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法民事责任论文

【摘要】本文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几个司法难点进行了着重的分析,分别是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损害赔偿的范围和诉讼模式四方面。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倒置是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的一个特点,为突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于损害赔偿范围与认定,主要从股票交易的角度上进行了分析论证。本文的一个写作特点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现实说明法律,以法律说明现实。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证券法民事责任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证券法民事责任论文 篇1：

证券法中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范围之探析

[摘 要] 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是指违反证券法上的法定义务所产生的民事责任。本文从阐述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基础入手，分析归纳其责任主体，并对现行的关于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的司法解释进行评析，对其中的不妥当之处，提出修正建议。

[关键词] 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信息披露制度;责任主体

[作者简介] 黄娅琴，南昌大学法学院讲师，民商法硕士，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李 洁，上海杉达学院法商学院讲师，民商法硕士，研究方向为民商法。(江西 南昌 330047)

在近几年的证券市场中，虚假陈述给众多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的案件屡屡发生，且这类案件一旦发生，投资人往往不知道哪些人应当承担虚假陈述民事责任，这是由于在整个证券法律关系中所涉及的主体范围相当广泛，有发行公司、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以及这些公司、机构中的相关人员等等，而这些主体究竟哪些应是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需要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作进一步探讨。

一、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概说

法律中的责任是因义务不履行而承担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义务是责任的基础。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即是违反证券法上的法定义务所产生的民事责任，而这个法定义务就是证券法中的——信息披露义务。通观各国证券法，无一不规定有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义务的产生是由于证券作为一种虚拟的资本物，不同于一般的实物商品，一旦进入市场，其价格不仅由它所代表的资本价值决定，而且受到诸多相关信息的影响，如果投资者不了解这些信息，是无法判断其证券价值的。而由于信息具有非对称性，决定了在证券交易发生前后会分别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又由于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使得获取信息的成本往往非常之高，高昂的信息成本的存在增加了投资风险，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难以解决，从而既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又降低了证券市场运作效率，扭曲了社会资源配置。证券法中的信息披露义务正是致力于为所有投资者创造一个均等的获取对有关证券(发行公司)的充分、真实、及时、适用的信息的市场环境，以达到既保护投资者又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信息披露制度是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基础，信息披露义务要求信息披露人对有关证券(发行公司)的信息进行充分、真实、及时、适用的披露。如果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信息披露的要求，对有关证券(发行公司)的信息进行不充分、不真实、不及时、不适用的披露，就需要对基于该披露进行交易而遭受损害的投资者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对有关证券(发行公司)的信息进行充分、真实、及时、适用披露的义务，而对因该披露进行交易的受害投资者所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的范围

(一)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的确定

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是因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而产生的民事责任。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责任主体即为违反义务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于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在理论上有两种学说:一种认为仅限于发行公司;一种认为不能仅限于发行公司，还应包括证券市场上的有关当事人。

笔者赞同后者，并对其中的“有关当事人”作一更具体的阐释。信息披露义务的目的是通过对有关证券(发行公司)信息的强制性披露，以达到保护投资者并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发行公司是当然的信息披露义务主体，但是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范围还更广。

首先，作为法人的发行公司，其信息披露义务必须借助法人机关的成员如董事、监事以及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这些自然人之手具体履行，要保证信息的真实、充分、及时，有必要赋予这些自然人以信息披露义务。

其次，现代社会分工细密，发行公司在信息披露过程中无法完全适当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必须借助相关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的帮助，如资产评估师的评估、会计师的核算等，而这些人员经过专业行为所作出的评估、报表等相关信息会对投资者产生一定甚至重大影响，因此，对于这些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也应是信息披露义务主体。

由此可见，信息披露义务主体的范围是基于信息披露制度的目的并结合生活实践的需要，由法律特别规定的，其范围应包括发行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相关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其中，发行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具体是指法人机关的成员如董事、监事以及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的直接责任人具体是指证券承销公司中法人机关的成员、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资产评估机构的资产评估师等。同时，根据义务是责任的基础这一法理，确定信息披露义务主体的范围，那么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的范围也就不言而喻，两者是相一致的。

(二)对“两个否定”的反驳

笔者对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的概括如上文所述，即发行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相关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对于发行公司和相关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可以成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并没有太多的异议，问题集中在上述公司或机构中的直接责任人能否成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具体来说，即公司法人机关的成员和专业机构的专家能否成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由此出现了“两个否定”:第一个否定，公司法人机关的成员不能是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其理由在于:我国属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大陆法系的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公司的法人机关是公司的代表机关，公司法人机关的行为就是公司的行为。而作为公司法人机关的成员，其执行职务的行为也当然代表着公司，也就是说公司法人机关的成员执行职务的行为是公司的行为。当公司法人机关的成员违法执行职务侵害第三人利益的时候，首先也应该由公司来承担责任，再由公司向有过错的公司法人机关的成员追偿。第二个否定，专业机构的专家不能是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其理由是:专家责任是由专家对委托人(客户)承担的责任，而不是对第三人承担的责任。

笔者认为，前述学者的观点有失偏颇。上述主体之所以能成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对受害投资者承担直接责任，是因为其具有承担直接责任的基础——信息披露制度所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证券制度中特别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在上述主体与投资者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只要其违反了信息披露义务，并符合其他责任构成要件，就要承担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此外，上述自然人对受害投资者承担直接责任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

1.公司法人机关成员应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

首先，公司法人机关成员形成了对公司强有力的支配力。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公司法理论，公司都是一个营利性私法主体，它首先为公司的利益而存在。但是在公司所有与经营日趋分离的条件下，其利益的实现是以公司的高效率经营为前提。因而公司法人机关作为拥有独立的公司经营权的机关就处于现代公司制度的中心地位。在大陆法系，公司法人机关作为行使公司权力的代表机关，对公司经营管理事务享有广泛而独立的决策权，这种权力从其性质上说是改变公司与相对人法律关系的能力。基于这种权力，使得公司法人机关成员不仅对公司，对股东甚至对公司的利害关系人都具有一种注意义务。如果无视公司法人机关成员对公司经营事业的影响和公司法人机关成员与公司利益的不尽协调甚至冲突之客观事实，单纯强调公司与公司法人机关成员人格的独立的有关学说和理论是无法满足现实生活之需要的。

其次，从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已经出现的普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入手，结合考虑我国是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国情，强调公司法人机关成员的责任是有必要的。因为，公司法人机关并不总是代表公司的利益，它存在通过虚假陈述既侵害公司又侵害投资人利益的情况。在我国，由于证券市场中的公司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控股，国有股占有重要的地位，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绝不能容忍由发行公司承担所有的虚假陈述责任，否则就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日本商法典第266条的第一项规定以及新西兰Cen-trepac Partership v.Foreign Currency Consultants Ltd一案都肯定了该理论。

2.专家应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

专家责任最初是由专家向委托人(客户)承担的责任，但是随着在信息提供领域中(证券市场上)专家的作用日益增大，在第三人利用专家所提供的信息而遭受损失时，基于专家因享有专业知识而处于优势地位，广大投资者只能被动地信赖专家提供的信息而处于弱势地位，专家应该负有对信息使用人的注意义务。

综上所述，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应包括发行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相关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其中，发行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具体是指法人机关的成员如董事、监事以及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的直接责任人具体是指证券承销公司中法人机关的成员、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资产评估机构的资产评估师等。

三、对有关司法解释中责任主体范围的评价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虚假陈述赔偿规定》)，在此规定中对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体作了具体的列举，《虚假陈述赔偿规定》第七条规定了七类，包括:发起人、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中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中的直接责任人;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者自然人。

该规定与前述所说的责任主体基本相同，只是在《虚假陈述赔偿规定》的最后还有一个概括性的类别——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自然人。如上文所述，信息披露义务是法律的强制性义务，哪些人需要承担该种义务应该有法律的明确界定。特别是在证券市场上，信息种类庞杂、内容繁多，如果采用这种模糊的规定表面上似乎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可以加强信息的真实、充分、及时，但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看，极有可能造成证券市场和司法上的混乱，导致司法不公。而通过该司法解释的内容可以看出，其所规定的前四类责任主体已经包含了所有可能成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的人，因而，其所规定的第五类责任主体“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者自然人”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也是错误的，笔者建议将其删去。

《虚假陈述赔偿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实际控制人以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名义虚假陈述并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可以由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实际控制人追偿。”

第二款规定，“实际控制人违反证券法第四条①、第五条②以及第一百八十八条③规定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由实际控制人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第一款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因为实际控制人以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的名义虚假陈述表明其是法人机关成员中具体实施信息披露的人，因此，实际控制人就是信息披露义务人，负有信息披露义务，如若违反该义务，又符合其他责任构成要件，就要承担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因此，笔者建议，该款修正为“实际控制人以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名义虚假陈述并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由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对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

第二款的规定是合理的，因为实际控制人违反证券法第四条、第五条以及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虚假陈述时，并不是作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具体实施信息披露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因此，只能由其自己承担赔偿责任。

注:

①证券法第四条规定:“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②证券法第五条规定:“证券发行、交易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欺诈、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交易市场的行为。”

③证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交易市场的，处以3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责任编辑:李小玉]

作者：黄娅琴　李　洁

证券法民事责任论文 篇2：

证券法中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存在的问题

【摘要】本文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几个司法难点进行了着重的分析,分别是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损害赔偿的范围和诉讼模式四方面。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倒置是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的一个特点,为突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于损害赔偿范围与认定,主要从股票交易的角度上进行了分析论证。本文的一个写作特点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现实说明法律,以法律说明现实。

【关键词】虚假陈述;证券市场;民事责任;因果关系;赔偿

1 证券法中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不完善

现代各国法律对侵权行为人民事责任的归责,以过错责任为基础,兼采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

在持续信息披露中发行人不对其虚假陈述承担无过错责任,他们的主要理由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发行人在发行市场是证券出售方,投资人认购发行人的证券,发行人与投资人直接形成事实上的认购关系,故发行人必须保证其所发行的证券是客观真实和准确完整的。二是发行人在发行市场进行虚假陈述所获得的非法利益,远比其在交易市场虚假陈述而带来的非法利益要大。在交易市场虚假陈述,发行人一般是为了市场形象、再融资或者其他非法目的;交易市场的虚假陈述并不一定导致流通证券具有瑕疵,应根据虚假陈述的内容不同而对投资人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1]。此观点亦有其道理,说明我国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尚需进一步明确。

2 证券法中虚假陈述因果关系的认定尚不明确

我国证券法中对虚假陈述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尚不明确。具体而言,证券虚假陈述因果关系包括:一是投资者的投资决定是否因为信赖虚假陈述而作出,即是否存在交易的因果關系;二是投资者的损失是否因为虚假陈述而导致,即损失的因果关系。第一个问题着重于虚假陈述与投资决定间的因果关系,但不考虑虚假陈述是否是损失的原因;第二个问题着重于虚假陈述与损失间的关系,但不考虑投资者是否因为信赖该虚假陈述而作出投资决定。在追究虚假陈述人民事责任进行损害赔偿时,是否应证明存在交易的因果关系,抑或是证明存在损害的因果关系,抑或是两者都要证明,我国法律尚无明确规定。

2.1是否应证明交易的因果关系

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1条在定义虚假陈述时规定:禁止虚假陈述“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我国证券法对是否应证明交易因果关系的问题仅此一项规定,而且理论界对此规定也尚无统一之解释。

有学者认为本条规定不同于美国法上,“重大性的标准”,即该陈述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与如果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不同的投资决定。该规定也不同于“确定信赖或因果的标准”,即投资者因信赖虚假陈述而作出投资决定才可要求赔偿[2]。该条关于“致使”的规定是任何虚假陈述行为的必然结果,任何虚假陈述都会使投资者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作决定。

也有学者认为虚假陈述有关的此种规定作有利于投资者的解释,使其不承担过重的举证责任,这也符合证券法的立法目的。在因果的确立理论上应有务实的态度,照顾到证券市场的特殊性,直接由法律推定信赖的存在,有信赖即交易因果足以表明有损害之因果,从而确定因果关系的存在[3]。除非虚假陈述者证明投资者有恶意等,否则不排除信赖和因果的存在。

2.2 是否应证明损害的因果关系

《证券法》第63条则明确规定,有关人员因虚假陈述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各种风险的发生是投资者损害的直接原因,风险可能是由虚假陈述直接引起的,如真相披露后股票价格大跌,可称之为虚假陈述风险也可能是其他风险,如自然灾害、经营、行业风险等直接引起的。在其他风险引起证券价格变化的情形中,该风险是投资损失的直接原因;虚假陈述则是间接原因,在虚假陈述与损失间接介入了自然灾害等发行公司可能有的其他风险[4]。作为导致损害间接原因的虚假陈述只是使损失发生有可能性,是否仍能作为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在其他风险直接引起损害的情形中,虚假陈述与损害的间接因果关系是否仍足以建立虚假陈述与投资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对以上问题,我国法律尚无一明确之规定。

2.3 因果关系认定在实际运用中的问题

因果关系问题,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才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之前已卖出股票,就不认为存在因果关系[5]。这样对因果关系的认定以抛售日期的早晚作为前提,是对因果关系的一种曲解。这样的规定将会带来如下的负面影响:

第一,它可能给投资者一个错误信号,即即使股价下跌也不要抛售,不要积极止损,而是捂着股票等待揭露日的到来。这有这样才可能获赔。

第二,它可能给作假公司一个错误信号,即尽量拖延揭露(包括自我揭露)时间,尽量选择和使用半遮半掩的词句,让投资者难以判断是否属于风险揭示.

3 赔偿范围的确定过于原则,缺乏灵活性

在虚假陈述案件中,投资者一般会主张损害请求权提起侵权之诉。综观各国的立法,如美国、日本等立法例关于虚假陈述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主要确定了两方面标准:一是衡量损失的价差选取计算标准;二是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损失份额。

我国有关赔偿范围方面立法参照了美国法的相关规定,规定了起诉后裁决前出售证券的如何确定价差的问题。依此规定,如果售价高于起诉时该证券价格,表明该投资者的实际损失降低,则以其实际售价为确定价差的标准;如果售价低于起诉时价格,表明该投资者的实际损失增加,仍旧以起诉时价格为标准[7]。可见,起诉时(即请求赔偿时)该证券的价格是确定损失范围的基本标准[8]。换言之,除非该投资者起诉前已出售该证券,否则以当时售价为价差额确定标准,此外,起诉时价格是法定的确定价差的最低价格标准[9]。这种规定的结果是,投资者从提起诉讼时起,虚假陈述者不再赔偿投资者的进一步损失,虚假陈述者的赔偿范围因投资者的主张权利行为而固定。对投资者而言,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参考文献:

[1] 张明远 . 股东索赔法律依据何在[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8

[2] 何文燕 .英美侵权行为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03

[3] 高如星,王敏祥 .美国证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56

[4] 赖英照 .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一册[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57

[5] 贾纬 .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得几个疑难问题[J].2002. 265

[6] 雍琦 . 法律逻辑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346

[7] 周友苏 . 证券法通论[C].证券法律评述,2006. 1

[8] 齐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法律监管[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2. 212

[9] .侵权法上因果关系[J].台湾:台大法学论丛,2000 第29第2期155

作者：刘建松

证券法民事责任论文 篇3：

证券权利遭侵害，如何才具有原告资格?

基于我国《证券法》对民事责任规定的欠缺，在修改《证券法》之前，我们可从美国的默示诉权理论中借用，另从我国的《民法通则》的基础出发，去解决《证券法》的不足。

股市涨涨跌跌，盘面红红绿绿，伴随股市的价格波动，有人赚，有人赔，悲喜两重天。胜败本是股市的常态，对判断的失误造成的损失，投资人应具有承担的勇气。但若有人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在证券市场进行某种侵害普通投资人利益的行为，普通的投资人，如散户，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刑重民轻”

在证券市场，因散户的分散和弱小，他们属于弱势的大多数;而还存在另一部分人，他们是强大的少数，集中而强大，掌握着内幕信息的优势和经济运行的数据。少部分人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往往利用他们的信息优势和位置优势，非法进行交易，比如，部分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证券从业人员利用内幕信息牟取不正当利益，编造重组概念炒作市场预期、操纵股价，利用短信、博客等干扰市场。此外，利用投资者高涨的投资热情，一些非法证券活动也借机重新抬头。

对于市场的违规行为，虽然有证监会等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但毕竟是一个监管机构监管众多违法行为，难免有漏网之鱼。此时，只有散户自己勇于拿起诉讼的武器，通过合法的程序维护自己的权利才能对这种违法行为以有效的震慑。

在证券领域，为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确立了三个制度：一是证券发行核准制度。我国《证券法》第10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审批;未经依法核准或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公开发行证券。”二是强制信息披露制度。证券法确立了强制信息披露，以使投资人在充分、平等获知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三是禁止证券欺诈制度。证券交易投资性强，社会散户又分散、信息渠道少，处于劣势。公平起见，各国证券法都明确禁止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等带有欺诈性质的交易活动。

对于市场的违规行为所要承担的责任，主要有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世界各国都有此规定，只是在责任的侧重点不一样。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属于公法性质的责任，而民事责任属于民法或商法性质的责任。目前，中国只是侧重从刑事和行政责任角度惩罚违法证券法律法规行为，对于由民间提起的违约或侵权性质的民事责任则不甚重视。

巧用拿来主义

持有股票的投资人，从证券的角度，他是投资者;从公司的角度看，他是股东。那么当他的证券利益受损失，在私法领域，对于违法法律，侵犯他人利益的行为，法律都会给予受侵害者以诉权。因从公平的角度讲，没有理由让违法者以践踏法律的名义获得不应属于他的利益。

证监会代表国家对证券违法行为进行监管和行政处罚，其重在对社会的代理，无法有效的弥补投资人的损失，因此效果有限，因投资人和上市公司毕竟属于商事关系，属于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广大的私人诉讼可构成有效的补充，这已经被很多市场成熟的国家私法界所认同。法院可通过一定的民事责任的追究，来提升“诚实、公平、交易的道德”。个人提起民事的侵权或违约之诉，可增加发现和起诉证券违法行为的资源，类似发动群众的力量，使私人成为“私人检察官”。另还可通过对违法者对受害者的巨额补偿，使违法者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目的落空，这比让违法者坐牢更可怕。

在民法领域，有民事责任就会享有诉权，但遗憾的是，我国《证券法》并没有规定关于当事人从事违法、违规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原则性规定，只有一些具体的规定，如《证券法》第175条规定了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或者审批，擅自发行或者制作虚假发行文件发行证券的民事责任：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证券法》第63条规定了发行人和承销的证券公司对投资者的赔偿责任，以及他们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的连带赔偿责任;第161、202条则规定了会计师、评估师和律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机构和人员在相应的范围内的连带赔偿责任。

基于我国《证券法》对民事责任规定的欠缺，在修改《证券法》之前，我们可从美国的默示诉权理论中借用，另从我国的《民法通则》的基础出发，去解决《证券法》的不足。《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证券法》领域，我们当然可据此要求侵害人赔偿投资人的损失。日本学者龙田节教授也认为，虽然“股东必须承担公司经营业绩令人不满意的风险，但如果是虚伪陈述误导他人做出是否承担该风险的决定，那么根据一般侵权原则，法律剥夺受害者的诉权是不正当的。”

舶来品10b-5规则

在美国的证券法律领域，有一条著名的10 b-5规则，它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为配合实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 b条，而制定的一个全方位的反欺诈规定，适用于与证券交易有关的各种欺诈行为。其具体内容为：任何人利用任何方式或州际商业媒介，或者通信，或者任何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的任何设施，直接或间接地对任何人，实施下列与购买或者出售任何证券有关的行为时，都是非法的：

(1)利用任何诡计、计划或者伎俩进行欺诈;

(2)对某重要事实作任何虚假的陈述，或不对某重要事实作必要的说明，以使其所作出的陈述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误导性。

(3)参与任何带有或将会导致欺诈或欺骗因素的行为、操纵或业务活动。

在此规则下，原告必须是证券交易的买方或卖方，被告的欺诈行为必须与买卖证券活动有关，被告必须具有主观上欺诈的恶意。

我国法律实践可考虑在没有根本确认投资人的普遍诉权的情况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借用美国的10b-5规则，选择有益的“拿来主义”。

作者：李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