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改革（精选8篇）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深化司法改革、完善司法体制、审判程序以及从制度上保证法官队伍的高素质、维护司法的廉洁公正。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实施《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对全国法院改革工作作出了统一的部署和安排以来，全国各级法院的改革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公开审判制度得到了落实，队伍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审判方式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各项监督机制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提高，但是，在充分肯定改革成果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由于各方面原因，许多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解决，改革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总结和深化。下面拟对当前的司法改革提出几点建议：
一、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我认为，在司法改革各项目标中，重点需要解决的是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任何改革的措施都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法官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为了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正，全面提高法官的队伍素质，需要努力建立严格的法官的选拔和淘汰制度，实行法官的精英政策;加强法院现有体制的改革，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等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完善法官的任职保障制度、高薪制以及责任制，尤其要建立一套法官职业道德和纪律，加强对法官的职业道德的训练，努力实现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以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
二、深化审判方式的改革，确保程序公正
当前，在审判活动中确保程序公正，需要进一步强化审判制度的改革，通过确保法官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在审判活动中始终保持独立的地位，排除来自于各方面的不合理的干预，从制度上努力减少甚至消除法官单方面接触当事人，甚至与律师、当事人进行私下交往的现象。同时，要全面贯彻公开审判制度，避免先定后审，开庭走过场的现象;应落实审判合议制，改革案件的行政审批制以及审委会包揽各类案件的裁定权的现象;认真执行审判监督制，杜绝上下级法院私下沟通，剥夺当事人上诉权的问题。
三、完善民事证据制度，保障证据规则的统一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对司法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从而保证司法公正的有效措施。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本身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证据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所以各地的法院为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大都制定了自己的证据规则，但这些规则之间极不统一，有的甚至在同一省市内部各中级、基层法院之间都不一致，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司法的统一性。许多规则也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例如，举证时限和庭前交换证据都是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相矛盾的。此外，各地各级法院分别制定不同的证据规则，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所以，统一民事证据法律制度，对于实现司法的统一也是必要的。为此，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尽快制定有关民事证据制度的司法解释，保障证据规则的统一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四、进一步完善审判长的选任制，以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对司法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从而保证司法公正的有效措施。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本身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证据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所以各地的法院为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大都制定了自己的证据规则，但这些规则之间极不统一，有的甚至在同一省市内部各中级、基层法院之间都不一致，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司法的统一性。许多规则也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例如，举证时限和庭前交换证据都是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相矛盾的。此外，各地各级法院分别制定不同的证据规则，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所以，统一民事证据法律制度，对于实现司法的统一也是必要的。为此，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尽快制定有关民事证据制度的司法解释，保障证据规则的统一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四、进一步完善审判长的选任制，以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对司法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从而保证司法公正的有效措施。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本身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证据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所以各地的法院为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大都制定了自己的证据规则，但这些规则之间极不统一，有的甚至在同一省市内部各中级、基层法院之间都不一致，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司法的统一性。许多规则也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例如，举证时限和庭前交换证据都是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相矛盾的。此外，各地各级法院分别制定不同的证据规则，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所以，统一民事证据法律制度，对于实现司法的统一也是必要的。为此，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尽快制定有关民事证据制度的司法解释，保障证据规则的统一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四、进一步完善审判长的选任制，以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对司法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从而保证司法公正的有效措施。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本身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证据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所以各地的法院为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大都制定了自己的证据规则，但这些规则之间极不统一，有的甚至在同一省市内部各中级、基层法院之间都不一致，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司法的统一性。许多规则也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例如，举证时限和庭前交换证据都是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相矛盾的。此外，各地各级法院分别制定不同的证据规则，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所以，统一民事证据法律制度，对于实现司法的统一也是必要的。为此，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尽快制定有关民事证据制度的司法解释，保障证据规则的统一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四、进一步完善审判长的选任制，以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
自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判长选任办法(试行)》颁布实施后，审判长选任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审判长选任制无疑是人民法院在建立科学的法官制度方面、为尽快提高我国法官队伍素质所做出的一次有益探索，也是推进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这项改革对于提高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审判效率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如何才能保证选任出来的审判长是真正德才兼备，既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又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水平
和业务才干的人士呢?我认为，关键在于选任的程序必须公正、科学。为此，首先需要对参与选任的审判员的基本条件作出一个明显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再确立详细的、科学的技术指标，通过这些技术指标以保证选任的审判长符合公正裁判的要求，也可以防止以人际关系作为评判的标准。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作出更为具体明确的规定。
完善审判长选任制，还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权责不清、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以及法院体制行政化的现象。要使审判长选任制有助于强化司法的独立性，必须真正落实法律赋予审判长所享有的职权。审判长应当成为合议庭的组织者，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发挥指挥作用，但同时也要对案件的审理结果负主要的责任。在审判长选任出来后，不宜频繁地更换，否则很难充分发挥审判长选任制度的作用。因此，我建议在审判长选任出来后，其任期可以初步确定为三至五年。待到将来法官素质、选任程序等配套制度得到完善改进后，可以再延长期限。
五、强化判决书的说理，推行判决书的公开
要求民事判决书详写理由，乃是司法公正的最直接的要求。
我认为，强化判决书的说理，重点应突出两点：第一，对判决中的证据的采用应当作出详细的分析。证据是事实认定的基础，所谓以事实为根据，实际上就是以证据为根据，因此，判决书中要做到准确地认定事实，就必须要对证据采用的理由进行详细的分析。如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提供的证据，哪一项证据能够采用，哪一项证据不能采用，不能采用的理由是什么，以及采用的证据能够证明什么，为什么能够根据已经采纳的证据认定一定的事实，这都需要在判决书中作出详细的说明。第二，对判决中引用的有关的法条的含义应当进行解释。我认为，法官裁判案件就是要将成文法运用到具体的事实之中，将抽象的法条与具体的事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一个或某几个法条为什么能够适用于特定的案件，这就需要法官在判决中作出详细的说明。这就是说，法官需要在判决中准确地引证法条，并且对该法条的含义作出准确的解释。如果不能够找到可供适用的法条，而需要援引有关的原则，或者需要通过公平正义的观念来作出判决，都需要在判决书中作出详细的说明，在许多情况下还需要根据法理来论证。
在强调判决书说理的同时，还应重视判决书的公开。当前，许多法院规定可以到法院内部查阅判决书，这是十分必要的。较之于过去将判决书当内部文件对待的办法，是一个显著的进步。但按照公开制度的要求，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应当采取措施尽快将判决书内容向社会公开，例如在互联网上和报刊、杂志、书籍上公开，以便人民群众都能及时、方便地获得判决书的信息。同时，也应当允许对公开的判决作出评述，这些评述也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人民群众尤其是专家的评述，既可以使一些优秀的判决得以宣传，优秀的法官得以表现;也可以使一些不公正的判决得以展示，这就会产生良好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效果。
关键词：改革,风险,刑法,刑事政策
一、刑法保护与风险防范的关系
与传统的地震、海啸、洪灾等风险相比, 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是一个中性概念, 它既会带来不确定性和危险, 也是经济活力和发明创新的源泉。我们应正视刑法保护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
首先, 刑法不可能禁止一切有风险的行为, 否则社会就不可能发展进步。当前社会存在大量被允许从事的危险行为, 例如, 交通运输、能源使用、科学实验、医疗研究等虽然都必然伴随着某种程度上的风险, 但任何国家的刑法都不会对其予以禁止。理由在于在权衡利弊后, 人们认为这些风险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的, 这些行为所带来的利益要远远大于风险可能导致的损害。这就是刑法中被允许的危险之法理——对于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行为, 基于其对社会的有用性, 即使发生了法益侵害结果, 也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实施该危险行为的人, 如果遵守了其行为所必需的规则, 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即使造成了法益侵害的结果, 也应被认为是合法的。因此, 刑法只是有选择地对部分具有风险的犯罪行为进行惩处;对于那些被允许的危险行为, 则鼓励人们在法律与规则的框架内, 大胆地实施改革创新, 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其次, 刑法本身对消除风险所起的作用有限。部分风险是由国家的政治体制、 经济制度、政策法律等因素所必然引发的, 刑法对于这些风险的防范只能袖手旁观。毕竟, 刑法的任务是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 而不是建构秩序, 故其只能对破坏法律的行为施以惩罚, 而不能介入社会、 法律正常运转所造成的风险。因此, 应妥善处理刑事制裁与其他防范风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其他手段能有效防止风险发生的, 刑法就不应贸然介入;风险行为造成危害结果的, 也并非均将构成犯罪。那种试图以刑法作为防范风险的主要武器的观点, 非但不能实现社会保护的功能, 反而会有损国家、社会与公民的合法权益。
纵观世界各国改革史, 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实践不难看出, 没有风险的改革是不存在的。改革创新过程必然存在风险, 既可能给既得利益者造成一定损失, 也可能由于工作失误给国家与民众造成危害。但立足于当前国情, 与改革所可能带来的利益相比, 这些风险应被解释为“被允许的风险”, 即使发生了危害结果, 也不能轻易动用刑法加以规制。我们应当对改革中的失误、失败持一种宽容态度, 不能要求“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更不能因为失败就“一棍子打死”, 而要给改革者“试错”机会。即因法律、法规、规章的修改或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原因, 或是有关单位和个人依照法定程序决策、 实施改革创新方案, 并且勤勉尽责、未谋取私利的, 即使改革最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并导致一定的财产损失, 也不应追究行为人过失犯罪的责任。
二、国家形势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通说认为, 刑事政策是国家、社会依据犯罪态势, 运用刑法武器同犯罪斗争的策略、方法、原则, 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灵魂。作为国家和社会整体的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刑事政策同时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具有导向功能, 就天然地成为沟通现实社会需要和刑法理论体系的桥梁。现代刑事政策在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开始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成为公共政策在刑法领域的表达工具和实现方式。由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螺旋状过程, 因此,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与治理模式下, 刑事政策的内容与功能也应当顺应这种阶段性调整, 抓住重点, 有所侧重, 从而更好地引领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而不能与现实国情相脱节。我国亦不例外。在立法上, 刑法罪名及法定刑的设置无疑是由当时的国情所决定的。例如, 1979年刑法对渎职罪的法定刑设置偏低, 其原因就在于:“目前, 国家正在进行四化建设, 要求广大干部和职工发扬勇于实践和大胆创新的精神, 迅速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业务管理能力。在这种实践、创新的过程中, 难免出现一些失误, 构成犯罪。如果对这类犯罪处罚偏重, 则不利于调动广大职工、干部的积极性, 影响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而随着改革开放深入, 在不少新型犯罪随之而生的同时, 也有部分传统犯罪丧失了惩处的必要性。故刑法在1997年进行了大幅调整, 并先后经历了9次修正, 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刑事司法实践中, 国家也多次根据实际需要, 对某些犯罪进行重点惩治与打击。可以说, 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运行状况是由紧密结合我国国情的刑事政策所指导的, 最终以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状况为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
当前, 应当将刑事政策置于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虑, 注重刑事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协调。目前,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 内容包括:该严则严, 当宽则宽;严中有宽, 宽中有严;宽严有度, 宽严审时。而所谓“宽严审时”, 系指必须考虑一定时期的社会情况进行从严或从宽。具体到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 对那些消极怠工、玩忽职守的不作为者;或滥用职权, 以改革之名行谋私之实的乱作为者, 应予以严厉打击, 作为重点惩治对象, 从法治角度治庸治懒, 让为官平庸者警醒。他们一旦构成相应的渎职类犯罪, 则应坚决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绝不姑息纵容, 从而为改革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对那些在改革创新中不慎出现失误、导致失败的行为人, 则应视情况予以较为轻缓处理:情节显著轻微、对社会危害不大的, 应当不作为犯罪处理;构成犯罪的也应适当予以从宽处罚, 体现刑法宽大、宽缓、宽容的一面。当然, “宽”与“严”应严格控制在刑法的框架内, 既不能导致严刑峻法, 也不应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三、法益保护与刑法谦抑的关系
刑法是法益保护法, 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刑法却并不会将所有对社会有害的行为都作为处罚对象, 而只从中挑选出一少部分加以处罚;刑法也不是保护法益的急先锋, 只有当其他手段对法益的保护均不充分时, 才能以替补的身份挺身而出。正是由于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后盾法, 故如果某一行为尚且不违反其他法律, 就更不可能违反刑法。因此, 只要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行为, 在改革中都可以尝试创新, 而无需担心构成犯罪。上述特征正是刑法谦抑性的基本表现形式。所谓刑法的谦抑性, 是指刑法的发动不应以所有的违法行为为对象, 刑罚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加以适用的原则。因此, 在改革创新过程中的失误、 失败导致法益损害情况下, 在动用刑事制裁这一最为严厉的制裁手段之前, 我们也需要在该原则指导下, 重点考虑以下因素:
1.动用刑罚是否会引发严重的副作用, 制裁的成本是否会凌驾于科处刑罚所要维护的社会利益之上
具体而言, 我们需要考虑:刑事制裁措施会起到何种示范性作用, 是否会对其他改革者的观念与心态产生消极影响? 如果行为人在改革过程中由于经济转型、 政策调整、机构重组等非人为因素造成失误和一定损失, 需要为此遭受严厉的刑事制裁时, 如此沉重的代价是否会使其他改革者丧失前进的动力?为保护眼前的既得利益而对改革失误、失败者肆意处以刑罚, 忽视全面深化改革所带来的长远利益的做法是否妥当?
2.刑罚是否是必需的
如果使用民事、行政制裁手段能起到较为良好的效果, 就没有必要对其施加刑罚。例如, 对主观罪过较轻, 又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改革失误、失败者, 如果由有关部门内部行政处理, 或给予党纪处分就足以起到警示与惩戒作用, 就没有必要以犯罪论处。此外, 刑罚虽然能通过威慑行为人预防危害结果发生, 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诱发风险原因。改革创新中所发生的风险根植于当前国家制度或法律政策土壤中, 如果能通过制度上的建构与完善消除风险, 将基于上述因素所导致的失误、失败再评价为犯罪就没有太大意义, 对其施加刑罚也不是必需的。
3.刑罚是否是有效的
行为规制也是刑法的基本机能之一, 其能通过将特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施加刑罚, 从而对人们的行为起到评价、引导与惩罚的功效。刑法的这一特点深刻影响了刑罚的功能与目标。定罪量刑时, 应格外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协调一致, 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倘若在特定场合下, 对某人施加刑罚既无法起到一般预防作用, 又难以发挥特殊预防功效的话, 则该刑罚就是无效的, 完全没有必要被判处。例如, 行为人在特定的背景条件下, 基于各种偶然因素导致其改革的探索出现较大失误, 并给国家利益造成了一定损失。但由于特殊的时空条件, 这一失误几乎不可能再被行为人所复制, 也很难被其他改革者所效仿。那么, 对其进行刑事制裁的做法根本无法实现刑罚的预防目的;一旦予以处罚, 公众对其的看法也更多是同情而非憎恶, 是怜悯而非谴责。故在这种情况下, 对他们的定罪量刑一定要慎之又慎, 而不能仅根据后果进行决断。
综上所述, 在改革创新大背景下, 我们应当全面权衡以刑法防范风险与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之间的利弊, 妥善处理好刑法干预与权利保护的关系。改革创新中, 刑法就像一柄双刃剑, 用之得当, 国家与个人两受其益;用之不当, 则二者双受其害。我们应当通过刑法的规制与惩戒在改革的浪潮中激浊扬清, 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保障。也应正视改革创新中所难免出现的失误与失败, 不应唯后果论, 盲目地将刑法作为风险防范的武器, 以免不合比例的刑事制裁扼杀了改革创新者的积极性, 成为发展前进的绊脚石。 对于认真履行职责、积极深化改革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即使由于改革失误、失败给国家、人民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也不必然构成渎职类犯罪。但对于在改革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不履行或不正确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 致使发生危害后果的国家工作人员, 则一定要从严打击, 绝不纵容、姑息。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237.
[2]高铭暄, 王作富.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67.
[3]曾宪信, 江任天, 朱继良.犯罪构成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97-98.
关键词：刑法分论；教学改革；案例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663(2009)04－0118－04
刑法学是一门显学，在整个法学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不管中外，不论古今，最能引起社会公众关注，最能引起社会情感震荡的案件，都是刑事案件。而对具体案件的定罪与量刑又与具体的刑法分则内容联系得最为密切。如何使刑法规定的条文能更合法、恰当地适用于具体案件，如何教会学生正确地掌握、理解并会运用所学的知识与经验来解决司法中的实际案件，确保案件的处理结果既符合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的规定，又能受到社会公众的信仰和认同，是刑法分则教学要研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刑法学教学的主要目的。
一、传统刑法分论教学模式之弊端
(一)教学体系、方法设置不当
传统刑法分论的教学，采取的是按刑法典分则规定的体系、顺序来组织教学。
传统教学方法不考虑实践中具体类罪的发案率和危害性程度，对所有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不分重点，不分难点，按分则规定的顺序逐一讲解。实际上，分则中规定的有些罪是常见易发的，如故意杀人、抢劫、盗窃等；有些罪是不常见的，如分则第十章规定的军人违反职责罪等；有的罪很少发生，如分则第七章规定的危害国防利益罪等。常见易发的罪之间容易发生重叠、冲突或转化，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不常见、较少发生的罪反而很少出现重叠、冲突或转化，在教学中应简略介绍即可。传统的这种不分主次的教学体系设置明显不当，这样的授课只能导致宝贵教学时间的浪费。
传统教学方法注重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具体犯罪的个性特征，对具体犯罪的讲解多着眼于对其概念和构成要件的研究和论证，而较少关注相似、相近、相交叉、相牵连的罪名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界限的认定，更少预先考虑这些罪在具体实践中发生冲突、重叠、交叉、转化时应如何解决的问题。结果是，学生们对具体的单个个罪的特征、构成要件熟记在心，但对各个罪之间关联性的了解、掌握不够，不能全面掌控整个刑法分则的内容，导致在实践中遇到稍复杂的一些案件就束手无策或顾此失彼了。
关于传统刑法分则教学的弊端，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并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方法，但截至目前，力度和效果均不够突出。
(二)难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针对具体的实际案件，要求法律工作者具有全面把握刑法条文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和学生要全面地看待分则，理解一个罪时，不能仅看该罪一个条文，要结合分则中的其他条文规定，并联系总则的规定来全面理解，切不可断章取义。
传统的教学和学习方法注重对分则单个具体罪的构成特征的掌握，传统的测试、考试出题时也是如此。这样的讲述和考核，虽有助于学生对刑法分则的单个独立犯罪的理解和掌握，但忽视不同种类罪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不能使学生全面理解分则的规定。导致学生在学习中自认为已牢固地掌握了分论的知识，但却难以应对实践中具体的个案；教师自认为按分则的规定已向学生详尽地阐述，实际上向学生传输的知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并不管用，或不能发挥其预想的作用。
此外，由于刑法分则内容的错综复杂规定，导致不同犯罪行为的交叉、重合或牵连现象时有发生；个别的刑法分则条文之间还存在有不协调甚至是有冲突的地方；加之一些条文的内容与现实社会形势、公众心态有不吻合之处，这些都需要师生在教学过程中去全面、系统地研究和掌握，找出具体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笔者通过对高校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进行调查，发现其对刑法分则内容的理解、把握不够深入，甚至不能正确区分相似、相近、相牵连罪的定罪和量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差；他们在与司法界、社会公众的交流中表现得更是力不从心，受到的评价不够理想。
(三)阻碍教师知识的更新
传统的教学方法，使教师养成了一种惰性，不去或很少去关注和收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案例，而只照搬书本上讲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案例(当然，笔者不否认这些案例是好的，判决结果是正确的、无异议的)。教师不会或不愿去讲授那些新型的、有争议的案件，更不愿根据教学需要，自行创造一些典型的、复杂的、有争议的，甚至无通说答案的“案例”。这使学生对分则的理解永远流于表面，对分则的掌握永远不会深入。
其实，那些无争议的案例，老师不讲，学生也可自行理解，甚至不学法律的人，凭着一般人所应具有的普通社会常识知识，读一读法律也可理解——因为这些案例无深刻的理论隐藏其中。而实践中影响大、难处理的，偏是有争议的、无通说的案件，甚至案件已判，犯罪人已伏法，但仍有争议，老师应敢于在课堂上讲这些案例，即使自己的水平难以驾驭，自己的看法和结论可能会受到学生的挑战，但也应这样做(毕竟是有争议的案件，若自己的权威结论受到自己所教学生的挑战，恰好证实学生学得好，自己教学教得成功)。否则，一味因循守旧，将难以达到教好刑法分则的目的，而且阻碍教师对新知识的接纳、理解和适应，最终影响教学效果。
二、刑法分论教学改革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刑法条文的内容是抽象的、固定的，现实社会中的犯罪现象是千姿百态的。有的犯罪行为是另一犯罪行为的一部分，有的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也是另一犯罪行为的一部分；有的犯罪行为是另一犯罪行为的目的行为、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有的犯罪的主体具有一致性，非该特定主体不能构成该类罪；有的犯罪的行为方式具有一致性；有的犯罪的侵犯客体具有一致性，故导致这些有限的、抽象的法条难以应对复杂、多样的实际犯罪。特别是在出现上述交叉、牵连、转化现象时发生的相似罪的认定、区分时，更是出现难以应对的局面。
刑法分论的教学不但应对各个犯罪的特别构成要件及其法律处理进行具体的、个别的研究，揭示个别的构成要件的具体内容，而且要对不同罪之间的交叉、重叠、牵连、转化关系进行研究，以便最终对具体的罪决定刑罚适用的种类和程度。笔者认为，在当今刑法分论教学改革中，应特别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全面把握刑法分则的内容
目前的高校教师之所以因循传统的分论讲授方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校的许多教师不能或不能很好地全面把握刑法分则的内容，及相关条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不可否认，这些教师大都博览群书，有着扎实的刑法理论基础，但他们掌握的几乎都是书本上的知识，缺乏司法实践，缺乏对司
法实务的理解和感应。
实践中的一个犯罪行为可能同时符合数个分则条文的规定，此时出现应按哪一条款处理的情形；一个犯罪行为可能是其他犯罪行为的目的或手段、结果行为，此时出现应以一款处罚或数罪并罚的情形等类似情形；一个犯罪行为因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有其他的特定状态或做出了其他的行为，而可能转化为其他的犯罪，出现以哪种犯罪处罚的情形。
如分则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中，有“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规定。依此，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就应以交通肇事罪处理，而不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处理。其他分则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规定也是如此，诸如此类的规定，就是一个犯罪行为同时符合数个分则条文的问题。
又如刑法第198条保险诈骗罪中，有“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即有“牵连时，数罪并罚”；而刑法第399条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中，有“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前款行为的，同时构成本法第385条规定之罪，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即“牵连时，依重罪处罚”(不数罪并罚)，还有其条文，当发生牵连时，分则没做具体规定，则由司法人员自行掌握。
再如刑法分则第269条关于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转化为抢劫罪，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而分则第238条非法拘禁罪的规定“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其他分则第247条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也有类似的转化罪的规定。
这都要求教师要全面通晓刑法分则条文，以便在出现该实际情形时，能结合法律规定做出合理、合法、合情的结论。
(二)掌握大量复杂的、新的案例
重要的知识是用来处理疑难问题的，而疑难问题的发现离不开丰富的司法实践，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司法案例。教师教会学生的知识就应该是这种有用的知识。教师只有在实际的、大量的复杂案例中才能找准分则的重点及易交叉、易牵连、易转化的问题，然后根据刑法的规定，并结合实际案情，运用恰当的方法来解决之。若无丰富的实务经验，无大量的案例，教师自然对刑法分则难以全面、深刻把握，结果只有沿循传统的教学方法，以传统的教科书为本，分别、逐一进行讲述；且教学方法只能以介绍为主，难以深入到能解决疑难、实际问题的程度。
分论的教学需要丰富的司法实践做基础，应与实践相联系，教师不仅要通晓刑法专业的知识，还要通晓刑事诉讼法、民法、行政法等相关法律知识，对具体案件的判断要合法、合情和合理，至少要能自圆其说。当被咨询一些案件时，应当给出具体、可行的处理方法和令人信服的答案。这就要求教师要注意收集、掌握大量复杂的、新的刑事案例，以做到学术上的与时俱进。
鉴于此，笔者认为，作为一名高校讲授刑法分则的教师，应充分接触、收集常见易发的、疑难的、有争议的案例，通过这些案例来找准分则授课的重点和难点，以期全面把握刑法分则的内容。
服务于教学和研究的案例因要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往往比较复杂，也比较专业，往往属于疑难案件研究，其目的是解决疑难问题。目前，高校教师采取的案例大多是从报纸、电台、广播等公共媒体学得，这些案例简单易懂，属普法性质，主要是以案说法，通过案件来阐述法律，这些案例不应成为高校针对专业法律人才培养的教学资料。高校培养法律专业学生的案例应是从实践中收集而来，并根据教材、课本上陈述的法学理论知识，经过加工、整理的案例(如国家司法考试的试题)。
(三)注意综合运用法律解释方法
刑事立法是将正义理念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相对应，从而形成刑法规范；刑事司法是将现实发生的事实与刑法规范相对应，从而形成刑事判决。如何使刑法分则规范与生活事实相对应，就需要刑法解释。刑法分则条文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而现实社会是千姿百态的，为了使抽象的分则法条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必须对刑法分则法条做出解释；而且，刑法条文有一定的稳定性，而现实生活是变动不居的，为了使司法活动能够适应犯罪态势的客观变化，也需要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实际上，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种犯罪类型，都是对犯罪现象进行抽象的结果，不可能详尽叙述各种犯罪的具体表现，但现实的案件都是具体的，于是刑法规定与个案之间必然存在距离。要想将刑法规定适用于具体个案，就必须解释刑法，缩小或消除该距离。
其次，教师讲授时，要把分则中重要、疑难、常见易发的类罪在国外刑法中是如何规定的对学生加以介绍，让学生了解中外刑法规定的相同、相异之处及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使学生通过比较来把握刑法分则规定具体法条内容的精神、目的，以正确的理念来适用刑法分则，对具体案件进行正确的定罪量刑。
刑法分则的各种解释方法中。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将刑法所有条文都解释得符合正义，符合实际，并不超出刑法用语的可能具有的含义。各种解释方法并不完全一致，也不完全对立。要坚持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灵活多样运用各种解释方法，并把之适用于司法实践，坚持追求正义的刑法理念，更好地实现刑法的目的。
三、刑法分论教学方法的创新
高校的教师，特别是与社会人文氛围、政治形势、经济状况联系紧密的刑法学教师，应不断更新知识，及时给自己充电。因为，不管你有多能干，你曾经把工作完成得多么出色，要是没有终生学习的心态，不断追寻各个领域的新知识以及不断开发自己的创造力，你终将丧失自己的生存能力。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唯有虚心学习才能掌握未来，自认为学识广博的人往往会停滞不前，所具备的技能不久就会不合时宜。
(一)改革分论教学的体系
一些知名高校的教师已对传统刑法分论教学的弊端有所察觉，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改正意见和措施。在他们所著或所主编的教课书中，已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刑法分论的教学体系、教学模式和方法，注重强化分则规定的不同罪之间的关联性，以培养学生处理疑难问题的能力。
清华大学的张明楷教授在其所著《刑法学》中，罪刑各论的排列在大框架上虽仍沿用传统的体系，但在各章的具体犯罪讲授中，已把一些相近的、相似的罪放在了一起。该书在侵犯财产罪一章中，把该章分为五节，依次为：第一节，侵犯财产罪概述；第二节，暴力、胁迫型财产犯罪；第三节，窃取、骗取型财产犯罪；第四节，侵占、挪用型财产犯罪；第五节，毁坏破坏型财产犯罪。这种以犯罪的行为方式为标准对犯罪进行分类并讲授的方法与传统的教学方法已有所不同。
清华大学的周光权教授在所著《刑法各论讲义》一书中，把分则分为三编、十章，并对具体的罪的顺序加以调整。第一编为“对个人法益的犯罪”。该编分两章：第一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二章，侵犯财产罪。进一步把
侵犯财产罪分为五种：夺取型、交付型、侵占型、挪用型、毁损型。
借鉴上述教师的合理建议，笔者提出如下改革建议：
1、打破刑法分则的传统、固有体系，实行按各罪的相似、相近、相牵连的性质和特征为基本的归类标准；并结合各罪在现实社会中的发案率，司法上审判的次数，相互间易混淆的相似、相近、联系紧密的程度，理论上、实践上人们对犯罪的分类及称呼等因素，对分则规定的所有犯罪进行分类，并按此分类结果逐一进行授课。
2、把分则中常见的、疑难的犯罪分为12类。
(1)基础的两类：侵犯人身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
当今世界提倡以人为本的个人主义思想本位，重视个人法益，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建议把侵犯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犯罪列为基础的两类，也是对该思想的认同。最近的外国立法，大有把个人法益置于优先位置的趋势，体现了优先保护个人法益的思想理念。如新修订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法国新刑法典》、《瑞士联邦刑法典》、《西班牙刑法典》均把侵犯人身的犯罪放在分则第一编，把侵犯经济(财产)的犯罪放在第二编，美国、英国虽无成文刑法典，但英美学者的论述著作中，均把侵犯人身的犯罪放在论述的首位，把侵犯财产的犯罪放在论述的第二位，下来才是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的犯罪和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我国刑法仍把侵害国家利益的犯罪放在第一位——实践中该类罪不但少，而且发案率也不高，并且很少出现疑难的交叉、重叠、牵连、转化问题；把侵犯公民人身安全的犯罪放在第三位，把侵犯财产的犯罪放在第四位。若依此分类和顺序讲授，不仅达不到刑法分论的讲授目的，而且也会给学生一个厌学的潜在伏笔——毕竟学生最关心的是与自己人身、财产相关的、联系密切的犯罪；对那些与自己联系不够紧密、难以想象的犯罪(如危害国家安全罪，军人违反职责罪等)，则兴趣不大，且也无多大实践价值。
另外，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犯罪在实践中发案率最高，民众反映最为激烈，如多见的典型的杀人、伤害、强奸、绑架、盗窃、抢劫等犯罪乃是犯罪的常态，可以说，分则中的大部分犯罪都与该两类罪有关联。故需要把这些罪置于优先地位加以讲述和讨论，以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在该两类罪中，又以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罪为基础，因为侵犯财产权利的犯罪中，引起公民恐慌和强烈震动的是那些在侵犯财产的同时，又侵害了人身权利的犯罪，如抢劫中的杀人行为、抢夺中的暴力行为、敲诈勒索中的威胁行为等。故笔者认为第一类需讲述的罪应为侵犯人身权利罪，在第一类的基础上讲述第二类侵犯财产罪。
(2)其他依次分为：贿赂类、渎职类、妨害公务类、侵害社会秩序类、侵害公共安全类、侵害市场经济类、非法持有类、赃物类、背信类、伪造类等10种。
这样组织教学，能从一个罪，牵出与其相关联的几个罪，不但使学生真正区分、理解、掌握这些关联罪的定罪与量刑；而且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实行案例教学法
法条是立法的产物，而案例是司法的客体。法条通过司法活动适用于具体案例，这就是司法活动的特点。因为法条毕竟只有适用于案例才能对社会生活发生实际效果。在法学教育中，不仅应强调法理讲授，同样也应该重视案例教学。
教学案例可帮助学生更为直观、深入地理解刑法条文及其法理。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使学生对条文的内容有透彻的理解，并产生感性的把握，以便在司法实践中熟练、正确地运用之。至于对案例的判决结果，并不是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所追求的效果。
北京大学的陈兴良教授对刑法分则的教学与司法实务的沟通做出了一些探索，在分则授课中，首开案例教学法，以案例为依托，注重各罪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使理论和实践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我国法律深受大陆法系法律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受其体制、思想、理念的支配和主导，在法学教育中也是如此。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学教育通行的主要是法教义学，这是由成文法的体系特征所决定的。但法教义学囿于对法的理解，不利于学生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能力的培养，故应以案例教学为补充，特别应注意法条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发生的特殊问题，这才是讲授的重点。
教师在讲述每一类犯罪时，应善于运用案例教学的方法，精心编制能涉及、体现该类罪的内涵、相互关系，且在理论上、司法上人们有争议的案例，从分析案例人手，先讲基本的罪名，然后逐步分解出其他相关罪。对这些相关罪，详细剖析其特征、本质、区别，结合司法实践及社会形势、公众情感，提出较为可行的、合理的定罪量刑标准，由案例引出法条、法理，司法操作、实际社会问题和立法、司法改革建议。
(三)强化学生和老师的互动
高校教学活动中涉及的因素很多，但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只有从教学过程内部基本因素的内在联系中，从动态中去探索才能揭示出来。教与学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关系决定了教学工作的任何要求必须考虑学生的学习特点，要培养学生树立专业性、研究性、自主性的观念。
既有独立思维又有群体讨论活动的小组的工作成效，要比始终处于讨论状态的小组的工作成效高两倍，因为创造力毕竟是个人的思维过程。要把学生的全部认识能力都积极地调动起来，使学生的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都处于积极状态；特别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善于适时地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考。
鉴于此，笔者认为，可采取如下的互动方式：上一次课发放下一次课要研究的案例，让学生下去自行搜集、整理资料，研究和讨论，得出自己的结论；上课的第一个阶段，老师提问、学生思考、回答；第二个阶段，学生提问、老师回答、讲解；第三个阶段，学生和老师一起讨论的互动教学法，尽量全面挖掘出立法、司法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并鼓励、帮助学生自主得出合理的解决方法。
(四)准确定位教学难点和重点
常见的、相似、相交叉、相牵连的罪，是立法、司法上应着重加以重视的焦点。因为，正是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引起了司法者、学者、律师、当事人、其他社会公众的争议。一个有争议的判决，不但会引起人们对司法权威的质疑，而且可能引起人们对立法本身正当性的怀疑，最终导致公众对法律正义信仰的缺失。
首先要全面把握和理解刑法分则中的所有条文和罪名，避免断章取义的情形发生，使刑法分论的内容保持完整。其次，在全面讲述的同时，把教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结合起来，将常见的罪名详细讲解、讨论，并围绕这些罪名，讲述与其相关联的、相似的罪名。
一、环境刑法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价值是指商品之间相互比较和交换的基础。如果从法律的视角分析，刑法的价值则体现为社会的需要，需要产生可能，进而由可能转变为必然。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等，在这个“宪章”的引导下，环境立法得以发展和进化。国家先后颁布了《森林法》、《矿产资源法》、《土地法》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一系列环境法律规范，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对破坏环境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促使现代社会的各种应变措施不断完善，刑法在保护环境资源方面的价值愈发重要。
从国内法角度看，我国刑法介入环境保护体系的过程和其他环境保护先进国家一样基本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演进时期，即民、刑法沿用阶段，环境行政立法主导阶段，以及多元治理阶段。
民、刑法沿用阶段。在环境问题发生初期，由于现代环境行政立法尚未确立，所以遇到环境违法犯罪问题，大都由法院针对具体案件，援引传统的民事、刑事法律原则与制度加以处理。实质上这种作法往往难以顾及环境问题的全貌，更难以形成一套整体的环境政策。那时人们对“污染”、“环境”、“毒性化学物质”等概念的了解程度仍存有一定的局限，加之处理环境问题的方法也亟待开发，不论是政府还是公民，往往只对其重要性有所认识，而不知如何采取切实的作法，对污染行为或污染源应采取的态度也难以精确把握。这一阶段，环境行政立法的匮乏直接导致环境保护上的缺憾。尽管刑法在保护环境方面发挥了作作，但刑法的适用并未从根本上保护生态平衡和生态环境。
环境行政性法规居于主流阶段。当工业生产日益发达，污染现象更为普遍存在时，政府开始意识到将污染环境和破坏自然资源行为“犯罪化”的需求。针对环境问题的立法压力日益增大，许多环境问题的治理模式逐渐通过立法确定下来，而且形成一套庞大繁杂的法律体系，一时间，环境行政性法规成为治理环境问题的主导。许多与环境犯罪有关的刑事罚则都散见于管制性的行政立法之中，并以违反管制内容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此时的环境刑法并非一种自主性的刑法，而是一种从属于环境行政法的附属性刑法。环境行政立法的完备成为治理环境问题的核心，进而与民事上的损害赔偿或刑事上的刑罚取得最佳的联结方式。为弥补环境刑法滞后于环境犯罪的客观现实，以及对环境犯罪行为特质认识上的欠缺，充分把握环境资源价值的特殊性，特别是环境保护关系，不断制定出惩治环境犯罪的特别刑法或附属刑法。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等国以行政附属刑罚的方式制裁环境犯罪，虽然各国在制裁模式不尽相同，但刑罚的运用均处于辅助地位，并用以保障行政管制法及民法的实施。我国也采用了附属刑法与特别刑法兼施的方式，（注：我国1988年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补充规定》，将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并使之与刑法中原有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非法狩猎罪相分离。1995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1996年的《水污染防治法》，以附属刑法方式，分别以立法类推的形式创立了大气污染罪，违反规定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罪和水污染罪三个新的罪名。）但与传统刑法保障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的观念相比较，环境刑法并非主流的制裁模式，缺乏对环境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为了加强对环境资源的保护，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应成为环境刑法探索的课题。
全方位的多元治理阶段。由于环境问题的内在特性日益膨胀，以行政管制为主导治理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故而步入现代需要的多元治理阶段。这个阶段对环境资源保护所采用的手段，除通过环境行政法调整之外，还运用经济的软性手段介入。如采纳市场机能为本位的经济诱因方法；（注：参见叶俊荣：《论环境政策上的经济诱因：理论依据》，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0卷1期。）采纳协商或民主式参与的作法，取代过度法律抗争式的格局。（注：这点可从美国近年来特别注重替代纠纷处理(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的现象看出端倪。另外，日本的公害防止协定的发达，也是注重环境协商的表现。）这一时期发达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的最明显特征是环境刑法的诞生，如日本1970年颁布的《关于危害人体健康之公害犯罪制裁法》、德国、奥地利等国的环境刑事立法等。（注：参见叶俊荣著：《环境政策与法律》，1996年版，第146-147页。）无论是单行环境刑法还是刑法典中的环境犯罪规定，抑或是附属环境刑法，都表明刑法在环境保护中所处的非主流地位的宣告结束，进一步显示刑法在环境保护中所发挥的功能及存在的价值。
从国际法角度看，由于世界各国普遍意识到环境污染的现实危害与潜在危机，环境犯罪不仅破坏本国的环境系统，甚至殃及其他国家乃至危及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系统，因而惩治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不再受到地域和国界的限制。国际社会的关注突出了刑事法律规范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价值，国际社会环境刑事立法的发展历程同样可以表明现代环境刑法的价值理念。
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其中第19条将大规模地破坏环境的行为视为国际犯罪。（注：该草案指出国际环境犯罪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有意或旨在造成对环境的危害”；同时，还要求行为必须造成巨大的损害，而且严重违背国际义务。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Bassiouni)在《国际刑法典及国际刑事法庭草案》中指出，危害国际环境犯罪是指：“一国违背了国际义务，对空气、海洋和河流造成重大的污染，导致其他国家或另一国家的毁坏或损害，或严重影响了空气、海洋和河流的生存性和洁净性，或毁坏了全部或一部分环境，或严重危害了海洋和国际水道中的植物群和动物群，以及希望或放任对遭到危害的物种的破坏环境的行为。”国际环境犯罪具有五个特征：(1)国际环境犯罪间接地、严重地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2)环境犯罪行为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国家；(3)环境犯罪的行为和方式超越了国界；(4)各国间的相互合作是对环境犯罪行为强制执行的基础；(5)环境犯罪行为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该委员会为准备1991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而起草的国际罪行法典指出，国际环境犯罪是“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故意引起或注定会引起自然环境受到广泛的、长
期的和严重的损害”。委员会指出，为了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对一些特别严重的违反人类这一基本利益的行为，将在刑法典中予以规定，犯罪者也将承担国际刑事责任。（注：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Crimes against the Environment” - the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Law,Overview by Mohan Prabhu,QC Rapporteurgeneral,November,1992.）1994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国际刑法协会第15次代表大会，具体规定了危害环境罪的内容并指出，影响及于一个以上国家管辖区域的危害环境罪，应在多边条约中规定为国际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司法管辖与协助。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惩治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行法典草案》将环境犯罪列为国际犯罪。1998年罗马外交官大会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之前的筹备过程中，一些国家的代表认为，应将国际环境犯罪列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核心罪行。（注：参见（日）吉田淳先生在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1996年3月25日至4月12日会议期间的报告，A/AC.249/1，第73段。）
从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的程度分析，环境刑法不仅较其他制裁模式更具威慑、阻吓功能，而且在环境保护中具有其他法律无法替代的作用，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刑法规范，环境刑法应受罪刑法定原则等一般原理的规制。然而，在刑事立法思想方面，环境刑法有别于传统刑法保护人身生命、健康和财产等法益的价值理念，在西部开发过程中，运用刑法保护环境资源更应突出环境刑法独具的价值理念。
二、人本主义和自然本位主义兼顾的环境刑法思想
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相互统一的天然本性。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生产、生活活动的物质基础都来源于自然。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我的信仰》一文中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同自然对立的事物。人的思想和人身体的行动也遵循那些说明星球和原子运动的同样规律。”（注：参见（英）伯特兰・罗素：《真与爱―罗素散文集》，江燕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版，第1页。）但是，自然并不是不可利用，人类历史的演进正是在人与自然之间既和谐又冲突的动态中完成的。那么，作为保障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立法思想必须顾及人与自然之间的连带关系，环境刑法的立法思想更应摆脱传统刑法保护法益的思维定式，将保护的重点从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转变为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并重的环境刑法立法思想，即人本主义与自然本位主义兼顾的立法思想。
在环境刑法的构成理念中，一种观点是以伦理学的观念作为底蕴，对人本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本位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进行命题。有学者指出，人本主义是指在这个地球上，人类才是万物的中心，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围绕人类而存在的。（注：参见汪劲著：《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自然本位主义，是指独立于人类利益和人类价值判断，应该就自然本身尊重自然。（注：参见刘大春、岩佐茂主编：《环境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从环境刑法蕴涵的人本主义和自然本位主义价值理念出发，有学者指出，人本主义，旨在保护目前生者的个人利益，例如这些人可能会因为空气污染而生病。（注：Bernd Schüneman,“Principles of Criminal Legislation in Postmodern Society:The Case of Environmental Law”,at “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Volume I,1997.）根据这种理论，损害环境与刑法有关，因为这种损害行为危害了人类。破坏环境而对特殊群体的安康没有造成严重危险，则不因此被认为是犯罪行为。与人本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然本位主义，更为注重环境自身的功能及其成分，就环境本身而言应受到刑法的保护。（注：Bernd Schüneman,“Principles of Criminal Legislation in Postmodern Society:The Case of Environmental Law”,at “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Volume I,1997。）例如，污染空气或水体本身就可构成应受处罚的犯罪行为。显然，这种观念表明环境刑法具有极大的延伸性，而且一般被认为是对社会契约理论基本原则的违反，即将国家行为限制在保护公民范围之内。
人本主义与自然本位主义思想揭示了一种偏狭的本位观念，这种基于人本位或自然本位的中心思想内涵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必然联系。直观地说，尽管人自身的基因链比黑猩猩多五个而成为生物圈中的高级动物，但人类仅是自然界生命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人与自然之间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从这种整体观念出发，在立法思想上，环境刑法价值理念的重构应立足于环境的整体利益，摆脱那种片面的“人本位”或“自然本位”的传统价值理念，进而打破传统刑法的僵化模式。这种整体的立法观念已在各国环境刑法中有所体现。例如，我国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规定即是从传统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突出人本位的利益保护，将环境保护作为间接目的。凡对空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的污染及破坏行为，侵害到人本身的生命、身体和财产等利益的时候，才可动用刑事制裁手段予以处罚。而我国刑法第342条非法占用耕地罪的规定则明显从自然本位主义出发，将对自然环境造成污染或破坏的行为，予以刑事处罚。
总之，即使在环境刑法日臻完善的今天，环境刑事立法思想仍或多或少地带有传统“纯正刑法”思维模式的痕迹。这种迹象表明环境刑事立法思想过多地侧重于规范本位主义或结果本位主义的刑法观念，抑或是两者的结合。
相对于结果本位主义观念而言，规范本位主义将违反环保法律规范作为犯罪的基础要件和
本质特性，而忽视危害行为和结果的量化指标。如英、美等适用单一刑事处罚的国家，将轻度危害环境的行为都规定为犯罪，因而容易导致严格责任的适用，其结果将引起刑法调整领域的扩张。但它的优点在于法网严密，且以其明确的威慑力将行为犯或危险犯等初期的犯罪形态遏止在萌芽状态。结果本位主义，主张只有客观上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破坏的行为才成立犯罪，将各类环境违法行为量化，而适用不同的处罚。如日本、德国等适用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相结合的国家，将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受到“量”的要素的制约，对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危害环境行为一般采用非刑罚方法处理，而不视为犯罪。这种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实质上是道义责任论，虽然能保证不枉，但对环境犯罪的行为犯和危险犯不加处罚，却很难做到不纵。规范本位主义和结果本位主义表相上的缺憾，说明了这两种思想只注重了是否违犯了某项法规或行为结果的严重性。即使一些国家和地区将这两种思想有机地结合，（注：我国台湾地区环境刑法突出的特征就是在人本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有机地结合了规范本位主义和结果本位主义。）也只停留在“纯正刑法”惩治环境犯罪的层面上，仍不能满足人类与自然相互协调促进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刑法这个属概念之前添加的“环境”定语，一方面表明环境刑法与刑法之间存有种属关系，另一方面表明作为种概念的环境刑法已经与刑法属概念相剥离，并具有其自身的独立特征。环境刑法不仅具有刑法的基本特征，而且在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法益上形成了“不纯正刑法”的特色。作为“不纯正刑法”，尽管环境刑法的立法思想不与上述规范本位主义和结果本位主义相结合的立法思想背道而驰，但这种相互结合的立法思想只能作为环境刑事立法的基本思想，而不能作为环境刑法的主导观念。环境刑法的指导思想应当是人本主义和自然本位主义的有机结合。因此，兼顾人本主义和自然本位主义的立法思想是环境刑法宏观的主导思想，规范本位主义和结果本位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则属于环境刑法微观运用所依照的准则。西部开发过程本身就面临着环境问题的挑战，尤其是西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开发与利用都将涉及环境保护问题。现代工业生产所引发的污染状况势必加重区域性环境的负担，各种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也将导致生态环境的失衡，当地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也会因此受到一定影响。这些因素不仅与环境刑法的适用密切相关，而且可以使环境刑法不同于传统刑法的现代价值理念透过西部开发的过程折射出来。因此，人本主义和自然本位主义思想的兼顾与协调统一是环境刑法思想重构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中蕴涵的环境刑法价值观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是一个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在人类数量不多、生产力还不十分发达的时代，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程度还处于自然再生能力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加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自然本能的承载力日渐微弱。特别是到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矛盾已经上升到极其严重的程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建立在破坏作为全部财富基础的土地和劳动的基础上对社会生产过程技术及其结合的发展。”（注：《资本论》第3卷，第868-869页。）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即为典型的实例。（注：英国是一个最早实现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国家，15世纪末直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发生了逼迫农民弃地外迁，发展牧场的“圈地运动”。这场运动虽然瓦解了小农经济，促进了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但同时也使工业城市的环境严重恶化。）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以及现代工业社会根据自身经济规则谋求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过渡开发以及长期破坏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人类几乎没有考虑自然生态系统所需要的长期循环过程，以及在该过程中自然生态获得再生，人类几乎破坏了自身生存的基础。
这种对自然的肆意掠夺和“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维模式应成为我们今天经济发展及西部开发中的前车之鉴。国家只有通过创制法律制度，才能有效地控制经济发展进程，以便消除这种自我毁灭的机制，加强人类战胜目光短浅的经济“意识”，加强维护其生活基础的长期责任。（注：Bernd Schüneman,“The Function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 in a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the delivered speech at ACP,2000。）从历史上美国、英国、德国以及意大利等国区域开发的经验上看，法律的保障作用是区域开发的成功经验。例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便开始西部开发的尝试，为鼓励更多的人向西部迁移，美国陆续制定了《鼓励西部植树法》、《沙漠土地法》、《木材石料法》等一系列法规，著名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委员会”(TVA)负责组织管理田纳西河流域和密西西比河中下游一带的水利综合开发。TVA把水资源管理放在第一位，把发电放在第二位，对改善内河航运、防洪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的重视程度超过发电。实践证明，健全的法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环境刑法的保障作用则更是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后盾。
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所进行的环境立法，常常出于社会与经济发展上的需要，对那些含有制约经济利益因素的环境保护观点并未全部采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因袭传统刑法的制裁模式，环境刑法的价值没有得到重视，环境刑法观念不为各国接受。以经济状况作为发展的指标，如年国民所得或经济成长率等等，必然要摆脱环境保护与资源稀缺的束缚。但是，如果考虑环境破坏的负面因素，无论经济发展程度如何，其结果仍等于零。德国学者叶瑟(A・Eser)认为，以非法律手段（例如基于社会伦理责任的呼吁，以及对于经济自我控制能力的`信任）来达到环境保护之目的表现得较为迟钝（即非法律控制手段所显现的不完整性）；同时宪法、行政法、民法对环境保护的功能也很有限。另一位德国学者雷宾德(Rehbinder)认为，所谓环境保护专员透过弹性的手段及排放交易政策（国家在惩治环境污染排放行为的同时，又赋予企业一定的排污权），在一般企业中，其功能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基于通过这种内部努力强化与规制外部利益的考虑，却具有相当的意义。为了保全生活环境与社会集体的安全，以及保留将来再进步、再发展的契机，应肯定环境犯罪这种反社会性的恶害必然会受到刑法的制裁；然而，诱发环境犯罪的事实，本为有助于社会进步繁荣的生产活动，防治环境犯罪却成为妨碍社会急速工业化的因素之一。换言之，过分扩大环境犯罪的处罚范围则有斫伤社会元气的危险，但创设环境犯罪立法，以维护公众安全，又势在必行。（注：参见邱聪智：《公害与刑事责任》，载《刑事法杂志》第16卷第5期。）
以环境刑法较为发达的日本为例，早在19世纪，日本就已经出现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注：比较典型的两次事件是：1887
年的足尾铜山矿毒公害事件，1915年的大阪碱工厂（亚尔加利）烟毒公害事件。）由于当时偏重于工业发展，不仅环境刑法未能介入，环境行政立法的处罚亦属空白。20世纪60年代先后出现的四大公害事件（注：日本60年代著名的四大公害事件分别为：1967年的四日市石油化学合成物（亚硫酸）所致空气污染事件，1967年的新泻水银中毒案，1968年的矿场镉中毒事件（痛痛病）以及1969年的熊本水俣病案。）促使日本加紧环境行政性法规的制定，如1967年的《航空噪音防止法》、《公害对策基本法》，1968年的《空气污染防止法》及《噪音管制法》，1969年的《救济因公害造成的健康损害的特别实施法》等等。（注：刘毓卿著：《公害法新理念及实例论集》，1987年版，第231-232页；张坤民等译：《日本的公害教训》，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5页。）实践证明，这些环境行政法不仅没有阻碍日本经济的发展，反而显得规范的力度不够。以刑罚手段惩治环境犯罪诞生于70年代，1970年日本制定的《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即《公害罪法》），率先以特别刑法的方式规定制裁环境犯罪的内容。尽管该法仅有7个条文，但却初步形成环境刑法的制裁模式，其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处罚危险犯（第2条、第3条）；二是明定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第5条）；三是确立对法人的两罚原则（第4条）；四是以处罚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作为法益的保护范围，并不涉及危害自然环境保护的犯罪。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较为缜密的规定间接保护了自然环境。从表象上看，这种规定方式恐有限制经济发展之嫌，然而，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以及今天的经济地位，直接源于环境行政法和环境刑法的有效调控功能。
环境刑法的预防、威慑及刑罚功能是良性环境秩序的最好保障，而良性环境秩序又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及繁荣经济的必要基础。因此，环境刑法的实用价值在于控制和衡平经济发展，并通过对环境的保护使经济发展步入一种有序的循环状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协调蕴涵着环境刑法的价值观，以及对传统刑法理念的变革与拓展。在西部开发与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妥善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恰当地发挥环境刑法的保障功能，不仅不会束缚经济的发展，还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施展空间。因此，运用刑法保护环境并协调经济发展的价值观是将一种现代意识流溶入传统思维定式过程，也是环境刑法价值理念重构的组成部分之一。
四、可持续发展思想在环境刑法中的延伸
我们应从伦理学、生态系统学和经济学等不同角度领略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丰富内涵。伦理学的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指目前的决策不应当损害后代人维持和改善其生活标准的能力。强调的是“效率”和“公平”。从生态系统学的角度理解，可持续发展是指不超越环境系统更新能力的发展，极力强调要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与更新能力，寻求一种最佳的生态系统来支持生态的完整性和人类愿望的实现，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得以持续。（注：参见何开丽：《县级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分析》，博士论文。）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经济学家希克斯・林达尔和穆拉辛格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不损害后代人的利益时，从资产中可能得到的最大利益”或“在保持能够从自然资源中不断得到服务的情况下，使经济增长的净利益最大化”。（注：参见张坤民主笔：《可持续发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上述观念都从各自领域单向阐释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割裂了人、环境和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共同作用，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理解过于片面。甚至有学者认为，从经济学角度严格地说，经济本身并不存在“可持续发展”，而只有长远的过渡开发和破坏。（注：Bernd Schüneman,“The Function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 in a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the delivered speech at ACP,2000。）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未来》的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界定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注：参见张坤民主笔：《可持续发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发布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将可持续发展阐述为：“人类应享有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注：北京大学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可持续发展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80页。）《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内容阐释为协调人与人及人与自然两类关系，即：(1)人类的发展不应干扰和削弱自然界多样存在发展的能力；(2)自己这一群体的发展不应干扰和削弱下一代人发展的能力；(3)自己这一代人的发展不能干扰和削弱下一代人发展的能力。这些是经综合了伦理的、生态的和经济的价值观的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人类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
在人类与自然之间不断延续的矛盾运动中，人类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之间日益突显的冲突交锋中，地球的财富已取之待尽，自然对污染的承载已力不从心。难以复生的矿产资源被逐渐开采枯竭；人迹罕至的南极、北极的自然环境已经受到严重污染，地球上空保护地球免受有害光线照射的臭氧层已经出现空洞，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使气温升高、气候反常，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频仍等。（注：世界八大公害事件是指：1930年的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3年以来的美国洛杉矶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的英国伦敦烟雾事件、1955年以来的日本四日市气喘病事件、1955年以来的日本富山骨痛病事件、1956年以来的日本水俣汞毒病事件、以及1968年的日本米糠油事件。参见（美）R.W.芬德利等著，程正康等译：《美国环境法简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序第3页。）
然而，由于污染环境行为的特性决定了环境问题不一定必须以刑法规范调整，因此，长期以来对环境刑法保护的认识不足，以及对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不同见解导致立法上因循传统的保守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环境刑法的创制。此外，环境侵害受到社会谴责或重视的程度不如传统理念中的生命、公共安全、安宁秩序及财产的价值重要，对环境权益的保护基本建立在人类经济利益基础之上，比较注重维护传统意义上的私人权益（生命、财产），因而环境刑法的模式更多体现了人本主义或自然本位主义的价值观，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即便是一点暗示都很难在环境刑法中发现。就目前我国环境刑法的制定内容看，1987年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之时，1979年刑法已经颁行，这部刑法典并没有包含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刑法内容，更不可能含有环境刑法保护的前
瞻意识。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的10年之后，1997年刑法典虽然以专节的形式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但基本上未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精髓，这是传统刑法理念支配下所产生缺陷。综观我国刑法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具体条文规定，大多是以处罚“造成重大污染事故”或“情节严重”的结果为标准。至于污染事故重大到何种程度，情节严重的程度如何，只有等到危害结果实际发生，才能施展环境刑法的功能。这样规定的结果未必能够保证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与“先污染、后治理”和“先破坏，后保护”的滞后观念并无区别，环境刑法的功能与价值无以体现。
事实上，运用刑法制裁环境犯罪，不仅体现在强化、支持民法及环境行政法的规定上（如禁止某些行为的实施），而且应通过环境刑法自身的独特思想内涵，以“代内”和“代际”之间的持续发展作为环境刑法的基底，进而规范人类在生态系统和经济发展中的活动，不使后代背负沉重的“环境赤字”，体现“效率”和“公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感性地看，我国的西部开发是为现代人带来了利益，但理性地分析，法律规范及环境刑事法律规范的恰当调整，都将是下一代人的福祉。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应成为今后环境刑法，特别是西部开发过程，环境刑法运用的指导思想。
（一）2009年05月01日 星期五 00:38 A.M.刑法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架
行为（人）——— ————→责任
↓
↓
触犯刑法的行为（人）———→刑事责任
↓
↓
原则与范围——→犯罪（人）———————→刑罚—————→罪刑具体规范
↙↓ ↖
↙ ↘
↖
犯罪构成* 犯罪形态 正当行为
静态
动态
追诉时效
（阻却犯罪成立）（刑种）（刑罚适用）（阻却刑罚适用）
↙↓ ↖
↙ ↘
未完成 共同 罪数
量刑 行刑
形态 形态 形态
犯
罪
构
成*
↙
↓
↓
↘
客体
主体
客观方面
主观方面
↙ ↘
↙ ↓ ↖
自然人
单位
故意 过失 意外事件
↙
↘
刑事责任年龄
刑事责任能力
绪论
学科发展
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刑法学之父” 概念及研究对象
研究犯罪刑罚和刑事责任的一门学科 研究方法 1．根本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2．具体方法
分析方法：分析法律（阶级分析，定量分析，定性分析，逻辑分析）比较方法：占有丰富资料基础上的比较 历史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综合方法
四．学科体系 1．刑法总论
犯罪论：概述，基本原则，效力范围，犯罪概念，犯罪构成…… 刑罚论
2．刑法各论
以中国刑法为蓝本 刑法总论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概念和性质 一．概念
1． 规定犯罪，刑罚和刑事责任的部门法 2． 广义和狭义之分（1）狭义：刑法典
（2）广义：除狭义的刑法典外，还包括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
——①单行刑法指的是最高立法机关在某一个或几个方面修改，补充刑法典的刑法规范②附属刑法指的是在其他刑事法律当中涉及犯罪，刑罚和刑事责任的条款
3． 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某些条款进行修正补充后，未破坏刑法典统一性，并且直接纳入刑法典 二．性质
1． 阶级性质：刑法属于历史范畴，其性质由国家的性质决定 2． 法律性质：特点有二—— 调整的社会关系更为广泛：①其他法律部门的保护法和后盾②调整方法不同（刑罚）严厉性更强
第二节刑法的创制和发展
一．创制
1． 高铭暄《新中国刑法的孕育与诞生》
2． 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颁布，遵循“宜粗不宜细”的指导思想 二．全面发展 1997年 第三节刑法的制定根据 刑法典第一条
一．法律根据：宪法——具体要求
1． 刑法必须依据宪法的精神和原则来制定，修改和补充 2． 刑法的规定及其解释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失去效力 3． 刑法的规定必须是宪法规定的具体化和法律化
4． 刑事立法必须根据宪法所规定的立法权限和程序进行
二．实践根据：既不能凭主观臆断，也不能照搬前人或外国现成的东西 第四节刑法的任务（机能，作用）
刑法典第二条
一．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统一：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1． 保护国家根本政治制度（首要任务）2． 保护国家经济制度
3． 保护公民权利，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 4． 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 二．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的统一
1． 保障机能：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保障犯罪的人不受法外刑 2． 保护机能：对犯罪人给予刑罚的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免受犯罪侵害 第五节刑法体系 一．则：总则，分则和附则（编）
二．章，节，条，款，项，段（前段，中段，后段；前段，后段）三．但书：
补充前段；前段的例外；对前段的限制 四．附则：刑法典第四百五十二条
试行日期；界定该刑法典与之前单行刑法的关系 第六节刑法解释
一．概念和意义
对刑法规范的含义进行阐释；刑法规定具有抽象性；法律稳定性 二．分类和类型
1．按效力划分为立法，司法和学理解释
（1）立法解释：由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通常包括三种情况 ① 在刑法中用条文对有关刑法术语所作的解释 ② 在法律的起草说明或者修订说明中所作的解释
③ 刑法施行过程中，立法机关对发生歧义的规定所作的解释（2）司法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
（3）学理解释：国家宣传机构，社会组织，教学科研单位，专家学者作出，但无法律效力 2．从解释方法的角度分为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1）文理解释
（2）论理解释：当然解释（正意解释和反意解释）；历史解释；扩张解释；限制解释 第二章 刑法基本原则
第一节概念的界定及意义 一．概念的界定
1． 概念：刑法基本原则问题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一个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具有的，贯穿全部刑法规范，体现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基本精神，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过程的基本准则。2． 特征：
贯穿全部刑法规范；体现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基本精神；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过程 3． 内容：
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责自负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二．意义
第二节罪刑法定原则
一．渊源
1．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2． 行为的定罪和处罚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界
二．分类
1． 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严格的不容任意选择或变通的原则
（1）绝对禁止适用类推和扩大解释，以明文规定为唯一依据（最相类似）（2）绝对禁止适用习惯法，以成文刑法典及其规定的刑法规范为唯一渊源（3）绝对禁止溯及既往，把从旧原则作为解决刑罚溯及问题的唯一原则（4）绝对禁止法外施刑和不定期刑 2． 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1）允许有条件的类推和严格限制的扩大解释
（2）允许习惯法成为刑法间接的渊源
（3）不再坚持从旧原则，而是从旧兼从轻原则（体现“有利被告）（4）在刑种方面允许采用相对的不定期刑 一． 体现和基本要求
1．要求：
（1）法定化：罪的法定和刑的法定（2）实定化：实体性的规定
（3）明确化：文字清晰，意思明确 3． 体现：（1）立法体现： ① 刑法第三条规定
② 1997年刑法典实现了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法定化 ③ 取消1979年刑法典中的类推制度
④ 确立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⑤ 分则中罪名规定，罪的构成要件以及法定刑（2）司法体现：正确定罪和量刑；正确进行司法解释 第三节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宪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刑法中的体现 一．基本含义：刑法适用上的平等 二．基本要求：
1． 从犯罪人角度来讲：任何人犯罪都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任何人都不得享有超越法律规定的特权
2． 从被害人角度来讲：任何人的权益受到犯罪侵害都应受到保护；同等权益得到同样的保护；不得因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职业状况，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的差异而在适用刑法和定罪量刑上有所区别
3．在司法适用中贯彻该原则的要求：司法公正（定罪，量刑，行刑公正）；反对特权 第四节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一．基本含义
1． 犯多大的罪，便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判处其轻重相当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2． 考虑犯罪行为本身及其影响因素
行为的客观危害——报应；犯罪人的主观目的和人身危险性——以人为本 二．基本要求
1． 立法要求：刑法立法依据这一原则的要求来设置区别对待的刑罚制度以及具体犯罪的量刑幅度
严密科学的刑罚体系；区别对待的处罚原则；轻重不同的量刑幅度 2． 司法适用
（1）定罪与量刑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准确定性与合理量刑（2）强化量刑公正的执法观念（3）强调执法中的平衡与统一 第三章 刑法的效力范围 第一节刑法的空间效力 一．概述
（一）概念：刑法对地域和对人的效力，它解决国家刑事管辖权的范围问题
（二）原则：
1． 属地原则（领土原则）：单纯以地域为标准，凡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的犯罪都适用本国刑法
2． 属人原则：单纯以国籍为标准，要求凡是本国人犯罪都适用本国刑法
3． 保护原则（自卫原则）：以保护本国利益为标准，要求凡侵害本国国家或公民利益的犯罪都适用本国刑法
4． 普遍原则（普遍管辖原则，世界原则）：以保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为标准，凡侵害由国际公约、条约保护的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犯罪，都适用本国刑法 二．我国刑法的属地管辖权
刑法第六条第一款：“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1． 我国国境以内的全部空间区域
（1）领陆（2）领水：内水、领海及其地下层（3）领空
2． 刑法第六条第二款：“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这是派生的领土，是相互让渡主权的体现
3． 刑法第十一条“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各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及其外交人员不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而受本国的司法管辖。也就是说各国驻外领使馆也是本国领土的延伸。
4． 刑法第六条第二款：“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隔地犯：犯罪行为地与犯罪结果彼此脱离）（1）在我国境内实施犯罪行为，但犯罪结果发生在国外（2）在国外实施犯罪行为，但结果发生在我国境内（3）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均发生在我国境内
（二）“法律有特别规定”
1． 刑法第十一条“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和豁免条例》是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法律基础
2． 特别行政区不适用该刑法
3． 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制定变通或补充的规定。刑法第九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
（1）并非全部排斥刑法典的适用，而是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制（2）免于适用刑法的部分必须有明确的规定，由自治区或省的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变通或补充规定，并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3）变通或补充的规定不能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冲突（抵触）4． 特别法
三．我国刑法的属人管辖权
刑法第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刑法第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 刑法第十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四．我国刑法的保护管辖权
刑法第八条：“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两个例外——
1． 这种犯罪按我国刑法规定的最低刑须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2． 按照犯罪地的法律应受刑罚处罚 二． 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权
刑法第九条：“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
只有在其他管辖权无法适用时才适用普遍管辖权，只有当犯有国际罪行的罪犯在我国境内时才可能适用普遍管辖权
限制有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我国所承担的义务范围内 第二节刑法的时间效力
一．概念：刑法的生效，失效时间以及溯及力问题 二．生效时间
1． 法典明确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公布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再施行生效 三．失效时间
1． 国家立法机关明确宣布某些法律失效
2． 自然失效：新法代替旧法；由于原来的特殊立法条件已然消失，旧法自行废止 四．溯及力 1． 概念：刑法生效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就是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就是没有溯及力。2． 原则：
（1）从旧原则（2）从新原则
（3）从新兼从轻原则：新法原则上具有溯及力，但旧法（行为时法）不认为是犯罪或处罚较轻的，应按旧法处理（4）从旧兼从轻原则
3． 我国刑法有关溯及力的原则
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识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1）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而1997年刑法典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
（2）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但1997年刑法典不认为是犯罪的，如果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就应当适用1997年刑法典（3）当时的法律和1997年刑法典都认为是犯罪，并按照1997年刑法典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原则上按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1997年刑法典比当时的法律处刑较轻的，则适用1997年刑法典
（4）如果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对行为作出了生效判决，该判决继续有效。（刑法第十二条第二款）
三． 刑事司法解释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效问题的规定》）
第四章 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 第一节犯罪概念
一．类型
1．形式概念仅从法律特征上给予定义，而未涉及犯罪的本质特征（1）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行为（触犯刑律）（2）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3）符合犯罪构成条件的行为
（4）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角度，引起刑事诉讼的违法行为 2．实质概念仅揭示犯罪的本质特征，而不涉及其法律特征
孤立的个人与统治阶级作斗争的行为——马克思
3．混合型概念（实质与形式相统一）从犯罪的本质特征和法律特征两个角度对犯罪进行界定
二．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
1． 概念：刑法第十三条“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2． 基本特征：
（1）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指的是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或可能造成的某种损害。影响社会危害性的因素有——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的性质；行为人行为的危害结果、手段、时间等；行为人的自身因素
（2）刑事违法性（法律特征）：社会危害性的具体体现，以社会危害性为基础（3）应受刑罚处罚性（法律后果）：免于刑事处罚不是不应，而是不需要（4）三个基本特征紧密地有利地结合，从总体上区分犯罪的标准是犯罪概念 3． 刑法第十三条但书 第二节犯罪构成
一．概念
1． 西方犯罪构成理论：犯罪构成要件有三，即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
2． 前苏联犯罪构成理论：四要件说，即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主观方面
3． 犯罪概念是犯罪构成的基础，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具体化。犯罪概念的功能是从整体上回答什么是犯罪，犯罪有哪些基本特征，揭示犯罪行为的社会、政治本质，从而使我们从原则上区分罪与非罪；而犯罪构成的功能是解决构成犯罪的具体规格和标准问题，进一步明确回答犯罪是怎么样成立的，构成犯罪需要具备哪些要件
4． 概念：犯罪构成是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这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 5． 特征：
（1）犯罪构成是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
（2）事实特征与犯罪构成要件相区别：犯罪构成要件是事实特征；但事实特征不一定是犯罪构成要件
（3）法定性：为刑法所规定（4）决定社会危害性的有无和程度（大小）
二．具体要件
1． 犯罪客体：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2． 客观方面：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核心要素是行为，包括危害行为、危害结果以及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
3． 犯罪主体：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且承担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年龄和责任）或单位 4． 主观要件：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行为及其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即罪过，又分为故意和过失——这是按照司法机关办案顺序排列的
5． 主体→主观→客观→客体，这是按照犯罪行为客观发生的顺序排列的 第五章犯罪客体 第一节概述
一． 概念：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
二． 意义：犯罪客体是确定犯罪性质的重要标准，对区分此罪非彼罪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节分类（种类）
按照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划分 一．一般客体
１． 一般客体指的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整体 ２． 揭示一切犯罪的共同属性和阶级本质 二．同类客体
同类客体指的是某一类犯罪行为所共同侵害的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刑法分则
三．直接客体
１． 直接客体是指某一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２． 再分类
（１）简单（单一）客体和复杂客体
（２）主要客体、次要客体、随机客体 ① 主要客体：决定具体犯罪行为的归属（财产权）
② 次要客体：一般保护的社会关系（人身权）——这两个客体影响定罪 ③ 随机客体：随机因素（生命权、健康权）——不影响定罪，只影响量刑 第三节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
一． 犯罪对象的概念：犯罪行为所直接作用的具体的人或物 二．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联系与区别 １． 联系：犯罪对象是犯罪客体的物质载体 ２． 区别：
（１）犯罪客体决定犯罪性质，犯罪对象不则未必
（２）犯罪客体是一切犯罪的必备要件，而犯罪对象未必（３）犯罪客体必受侵害，而犯罪对象未必（４）犯罪客体是犯罪分类的基础，犯罪对象不是
第六章犯罪客观方面 第一节 概述 一．概念
１．犯罪活动包括两个方面
（１）主观方面：有意识、有意志的思维活动（２）客观方面：将主观犯罪心理活动外化，表现为某种特定的犯罪行为
２．犯罪客观方面的内容：危害行为、危害结果、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
（１）一切犯罪构成的必备的基本要件，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中处于核心地位
（２）客观的事实特征，与犯罪客体区分（３）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客观方面是具体的 ① 心备要件：危害行为
② 选择要件：特定犯罪所具备的要件，如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此外危害结果是绝大多数犯罪的必备要件，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是要件 二．意义
１． 有助于区分罪与非罪
２． 有助于正确量刑，如抢劫罪与抢夺罪，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 ３． 区分此罪与彼罪 第二节 危害行为
对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我是根本不存在的——马克思 无行为即无犯罪 一．概念
１．行为（刑法中的行为）
（１）最广义的行为：泛指一切行为，不一定是犯罪行为（２）广义的行为：等同于犯罪行为
（３）狭义的行为：限于犯罪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
２．危害行为：人的意志支配之下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１）客观上是人的身体的动静（有体性特征）（２）主观上受行为人意志的支配（有意性特征）① 睡梦中或精神错乱状态下的举动 ② 在不可抗力情况下的举动
③ 人在身体受强制情况下所实施的行为：一方面强制无法排除；一方面行为违背行为人主观意愿
④ 反射动作
（３）从法律上讲，对社会有害的行为（有害性特征、社会性特征）３．言论是否致罪：其关键是看是否符合危害行为的三个基本特征 二．表现形式 1． 作为：犯罪人用积极的行为实施的刑法禁止的危害社会行为，“不当为而为之”，不以亲自实施为前提
2． 不作为：犯罪人有义务实施且可能实施某种积极的行为而未实施的行为，“当为而不为”，以特定义务为前提，即作为义务，其来源有——法律明确赋予的义务；职务、业务行为所产生的义务；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 条件：
（１）以特定义务为前提（２）有实际能力
（３）未履行义务并且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分类：
（１）纯正的不作为犯罪：只能以不作为方式来实施实际上也以不作为方式来实施的犯罪，遗弃罪、拒传军令罪、拒不救援友邻部队罪
（２）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可以以不作为方式来实施，也可以以作为方式来实施而实际上以不作为方式来实施 司法认定
（１）把作为、不作为民犯罪的故意、过失相区分，前者是危害行为的表现形式，后者是罪过，即主观方面的形式
（２）正确认识作为、不作为犯罪的危害程度，通常作为的危害比不作为严重 第三节危害结果 一．含义
1．广义：危害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对社会的损害（损失）（１）直接和间接
（２）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和非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 2．狭义：仅指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
（１）物质性：危害行为造成的有形的可以具体测量确定的危害结果（２）非物质性：侵害名誉、人格、尊严的抽象的不可测量确定的危害结果 传授犯罪方法罪，即举动犯；侮辱罪——既遂 二．我国刑法对危害结果的一般规定
１． 以对直接客体造成的物质性危害结果作为判断犯罪既遂的标准
２． 以是否发生严重的物质性危害结果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过失犯，玩忽职守罪 ３． 以发生某种特定的现实危险状态而尚未发生危害结果作为某些故意犯罪既遂的标准（危险性）
４． 以物质性危害结果作为量刑（适用不同刑罚）轻重的标准 第四节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哲学上：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
通说：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要件中的危害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 一．特性
１． 客观性：客观存在的现象之间的关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２． 相对性
３． 时间序列性：只能原因在先，结果在后 ４． 条件性：任何刑事案件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 ５． 复杂性：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 二．必然因果关系（相对于必然因果关系）
１． 某种行为本身并不包含产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必然性，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另外的因素介入而合乎规律的产生了这种危害结果 ２． 影响：
（１）量刑：刑法第236条（２）定罪：刑法第244条 三．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
前者是追求后者的客观基础；还应考虑结果，主观因素（态度、心理活动）四．不行为犯罪的因果关系 五．我国刑法中对因果关系的规定
１． 在所有的过失犯罪以及某些故意犯罪中如果是以危害结果作为必备要件，因果关系也是犯罪构成不可缺少的因素
２． 在以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既遂的必要要件的犯罪中，因果关系是判断既遂未遂的标准，如故意杀人罪
３． 在以情节严重或恶劣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犯罪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判断是否符合情节严重或恶劣的标准
４． 在以情节特别严重或恶劣为加重刑罚的犯罪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判断是否达到加重刑罚程度的标准
５． 在行为人只要实施危害行为就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并不需要危害结果产生就构成犯罪，也不需认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五节 犯罪的时间、地点和方法 一．对定罪的意义
１． 刑法第340和第341条规定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非法狩猎罪 ２． 刑法第257条规定的用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罪 二．量刑
１． 社会治安状况不好时期与正常时期相比 ２． 公共场合与偏僻地方相比
３． 以残酷方法杀害与采用一刀杀死、一枪打死的方法相比 第七章犯罪主体 第一节概述
一． 概念：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 二． 自然犯罪的主体的共同要件 1．基本层次：一般主体（１）必须是自然人（２）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2．特殊层次：身份要求，如贪污，特殊主体 三． 意义
第二节刑事责任能力
一．概念：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须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二．内容
１． 辨认能力：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意义、性质、后果的分辨、认识能力 ２． 控制能力：行为人所具备的决定自己是否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的能力
——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辨认能力是基础和前提，控制能力是关键，刑事责任能力是二者的统一 三．程度
１． 年龄（生理状况）（生日届满的的第二天）２． 精神状况
——（1）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年满18周岁和生理功能健全且智力与知识发展正常的人（2）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不满14周岁和行为时因精神疾病而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
（３）相对无刑事责任能力；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４）减轻刑事责任能力：
① 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 ② 又聋又哑的人 ③ 盲人
④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 第三节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因素 一．刑事责任年龄
１． 概念：法律所规定的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行为负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 ２． 划分：
（１）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16周岁
（２）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未满14周岁，依法责令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３）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自然意义的犯罪和法律明确规定的犯罪；奸淫幼女；绑架
３． 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理：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１）从宽处理原则
（２）不适用死刑原则（跨年龄段的犯罪）二．精神障碍
１． 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影响刑事责任能力
２． 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在某些案件中可减轻或减弱刑事责任能力 ——（1）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
标准①医学标准：精神病人，要求——精神障碍者；实施特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在精神病机理作用下实施行为②心理学标准：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2）完全负刑事责任能力：①精神正常时期的“间歇性精神病人”②大多数非精神性精神障碍人，包括人格障碍、性变态等
（3）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刑法第18条第3款 三．生理功能
１． 既聋又哑的人和盲人
２． 以负刑事责任为前提，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从宽处理）四．生理醉酒
１． 病理性醉酒：一般不负刑事责任，作为精神病犯罪看待 ２． 生理性醉酒（１）兴奋期（２）共济失调期（３）昏睡期
第四节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一．概念
１． 身份：人的出身、地位和资格
２． 特殊身份：刑法所规定的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有无和大小）的行为人人身方面特定的资格、地位或状态
３． 以主体是否要求特定身份为要件，自然人犯罪主体可分为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
４． 身份犯：以特殊身份作为主体构成要件或者刑罚加减根据的犯罪；身份犯分为真正身份犯与不真正身份犯，前者如叛逃罪，指以特殊身份的有无影响定罪的犯罪，后者如非法拘禁和诬告陷害罪，指特殊身份不影响定罪但影响量刑的犯罪
５． 开始实施犯罪时所具备的而不是犯罪实施后的特殊身份，争议有事前受贿 ６． 仅指向实行犯，与教唆犯、帮助犯、胁从犯无关 二．分类
1．自然身份与法定身份
（１）自然身份：人因自然因素赋予而形成的身份，基于性别、血缘、婚姻（２）法定身份：人基于法律赋予而形成和身份
① 具有特定职务的人：公务人员，即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一系列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与公务员相区别。国家各级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委派到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② 特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邮政等特种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在军队服役并有军级）和军队在编职工（无军级）
③ 具有特定法律地位的人：如伪证罪主体有真人，鉴证人员，记录人员，翻译人员 ④ 被依法逮捕或关押的人 2．定罪身份与量刑身份
（１）定罪身份：决定刑事责任存在的身份，又称犯罪构成要件身份，是犯罪主体的必备要素（２）量刑身份：影响刑事责任程度的身份，又称刑罚加减身份，表现为从重、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根据 三．意义 1．定罪：
（１）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之一（２）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标准之一（３）影响无特殊身份者的定罪 2．量刑：
（１）一般地，特殊主体犯罪较一般主体的刑罚重（２）总则规定（３）分则规定
三种刑罚：法定刑；宣告刑；处断刑 第五节单位犯罪 一．争议 1．否定：
（１）不具备犯罪主观方面的意识和意志（２）违反罪责自负原则
（３）我国大部分刑种不适用于单位 2．肯定：
（１）违法与犯罪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
（２）具备犯罪主观方面的要素，贯彻人的意志，这些人对自己的意志有意识（３）惩罚单位犯罪也是罪责自负的行为（４）对于单位罚金适用 二．立法沿革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附属刑法）
2．《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单行刑法）3．97年刑法典 三．概念与特征
１． 概念：由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２． 特征：（１）主体：单位 ① 公司，企业
② 国家机关，履行的是人民的意图，不可能产生犯罪意图
③ 私营企业，合伙企业：同罪异罚；虚开增值税发票规定为自然人犯罪，但大部分由单位实施，贷款诈骗罪也是自然人犯罪；刑法中的限制性规定是具有私人资格的的私营企业，合伙企业（２）单位意图：如果单位内部人员未经单位授权擅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除非事后得到单位认可，否则只能是个人犯罪而非单位犯罪（３）刑法分则性条文的明确规定 四．认定
１． 单位的性质不影响单位犯罪的成立 ２． 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的情况：
（１）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２）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
（３）盗用、借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所得或私分的（单位盗窃，诈骗）五．处罚原则 １． 双罚制
（１）单位犯罪刑罚同自然人犯罪（２）单位犯罪刑罚较自然人犯罪轻 ２． 单罚制（１）转嫁制（２）代罚制
我国以双罚制为原则，以单罚制为例外，而单罚制中又以代罚制为主；单位犯罪的刑罚只有 一种罚金
第八章犯罪的主观方面 第一节概述 一．概念
1．犯罪主体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主要是对危害结果的态度 2．交通肇事罪：行为故意，结果过失，认为是过失犯罪 3．相关名词：
（１）罪过：故意和过失，必备要件（２）目的：选择性要件（３）动机：只影响量刑
（４）认识错误：对事实本身的认识和对行为性质的认识（５）意外事件：既无故意也无过失 4．罪过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
5．犯罪主观方面与犯罪客观方面的关系（尤其是定罪方面）
（１）认定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二者：刑法反对并避免客观犯归罪（梦奸罪）和主观归罪（２）二者有机联系
6．罪过的不同形式：只能由故意构成的犯罪和只能由过失构成的犯罪；既可由故意构成也可由过失构成的犯罪在97年刑法典中几乎没有涉及（滥用职权罪：个罪）二．意义
１． 定罪：此罪和彼罪；罪与非罪；界限 ２． 量刑：轻重
第二节犯罪故意 一．概念与构成因素
１． 故意犯罪：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２． 犯罪的故意：行为从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主观心理态度
３． 认识方面的因素：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４． 意志方面的因素：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
（一）认识因素
１． 犯罪故意的首要条件 ２． 内容：
（１）对行为本身的认识（行为的性质和内容）
（２）对行为结果的认识（法条的明确规定）：结果是对直接客体的危害，这种认识也包括对直接客体的认识
（３）对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相联系的其他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法定对象；法定手段；特定的时间地点
３． 行为的（刑事）违法性 ４． “会发生”（１）必然发生（２）可能发生
（二）意志因素
１． 希望：积极追求并排除障碍 ２． 放任：听之任之
（三）二者的关系 １． 缺一不可
２． 认识因素是构成犯罪故意的基础和前提 ３． 意志因素是认识因素的发展
二．类型（基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
（一）直接故意
１． 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２． 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二）间接故意 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１． 追求一种犯罪目的而放任另一个危害结果发生 ２． 追求一种非犯罪目的而放任另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 ３． 在突发犯罪中，行为人不计后果而放任危害结果的产生
（三）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区别 1．相同点：
（１）在认识因素上对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都有明确的认识（２）在意志因素上对危害结果的发生都不是排斥、反对的态度 2．区别：
（１）认识程度不同：直接故意的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包括必然性认识和可能性认识两种情形；间接故意的行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则只有可能性一种
（２）意志因素不同：直接故意的行为人是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的行为人则是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３）特定危害结果对二者成立的意义不同：特定危害结果不影响直接故意的定罪；只有发生了特定的危害结果才能构成犯罪
（四）研究意义
１． 绝大多数故意犯罪都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只有少数故意犯罪如故意杀人罪等则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 ２． 对量刑的意义：直接故意量刑重于间接故意 ３． 有利于司法实践中正确定罪 第三节犯罪过失 一．概念
１． 过失犯罪：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犯罪
２． 犯罪的过失：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 ３． 犯罪过失与犯罪故意的区别：
（１）认识因素不同：前者应当预见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后者明知可能或必然发生危害结果
（２）意志因素不同：前者对危害结果持的是一种排斥和反对态度，而后者是希望或放任的态度 二．类型
1．疏忽大意的过失：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了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
（１）应当预见：预见的义务和预见的能力（可能），只有有预见的可能法律才能赋予义务，法律不能要求行为人为其不能为的行为（２）区别于意外事件
① 客观说：以社会上一般人的认识能力（标准）来衡量
② 主观说：以行为人自己的认识能力为标准，在正常情况下判断
③ 折衷说：在主观说基础上采纳客观标准，即实际认识能力加客观具体条件
2．过于自信的过失：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１）预见到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２）过于自信（轻信）（３）过于自信和间接故意：
相同点：在认识因素上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均有认识（可能性认识）；在意志因素上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均持非希望态度
不同点：对危害结果的认识程度不同，前者仅仅预见到危害结果的可能发生，后者则是明知危害结果的现实可能发生，认识程度相对较高；对危害结果发生所持的心理态度不同，前者轻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危害结果的发生是违背行为人的本意的，后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不违背本意；承担的刑事责任轻重不同
轻信要有实际根据和实际可能性，侥幸心理归为间接故意 三．意外事件
1．概念：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
2．广义上的意外事件包括狭义上的意外事件（不能预见：预见的可能性）和不可抗力（不能抗拒）
3．对危害结果没有预见加上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具体条件不可能预见 4．折衷说：既考虑实际认识能力，也考虑案件具体条件 5．意外事件与疏忽大意的区别
相同点：未预见危害结果；本质区别（原则区别）：是否应当预见 第四节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 一．概念
1．目的背后是动机；动机是目的的背后的目的
2．犯罪目的是犯罪人希望通过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心理态度 3．犯罪动机是推动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犯罪目的的内在冲动或者内心起因 4．犯罪目的是选择性要件 二．犯罪目的与犯罪动机的关系 1．联系：
（１）二者都是推动行为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观心理活动，反映其主观恶性程度和社会危害程度
（２）犯罪目的以犯罪动机为基础和前提，前者源于后者，后者促成前者（３）二者有时表现为直接关系，反映的行为人的需要是一致的 2．区别：
（１）作用不同：犯罪动机促成犯罪目的，是抽象的；犯罪目的指向具体客体和对象（２）犯罪目的相同，动机不同；犯罪动机相同，目的不同 三．意义（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只能存在于直接故意中）犯罪目的
定罪：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传播淫秽物品罪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量刑 犯罪动机（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成因素而非犯罪构成要件，主观要件的隐蔽性）１． 情节恶劣或严重的，动机才仅仅作为考虑因素之一 ２． 故意杀人罪的量刑由重而轻
３． 疏忽大意的过失中存在忘却犯（忘记履行刑法规定的义务，客观上表现为不作为），潜意识的一种，一种趋势压倒另一种趋势（对丈夫的关心压倒对公共安全的关心，对丈夫的关心就是动机）——过失犯的动机
４． 德日刑法学中的期待可能性：不能期待马车夫为了这种不确定的危害而放弃工作，日本将其由过失犯罪领域扩展到故意犯罪（实际上仍然是主观判断）５． 英美刑法学中的水手案，判处谋杀罪，但刑罚很轻，仅为五年苦役 第五节刑法中的认识错误
一．概念：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的意义或者对有关客观事实存在的不正确认识 二．解决问题：
这种错误是否阻却故意；影响既遂还是未遂；影响是否构成犯罪 三．分类
（一）行为人对法律的认识错误（违法性认识）１． 误以为不是犯罪的情形 ２． 误以为构成犯罪的情形
３． 对罪名的性质和量刑的错误认识
（二）行为人对事实的认识错误 １． 对客体的认识错误 ２． 对行为对象的认识错误
（１）具体对象不存在而误以为存在（２）具体对象存在而误以为不存在（３）具体目标错误 ３． 对行为性质的认识错误
4． 对行为工具（方法、手段）的认识错误（3、4通称行为错误）
（1）行为人因为愚昧而使用的手段不可能导致危害结果发生，但行为人误认为可以导致危害结果发生（迷信犯）
（2）行为人本欲使用会产生危害结果的手段，但由于认识错误却使用了不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手段
（3）行为人所使用的手段本来会发生危害结果，但行为人误认为不会发生危害结果（过失犯罪或意外事件）
打击错误（行为误差）：甲欲枪击乙，而却打死了丙，故意杀人未遂和过失杀人
5． 因果关系的认识错误：行为对自己危害社会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关系）这种实际进程（发展）产生的不正确认识
（1）因果内容的错误：实际结果小于预料结果（未遂）；实际结果大于预料结果（过失）（2）因果联系的错误：（3）因果进程的错误
第九章正当行为（排除违法性行为）第一节概述 一．概念
1．形式上具有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但实质上（实际上）不具有任何刑事违法性或社会危害性因而不能构成犯罪的情况 2．注意：
（1）形式上具备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2）本身不具有任何刑事违法性或社会危害性（表述为有益于社会不恰当，如自损行为难以说是否有益于社会，军人战时自伤除外）二．意义（现实意义）
1．区分罪与非罪，更好地把握犯罪的本质和界定罪与非罪 2．有利于鼓励贫民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3．有利于社会进步，鼓励和保障贫民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职务）三．种类 1．正当防卫 2．紧急避险 3．履行职务：直接依法实施职务的行为；执行命令的行为，主要是在军队，延伸到国际法，例外情况如战争法的规定
4．正当业务行为：医疗行为；竞技行为
5．经权利人承诺和自愿的损害行为：明确承诺；推定的承诺；自损行为 6．科学研究和自然探险行为（自救行为）第二节正当防卫 一．概述
1．概念：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私力救济的方式；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并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行为；没有明显超出必要限度 2．特征：
（1）目的正当性（前提和基础）与行为防卫性（体现目的正当性）的统一（2）主观上的防卫意图与客观上的防卫行为的统一
（3）社会政治评价与法律评价的统一：从社会政治角度主观无罪过并且客观无危害；从法律角度不具有任何犯罪构成特征，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 3．意义：提供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鼓励人民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二．成立条件（要件）1．起因条件：不法侵害
（1）犯罪和其他（一般）违法行为（2）现实存在，不是防卫者的假设、假想
（3）人实施，针对动物的打击不是正当防卫，但动物在人的指使下对人的袭击可以构成正当防卫
2．时间条件：正在进行（过失犯罪不属于紧急情况）防卫不适时：事前防卫和事后防卫（１）什么是不法侵害已经开始
不法侵害已经着手；行为人进入现场；行为人逼近现场或被害人（临近说）
折衷说（通说）：以着手为标准，重大危险犯罪可以适用进入说和临近说（自由裁量）（2）犯罪行为何时结束
行为实施完毕（完毕说）（通常情况下适用这一学说）；排除危害说；侵害人离开现场；结果形成说
不法侵害的特征：危害社会；违法；紧迫性（刻不容缓；重大危害或现实危险）
过失犯罪不属于紧急情况，它以实际危害结果的产生为条件，丧失正当防卫的时间；对不作为犯罪采取的防卫行为不仅打击，而且使其积极履行义务 司法实践中已经结束的情况：（２）侵害者自动终止不法侵害
（３）侵害者已经被制服或丧失继续侵害的能力
（４）不法侵害已经造成危害结果并且不可能即时挽回损失（如盗窃）（５）不示侵害人离开侵害现场
3．对象条件：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紧急针对第三人）
（１）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进行正当防卫：主观不明知可以进行正当防卫；若知道原则上不能进行，但通常在没有其他选择（可以避免的方法或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有条件、有节制地进行防卫
（２）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人能否进行正当防卫：可以进行正当防卫（３）对于有多名不法侵害者存在的情况如何进行防卫：起助势作用时可以防卫（４）对于动物的侵袭行为能否进行反击：动物在人的指使下实施袭击行为，对动物的反击可以构成正当防卫，动物实际上是人的工具，损害不法侵害者自己的权益；利用他人的动物（故意驱使）实施袭击行为，对动物的反击构成紧急避险；动物基于非人因素实施袭击行为，对动物的反击构成紧急避险；对无主物的反击行为不具有刑法意义 4．主观条件（防卫意图）
（１）行为人认识到合法权益正在遭受侵害而奋起保护合法权益，反击不法侵害的心理状态
（２）防卫认识（基础和前提）：对防卫有关事实的主观反映 ① 对侵害合法权益的不法侵害的认识（认识到其存在而非性质）② 对侵害时间（防卫时间）的认识
③ 对防卫对象（不法侵害者）的认识（包括对侵害人的能力的认识）④ 对防卫的具体强度不要求防卫人有认识
（３）防卫目的：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不具有防卫目的的情况——
① 防卫挑拨：故意挑逗对方进行不法侵害而借机加害不法侵害人的行为
② 互相斗殴：行为人双方都有向对方实施不法侵害的意图和行为的行为，例外，如果一方明确放弃斗殴行为而另一方仍继续实施危害行为则属于正当防卫 ③ 为了保护非法利益进行（实施）的防卫行为
5．限度条件：防卫行为允许对不法侵害者构成损害的上限要求
（１）立法沿革：79年刑法典规定（不超过必要限度）；97年刑法典（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２）三种理论观点 ① 基本相适应说：防卫行为的程度由侵害行为决定；防卫行为的性质强度与侵害行为的性质强度基本相当
② 客观需要说：强调防卫需要，只要防卫行为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须的即可
③ 折衷说：基本相适应与客观需要统一说：基本相适应说过于强调防卫行为的客观结果；对客观需要的把握要从基本相适应说着手
（３）新刑法规定与理论中通说的关系：新刑法是理论中通说的体现 ① 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是制止犯罪所必需，是客观需要说的主张
② 没有造成明显重大伤害，是基本相适应说的主张，所谓重大不是绝对数量，而相对的，与防卫行为的结果相比较而言，是对不法侵害者造成的损害减去不法侵害的结果（４）实践中如何认定必要限度
① 防卫行为和侵害行为的强度基本相当，不存在超过必要限度
② 防卫强度虽然超过侵害强度，但这种强度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则不是超过必要限度
③ 只有防卫程度非常明显地大于侵害强度，并且这种强度显然也不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即二者之间过分悬殊，差距过大，则是超过必要限度（５）注意
①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案件放在具体环境中判断，对行为人以宽松的要求，不能苟求 ② 防止唯后果论 三．非法防卫行为
1．形式上具备正当防卫的某种或某些要件但不能够成为正当防卫的情况
2．假想防卫；防卫不适时；防卫挑拨；互相斗殴；为了保护非法利益的防卫行为；抗拒依法逮捕、合法搜查；大义灭亲行为 3．防卫过当
（１）概念：在施行正当防卫的过程当中违反正当防卫的限定条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给不法侵害者造成重大损害，因而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２）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是从量变到质变（３）特征：
① 客体：没有单独的统一的客体（客体散在性）
② 客观：明显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客观行为过当性）
③ 主观：间接故意（追求非犯罪目的而放任犯罪结果出现）和过失（主观罪过性）（４）量刑（刑法典第二十条第二款：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考虑因素：
① 防卫目的：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相比保护本人合法权利更值得肯定，量刑更轻 ② 过当程度 ③ 罪过形式
④ 权益的性质：是否保护重大权益 ⑤ 社会心理的影响（孙明亮案件）四．特殊防卫
1．概念：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2．成立条件：
（1）客观（起因）条件：客观上存在严重危及人身关系的暴力犯罪 ① 行凶；严格限定——可能造成防卫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情况，② 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在理论通说中是罪名而不是行为
③ 对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界定：一是范围，即刑法典明确规定或暗含的可能由暴力手段构成的犯罪。二是程度，罪名本身已经提示这种情况严重危及人身安全；具体案件中采取暴力手段的行为；法定刑（三年以下不属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2）时间条件：正在进行
（3）对象条件：只能针对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者本人 3．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的联系和区别（１）联系：
① 同属于正当行为，排除犯罪性的行为 ② 都是针对不法侵害（实际现实的存在）③ 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④ 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 ⑤ 正当的防卫意图（２）区别：
① 防卫起因的特殊性：前者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后者是犯罪行为和一般的违法行为
② 保护权益的特定性：前者是人身安全；后者是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利
③ 防卫限度的特殊性：前者是无限度的；后者是不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不造成重大损害 4．实践中的两种错误倾向
（１）特殊防卫不受条件限制，是无限防卫（“无限防卫”的称谓不合适）
（２）造成不法侵害者重伤或死亡的一定只构成特殊防卫（也可能构成一般的正当防卫）第三节紧急避险 外国称为“紧急避难”
刑法草案第二十二稿和第三十三稿到七九年刑法典再到九七年刑法典 一．概念和性质
1．概念：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名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损害另一较小合法权益的行为 2．性质：
（１）客观上不得已的措施，公理“两利相权取其轻”，保护更大的合法权益，对合法权益的损害降低到最低限度
（２）主观上没有意志自由，无罪过，不应受到处罚 3．意义
（１）从概念和性质出发，鼓励公民在必要或紧急的情况下，通过损害较小合法权益来保护更大的合法权益，从而尽可能的降低对合法权益的损害
（２）鼓励和支持公民树立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观念，从而使人们在与自然灾害、不法侵害等危险作斗争的过程中提升其思想境界
紧急避险是正当行为而非权利行为；正当防卫是权利行为，也是正当行为 二．构成条件
1．主观条件：正当的避险意图，无主观罪过；避险认识与避险目的的统一
（１）避险意图（含义）：避险人对正在发生的危险有明确的认识，并且希望通过避险的手段来保护较大合法权益的心理状态（２）避险认识： ① 对危险的实在性的认识 ② 对危险的紧迫性的认识 ③ 对避险行为的有效性的认识 ④ 对避险行为的相当性的认识（３）避险目的：
① 一般限于保护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德扩展而包括生命、身体、自由、财产等其他合法权益
② 新刑法典突出对国家利益和财产权利的保护 2．起因条件：有正在发生的危险（即危险的实在性）
（１）危险的含义：某种合法权益可能遭到损害的紧迫的事实状态
（２）来源：自然力量导致的危险，地震等自然灾害；动物的侵袭；人的侵害行为，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刑事行为能力人；人的生理或病理原因，如抢救伤员而拦截车辆，饥渴难耐的旅行者破门取食
（３）实在性：非行为人主观臆想；假想避险定罪为过失犯罪或定性为意外事件而不构成犯罪
3．时间条件：正在发生的危险，危险已经产生尚未结束
（１）危险已出现：某种事实发生使合法权益处于迫在眉睫的危害
（２）危险尚未结束：危险发生后即将造成或正在造成危害，此时如果不进行紧急避险，合法权益将受到或继续遭受危害
（３）可以根据危险的不同来源来具体判断
4．对象条件：第三者（自然人或单位、国家）的合法权益 5．限制条件：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行为人别无他法）（１）危险的紧迫性：突如其来、迫在眉睫（２）实施的必要性（３）方法的唯一性
6．限度条件；行为手段不应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１）轻于说和必需说（保护较大的合法权益所必需的）相结合（２）对必要限度的理解需要把握如下方面：
① 在一般情况下，人身权利大于财产权利，不允许为保护财产权利而对第三者的人身造成伤害
② 在财产权利中应用财产价值进行比较，不允许为保护较小的财产权利而损害较大的财产权利
③ 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不能两全时，应根据权利性质和内容来确定，并非公共利益就永远高于个人利益
④ 在人身权利当中，生命权是最高的权利，不允许为保护一个人的健康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
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而牺牲他人的生命？运用期待可能性理论：不能期待当事人牺牲自己的生命
7．例外限制：刑法典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为避免本人危险，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 三．避险过当
1．概念：避险行为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损害的行为；应承担刑事责任 2．构成条件：避险性与过当性的统一
（１）客观：行为人实施的超过必要限度、造成合法权益不应有损害的行为。所谓合法权益不应有的损害有两种情况——损害的合法权益大于或者等于保护的合法权益；没有将损害降低到最低限度
（２）主观：行为人对避险过当行为有罪过，通常是疏忽大意的过失，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和间接故意 3．刑事责任（定罪量刑）
（１）非独立罪名：应根据具体情况判断
（２）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保护权益的性质；保护目的；过当程度等（３）过失致人死亡罪等 四．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区别 1．相同
（１）目的的正当性
（２）刑法典明确规定的排除犯罪性的正当行为
（３）紧急状况下，通过国家保护合法权益（公力救济）不可能的情况下，只能采取私力救济
（４）刑罚：过当都是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的 2．不同：
（１）危险来源：正当防卫是不法侵害者的侵害行为导致的危险；紧急避险的危险来源更为宽泛
（２）损害对象：前者是不法侵害者本人的利益；后者是第三者的合法权益
（３）行为实施的条件：前者没有严格要求，不管行为人是否可以采取其他手段制止不法侵害；后者必须是迫不得已的情况
（４）必要限度的标准：前者是基本相适应说和客观需要说的统一，对不法侵害者的损害可能大于不法侵害者对行为人造成的损害；后者有严格的要求（５）行为主体的范围：后者有限制
（６）对行为对象的要求：前者是一项权利，不法侵害者有忍受的义务；后者是正当行为，第三者没有忍受的义务
（７）可能导致的民事后果：前者是民事合法行为，不承担任何民事后果；后者从《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
第四节其他排除犯罪性的行为 一．履行职务的行为
（一）一般的履行职务的行为 1．公务人员正当的执行其职务的行为 2．条件：（１）公务人员身份或受委托从事公务的资格
（２）具有执行职务的合法根据（法律明确规定或上级下达的命令）（３）必须在职权范围内执行职务
（４）具有执行职务的合法手续（程序限定）
（二）执行命令的行为
1．布署执行直属上属发布命令的行为 2．条件：
（１）执行命令主体与发布命令主体之间有直接的隶属关系
（２）执行命令主体必须严格按照命令的事项来执行；超出命令范围构成越权行为（３）执行命令应该具备法定程序、完备的手续
（４）行为必须出于执行命令的明确的意思，而不能出于非法目的 二．正当的业务行为
1．行为人根据本身所从事某种正当业务的需要而实施的行为 2．条件：
（１）行为人所从事的业务必须是正当的：从业者本身具有从事该业务的实际能力；所从事的业务为有关主管机关许可或社会公共认可（２）行为主观上必须有正当的从业意图
（３）所从事的行为必须符合正当的业务要求（即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三．经权利人承诺或自愿的损害行为
1．等到有权处分权益的人的同意而损害共权益的行为 2．条件：
（１）被害人对损害的权益具有处分权（２）权益人的承诺或自愿是真实的意思表示（３）权益人必须在行为前或行为时表示同意（４）这种同意必须是有益于社会的意图
（５）经权利人同意的行为必须是合乎法律规定的行为，合乎社会公德的行为 3．不能排除犯罪性的几种情况：（１）经被害人同意而帮助其自杀的行为（２）经权利人同意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３）经权利人同意危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４）奸淫幼女的行为——强奸罪（５）双方自愿决斗的行为 4．排除犯罪性的行为（１）经权利人同意拿走其财物的行为（２）经权利人同意公开其隐私的行为（３）必要限度的自救行为
（４）自杀或自伤行为（战时自伤罪）第十章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第一节概述 一．概念
故意犯罪在其发生、发展、完成过程及其阶段中，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而停止下来的各种状态 二．类型
1．根据犯罪停止时是否完成犯罪，分为完成形态和未完成形态
2．完成形态就是指犯罪未遂，即故意犯罪在其发展的过程当中没有在中途停下来而得以进行到终点使行为人完成犯罪的形态 3．未完成形态分为犯罪中止、未遂和预备 三．特征：静止和停顿 四．过程和阶段
1．过程是故意犯罪发生、发展和完成所经过的全部阶段的总和
2．阶段是指发展阶段，即故意犯罪在发展过程中基于主客观不同而划分的段落 五．犯罪停止形态的范围 1．过失犯罪不存在犯罪停止形态
2．间接故意犯罪只有犯罪成立与不成立的问题，不存在犯罪的预备、中止、未遂和既遂等状态
（１）主观：对结果采取放任态度，没有追求、希望的心态（２）客观
3．直接故意：犯罪停止形态针对直接故意犯罪，但并非全部（１）罪种：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犯罪停止形态
① 一经着手实施犯罪就完成犯罪，即举动犯，无完成阶段，包括煽动行为的犯罪和传授犯罪方法的犯罪
② 情节犯：没有犯罪停止形态
③ 结果加重犯：例如故意伤害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④ 情节加重犯（２）具体个案
六．研究意义：区分此罪和彼罪；量刑；深入研究故意犯罪 同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一结果发生的一种心理态度（１）犯意联络
（２）共同认识：认识到自己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的犯罪的性质（即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３）共同意志：共同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分为共同希望，共同放任，希望加放任 3．客观要件——共同行为（不仅实施统一构成要件的行为，而且要求共同犯罪人共同配合、共同补充、共同协调形成一个客观的整体
（１）表现形式：共同作为；共同不作为；作为、不作为结合
（２）行为形态：共同的实行行为；共同预备行为；实行加预备（分工）
（３）行为类型：实行行为；教唆行为（使对方产生犯罪决意的行为）；帮助行为（为对方实施犯罪创造便利条件）；组织行为（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后三个行为围绕实行行为来服务，结合实行行为体现其犯罪性 三．不成立共同犯罪的情况
1．共同过失犯罪：二人以上基于共同过失行为实施的犯罪；倒如，过失教唆，过失实行 2．单方故意与单方过失共同共同某种危害结果 3．故意加无罪过
4．两人以上同时或先后实施某种犯罪，但没有犯意联络：同时犯是指二人以上同时以各自行为侵害同一对象，但彼此之间没有意思联络 5．二人以上共同实施没有重合内容的不同犯罪 6．实行过限；超过共同故意的范围的犯罪 7．事前未通谋的窝藏、包庇、销赃、窝赃行为
8．数人同行，其中有人实施犯罪，有人没有实施犯罪，并且没有实施犯罪的人事前未通谋，也没有起到任何实际作用，则不构成共同犯罪（助势作用）第二节共同犯罪的形式
共同犯罪的形成、结构和共同犯罪人结合形式的总称 形成形式：如何形成 结构形式：分工 结合形式；是否有组织
一．任意的共同犯罪和必要的共同犯罪（形成形式：以共同犯罪能否依照法律规定任意形成所作的分类）
1．任意的共同犯罪：依照刑法分则的规定能够一人单独实施的犯罪，而由二人共同实施的犯罪情况
2．必要的共同犯罪：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必须由数人实施的犯罪
（１）聚众性的共同犯罪（聚众的共同犯罪）：由首要分子组织、策划、指挥众人（三人以上，骨干分子积极参加）实施的犯罪；聚众犯罪既包括共同犯罪（刑法第290条），也包括单独犯罪（刑法第291条，只处罚首要分子）
（２）有组织的共同犯罪（集团的共同犯罪）：在三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具有特定组织形式的犯罪（简称集团犯罪，三人以上有组织的共同犯罪）；两种情形，即一般性的集团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
3．援引法条：任意的共同犯罪是总则共同犯罪的规定和分则条款；必要的共同犯罪是不需要援引总则共同犯罪的规定，只要直接适用分则条款
二．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和事前未通谋的共同犯罪（以共同犯罪形成的时间所作的分类）1．事前有通谋的共同犯罪：各共同犯罪人在着手实行犯罪之前已经进行某种程度的合谋策划（即已形成共同故意）的犯罪
2．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各共同犯罪人在着手实行犯罪之前尚未形成共同犯罪的主观联络，而是在实行犯罪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共同犯罪。也就是事中通谋，事后不能构成共同犯罪
3．刑法第310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罪，还有第349条的有关规定
三．简单的共同犯罪和复杂的共同犯罪（结构形式：共同犯罪人之间有无分工）1．简单的共同犯罪：没有分工而是共同实行具体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实行犯
2．复杂的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人之间有着分工的共同犯罪，有人实施（实行犯）；有人实施组织行为（组织犯）；有人实施帮助行为（帮助犯）；有人教唆（教唆犯）
四．一般的共同犯罪和有组织的共同犯罪（特殊的共同犯罪）（结合形式：共同犯罪人之间有无组织性）
1．一般的共同犯罪：二人以上为实施特定犯罪而事前或临时纠合在一起、没有特殊组织形式的共同犯罪；欠缺组织性，临时、偶然纠集在一起；可以是简单的共同犯罪，也可以是复杂的共同犯罪
2．复杂的共同犯罪：集团共同犯罪（有组织一定有分工；有分工不一定有组织性）（1）犯罪集团：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① 主体多数性：最少三人并且全部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② 目的特定性：为实施某一类或某几类犯罪 ③ 稳定性：较长时期内从事犯罪活动
④ 组织性：重要（主要）成员固定（基本固定），可区分出首要分子、骨干分子；通常有一定的名称、组织纪律
⑤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较一般共同犯罪更为严重 第三节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作用分类法：主犯，从犯，胁从犯，分工分类法：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 我国刑法典：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 一．主犯及其刑事责任
1．概念：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2．分类：
①首要分子：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前提是犯罪集团的存在；组建犯罪集团，网罗犯罪成员，制定犯罪具体方案，召开犯罪会议，布置犯罪任务，组织、指挥具体犯罪活动
②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以外的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犯罪集团的骨干分子：在集团犯罪中虽然不起组织指挥作用，但是积极参与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在集团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或其他起主要作用的人 *聚众犯罪以外的一般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 3．认定
（１）犯罪前的表现：是否主动要求其他犯罪人，是否出谋划策（２）犯罪过程中的表现：积极参加还是被动消极参加
（３）犯罪行为对犯罪结果的产生所起的作用：主要作用还是是次要作用（４）犯罪后的表现：是否直接控制赃款赃物，是否采取过逃避侦察的方法 4．定罪量刑
（１）自身罪行负责说；全部罪行负责说；预谋罪行负责说
（２）经济案件中对数额的认定：分赃负责说；总额负责说；参与负责说等
（３）刑法第26条第3款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参与的全部罪行处罚。（这里是集团而非集团成员；不负责集团成员的实行过限）”（４）刑法第26条第4款规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二．从犯及其刑事责任
1．概念：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2．种类：
（１）次要实行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２）帮助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并不直接实施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从精神上或物质上对实行犯提供某种帮助支持
3．刑事责任：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些条款规定从犯以特定的法定刑，如第120条和103条 三．胁从犯及其刑事责任
1．概念：在共同犯罪中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 2．条件（认定）：
（１）在客观上实施犯罪行为
（２）在主观上明知自己实施的是犯罪行为，在可以选择不实施的情况下，虽然不愿意但仍然实施了犯罪行为
（３）受他人胁迫参加犯罪，所谓胁迫是以剥夺生命、侵害健康，揭发隐私，毁损财物相威胁（４）紧急避险和胁从相区别：现实的正在进行的；选择余地，迫不得已
（５）则开始受胁迫，后来思想发生变化由被动消极转而积极主动则不再认定为胁从犯，是主犯或从犯 3．刑事责任
（１）刑法第28条：“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２）考虑因素：被胁迫的程度；胁从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 四．教唆犯及其刑事责任
1．概念：故意唆使他人产生犯罪决意的人；最大特点是本人不亲自实施犯罪而唆使他人产生决意从事犯罪活动 2．条件：
（１）客观：实施了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授意、劝说、命令、挑拨、刺激、收买、引诱；语言，举动；教唆对象是本来没有犯意或犯意不坚决的人
（２）主观：明知自己的教唆行为会引起他人产生犯罪的决意，进而实施犯罪，并且希望或者放任他人去犯罪：认识到对方本来没有犯意或者犯意不坚决，认识到自己的教唆行为会引起他人产生犯罪的决意，进而实施犯罪，并且希望或者放任他人去犯罪 3．刑事责任：
（１）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针对被教唆犯罪的人已经实施了被教唆犯的罪；开始实施预备行为，已经着手实施实行行为而未遂，已经着手实施实行行为并且既遂；教唆犯通常是主犯，但在个别共同犯罪案件中，可能只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如教唆他人帮助别人犯罪，在另一教唆犯的威逼下教唆他人犯罪等
（２）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教唆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或者教唆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人犯八种罪以外的罪，是直接实行犯）
（３）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非应当）：这是教唆未遂，而不是未遂教唆（被教唆人已着手实施被教唆犯的罪，但由于意志以处的原因而未遂）
第十五章刑罚的种类 第一节概述
一．刑罚体系的概念和特点
1．概念：刑法所规定的并按照一定次序排列的刑罚方法的总和 2．特点
（１）构成要素：具体的刑罚方法即刑种（２）具体要素由立法者选择而确定
（３）各种刑罚方法的排列是有次序的，并非杂乱无章的（由轻而重）（４）刑罚体系由刑法明确（明文）规定，这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５）刑罚体系的确立根据在于充分发挥刑罚的功能，体现实现刑罚的目的 二．刑种分类
1．主刑和附加刑（各种刑罚方法能够独立适用与否）
（１）单独刑、基本刑：只能独立适用的主要刑罚方法；一罪只能一主刑；五种主刑，管制、拘役、有期、无期和死刑
（２）从刑：既可独立适用，也可附加适用的刑罚方法；三种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特殊附加刑：驱逐出境）
2．生命刑（死刑）、自由刑、财产刑和资格刑（刑罚性质属性）
（1）生命刑：剥夺生命的刑罚方法；（2）自由刑：剥夺或限制犯罪人的人身自由；（3）财产刑：罚金和没收财产；（4）资格刑：剥夺权利或资格，如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 补充：不定期刑——
绝对不定期刑：法院只定罪而不作刑罚宣告，由执行机关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决定 相对不定期刑：规定幅度，由执行机关作出具体决定 第二节主刑 一．管制
1．概念：对犯罪人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人身自由、由公安机关执行和人民群众监督改造的一种刑罚方法（我国特有）2．特点：
（１）犯罪尚未构成其他刑罚，不予关押也不致再对社会造成危害，罪行比较轻微（２）不予关押即不剥夺人身自由（开放刑）
（３）限制人身自由（刑法第39条）（对被管制人同工同酬）
（４）具有一定的期限：3个月以上2年以下；数罪并罚时最长不超过3年；管制刑期的计算（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1日折抵2日）；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管制期满，执行机关应即向本人和其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群众宣布解除管制（５）执行机关：公安机关；由于管制的开放性需要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二．拘役
1．概念：短期剥夺犯罪人自由，就近强制进行劳动改造的一种刑罚方法 2．特点
（１）适用对象：罪行轻微但必须短期剥夺其自由并就近强制其进行劳动改造的犯罪人（２）性质：剥夺自由（强制劳动）体现惩罚性
（３）刑期：1月以上6月以下（衔接有期徒刑（6个月以上）和行政挽留（1个月以下）；数罪并罚，不超过1年；计算（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1日折抵1日）
（４）执行：刑法第143条；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执行场所就近——
公安机关对人民法院判处拘投的犯罪分子，有条件建立拘役所的放在拘役所内执行；无条件建立拘役所的放在就近的监狱或劳改队执行，如果没有就近的监狱或劳改队可放在看守所当中执行；放在监狱、劳改队、看守所内执行时，应分管分押，避免交叉感染 判处拘役的犯罪人可探亲（并可累计）；可酌量发给劳动报酬 三．有期徒刑
1．概念：剥夺犯罪人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并强制其进行劳动劳动改造的一种刑罚方法（其中强制进行劳动改造是与外国监禁刑的区别）
2．特点：最低六个月，最高十五年；数罪并罚不超过二十年；执行场所可以是监狱、劳改队，也可以是少年犯管教所，对于刑期很短的犯罪人也可以是看守所 四．无期徒刑
1．概念：剥夺犯罪人终身自由并强制其劳动改造的一种刑罚方法
2．最严厉的自由刑，不能孤立地适用（根据刑法第57条剥夺政治权利终身）3．刑法中规定的方式
（１）无期徒刑与其他刑种规定在一个法条中（无期徒刑是最高刑）（２）无期徒刑与死刑规定在一个条文中作为选择性的刑罚方法
（３）无期徒刑与死刑和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规定在一个条文中作为选择性的刑罚方法 五．死刑
1．概念：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方法（极刑）
2．存废之争：社会契约角度；宗教教义角度；刑罚本质（报应还是教育）；人道；预防效果；责任理论；价值比较；伦理规范；宪法规范；刑罚公正；人权；感情；司法误判；维护社会秩序；替代措施；刑罚的经济；民意符合；工具理论（是否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用）；历史进化；国际趋势
——废除方式：完全废除；对普通的刑事犯罪废除死刑；事实上废除死刑 3．我国死刑政策
（１）理论上，保留死刑，但限制其使用（２）以保留死刑为前提，严格限制死刑适用（３）“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不杀” 4．97刑法典对死刑适用的限制（1）规定严格的死刑适用条件
① 第48条：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所谓罪刑极其严重是指性质、结果、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的统一）
② 第49条：对象限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审判的时候”应包括因刑事犯罪被羁押的整个期间；“怀孕的妇女”即包括正在怀胎的妇女，也包括在羁押期间被人工流产或自然流产的妇女
（2）规定严格的死刑核准程序：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3）限制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第48条后段和第50条）① 罪行极其严重，即“罪该万死”
② 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犯罪后自首立功或者有其他法定从轻情节的；共同犯罪当中不是罪行最严重的；因被害人过错而导致被告人犯罪或被告人有其他表明其容易改造情节的；有其他令人怜悯情节的；有其他应当留有余地的情况，如证据不足 ③ 死缓后果：三种情况，第52条规定
④ 刑法分则中对死刑适用的严格限制，如盗窃罪（金融机构，珍贵文物）5．死刑执行方式：枪决和注射 第三节附加刑 一．罚金
1．概念：人民法院判处犯罪人强制其向国家缴纳一定金钱的刑罚方法（罚款是行政处罚；赔偿损失是民事处罚）2．种类
（１）选择罚金制：某种犯罪或某种犯罪具体情节的法定刑是由罚金刑和其他刑种并列构成的，而法官只能从中选择一种适用、不能同时适用的刑罚
（２）单独罚金制：某种犯罪或某种犯罪具体情节，刑法只规定有罚金一种刑罚方法，如单位犯罪
（３）并科罚金制：某种犯罪或某种犯罪具体情节由罚金与其他刑种并列构成，法官可以合并适用的制度，如大量的经济犯罪；包括得并科罚金制和必并科罚金制（４）复合罚金制：在某种犯罪或某种犯罪具体情节当中，选择罚金制、单科罚金制、并科罚金制并存的情况
（５）国外立法的两种罚金制：附科罚金制（具体犯罪没有罚金刑，法官可以根据刑法总则关于罚金的规定科以罚金；易科罚金制（针对短期自由刑）
3．数额（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的数额）（１）无限额罚金制
（２）普通罚金制（限额罚金制）
（３）倍比罚金制：以违法所得或犯罪涉及的数额为基数，从而以一定的倍数或比例来确定罚金数额
4．执行（刑法第53条规定五种执行方法）
（１）犯罪人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缴纳判决所确定的罚金数额（２）犯罪人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分期缴纳判决所确定的罚金数额
（３）犯罪人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没有缴纳罚金或者没有完全缴纳，由人民法院强制缴纳（４）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５）减免缴纳
二．剥夺政治权利（资格刑的一种）
1．概念；依法剥夺犯罪人一定期限内参加管理国家和政治活动权利的一种刑罚方法 2．适用
（１）附加适用：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司法解释扩大到包括故意伤害和盗窃）；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法第56、57条）
（２）独立适用：以刑法典明确规定为依据 3．内容：刑法第54条 4．期限
（１）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终身剥夺
（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减为有期；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３）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判处有期徒刑、拘投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以上五年以下
（４）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与管制期限相同 5．执行
（１）独立适用：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２）管制：与管制同时起算（３）有期徒刑、拘投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主刑执行完毕后开始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主刑服刑期间当然不享有政治权利
（４）无期徒刑和死刑：从主刑执行之日开始执行 三．没收财产
1．概念：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收归国有的一种刑罚方法 2．适用：主要存在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贪污受贿罪（追缴是违法所得；没收是合法财产）3．执行：第59条和90条
四．驱逐出境：强制犯罪的外国人离开中国国边境的一种刑罚方法（行政处罚中的驱逐出境针对有行政违法行为的中国人）第四节非刑罚处罚方法
第36和37条：由人民法院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以外的处罚方法 一．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或责令赔偿损失
１． 判处赔偿经济损失：需要适用刑罚并且适用其他刑罚的同时 ２． 责令赔偿损失：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 二．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
１． 训诫：人民法院对情节轻微的犯罪分子当庭予以谴责和教育的一种方法
２． 责令具结悔过：人民法院责令情节轻微的犯罪分子以书面形式保证改过并不再重犯的一种方法
３． 赔礼道歉：人民法院责令情节轻微的犯罪分子向被害人承认错误并表示歉意的一种方法
三．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节向犯罪人所在单位出具司法建议书，建议给予其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 第十六章刑罚裁量
第一节刑罚裁量的原则和情节
一．概念：简称量刑，国家审判机关在查明犯罪事实和认定犯罪性质的基础上，依法确定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判处多重的刑罚并且决定所判处的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审判活动 二．特征
１． 主体：人民法院
２． 基础：反映定罪量刑的关系；以查明犯罪事实和认定犯罪性质为基础
３． 内容：裁量刑罚；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判处多重的刑罚并且决定所判处的刑罚是否立即执行 ４． 性质：刑事审判活动
三．原则：量刑过程中遵循的一般规律（刑法第61条）
1．以犯罪事实为根据（广义的犯罪事实：犯罪构成要件及其以外与犯罪有关的事实）（１）查明犯罪事实：狭义的犯罪事实，只限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２）确定犯罪性质（３）考虑犯罪情节
（４）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 2．以刑事法律为准绳
（１）必须按照刑事法律关于各种刑罚方法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的规定来裁量刑罚（２）必须依照刑法关于量刑制度的规定来裁量刑罚
（３）必须依照刑法总则和分则关于量刑情节的规定来裁量刑罚（４）应当按照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的法定刑来裁量刑罚 四．情节
1．概念：在某种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的据以决定刑罚轻重或者免除刑罚处罚的各种情况 2．分类
（１）法定情节：刑法明确加以规定；分为应当型（硬性）刑罚裁量的情节和可以型（弹性）刑罚裁量情节；也可以分为总则性和分则性
（２）酌定情节：刑法没有明确加以规定，而是由人民法院法官根据具体刑事政策、立法精神，总结以往经验得出的斟酌考虑的情节
（３）从宽情节（从轻、减轻和免除）和从重情节（从重处罚）3．运用
（１）从重从轻处罚情节的含义（第62条）从重，是指在法定刑幅度内选择较重刑种或较长刑期 从轻，是指在法定刑幅度内选择较轻刑种或较短刑期 ① 在法定刑幅度内，是指具体犯罪行为所对应的量刑幅度 ② 从重不能突破最高刑期；从轻不能突破最低刑期 ③ “中间线”论不能成立
④ “严打”期间强调依法从得从快打击（２）减轻处罚情节的适用（第63条）
第一款是法定减轻情节；第二款是酌定减轻情节，并对其加以严格限制 ① 法定最低刑，是具体行为对应的量刑幅度的最低刑 ② 刑期和刑种的减轻 ③ 不能判处法定最低刑
④ 不能减到免除处罚，而是最低刑以下降低一格（实践）
（３）免除处罚情节的运用：对犯罪分子做有罪宣告但免除刑罚处罚 ① 前提：行为已构成犯罪
② 核心：犯罪行为轻微，危害不大 ③ 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
总则性免除处罚情节，如犯罪中止；分则性免除处罚情节，如第351条第3款（４）数个量刑情节并列存在时如何适用
① 数个量刑情节都是从宽情节，不能突破最高刑期；数个量刑情节都是从严情节，不能突破最低刑期
② 注意具体情节的效力：法定情节高于酌定情节；应当型情节高于可以型情节
③ 如果存在数个功能相反的情节：根据具体行为的具体情况在相应的量刑幅度选择相应刑罚，趋严修正拟定一个刑罚，再考虑从宽情节，趋宽修正，得到最终宣告的刑罚 第十七章刑罚裁量制度
累犯制度、自首制度、立功制度、数罪并罚制度、缓刑制度 第一节累犯
一．概念：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一定的时间内又犯被判处一定刑罚之罪的犯罪分子（犯罪情节或事实；犯罪人）二．一般累犯
1．概念：（第65条）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之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情形 2．构成一般累犯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１）前罪和后罪必须都是故意犯罪——主观条件
（２）前罪所判处的刑罚（法院明确做出的确定的宣告刑）和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都是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刑种条件（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2年执行）
（３）后罪必须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主刑已经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之内——时间条件 三．特殊累犯
1．概念：（第66条）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构成累犯的情形；（第356条）毒品累犯——因犯特定之罪受过刑罚处罚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任何时候再犯特定之罪的，构成累犯的情形 2．条件
（１）前罪和后罪必须都是特定的犯罪——罪名条件（２）时间无限制条件（３）刑种无限制条件 四．刑事责任（“应当从重处罚”）1．对累犯必须一律从重处罚
2．比照偶犯和初犯或其他不具有累犯情节的人从重处罚
3．根据犯罪的具体情节、性质和社会危害性具体把握，不能一律顶格处罚 4．不适用缓刑 第二节自首和立功 一．自首
（一）一般自首
１． 概念：犯罪人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 ２． 条件
（１）自动投案——前提条件：犯罪未被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还没有为司法机关查处、没有为人民群众扭送时，犯罪人主动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听候司法机关处理的行为 ① 对象：宽泛
② 时间：犯罪事实被发现前和犯罪事实被发现后
犯罪事实和嫌疑人均未发觉；发觉犯罪事实而未发觉嫌疑人；二者都被发觉，但有关机关未采取强制措施、未进行传讯；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③ 方式：亲首（亲自自首）；电话；代首；送首（针对未成年人）；陪首；首服（行为人向被害人自首）
④ 动机：真诚悔过；法律威严；亲友劝说——动机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⑤ 内容：自愿将自己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控制之下，接受国家审查裁判（２）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本条件 ① 主要的犯罪事实 ② 自己的犯罪事实
③ 如实供述：所交待的犯罪事实与客观事实基本一致 ④ 主动供述
（二）特别自首
1．概念：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准自首、余罪自首——余首、特殊自首）2．条件（１）对象特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２）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自己的其他罪行
（３）犯罪人所供述的罪行必须是司法机关还没有掌握的其他罪行
（三）认定
1．自首与坦白的关系（自首是广义坦白的最高境界；这里的坦白是狭义的坦白，指的是犯罪分子被动归案后，自己如实交待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行为）（１）自首是自动归案；坦白是被动归案
（２）自首交待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情节；坦白交待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情节（３）自首是法定从宽情节；坦白是酌定从宽情节（４）自首的人身危险性更轻，从而更为从宽
2．共犯自首：仅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不足以构成自首，还要主动如实地交待自己掌握的与自己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其他同案犯的犯罪事实
3．数罪自首：只供述自己的某些罪行则只在如实供述的罪行范围内成立自首
（四）刑事责任
刑法第67条：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以型情节（倾向性选择）二．立功
（一）一般立功
１． 概念：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是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表现（第68条）２． 成立条件
（１）主体：犯罪分子
（２）时间：始于犯罪预备，终于刑罚执行完毕；作为量刑情节的立功应在具体判决、裁决作出前；在这之后只能用于减刑
（３）前提：真实（符合客观事实）有效（有实质意义）（４）实质条件（五标准具备其一即成立立功）： ① 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
② 提供重要线索，使司法机关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 ③ 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④ 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
⑤ 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或重大贡献的
（二）特别立功（第78条）：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三）刑事责任（刑法第68条）１． 有一般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２． 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３． 自首后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三节数罪并罚 一．概念和特征
1．概念：对一个人所犯数罪合并处罚的原则；人民法院对一个行为人在法定期限内所犯数罪分别定罪量刑以后，按照法定并罚原则以及刑期计算方法决定其应当执行的刑罚的制度 2．特征
（1）数罪（2）法定期限内（3）分别定罪量刑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法定并罚原则以及刑期计算方法执行刑罚（只产生一个判决）二．数罪并罚的一般原则（基本规则）
1．吸收原则：行为人所犯数罪中以最重的宣告刑来吸收其他较轻的宣告刑，只以最重的宣告刑作为最终执行的刑罚
2．并科（罚）原则（累加原则、合并原则）：将行为人所犯数罪的各个宣告刑绝对相加 3．限制加重原则（限制并科原则）：以一个人所犯数罪当中应当判处或已经判处的最重刑罚为基础，并且在一定限度内对其予以加重，从而作为执行刑罚的原则
4．折衷原则：不只采取前三种原则中的某一个，而是综合加以应用并且有所侧重 ——刑法第69条：
（１）宣告刑中有一个以上的死刑的，仅以死刑作为应当执行的刑罚，吸收其他宣告刑（２）所犯数罪中最高刑是无期徒刑的，同上
（３）宣告刑都是有期自由刑的，总和刑期以下，数罪中的最高刑期以上；徒刑20年，拘役1年，管制3年——双重限制原则；数罪中最高刑期以上；不能将同种有期自由刑升格为更高的自由刑
（４）附加刑仍然执行（并科原则）三．数罪并罚的具体（操作）规则 1．一般规则（69条）
（１）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吸收；折算；分别执行说（并科）
（２）同种数罪：以一罚说为基础，同时兼采并罚观点；以一罪（从重或加重）处断，一罪不足时并罚
（３）数罪并罚的执行期限：总和刑期以下，数罪中的最高刑期以上；原则上包括本数，实践中不应该判处最高和最低刑期，因为判处违背了限制加重原则，应该在二者之间选择一个刑期（４）同种附加刑（不同性质的附加刑并科）：不同情况具体操作；以没收财产吸收罚金；法条没有明确规定，法官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2．漏罪处罚规则（70条）
（１）相关漏罪发生在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即服刑期间）（期限）；相关数罪是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前实施的没有经过判决的罪
（２）对于新发现的漏罪，无论其罪数如何，不管其与所执行的罪性质是否相同，都单独作出判决
（３）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按照数罪并罚的一般规则进行并罚
（４）计算刑期时应当将已经执行的刑期计算在新判决的刑期内（先并后减）——
（１）漏罪与原判数罪如何并罚（存在争论）：漏罪与原判的宣告刑还是执行的刑罚进行并罚（２）刑满释放后再犯罪并且发现漏罪的如何并罚：按照数罪并罚的一般规则处理 3．刑罚执行期间又犯新罪的处罚规则（71条）（１）期限：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前（２）对新罪单独作出判决
（３）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判处的刑罚按照数罪并罚的一般规则进行并罚（先减后并）——“先减后并”相对于“先并后减”
（１）可能导致实际执行的刑期提高，如前罪刑期7年，已经执行4年，后罪又判处8年，则实际刑期大于12年小于15年
（２）在服刑期实际执行的刑罚可能突破最高期限
（３）犯新罪的时间早晚程度与实际执行的刑期的最低期限成反比（即越晚越高）——
（１）数个新罪如何并罚（两种情况）：宣告刑；合并判罚
（２）新罪与漏罪如何并罚：举例，盗窃罪6年，已执行2年，新罪8年，漏罪15年，则 15 第四节缓刑
一．概念：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并且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其刑罚执行，如果犯罪分子没有发生法定的撤销缓刑的情形则原判刑罚不再执行的制度（刑罚暂缓宣告、执行和起诉；我国采取的是暂缓执行）
１． 缓刑事有实际执行刑罚的可能，而免于刑事处罚不存在执行的问题 ２． 缓刑有不执行刑罚的可能，而监外执行是一种执行方式 ３． 我国刑法规定了一般缓刑制度和战时缓刑制度（第449条）４． 区别一般缓刑制度和战时缓刑制度
（１）对象：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军人（２）时间：无限制；限于战时（第451条）
（３）条件；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没有现实危险（４）方法：设定考验期；没有设置考验期
（５）法律后果：如果犯罪分子没有发生法定的撤销缓刑的情形则原判刑罚不再执行的制度（定罪免刑）；不以犯罪论处（免罪）二．适用条件
（一）一般缓刑制度
１． 对象条件（前提条件）：针对确定刑（发生法律效力的刑罚）
２． 关键条件：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判处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犯罪情节：已然；悔罪表现：未然）３． 禁止条件：不是累犯
（二）战时缓刑制度 １． 时间限定：战时
２． 对象：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军人，根据立法精神也包括拘役 ３． 没有现实的危险 三．考验期限
１． 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进行考察的一定时间；缓刑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 考验期限以原判刑期为基础，不能少于原判刑期，实际操作不长于原判刑期的一倍 ３． 先前羁押的期间，不能折算成考验期限 四．缓刑考验期内的考察
１． 犯罪分子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第75条）２． 考察机关（第76条）：公安机关
３． 考察的具体内容（第77条）：新罪、漏罪、严重违规 五．法律后果
１． 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或有漏罪的，撤销缓刑，数罪并罚
２． 在缓刑考验期内有严重违规情况的，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先行羁押能折抵刑期）３． 在缓刑考验期内没有上述撤销缓刑的情况的，不再执行原判刑罚 ——
（１）1997年9月30日之前犯罪并宣告缓刑的，又在1997年10月1日之后的缓刑期限内有三种行为（即新罪、漏罪和严重违规）的，按新刑法典处理
（２）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一般不能减速刑，但在缓刑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适当减刑并缩短考验期
（３）缓刑效力不及于附加刑（第72条第2款）六．法理问题
１． 数罪并罚能否适用缓刑
（１）肯定说：数罪并罚和缓刑是不同的制度（通说）（２）否定说：数罪并罚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３）折中说：总和刑期高于三年不能适用 ２． 缓刑犯又犯新罪能否构成累犯
（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不构成累犯，按照第77条规定
（２）考验期后又犯新罪通说认为不能构成累犯（因为实际没有执行刑罚）３． 考验期内发现漏罪如何处理（第77条）（１）先前无羁押的：并（２）先前有羁押的：先并后减 ４． 考验期犯新罪如何处理（同上）第十八章刑罚执行制度 第一节概述 一．概念和特征
１． 概念：（行刑）法定司法机关依法将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所确定的刑罚内容付诸实施的刑事司法活动 ２． 特征
（１）主体：国家法定司法机关（依法得到国家授权）（检察机关是监督机关）① 人民法院：死刑立即执行、罚金、剥夺财产的刑罚执行机关 ② 公安机关：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的行刑机关
③ 劳动改造机关（监狱）：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执行机关（２）依据：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定或判决（３）内容：将刑事裁判中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４）对象：只能够是被判处刑罚的受刑人（５）性质：国家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原则（监狱法第3条）
１． 教育性原则：教育改造使之成为合法公民，重新做人 ２． 人道性原则
３． 个别化原则：根据犯罪人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待遇
４． 社会化原则：使之回归社会，刑罚执行完毕后能很快地适应社会 ５． 经济性原则（减刑和假释是刑罚执行的具体制度）第二节减刑 一．概念：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由有关司法机关依法对受刑人通过变更其原判刑罚减轻其刑罚处罚的执行制度 １． 广义：减轻或免除
２． 狭义：（第78条）对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将其原判刑罚予以适当减轻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刑种减轻和刑期减轻）二．特征
１． 主体：主要是人民法院（第79条：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
２． 受刑人在刑罚执行期间必须有法定事由（法律事实）（第78条明确界定）３． 期间：在刑罚执行期间（服刑期间）４． 必须以法定范围和幅度为限（第78条）三．对于缓刑能否
减刑 第三节假释
一．概念：（第81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时间的刑罚之后，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司法机关将其附条件地予以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二．成立条件
１． 对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２． 刑期：在执行一定时间的刑罚之后（第81条），特殊情况除外“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所谓“特殊情况”是指国家政治、外交、国防等方面特殊需要的情况
３． 实质：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从未然角度考虑人身危险性），不致再危害日本
４． 限制条件：（第81条第2款）
三．考验期（第83条）：有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为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十年。假释考验期限，从假释之日起计算 四．考察
行为规范（第84条）；具体内容（第86条）五．法律后果
１． 没有撤销假释情形的，假释考验期满，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 ２． 有新罪或漏罪的，撤销假释，数罪并罚
３． 违规尚未构成犯罪的，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 六．法理问题 １． 能否构成累犯
（１）考验期内犯新罪的，存在争议（２）考验期满犯新罪的，可以构成累犯
２． 考验期内发现漏罪的如何处理：撤销假释，数罪并罚（考验期不计入刑期，先并后减）３． 考验期内发现新罪的如何处理：先减后并
４． 曾经撤销过假释的人能否再次假释：通说认识可以，但条件更严格 第十九章刑罚消灭制度 第一节概述
一． 概念：由于某一法定原因或事实原因致使国家对于犯罪人的刑罚权的某项内容归于消灭（刑事责任的终结）二． 特征
１． 前提：以行为人之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
２． 实质：国家对于犯罪人的刑罚权的某项内容归于消灭 ３． 基于法定理由或事实理由—— 具体事由：
（１）法律规定，如第87条追诉时效
（２）犯罪分子本人情况，如服刑或审判期间死亡（３）判决所设定的情况出现（４）亲告犯获得被害人宽恕
（５）国家及其行刑机关根据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的悔罪表现或出于政治、外交等因素的考虑而作出的对其免除刑事责任或终止执行刑罚的决定 第二节时效 一．概述
1．概念：经过一定期限对刑事犯罪不得再追诉或者对所判刑罚不得再执行的法律制度 2．种类：
（１）追诉时效：对犯罪分子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
（２）行刑时效：对被判处刑罚的犯罪人执行刑罚的有效期限（刑罚执行时效）二．意义
１． 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
２． 有利于司法机关集中力量打击现行犯罪 ３． 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 三．追诉时效的期限
1．追诉时效的长短与某种具体犯罪社会危害性大小相适应
2．刑法第87条规定；其中的法定最高刑是指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行为所对应的有关条款（量刑幅度）的最高刑；由司法机关预先估算
3．一个条文中只有一个量刑幅度；一个条文中有几个量刑幅度，则根据具体犯罪行为所对应的有关条款（量刑幅度），即罪刑相适应原则；所犯刑罚规定在几个条文中，则按照罪行适应的条或款确定
四．追诉时效的起算（第89条的三种情况）1．犯罪之日：犯罪成立之日而非犯罪之时
（１）既遂犯：行为犯的行为完成之时；结果犯的结果出现之时；状态犯的危险状态出现之时
（２）预备犯、中止犯和未遂犯的犯罪预备、中止和未遂之日
2．连续犯最后一次犯罪完成之日；继续犯的不法行为及其不法状态停止之日
3．追诉时效中断制度：在追诉期限以内犯罪分子又犯新罪而导致前罪所经过的追诉时效起算归于无效的制度
4．追诉时效延长制度（第88条）：由在追诉期限以内产生法定事由而使追诉时效处于保持状态的制度 五．适用问题
1．被判处管制、拘役的犯罪分子如何把握其追诉时效
2．对建国前后去台湾或台湾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员的犯罪行为的追诉问题（１）关于不再追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去台人员的犯罪行为的公告
（２）关于不再追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当地人民政权建立以前的去台人员的犯罪行为的公告
（３）除犯罪行为连续或继续到当地人民政权成立，最高刑为死刑或无期徒刑，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过二十年仍可追诉的
3．对于超过追诉时效期限依法不再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分子的犯罪所得（由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如何处理（第36、66条）返还财产、赔偿经济损失、没收财产 第三节赦免 一．概述
论文名字：（刑法案例分析）作者名字：方茜
作者学号：
李刚门事件——保定官二代醉驾撞死女大学生20094543
刑法案例分析：
李刚门事件-保定官二代醉驾撞死女大学生
【案情】
被告人：李启铭，又名李一帆，男，22岁，系保定某单位实习生
被告人李启铭，10月16日晚21时40分许，在河北大学新校区易百超市门口，一男子（李刚儿子）酒后驾驶一辆朋友的牌照为冀FWE420的黑色轿车撞倒两名穿着轮滑鞋(从照片可明显看出是平底鞋)的女生后，司机不但没有停车，反而若无其事一脸轻松，继续开车接其女友，在男生宿舍附近调头原路返回至学校门口时被学生和保安拦下，李启铭下车后没有丝毫的歉意，却口出狂言：“看把我车刮的!知道我爹是谁不？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后经证实肇事者爸爸李刚是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副局长。这一事件被网友称之为“李刚门”。
事发现场，造成事故车辆前挡风玻璃当场撞碎，两被撞女生一人昏迷，一人倒地不能动，昏迷女孩头部有血迹。事发后，有学生去通知校警卫室，有学生去通知校医，有学生拨打了110、120，也有学生记下造成事故车辆车牌号。
接到报警，保定市公安交警支队二大队民警迅即赶赴现场调查处置，在依法扣留肇事车辆、行驶证及李启铭驾驶执照的同时，迅速组织抢救伤者。事故处理民警经对李启铭采血检测，鉴定为醉酒驾驶。
18日，记者登陆河北大学BBS获悉，被撞一陈姓女生于17日傍晚经抢救无效死亡，另一名女生左腿骨裂，已脱离生命危险并转院治疗。
【相关进展】
消息不胫而走，网友们对肇事者的嚣张跋扈极度愤怒，并自发人肉搜索。肇事者名为李启铭，又名李一帆，22岁。随后，网友们将其手机、QQ等曝光。18日，对于记者的采访，河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选择回避，一工作人员称公安机关已经介入，现在无法提供其它信息。19日，有网友将李启铭一些生活照，及其女友照片悉数挂到网上。另外，一名河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女生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去世的陈姓女生是她的师妹，名叫陈晓凤，为人十分温和，父母事发当晚赶到保定。
有人一度说李启铭醉酒驾车撞死女大学生一案已有了审判结果，即李启铭因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三年，监外执行。赔偿被害人家属三十万伤者五万。李启铭被实习单位开除，李刚被调往其它分局做副局长。张晶晶已经给河北大学及保定**局北市区分局软禁在医院，禁止媒体记者采访。同时河北大学已经将死者和伤者的同一宿舍室友女生（现大一）全部保研。
10月24日晚间，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网络发言人发表微博称，“河大校园车祸”肇事者已被批准逮捕。保定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最新发布：河北大学“校园车祸”一案，由保定市公安局指定望都县公安局管辖，经望都县警方依法对事故进行调查、取证及责任认定后，提请望都县人民检察院逮捕。10月24日，李启铭因涉嫌交通肇事犯罪被望都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保定市司法部门有关人士表示，由于犯罪嫌疑人李启铭的父亲系李启铭肇事地点所在的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副局长，为加大此次案件审判工作的公开度和透明度，此案采取异地审判的方式，届时将邀请法学界专家和河北大学部分师生听审。
11月4日以后，发生在河北大学校园内的“李刚门”事件变得有些沉寂。直到近日网上传出，受害方陈晓凤一家的代理律师张凯被打，并透露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
“河大飙车案”受害者陈晓凤家属代理律师博客上写到：11月5日，陈林电话再次无法接通。下午三时接到其父亲电话说：“张律师，我代表全家感谢你，以后会登门拜访。我们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问：怎么解决的？他说：我不方便说。半小时后，收到律所电话：陈家到律所解除了合同。”
记者调查，在11月初，李启铭家人和陈晓凤父母已达成民事赔偿协议，现在陈晓凤父母已经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
河北警方12月21日证实了这一消息。但警方同时表示，“此案的刑事部分还在审理中，李启铭涉嫌犯罪，必然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律师认为，双方和解对于李启铭将要被追究的刑事责任会有“很大影响”。
“你说我能不恨这个孩子(李启铭)吗？我等着法律判决。”陈晓凤的父亲陈广乾私下跟记者表示。但按照协议约定，陈广乾不得再和李家有联系，不得和媒体接触。
知情人士透露，赔偿协议上规定，李刚赔偿陈家所有费用总计46万元人民币，双方担保人分别为保定市公安局一工作人员和南四仲村村主任。陈广乾说，签署协议前后，作为肇事方代表的李刚始终未出面，协议是李刚在上面签好字之后拿给他签字的。陈广乾说，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陈林告诉相熟的朋友，为了防止陈家与外界联系，这46万元并没有当场给陈家，而是由位伯镇政府暂时保管，等事情平息后才能交给陈家。直到12月20日，陈广乾才肯定地告诉记者，已经拿到了这笔钱。“我们只想早点解决，多几十万少几十万对我们来说也就那样。”陈广乾还是走来走去，“我们拖不起啊。”
至目前为止，事发地河北大学还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在该校的网站上见不到任何关于此事件的情况说明，没有介绍该校将如何处理此事，如在未来将如何防范此类事故的发生，相反，据媒体透露，河北大学禁止任何学生参与此事的讨论，并严禁学生参与媒体访问，校方出台了禁止学生在学校轮滑的规定，却未出台禁止机动车入校的规定，坊间对此议论纷纷。
据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21日下午，河北大学校园交通肇事案犯罪嫌疑人李启铭的父亲李刚接受央视独家采访，向受害人及家属表示道歉，鞠躬。采访中李刚多次哽咽，不能自已。
该事件目前在网上仍没有已获证实的判决消息。但我们可从下面的信息转载中窥出事情的结果。
以下为转载内容：
今天下午从张凯律师的博客[5]中得知，“李启铭案”中的死者家属于肇事者李启铭方达成和解，双方“私了”；作为死者方的代理律师，张凯被解聘。当李启铭肇事后的表现激起了全民公愤的时候，这早已不仅仅是肇事者与受害者之间的事情了，舆论界的空前关注、新闻界的大力宣传、法制界的一阵亢奋
不安；对于这样一场公共案件的审判，其判决结果的意义应当是历史上重要的一笔。然而“事与愿违”，虽然张凯律师早已预料到了，但是从他的文中我们难免会感觉到他的不满与无奈 “最坏打算”终究还是没能够避免。至于他们受到了“威逼”还是“利诱”已经不重要了，这件案子突然“告终”了，然而它留下的几层阴影又该如何扫去？
首先是陈晓凤的家人的哀痛。他们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了一位年轻的女儿、妹妹，谁能想到今年刚考上大学就遭遇如此不幸？生命的脆弱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共鸣。突然间就少了这样一位至亲之人，谁愿意承受这样的现实？也许他们并不想这样妥协，只是事实让他们不得不如此，外界的喧嚣对于他们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呢？
其次是法律界的悲鸣。与张凯律师一样，满腔正义的人士正准备再一次维护法律与正义的尊严之际，却突然遭到了冷水。即便他们顶着很大的压力，但仍然敢于放手一搏，我们为这样的律师鼓劲，却突然发现前面路断了。他们最大的遗憾，也许并不是可能发生的失败，而是半途而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终止。正如张凯律师最后的发问：“然而，我们想要的仅仅是这个吗？”当然不是，我们需要的是包括整个程序和结果在内的完整意义上的正义。
然后，便是公众的纠结。从一开始不遗余力地声讨，然后关注案件的一步步发展，最后等待公正判决的时候，却戛然而止。可以这么说，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舆论起到了绝对的监督作用，而最终结果是“无疾而终”，他们当然难以接受；然而只是难以接受，比起张凯律师，他们更是无能为力。也许用不了一段时间，舆论的哗然之声便会悄然退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判决，只是很难再提起。
最后，是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本。李启铭案是一个公共事件，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带着我们所处时代的各种元素，掺杂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官与民、法制与人性、正义与妥协、舆论宣传与监督„„包括落幕的形式——“完美”大结局，种种蛛丝马迹，都是这个时代某一块影子，尘封也罢，再提起也罢，挥之不去。
我想，此事大多数的民众应当与我一样的感觉吧：怅然若有所失，却不知其所以然。至于最后究竟会如何判决，虽然目前难以预料，然而这一转折性的“私底下协议”似乎已经在公众心中宣判了。即便还有悬念，也再无波澜。一场起于舆论的公众事件，终究将在舆论中归于安静。这些个文字，且当做是为了忘却的纪念罢！
【我的观点】
一、监外执行，顾名思义就是在监狱外执行刑罚，实际上无论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还是《监狱法》规定的都是暂予监外执行而不是监外执行，也就是说在我国并没有监外执行的规定。普通民众往往将缓刑当成监外执行，实际上两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我国法律对暂予监外执行有如下规定：
（一）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
1、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包括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减为有期
徒刑）在监狱内服刑的服刑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办理暂予监外执行：
（1）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
（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3）年老多病或身体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
2、对于适用暂予监外执行可能有社会危害性的服刑人员，或者自伤自残的服刑人员，不得暂予监外执行。
（二）监外执行办理的程序
1、对需要暂予监外执行的服刑人员，由所在监区（分监区）集体研究，提出意见，经监狱主管部门审核，并经主管监狱长同意，依据服刑人员的病残情况，到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做病残鉴定；
2、监狱根据病残鉴定结论，集体研究审查；
3、经研究同意办理暂予监外执行的，要确定取保人，并办理取保手续；
4、监狱将服刑人员暂予监外执行审批材料，报省监狱管理局审批。省监狱管理局暂予监外执行审批小组每月集体研究一次，有死亡危险的及时办理。批准机关应当将批准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通知公共安全专家机关和原判人民法院，并抄送人民检察院；
5、暂予监外执行的服刑人员由取保人带回，并及时到公共安全专家报到。取保人要认真履行保证义务。
二、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行为。这里的“交通运输”是指航空、铁路运输以外的公路交通运输和水路交通运输，即为“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的交通运输。因此，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者实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本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134条、第135条、第233条等规定定罪处罚。另外必须有在交通运输过程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这是导致交通肇事的原因，也是构成本罪的前提条件，并且，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还必须造成重大事故，导致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即违章行为必须与严重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可以是疏忽大意，也可以是过于自信，即行为人对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应当预见，由于疏忽大意而未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
交通肇事罪以发生重大事故为构成要见，重大事故的参考是：“交通肇事具有以下情形之一，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付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
2、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
3、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以交通事故罪定罪处罚：
1、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2、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
3、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4、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经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5、严重超载驾驶的；
6、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虽然从表面上看，李启铭的行为确实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肇事”之后也确实存在逃逸行为。但是构成交通肇事的前提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我国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调整的是公共环境中的交通运输场合：如高速公路，城市街道等专供车辆运行和行人通行的道路，本次“校园车祸”发生在河北大学的生活校区内，校园车辆的进出有严格限制，并不属于交通运输管理法的调整对象。
其次李启铭当时的车速很快，据目击者估计有80到 100公里（校园时速应当限制在20公里），河北大学工商学院生活区限速5公里／小时，而肇事车辆远远超过此速度，是明显的故意放纵行为，而交通肇事罪只是一种过失行为。
三、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或者过失地实施危及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所谓“其他危险方法”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的危险方法，如私设电网、驾车冲撞人群、使用放射性物质、扩散病毒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只要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即可构成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为故意，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根据《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的规定，犯本罪，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我认为，从媒体曝光表明：
第一、李启铭当时的车速很快，据目击者估计有80到 100公里（校园时速应当限制在20公里），速度鉴定书上写着事故现场未发现明显刹车痕，这说明肇事者在撞人前后未采取任何制动措施，性质特别恶劣；
第二、在主观方面，我认为李启铭存在着间接故意。李启铭是醉酒驾驶，作为一个通过机动车考试，有正常辨认能力的成年人，李启铭应该清楚醉酒后不能开车，对于酒后驾车的危害性是有足够认知的；
第三，事故发生地是在河北大学的校园生活区，李启铭作为一名在校学生，应当对学校的通行情况了解，李启铭醉酒后驾车高速行驶在校园生活区内的道路上，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交通肇事罪的主观罪过是过失，从这也能看出李启铭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第四、李启铭属于醉酒驾驶且在案发后第一时间没有旅行救助义务，而是继续驾车送女友，沿路返回的时候被保安和周围同学截下，且口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就去告，我爸是李刚”，由此可以看出李启铭对自己行为产生的危害性具有认知，并且对事故产生的危害结果持漠视态度，具有主观恶性；
第五、我认为被撞的并不是特定遇害的两位同学，在该路上通行的任何一位同学和老师都有可能会收到危害，因此，该案中行为人侵犯的应当是公共安全。
从刑法的构成要件来说，李启铭完全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从主体来说，其是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成人，主观方面，其希望或放任撞死人的发生，客体来说侵犯了公共安全，客观方面造了一死一伤的重大损害。
依2009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应根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关键词：刑法修改,盗窃罪,调控范围,规制
自我国1979年刑法实施以来, 我国刑法以平均每年一次的频率修改。在这三十多年的刑法修改中, 我国刑法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理论上, 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本文以盗窃罪为切入点, 从盗窃罪的立法发展变迁和其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出发, 分析盗窃罪这三十多年以来的发展变迁, 进而对我国刑法发展变迁的轨迹作出分析。
一、我国盗窃罪在立法上的发展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刑法以1979年刑法为开端, 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修改和完善。我国79年刑法中关于盗窃罪的规定集中在一百五十一条到一百五十三条, 主要是对盗窃罪的数额、对象、量刑标准和转化抢劫做出了规定。在这些规定中, 盗窃罪只是作为一种财产犯罪被笼统的与诈骗、抢夺规定在一起, 其量刑标准和法律适用标准也没有作出相应的区分, 与诈骗与抢夺适用同一量刑标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盗窃罪的发生频率有所升高, 盗窃方式也逐渐多元化, 这对有关盗窃罪的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1997年刑法关于盗窃罪的规定适应了这一要求, 相关规定更加详尽和完备,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79刑法中惯窃的规定在97刑法中已经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严谨的关于“多次盗窃”的规定。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对于1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3次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 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自此, 盗窃罪的客观方面包括盗窃财物数额较大和多次盗窃两种, 而对于入户盗窃或扒窃行为, 即使不符合数额较大的要求, 也可以根据行为次数的多少予以惩治[1]。第二, 在对盗窃犯适用主刑的基础上增加了关于适用附加刑的规定, 明确了盗窃罪死刑的适用条件。第三, 盗窃罪的对象增加了通讯线路、电信码号等无形财物。通讯线路、电信码号是无形财物, 其经济价值不仅反映在电话初装费, 手机入网费, 还表现在用户因这些无形财物被窃取而可能支付的电话费, [2]所以97刑法规定了这种无形财物的窃取方式包括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 促使出现很多新的有价值的无形财物, 司法实践中盗窃这些无形财物的案件屡见不鲜, 97刑法的规定无疑是对无形财产保护的一个良好开端。
《刑法修正案 (八) 》关于盗窃罪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 重新取消了盗窃罪死刑的适用, 将盗窃罪的最高刑确定为无期徒刑;将《刑法》264条“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 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 ”对盗窃罪的客观方面做出了修改, 增加了三种新的盗窃类型, 即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 扩大了盗窃罪的刑罚范围, 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关于盗窃罪规定的新进展。
二、盗窃罪构成要件理论的发展变迁
我国关于盗窃罪的法律规定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变迁, 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与进展, 与此同时, 关于盗窃罪构成要件方面传统的理论在实践应用中也备受质疑, 学术界不断出现新的关于构成要件方面的理论。下面就盗窃罪构成要件方面的理论发展展开讨论。
(一) 关于盗窃罪客观方面的发展变迁
我国理论界通说认为“盗窃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 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3]根据这个定义, 我们将盗窃罪客观方面界定为“以秘密窃取的方法, 将公私财物转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 并非法占有的行为”。但是随着很多以公开窃取方式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的出现, “秘密窃取说”的缺陷日益显露, 通说观点在司法实践中的指导地位有所下降。我国刑法学界就此展开争论, 对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否仅仅局限于秘密窃取很多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明楷教授所倡导的平和窃取说。
平和窃取说认为“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违反被害人意志, 采取平和手段, 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者占有的行为;盗窃行为既可以具有秘密性, 也可以具有公开性”[4]。“他们认为, 窃取这个用语并不只限于秘密地取得, 在公开地侵害占有的场合也是窃取, 至于窃取的手段和方法没有限制。”[5]《刑法修正案 (八) 》中明确将扒窃行为纳入盗窃罪的范围之内,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平和窃取说的赞同。扒窃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理解为在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 扒窃行为在公共场所实行, 并不符合传统理论中关于秘密窃取的条件, 是一种公开的平和的获取他人财物的方式, 将其纳入盗窃罪范围, 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上的进步。但传统理论认为, 这里所谈的秘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秘密”, “所谓秘密并不是对任何人的秘密, 而仅仅是针对窃取当时财物控制人而言, 如果窃取行为人窃取财物时被财物控制人以外的第三人发觉, 只要还没有被财物控制人发觉, 则不影响窃取财物行为的秘密性。”[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秘密窃取说”和“平和窃取说”其区别的关键在于对于秘密窃取中“秘密”的含义所产生的不同的认识, 秘密窃取中“秘密”在满足犯罪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同时是否需要满足“秘密”的客观条件, 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 关于盗窃罪客体方面的发展变迁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 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 也就是所谓的所有权说。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财物所有权与其使用权、占有权等各项权能逐渐分离, 人们之间的财产关系逐渐复杂化。只强调保护财物所有权势必导致权利人其他财产权益受到损害而无法得到刑法上有效救济, 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
由于传统的所有权说理论的缺陷日益显露, 有学者提出学习借鉴日本刑法理论中的占有权说。占有权说主张的是对财产的占有状态予以保护, 保护的法益是财产的持有, 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事实上的占有本身, 不仅包括合法的占有, 而且包括非法的占有”[7]。但有学者认为, 占有权说主张对财物的占有权进行保护, 虽然能够有效的打击犯罪, 但同时会扩大刑法的保护范围。基于此, 理论界提出混合说, 认为“财产犯的法益首先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 其次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改变现状 (恢复应有状态) 的占有;但在非法占有的情况下, 相对于本权这恢复权利的行为而言, 该占有不是财产犯的法益。”[8]这种观点以占有说为基础, 在对占有权说作出限制的同时对所有权说予以扩张, 将占有纳入到盗窃罪的客体之内, 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三、我国刑法发展变迁总趋势
盗窃罪在立法和理论的不断变迁都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所呈现出的新情况, 使刑法能更加有效的规范人们的行为, 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前文对盗窃罪的立法和理论的发展变迁的总结, 我们大致可以由此分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法发展变迁的总趋势。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刑法关于罪名的覆盖范围逐步与社会发展情况相符合。79刑法诞生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 立法经验不足, 当时的刑法还处于一个相对不成熟的阶段, 相关规定也呈现出“宜粗不宜细”的特点。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程度尚较低, 盗窃罪的发生频率也相对现在而言比较低, 这也导致盗窃罪没有引起当时立法者的足够重视。到97年, 社会经济有所发展, 盗窃罪发生频率有所提高、方式逐渐多样化, 79刑法的相关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97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积极应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的盗窃方式, 将通讯线路、电信码号等无形财物纳入到盗窃罪的对象之中。无形财物作为一种具有经济价值属性、能够被人力所控制、占有的财物, 具有盗窃罪对象的一般特征, 将其纳入盗窃罪对象中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刑法修正案 (八) 》将盗窃罪的入罪范围扩大, 也是由于近年来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以及扒窃等行为增多, 在尚未达到97刑法规定的入罪标准时, 仅仅依靠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来进行处罚无法有效的控制这种盗窃行为的发生。对刑法某些条文的修改以及增加, 很大程度上都是积极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的需要。
第二, 刑法调控范围不断扩大。我国刑法的历次修改, 大多以入罪条款及新设罪名的增加为特点。例如, 97刑法相对于79刑法而言, 刑法所规定的罪名由一百多种增加到四百多种, 入罪条款和罪名的增加, 势必导致刑法调控范围不断的扩大。《刑法修正案 (八) 》将盗窃罪的入罪条款新增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盗窃形式, 实际上扩大了刑法对盗窃罪的调控范围;另外《刑法修正案 (八) 》增设的危险驾驶罪, 将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的行为纳入到刑法规制的范围内, 也是刑法调控范围扩大的典型变现。在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新的理论中, 将盗窃罪的客观方面界定为以平和方式窃取他人财物, 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将一些非以传统的秘密方式窃取财物的行为纳入到盗窃行为之中, 以及占有说的出现将盗窃罪的保护范围扩大为占有, 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有扩大刑法调控范围的趋势。
刑法的效益主要是以刑法对犯罪的控制为重点, 将刑法调控范围不断扩大, 无疑可以达到犯罪控制的效果, 在短期内实现刑法的效益, 但与此同时, 我们不得不关注这样的刑法运行是否会带来较大的代价, 无限扩大刑法调控范围势必导致刑法威慑力的降低。刑法不但有控制犯罪的有利后果, 同时也对犯罪人和社会造成不利后果。我们在考虑刑法效益的同时, 必须关注其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这就要求在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中, 必须把握必要限度, 在追求犯罪控制的积极效果的同时, 确保新的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的积极效果大于消极效果。
第三, 我国刑法的修改具有“应对型”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迅猛发展造成司法实践中新型犯罪行为与行为方式的出现, 79刑法依据当时的国情所制定出的刑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无法有效规制新出现的犯罪行为。例如, 97刑法纳入盗窃罪范围的通讯线路、电信码号等无形财物就是经济发展的产物, 随着这种无形财物的出现, 实践中出现盗窃这种无形财物的行为, 对于盗窃这种无形财物是否能够以盗窃罪论处, 根据79年刑法无法做出有效判断, 97刑法将其纳入盗窃罪的对象范围, 就是刑法“应对型”特征的体现。
我国刑法的“应对型”特征, 是由成文法国家法律所固有的滞后性所决定的。成文法的这种天然滞后性要求立法机关顺应社会发展, 迅速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作出反应, 以调整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但法律的稳定性决定了刑法不可能朝令夕改, 这就造成了刑法的滞后性。我国作为一个成文法国家, 当司法实践中出现新的犯罪行为的时候, 现有法律无法对其做出有效规制, 大量司法解释应运而生, 对司法实践进行指导, 这是我国刑法应对性的一个典型表现。
第四, 附加刑被广泛适用, 法定刑幅度有所升高。我国刑法修改中法定刑的提升主要以97刑法为分水岭, 97刑法以前的相关单行刑法呈现出严重的重刑思想, 而在97刑法后的修改中虽然刑罚幅度有所降低, 但总体上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以盗窃罪为例, 97刑法将盗窃罪的法定刑的最高刑提高为死刑, 并在对盗窃罪适用主刑的基础上增加附加刑的适用, 虽然在《刑法修正案 (八) 》中重新取消了死刑对于盗窃罪的适用, 但是与79刑法中关于盗窃罪的规定相比, 附加刑的适用导致盗窃罪的法定刑幅度总体升高。目前的刑法规定中, 附加刑与经济犯罪形影不离, 几乎所有的经济犯罪都在主刑的基础上规定了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的附加刑, 这无疑是加重了刑罚法定刑。另外, 关于死刑的适用, 在79刑法中只规定了28种死刑罪名, 97刑法颁布以前,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等多个单行刑法的出台使死刑罪名增加到了71个。死刑罪名在经过97刑法及《刑法修正案 (八) 》的削减减少到55个, 但不可否认, 总体上我国刑法关于死刑的适用明显增加, 法定刑幅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我国刑法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与完善, 已经初步摆脱了改革开放初期刑法发展的落后状态, 从最初照搬苏联刑法逐步改变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 借鉴国外立法经验, 我国刑法体系逐步科学化, 对社会的调控力度也逐渐增强。但我们必须看到, 我国的刑法立法和理论都存在着需要完善的部分, 我国刑法的发展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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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罪刑法定；刑法解释；法律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的法治趋势，已深深植根于现代各国的法治意识之中，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个过刑法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项准则。
一、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极其丰富，它对刑法的指导意义也甚为广泛刑法，我们不能只对其作简单化的教条解释。认为对新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应从两个方面去解释：只有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才能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里的“法律”是指广义上的刑法，它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的附属刑法。刑法典，包括刑法总论和刑法分则的规定。单行刑法是指立法机关为应付某种特殊情况而专门颁布的规定犯罪与刑罚的规范性文件。附属刑法是相对于单一刑法而言的，是指在非刑事法律中为了保护该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而规定的典和单行刑法所不具有的有关犯罪和刑罚的规定的总和。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
成文法主义。法律必须成文，绝对禁止适用习惯法，把成文的刑法法典和刑法规范作为刑法的唯一渊源。对于刑法没有规定的行为，不允许通过适用习惯来定罪量刑。以国家权力机关发布的成文法为依据来定罪量刑，有利于对案件公正判决。
禁止任意解释。任意解释是指一般公民、社会团体、诉讼当事人、辩护人、代理人等按照自己的解释，对法律所做的解释，是“非正式解释”的一种，“正式解释”的对称。任意解释无法律上的约束力。任意解释应视为“解释法律”‘虽然有助于对刑法条文的理解与运用，但其内容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无法得到保证，且无解释权力，不具有任何效力。在我国正式解释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
禁止事后法。绝对禁止刑法朔及既往，把以旧原则作为解释刑法朔及力问题的唯一原则。对于行为人行为的定性和处罚，只能以行为时有效的法律为依据，行为后颁行的新法没有朔及既往的效力。法律不强人所难，刑法不能要求每人对未来法律的预计，以未来的刑法来评价指导人们的行为，更不能以其定罪量刑。但在新法判决较轻的情况下，使用从旧兼从轻原则。
禁止绝对不定原则。求刑罚的名称、种类、幅度都必须由法律加以确定，并且刑期必须是绝对确定的，既不允许存在绝对的不定期刑，也不允许规定相对的不定期刑。
明确性原则。刑法对何种行为是犯罪，应对其判处何种刑罚的具体规定必须明确，不明确的刑法规定被认为违反罪刑法定而无效。明确性原则可以被认为是罪刑法定原则中最重要的派生原则。刑法一经制定就需要实施，抽象、概括性的法律条文如何适应变动的社会现实，这便需要对刑法进行解释。
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罪刑的处罚应由明确的刑法依据来支撑，不能对无明文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罚和有罪判决，保障行为人的合法权力。
三、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实行过程中还存在的其他问题
（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是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避免使法律成为机械的桎梏的有效举措。但是，在我国实行自由裁量权却面临诸多问题。一次不公正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弄脏了。首先，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较低，有时很难准确把握法律的内涵，从而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产生偏颇。其次，我国关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并没有完善的制度规范和可以遵循的规则。因此，我们必须谨慎的行使自由裁量权。现阶段，追求“形式公平”还是有一定积极。
（二）罪行圈划的漏洞
我国部分的法律在条文的设置上存在着一定的漏洞，致使法官在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对犯罪分子进行处罚时面临很多困难。例如刑法第240条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拐卖成年人、老年人、精神病人等犯罪行为，却没办法对犯罪分子进行有效的处罚。按照刑法第358、359条规定的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等规定，组织男青年卖淫、猥亵、强奸男童都不在处罚范围内。随着社会发展，这类犯罪已经大量出现，并且这类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的极其恶劣的影响绝不是可以忽视的。这也就要求我们相关部门重视存在的问题，完善法律体系，弥补存在的漏洞与问题。
（三）“严打”活动
“严打”是党和国家根据我国一段时间内制定的为维护社会治安与稳定的具有运动性质的活动。根据严打的性质与特点可以看出，“严打”要求在短时间内从快从重打击犯罪分子的方针，但是源于我国历来重政策轻法律的思想，“严打”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严打对象的扩大与误判，甚至在部分地区有以严打对象数量来衡量严打效果的严重错误。
四、提高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司法适用性
（一）提升刑事司法理念
1、树立限制刑事司法权、保障人权的刑事司法理念
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上是在国家的刑法权和公民的个人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司法机关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认定犯罪和惩治罪犯，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而公民个人只有在其行为触犯刑律的情况下才应当收到刑事追究，否则他就是自由的。有相当部分学者认为，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障人权，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并不是矛盾的。如果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能够合为一体，那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这两种价值往往存在冲突。强调人权保障势必会削弱打击犯罪，就会以牺牲人权保障为代价，强调人权保障势必会削弱打击犯罪。当两者存在冲突的时候，怎样来處理这两者的关系？是宁愿保障人权，削弱或者牺牲打击犯罪，还是相反，为了打击犯罪，宁可降低人权保障范围或者牺牲人权保障范围？这才是在法治社会要做出的重要选择。过去过分强调打击犯罪，忽视了对人权的保障，随着法治进程，我们应当把人权保障放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打击犯罪决不能以牺牲人权保障为代价。
2、重视程序法的保障作用，加快程序法的发展工作
程序法在保障实体法的合理合法的实际上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谷口安平所认为的“诉讼法是实体发之母”那样，诉讼法在监督公安机关、检查机关的行为上，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程序法对公民的权力的保障也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
3、不断完善和提高立法技术，增强内容的明确性和可预测性
刑法上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不仅要求废除类推制度，还要完善立法技术，特别是内容的明确性和可预测性。刑法条文不仅应该是司法机关定罪量行的准则，而且应该是公民的行为准则。因此，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时应尽可能地采用叙明罪状的方式，对犯罪构成要件的描述应准确、具体，刑法条文还要有明确的人可预测性。刑法不应以惩治犯罪为目的，而应以预防犯罪、保护公民利益为目标。
4、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完善司法制度
司法人员的素质关系到罪刑法定原则的最终落实情况，必须加大对司法人员的培训，淘汰不称职的司法人员；同时，还应不断完善司法人员的选拔制度，让更多更优秀的法律人才充实到司法队伍当中。以期明确、合理的完成司法工作，杜绝漏判、误判的发生。
5、加强对立法、司法过程中的监督，切实杜绝贪污腐败
没有监督的权力最容易滋生贪污腐败。在司法工作中，人情关系、领导压力、收受贿赂等仍对司法工作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必须加强监督力度，使司法人员真正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则，杜绝徇私枉法现象的产生。
参考文献：
[1]吴允锋.非刑事法律规范中的刑事责任条款性质研究[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02）.
[2]游伟，赵运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其困境突破[J].法治论丛（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