以通过大量形象直观的视听和图像资料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弥补其生活经验的不足，使其对法律赖以产生的社会现实有更全面的认识，为教师的理论讲授打下良好基础。另外，多媒体教学还具有极大的资源共享性，教师可以通过网络、录象、扫描、打字等方式将法律条文和案例输入计算机制作成课件，在课堂上直接调用。如此，教师可以在讲解法律条文的同时，介绍与该法律条文有关的法学理论、立法背景、发展趋势、典型案例等相关知识，不仅教学信息量大大扩容，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法律的理解。
2.多媒体技术提高了法学的教学效率。随着立法工作的日益完善，国家会不断颁布实施一些新的法律，并对旧法律进行修改、补充，使大量的教学内容与有限的课时之间的矛盾令教师力不从心。由于多媒体传输的信息量大、速度快，还可实现在法理、法条、案情之间的切换，增加了课堂教学的知识容量，无疑会提高教学效率。一方面，教师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可适时播放提纲式课件，使教学要点迅速集中呈现出来，轻松帮助学生构建课本内容的条理性框架结构。另一方面，教师还可以在课件中设计制作科学合理的图表，将易混淆的知识之间的异同点列入表格中，便于学生掌握与记忆。这种在有限时间和空间内容纳大量法律知识的高效教学手段大大提高了法学教学的效率。
3.多媒体技术激发了学生学习法学的兴趣。学生主动型教学模式一直是教育实践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在这种模式下，每个学生都能根椐各自的需要和能力，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利于学生进行兴趣学习……。[2](P.162)而兴趣是学习的源动力。在学生有了兴趣之后，教学过程将更为有效，同时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法学教学亦不例外。多媒体手段的使用，不仅给学生创造了一个色彩缤纷的学习情境，还能让法学教学内容形声化、表现手法多样化，对学生的感官进行多维刺激，激发学生对法学的学习热情。因为，运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的课件图文、声像并茂，将静态呆板的法学课本、板书变为动态、缤纷的教学情境，使枯燥的法律条文如动画般生动起来，使抽象的法学理论更加形象化，使教学案例中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法庭审理过程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起到化无声为有声，化难为易，寓教于乐的效果，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法学知识的兴趣。
4.多媒体技术优化了法学教学的效果。在传统的法学教学中，一切都是由教师决定，学生只是被动地参与教学过程。而多媒体教学具有良好的交互性，可以让教师和学生时时进行信息交换，答疑解惑。在师生的相互交流过程中，师生各自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对基于自己观点产生的法律后果有足够的认识。在课堂外，教师可利用网络技术，建立有效的在线法学教学系统，实施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全监控，并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同时，教师在听取学生意见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教学是一种双向活动，只有在互动中才能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特别是对法学这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多媒体技术良好的交互性，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二、多媒体环境下法学教学的应用原则
多媒体技术本身只是一种辅助教学工具，其教学效果如何，归根结底取决于使用者本身。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法学教学活动中引入多媒体技术应遵循以下原则：
1.适时性原则。多媒体在法学教学中是教师向学生展示教学内容的一种辅助手段，它不能代替教师的讲授，更不能取代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作用。因此，法学教师运用多媒体技术教学，要确立最佳的切人点，把握最佳时机。当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解释抽象的疑难问题及传递一定的情感时，就可以运用多媒体手段进行学习。如在学生对有些知识感到枯燥或课将结束学生开始疲劳时，利用多媒体适时地增加适量的多媒体信息，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提高学生对法学的学习兴趣，并使其集中注意力。
2.适当性原则。是指法学教师运用多媒体技术适当，教材内容通过多媒体表现得适当。首先，教师要明确，不是所有的法学教学内容都需要通过多媒体形式来实现。其次，多媒体技术虽然能将图像、文字、声音和视频并用以产生最佳的教学效果，但教师能否把法学教材的内容通过多媒体适当地表现出来，这还需要教师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积累经验。因此，法学教师应该结合法学学科特点，依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的要求，去选择、评价和设计使用不同的教学方式。
3.适度性原则。做任何事都要辩证地分析，而且要有一个“度”，多媒体教学也不例外。一堂法学课，如果多媒体表现形式用得过多，时间过长反而会产生负效应，不仅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而且易冲散教学重点，降低法学教学效率。学生在课后回忆教学内容时，除了精彩的画面、优美的音乐，实在的教学内容大概没有记住多少。实践证明，法学教学中过多地使用多媒体，会引发学生思维偏差，不利于开发学生缜密细致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因而，在法学教学中对多媒体的使用必须适度。
三、法学教学中引入多媒体技术的具体构想
多媒体技术的适用具有图、文、声、像并茂一体化的效果，其更适合应用于法学教学过程中，但目前我国法学教学对该项技术的适用尚需进一步完善，具体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教学目的。教师必须明确所承担课程的教学目的，而多媒体本身只是为了达到教学目的使用的手段，不能本末倒置。法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为实现法治奠定基础，具体来说就是培养学生学会用法律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及收集处理信息、获取新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如瑞士教育学家裴斯泰洛齐所言：“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量和能力。”[3](P.143-146)因此，在法学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必须服务于法学教育教学目的的实现，这就要求教师要以学生为主体，当好学生自主学习的导师，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实际参与度，培养学生自主创新能力。
2.加强教师应用多媒体教学能力的培训。作为教师，要想利用多媒体技术上好一门法学课程，首先要合理设计自己的教学课件。优秀的教学课件是多媒体教学成败的关键。法学教师应结合法学教学的特点及自己的教学风格和教学经验，以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为核心，整合已有的媒体资源，制作适合自己、学生及本堂课教学内容的课件，才能达到所期望的教学效果。因此，学校要加强法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的培训，提高其应用多媒体技术开展教学的能力，将多媒体技术融合到法学课堂教学中。另外，学校还应制定相应的奖励政策，建立合理的多媒体课堂教学评估标准，对法学教师的教学课件及利用多媒体讲课的水平进行全面评价，以资鼓励。
3.在多媒体教学语境下，加强教、学双方的相互交流。传统的法学教学过于重视教师的中心地位，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如此，从事法律职业所必须的技能难以得到应有的训练，创新能力亦被抹杀。美国著名教育家哥拉斯费尔德曾言：“在教和学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要共同营造一个真实的教学环境，并以教学内容为宗旨进行面对面的思想交流和碰撞，‘知识’是教师与学生在互动过程中实现意义共享的结果。” [4](P.274)因此，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时，要注意发挥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良好互动性，让教师和学生之间充分进行信息交换，加强沟通，使法学学习成为在老师的参与、指导下，学生积极主动地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过程，并最终形成必要的职业技能和正确的职业观念。
4.合理选择使用多媒体技术。作为法学教师，对于多媒体技术的适用要有清醒的认识，其本身只是一种辅助教学手段。因此，对其既不能过分依赖，又不能完全摒弃。在法学教学过程中要根据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的不同，适当选择、合理使用课件，提高教学效率。为此，笔者认为，在法学教学过程中对多媒体技术的适用要注意“度”的把握。使用多媒体技术的目的主要是丰富课程内涵，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兴趣，拓宽学习视野和提高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因此，在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时要吸取以往的经验，不能为多媒体而多媒体，要适度选择，以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5.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优势，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高等法学教育培养的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掌握法理精髓的真正法学人才，不应培养人云亦云的背诵机器。[3](P.143-146)在传统教育理念指导下，许多法学老师忽视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而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内容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学生要想在大学阶段学完全部的现行法律不太可能。这就要求我们在确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和选择教学方法时，要特别注意创新能力的培养。多媒体教学是一种比较适合于法学教学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充分发挥现代化教学设备和手段的优势，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交互学习等特点，培养学生自觉学习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以达到充分发挥其创造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刘邦奇.多媒体网络教学的特点及发展趋势[J].中国电化教育，1999,(2).
[2]萧树兹.教育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
[3]杨振山.中国法学教育沿革之研究[J].政法论坛,2000,(4).
[4]laserfeld，E.von, Aspect of constructivism in Fosnot(ed.)Constructivism：theory，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s[M].New York&London：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96.
[责任编辑：杜红艳]
作者：房国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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