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共8篇)
司法统计已经使用几年,作为最高院组织研究,并由XX公司开发的一套在全国范围内适用的统计软件,不仅方便各法院内部审判数据的管理,也给各省乃至全国的审判数据的汇总、比较及发展趋势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受到各地的一致好评。
由于‘司法统计’是单机版,必须和各地法院开发的审判管理软件配套使用才能利用网络优势达到更好的辅助办案功能,现在XX已由XX省高院技术科和XX公司联合开发了‘XX法院审判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涵盖了司法统计的信息量。并达到了最终自动产生‘司法统计卡片’以完成司法统计报表的自动生成。
本系统和司法统计数据转换关系如下
从以上的图形可以看出我们对数据的转换主要是通过‘司法统计接口’,它完成将‘XX法院审判管理信息系统’中的网络数据倒入到‘司法统计单机版’的单机数据库中。其中就涉及到代码转换、代码维护、数据一致性更新等一系列的问题,但由于司法统计发行时间已经很久,经过我们的努力已经基本适应司法统计,我们希望最高院能保持司法统计的稳定性,在不作频繁和大量改动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内容,现在就其中我们关心的几个主要问题阐述如下:
1、 由于司法统计是单机版而现在地方上开发的法院软件普遍是采用数据共享型式的网络数据库管理。司法统计为全国性的法院审判统计所需要;而各地开发的应用软件较全面且实用两者缺一不可并且需要实现数据的共享,本地应用要想和司法统计进行数据交换必须将本地网络数据倒入到单机。现在数据倒入形式基本上分为两种,1、往单机上倒司法统计卡片数据;2、往单机上倒司法统计的统计数据(如上图)。前者将网络原始数据倒入单机中,统计交给‘司法统计’自己处理;后者将网络数据直接按司法统计的要求统计然后将数据传给‘司法统计’打印或上报。综上所看前者处理相对简单,但由于数据涉及到‘收增’‘结减’及不定时修改,从而使倒入数据时必须遍历基表数据,操作时间较长(不然的话数据的准确性得不到保障);后者将统计数据直接生成其程序量可想而知,且不适应司法统计的版本更新。
以上两种方法各有利弊,经过反复考虑,我认为最好的办法
是由最高院将司法统计网络化,即在数据输入时同时产生司法统计卡片数据并由司法统计网络版在网络数据库中产生司法统计报表数据,它同时也可以方便司法统计在升级时我们可以迅速调整软件使之适用司法统计的需要(如果采用SYBASE作后台数据库将司法统计单机版转入到网络版实现起来并不困难)。
2、 代码维护
由于最高院颁布的‘司法统计’中‘代码维护’并不完全,如‘案由’维护,在最高院颁布的案由代码中许多小类案由没有包含,而实际工作中,审判员会要求输入详细的案由而不是大类案由。这样造成某些数据在进行数据倒入转换时由于代码的不一致而使统计不准确,更进一步说我们的代码限制在最高院划定的范围内而不能细分或增加。能不能考虑按一定的规律将代码改为由各地自己维护然后还能保证数据统计的准确性。
3、 代码的唯一性
在最高院颁布的代码中普遍有一个‘kind’字段,不同的‘kind’下会有相同的代码,如‘当事人’,同样是‘11’代码在不同的‘kind’下有不同的当事人含义,而解释数据库中的‘11’代码必须结合案件类别或案件种类,造成程序量增加。是否可以在相同的字段中能保持代码的唯一性,既在解释‘11’时只须查询一次代码表即可。
4、 另外我们在各法院司法统计使用中普遍发现一个问题:在司法统计数据库日益庞大的时候,当开机进入司法统计时会
发现连不上数据库的情况,然而只要系统非正常提示‘输入用户(dba)及密码(sql)’时等待片刻再确定就可以连上数据库。估计故障原因是当时系统正在‘DOS’状态下作数据库备份,使系统连不上数据库,而随着数据库的日益扩大备份时间越来越长这种情况会越频繁。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 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 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 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 先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 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 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 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条为出卖人在发生特殊动产“一物数卖”时如何履行义务确立了依照“交付与否、登记与否、合同成立在先与否、交付优先于登记”的履行规则。该条规定争议颇多, 但本文主要对第 (四) 项进行探讨。
第 (四) 项规定在特殊动产买卖中若受领交付买受人和登记买受人同时存在, 则交付优先于登记, 前者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这项规定是否能完全解决争议呢?从《物权法》第二十条规定可看出, 登记是特殊动产物权变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条件。但司法解释第 (四) 项中规定的登记买受人也极有可能是善意第三人, 交付买受人到底能否对抗作为善意第三人的登记买受人呢?这造成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和《物权法》之间的矛盾, 否定了登记的作用又造成“交付”是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唯一生效要件的困惑。交付和登记, 何者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及公示要件才最有利于交易安全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民事权益,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二、对交付与登记关系的观点评述
(一) 四种观点
关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中交付与登记的关系及登记是否仅是对抗要件而不能作为生效要件, 存在以下四种观点可供探讨:
第一种观点认为, 交付与登记均可以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无论先发生哪种行为, 均可视为物权变动生效;但在“一物数卖”情形中, 已占有标的物买受人与已为登记所有人但未占有标的物的买受人同时存在时, 登记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第二种观点认为, 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以当事人间的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合同的生效为准。登记是对抗要件, 未登记时, 物权变动仅在当事人间有效, 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在“一物数卖”情形下, 先登记的善意买受人较于包括已受领标的物的买受人在内的其他一切买受人优先得到保护。1
第三种观点认为, 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中登记与交付相比具有优先性。因为买受人受领交付后虽占有标的物取得相应物权, 但未登记前, 该物权效力受限不圆满。所以, 根据“一物一权”原则, 只受领交付的买受人之所有权因其他善意买受人完成登记过户手续失去响应效力。
第四种观点认为, 一切动产的物权变动在发生交付行为时即生效, 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也不例外。除几个特殊情形外, 一切动产的物权变动都要遵循《物权法》第二十三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中将登记视为船舶等特殊动产物权变动对抗要件的规定, 并没有否定第二十三条, 而是对其效力和范围的补充。质言之, 如果买受人在出卖人处受领了标的物, 即使未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但已经发生了物权变动的结果;反之, 当事人间仅办理登记而没有交付标的物, 物权变动行为也未生效。该观点认定交付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唯一生效要件,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起草小组采纳了第四种观点。一般情况下, 特殊动产物权变动在交付标的物时即生效, 特殊情形和特殊规定除外。登记只是对抗要件, 只进行登记无法对抗已经交付的物权变动行为。理由分为以下几点:第一, 该观点契合立法机构关于该条文的学理解释, 因为船舶、航空器及机动车等特殊动产本质上仍为动产, 应适用动产的物权变动模式。第二, 该观点符合对《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在内的多种法律解释。第三, 该观点可使物权法内部自圆其说, 避免体系矛盾, 只有将交付认定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才能使《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与第二百一十二条关于动产质权的成立生效要件的规定不矛盾。第四, 该观点符合我国民法关于物权变动模式之通说———债权形式主义。
(二) 对几种观点的简要评析
对于上述四种观点, 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分析:首先, 笔者不赞同第二种观点将合同生效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标准的看法。众所周知, 我国民法上对于因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采取“债权形式主义”模式, 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 以其为标的的买卖合同的生效不能说明该物权变动的生效。因为依据区分原则, 作为原因的债权行为与作为结果的物权行为是相互区别、独立存在的, 两者的成立和生效依据不同的法律规则。因此, 仅将合同生效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而不涉及交付或登记是不正确的。其次, 笔者也不赞同第四种观点将交付认定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登记为对抗要件且交付优先于登记的看法。笔者认为, 特殊动产虽是动产, 但它“特殊”之处在于具有不同于普通动产的“准不动产”特征, 如价值大, 交易复杂, 涉及多方主体利益等, 交付不能完全解决所有问题。笔者认为登记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不会造成《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与第二百一十二条间法律规定的矛盾, 将登记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并不是说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会如此, 也并不是否定交付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之一。而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如登记与交付在特殊动产“一物数卖”发生冲突的情形下, 为从长远角度保证交易能够安全流畅进行, 将登记作为其生效要件, 主张登记优先于交付。至于原因, 笔者将在下文中详细说明。观点一和观点三都没有否定交付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同时强调登记的重要性, 在登记与交付相冲突的情况下, 原则上登记效力强于交付, 登记名义人取得特殊动产所有权。因此, 笔者认为, 这两种观点存在相通之处, 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 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具有必要性, 当特殊动产发生“一物数卖”情形时, 应首先将登记作为判断物权变动生效的标准, 且善意登记效力优先于交付。
(一) 登记必要性分析
1. 从特殊动产与不动产的相似点分析
若将登记仅视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 则登记无强制性, 可登记也可不登记。那么, 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实际有无必要呢?我国立法者对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进行规定时, 参考之一就是特殊动产与不动产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通过分析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的必要性, 或许可以从中找出一些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必要性的原因。不动产指土地以及房屋、林木等土地附着物, 对整个国家都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意义, 其重要意义和作用的实现以不动产登记制度为基本保证。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和对外公示为保护物权人的合法权益及国家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提供了保证。特殊动产是指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有形财产, 与一般动产相比, 特殊动产的占用空间一般要比普通动产大很多且其价值也相对较大。而且不同于一般普通动产的种类物特征, 个体的特殊动产具有可识别性, 往往需要通过登记的形式来保证物权人对其特殊动产享有的物权权利。这为特殊动产以登记确权提供了必要条件。特殊动产往往也涉及多方主体利益。特殊动产具有的这些不同于普通动产的特点恰恰是与不动产相似的地方, 因此其也被称为“准不动产”。特殊动产与普通动产均可移动等都是表面上的相似点, 并不具有实质意义。
2. 从实践角度分析
实践中也能体现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的重要性。例如, 在海事司法审判中需要扣押船舶时, 实施的重要前提是船舶的所有人对海事请求负有责任, 而认定依据就是船舶的登记情况, 如果海事请求责任人与船舶登记所有人一致, 就可对涉案船舶进行扣押。若不对其事前进行登记, 确定责任承担人就有很大困难, 极有可能使相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无论是不动产登记还是特殊动产登记, 只要一经登记, 就可对抗以该标的物为对象的其他买卖合同当事人, 以此保证交易安全。所以, 将登记认定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之一, 对司法实践的影响是利大于弊。
3. 从“登记对抗”对象角度分析
笔者认为, “登记对抗”的对象不是出卖人, 而是以同一特殊动产为标的物的其他买受人。交付可以使特殊动产的所有权发生转移, 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但仅在交易双方当事人发生效力是不够的, 更主要的是要让其他第三人准确地了解该特殊动产的真实权利状态。在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其中一买受人之后, 若不对其进行登记或变更登记, 无人知晓其真实的权利状态, 原出卖人可能为了谋取更大金钱利益, 而再次将其出卖, 就会产生争议, 严重损害买受人利益。因此, 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登记是十分有必要的。
4. 从我国《物权法》及特殊动产专门法律条文分析
上文中提到, 大多数人认为《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是第二十三条的补充条款。但亦有学者持相反观点, 认为第二十四条同样包括在第二十三条所指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范围, 笔者赞同该观点。特殊动产具有不同于普通动产的特征, 不能将其简单地依照一般动产的规定来处理其物权变动的相关问题, 应对其作出特殊规定以适应其独特特征。从《海商法》第九条规定可以看出, 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 都要向登记机关办理登记, 登记既是生效要件又是对抗要件。《民用航空法》第十一条规定, 民用航空器权利人应当就下列权利分别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办理权利登记: (一) 民用航空器所有权; (二) 通过购买行为取得并占有民用航空器的权利;……。该条第 (二) 项中的“通过购买行为取得并占有航空器的权利”可以看做是航空器的物权变动, 法律明确规定其需要登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 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 方可上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 需要临时上道路行使的, 应当取得临时同行牌证。从该条文中可以看出, 登记肩负着确权依据和行政管理措施的双重任务。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不仅涉及双方当事人的私人利益, 对他人、国家和社会都有重要影响。因此, 国家行政管理机关才会对其进行相应的干预。
(二) 应当确立善意登记优先于受领交付
本文中所强调的登记优先于交付, 是有条件的优先性。即善意登记优先于交付, 具有对抗性;恶意登记不受优先保护。所谓善意登记, 就是指对特殊动产的交付不知情。具体而言, 一是只有一个买受人时, 无论发生登记行为和交付行为的哪一个, 都发生了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效果;二是在“一物数卖”情形下, 先有一买受人办理了登记手续, 后出卖人又将标的物交付给另一买受人, 此时在先的登记权利人一般出于善意, 应当优先得到保护;三是在“一物数卖”情形下, 先有一买受人受领了标的物, 后出卖人又为另一买受人办理了登记手续, 在后的登记权利人若能证明其为善意, 则可对抗已受领交付的在先买受人。2若第三人在物权变动登记之前, 知道标的物已发生转让且交付, 即使他办理了登记也不能对抗受领交付的买受人。因此, 第三人负有证明自己为善意的义务, 在特殊动产“一物数卖”情形中, 登记在后的权利人在登记之前应当进行基本的查询义务, 对该特殊动产的权利状态具有基本的了解。《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十条确立了交付优先于登记的规则实际上削弱了登记的公示效力, 不利于鼓励当事人对特殊动产物权进行登记。试想一下, 在第 (四) 项确立交付优先于登记规则之后, 有多少人还会在受领交付后再次去办理登记或变更登记?因为交付优先于登记, 就会使得当事人认为无论登记与否, 只要先受领标的物, 就能得到优先保护, 何必再浪费时间和金钱到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或变更登记, 特别是在当前我国行政机关行政办事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
其他国家同样很重视特殊动产登记制度。例如在德国, 内河船舶已经在登记机关登记的信息具有推定力和公信力, 因此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即推定为真实权利人。这样有利于明确权属, 减少争议。通过法律行为取得船舶所有权、抵押权或者用益权的人, 船舶登记簿的内容被视为正确以保护其合法权益;但登记簿上有异议登记或者受让人明知登记为错误的除外。从这个条文中, 我们可以看出, 在一般情况下, 原则上登记簿的内容就被推定为是正确的, 足以说明特殊动产物权登记在德国具有重要地位。我国应当借鉴其他国家优秀的立法经验, 将登记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之一, 确立善意登记优先于交付, 在制度实行之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那些为获取更高额金钱利益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现象, 但从长远角度看, 实行该制度有利于鼓励和督促当事人在进行特殊动产物权变动时及时主动进行登记, 这样背信弃义、欺诈交易现象逐渐减少, 实现了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安全, 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12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 第十条第 (四) 项确立的“交付优先于登记”的规则, 对解决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特殊动产“一物数卖”纠纷提供了较明确的法律依据, 但并不能解决该类纠纷的所有问题, 该项规定削弱了登记的公示效力。在法律实务中, 登记较于交付更具有公信力, 能预防和减少争议以保障交易效率和安全。法律应将登记认定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之一, 在特殊动产“一物数卖”情形下, 善意登记人应优先于受领交付人得到法律保护。
关键词:特殊动产,一物数卖,物权变动,登记,交付
参考文献
[1]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2.
[2]王利明.物权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案情简介】
上海万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成实业”)与上海伟峰金属结构厂(下简称“伟峰金属”)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截至2006年8月17日之前,万成实业已向伟峰金属交付金属材料为4000余吨,货款总计为600余万元,而伟峰金属仅向万成实业支付货款100余万元。万成实业多次向伟峰催讨货款,并于2008年5月 9日以挂号信的形式向伟峰金属书面催讨货款。在万成实业多次催讨无果的情况下,万成实业于2008年11月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伟峰金属支付拖欠的货款500余万元。
庭审中,为证明送货数量及货款总额,万成实业向法院提交双方之间通过传真缔结的合同、伟峰金属仓库人员“李永平”签收的送货单、万成实业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为证明万成实业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万成实业向法庭提交2008年5月 9日的挂号信存根及催款函复印件一份,证明已经向伟峰金属催讨过货款的事实。
针对万成实业提交的证据,伟峰金属提出几点抗辩:第一,传真件并非原件,性质上等同于复印件,所以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二,伟峰金属公司内,以及仓库管理人员中没有“李永平”此人,所以其签收的相关送货单不予认可;第三,增值税发票虽然已经全部抵扣,但是这与具体收货多少没有因果关系,不能借此认定伟峰金属收货的总金额;第四,伟峰金属的确于2008年5月 9日左右收到过万成实业所发的信函,但是拆开信封仅为万成实业的宣传材料,并无任何催款的内容,所以万成实业提起诉讼的时间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
最后法院综合考虑,认定了万成实业发出催款函的事实,然后依据增值税发票的价税合计金额,认定了伟峰金属的收货数额。进而判决支持万成实业的诉讼请求。
【律师感言】
重视送货单签收人
买卖双方可将收货人的名字列于买卖合同之上,或办理阶段性对账
在买卖纠纷中,最重要的,也是法院首先要明确的是买方究竟收了多少货。所以法院往往让买卖双方在庭上或是庭后一起对账。如果对得清楚,那么案件事实自然简单明了。但要是一笔糊涂账,或者是部分糊涂账,法院只能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来认定收货的数量。其中一个重要的直接证据就是买方签收的送货单或其他单据凭证。本案中,伟峰金属否认存在签收人“李永平”,这的确给万成实业的举证造成较大的困难。因为根据证据规则,如果买方否认存有此人,则卖方应首先对存在该签收人举证,如果举证不能,那么法院就难以认定送货单或其他单据凭证是买方签收的。本案中,万成实业曾试图调查“李永平”是否在劳动部门办理过录用来证明伟峰金属有“李永平”该员工,但是劳动部门没有查询到相关记录。
发生这种情况,对卖家来说无疑是非常凶险。如何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建设施工合同中比较常见的做法,将施工代表或项目经理的名字列于合同之上。同样,买卖合同的缔结方可将收货人的名字列于买卖合同之上,如果本案中买卖双方已将“李永平”确定为收货人,那么本案的审理就不会变得那么曲折复杂。另外,由于买卖关系的特殊性,收货人员不固定,所以还可约定:如卖方发现收货人员变更,可发函要求买方在一定期限内确认,如过期未确认也未提出异议,则视为认可该收货人员。还有一个办法,同样借鉴建设施工合同中的阶段性结算,买卖双方可以约定进行阶段性对账,比如在卖方交付了5笔货物之后对账一次;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之后对账一次,从而确认买方已收货的金额。同时可以进一步约定:如果买方在一定期限内,对卖方出具的书面对账金额,未确认也未提出异议,视为认可卖方出具的金额。
顺便提一下,笔者常常看到有些卖方在制作送货单据时,未将其所送的货物的金额数量明确地写在送货单上。如果这样的话,出了纠纷很容易造成麻烦,法院为确定总价,不得不去找关于该货物的单价约定,假如没有这方面的单价约定,法院甚至需要委托司法鉴定。所以,笔者建议卖方在制作单据时,最好不要忽略这一举手之劳。
税票认定收货金额
如果买方用卖方出具的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法院可依发票金额来认定买方已收货数额
在本案中,万成实业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成为法院认定伟峰金属收货的依据。在司法实践上,卖方开具给买方的增值税发票,如果买方确实用于抵扣,则法院依据发票的价税合计金额来认定买方已经收货数额的证明。虽然如伟峰金属所抗辩的,发票金额与实际收货金额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特别是在商业上还有“虚开增值税发票”这一情况。但是法院的思路是建立在举证责任相关规则上,在伟峰金属用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的事实情况下,已经发生了举证责任转移,即可视为伟峰金属已经收到了与发票金额一致的货物,伟峰金属如需推翻这一结论,必须提出相反的证据,借此来证明其提出的无因果关系的异议。
可能说到这里,思路活跃的读者可能会有疑问:如果伟峰金属拿了发票不去抵扣税款,或者是反过来,万成实业多开了增值税发票,而伟峰金属又都拿去抵扣税款,那么真实的收货数量不就更加扑朔迷离了吗?笔者认为,如果是刻意为之,的确会发生这种结果。但是实际操作上,买方很少情况下会有票不用,而卖方也很少会去多开票,这与各方在税收方面的常识相背离。所以,除非暗藏祸心,实务中发生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传真并非证据原件
传真件不是“尚方宝剑”,建议慎用传真件
传真件的认定与否也是本案的争议焦点。笔者见过很多当事人拿着传真件当作“尚方宝剑”,甚至有些律师对传真件是否可以作为原件使用也不置可否。因为在实践中,由于传真的便捷性,通过传真来缔结合同,通过传真来相互函告,早已在社会上被普遍采纳,并被根深蒂固地理解为传真件即是原件。
《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阐释民商裁判疑难问题》一书中,针对传真件是否能作为原件使用这个问题答疑时,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传真件并非证据原件。所以笔者建议慎用传真件,如果读者觉得原件快递来去比较麻烦,完全可以改用电子邮件,这种形式反应出来的内容比较容易认定,如果对方否认,则补办一个公证手续即可。当然,如果合同双方能在原始的合同中确定双方来往的电子邮件地址则更好。
邮寄凭据适用举证
只要符合事态的发展,又拿得出相关邮寄凭证,法院一般都认定律师所称的发函内容
所谓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一般为2年。所谓诉讼时效中断,是指已开始的诉讼时效因发生法定事由不再进行,并使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丧失效力,诉讼时效的时间重新起算,也就是在2年中,发生了法定事由,则从法定事由发生当日起重新计算2年。2006年8月17日是万成实业的最后供货日期,如果没有发生诉讼时效中断,起诉日期2008年11月5日显然已经超过2年。一般来说,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是权力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如果本案中万成实业于2008年5月 9日向伟峰金属寄发的挂号信被法院认定为催款函,则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那么伟峰金属所称的未收到催款函,而仅收到宣传材料的抗辩能不能成立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司法实践上基本上只要权利人能够举证相关的邮寄凭据,则认为权利人的举证产生举证转移的法律后果,如果义务人不能举证证明邮件上没有催收的内容,则应认定权利人已向义务人主张了权利,引起了诉讼时效中断,如义务人能够举证证明权利人的邮件不存在催收内容,则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
[作者:来源:点击数:19798时间:2005-12-18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
合同效力认定及处理原则研讨会会议纪要的通知
(2004年12月15日 京高法发[2004]391号)
市第一、第二中级法院;各区、县法院:
为研究、统一执法尺度,日前高级法院民一庭与审监庭、立案庭联合召开了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合同效力认定及处理原则专题研讨会,就农村私有房屋买卖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进行了研讨,并形成了会议纪要。特此印发,请各院在审判中参照执行。
执行中有何问题和情况,请按业务归口与高级法院联系。
附件:
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合同效力认定及
处理原则研讨会会议纪要
近年来,我市法院受理了一批涉及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的合同纠纷案件,由于目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够明确,对合同效力认定认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此类案件在不同法院、不同业务庭、不同审判人员之间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为研究、统一执法尺度,2004年12月,高院民一庭与审监庭、立案庭联合召开会议,就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及案件处理原则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讨,初步形成了处理意见,纪要如下:
一、涉及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案件的主要情况
目前此类纠纷主要有以下情况:从诉讼双方和案由来看,主要为房屋出卖人诉买受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并收回房屋;从买卖双方身份来看,出卖人为农村村民,买受人主要是城市居民或外村村民,也有出卖给同村村民的情况;从交易发生的时间看,多发生在起诉前两年以上,有的甚至在10年以上;从合同履行来看,大多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出卖人交付了房屋,买受人入住并给付了房款,但多未办理房屋登记变更或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从诉讼的起因来看,多缘于土地增值以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因素,房屋现值或拆迁补偿价格远远高于原房屋买卖价格,出卖人受利益驱动而起诉;从标的物现状来看,有的房屋已经过装修、翻建、改建等添附行为。
二、关于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合同效力的认定
与会人员多数意见认为,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主要理由是:
首先,房屋买卖必然涉及宅基地买卖,而宅基地买卖是我国法律、法规所禁止的。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国务院办公厅1999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
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国家土地管理局[1990]国土函字第97号《关于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具体应用问题请示的答复》也明确规定:原宅基地使用者未经依法批准通过他人出资翻建房屋,给出资者使用,并从中牟利或获取房屋产权,是属“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违法行为之一。
其次,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特定的身份关系相联系,不允许转让。目前农村私房买卖中买房人名义上是买房,实际上是买地,在房地一体的格局下,处分房屋的同时也处分了宅基地,损害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权益,是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第三,目前,农村房屋买卖无法办理产权证书变更登记,故买卖虽完成,但买受人无法获得所有权人的保护。
第四,认定买卖合同有效不利于保护出卖人的利益,在许多案件中,出卖人相对处于弱者的地位,其要求返还私有房屋的要求更关涉到其生存权益。
与会者同时认为,此类合同的效力以认定无效为原则,以认定有效为例外,如买卖双方都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经过了宅基地审批手续的,可以认定合同有效。
三、涉及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案件的处理原则
与会者一致认为,处理此类案件应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要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农村私有房屋交易是在城乡人口流动加大、居住区域界限打破和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相关部门监管不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对涣散是造成这种现状的制度诱因,而土地市场价格的持续上扬、房屋拆迁补偿等利益驱动是引起此类案件的直接原因。审理此类案件应实事求是地看待上述背景,要考虑到目前城乡界限仍未完全打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仍有一定的封闭性,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目前法律、政策限制集体土地流转是一种现实;同时要认识到此类案件产生的复杂性,并妥善解决相关的利益冲突和矛盾。
第二,要注重判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判决要以“有利于妥善解决现有纠纷、有利于规范当事人交易行为”为指导,起到制约农民审慎处分自己房屋的积极效果。
时间:2012-06-06 10:14:00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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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可以说,《解释》的公布和实施,对于保护买卖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交易秩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发布会后,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出台背景和经过
记者:现行合同法第九章已经以46个条文的容量规定了买卖合同法则,请问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还要出台这部司法解释?起草这部司法解释都经历了哪些程序?这部司法解释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负责人:买卖合同是所有有偿合同的典范,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典型、最普遍、最基本的交易形式。
人民法院司法统计数据显示,历年来民商事纠纷案件中,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数量一直相当庞大,即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过程中发生的民商事纠纷,买卖合同纠纷数量也是位居首位。无论是交易实践还是审判实务,均表明买卖合同是现实经济生活中最基本、最常见、也最重要的交易形式。合同法第九章通过46个条文规定了买卖合同法则,居于合同法分则规定的有名合同之首,买卖合同案件审理中需要遵循的原则和判断标准亦常为其他有名合同所借鉴,因此,在合同法分则中占据统领地位的买卖合同章堪称合同法的“小总则”。
然而,由于合同法第九章的46个条文难以涵盖买卖合同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市场交易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在合同法施行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在贯彻适用合同法第九章的过程中,遇到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对买卖合同相关规定的不同理解,导致民商事审判实践对合同法买卖合同章及相关规定的适用上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影响了司法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为了及时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公正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市场交易行为,提高买卖合同法则的可操作性,最高法院于2000年3月正式立项,决定制定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并委派民二庭负责起草。
最高法院民二庭对该司法解释进行了深入调研和充分论证,广泛征求了各级人民法院、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商务部、工商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各部门意见。特别是多次征求合同法起草人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崔建远教授以及合同法专家韩世远教授、王轶教授、刘凯湘教授、李永军教授的意见。为了使司法解释更符合市场交易实际和审判实践的要求,更好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还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司法解释起草工作历时十二年,起草十二稿。2012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45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该司法解释。
《解释》包括8个部分,总计46条,主要对买卖合同的成立及效力、标的物交付和所有权转移、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标的物的检验、违约责任、所有权保留、特种买卖等方面如何具体适用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
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
记者:合同的效力认定对于市场交易发展和交易秩序稳定影响甚巨,请问这部司法解释在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
负责人:现代合同法或买卖法最为重要的基本精神或价值目标就是鼓励合同交易,增进社会财富。市场交易越频繁,市场经济越能充分发展,社会财富和国家财富越能迅速增加。实践不断证明,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和市场经济日益繁荣,不适当地宣告合同无效,不仅增加交易成本、阻碍经济发展,而且不利于对当事人意志的尊重,甚至导致民事主体对民商法的信仰危机。
合同法颁行之后,为了保障交易的安全顺利进行,保障我国经济顺利转型,提升国家经济实力,最高法院贯彻“鼓励交易、增加财富”的原则,发布《合同法解释
(一)》和《合同法解释
(二)》等司法解释,严格规制对合同的无效认定。例如,其特别强调,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只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绝对不能再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作为依据。并对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作出限缩性解释,即“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进一步减少了认定合同无效的事由。
鉴于买卖合同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典型、最普遍、最基本的交易形式,买卖合同的效力不仅事关交易关系的稳定和当事人合法权益之保护,而且关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解释》继续遵循该原则和司法立场,针对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存在形形色色的预约,诸如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允诺书、备忘录等预约的法律效力,明确承认其独立契约效力,固定双方交易机会,制裁恶意预约人。对于实务中常见的出卖人在缔约和履约时没有所有权或处分权的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明确地予以肯定,旨在防止大量买卖合同遭遇无效认定之命运,更周到地保护买受人之权益,明晰交易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强化社会信用,维持交易秩序,确保市场交易顺畅,推动市场经济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
强力维护诚信原则
记者:在当前买卖合同交易实践中,违背诚信、有失公平的行为屡见不鲜,请问《解释》在维护诚信原则,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市场公平交易秩序方面有何具体体现?
负责人:在买卖合同交易实务中,经常出现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订入不公平条款或有违诚信之内容,这既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交易秩序。
有鉴于此,《解释》在制定中,始终在对双方当事人平等保护的前提下,注重规制和制裁违背诚信之行为,以实现双方权益平衡,维护公平交易秩序。简单举几个例子:
第一,在动产一物数卖情形中,各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解释》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否定了出卖人的自主选择权。
第二,在路货买卖中,出卖人在缔约时已经知道风险事实却故意隐瞒风险事实的,《解释》规定风险由出卖人负担。
第三,对标的物检验期间或者质量保证期约定过短导致买受人难以在检验期间内完成全面检验的情形,《解释》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期间为买受人对外观瑕疵提出异议的期间,并根据本解释规定确定买受人对隐蔽瑕疵提出异议的合理期间,以此彰显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买受人利益的保护。
第四,对标的物异议期间经过后的出卖人自愿承担违约责任后又翻悔的,《解释》明确规定出卖人自愿承担违约责任后,不得以期间经过为由翻悔,意在体现和维护诚实信用原则。
第五,对出卖人明知标的物有瑕疵而故意不告知买受人时的瑕疵担保责任减免特约的效力认定问题,《解释》认为,虽然买卖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特约减免出卖人的瑕疵担保责任,但在出卖人明知标的物有瑕疵而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告知买受人时,属于隐瞒事实真相的欺诈行为,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对于这种特约的效力,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对当事人特约违反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规定时的效力认定等问题,鉴于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的目的在于保护买受人的期限利益,旨在体现分期付款买卖的制度功能,因此,如果当事人的特约违反上述规定,损害了买受人的期限利益的,《解释》规定不应承认该约定的效力。
可以说,《解释》的公布和实施,对于保护买卖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交易秩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电子信息产品的交付方式
记者: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有大量的以无实物载体的电子信息产品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此类买卖合同是否适用这部司法解释?怎么认定这些电子信息产品的交付方式?
负责人: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买卖合同的数量和交易额日益增加,成为买卖合同中越来越重要的交易类型。
传统的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均为有体物,而电子信息产品却与此不同,它既可以存储于特定的实物载体,如刻录在光盘上的音乐作品;也可以脱离于有体物,以数字化编码的形式存储于计算机系统中。
对于标的物是有物质载体的电子信息产品的买卖合同而言,在交付规则上,与一般的买卖合同无异,应适用合同法及《解释》的规定。对于标的物是无实物载体的电子信息产品的买卖合同而言,虽然买卖双方并未实际交付有体物,但仍是以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电子信息产品、买受人给付价款的方式履行合同。因此,在我国未就电子信息产品的买卖交易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以前,应当适用合同法及《解释》的规定。
无实物载体的电子信息产品具有显著区别于传统买卖合同标的物的特征,例如不以实物承载为必要、使用后无损耗、其本身易于复制并可迅速传播等等。因此,对于标的物是无实物载体的信息产品买卖合同而言,其法律规则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就交付问题而言,合同法中有关买卖合同的交付方式的规定均以有体物的交付为原型,但信息产品已经逐步脱离了实物载体的束缚,更多的是以电子化的方式传送,以在线接收或者网络下载的方式实现交付,买卖双方都不接触实物载体,这与传统的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向买受人转移对标的物的占有,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交付方式有较大差异。
如何认定无实物载体的电子信息产品的交付呢?《解释》对此作出专门规定。首先,如果买卖双方对交付问题有约定的,遵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如果按照上述规则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收到约定的电子信息产品或者权利凭证即为交付。换言之,《解释》根据电子信息产品的特点,确定了两种具体的交付方式:一是交付权利凭证,二是以在线网络传输的方式接收或者下载该信息产品。
对第一种交付方式而言,买卖双方交付的并非电子信息产品本身,而是仅交付电子信息产品的权利凭证,比如访问或使用特定信息产品的密码。在此情形下,买受人取得权利凭证后,即可自由决定取得、使用该电子信息产品的时间,因此,不宜以买受人收到该电子信息产品为标准来确定交付是否完成,买受人收到该电子信息产品权利凭证的,即应认定出卖人已完成交付义务。
对第二种交付方式而言,买卖双方以电子数据在线传输方式实现电子信息产品的交付。信息产品的传输过程包括出卖人发出信息产品和买受人接收信息产品两个不同阶段。由于技术、网络、计算机系统的原因,出卖人发出电子信息产品并不必然引起买受人收到信息产品的后果。因此,如果以出卖人发出电子信息产品为交付标准,有可能产生买受人虽未能实际接收到该电子信息产品,仍须承担给付价款的合同义务的法律后果,难免有失公允。考虑到电子信息产品的出卖人在电子信息产品的制作及传输方式选择方面有更明显的优势地位,《解释》规定,以买受人收到约定的电子信息产品为完成交付的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为正确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买卖合同的成立及效力
第一条 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
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二条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人民法院在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认定电子交易合同的成立及效力的同时,还应当适用电子签名法的相关规定。
二、标的物交付和所有权转移
第五条 标的物为无需以有形载体交付的电子信息产品,当事人对交付方式约定不明确,且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收到约定的电子信息产品或者权利凭证即为交付。
第六条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买受人拒绝接收多交部分标的物的,可以代为保管多交部分标的物。买受人主张出卖人负担代为保管期间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买受人主张出卖人承担代为保管期间非因买受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条 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主要应当包括保险单、保修单、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质量鉴定书、品质检验证书、产品进出口检疫书、原产地证明书、使用说明书、装箱单等。
第八条 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
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九条 出卖人就同一普通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确认所有权已经转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均未受领交付,先行支付价款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支付价款,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条 出卖人就同一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均未受领交付,先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标的物风险负担
第十一条 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标的物需要运输的”,是指标的物由出卖人负责办理托运,承运人系独立于买卖合同当事人之外的运输业者的情形。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出卖人根据合同约定将标的物运送至买受人指定地点并交付给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负担,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三条 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在合同成立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物已经毁损、灭失却未告知买受人,买受人主张出卖人负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 当事人对风险负担没有约定,标的物为种类物,出卖人未以装运单据、加盖标记、通知买受人等可识别的方式清楚地将标的物特定于买卖合同,买受人主张不负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标的物检验
第十五条 当事人对标的物的检验期间未作约定,买受人签收的送货单、确认单等载明标的物数量、型号、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认定买受人已对数量和外观瑕疵进行了检验,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六条 出卖人依照买受人的指示向第三人交付标的物,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约定的检验标准与买受人和第三人之间约定的检验标准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以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约定的检验标准为标的物的检验标准。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具体认定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合理期间”时,应当综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性质、交易目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标的物的种类、数量、性质、安装和使用情况、瑕疵的性质、买受人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检验方法和难易程度、买受人或者检验人所处的具体环境、自身技能以及其他合理因素,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判断。
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两年”是最长的合理期间。该期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
第十八条 约定的检验期间过短,依照标的物的性质和交易习惯,买受人在检验期间内难以完成全面检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期间为买受人对外观瑕疵提出异议的期间,并根据本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买受人对隐蔽瑕疵提出异议的合理期间。
约定的检验期间或者质量保证期间短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检验期间或者质量保证期间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检验期间或者质量保证期间为准。
第十九条 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提出异议,出卖人以买受人已经支付价款、确认欠款数额、使用标的物等为由,主张买受人放弃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条 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检验期间、合理期间、两年期间经过后,买受人主张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自愿承担违约责任后,又以上述期间经过为由翻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五、违约责任
第二十一条 买受人依约保留部分价款作为质量保证金,出卖人在质量保证期间未及时解决质量问题而影响标的物的价值或者使用效果,出卖人主张支付该部分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买受人在检验期间、质量保证期间、合理期间内提出质量异议,出卖人未按要求予以修理或者因情况紧急,买受人自行或者通过第三人修理标的物后,主张出卖人负担因此发生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标的物质量不符合约定,买受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要求减少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主张以符合约定的标的物和实际交付的标的物按交付时的市场价值计算差价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价款已经支付,买受人主张返还减价后多出部分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
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第二十五条 出卖人没有履行或者不当履行从给付义务,致使买受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受人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予以支持。
第二十六条 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方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 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对方违约为由主张支付违约金,对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等为由进行免责抗辩而未主张调整过高的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法院若不支持免责抗辩,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
一审法院认为免责抗辩成立且未予释明,二审法院认为应当判决支付违约金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
第二十八条 买卖合同约定的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对方请求赔偿超过定金部分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并处,但定金和损失赔偿的数额总和不应高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
第二十九条 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主张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主张,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本解释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等规定进行认定。
第三十条 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违约方主张扣减相应的损失赔偿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 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因对方违约而获有利益,违约方主张从损失赔偿额中扣除该部分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二条 合同约定减轻或者免除出卖人对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但出卖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不告知买受人标的物的瑕疵,出卖人主张依约减轻或者免除瑕疵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三条 买受人在缔约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物质量存在瑕疵,主张出卖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买受人在缔约时不知道该瑕疵会导致标的物的基本效用显著降低的除外。
六、所有权保留
第三十四条 买卖合同当事人主张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关于标的物所有权保留的规定适用于不动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约定所有权保留,在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前,买受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出卖人造成损害,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未按约定支付价款的;
(二)未按约定完成特定条件的;
(三)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的。
取回的标的物价值显著减少,出卖人要求买受人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六条 买受人已经支付标的物总价款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本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情形下,第三人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已经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七条 出卖人取回标的物后,买受人在双方约定的或者出卖人指定的回赎期间内,消除出卖人取回标的物的事由,主张回赎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买受人在回赎期间内没有回赎标的物的,出卖人可以另行出卖标的物。
出卖人另行出卖标的物的,出卖所得价款依次扣除取回和保管费用、再交易费用、利息、未清偿的价金后仍有剩余的,应返还原买受人;如有不足,出卖人要求原买受人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原买受人有证据证明出卖人另行出卖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除外。
七、特种买卖
第三十八条 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分期付款”,系指买受人将应付的总价款在一定期间内至少分三次向出卖人支付。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约定违反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损害买受人利益,买受人主张该约定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九条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在解除合同时可以扣留已受领价金,出卖人扣留的金额超过标的物使用费以及标的物受损赔偿额,买受人请求返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对标的物的使用费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当地同类标的物的租金标准确定。
第四十条 合同约定的样品质量与文字说明不一致且发生纠纷时当事人不能达成合意,样品封存后外观和内在品质没有发生变化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样品为准;外观和内在品质发生变化,或者当事人对是否发生变化有争议而又无法查明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文字说明为准。
第四十一条 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内已经支付一部分价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买受人同意购买,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在试用期内,买受人对标的物实施了出卖、出租、设定担保物权等非试用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买受人同意购买。
第四十二条 买卖合同存在下列约定内容之一的,不属于试用买卖。买受人主张属于试用买卖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约定标的物经过试用或者检验符合一定要求时,买受人应当购买标的物;
(二)约定第三人经试验对标的物认可时,买受人应当购买标的物;
(三)约定买受人在一定期间内可以调换标的物;
(四)约定买受人在一定期间内可以退还标的物。
第四十三条 试用买卖的当事人没有约定使用费或者约定不明确,出卖人主张买受人支付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八、其他问题
第四十四条 出卖人履行交付义务后诉请买受人支付价款,买受人以出卖人违约在先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一)买受人拒绝支付违约金、拒绝赔偿损失或者主张出卖人应当采取减少价款等补救措施的,属于提出抗辩;
(二)买受人主张出卖人应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或者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当提起反诉。
第四十五条 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权利转让或者其他有偿合同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首先引用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再引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六条 本解释施行前本院发布的有关购销合同、销售合同等有偿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的规定,与本解释抵触的,自本解释施行之日起不再适用。
第三条 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条 出卖人就同一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 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均未受领交付,先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九条 出卖人就同一普通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确认所有权已经转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均未受领交付,先行支付价款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支付价款,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十一条 在试用期内,买受人对标的物实施了出卖、出租、设定担保物权等非试用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买受人同意购买。
例题 1:张三先后与甲乙丙三方就同一房屋签订买卖合同,房子先交付于甲,然后登记 于乙,最后收了丙的钱但丙一无所获。
第一,房子的所有权归属?甲如欲规避此法律风险,该如何处理?(物权关系)第二,没有取得所有权的其他两方应该如何救济自己的权利?(合同关系)
第三,房子交付于甲后,登记于乙之前,张三能否要求甲返还房屋?房子登记于乙之后,乙能否要求甲返还房屋?(占有关系)
第四,如房子被丁故意毁损,此毁损是否为风险,谁来主张权利?(侵权关系)第五,如房子意外毁损灭失,谁来承担风险?(风险负担)
例题 2:甲将一辆汽车以15 万元卖给乙,乙付清全款,双方约定七日后交付该车并办 理过户手续。丙知道此交易后,向甲表示愿以18 万元购买,甲当即答应并与丙办理了过户 手续。丁知情后,也与甲达成买卖合同,甲在丁未付款的情况下就将车交付于丁。丁在驾车 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伤及路人戊。后来,甲又与戌签订买卖合同,甲收取了戌的购车款,并 对戌表示,该车是自己借给丁使用的,并愿意将自己对丁的返还请求权让与戌以代替交付。与此同时,丙也将该汽车卖给了己,并对己完成了过户登记。
问:机动车的所有权归何人所有?路人戊之损害应由何人承担?
例题 3:张三的一头牛出卖于李四,完成交付,并约定在牛款付清之前,由张三保留牛的 所有权。后李四在付清牛款之前,私下将该牛出卖于知情的王五,完成交付;然后又将牛出 卖于不知情的赵六并收取了赵六的牛款。
问 1:如果李四将牛款交付于张三,则牛的所有权归何人所有?
问 2:如果李四拒绝将牛款交付于张三,则张三如何救济自己的权利,此时的牛的所 有权归何人所有?
问 3:如果王五又将该牛出卖于不知情的牛七并完成交付,则牛的所有权归何人所有?
例题 4:张三李四签订汽车试用买卖合同,李四试用几日后觉得不满意,就先将汽车出 卖并交付于知情的甲;随后又将汽车出卖并登记于不知情的乙,问汽车所有权归属何人?
一、无权处分合同无效论与物权变动模式的冲突
《买卖合同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 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一条的第一款明显是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修正, 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 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 该合同有效。”
我国立法不承认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之分, 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应该承认这一思路, 从而肯定无权处分合同的有效性。因为在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方面, 当无权处分人不能履行合同时追究其违约责任比之将其定为效力待定合同, 追究其缔约过失责任更加有利。
将《买卖合同解释》第三条进行反对解释来看, 无权处分合同是有效的, 因为这是一种负担行为, 而不是处分行为。负担行为不需要当事人有处分权, 负担行为的直接后果是使义务人负担了一项义务。而处分行为对处分人的要求则比较严格, 要求行为人有行为能力, 并具有处分权, 其处分行为才能生效。因此《买卖合同解释》的第三条可以说是对负担行为有效论的一个回应。
如果上述分析是合理的, 则《买卖合同解释》的第三条会不会对我国《物权法》的物权变动模式造成冲击呢?
因为《买卖合同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而承认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独立性, 则必然承认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独立性。如此, 再结合《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 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 不影响合同效力。”既然承认了无权处分合同的有效性, 那么也就是承认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区分, 再结合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那善意取得制度是不是被架空了呢?
二、无权处分合同应为有效的理论证成
首先探讨一下处分行为的含义。“所谓处分, 在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前提下, 其意义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处分指法律上的处分, 包括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 负担行为指发生债法上给付义务效果的财产性法律行为。狭义的处分仅指处分行为, 如债权让与。”[1]德国《民法》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 仅指处分行为, 不包括负担行为。[2]“毋庸讳言, 《合同法》第51条参照德国《民法》第185条而设。但是, 后者的判例学说区分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 处分行为效力未定, 债权合同 (负担行为) 则依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处理。就其效力而言, 债权合同原则上有效, 而不是与处分行为一并效力未定。而我国《合同法》上的无权处分合同 (债权合同) 其效力待定, 如此‘合二为一’的规定是否合理是存在疑问的, 而且在法律的解释适用上也将发生一系列的困难。”[3]这也正是笔者刚才在上文提到的疑问。
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就是要仔细探讨物权上的善意取得制度与合同法无权处分合同的关系, 以及如何在善意取得制度下理解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从《买卖合同解释》第三条的表述来看, 人民法院对主张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对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应为有效的证成, 需要探究合同缔结过程和合同有效性的根本要件。“合同作为双方当事人自由创设特定权利义务的协议, 要保证它发生效力, 符合合同本质要求的条件应是合同签订过程的自由与意思表示的真实, 此即合同的内在生效要件。”[4]缔结合同的过程正是基于这种信赖。但是, 基于保护相对人乃至第三人之考量, 我们不能仅仅依据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违反意志自由与真实, 便得出合同无效的结论。[5]因此上述的司法解释是合理的。
三、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并不会对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造成冲击
证成了无权处分合同应该有效, 依旧没有解决上文提出的关于承认无权处分行为是否与我国采取的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相冲突。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 如《日本民法典》第176条规定:“物权的设定和移转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日本民法典》的起草者梅谦次郎和富井正章对该条的解释是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包含在买卖等债权合同中, 因此不存在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区别。[6]新近的国际模范法如PICC (第3.3条) 及PECL (第4:102条) , 均规定合同的效力不因无权处分的事实本身而受影响, 合同并不无效。[7]
从比较法的这一角度来讲采债权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是不承认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区分的, 而不采这种模式并不一定就使无权处分合同无效。
我国部分学者主张在善意取得制度下, 无权处分人的法律行为必须有效。“转移所有权的法律行为必须有效, 他人才可以取得所有权。第三人出于善意从非法转让人处取得占有, 从整个社会利益考虑, 才对所有人的返还请求权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 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由第三人处取得所有权, 因而第三人从非法转让人处取得占有的法律行为必须有效。第三人如果因无效民事行为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取得物的交付, 不受善意取得的保护, 不得拒绝所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 如乙出于重大误解, 将属于甲的电视机出卖给丙, 这项转让行为就是可撤销的。乙事后可以主张该转让行为无效而请求予以撤销, 丙就不受善意取得的保护。”[8]
无权处分人处分了他人的财产后, 真正的权利人可以依靠物权请求权救济, 即使在符合善意取得的规范下, 也可以依据对物权的侵权的规定来救济;而且就交易安全来讲, 不仅体现在合同相对人有效取得物权, 也可以体现在使相对人取得有效债权上。后者尤其在债权取得了在近现代法上的优越地位之后显得格外重要。[9]
四、法律演进背景下物权变动应采物权形式主义理论解释路径
但是从上面的论证中, 我们又发现《合同法解释二》中讲到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多个合同, 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 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一规定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在这里最高法院的弦外之音是认同了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其逻辑是这样的:认定合同有效, 加上公示要件, 也不发生物权变动。因为如果此时物权已经变动, 则对物权人的权利是一个克减。在一物多卖之时, 如甲卖一动产给乙, 两者又达成占有改定, 继续由甲占有。根据物权法的规定, 此时甲已经不是所有权人, 如果此时甲又以自己经济面临困难, 急需用钱为由, 以不合理的价格出卖给丙, 并且完成了交付。此时丙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但却是符合了债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 如果此时使丙获得物权则是对乙的权利的极大伤害, 如果我们从物权形式主义的角度去分析, 物权变动需要物权意思, 也就是双方在交易和转移物权之时尚要一个独立的物权合意, 这就要求处分行为的独立性, 在物权变动时, 我们必须要求处分权人拥有处分权, 而因为甲没有处分权, 所以物权合意无法达成, 所以物权变动没有完成。此时乙可以依据物权请求权要求丙返还该动产。此时的丙可以依据合同法上的权利瑕疵为由向甲主张违约责任。
这样的理论推理, 对于乙和丙的权利保护恰到好处, 有实际判例佐证如下:夏邑县孔庄乡孟辛村民委员会与李安领、孔庄乡人民政府确认买卖合同无效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原告孟辛村委会作为砖瓦场买卖合同的买方主体, 被告李安领也作为砖瓦场买卖合同的买方主体, 基于债权的平等性和相容性, 其二人均不能有排他的权利, 而只平等地享有合同债权和据此产生的履行请求权;被告孔庄乡政府同时就一个标的物与多个主体签订多重买卖合同, 不为法律所禁止;多重买卖合同成立生效后, 其亦可以承担违约责任为代价享有履行与否的选择权。在不存在其他法定无效的情形时, 不能仅以签订合同的顺序否定在后的合同效力;也不能仅以签订其他合同可能导致既有合同不能得到实际履行而否定其他合同的效力。”[10]
五、结语
综上所述, 虽然最高法院没有直接说无权处分的合同有效, 但是从上述的司法解释中我们可以知道, 最高法院已经从反面认证了这一观点, 这样处理对保护各方权益更加有利, 在法理解释上也更为顺畅, 所以笔者认为, 物权行为独立性已经喷薄欲出, 这无疑反映了民法理论认识的进步。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一) [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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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世远.合同法总论[M] (第三版) 法律出版社.
[4]魏振瀛.民法[M] (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7.
[5]彭诚信, 李建华.善意取得合同效力的立法解析与逻辑证成[J].中国法学, 2009, (4) .
2009年,张家港市杨舍镇居民罗松林一家,因房屋拆迁得到一套安置房屋。经全家人协商,决定将坐落于本镇白鹤花苑26幢302室的该安置房屋及附属自行车库的所有权变更至女儿罗云霞名下,归罗云霞所有。
〓〓不久罗云霞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后因为到外地工作,此房一直空着。2010年8月9日,罗云霞决定出售该房。自己没时间来回奔波,罗云霞便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其父罗松林代为办理。
〓〓2010年8月中旬的一天,张家港市乐余镇的江千帆走进白鹤花苑传达室,向门卫罗文东、柏文华询问小区有没有要卖房的。巧的是前几天罗松林在这里闲聊时刚刚说过准备把房子卖掉,罗文东、柏文华立即帮助联系了罗松林。罗松林急忙前来带江千帆看房。江千帆一看,房型不错,又是全新装修的,心中比较满意,但脸上不露声色,说过几天带老婆一起来看一下再说。但江千帆心知找到一个满意的房子不容易,第二天就带着老婆林青又来看房,看后林青也很喜欢。经过讨价还价,双方确定成交价格为卖方净到手售房款80万元,也就是说一切税费都由买方承担。
〓〓2010年8月20日,罗云霞(甲方)与江千帆(乙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张家港市杨舍镇白鹤花苑26幢302室房屋转让给乙方,此房屋配有新装科龙空调两台、煤气灶、油烟机、太阳能热水器、橱柜移门、窗帘,合计总房款80万元。乙方于8月20日预付房屋定金1万元,8月28日再付39万元,余款40万元于9月30日付清。该《协议》下方,甲方由罗云霞的父亲罗松林签字,乙方由江千帆本人签字。协议签订当日,江千帆支付罗松林购房定金1万元。
〓〓等不及8月28日的到来,江千帆又主动约请罗松林就付款金额和时间、过户等相关事项进行了重新议定。8月24日,罗松林(甲方)与江千帆(乙方)签订《房产买卖协议(现房)》(以下简称8月24日《协议一》)一份,约定:甲方自愿将其受委托代理的房地产权(张家港市杨舍镇白鹤花苑26幢302室,建筑面积114?郾44平方米,自行车库13?郾26平方米)转让给乙方,房屋售价80万元,房屋权属交易登记手续由双方互相协助进行办理,甲方有义务进行配合;乙方在2010年8月24日付预付款20万元,并在2010年8月24日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余款60万元于2010年10月15日付清,甲方在乙方交付房款的当日将房屋使用权交于乙方;房屋转让时,随同一起转让的还有:两台空调、热水器等全套设施及随同发票;同时约定了其他相关事项。该《协议(一)》下方,甲方由罗松林签字,乙方由江千帆签字。同日,江千帆支付房屋预付款19万元,加上8月20日支付的1万元定金,罗松林出具了收到江千帆预付金20万元的收条一份。
〓〓江千帆又提出,房价80万元里面包含了装修和相关设施的费用,现在房地产交易税费又比较高,请求罗松林帮忙和他另签一份交易价格低的假合同,以便减轻他的税费负担。罗松林心想,反正我又没有什么损失,这个现成忙还是要帮的,便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在签订上一份协议之后,罗松林与江千帆又签订了一份《房产买卖协议(现房)》(以下简称8月24日《协议二》),该协议格式与上一份协议基本一致,主要区别是:协议第二条“双方协商一致该房屋的售价为63?郾8万元”,协议第七条“房屋转让时,随同一起转让的还有其他房屋权项”。
〓〓当日,罗松林与江千帆一同带着售价为63?郾8万元的协议,来到张家港市房地产交易产权登记中心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登记中心工作人员指出,必须签订规定格式的《房地产买卖契约》,而且卖方不能是受托人罗松林而应该是房主罗云霞。于是,当场向产权登记中心拿了空白的《房地产买卖契约》重新签订,约定:罗云霞(甲方)将杨舍镇白鹤花苑26幢302室房地产(房屋建筑面积114?郾44+13?郾26平方米)出售给江千帆(乙方);双方议定上述房地产成交价格为63?郾8万元,乙方于2010年10月15日前分二次付清给甲方,付款方式现金;上述房地产办理过户手续所需交纳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按规定各自承担;同时约定了其他相关事项。该《房地产买卖契约》落款处,甲方委托代理人罗松林签字,乙方江千帆签字,张家港市房地产交易产权登记中心盖章监证。
〓〓罗松林认为反正是为过户少交税费做做样子的合同,没有实质意义,根本没有细看合同条款,就草率地签了字。比如“上述房地产办理过户手续所需交纳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按规定各自承担”的条款是《房地产买卖契约》上印刷好的现成文字,与他和江千帆原先约定的“卖方净到手售房款”也就是全部税费都由买方承担的意思相悖。一个小小的疏忽,留下无穷后患,让他后来白白多掏近45000元。
〓〓2010年9月1日,江千帆登记领取了杨舍镇白鹤花苑26幢302室房屋和07#车库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共有人林青。2010年9月30日,江千帆登记领取了杨舍镇白鹤花苑26幢302室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共用人林青。
〓〓买方见财起意卖方无奈起诉
〓〓转眼到了2010年10月15日,也就是江千帆付余款60万元的日子。但当罗松林和江千帆联系付款事宜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江千帆说他差的余款是43?郾8万元而不是60万元。罗松林当场就跳了起来:“你开什么玩笑啊!”而江千帆却一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咬定他们又谈过价格了,最终确定的售价就是63?郾8万元,其他合同都不算数,房地产交易产权登记中心盖章监证的合同才是真正的合同。
〓〓罗松林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好心帮江千帆减税费,对方却睁着眼睛说瞎话玩这一招,鼻子都要气歪了。但江千帆说了:“你认可43?郾8万元我就付款,不认可就等你认可再说。”罗松林当然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16万多元不翼而飞,怎么也不可能同意。双方不欢而散,付余款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了下来,而罗松林当然也没有向江千帆交付房屋。
〓〓和江千帆终究谈不出什么名堂来,愤怒的罗云霞无奈选择了法律途径。2010年10月29日,罗云霞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江千帆和林青立即支付尚余房款60万元并自逾期付款之日即2010年10月16日起承担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010年11月3日,张家港市人民法院裁定冻结江千帆和林青银行存款61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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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7日,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双方就诉涉房屋真实的交易价格和诉涉房屋的税费承担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罗云霞认为,双方房屋交易价格实际为80万元,该价格包括了房屋内的装修和相关设施。8月24日《协议二》以及8月24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双方为了配合过户而签订的格式化合同,该契约只是对空房价格的约定,并未包括里面的装修和设施,且考虑税费的因素,故填报了63?郾8万元的价格,后两份协议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为证实其主张,罗云霞申请白鹤花苑门卫罗文东、柏文华出庭作证。
〓〓罗文东、柏文华出庭陈述江千帆到小区门卫处说要买房子,经门卫介绍认识得知罗松林有房要卖,看房和房屋价格是罗松林和江千帆共同协商的,听说双方商量好的价格是80万元。
〓〓江千帆、林青认为,双方房屋交易价格实际为63?郾8万元。8月24日《房地产买卖契约》经过房产中心盖章监证,合法有效,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8月20日《协议》和8月24日《协议一》均属实,其中《协议一》是在8月24日上午签订,后我们要求降价,于是就房屋价格进行了新的磋商,最终确定售价为63?郾8万元,签订了《协议二》,并于8月24日下午一起至房管部门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并提交了过户所需资料,63?郾8万元价格包括了房屋内的装修和相应设施。对于罗云霞诉请的逾期利息损失,江千帆、林青认为双方在合同中未有约定,不应由他们承担。
〓〓江千帆、林青对罗文东、柏文华的证人证言表示,证人只是反映听别人说的交易价格,不具有可信度。
〓〓令罗松林和罗云霞始料不及的是,江千帆与林青不仅坚持63?郾8万元的房屋总价格,还在审理中提起反诉,认为根据《房地产买卖契约》的约定,相关税费和过户费用应由双方按规定各自承担,现房屋已经过户至江千帆与林青名下,相关税费和过户费用全部都是他们夫妇支出的,对于由其垫付的实际应由罗云霞负担的税费44409元,反诉要求由罗云霞承担。
〓〓针对这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罗云霞真是哭笑不得,她说,江千帆与林青所依据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办理过户时的格式合同,并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双方真实的约定,我应净得80万元,税费应该是由被告全部承担的,与我无关。罗云霞气愤地说:不然的话,江千帆这么精明的人也不会傻到替我垫付。
〓〓法院判决支持真实交易对价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罗云霞为张家港市杨舍镇白鹤花苑26幢302室房屋及07#车库的所有权人,其委托父亲罗松林处置、转让房产,系真实意思的表示,该授权合法有效。罗松林代表罗云霞与江千帆就诉涉房屋及室内装修设施的转让达成一致意见,该转让意思表示真实且未违反法律规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双方就诉涉房屋的转让前后共签订了四份转让协议,其中8月20日《协议》、8月24日《协议一》签订之后,江千帆按约分别支付了1万元定金和19万元预付款,8月24日当天,双方又签订《协议二》和《房地产买卖契约》,对房屋价格作出重大调整,后两份协议在房管部门登记备案。结合前后签订合同的履行情况、前后合同约定的成交价、合同登记备案情况、双方对价款重大变化的解释和介绍交易人的证人证言等因素综合判断,8月24日《协议一》在8月20日《协议》的基础上对付款方式作了变更,应属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和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合法有效,罗云霞关于房屋(含约定的装修设施)成交价格实为80万元的解释更为客观合理,本院予以认定。之后双方又签订《协议二》和《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双方按照约定的合同完成房屋过户事项所需,63?郾8万元的房屋成交价格系在办理产权登记备案过程中产生,该价格未明确包含房屋内装修设施的价款,其中部分规避国家税收的价格条款属无效。江千帆与林青系夫妻关系,购买房屋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二人为诉涉房屋现登记的共有产权人,林青与江千帆负有共同履行本案付款义务的责任。故罗云霞要求江千帆、林青支付尚余房款60万元的本诉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因江千帆、林青未按约付款,还应自逾期付款之日起承担相应利息损失。
〓〓关于诉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所涉及的税费问题,现实际发生罗云霞名下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和个人所得税合计44409元属实,罗云霞称双方约定该款由江千帆、林青承担,但8月20日《协议》、8月24日《协议一》中并无此项约定,证人证言也未能反映80万元房款的构成,故罗云霞的辩称本院难以支持。8月24日《房地产买卖契约》中价格条款无效,该无效部分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在其他合同对税费承担未有约定的情况下,本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并采8月24日《房地产买卖契约》第七条的约定,该部分税费由罗云霞承担。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10日判决如下:江千帆、林青应支付罗云霞尚余房款60万元并自2010年10月16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承担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损失。张家港市杨舍镇白鹤花苑26幢302室房屋变更产权登记发生的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和个人所得税合计44409元,由罗云霞负担。因该款已由江千帆、林青垫付,故江千帆、林青应支付罗云霞尚余房款555591元,并应承担房款60万元自2010年10月16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损失。
〓〓收到一审判决后,江千帆、林青心里有数,暗自得意,本来就该付的款,还白捡了4万多元。罗云霞因为法院支持了真实价格,终于松了一口气,至于多交的4万多元,确实原先协议中缺乏对税费承担的书面约定,就算花钱买个教训。所以,买卖双方均未上诉。
法律链接:
〓〓1?郾何谓阴阳合同:
〓〓二手房买卖交易中,为了过户时避税或者多贷款,买卖双方往往签订两份或者两份以上房屋价格等条款不同的合同,俗称阴阳合同。实际交易中,买卖双方为达到避税或其他目的,向有关部门登记时用一张合同,通过少报价格或少报面积的方式,降低买卖合同标的,报低价格少纳税,称为“阳合同”;卖家与买家另签一份合同,作为实际支付交易金额的合约并实际履行,称为“阴合同”。
〓〓2?郾阴阳合同有何风险:
〓〓①房管局对于每个区域的二手房都设置了一个最低成交的指导价格,若合同价低于这个价格就会被退回重审,耽误买卖双方办理过户的时间。
〓〓②买方有可能以签订的虚假合同支付房屋价款,容易引起纠纷。
〓〓③如果房屋涨价了,卖方可能以阴阳合同无效为由,解除合同。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责编: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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