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国家统一观分析论文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为许多国民不满和质疑。愤于蒋的固执态度和专制独裁，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办法扣蒋于西安。但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全国各方面几乎一致要求尽早恢复蒋的自由，即使他敬重的朋友张伯苓、王芸生、张季鸾、杜重远等都不赞同扣蒋之举。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张学良国家统一观分析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张学良国家统一观分析论文 篇1：

浅析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张学良将军的一生是伟大的爱国者的一生，和平统一观是其一切爱国行动的指南。分析了东北易帜、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和发生的原因，总结了以“反对内战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敌入侵”为核心的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形成过程。阐述了张学良对停止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做出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张学良;和平统一观;西安事变

文献标识码：A

今年是“西安事变”70周年，也是“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逝世5周年。张学良将军以其传奇的人生经历影响并推动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作为一名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将军在他有限的政治生涯中，为国家的和平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现代中国统一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张学良将军逝世后发给其家属的唁电中所评价的那样：“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一、反对内战、抵御外侮：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初步形成

张学良从15岁开始即关心国事，忧国忧民意识逐步增强。曾先后参加反对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运动和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赈济河北水灾的义卖活动，但痛感“东北受日俄之侵略，内乱频频”。

1916年10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应邀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发表了《中国之希望》的演讲，提出了“中国不亡有我”的观点，这场演讲对张学良的影响很大。后来张学良曾著文写道：“幼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宰割，无复希望矣。及于辽宁青年会聆听贵校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演讲，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云云。我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我之有今日，张伯苓先生一言之力也。”

1919年，张学良人东三省讲武堂炮兵科学习。在讲武堂，张学良结识了教官郭松龄，这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及东北军的正规化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0年春，张学良自讲武堂毕业。毕业时，他被授予炮兵少校衔，并被正式提升为团长，很快又升任旅长。不到一年时间，他已荣膺上校军衔，并能独担大任。进入军界后，张学良南征北战，少年得志，很快就博得了“少帅”的尊称。

1922年，张学良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山海关一战，张学良、郭松龄所部的“三八旅”，军纪肃然，作战勇猛。张学良回忆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所有的部队都被打垮了，就我指挥的部队没有被打败。不仅没有被打败，还把吴佩孚的军队打了，我就是这样起来的。”奉军战败后，直奉双方开始和谈，张学良作为谈判代表第一次签订了停战条约，他的和平统一思想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以其卓越的指挥才能，打败直军，奉军上下一片赞叹。但对于张学良来说大胜并未令其大喜，他的心中始终在为战争中所造成的尸横遍野的残酷和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而深感不安。战争之残酷，民众之苦难，更增添了他忧国忧民的意识。他回忆说：“余自19岁参加实地战事。不拘胜败如何，余之所经验者，每时感痛苦。因余所到之处，每见闻民众感受之困苦灾难。窃思青春国民之血潮流失于如此无谓之争斗，洵为耻辱，此种之血潮流失于守护国权，乃为当然者尔。”

经过两次直奉战争，他便逐渐产生了反军阀、反内战的民主主义思想。到北伐战争时期，这种思想发展成为“息内争、御外侮”的政治主张。这也标志着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初步形成。

二、东北易帜、拥护统一：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贫穷落后，既要争取民族解放，又要实现国家富强。因此，张学良坚决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竭力主张祖国和平统一，以便外御列强，内图建设。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秘密策划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皇姑屯事件的背后隐藏着日本侵占东北的巨大阴谋，本想趁皇姑屯炸车事件除掉张作霖，引起东北社会动乱，并趁乱出兵，进而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用武力将东北据为己有。皇姑屯事件使张学良深刻认识到日本侵占东北的野心。“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视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家统一。我自1926年即主张停止国内战争，早日促成统一了。”张学良本着维护祖国统一、抵御列强侵略的思想，冲破重重阻力，排除了各种障碍，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宣布东北三省和热河易帜，服从南京政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东北易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并且粉碎了日本对东北的霸占图谋，开创了中国和平统一的新局面。

此后，张学良便开始了东北的新建设步伐。修建了多条铁路，打破了日本南满铁路的垄断地位;新建和扩建了一些现代化工厂，积极扶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整顿金融秩序，加强对外贸易。在军事方面，加强陆军的现代化建设，并且创建了海军和空军，从而使东北军的实力明显增强。在文化教育方面，张学良认识到“教育系乎国本”，并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捐资兴建校舍，重金礼聘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来校任教，使东北大学成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张学良的办学宗旨、目的十分明确，“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进国家现代化，消弭邻邦之野心”。张学良在参与及领导东北建设的短短数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全面推动了东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东北现代化建设的先驱。东北的现代化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日本人侵东北的步伐。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蒋介石的独裁引起了国民党各派的不满，新军阀之间争权夺势，矛盾愈演愈烈，刚刚统一的国家又开始面临新的分裂和混战，终于酿成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原大战时间之长、地域之广、规模之大、破坏之巨都是空前的。张学良对此忧心如焚，寻找良策。大战开始后，各方代表纷纷云集沈阳，拉拢游说，无所不用其极。张学良不为所动，保持中立，静观事态发展，寻找时机调停内战。经过权衡利弊，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拥蒋统一的“巧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一切“均宜静候中央措置”。接着，东北军开入关内，中原大战迅速结束。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巩固了国民党政权的统一，基本上结束了民国元年以来的军阀混战。

从东北易帜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

和平统一观的发展时期，其和平统一和促进国家建设、造福民众的思想更加坚定和执著。

三、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成熟

当时张学良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是真诚而忠实的，“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他希望国家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从而有一个统一的局面，国家统一才能民富国强，但他这一良好的愿望却被他所忠于的政府和统帅所利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使日寇毫不费力地占领了沈阳乃至东北全境。眼见自己的家乡被日寇践踏，父老乡亲在战乱中流离失所，作为东北的统帅，张学良旧恨新仇交织，本该与日寇决一死战，但是此时的他却只有听命于中央，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遭到了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精神压力巨大。他沉痛地表示：“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坟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丢失东北，余心永远不安。”

这一时期，张学良的思想处于苦闷和矛盾之中，既有拥蒋“剿共”的一面，又有抗日爱国的一面，而后者是他后来走上联共抗日的思想基础。在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丢失东北后，东北爱国人士很快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方面，救国会同张学良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积极争取和支持张学良抵制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此后，张学良虽然还不能完全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他暗中不断支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对流亡民众和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支持，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把全国范围内的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流亡关内的东北青年学生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特别是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成为当时北平学生运动的主力军和先锋队。东北大学青年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英勇战斗的精神极大地感染了盼望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将士，也促进了张学良思想的转变。“一二·九”运动爆发不久，张学良曾派人到北平慰问东北大学学生，并解救被捕的爱国学生，电邀东大学生赴西安面谈。宋黎等学生代表赴西安向张学良校长介绍了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经过，张学良深表同情，从此以后便愈来愈坚决地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自1935年夏开始，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在陕北被红军先后消灭了近三个师之后，以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民心，张学良才开始觉得“红军是剿不得的，剿不了的，剿共是一条死路”。与此同时，张学良也发现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是抗日的可靠力量，并且与自己追求的抗日救国目标相同。他还开始研究共产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请专人为其讲解《资本论》和苏维埃常识。张学良开始怀疑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正确性。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跟着蒋介石去‘剿共’，实指望国家统一后再抗日，但现实使我感到一切全不对头。”“原认为非统一不能抗日，现在看来，则是非抗日不能统一。”

是联共抗日还是继续“剿共”?回答是明确的。张学良还通过各种关系主动与共产党建立联系，这种敢于修正错误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正是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爱国者的必要条件。中共中央则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与共同组织抗日联军的策略方针，努力争取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转向。1935年12月，中央瓦窑堡会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解放战争进一步结合的方针。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叶剑英任副书记，专做东北军统战工作。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延安)举行了第一次谈判，就“西北另立新局面”的可能性进行了初步探讨，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逐步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局面。张学良在思想上完成了由“拥蒋剿共”到“联共逼蒋抗日”的转变。

1936年6月22日，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全体教职员工的大会上，张学良发表了《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说。第一次公开了他抗日的主张与决心，阐述了他的抗日理论：“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抗日是东北军的最大使命;拥护领袖，集中国力、长期抗战;抗日的最后胜利终会属于我们中华民族”。张学良的演讲为东北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后来的西安事变奠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基础，对结束内战、实现全民族抗战有着极大的影响，全民族抗战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张学良和平统一观已经全面成熟。

四、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升华

张学良在完成上述思想转变后，立即开始两方面的工作。在与红军联合方面，无论是具体洽谈还是实际操作，一切进展顺利;但在劝蒋、逼蒋抗日方面却毫无进展，尽管张学良又联合杨虎城一起请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却冥顽不化，对张、杨的规劝拒不接受。在多次“苦谏”、“哭谏”无效后，他们决定实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向全国通电以明心迹：“只希望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毫无私心，无一点背景，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

西安事变的发动及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结束了十年内战，为进行全面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争取和平统一的一次壮举，张学良在这次事变中的所作所为，是他一生从事和平统一事业的集中体现，标志着张学良的爱国思想与和平统一观已经达到了全新的境界和高度。

张学良与杨虎城能够下定决心毅然发动兵谏“逼蒋抗日”，是与张学良和平统一观在其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分不开的。首先，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其抗日决心是最坚定的。张学良在与张治中将军的谈话中说：“日本人对我张学良有夺土之仇，杀父之恨，要论抗日，我当为天下第一人。”其二，蒋介石逆历史潮流而动，执行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全国军民要求停止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呼声相违背。其三，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后，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全国人民指出了方向。其四，东北流亡团体及东北大学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打动了张学良，尤其是对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学生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的请愿游行，张学良答应青年学生要在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给予答复，从而更加促使其下定兵谏逼蒋抗日的决心。

1991年5月，张学良在接见美国著名的新闻评论节目《新闻广角镜》的记者时，记者问他：“您曾经说过送蒋介石回南京是准备受死。您当时没有想到一去会软禁50年?软禁50年这日子不好过的。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您还会这样做么?”张学良回答道：“我是军人，需要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有什么后悔的!假如是现在，我还是会那么做。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坚定信念一生未变，和平统一的思想根深蒂固，并为此做好了牺牲个人一切的准备。西安事变结束了张学良的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但他为中华民族及中国统一大业所做出的贡献，他的和平统一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将以其辉煌永载史册。

从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张学良不仅有功于国家民族，有功于抗战事业，而且有功于新中国的诞生，有功于中国的统一、繁荣与富强。千古功臣，名垂千古!其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过去是鼓舞全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一面光辉的旗帜，今天则是激励全国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劲动力。

责任编辑：刘晓萍

作者：李　鹤　魏向前

张学良国家统一观分析论文 篇2：

社会舆情与应变策略

[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为许多国民不满和质疑。愤于蒋的固执态度和专制独裁，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办法扣蒋于西安。但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全国各方面几乎一致要求尽早恢复蒋的自由，即使他敬重的朋友张伯苓、王芸生、张季鸾、杜重远等都不赞同扣蒋之举。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张学良一方面坚信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另一方面顺应各界希望国家统一以集中力量抵抗日本侵略的情绪，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关键词]西安事变 张学良 蒋介石 舆情 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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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引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响，出现了同情拥戴蒋而劝告指责张的舆论浪潮。原来与张学良已通声气的一些地方实力派改变腔调，转取拥蒋立场，张曾抱有极大希望的苏联对此也持谴责态度，并对中共作出同样要求，张学良一时陷入十分困难的处境。面对各方舆论的指责，张学良最终采取和平释蒋的方法，亲自护送蒋回到南京。很多学者都认为，事变发生后，舆论压力是促使张学良尽快结束事件的因素之一，但舆论究竟是如何批评和谴责的，倒鲜见有学者作具体的探讨。① 本文拟此为切入点，利用民国时期的报刊以及《张学良文集》、《张学良遗稿》等资料，侧重考察当时国内各界的评论及形成原因，并试图分析张学良在舆论压力下的应变策略。

一、西安事变后的社会舆情

西安事变突然发生后，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特别是在社会上具有名望地位和影响力的各界人士极大的反响，认为此举破坏国家统一，呼吁张学良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护送回京，以便领导全国的力量抗日图存。

在文化教育界，各大学各学术团体纷纷表明态度。12月13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国立编译馆、国立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七个学术团体通电全国声讨张学良，宣称：“当国家统一之际，绥乱将平之时，竟乃包藏祸心，劫持统帅，摇乱国本”，“同人等情切存亡”，“逢此激变，怒气堪膺，谨尽下情，驰电声讨”。[1] 同日，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陈裕光、吴贻芳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是“亡国之举”，提出“迅将蒋委员长护送出险”，“其余有所主张，悉听舆情取舍”。[2] (P447- 448) 14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李蒸等致电张学良，强调“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要求“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如果“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3] 同日，上海各大学校长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致电张学良，申言“国家统一，方见端倪，抗敌救亡，正在开始”，“噩耗传来，举世惊震。似此动摇国本，助长敌焰之举动，竟发生于国难严重之今日，同人等痛心之余，不胜愤慨。切望先生迅即恢复蒋公自由，以慰国人，事关重大，稍纵即逝，倘一意孤行，是自绝于国人，先生宜三思之。”[2] (P449) 各大学教职员也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天津南开大学教职员、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会皆对事变表示痛心，并规劝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京，以平民愤。15日，清华大学教授会致电国民政府请求迅予讨伐，“以肃纪纲，而固邦本”。[3] 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又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称：“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4] 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扣蒋之举为“叛国祸国”，表示“同人慨愤之余，敬揭三事为国人告：(一) 讨伐叛逆为政府当然之责，国府讨伐张学良令，国人应一致赞助。(二) 万一张学良等能翻然悔悟，护送蒋院长及被困之官吏将领出险，约束部属听命中央，中央宜在振饬纲纪之中，许其自新，责以后效。(三) 全国国民应共同爱护统一之大业，援助政府，维持政治秩序，推进国防建设，勿因一时之捣乱，而减低国家民族长期之努力，谨此宣言。”[5]

一些知识精英也特别关注蒋介石的安危，要求迅速释放蒋。著名教育家、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事变发生后，以个人名义致电张学良和周恩来，呼吁释放蒋介石。16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南京《中央日报》登载评论文章，强调“蒋公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所以“营救蒋公是当前第一务”。[6] 21日，他又在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对张学良痛加指责：“自从贼种小子张学良做下这样一个弥天罪孽以后，惹起了全国全世界的痛骂。这样一致痛骂的情绪当然不是任何政府和社会组织所能操纵的。”他愤激地写道：现在“全国上下应该只有一种意志，就是‘打!打!打’”!“走这个路径，决不至陷蒋公于危险，转可以成蒋公之速返”，“中央越坚强讨伐，蒋先生越安全”。[7] 显然，他支持南京政府于16日下达的讨伐令。

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其时刚自美国访问回到北平，12月20日，他在天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学良的叛国》的长文，引起全国的注意。他批评道：“万不料回国刚刚十二天，就遇着了张学良在西安叛变劫持统帅的恶消息!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他严厉谴责张学良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表示拥护政府对事变的处置，“十六日的讨伐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当，很得体的处置。我们现在只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勘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他赞同傅斯年对蒋介石的评价：“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叛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即使时常批评他的人，在这个时候，“都是异口同声的关切蒋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处探听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见的异同都丢在脑后了，大家只感觉这一个有能力有办法的领袖是一身系国家的安危的”，“这种现象，在这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里，真是最难得的奇迹。这种爱护的热心，不是宣传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权招致的，是最近两三年坚忍苦干的事实逐渐得国人明了认识的自然效果。”[8]

西安事变也引起了全国新闻界空前的反应。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全国各地100多家报馆通讯社一致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对时局发表意见，列举了三项主张：第一，在此内忧外患时期，亟应绝对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政府一切对内对外方针与政策。第二，张学良应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安全护送返京，继续领导救亡复兴的工作。第三，全国民众应为政府的后盾，讨平叛乱。[9] 舆论界的这次行动，在中国新闻历史上可谓创举，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天，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又通电讨伐张学良，声称“近则统一大业方告完成，民族复兴，已露端绪”，张学良“突尔叛变”，“虽经各方之严重告诫，仍执迷不悟”，“同人等誓以热诚，救护领袖，维护国策，并主张铲除奸贼，毋稍姑息”，“我全国言论界同人奋起共图之。” [10] (P294-295)

新闻媒体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上海《申报》、南京《新民报》①、天津《大公报》等纷纷发表时评，强调：“为避免仇者快而亲者痛的流血计，我们却还希望张学良或其部下有最后的觉悟，自动地无条件地使蒋委员长等早日恢复自由。”[11] “任何政治主张，不容以破坏国家大局之手段行之”，“吾人最后愿告张杨及附和事变之军人曰，公等从出发点起即已完全失败，全国无党无派的最多数国民无不极端愤恨，全世界凡同情中国之统一与独立者无不同情蒋公，而望其早出视事。”等等。

在言论界颇有影响的张季鸾、王芸生等也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王芸生指出：“我们尽可在精神上对张学良表同情，但要在客观上一定认为他的举动于国家有利，那真太危险了。”“我以为事情很简单，无论何党何派，你既标榜‘救国’，便不应该使用亡国的手段。西安事变的手段是怎样的?开后门，拆烂污，简直是败战主义。我们以五年的忍耐与努力，才做到现在这个可以抬头见人硬嘴说话的样子。我们应该继续苦干，继续努力，才能挺腰，才能翻身，怎好自己扯后腿，栽跟头?”[12] 14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发表题为《西安事变之善后》的社评;16日，又发表社评《再论西安事变》，极力主张和平解决事变。18日，张季鸾再发表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导张、杨及东北军送蒋出陕，并“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13] 南京政府把这篇社评加印了数十万份，派专机在西安上空散发。张学良一直很佩服王芸生，与张季鸾也本是关系较洽的朋友。他们的态度对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平常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著名爱国人士及社会团体也担心蒋介石的安全问题，不赞同张学良监禁蒋介石的做法。14日，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理事的97岁老人马相伯致电张学良，委婉表达对事变的担忧：“窃以为欲复父仇国仇，须无伤国家之元气，伤则为敌人所笑”，“望世兄以此意通知各派，以国为重。”[14] 15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郑重宣告：“我们要正告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中央前此的政策，我们且抛开不谈，而最近几个月内中央已经迭次宣言自主救国，绥远的抗战已经在事实上发动起来了。在这时候，全国民众和各方实力派惟有督促中央坚持自主立场，联合各方，开放民众组织，扩大武装抗战，而绝对谈不到反对中央。所以张、杨诸将军的主张，如果是真心抗敌而不涉私见，那么一定能为全国人民所赞助;如果只是以抗日为名，借图私利，那么一定为天下后世所唾弃。”并且要求“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同时要求张、杨“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 [15] (P180-182)

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② 是张学良十分敬重的朋友。当他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感到“莫不痛心”，多方活动争取蒋早日获得自由。他先致电冯玉祥、孔祥熙，请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局势无人可以收拾”。又致函杜月笙、黄炎培，称“绥东战事方酣，西安变乱忽起，抗敌前途受一巨创，凡属国人莫不痛心”，“望公等从各方面作此运动，今日之事不宜操之过急，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救危舟。倘能规划得法，进行顺利，则蒋公一出，团结之力反而坚固。”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不欲作西班牙之续者势不可得”。[15] (P204)

此外，一些妇女团体及学者也表明意见和态度。16日，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通电全国一致讨伐张学良，并致电张，劝其迅速觉悟。[16] 同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博士演讲《国难中所得之教训》，认为“近时国内外对于领袖拥护之热烈与关切，是盖由于国内之统一，国是日新，国家之未来，渐趋于自力更生之途径。因之国际间之地位亦渐确立之故”。[17]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突发后，国内出现了劝告指责张学良的舆论浪潮，认为不管他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可能酿成大规模内战，从而使刚刚形成的统一局面毁于一旦，甚至引发日本的进一步入侵。

众所周知，事变前许多人对蒋介石的政策提出质问和批评，但张学良扣蒋于西安后，他们反而同情拥戴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舆论?笔者认为这与当时中国的客观需要密切相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内忧外患，唤醒了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认识到“国家的统一对于民族独立生存的需要”，希望有一个强固统一的中央政府，负起救亡的责任，因此呼吁拥护支持南京政府。而且在1930年代中期，由于南京政府各项事业的顺利进展，其对日政策也渐趋强硬，从而使蒋介石在国统区中威信上扬。① 即使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逐渐倾向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肯定蒋介石执政以来所作的努力和成绩，甚至对蒋介石的专政独断也表示宽容。

1934年4月，张季鸾撰文指出：“和蒋先生在这六七年间，见过几面，都是匆匆的。不过我的印象和间接所闻，可信他是一个有毅力有热心的领袖，尤其自九一八以来，他这种艰苦支撑的精神，感动了一般军人，才形成目前统一粗成的局面。”[18] 同年10月，胡适乐观地评论：“这二十三年中固然有许多不能满人意的现状, 其中也有许多真正有价值的大进步。”[19] 1936 年两广事变发生时, 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明确表达了维护蒋介石统治与权威的立场。例如，傅斯年发表题为《我们需要统一》的文章，强调“我们需要统一。因为只有统一的力量，才能对外;而当国家民族的危机，尤需要国家统一的力量”。[20] 胡适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坚决反对两广事变，要求政府明令讨伐，声言“抗敌救国的第一个条件是要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之下造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国中无数往日反对国民党或反对南京政府的人，自从九一八之后，深知统一的必要，都不惜抛弃成见，捐除嫌隙, 站在国家的立场来拥护政府。这是时势所要求，国难所命令，稍有常识的人都不能不如此做。”[21]

几年来日本侵略的逼迫，耻辱的加重，使国民养成一种反内战、反分裂的普遍意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国人厌恶任何消耗国力的举动，只希望国家和平统一，能集中全国的力量抗敌救亡。统一舆情压倒了一切，正如胡适所说，现在的中国“无论什么， 没有比统一再要紧的。”[22] 1936年9月，两广问题和平解决后，国家走上了统一的道路。特别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逐渐强硬，绥远局部抗战初告胜利给予国民无限的兴奋和好感。在这种情况下，西安事变的突发，自然引起各方面强烈的反响，均认为是国家“极大的不幸”。[15](P180) 王芸生在《三寄北方青年》一文中指出：“在西安事变中的群众情绪是怎样的?这是天下共见的，群众所表现的情绪是：对蒋委员长的关切，对张学良的愤怒，对国家的热爱。”人们担心如果蒋介石的安全发生问题，中国不但失去抗日的领导人，而且可能出现内乱局面。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安事变反而提升了蒋介石的声望和地位。据亲赴西安的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观察：“最初的消息引起全中国的惊惶。如果向来不大有人信任南京政府的话，则这一次的确提高了蒋介石的声誉。近几个月来，甚至那些对蒋介石个人没有好感的人，也主张应促使他抗日。”[23] (P13) 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其所撰《西潮》中评论：“这时候，蒋委员长在人民间的声望隆极一时，因此许多军阀或为舆情所迫，或受其精神感召，不得不承认他的国家领袖地位。”[24] (P165-166)

二、张学良的应变策略

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采取“兵谏”办法扣留蒋介石，并通电全国表示此举“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25] (P1055) 之后，张学良相信自己抗日反对内战的主张代表了全国民意，扣蒋之举是为民请命，必定得到各方的同情和响应。他很关注社会舆情，事变发动后，频繁发表宣言、电报、讲话等，这些言论中经常提到“民意”、“公论”、“众论”、“舆情”等词。

12日，张学良在对时局宣言中宣称：“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25] (P1055-1056) 同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及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辞再再，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 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故“为国家计, 为民族计, 不得不请介公暂留西安, 以得觉悟”。[25] (P1056-1059) 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原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训话，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强调“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它均非所计!”“至于全国民意，就是我们的主张，当然更绝对不能违背!” [25] (P1066-1067) 14日晚8时，张学良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讲话，宣称：“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我们也曾用过种种的方法，请求蒋委员长即刻领导起来抗日，不要摧残民气，他始终不听，我们才不得已而行权，我们的心地是绝对纯洁，我们的方法是绝对正当，如有反对者，必为全国民众所唾弃，结果必归失败的。”[25] (P1070)

当然，张学良也密切关注各方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全国各方面几乎一致对蒋介石表示称颂和同情，要求恢复蒋的自由，反而指责他破坏国家的统一，减少抗战力量。甚至一向对蒋介石不满的各地方实力派也无人附和他的行动，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决策，规劝他悬崖勒马，迅即送蒋返京。而在国际方面，苏、英、美、法、德、意等国的舆论，对蒋介石被扣均表示遗憾与同情，希望蒋介石早日恢复自由。随着对国内外舆论的了解，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对蒋介石的处置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不再绝对拥护事变，而是以第三者的立场在南京与西安间进行调解，争取和平解决事变。这样一来，张学良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的局面。而且，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讨伐令，内战危机一触即发。

面对各方舆论的指责和国民政府军队的咄咄逼人，张学良采取了灵活的应变策略：一方面坚信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一再声明自己动机纯洁，决无伤害蒋介石之意和争权夺利的野心，目的在于达到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要求;另一方面承诺只要蒋介石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领导全国抗战，就一定护送他回京。

对14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等的批评电，17日，张学良回电表示“介公系国家安危，诚如尊论。良敢确保介公之安全。文日不得已之举，惟望介公一转念间使国家民族不由此而斩，果得介公俯顺舆情，立时积极抗日，则束身归罪，绝所甘心。”[25] (P1087) 这是张学良对于国内舆论批评的最初回应。

因16日伦敦《泰晤士报》曾指责西安事变有助于日本，19日，张学良致电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弗拉塞，诚恳地说：“《泰晤士报》用以谴责我扣留委员长的谩骂的然而不正确的评论，已经拜读过了。我知道世界各地将涌起同样的谴责，因为大家不了解当时逼迫我扣留委员长的处境，不了解我此种举动的真实原因”，“事实并不是如《泰晤士报》所攻击的一样，我没有‘个人的野心’，没有‘争取较好条件的希望’，迫使我扣留委员长的，不是任何私人的动机。这事情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我们的政府明确地改正现行的国策。” [25] (P1092-1093)

针对17日代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关于国内外舆情的电报，① 19日，张学良回电称：“抗日实现以外，别无所求，更无金钱与地盘思想”，“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势难送介公返京”，“如中央必欲造成内战，弟等亦惟有起而自卫，谁负其责，自有公论也。”[25] (P1097) 同日，张学良致电蒋鼎文，说明事变“纯为爱国家，爱介公……抗日主张如不能实现，难送委座返京”，并警告何应钦等主战派：“须知弟等发动此种惊人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一条生命, 早已置诸度外。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谁造内乱，谁误国家，自有天下后世之公论也。”[25](P1096) 20日，张、杨联合发表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申言：“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忿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同时强硬地指出：如果任何人敢用武力压迫,“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25] (P1101-1103) 观此可知，张学良为实现其抗日主张，也不排除依靠战争来解决问题。

不过，西安事变后的舆论浪潮确实对张学良造成了极大困扰。资料显示，自21日到25日张学良陪蒋离开西安，他很少对外发表信函和电报。在舆论的强大压力和中共坚持站在第三者立场、坚持事件和平解决的情况下，张对扣留蒋介石的做法，已经感觉方法不当。就在进退两难之际，20日，南京政府前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以私人资格抵达西安，为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提供了契机。宋子文与蒋密谈后, 蒋逐渐采取较为理性的态度，允许宋与张、杨商讨解决办法。22日宋美龄亲赴西安，更加推动蒋放弃强硬立场，促使政变走上和平解决的轨道。而且，24日蒋介石就西安方面的六项条件作出了口头承诺。

至此，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到南京，向中央请罪，恢复蒋的威信。由于大多数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主张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必须履行部分条件，张学良于24日下午召集部分高级将领和设计委员会成员开会，申言：“你们所提的意见，我考虑过，都是行不通的。蒋关在我们这里，他现在说的话，何应钦都不见得肯听。……即使蒋下命令生效，中央军退出潼关，释放‘七君子’，改组了政府，甚至对日宣战，那时放不放他?保证实现了，当然要放他。但他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存心报复，或者一概反悔重来，你们怎么办?所以我说你们的意见都行不通，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提出的条件，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26] (P1216) 25日下午，张学良毅然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张学良此举确实有利于消除各方舆论对事变动机的误解和疑虑。

12 月28 日，英国在华的代表报纸《字林西报》发表了题为《西安事变的解决》的社论，认为张学良“由于亲往南京去接受法庭对他行动的任何判决，他已经表明这次行动是出于爱国主义的驱使。”[15](P215-216) 曾经谴责张学良的胡适，此时愤怒的情绪已平静下来，在北京辅仁大学举办的庆祝会上，他说：“西安事变，虽足使已经提高之中国国际地位骤形低落，然因此事能得到满意和平解决，蒋委员长安然返京，国家民族前途实有无限希望。张学良此次举动，大受国人责备，幸能勇于悔祸，其魄力亦相当令人佩服。”[27]

张学良一直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即使后来送蒋回京，他也坚持：“我对于我们之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25] (P1101-1111) 直到晚年，他依旧还是这种态度，1957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称：“过去的事，动机上没有什么过错，我的行动犯了大错误。原因是急躁过火了。”① 的确，张学良提出的抗战主张是代表民意的，是全国一致的要求。扣蒋之举出于爱国动机，虽受到各方指责，但又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逼迫蒋介石改变政策，尽快领导抗日，满足国人的抗日愿望。

西安事变化险为夷的经历，对蒋介石而言，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刺激。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在对海内外同胞的通电中声称：“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国家之热诚，已显示伟大无比之力量。此种伟力，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前途称庆也。”[28] 此后，中国政府对日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中日全面战争在1937年最终爆发。曾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工作的经济学家何廉认为：“释放委员长有无条件曾经成为历史学家心目中的疑案。我虽没有文件可以证明，但我却直觉地感到，自西安事变后，中国对日的态度立即发生急剧的变化。西安事变后我们都感到一种对日战争即将爆发的气氛。”[29] (P89) 曾任驻苏大使的历史学家蒋廷黻亦有同感：“西安事变促成中日之战提早爆发。不论南京官方如何解释，日方认为委员长如果不答应实施张学良的统一抗日主张，张是不会释放他的。”[30] (P208)

由于全国民众的实际要求，全国舆论的呼吁督促，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政策，国共战争得到和平解决，两党重新合作，团结御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国内出现了空前统一的局面。正如1937年12月27日毛泽东对西安事变的总结：“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 [31] (P63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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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郭秀文

作者：夏　蓉

张学良国家统一观分析论文 篇3：

从国家观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

摘 要： 张学良的特殊身份、地位与传奇式经历，使他的国家观的产生表现出曲折、复杂和多变的特点，最终才形成了完整的、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命运之所系的国家观。他发动西安事变是将自己的国家观见诸实际的惊世之举。在中华民族走上全面振兴之路的今天，进一步探讨张学良为统一救国而发动西安事变的内心境界，对最终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推动全面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具有多方面启示。

关键词： 西安事变; 张学良; 国家观

张学良身兼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多项要职，又兼负西北地区“剿共”的重任。他不可能不懂得“党纪国法”，更不会不知道以武力胁迫领袖接受自己的主张会给自身带来的苦果，而他却不顾一切，义无反顾地做了，用他的话来说，是“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他之所以下宁可招来杀身之祸也要进行兵谏的决心，除了诸多论著所分析的原因之外，最根本的是他对国家、集团、家族、个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得到了升华，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尤其是对国家的概念，经过东北军在国家多灾多难之秋所受到的遭遇，他认识到了国家不仅是当政国民政府的，还是广大的爱国同胞、爱国团体、爱国党派、全国各兄弟民族的。只有这些力量的大团结，一致对外，才是国家整体力量所在，才是东北军、他个人的牢固靠山。使领袖清醒，在民族存亡之际，不做自毁长城之事，才是捍卫国家的正道，才能有集团、政党、个人，乃至领袖的前途，即使由此而使个人蒙怨，若能换来民族的新生也是值得的。他在发动西安事变后所表现的敢作敢为，不听劝阻，毅然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正是这种光明磊落的心态。这就是张学良将军的“心结”，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动力。如果用最简单的文字来概括，就是统一与救国。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是在不同时期，因所处的不同环境，他的思想境界所能达到的程度各有不同。发动西安事变是他解开这一心结的惊世之举。

1 任何在历史上有大作为的人，都不是天生奇才。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国没有几个人对张学良做出公允的评价，而西安事变一发生，“民族英雄”与“千古罪人”的天壤之别的评价都出现了。说他是民族英雄的人，其中不乏胡乱吹捧者，说他一生下来就有雄才大略，爱国爱乡，将来一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等等;说他是千古罪人者包括国民党中央要员，有不少人说他“土匪的儿子就会绑票”，是娘胎带来的本事。说这种话的人，一下子把他们对张学良东北易帜、北平扩大会议派反对南京时率东北军入关，支持南京中央，1933年华北长城抗战开始之际，释兵权给中央，自己下野出洋，归国后力主向德、意法西斯主义学习，倡导拥护“一个领袖”论，投身“剿共”内战等言行所给予的高度评价，又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两种极端观点显然都不可取，要理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还需要分析张学良入世以来的心路。

张学良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一个特殊的年代。其家庭特殊，是因为他是张作霖的长子，而人们都说张作霖是土匪起家。张学良晚年对此予以校正，说其父不是土匪，是做保险队的，从十几个人，十几条枪，做到几百号人，几百条枪。清廷收编后，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局势中逐步成了东北王。土匪也好，保险队也罢，反正都是“乱世英雄闯四方”的绿林中人，匪气十足。而土匪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只是杀人劫货，还有豪情仗义、敢作敢当之气。乃父兼有这种风格，对他潜移默化之深可想而知;乃父发迹后，张学良是民国初年名噪一时的“四大公子”之一。 其他三人是张謇之子张孝若、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和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特殊家庭养成的特殊性格，是他常作惊人之举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所处的年代，正是国家内忧外患时。张作霖的发家史，就是在各种政治势力、各路豪强争雄之中游走的历史。他在乃父身边认识了戴着各种面具的人，既看到做主子的神气，也体察到在强势面前低三下四的苦涩。乃父把光宗耀祖的大任放在他的肩上，让他时刻都要为接棒准备条件。他情场得意，战场驰骋，政场周旋，都无法脱离他这种原始心态。而在张学良多姿多彩的传奇人生中，更是“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统一、救国的心结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问题，在他心中的分量是不同的。而在发动西安事变时所达到的境界，则是他统一、救国思想的顶峰。

作为独据东北豪强家庭的长公子，张学良年轻时便为承担起家业的重任而在乃父身边磨炼。他有条件过着放纵、奢华的生活，接受各种教育，想常人不敢想的事情。起初他的国家观念是模糊的，而日本顾问在乃父面前指手画脚，日本大兵在其父势力范围横冲直闯，则大大伤害了说一不二的大公子的自尊心。特别是有一年张学良到日本参观秋操，日军严整的军容所显示的战斗力，使他心灵震撼。[1]小国日本，能如此强盛，而我中华泱泱大国的军队，却要在日本东北驻军面前忍气吞声，这引起他很多的联想，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开始思考国家、东三省、张氏家族事业之间的关系。当他担任奉军独当一面的将领面对全国纷杂的政局时，如何摆正奉系集团与全国、张氏集团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关系，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占了主要的位置。1927年春，张学良率部进军至郑州、开封一线，时值武汉国民政府进行第二次北伐，与张学良所率奉军一部，在临颖激战。北伐革命军是威震全国的第四军，誉称铁军;东北军则是张学良亲自调教的骨干，号称钢军。钢铁交锋，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终还是革命的铁军打垮了军阀部队的钢军。惨烈的激战造成了惨重的伤亡，他大发感慨：“内战我恨透了，那打死多少人啊!”奉军北撤时留下一座藏有很多武器弹药的军火库，他坚持不炸毁，完好无损地留给北伐军。他认为北伐军也是中国的军队，“战争的胜败，只能说是上帝的眷顾”，不必与对手为敌，以示善意，为以后交往留一条活路。[2]

1928年夏，奉系集团结束了为期4年的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6月3日安国军政府彻底倒台，张作霖深夜撤回沈阳，凌晨在皇姑屯遭遇日军埋下的炸弹，被炸成致命伤，不日身亡，东北军的领导权落在少帅张学良身上。日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用心险恶，意在造成东北乱局，妄图完全夺取东北的控制权。这就使东北军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祖国东北的领土主权受到严重的威胁。而当时全国处于国共分裂状态，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尚处于星星之火状态，国民党的各个派系因讨伐奉张集团形成的暂时团结因奉张政权倒台，派系内纷争又变得激烈起来。当时南京中央政府远未控制全国，桂、阎、冯各系和“正统国民党”的各派都为争夺国民党党、政、军的中央领导权准备力量，与执政南京的蒋、胡派系明争暗斗。临危受命的少帅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仅仅为了保住张氏集团的利益，他完全可以顺从日本人的意诣，当一个日本卵翼下的东北王。但乃父受制于日本的尴尬境地，又被日本人狠毒手段杀害的家仇，令立大志、做大事的张少帅绝对不能选择这条道路。东北人民反对日本干涉内政，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呼声日益高涨，使他认识到民心可用，鼓舞他与日本人周旋。要保全东北的主权，又能将承袭的父业光大发扬，选择什么道路是处在风雨飘摇中的东北地区命运之关键，而手握东北生杀大权的张少帅的决策对此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的张学良成为各方争相争取的对象：日本人对张威逼利诱，要求他宣布东北独立，使其成为日本傀儡，由日本支配中国东北;桂、阎、冯各系争相派人与东北军联络，希望建立联盟关系，为倒蒋做准备;南京政府更是不遗余力，多次派人游说张学良，要他归顺南京，并许以丰厚的实际利益。东北军的沈阳总部真可谓车水马龙，说客、秘使络绎不绝。面对复杂的关系，张少帅头脑冷静。他分清了日本与国民党各派系同他交往的不同性质：(1) 日本要利用东北的危局夺取国家主权，就是保住了张家的基业，也仍然如乃父一样，受制于日本，甚至还不如乃父，成为货真价实的日本傀儡。父亲的遭遇，使他认识到这种丧失国格、人格路绝对不能走，国恨家仇铭刻在心。但他又无力与日本单独对抗;公开与国民党各派系结盟，又怕日本急于采取极端手段乘机霸占东北，所以只能巧妙周旋。首先，对其父重伤而亡秘不发丧。发丧之后以礼相待日本特使，以“保境安民”婉拒“东北独立”的要求。又以东北民众强烈反对独立，民心不可违，变相告诫日方，不可相逼太甚，从而顶住日方要他宣布独立的压力[3]。(2) 对国民党各派系，认为这是国内之事，是中国人各政治势力之间的事。他对国民党各派系都无敌意，愿意广交朋友。因为他的父亲自认为是“孙中山的老友”，都以孙中山继承人自诩的国民党各派系当然也都是张学良的好友，所以他对各路秘使一律热情相待。但他也一直在权衡跟那一方合作，才能以全国之力对抗日本，既保住张家的基业，又不会遭到东北同胞的唾骂，找到对抗日本强权的靠山。最后，他选择了归顺南京政府，走换旗易帜这条路。这是张学良第一次比较全面处理东北军的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是他的国家观的首次实践。他克服了种种困难，采取了灵活的应对措施，挫败了日本分裂中国领土主权的阴谋，于1928年12月29日，选择日本内外交困，无暇顾及东北之时，果断宣布东北换旗易帜，以与南京中央“分治合作”的方式成为南京政府的地方政权，而又

不失其在东北的相对独立自主的地位，而他与东北军的骨干都加入了国民党，张蒋关系亲密起来，张家与宋家的关系从此非同寻常。

2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的决策中，有三点值得研究：第一，他坚定地将东北的命运与全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不再仰日本人的鼻息。他认识到没有全国做靠山，既无力与日本抗衡，也保不住东北军集团的利益。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这一意义上看，东北易帜意义重大、功不可没。第二，归顺南京政府，从国家进步来看，并非明智。国家统一于南京，不是统一于进步，对国家的发展没有积极意义，当时的南京政府并不是国家统一的象征。但由于张学良的身份、地位、思想境界、客观条件等诸多因素所限，他只能认识到代表国家的只是南京政府，而实权人物就是蒋介石。第三，由东北易帜而奠定的蒋张关系是牢固的，从此张学良没有反蒋之心，更没有夺取南京中央大权的雄心。这一点与桂、阎、冯系，改组派、西山派、再造派等有明显的区别。这三点认识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理很重要。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过程中形成的国家观念，到1930年的“9.18”率兵入关,支持南京政府的过程中得到了加强。奉张政权倒台后,国民党派系之争,终于演变成长年混战,1929年先后有蒋桂之战、蒋冯之战、蒋张(发奎)之战、蒋唐之战、蒋阎冯的三角鼎力，改组派建成“护党救国大同盟”，西山派也自立党中央，南京中央没有被国民党的多数派系所承认，它代表国家的合法性受到多数派系的挑战，都不承认由蒋胡(汉民)包办的国民党三全大会所产生的党中央的合法性。虽然桂、阎、冯以及改组派、西山派等的反蒋斗争相继失败，而实力犹存。他们从被南京政府各个击破中吸取教训，于1930年春夏，组成党、政、军全面合作的反蒋联盟，开赴北平，建立“中华民国军总司令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国民政府”，宣布代表全国，南京中央为非法，号召国民党重开全国代表大会，产生合法中央，实施“以党治国”。从孙中山的建党学说与国民党的党纲来看，南京、北平都可以找到根据论证自身的合法性，所以南京方面称北平是“反叛”，兵伐扩大会议派是“讨逆”行动。反蒋联盟则称南京中央“非法”，他们所进行的是“反蒋革命斗争”。这场“国民党打国民党”，“孙中山打孙中山”的混战，一般人称作“中原大战”，其实欠准确。山海关内的中国北部，几乎连成一片，是反蒋联盟的天下。长江以南，准确的说，江浙、上海，是南京中央的根据地，江浙集团是其靠山。两个中央一时间势均力敌。为压倒对方，都千方百计地要把张学良的东北军拉到自己一边。谁先把张学良拉过来，力量的天平就向谁的一边倾斜，谁就会成为这场战斗的胜利者，所以双方均使出全身解数展开拉拢张学良的争夺战，这对张学良的国家观是一次严肃的考验。开始，张学良对关内政局冷眼静观，对双方秘使都盛情款待，严守中立，细心观察局势发展，在内心盘算着何去何从。决定他支持何方的条件，从事后看有3条：第一，对何方最终能成为掌握国民党政权全局的中央，不能贸然表态，以防卷入混争。第二，何方的实力牢固，有后续发展的原动力，能给东北军集团带来的实际利益大，而且能够实现。第三，选择恰当时机，采取左右逢源的方式，确保公开表态之后时局不会逆转。张学良静观几个月后才表态，就是等这三个时机成熟。

对第一个条件，经过4个月的观察，他看到北平扩大会议派，成员复杂，各有用心，除倒蒋是他们共同的目标外，几乎在所有重大政治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即使倒蒋成功，必然还会内战再起。而南京中央蒋胡合作尚比较稳定，蒋胡矛盾还没有突显。他认定南京中央不可能瓦解，而北平中央，无论胜负，都将瓦解，故只有南京中央才能代表国家。对第二个条件，北平、南京给张开出的条件都很高，但北平的条件均口惠而实不致，而南京开出的条件非常实惠，因其手握中央大权，每一个条件都能兑现。如，南京方面承诺，东北军出兵关内，平定北平扩大会议派后，山西、河北、平津地区的统治权交给张学良。青岛市长由东北军派人担任。南京中央再由东北军选派大员担任要职。在东北军决定兵进山海关时，南京给东北军1 500万元开拔费，入关后晋军由东北军收编。这些实惠是张学良梦寐以求的。奉系的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也不过如此，就是在张作霖成立安国军政府，把持北京中央大权时，其权力所及也没有超过这一范围。[4]对第三个条件，等待北平扩大会议派锐气已衰，内部矛盾已经突出，战场局势开始逆转。南京方面由被动转为主动，且不断有外国借款注入，外国军事援助介入，对北平方面形成很强的实力优势。这三个条件都出现时，张学良就明确对南京表态，只要在8月15日前南京方面攻占济南，他立即调遣东北军入关，帮助南京平定北方的反蒋联盟。当南京如期攻占济南进，张学良立即从北戴河返回沈阳，对东北军进行总动员，于9月18日发表通电，称“上平策，倡和平，助统一”，即日出兵关内。随后，东北军主力分批入关，南京向张学良开出的条件全部兑现，张学良也从此长驻北平，东北军的指挥中心从沈阳转移到北平。

无论史学界对张学良1930年的“9.18”举动评价有多大区别,以下几点不应否定:第一,坚定了东北易帜时张学良对国家观所持的各项认识。第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依赖日益加深，蒋张感情达到高峰，张学良坚定地相信蒋介石掌实权的南京政府不仅是东北军集团利益的保护者，而且还会为东北军提供发展实力的广阔空间。第三，东北军主力南移，指挥中心转到北平，使东北军在东北的实力大减，给日本伺机在东北制造事端创造了便利条件。可以这样说，没有1930年张学良的“9.18”，也就不会有1931年日本在东北发动的“9.18”事变。固然因日本的狼子野心，在东北一定会伺机发动事变，但却没有条件选择在1931年9月18日。如果张学良不为南京的丰厚条件所惑，有正确的国家观，在东北坚持“保境安民”，东北军主力不入关，他也不常住北平，那么这一段历史将改写。正确认识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是打开张学良力主发动西安事变心结的关键一环。

31931年的“9.18”事变发生，张学良与蒋介石对事变的主张，虽然都持“不抵抗主义”，却有不同的用心。张学良主张“不抵抗”，是受他的国家观所支配。其初衷是：东北事变要想解决，有效抵抗日本侵略，必须依靠全国之力，也就是必须听从南京中央的安排;他相信依靠国联，通过外交途径可以解决问题[5]574-575。蒋介石则另有盘算：他鼓吹“公理会战胜强权”，实行不抵抗主义，一是可以继续执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二是通过外交解决。这样张学良就必须依赖中央，从而使他可以完全控制东北军，“分治合作”的关系从此结束，东北领土暂时丧失，对他而言无关大局，而实实在在的“统一”了东北军的实力则是根本。如果抵抗，中央必然要出兵、出钱，分散他“安内”的力量。对垂手让出东北，遭到国人痛骂，张学良只能忍气吞声，等待南京中央出手挽回败局。当时国人不完全了解蒋介石的用心：东北军完全退入关内，虽然指挥权仍然掌握在张学良手里，而实际上东北军从此完全受南京中央控制。

张学良没有从“9.18”事变中提升他的国家观的思想境界，仍然认为南京中央就代表国家整体，而没有看到全民族抗敌救亡的伟大力量。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已成燎原之势，红色政权及时发表了团结抗日宣言。而张学良却视而不见，支持蒋介石“剿共”，与广州中央对阵，推行“安内”路线。但他也隐约觉得中国人对他谴责有道理，特别是当看到大量东北难民涌入关内，景象凄惨时，张家的祖坟也沦陷在日本铁蹄之下，令他心痛。他在希望

与痛苦中煎熬，对如何救国，他又开始了新的思索。

1933年长城、华北抗战前，张学良服从军事委员会的安排，把东北军的指挥权交给中央，只身下野，忍痛戒毒，继而出国考察，他的国家观又有了曲折的变化。首先，他接受蒋介石的安排，同意释兵权，张学良的考虑是多方面的：一是，“9.18”以来，国人对他“不抵抗”的责骂不绝于耳。逃入关内的东北难民，要求张学良率领子弟兵打回老家去的呼声越来越高。汤玉麟不战而弃承德逃命，引起国人公愤，严惩弃城而逃的汤贼，是中国人的一致要求。张学良血气方刚，他不想让人们误解他“不抵抗”的良苦用心，更想以反攻复土的实际行动表达他爱国爱乡为民守土的决心，中央既已承诺抵抗日军进犯长城，是他表达此种心境的好机会，他要打出山海关，打回老家去。二是，这样一来，必然要涉及抵抗日本侵略全局的军事行动，必须听从中央的统一指挥，集全国之力才能成功，所以他由衷地信任中央，相信委员长，服从委员长。三是，东北军集团是他的命根子，不能拆散。只要保留东北军的编制，个人去留均无所谓。蒋介石已摸准了张学良的脉搏，他要按照“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部署长城、华北抗战。其要点是：(1) 抗战范围只限长城沿线，不能打出关外。抵抗日军南侵的目的，是对国内民众表示他并非“不抵抗”;在国际上配合国联与日本交涉，为迫使日本从长城沿线退兵显示力量。(2) 抗战军事部署，统帅必须按照他“有限抵抗”的意图进行指挥，绝不能将战线推向长城以北。张学良不能指挥全军，必须迫使他交出兵权，由理解蒋作战意图的中央特派大员何应钦指挥。(3) 给张学良以信心和希望。调集中央军一部、晋军、原西北军与东北军共同抵抗日军。承诺张学良下野后东北军原建制不变，适当时机恢复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全权指挥。这使张学良误认为他暂时交出兵权更难实现他的愿望。(4) 准备文武两套人马。武的方面以何应钦为首，执行有限抵抗;文的方面，由黄孚出面，与日方进行外交斡旋，为签订和约做准备。可惜日本侵略者不听蒋某人的指挥，日本大兵逼近北平城，南京方面只得批准与日军签订误国害民的塘沽协定。

张学良再一次服从蒋介石，误认为他忍痛交出兵权是爱国、救国之举，是顾全大局的坦荡行为。这段曲折经历，对张学良后来提升他的国家观思想境界具有重要作用。

4 为寻求强国之策，张学良考察了因实行法西斯主义而强盛起来的意大利、德意志两国。“一个国家，一个领袖”，“对领袖绝对服从”的专制强权思想与国家体制对他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对照中国现状，他以为衰弱落后的根源是想当领袖的人太多，争权夺利、争当领袖的内斗不断，削弱了国家整体的力量。国家要强盛，就应效法德意两国，让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当领袖，拥护他、服从他，在中国也实行“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国家制度，而适任领袖人物之人就是他所依赖的蒋介石。[6]回国后他大力提倡法西斯主义，拥护蒋介石为国家的惟一领袖。他仿效德、意先组建团体以为鼓吹之机构，在原东北军的范围内组建了“四维学会” “四维”是指礼、义、廉、耻。[5]690，与蒋介石推行的法西斯主义完全一致，深得蒋介石的抬爱，任命他为豫、皖、鄂“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兼)。1934年3月1日，张学良在武昌宣誓就职。蒋介石又相继将东北军各部调遣到张学良的麾下，张又重掌东北军的指挥大权。张当然对蒋感激涕零，于武汉建造蒋介石铜像，在行营总部设立由端纳主持的“华中经济讨论会”，探讨国家不安定的经济根源，受到蒋介石的赞赏与信赖，1935年2月10日蒋介石通令撤销鄂、豫、皖“剿共总部”，“委员长行营”由南昌迁到武昌，由张任行营主任。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重掌兵权，误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国，而他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东北军没有走上救国之路，而是拴在蒋介石“剿共”内战的战车上，被蒋介石驱使在“剿共”战场上苦苦挣扎了一年多，使他不得不思考，救国之路到底在哪里!

张学良由重掌兵符受蒋介石驱使，到“剿共”第一线与自己的同胞厮杀，使他对已有的国家观念，救国设想产生怀疑。(1) 一切依赖蒋介石掌握的南京中央，对东北军是福还是祸?东北易帜、1930年“9.18”出兵关内助蒋,是东北军事的福气;1931年的“9.18”、1933年长城华北抗战听了蒋介石的话，东北军则福祸相依;出国归来倡导法西斯主义，拥蒋为惟一领袖，福祸并致。祸者之一，东北军的名声更坏，尤其是逃难到关内，追随东北军，盼望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的东北众乡亲，对张的责骂更重。祸者之二，张听蒋的话，得到的好处是暂时的，转眼又被蒋拿走。东北军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越来越衰落，如果继续走下去，张学良连抗日的老本都要丢光。东北军从华中转战到西北，没有为打日本出力，却在内战中耗损实力，这是东北军的根本之祸。(2) 张学良与共产党的队伍交锋后，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逐步认识到他的“统一、救国”观念不仅狭隘，而且还有错误。他对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既赞成又钦佩。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是真抗日、真救国，中国各方的抗日力量联合起来，没有理由不打败日本侵略者。他亲身体会到共产党人的胸怀坦荡，真心为国为民，与之可以交朋友，化敌为友，共赴国难;而蒋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不见“攘外”，只见媚日。日寇侵略气焰日益嚣张，而蒋的“安内”却自毁长城，且越“安内”而内越不能安，是误国害民之路，不是救国之路。(3) 他看到了时局的重大变化。变化之一是国难日深，救国的力量增强，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发自全国同胞的内心。民心所同，不能违背;变化之二是红军不是“匪”，而是可以与之合作的抗日力量，其抗日主张深得民心，是“剿”不灭的，“剿共”内战的恶果是大伤民族元气，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已经走进死胡同，蒋本人也进退维谷;变化之三是国民党的爱国民主力量，连续发起反对“攘外必先安内”、团结抗日的反蒋运动。在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决议中，蒋迫于形势发展，已有准备抗日的承诺。国民党中央对共产党的政策开始松动，虽然“灭共”目标没有变，方式却“剿、抚”并施。张学良见自己的党中央已通过多条渠道与共产党秘密谈判，就想自己为什么不能与共产党秘密谈判?1936年10月，蒋介石刚与桂系达成协议，中央承诺领导全国抗日，给西南方面军队拨军饷，桂系服从南京调遣，圆满解决了两广的“六·一事变”,蒋介石为什么在蒋桂协议墨迹未干之时，中央军主力调至潼关一带，对张、杨的东北军、西北军形成大兵压境之势，蒋介石挟强势赶来西安，严令张、杨限期完成“剿共”作战目标，顽固坚持内战政策。这使张、杨怀疑蒋是要借刀杀人，目的不是“共”而是他的异己势力，因此不能再听令于蒋。同时，张、杨看到蒋已正式签约领导抗日，只要在此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停止“剿共”内战，共同抗日，蒋是没有理由拒绝他们停止内战，联红(军)抗日的要求。正是这样的局势使张、杨决心劝蒋改弦易辙。[7]

事变当天上午9时，张学良看望蒋介石，表明心迹说：“我们根据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8]658，671再联系事变50多年后张学良对唐德刚教授吐透的内心世界[8]663，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自他从诚心诚意追随蒋介石以来，在面对各项重大历史事件时，心中已有“千千结”，而到发动西安事变时他的心结已经集中到一点，即统一和救国。他认识到，中国的抗日力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才能救国。内战不能再打，内争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必须停止。为达到这一目标，就是舍弃他的人头，也在所不惜。第二，蒋介石所推行的在国民党内排除异己，在国共关系上坚持反共内战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错误的，发动事变的目的是让顽固坚持错误的蒋介石猛醒，不仅为救国，也是为救蒋。只要蒋改正错误，仍然是他的领袖。发动事变，不是反对中央，反对南京政府，只是为了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日、救国。第三，他的国家观真正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思想境界。他认识到国家不仅仅属于南京政府，更属于全国人民。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得民心，不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就不得民心，不能救国。对共产主义他不赞成，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却竭诚拥护，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令他钦佩。第四，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他把个人进退、生死置之度外，与前此处理与东北军命运相关的重大决策有本质的不同。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国民政府也有自己的法制。领兵大员以武力胁迫领袖接受自己的政见，就是政见正确，也必定要受到党纪和国法的惩罚。对这些张学良心里都清清楚楚。可是，事变目的达到，向国民党中央表达他的用心光明磊落，明知到南京生死未卜，仍然不听朋友劝说，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心甘情愿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36岁风华正茂、大有作为之时，他坦然面对以终生失去自由，换取蒋介石停止内战，中华民族走上实现团结抗战之路。如此宽阔的胸怀，如此高风亮节，却要说他是“千古罪人”，于事何忍，于心何安!

5 张学良国家观的新境界，是他与杨虎城将军携手发动西安事变的内因，是他行动的根据。而其他都是外因，是他发动事变的条件。如果没有张学良国家观的新境界，外界条件再充分，他也不会选择发动事变这条路。蒋介石也一样，他之所以最终口头上接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也是因为自国民党五全大会以来，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已经开始为抗日做准备，只是还在坚持反共内战，这是他准备抗日不见实效的症结所在。西安事变为他既顾面子，又能改正错误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顺势而行，乐得其成。如果蒋介石的思想没有这种变化，不用兵谏，就是砍头他也不会答应这些条件。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境界，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第一，任何对历史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都不是天生奇才，他的思想境界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变化，个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个人的价值取向。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利国利民的惊人之举，使他成为民族功臣，但不能说他以往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进步的、正确的，或者因为此举不符合民族利益之外的其他政治标准而否定他的一切作为。至于说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实在是生搬硬套。如此评论并不少见，极不可取。

第二，张学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敬佩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但并不等于他一定想成为共产主义者，信仰共产主义。在中国伟大爱国者的行列里，信仰什么主义的都有，在中国发展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篇章。无论张学良有无要求秘密加入共产党之事，都改变不了他是中华民族“千古功臣”的历史评价。

第三，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时，张学良能总结经验教训，抛开东北军集团之利，宁可舍身也要救国，终于找到统一、救国之路。虽然个人大半生都过着屈辱的生活，但他看到中华民族的新生而不悔;现在中华民族正处在全面振兴的新时代，而两岸统一尚未完成。张学良当初所思所想，是否能对当今的中华儿女为实现统一而发展中国，找到一条大家都认可，却行之有效的途径而受到启示呢?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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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