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保护与食品安全论文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社会关注热点，与人们的生命健康有着直接联系，食品安全问题会对人们的生命安全以及社会的长治久安造成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法律层面上，使用刑法规制来应对食品安全犯罪是社会的主流选择。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刑法保护与食品安全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刑法保护与食品安全论文 篇1：

完善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模式

[摘 要]面对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国人寄希望于刑法对食品安全的强势介入。然而，刑法作为二次法，其作用在于保障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的行政法规的有效实施。为了更好地发挥刑法的这一作用，应当尝试在《食品安全法》直接规定具有罪状和法定刑的附属刑法，实现中国刑事立法模式的一个新转变。

[关键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食品安全保障体系;附属刑法

食品安全体系是一个涉及多部门、多层面、多环节的系统工程，包含了道德建设、行业自律、舆论监督、政府监管、法律规制等众多方面的内容。食品安全的法律保障体系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这个体系的建构上，刑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样修改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刑法在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中的地位

在探讨刑法如何发挥其保障作用的命题之前，首先应该明确刑法在整个食品安全体系中，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

(一)刑法对食品安全保护的强势介入

面对食品安全这一生存的头等大事，要求刑法强势介入的呼声高涨：应当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等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当加大刑罚的处罚力度;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增设新的罪名，如将非法种植、销售转基因作物的行为犯罪化，将不标注转基因食品、辐照食品标识的行为犯罪化等。[1]应该按照食品安全法的罚则一条一条地入罪，方能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

对此，《刑法修正案(八)》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的保护力度，用“安全标准”取代刑法第143条的“卫生标准”，扩大了该罪的适用范围。对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法取消了两罪罚金刑的限额规定，修改了加重处罚的情节，整体上加重了两罪的刑罚，并且新增了食品监管渎职罪。

应当说，《刑法修正案(八)》对于食品安全保护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理性而克制。

(二)对刑法强势介入食品安全保护的反思

“受传统思想流弊的影响，刑法万能的理论还有一定的市场。同时，运用刑法打击犯罪，相对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管理模式调整以减少、预防犯罪而言，成本更低、风险更小，一定时期内甚至效果更为明显。这些都使得刑法的触须不断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些本来可以通过民事、行政等手段解决的问题，却强行向刑事司法适用的路径上靠拢。”[2]笔者并不反对刑法为了保护食品安全作进一步修改，将一些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也赞成在一定社会形势下的刑罚早期化或者重刑化。但是，刑事立法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立判断，符合谦抑性的要求。在刑事司法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情况下，仍然出现“18道检验管不了一头猪”的情况，问题出现在哪里已经非常明确了。食品安全问题首先并不是一个刑法问题，不是加大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或者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一条一条地入罪就能解决的。

(三)刑法在食品安全体系中的二次法地位

在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中，行政法和刑法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行政法处于第一线的位置，它以食品安全法为中心，构建起“从田间到餐桌”环节完整的一整套保障食品安全的法律监管体系。刑法处于第二线的位置，它不仅是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的最后手段，也是整个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最终的依靠。刑法的作用，就在于保障食品安全行政法律得到良好的实施。

首先，这是刑法二次法性质的要求。在第一线的行政法中，以食品安全法为中心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规定了在食品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行为人应当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违反的是食品安全的基本行为规范，进而危及食品安全。因此，只要能够保障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得到有效实施，就可以有效地规避食品公共安全风险。在针对食品安全行为的法律调整体系中，刑法的主要责任在于保障以食品安全法为中心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有效实施。正如杨兴培先生所说，“刑法作为第二次违法规范形式的产物，它的完善还有赖于首先制定和完善一些前置性的法律作为刑法的制定基础。刑法的有效执行，还有赖于前置性法律的有效执行。只有当前置性法律无法惩治和阻挡一般违法行为时，才需要刑法闪亮登场。不然刑法的补充修改效果就会大打折扣。”[3]在对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调整中，刑法的主要着力点在于保障食品安全监管制度。

其次，食品安全监管的专业化也要求刑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保障。市面上很多婴幼儿配方奶粉里都添加有香兰素和麦芽糊精之类的物质，大多数的家长们无从分辨这是什么性质的物质，有什么危害，如果见得多了，甚至会认为奶粉里有这些东西是很正常的。但其实而这些都是属于食品添加剂，添加香兰素能增加奶粉的香味，而添加麦芽糊精则能降低生产成本。2004年的安徽阜阳劣质奶粉就是用麦芽糊精代替奶粉，造成婴儿严重的营养不良症。而只有在案件发生之后，麦芽糊精这种添加剂才引起家长们的注意。食品生产经营的专业化造成食品安全评判的专业化。“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是一个需要微生物、化学、生理、病理、毒理等学科背景的工作，没有相关背景的人员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可能会带来一些偏差，或者受知识结构的限制，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或者对结果的判断仅能停留在简单的数字上，甚至有结果而不能正确分析，最终的结果是得出的结论不全面以及有失客观。”[4]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的判断实际上依赖于相关的行政法，这决定了刑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保障行政法的有效实施。

最后，相较于刑法，行政法在应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现象上表现得更为灵活。各种科学的检测手段和先进的理念都可以在食品监管行政体系中得到迅速的运用。而刑法的严厉性决定了刑法的谦抑性，在确立任何一个罪名时都是慎之又慎的。出于稳定性的要求，刑法始终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当某一新事物显出危险的端倪时，行政法可以迅速做出反应限制这种潜在危险的潜在危害范围，以待最终结果的出现。但如果刑法在此时强势介入，立即将这种未知抹杀，不利于社会发展。从另一方面而言，刑法若跟随社会变迁的脚步，必定会导致刑法的频繁修改，不利于刑法的稳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食品安全保障法律体系中，仍然应当坚持刑法的第二次法地位，对食品安全保护谨慎介入。

二、发挥刑法保障作用，完善立法模式

在食品安全体系中，刑法的作用在于保障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的行政法规的有效实施。在食品安全问题中，我国行政法规的不够完善有待行政立法来解决，而对于刑法与行政法的衔接不良问题，刑法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笔者认为，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模式存在一定的缺陷，这是造成刑法保障不力的原因之一。

(一)对现有立法模式的反思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对刑事责任的规定则被认为属于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可以分为编纂型立法模式和散在型立法模式。其中散在型立法模式是指在经济法规、行政法规等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规定有关犯罪和刑罚条款的立法方式。散在型立法模式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和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前者是指附属刑法规范不直接规定出关于犯罪和刑罚的完整内容，而是对刑法典或单行刑法有一定依附关系的立法方式。后者是指在附属刑法规范中直接规定的有关犯罪和刑罚的内容不依附于任何其他法律的立法方式。

采用这样的立法方式是为了配合单一法典型立法模式，这样立法的思想根源在于：自1997年以来，我国刑事立法就朝向着“大一统”的模式发展，追求用一部刑法典囊括所有的犯罪。另一方面，对散在型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也存在忧虑：散在型附属刑法立法形式导致刑法规范过于分散，难于查找，另外附属刑法专业化程度过高，一般国民难以了解。

但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修正案模式并非完美：首先，当要增加的新犯罪行为不能纳入刑法典分则已有的罪名体系时，就不宜采用刑法修正案。其次，单纯运用刑法修正案模式，最终会造成其他刑法修改模式的虚置，也会使刑法的表现形式单一、呆板，不利于刑法机能的有效发挥。最后，单纯以刑法修正案的模式修改刑法，会导致刑法典的无限膨胀和扩张，造成不同刑法分则条文之间容量的失衡。[5]

(二)独立性散在型立法模式的选择

在立法上，出于刑法保障食品安全作用的有效发挥的目的，我们应当放弃对刑事立法“大一统”模式的追求，采用独立型的附属刑法立法模式。

第一，行政犯具体构成要件事实定型化、类型化程度较差，但其适时性较强。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处于不断的变动中，为了达到保障食品安全的目的，相关的食品安全管理法规也主动随着现实行为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保障行政法实施的行政刑法也处于变动过程中，这是行政刑法合目的性的追求所决定的。独立型的附属刑法由于存在于非刑事法规中，对行政刑法的善变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可以随着行政法的变化而变化。依附性的附属刑法受制于刑法典对稳定的追求，始终会呈现出滞后性。

第二，现有的立法模式——依附性的附属刑法——法定刑和罪名见之于刑法典，罪状却散见于各种食品安全行政法规。如要对一个罪名进行修订，必须同时触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否则，就会出现定罪量刑上的冲突。如《食品安全法》只笼统地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很多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为却由于刑法典没有相对应的罪名配套，使得条款变成了“稻草人条款”。而独立型的附属刑法模式由于本身就具有完整的罪刑规范，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

第三，有利于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上的衔接。处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第一线在行政机关，相较于刑法，他们更熟悉自己的职务范围内的法律，而涉及某一违反食品安全法规的行为是否应当移送司法机关时，必须到刑法规范中寻找依据。对刑法条文的不熟悉是造成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以罚代刑”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必须通过相关的行政法规范来确定具体的罪状，造成案例处理上的困难。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可以避免行政执法人员“只知违法，不知犯罪”的情况，也可以减轻刑事司法人员处理相关案件的难度。

第四，附属刑法专业化程度比较高，导致普通公民难以通晓，这其实恰好是对食品安全评判专业化的体现。我国对食品的生产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从事食品生产经营者并非一般国民，这些人应当具备一定的生产经营食品的专业知识，也应该通晓其专业领域范围内的法律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者对相关行政法规范的了解程度高于普通公民，其专业领域内行政法规的了解也远胜于对普通刑法典的了解。就保障食品安全而言，食品的生产经营者是最主要的预防对象，只要附属刑法能够对这些人产生威慑效果，防止其实施犯罪，就可以有效地达到保障食品安全的目的。而普通公民，由于其本身并不是食品生产经营的主体，因而不具备食品生产经营的专业知识，能够通过生产经营行为危害食品安全的情况较少。附属刑法所侧重的正是对专业人员的一般预防。

综上所述，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采用独立性散在型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有其合理意义。

(三)独立性散在型附属刑法立法时应注意的问题

笔者赞成采用独立性散在型附属刑法立法方式，但是在立法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1.充分考虑刑事立法的必要性问题。刑法在食品安全体系中处于第二次法地位，主要发挥保障作用，要避免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首先考虑刑事立法的观念。在应对食品安全问题上，首先应该是完善以食品安全法为中心的行政立法规范，当行政处罚已不足以抑制违法行为时，方才考虑刑事立法。首先，不能对食品安全法中每一行政责任都设定刑法规范来保障其实现。其次，应尽量用好现有的刑法罪名，在现有刑法罪名能够适用的情况下不应该增设新罪名。

2.应区分立法需求，采用不同的立法方式。笔者虽然主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采用独立性散在型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但并不赞成所有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都采用这种方式立法。附属刑法的设立容易陷入罪名设立随意、缺乏刑法理论依据甚至是直接违背传统刑法理论的误区，在现阶段的适用应当谨慎。对于需要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情况的内容可以采用独立性散在型的立法方式，而对于相对较稳定的行为则应该采用依附性散在型的立法方式，同时这种依附性的方式应指明具体应用的刑法条文。

3.应促进独立性散在型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向刑法典或刑法修正案的转化。将附属刑法视为某一全新罪名较为成熟的进入刑法典分则之前进行立法探索和司法检验的方式。存在于附属刑法的罪刑设置，在经检验后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成功的、具备相当稳定性的，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转化为刑法典或修正案的正式条文。而对于那些效果有待评估、稳定性不强的条文则继续完善。

4.附属刑法规范的设立应当由具有刑事立法权的机构进行，应保持与现有刑法和刑法理论的衔接，在刑罚设置上应保持克制，不可轻易设立死刑。

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是一个综合型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协作，刑法在这个体系中的任务应当围绕保障相关行政法律的有效实施来展开。而相关行政法律规范应当不断地完善自身，再配合以行业自律，道德规范，舆论监督多管齐下，构建一个能够让人不再为吃什么而担忧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 江献军.食品安全犯罪若干问题研究[M]//朱孝清.中国刑法学会年会文集(2011年度)： 社会管理创新与刑法变革(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1397-1342.

[2] 周立刚.关于我国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理性思考[J].北方经贸， 2011(8)：65-66.

[3] 杨兴培.公器乃当公论，神器更当持重——刑法修正方式的慎思与评价[J].法学， 2011(4)：4-8.

[4] 《食品安全法》全文解读[DB/OL].安全，2009(5).万方数据库.

[5] 柳忠卫. 刑法立法模式的形势政策考察[J]. 现代法学， 2010(3)：48-55.

作者：莫俊敏

刑法保护与食品安全论文 篇2：

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社会关注热点，与人们的生命健康有着直接联系，食品安全问题会对人们的生命安全以及社会的长治久安造成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法律层面上，使用刑法规制来应对食品安全犯罪是社会的主流选择。但是目前食品安全犯罪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表现现状，而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却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改进和调整，导致刑法规制在实际的运用过程当中面临着一些实践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对此进行研究，以完善措施。

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目前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定罪的主要范围过于狭窄

由于社会上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人们越来越关注此类事件，在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食品商品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食品安全问题。工业生产模式下，食品的安全质量不能够得到完全的保证，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案件频发，食品安全事件逐渐成为社会热点，成为最主要的刑事犯罪案件类型之一。国家需要有强制有效的硬性措施来应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有效的监督和防控，有效地控制好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加强安全管理。国家有效控制食品安全的主要手段是刑法的运用，但是我国目前所实行的刑法规制却并不太适用于现在日益发生变化的食品安全环境，在刑法的定罪范围内，犯罪主体的限定还比较局限，主要是食品的主要生产经营者以及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责任人等，而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也大部分只限于食品生产销售以及监管失职等方面。虽然可以适用于大部分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定罪，却忽略了其他的可能对食品安全产生严重威胁的主体，比如说食品原材料来源的种植者，或者是在食品生产的过程中所违法的其他行为。如果不能够将其他的有可能对食品安全产生威胁的行为纳入到违法犯罪的范围里面，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做到有效控制好食品安全犯罪行为[1]。

没有过多地重视食品安全犯罪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

食品公共安全严重影响着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生命安全，一直以来食品安全问题都是社会热点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食品安全对社会公众生命健康可能造成严重危害，因此食品安全也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要犯罪行为之一。因此我国的刑法规定中，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定罪范围不断地扩大，处罚力度一直在不断地加重。但就目前而言，在我国刑法规定中，还是没有过多地重视食品安全犯罪针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比起其他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惩罚力度还是较轻，即便是有所调整定罪范围，但是还是没有扩张到囊括住更多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

没有过多地关注食品安全犯罪的经济属性，罚金刑设置较低

之所以让食品安全犯罪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就是因为在工业商品化发展的现在，食品商品种类越来越多，生产规模逐渐扩大，部分不法分子为了能够谋取更多的经济利润，进行了食品安全犯罪，因此食品安全犯罪的经济属性十分突出。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是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产生的根源，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就需要从关注食品安全犯罪的经济属性开始，对这类型犯罪实行经济制裁，加大犯罪的经济风险，让不法分子很难从中获取自己理想的经济利益，从而控制住安全犯罪行为和事件。考虑到这一类型犯罪行为的经济属性，在我国刑法规制中，对食品安全犯罪中的生产销售犯罪行为实行罚金刑。但是罚金刑的设置却没有形成较强的威慑力，所罚金额数量较小，忽视了食品安全犯罪中的经济属性，不能够很好地遏制住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从而使得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出现了许多问题。

完善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主要措施

扩大對食品安全犯罪的定罪范围

发现现在有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定罪范围过小，就需要紧跟目前的食品安全的控制全过程，将所发现的能够危害食品安全的其他主体和部分行为全部纳入刑法定罪范围内进行有效的规制。刑法规制改进内容包括修改关于影响食品安全犯罪的主体范围，将在食品生产销售过程中，不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或者是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的销售者和生产者，修改为其他经营者以及种植养殖生产者，将不符合卫生标准的犯罪修改为生产经营有毒有害食品安全犯罪。除了修改犯罪主体，还得对影响危害食品安全的其他行为纳入刑法当中进行规制，增加很多的义务规定，对造成严重食品安全事故的定为严重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而且针对那些没有主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但是在生产销售过程中发现了影响食品安全的问题，而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来进行干预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食品安全犯罪，需要纳入刑法规制当中。同时明知是有毒有害食品，仍然不退回处理，反而保持持有，从而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隐患的，也需要增设有毒有害食品持有犯罪规定，来进行干预和处罚。通过扩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定罪范围，可以有效地控制住现在较多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对社会公共安全起到了一定的维护作用，保护社会长治久安，人们生命安全得到保障[2]。

重视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加大惩罚力度

当前的刑法规定中，由于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对社会公共安全产生的影响没有准确的判断，对于犯罪行为的惩罚措施和力度都有所欠缺，这就需要对此犯罪行为提高重视程度，正视其危害性，比照其他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的惩罚规定和力度，加大处罚。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生产销售经营者，可以根据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程度，依法定罪，刑罚最低十年，最高可判处死刑。如果犯罪行为程度较轻，对社会公共安全产生的危害程度也不深，可以根据犯罪情节进行相应的处罚，适当地减轻处罚力度，但是也不能低于三年，最高不会超过七年。部分食品安全犯罪主体存在间接故意或者直接影响，或者身份较为特殊，主观性恶意较大的，一般不允许实行缓刑[3]。

根据经济属性，发挥罚金刑的作用

由于食品安全犯罪行为最主要的目的是获取更多的经济利润，经济属性十分明显，因此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加大犯罪成本和加大犯罪的经济风险，可以从根本上遏制住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发生概率，做到刑法规制食品安全犯罪。目前我国刑法规定的食品安全犯罪处罚力度是，罚处销售额的最低二分之一，最高两倍的罚金刑模式。可以看出罚金刑设置是根据犯罪过程中的食品产品销售额来规定的，但是生产销售的过程中因为没有符合卫生安全标准，以及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这种行为，在这个行为中所产生的销售额，与对社会经济造成的损失之间，并没有非常必要的联系，可以进行适当的修改，以实际对社会经济造成的损失为基准进行罚金刑的设置，而对实际损害程度的评判可以委托专门进行这一类型研究的机构进行处理。同时由于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公共安全危害影响，有必要加重罚金刑的设置力度，可以将罚金刑设置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害的一倍以上十倍以下来进行经济处罚。食品安全犯罪通常是由单位组织犯罪，因此罚金刑的设置也需要对这一个因素有所考虑，在进行处罚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单位的罚金刑设置和对个人主体的罚金刑设置的区别，可以双管齐下[4]。

结束语

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不言而喻，直接对人们的生命健康产生危害，因此根据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进行相应的刑法规制是大势所趋。但是目前我国刑法规制还不够完善，没有考虑到现在食品安全犯罪新时态，没有关注到位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因此在针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不能够真正切实保障社会公共安全，遏制犯罪行为，保护社会长治久安，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完善刑法规制。

参考文献：

[1]梅传强，刁雪云.中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J].食品与机械，2017，33(02)：70-72+129.

[2]刘晓丹.中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J].食品与机械，2017，33(01)：65-67.

[3]舒洪水.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行刑衔接制度之建构[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19(03)：122-133.

[4]利子平，石聚航.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之瑕疵及其完善路径[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3(04)：96-103.

作者简介：凌黎，法律硕士，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检察院 四级检察官助理

凌黎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检察院 610599

作者：凌黎

刑法保护与食品安全论文 篇3：

我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修改与完善

【摘要】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进行了修正，基本实现了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罚力度，为维护食品安全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本文拟浅析《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修正，进一步提出完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几点意见。

【关键词】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刑法修正案八》近些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三鹿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事件尚未平息，最近又曝光出皮鞋酸奶、皮鞋果冻、高龄激素奶牛以及山西可口可乐含氯事件，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牵动着国人的敏感神经，一度造成社会恐慌。

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与《刑法》立法缺陷、打击不力有着必然的联系，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有效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成为大众的普遍呼声。本文拟浅析《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修正，进一步提出完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几点意见。一、《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修正(一)罪名的修正

《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143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修正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根据《食品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食品安全法》第20条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食品、食品相关产品中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二)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三)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的营养成分要求;(四)对与食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说明书的要求;(五)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的卫生要求;(六)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质量要求;(七)食品检验方法与规程;(八)其他需要制定为食品安全标准的内容。相比之下，食品“安全标准”的内涵比食品“卫生标准”更为全面和丰富，不仅将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等涉及到食品安全的标准整合统一①，而且实现了《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相互衔接配套，维护了食品安全保护立法体系的统一。(二)刑罚的修正

1.《刑法修正案(八)》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基本犯的罚金刑进行了修正。将“单处或者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修改为“并处罚金”，避免单处罚金而不判主刑现象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对此类犯罪的惩处力度。

2.《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并处或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这一规定，没有规定罚金刑适用的具体标准。因为该罚金刑的设置过低，比《食品安全法》中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行政罚款还低。通常情况下，非法经营者一般是作坊式、家庭式生产经营，没有健全的财务会计账目，要想查清销售金额很难。而且以销售金额作为适用罚金刑的基准，会使没有销售金额或销售金额较小，但严重危害了公民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的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惩处，会限制罚金刑功能的发挥，有损刑法的权威性。

3.《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基本犯的拘役刑，明确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该罪的基本犯取消拘役刑，统一适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增加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成本，加重了懲罚力度，提升了刑罚威慑力。二、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不足之处及完善建议

《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做了重大修正，基本实现了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罚力度，为维护食品安全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一)食品安全犯罪应归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

《刑法》根据犯罪客体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该归属有其不合理之处。这两罪的犯罪客体均为双重客体：一是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二是国家对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

从目前食品安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刑法》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有效性来看，《刑法》将上述两罪作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犯罪，没有正确区分两罪侵害的主要客体，低估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利于有效打击食品安全犯罪②。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食品安全犯罪不仅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也极大地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如三鹿奶粉事件，给我国奶制品行业带来巨大打击，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了恶劣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导致近4万名婴幼儿接受门诊治疗咨询，1.2万余名婴幼儿接受住院治疗，重症100余人，3人死亡。从某些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构成来看，完全符合刑法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可以将其提升到危害公共安全的层面③。在审判实践中，有将某些食品犯罪行为判决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先例，如河南“瘦肉精”案中的刘襄、奚中杰、肖兵、陈玉伟、刘鸿林等五名犯罪嫌疑人均被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刑罚，主犯刘襄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主犯奚中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主犯肖兵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主犯陈玉伟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从犯刘鸿林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外国刑法大多将食品安全犯罪归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如意大利刑法典在第六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分四条对食品安全犯罪作了规定;芬兰刑法典在第四十四章侵害保护健康和安全犯罪中对食品安全犯罪作了专门规定。因此，建议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从第三章中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调整到第二章的危害公共安全中，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刑法的打击力度更大，因此可以更好地保护食品安全。(二)拓展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范围

《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涉及到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销售以及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运输工具等，实现了对食品安全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管。而《刑法》中食品安全的含义比较狭窄，《刑法》第143条、第144条将食品安全犯罪的客观行为限定为“生产”或“销售”，有可能使其他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规避处罚④。而外国对此规定得比较合理，芬兰刑法典在第44章侵害保护健康和安全的规定第1条中对因故意地或重大过失违反相关规章或命令，而生产、处理、进口或故意企图进口、持有、存储、运输、贩卖、转让、提供食品，或者以其他相关方式提供消费者服务，对他人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危害的，以危害健康罪论处。该国既对生产、销售腐败、变质和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予以惩处，也对持有、包装、运输、存储、进口等流转环节的行为予以犯罪化处理。这样，将食品安全问题从生产制造到销售分发的整个过程均以刑法予以保护⑤。

食品安全问题本身覆盖从农田、养殖场到餐桌的各环节、全过程，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在范围上，不仅仅限于生产与销售这两个环节，应该是涵盖从食物种植、养殖、原材料供應、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等全过程⑥。《刑法》第143条、第144条的规定只侧重于对食品生产、销售行为的规制，对于食用农产品的种植、养殖环节以及食品流通环节的包装、运输、贮藏都没有进行合理保护，使得这些环节中侵害食品安全的危害行为难以得到应有的惩治。如最近媒体曝光的菜农喷施甲醛保鲜大白菜，这种行为严重侵害消费者身体健康，《刑法》却无法予以打击。

只有全方位、全过程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才能够有效预防和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因此，应该将《刑法》第143条、第144条的“生产、销售”修改为“生产、经营”，这样不仅将食用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及食品流通环节的包装、运输、贮藏等都纳入刑法保护范围，也使《刑法》与《食品安全法》更好的衔接，更好的维护食品安全保护立法体系的统一。(三)增设资格刑

我国《刑法》中基本没有用资格刑来惩治食品安全犯罪，许多资格刑性质的措施在行政处罚中经常被用到，例如《行政处罚法》中的“责令停业整顿”、“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等。《食品安全法》第92条、93条对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生产经营者、食品检验人员都有相应的市场禁入的规定⑦。对食品安全犯罪实施资格刑，能够有效地剥夺犯罪人利用职务或工作便利继续犯罪的条件和能力，防范其再次实施此类犯罪。地沟油在我国为何屡禁不止?究其原因，是因为违法犯罪成本低，缺乏防范再犯的机制。地沟油的加工技术简单，取材方便，设备简易，成本低廉，利润丰厚。不法分子被执法部门查获后，一般只用交数千元罚款，不久又会异地另起炉灶重操旧业。因此，可以将禁止、限制从事某种职业、停业整顿等行政处罚措施完善后上升至刑罚资格刑的高度。或者借鉴国外成熟的立法经验，如法国刑法典中，资格刑包括禁止权利、丧失权利或资格、撤销权利、关闭机构或张贴宣告之决定，或者在新闻报刊或运用视听传播方式公布此决定等⑧。完善《刑法》资格刑，加强对食品安全犯罪资格刑的运用，充分发挥资格刑的作用，可以更有效的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加大了惩处力度，维护了法制的协调统一。但是，我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预防和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需要。因此，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立法经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加大食品安全犯罪打击力度，切实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注释：

①潘柯霖，李晓君.《刑法修正案八》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修正之解[J].法治与经济，2011年9月.

②吴喆，任文松.论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以食品安全犯罪本罪的立法完善为视角[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10期.

③黄璧坚，李丹，喻佼.论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J].现代商贸工业，2012年第1期.

④潘强.关于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的几点意见[J].商品与质量，2011年第S7期.

⑤潘强.关于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的几点意见[J].商品与质量，2011年第S7期.

⑥刘伟.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转型[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11期.

⑦黄璧坚，李丹，喻佼.论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J].现代商贸工业，2012年第1期.

⑧黄璧坚，李丹，喻佼.论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J].现代商贸工业，2012年第1期.参考文献：

[1]潘柯霖，李晓君.《刑法修正案八》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修正之解[J].法治与经济，2011.09.

[2]吴喆，任文松.论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以食品安全犯罪本罪的立法完善为视角[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10).

[3]黄璧坚，李丹，喻佼.论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J].现代商贸工业，2012(1).

[4]潘强.关于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的几点意见[J].商品与质量，2011(S7).

[5]刘伟.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转型[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11).

作者：梁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