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权传媒监督论文

摘要：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开展，司法独立得到有效的进步，但是司法独立和传媒监督关系仍然存在天然的排斥。如何在新常态下构建两者之间的良性关系，无论是对司法改革还是依法治国战略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基于传媒的特性，应该从传媒和司法系统两个方面来构建良性的互动关系，共同推动法治中国的建设。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司法权传媒监督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司法权传媒监督论文 篇1：

传媒与司法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

摘 要: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传媒监督和司法独立是构筑社会公正体系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组成部分。传媒对司法监督的目的与司法机关追求的目标具有一致性,都是为了确保社会公平和正义。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二者常常发生矛盾和冲突。为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我国应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传媒与司法和谐共进之路。

关键词:传媒监督 司法公正 良性互动

近年来,随着传媒自身活力的增强以及审判公开原则的逐步落实,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力度不断加大,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传媒监督是把双刃剑,缺乏制约或运用不当便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负面影响。

我国传媒监督司法之现状

传媒监督对司法的积极作用。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任何一种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审判权也不例外。毋庸置疑,传媒监督在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功不可没。当司法人员背离法律、远离法律理性时,当司法活动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和影响时,传媒及时报道案件的真实情况,将应该受到指责的阴暗面袒露在大众面前,可以促使司法人员最终回归天平的中央,形成公正的裁判。这是传媒监督司法的价值所在。当然,在司法体制设计当中,纠错程序本来就有,如若能将内部的纠错程序运用到极致,凡错案必纠,凡违法办案必究,则新闻监督似乎可有可无。但这仅仅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状态,传媒必须监督司法以促进司法公正。

在当前大众传媒化时代,传媒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传媒对于某一典型案件的穷追不舍,在相当程度上会激发公众对司法、对正义的认知兴趣。比如,孙志刚案、延安黄碟案,无不凸显出典型案例在启蒙民众程序观念、权利意识上的价值功能,这对于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具有积极的意义,是推动法治进步的原动力。

传媒监督对司法的负面影响。尽管传媒在进行报道时追求客观公正,但其社会责任、人文关怀、同情弱势人群等报道倾向,往往会在报道中流露出来,而这些又极易调动社会民众的情绪。他们或是不断渲染被告人的悲苦情状,或是对恶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脸谱化处理,难以严格保持中立。极个别报道甚至并未表现出尊重司法的态度,如在“许霆案”当中,一开始就有媒体痛斥“法院量刑不当,许霆应判无罪”,有意无意给法官施加压力。在案件尚未生效前,新闻记者还会经常引用一些法律权威或是某某负责人的话对案件发表评论、提前表态。这些做法很难说做到了尊重司法规律,也不能说发掘了多少促进司法公正、推进法治的内容。

传媒与司法关系之法理分析

传媒与司法冲突之实质。传媒具有宪法所赋予的新闻自由与新闻监督权。新闻自由的实质同公民言论自由权相同。言论自由权是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中具有首要地位。新闻监督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司法活动是国家权力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公众应当对其享有知情权。另一方面,支撑司法的背后力量是落实公民获得公正审判的需要。获得公正审判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两者冲突的实质是两种公民权利之间的冲突,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从根本上说,两者都是为实现公民权利服务的,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传媒与司法冲突之原因分析。两者在运行机理上各具特性。一是对事实的认定不同。司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院认定的事实必须是经过辩诉双方提出相应的证据,在证据的基础上,辩诉双方经过激烈的辩论后由法院认定的“法律真实”。新闻事实是媒体通过采访了解到的事实。尽管从法律上说,新闻报道应尊重客观事实,但这种限制是宽泛的,使得新闻传媒中未经严格审查的有关案情信息远远达不到法庭中可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的要求。二是司法活动应当具有被动性和中立性,这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基础和保证。而传播活动考虑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总是积极主动出击,寻找或者是制造新闻,在报道时也难以做到不偏不倚,具有主动性和倾向性。三是司法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审判,传媒则要求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因为过时的新闻就不再是新闻。

两者缺乏沟通了解。司法界认为法律新闻应该客观真实严谨,而新闻工作者则对曲折生动的法制故事颇感兴趣。在案件的评论和报道问题上,司法界认为,传媒对案件不能发表评论,只能如实报道,而媒体人士则认为传媒的报道和评论可以针对案件诉讼的任何阶段。司法机关在对传媒监督表示审慎欢迎的同时,又心存防范和抵制,在媒体报道上设置种种限制。

传媒与司法具有相同的社会责任是两者可以实现良性互动的基础。传媒对司法监督的目的与司法机关追求的目标具有一致性,都是为了确保社会公平和正义。其中司法通过依靠公众同意的公共准则——法律来解决纠纷,追求法律上的公正;传媒则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道德来评判是非,追求道德上的公正。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经过长期的磨合、调整,应在二者间找到最佳的契合点,从而达到理想的平衡,使传媒对司法的监督自由而不过度,司法对传媒的排斥合理而不过分。

国外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做法

如何处理传媒和司法的关系是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尊重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赋予传媒监督司法的权利;另一方面,为防止传媒过度干预司法设立了适合各国国情的宽严不同的限制措施。以美国为例,美国宪法和法律中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也特别强调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并从各方面保障法官的独立性。

以司法程序的公正防止传媒的不当干扰。我们不妨结合美国法制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来分析。1954年,俄亥俄州的医生山姆·谢伯德涉嫌杀妻被捕,新闻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和评论,还引用了许多没有法律效力的证据,意在证明谢伯德是有罪的。

对传媒进行事先约束。为防止传媒发表可能极大影响诉讼进程和结局的信息,法院可以签署“司法限制言论令”。最高法院将对表达的事前约束称为“对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最严重和最不能容忍的侵犯”,要求任何形式的事前约束都要承受对其违宪性的有力推定。最高法院认为,法官签署限制令前必须考虑三个因素:(1)对有关案情的强烈、煽动性的公开报道确实存在;(2)其他替代性办法,例如易地审理、延期审理、对陪审员的预先甄别等,都不能抵消审前公开报道的影响;(3)限制令将会确实有效地使陪审员避免接触有偏见的信息。

对藐视法庭罪的态度。藐视法庭罪源于英国的普通法。英国通过制定《蔑视法庭法》以及其他一些限制性法规,规定媒体不得发表任何损害公平审理的意见。他们用判例确定了“报道限制”原则:当案件正在由法院积极审理的过程中,任何人不得对案件加以评价。只有在诉讼开始以前或案件审结以后,或者案件被拖延不积极审理的时候,人们才可以发表意见。

建立传媒与司法良性互动的路径

如何建立传媒与司法良性互动的关系,笔者觉得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传媒要善于发掘有益法治进步的内容。传媒要尊重司法的特性和规律,从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的立场出发,以客观、均衡、公正的态度报道和评论司法活动,而不是哗众取宠甚至误导公众。

传媒要通过对典型案件的跟踪报道引导民众树立法治观念。对国家的宏观法治构建而言,塑造公民对法治的认同,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任务。传媒应关注具有正面意义的、有利于弘扬司法权威和法律威严的典型案件,充分发挥典型案件对于民众的法治教化功能。

传媒要将精力集中于司法审判程序的监督。导致司法不公的最重要原因往往不在于司法人员的司法能力,而在于他们故意违反法定程序,通过扭曲程序而制造实体的司法不公。对案件进行实体处理,是司法机关的事。而司法活动的程序适用,只有是否遵守法律的区别,没有明确的判断对错的差异。因此,传媒更应当“聚焦”于司法人员的司法程序是否合法。

传媒要关注影响司法独立的原因和现象。中国是人治根深蒂固的国家,当前影响我国司法独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传媒应基于社会责任感剖析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大胆揭露干扰司法独立的现象,为司法机关营造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

规范传媒监督行为。在保证传媒依法监督司法活动的权利的同时,也必须规范传媒的行为,以法律约束传媒对司法独立的不当干预。

评论与报道应予严格区别。传媒报道应客观真实,尽可能做到平衡报道,力求提供全面信息,不能超越司法程序,对案件的处理定调子、下结论,进行预测性报道。传媒报道的节奏应与司法程序保持一致。总体说来,媒体可就案件的实体及程序问题,可以就司法人员及涉案人等各方面发表广泛的评论,但评论的对象和范围应当受到严格限制,对案件实体问题的评论必须在判决发生以后。对司法人员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私自单方接触当事人等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媒体一经发现即可予以评论。

在任何时候,传媒不得刊载或播出对司法人员有人身攻击或人身侮辱内容的报道或评论,不得故意捏造事实歪曲报道。如果判决的确在社会上争议较大,传媒评论应当恰当,不应挑起公众对于法律、法官和法院的不信任。

传媒应当以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强自我约束,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对于传媒不遵守规则和越界应承担的责任,现阶段不宜单独制定“藐视法庭罪”,可援引现《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关于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关于扰乱公共秩序行为行政法律责任的规定,追究传媒和相关从业人员的法律责任。

从程序上排除传媒对司法的不当干扰。学习西方经验,运用审判程序方法,最大限度地消除传媒报道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

延期审理。当传媒对某一案件的报道已经产生较大影响,并有可能干扰公正审判时,法院可以将案件延期审理,直到传媒报道产生的偏见影响消除后再重新启动审判程序。

变更管辖。如果传媒对某一案件的报道充斥整个地区,导致该法院对案件审理难以独立公正进行时,可以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变更审判管辖地点,将案件转移至另一尚未受到舆论压力的地区同级法院审判。

审判人员回避制。如果合议庭成员已经从新闻媒体的审前报道中形成了先入为主的预断,并且有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时,应该主动申请回避。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如果知道上述情况,也可以提出回避申请。

隔离证人。当传媒对某一案件报道已经产生普遍性的影响时,为防止证人受传媒报道的影响,应当警告证人在作证前不要听从传媒对于诉讼的报道。

限制可能对案件审理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的传播。司法机关包括法官不能就任何正在法院审理的案件作出有可能影响裁判结果或损害裁判公正的评论,即便是要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加以评论,也要切中要害,符合法治理念。

限制和规范传媒工具在庭审中的使用。为防止庭审直播和现场录像干扰正常的法庭秩序,应对媒体摄影摄像设备的使用加以规范。除个别的确有特殊意义的案件可以采取这种形式外,现场直播或录像不能作为传媒监督司法活动的一种常态。

对于司法机关尚未认定的证据材料,媒体不得查阅或复制。

加强沟通和联系。在寻求传媒和司法良性互动的过程中,两者需要相互理解和支持。传媒要尊重司法规律,把握好界限,不越位。媒体工作人员要提高法律素质,进一步加强媒体监督司法的广度和深度。各级法院要正确对待传媒监督,确保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和人民的知情权。传媒与司法应该互相支持,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服务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事业。

参考文献:

1.王世心、张志华:《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与协调》,《司法论坛》,2008(15)。

2.傅达林:《“邪”说许霆案》,《法学家茶座》,2008(3)。

(作者单位:上海电机学院党委办公室)

编校:施 宇

作者：罗 薇

司法权传媒监督论文 篇2：

论司法改革背景下司法独立与传媒监督的关系构建

摘 要：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开展，司法独立得到有效的进步，但是司法独立和传媒监督关系仍然存在天然的排斥。如何在新常态下构建两者之间的良性关系，无论是对司法改革还是依法治国战略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基于传媒的特性，应该从传媒和司法系统两个方面来构建良性的互动关系，共同推动法治中国的建设。

关键词：司法独立;传媒监督;良性构建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改革和完善我国司法体制，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构建司法独立。如何构建司法独立是本次司法改革的重点，从轰轰烈烈地改革措施来看，改革措施并没有过多地触及司法独立和传媒之间的关系。但是事实上，传媒监督对司法审判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传媒舆论作为言论自由的表达方式，在关注案件进展、促进案件公正透明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分化重组，一些矛盾对立冲突，公民表达自由的权利更加弥足珍贵。虽然一些情绪化的观点可能对社会的主流价值具有冲击，但自由表达所焕发的乃是社会的活力，而非暴力①.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律还缺少专门的“新闻法”，以及新闻工作者自身在实际操作中出现的问题，传媒监督会出现一些误导，甚至会出现“舆论审判”等现象。

一、司法独立和传媒监督之矛盾性

司法独立，又称审判独立，孟德斯鸿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②意味着传媒监督对司法独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司法独立和传媒监督的矛盾性：

第一，司法独立所需的“隔音空间”与传媒自由的行使。新闻传媒是公民行使宪法上言论自由的体现，有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新闻舆论监督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对审判活动的监督也是必要的。然而，法官审理案件必须保持独立性，不受新闻媒体的影响或干涉，这是法治的体现。司法审判需要的是一个“隔音空间”，审判需要的是法官遵循法律公平公正地判决，而不是受传媒舆论左右。

第二，传媒舆论的非理性与司法判决的正确性。如果缺乏规范的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司法活动反而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舆论不代表正确的观点，它更多地是一种多数人的观点。有的新闻媒体不了解甚至不尊重司法活动的基本程序，对法院未终审的案件随意发表评论，引导社会舆论，给法院的公正审判带来了压力和影响。有的新闻记者没有摆正舆论监督者的位置，往往有意无意地站到一方当事人立场上去，发表片面观点。其次，媒体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新闻自由干涉司法独立，以道德评判取代司法审判。

二、司法改革下协调司法独立与传媒监督关系构想

由于新闻传媒的特殊性，对新闻传媒的立法规范经历了30多年仍未出台，在没有立法规范的新闻传媒依旧有可能产生“舆论审判”，对司法独立造成冲击。尽管现实如此，但不意味着现在无所作为。因此，在目前已经为司法独立进行改革，司法独立问题有了很大的解决的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位司法独立和传媒监督，在冲突中整合最佳的点，不仅让媒体发挥自己的监督作用，而且不妨碍司法独立?那么，笔者试图从以下角度去构想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加大新闻传媒正确监督司法的力度，打造互联网+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也应当打造互联网+时代。在司法改革下，应该加大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不仅监督司法改革的进展和司法腐败问题，也有利于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媒体的社会角色是大众传播工具，传媒如果以正确的方式介入司法，就会形成正确的舆论引导，在运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更加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对构建法治社会的促进作用。那么，新闻媒体如何正确的介入司法的监督呢?笔者认为：首先，新闻媒体在庭审前对案件的报道应力求客观公正，避免主观倾向或妄加评论。新闻媒体本来就不具有也不应当具备处理社会纠纷、解决社会矛盾的裁判功能。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客观的报道真事的案情，发挥本有的传媒作用。其次，加强传媒机构的行政性管理和提高新闻记者素质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加强媒体记者的行业自律，借用库尔·勒温的话说，“传媒必须通过自律当好信源与受众之间的‘守门人’”。③众传媒在案件报道中要明确自己是中立的把关人，把那些不适合报道的信息过滤出来，简单来说，虽然司法审判应当公开透明，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审判以及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等不应该透露的信息，法律明文规定是禁止公开。传媒在对司法案件报道时，既不应该站在司法部门的对立面，也不应该站在公众的对立面，而是应该站在争辩双方之间，在公众与司法部门之间发挥联络员的功能，做不偏不倚的观察者。

(二)坚决排除司法审判中传媒舆论的干涉

就目前从司法改革的措施上看，改革措施已经明确从财政、人员分配、上下院之间关系等措施去确保司法独立。在处理司法与传媒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司法审判中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打造一个“隔音空间”拒绝传媒舆论的引导和干涉。司法是救济的最后一条防线，因此司法审判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司法审判不是以前以多数人投票或多数人意愿来决定有罪之人的罪行，这样是亵渎法律、法治的神灵。“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④因此，传媒监督司法的问题上，我们不应该拒绝没理由拒绝新闻媒体合理的报道，唯一应该的是司法内部，法官心中始终遵循法律的公平公正。与其说法律是无情的不如说法律是公正的，在改革后司法体制上，程序的公正也得到一定的改革，所以，司法审判中排除传媒舆论的干涉，更加有利于传播法治的精神。

(三)司法系统切实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和合作，积极探索与媒体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在新常态下，司法与媒体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创新。尽管新闻媒体和司法独立具有天然般的排斥，但是可以积极探索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一方面，法官不要畏惧面对媒体，认真公平公正地判决每一个案件，接受媒体采访，客观地说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以及判决依据。当然，面对新闻媒体的错误舆论引导，司法系统应该敢于站出来指正错误，维护司法的权威和法律的正义。另一方面，司法允许新闻媒体进行监督和报道，那么媒体就不能以舆论监督为由干预司法工作的正常进行，导致不正确的舆论。只要双方在尊重公众知情权，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要求以及服务国家和人民的基本工作方向保持一致，新闻舆论监督和法院审判独立之间就能找到契合点和平衡点，传媒与司法就能形成合力、共创“双赢”，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挥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

注解：

① 卫方.司法与传媒三题冲，法学研究(北京)1998年第6期。

② [法]孟德斯鸡.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6页

③ 库尔·勒温.20世纪心理学通览.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

④ 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说明讲话

参考文献：

[1] 卫方.司法与传媒[J]，法学研究(北京)1998(6).

[2] [法]孟德斯鸡.论法的精神(上)[M]，商务印书馆1961.第156页.

[3] 库尔·勒温.20世纪心理学通览[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7)

作者：谢俊杰

司法权传媒监督论文 篇3：

传媒与司法关系思考

〔摘要〕 传媒对司法具有积极作用：正确的传媒报道有助于促进司法公正,有助于遏制司法权力的滥用，有助于弘扬法治精神。传媒与司法的冲突与偏差表现为：传媒的不当报道和评论影响司法独立，传媒对司法裁判的不当抨击影响司法权威，司法和传媒所采取的不当措施能引发和加剧双方的冲突。传媒与司法存在消极关系的原因是：传媒和司法的追求不同，传媒和司法的要求不同，传媒渗透力和司法反应能力的不匹配。重构传媒与司法的关系需要做到：传媒报道要自觉维护司法权威，传媒报道要坚持真实、客观、善意原则，司法应当尊重、宽容传媒。

〔关键词〕 传媒，司法，裁判，新闻自由

〔

传媒包括报纸、期刊、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在现代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司法是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贯彻实施的重要保障。传媒和司法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它们都是一定权力的代表或延伸。司法权力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而传媒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与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并列的第四种国家权力。传媒对司法的监督或介入其实是公众舆论监督或介入的体现。

一、传媒对司法的积极作用

2010年2月，由北京义派公益团体发起、南方周末和中国法学会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09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评选结果揭晓①，凸显传媒与司法之间紧张关系的“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等毫无悬念地入选，这张在很大程度上由网友决定的榜单凸显了传媒与司法的距离，表明了在现代媒介手段影响下诉讼案件与现代法治理念存在着偏差。理论和现实告诉我们，传媒与司法之间既存在着距离和偏差，甚至是冲突和博弈的消极关系，也存在着合作、促进和良性互动的积极关系。

第一，正确的传媒报道有助于促进司法公正。例如云南晋宁的“躲猫猫事件”，警方一开始的说辞是李荞明是因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中玩“躲猫猫”游戏时，不慎(后又称因和普某发生冲突)撞墙头部受创致亡。这一死因引来网友的强烈质疑，在各种新闻媒体的强烈关注下，网友在官方的组织下组团去调查，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官方就调查出本案的真实结果：李荞明系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试想如果离开传媒的监督，李荞明的死因能够如此顺利查清吗?原看守所的责任民警能够被追究刑事责任吗?

第二，正确的传媒报道有助于遏制司法权力的滥用。司法具有封闭性的特征，这种封闭性固然可以排除各种案外因素的干扰，但也有可能使司法变得保守和僵硬并且容易导致暗箱操作和权力滥用，从而使个案正义受到侵犯。而正确的传媒报道有助于打破司法过程的封闭性，增加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比如河南灵宝的“王帅事件”，王帅因为在网上发帖揭露灵宝市政府违法征地，导致灵宝警方跨省追捕，并因诽谤罪被刑事拘留，灵宝警方的做法是典型的滥用司法权力，以诽谤罪为名行打击报复之实。正是在全国媒体的一致声讨中，灵宝警方最后不得不将王帅无罪释放。

第三，正确的传媒报道有助于弘扬法治精神。一方面，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只有通过传媒的广泛报道，才能传达及普通民众;另一方面，各种传媒，特别是报刊的法制专栏和电视台的法制节目，通过典型法制事件的报道，大大普及了法律知识，对于弘扬法治精神，提高国民法律素质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并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法治进程。比如轰动全国的“孙志刚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大讨论。舆论一致认为，收容遣送制度使得民工、流浪人员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人身自由极易受到侵犯，有违法治精神，最后导致该制度被废除，并推动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如果离开传媒的力量，有可能收容遣送制度到现在依然存在。

二、传媒与司法的冲突与偏差

传媒的价值追求在于表达自由，司法的价值追求在于司法公正，传媒和司法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表达自由和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处理不当,传媒和司法之间就会发生冲突和偏差。

第一，传媒的不当报道和评论影响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准则，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力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然而很多传媒在报道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时，不太顾及司法独立的要求，行使舆论监督的权限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对案件进行不当的报道和评论，严重影响到司法独立。例如，有的传媒为了标榜独家报道，而不惜泄露审判秘密;有的传媒为了标新立异，追求轰动效应，对案件事实进行有目的的剪裁，断章取义，导致所报道的事实与案件事实大相径庭、混淆视听;有的传媒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为吸引读者，追求热点，对未审结的案件进行先入为主的报道，在报道时不顾及所使用的语言、表达的感情和所造成的舆论环境，以伦理道德标准和情感标准取代法律标准，形成所谓的“媒体审判”②;甚至有的媒体为案件一方当事人所收买，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制造虚假民意，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企图影响司法结果。

第二，传媒对司法裁判的不当抨击有损司法权威。司法权威指法院及法院的裁判活动和裁判结果，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任、尊重和自愿服从。达到权威状态的司法，即使人们对司法裁判结果并不满意，也往往会自觉履行司法裁判而不是去挑战司法的尊严。 〔1 〕树立司法权威离不开人们的信任、尊重和支持，但如果传媒对司法裁判进行不当抨击，将影响到司法裁判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直接损害到了司法权威。以胡斌案和孙伟铭案为例。胡斌案和孙伟铭案一审判决结果相继公布以后，国内许多传媒将两个案件放在一起进行简单对比，认为同样的酒后驾车肇事致人死亡情节，却一个被判处死刑，一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量刑悬殊，是典型的“同案不同判”，导致公众强烈抨击法院，认为司法不公，从而严重影响到了司法权威。③

第三，司法和传媒所采取的不当措施引发和加剧了双方的冲突。有些司法机关为避免报道不利于公平审判而采取种种措施限制传媒的采访报道权，甚至对部分媒体剥夺其采访报道权，从而引起双方的冲突;而传媒为此采取的反制措施，则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冲突。比如对于重大案件，法院为了限制传媒的采访报道，常常以法庭位置不够等微妙的理由拒绝传媒从业人员旁听案件。2003年11月2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曾下发《关于禁止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粤高法[2003]205号)，禁止分属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三大报业集团六家报社的六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当然传媒也有自己的反制措施，部分传媒的工作人员通过公民身份携带录音笔去旁听案件，未经法庭许可秘密录音，然后再根据录音内容写成新闻稿件发布。在个别地区，传媒往往联合起来对抗对传媒不友好的司法机关，专门报道不利于该司法机关的信息，更是加剧了传媒与司法机关之间的紧张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传媒与司法之间除了存在上述冲突之外，还存在一定偏差，学者栗峥将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偏差概括为：创意词汇胜于法言法语、视听冲击胜于说理明辨、知识先占胜于法律灌输、形象塑造胜于规则论证、情感宣泄大于理性分析、叙事策略胜于理性诉求、符号建构大于法律信守、无法律导向的究责胜于法律导向的规则等八个方面。 〔2 〕

传媒和司法之间的消极关系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传媒与司法之间，而是不断向社会相关领域扩散，最后可能超出传媒和司法的控制。学者栗峥还指出：“经大众传媒所影响后的诉讼案件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已经成为司法难以控制的诉讼案件，变成一个为全社会各种力量相互角逐、较量、凸现自身价值与利益的竞技场所，成为一个被大众传媒所充分利用的法治文化的消费符号，由此波及到党委、政府、政法机关等对案件负有责任的部门或组织，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非常规的处理方案及措施。这些处理方案及措施又进一步刺激了其他社会纠纷主体的动力，于是，这种非正常的纠纷解决方式俨然成为一种不同于司法救济的非正常方式或非常规手段，体现出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中司法与传媒的非良性互动。” 〔2 〕

三、传媒与司法之间存在冲突与偏差的原因

传媒和司法之间存在冲突和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传媒和司法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这导致传媒和司法在价值追求、规则要求及能力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传媒和司法的追求不同。传媒报道追求市场性，司法活动追求公正性。传媒是商业机构，虽然也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己任，但经济利益无疑是传媒最主要的推动力。面对激烈的行业竞争，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传媒需要追求新闻的财富效应、关注效应和轰动效应。例如，为了在第一时间发布新闻，刊发未经核实的信息;为了吸引公众关注，不惜以夸张的标题歪曲事实;为了提高发行量或收视率，抓住大众心理，对典型案件进行不当的价值评判。司法机关是国家机关，必须履行国家赋予的法定职责，以维护社会正义、实现司法公正为己任，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存在的基础，也是司法机关的价值取向和准则。

第二，传媒和司法的要求不同。传媒报道要求自由性和及时性，司法活动要求严肃性和程序性。一方面，传媒报道奉行短、平、快的原则，强调新闻的及时性，这就决定了传媒从业人员在采访过程中，不可能像法官那样对所有事实来源一一核实，加上缺乏相应的调查权限，使其无法把握到案件的客观事实，对案件的分析调查也不像司法活动那样必须遵守法定程序，容易受个人情绪和偏见的影响，调查结果的客观性较差;另一方面，传媒强调自由性。传媒面向的对象是普通民众，为了提高新闻的可读性和可视性，传媒必须以普通民众能够掌握的语言、逻辑和思维方式报道事件，在对新闻事实的采集、取舍和认定上，传媒往往会选择新闻价值较大的案件信息，这些未经严格审核的案件信息容易调动普通民众的情绪，影响司法的中立和理性。司法活动强调程序性和严肃性。司法活动是一种高度理性的判断和推理过程，严格的诉讼程序、专业的法律术语使司法活动同传媒报道存在巨大差异。司法机关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审理案件，司法机关作出的生效司法裁判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被随意撤销。

第三，传媒渗透力和司法反应能力的不匹配。现代传媒技术的突飞猛进导致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数量、范围、速度都得到极大提升，各种传媒手段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当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任何有可能甚至没有可能成为焦点的材料或主题都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公共话题。而在当今中国，传媒与司法在能力上存在明显的不匹配现象，传媒的渗透力大大高于司法的反应能力。传媒在获得某个具有新闻传播价值或炒作价值的案例时，能够在第一时间将与案件有关的各种信息呈现在民众面前，而司法总是被动、落后和迟缓的。在司法未能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之前，传媒已经将经过民众评判、专家讨论、传媒加工过的案件形态呈现出来，这种先司法程序一步作用于民众的思想和心理，左右司法正义，司法机关做出的司法裁判一旦与民众的心理预期差别较大，就会受到强烈的质疑(如“许霆案”)。另外，传媒和司法之间缺乏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联系，也强化了传媒的主动地位和司法的被动地位。在2009年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中，我们不难看出司法机关大都经历了从被动解释到不得不积极应对的过程。

四、传媒与司法关系的重构

传媒与司法是共同维系社会统治的两个基本要素。因此,对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关系不应放在对抗中认识,而应从协调社会统治手段的角度加以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冲突，纠正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偏差，重构传媒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具体可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传媒报道要自觉维护司法权威。正确处理传媒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坚持司法第一位、传媒第二位的立场。传媒报道必须受法律约束，遵守法律规定。新闻自由是相对的，不得侵害司法独立，不得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的公信力。传媒在报道案件时，不得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进行恶意评判，不得对司法活动施加压力，应充分尊重司法活动，尊重司法权威。传媒对司法的报道必须服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需要。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必要保障，传媒对司法活动应给予充分的尊重，避免干扰审判，确保司法独立。对依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传媒不得肆意炒作，不得泄露审判秘密，不得提前对案件结果作出判断;对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进行采访报道时，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对事实和法律负责，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

第二，传媒报道要坚持真实、客观、善意原则。传媒报道应遵循新闻职业道德，保持真实、全面、客观，向公众报道真实的案件过程，不故意炒作，不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和所谓的轰动效应。首先要坚持真实原则。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传媒报道必须建立在新闻来源和新闻采写的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在报道中不能添加不存在的情节。其次要坚持客观原则。传媒报道案件，要对自己进行准确定位，力争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将过程和结果分开，将事实和评论分开，尽力展示案件的全貌和问题的实质，对未审结的案件不做评述性的报道，不充当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最后要坚持善意原则。传媒具有引导功能，在报道案件时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善意地进行报道和评论，尽量化解不良的社会情绪，减弱和平息社会冲突，避免推波助澜、煽动社会对立情绪。

第三，司法应当尊重、宽容传媒。司法需要传媒监督，传媒监督司法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传媒监督司法既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又是司法活动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不可否认，在司法实践领域还存在对传媒的片面认识，司法机关拒绝或变相拒绝传媒的采访报道权的现象依然存在。所以，司法机关在与传媒的接触过程中，应当尊重传媒，不能拒绝、压制传媒;要宽容传媒，传媒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新闻报道与案件事实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存在一定差距，但只要传媒不是故意捏造、歪曲事实，就应该体谅和理解。

第四，加强传媒与司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司法机关内部建立起与大众传媒的信息往来与交还机制，强化司法机关新闻发言部门及其发言人的作用，让案件一旦出现在公众视线时就能在第一时间敢于面向民众梳理其中的法律规范要求，即使不能全面掌握证据与事实，也要利用案例为民众及时宣传相关法律规则与制度的内容，使民众尽快找到主流声音，而不会迷失在一片混乱的声讨中。同时，司法机关的宣传部门与新闻发言部门应当建立与大众传媒的长期合作机制，将影响性诉讼案件构建成法治宣传教育的生动教材，将事实真相和法律适用还原给民众，以消除民众对司法权威的质疑与不信任。

此外，立法是调整、改变人类行为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为此建议尽快出台新闻法，使传媒的行为有法可依。当然要使传媒和司法真正实现双赢，既需要严格的法律制度和健全的法治环境，也需要公检法司等法律工作者与传媒之间的协作。“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经过长期的磨合调整，会形成一种司法和媒体两者都能接受的界限，两者之间的冲突可以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实现冲突最小化，而使公民的两种权利实现最大化。” 〔3 〕

注 释：

①2009年十大影响性诉讼评选结果按综合得分高低排序分别为：李荞明看守所离奇死亡的“躲猫猫”案、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案、唐福珍“暴力抗法”案、邓玉娇“官员与女服务生”案、张晖“钓鱼执法”案、河南灵宝“跨省追捕”案、杭州胡斌“飙车”、冒名顶替“罗彩霞”案、李庄案、“临时性强奸”改判案。

②发生于1997年的“张金柱案件”被认为是“媒体审判”的典型表现，由于张金柱的特殊身份(原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导致张金柱超越交通肇事罪中被告人的身份，变成公安队伍中违法乱纪的典型代表，张金柱正是在全民声讨的强大舆论声中走向法庭审判的，最终张金柱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能不说是受到了传媒的极大影响，在此状态下，谈何司法独立，笔者设想，如果张金柱案件发生在今天，张金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机会会大大减少。

③例如在对胡斌案和孙伟铭案进行报道时，部分传媒不是把重点放在案情本身，而是热衷于披露各种案外因素，大肆渲染胡斌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富二代，而孙伟铭则被塑造成一个依靠自己打拼取得一定成绩的年轻人，如有些传媒反复提及孙伟铭曾资助小女孩上学、向汶川大地震捐款的往事，甚至某个媒体制作了非常煽情的标题“他有罪但他是我们的恩人”。

参考文献：

〔1〕贺日开.司法权威：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重点及起点〔J〕.江海学刊，2006，(6).

〔2〕栗峥.传媒与司法的偏差——以2009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为例〔J〕.政法论坛，2010，(5).

〔3〕赵利.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博弈〔J〕.中山大学学报，2010，(5).

责任编辑 杨在平

〔收稿日期〕 2011-07-03

〔作者简介〕 李 磊(1978-)，男，河南洛阳人，西南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司法制度。

作者：李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