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权利与公民道德建设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提高网络空间公民道德水平。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道德权利与公民道德建设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道德权利与公民道德建设论文 篇1：

道德权利新探

摘要：道德权利是伦理学的重要范畴，也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权利之一。长期以来，对道德权利的忽视导致了道德实践上的困难，影响到了道德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作用。道德权利是一种相对于实质性权利的形式性权利，即道德主体有选择和认同某种道德原则或价值标准的权利，道德主体有选择做或不做某种道德行为的道德权利，道德主体有要求对其作公正评价和适当对待的道德权利。道德权利与良性道德生态的建立和维护息息相关，道德权利观念的提倡和树立，是对道德的全面理解，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关键词：道德权利；道德义务；道德生态；社会正义

权利是在当代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等学术领域中被谈论最多的话语之一。与此同时，权利概念也成了现代社会生活领域中关涉人的生存、发展的基本要素。人自出生始，便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关系之中，也便自然而然地为各种各样的权利和义务所保护或束缚。然而，“道德权利”作为权利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伦理学领域还是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拟就道德权利的必要性、道德权利的内涵，以及道德权利与实现良性道德生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

一、道德权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自启蒙运动将自由、平等、人权等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以来，权利就是一个不断被丰富和完善的概念。从一开始，权利与义务就是相互对应的概念。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个人负有多少义务，就享有多少权利，他享有多少权利，也就负有多少义务”，并认为伦理性的东西就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1]652义务是指个人所意识到的对他人、集体和社会应尽的道德责任。而“‘权利’一般指人们应享有的利益，它表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于‘利益’的‘应有’关系”。[2]《伦理学大辞典》中是这样定义“权利”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范畴。有道德权利、法定权利和约定权利之分。作为一个‘人’有资格提出的要求，往往称为‘人权’，也称为‘道德权利’。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有资格提出的要求，它是由一个国家的法律所规定和保障的，称之为‘法定权利’。依据契约当事人各自所享有的权利，称为‘约定权利’，它仅仅与当事人有关。”[3]可见，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权利：道德权利、法定权利和约定权利。不同于“约定权利”与契约当事人有关的特殊性和具体性，“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相同，是普遍的，是作为人和合法公民所普遍并天然具有的。在这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所要谈论的道德权利是作为权利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维系人之为人、确立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尊严所必须的基本要素。道德权利的存在与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同步的。但这样一个笼统的概括尚未将“道德权利”作为一个科学的伦理学范畴进行详细考察。这主要是由于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之间关系的特殊性，使得对道德权利的理解变得模糊不清，进而导致道德权利常常被湮没在了对道德义务的强调之中，从而长期得不到合理的理解和定位。要纠正这种偏差就要对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关系重新做出分析和阐释。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道德义务具有 “广泛性”“自律性”和“非权利动机性”等特征，并就此认为“道德义务则不与道德权利简单地相对应，从结果看，道德主体在履行了一定的道德义务之后，通常也应当享受相应的道德权利，但从动机看，道德主体履行道德义务确乎不以获得某种权利为前提条件，权利确乎不是履行道德义务的诱因”。[4]这种看法意味着不像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或约定权利与约定义务那样明显对等，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关系往往呈现出的是在现实层面上的不对等性。在以往流行的道德理论看来，道德义务的履行常常应该是非功利的，不应以个人的利害得失作为其行为的动机。似乎倘若以某种权利作为先决条件就会降低此种道德义务的道德层次，损害该行为的道德性，甚至使该行为失去道德价值。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笔者以为上述关于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关系的看法流于简单，有待商榷和完善。一方面，就推理层面而言，我们无法合乎理性地认为没有相应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相对应。仅仅因为道德义务在某些道德楷模那里或在某种社会条件下不以道德权利为目的，就断定道德权利的不存在，从理论上而言是不自洽的。质言之，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在这种现实层面上的偶然不对等性，并不能证明二者在理论上的长期不对等性，这正如我们不能从某些情况下的失重就断定地心引力的不存在一样。道德义务的履行固然不以获得某种个人的利益、报偿或权利为条件或动机，但并不意味着道德义务不需要以一定的道德权利作为回馈。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而言，我们需要摒弃以往关于定义何谓道德或不道德的某种偏见，即认为一谈到权利或利益就是不道德的、不正当的。道德义务的履行当然不是以权利在先为目标的，但绝不意味道德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道德的产生和维持都是用来调节利益关系的，是与利益的损益性直接相关的，不存在与利益无关的道德。例如，在中国传统伦理学的语境中，道德与权利和利益即息息相关。“德者，得也”。有德，首先意味着能“得”，有德则得，无德则不得。《中庸》中更有“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的说法。可见，道德是人生幸福、事业成功的基础和保证。追求德福一致，以功名利禄来劝德行善是传统道德发挥作用的现实机制。不以权利或利益诉求为前提的义务履行常常是出于美德的行为，固然值得提倡和褒奖，但同时，即便是以某种权利为前提而履行的道德义务，也应该得到鼓励，也应将其纳入到道德行为的范畴之中，也有学者称其为“常人道德”。[5]我们要提倡的是双赢的道德，而不是只有付出而无回馈的道德，这样的道德必将行之不远。权利和义务的长期不对等，势必会影响到义务的履行。权利和义务都是相互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之间也不例外。如黑格尔所言，“如果一切权利都在一边，一切义务都在另一边，那么整体就要瓦解”，[1]173把权利和义务分别赋予不同的阶级，权利属于统治阶级，而把义务加之于被统治阶级，这正是所有阶级不平等的开始。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势必无法得到长期的维系，道德作为调节利益关系的社会整合系统必定会因其内部的失衡而崩溃。

正如有学者所言，“其一，道德义务的非权利性动机并不意味着道德权利不存在。其二，道德舆论不能只是鼓励人们履行道德义务的非权利性动机，还应号召人们维护由于这种义务行为而产生的道德权利要求。在特定情境下，强调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这种对等性，对于维护一种公正、合理、和谐的道德关系是很有必要的。”[6]由此可见，道德权利理应作为伦理学的研究范畴纳入科学的伦理学体系之中。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在现实中也是必要的。

二、作为形式性权利的道德权利

可见，相对于道德义务的道德权利的确是存在的，而且应当是伦理学的研究范畴。那么，道德权利是什么，包括哪些方面，其不同于其他权利的地方在哪？关于道德权利的内涵，国内学界也有诸多论述，主要有以下看法。程立显认为，“所谓道德权利，系指人们在道德生活——社会生活的最广泛的方面——中应当享有的社会权利；具体地说，就是由一定的道德体系所赋予人们的、并通过道德手段（主要是道德评价和社会舆论的力量）加以保障的实行某些道德行为的权利。”[2]张开城认为：“道德权利就是依据道德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对待。”[7]余涌认为：“道德权利是道德主体基于一定的道德原则、道德理想而享有的能使其利益得到维护的地位、自由和要求。”对道德权利的这些定义为我们探讨它所具有的内涵提供了一些基本线索：道德权利是关乎主体的“道德地位”“道德自由”“利益”“要求”和“对待”等，是确保道德主体的地位、自由、利益、要求等得到维护的权利。根据以上看法，可以说，道德权利是道德主体在一定共同体的道德生活中所应享有的权利和对待，包括利益、行为、自由等方面。李建华则明确把道德权利的内容概括为行为自由权、人格平等权、公正评价权及请求报答权等四个要素。[8]

本文认为，从历时性而言，道德权利的实质内容与人的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步，必随着历史条件的更迭而增添新的内容，是个不断得到丰富的概念。就共时性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经济等条件的影响下，道德权利也会随之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因而，道德权利的地域性和差异性的确是存在的。因而，很难整理出一个确凿而完善的道德权利清单。据此，笔者认为，相对于作为实质性权利的法定权利和约定权利，道德权利是一种形式性的权利，如同相对于实质正义而侧重于程序、规则的形式正义，道德权利作为一种形式性的权利强调的是在道德活动过程中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对等关系。作为形式性权利的道德权利贯穿于整个道德行为的始末，包括行为前信奉何种价值标准、行为中选择何种道德行为、行为后得到的道德评价是否公允等三个基本方面。具体而言，道德权利有以下几点内涵：[9]

首先，道德主体有选择和认同某种道德原则或价值标准的道德权利。在实际的社会道德生活中，我们常常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遵循何种价值标准来行事的问题。这里，道德权利表现为在所谓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等同等有效但动机和出发点各不相同的道德原则中选择自己所信奉的道德层次的权利，也即选择成为何种人（甘于牺牲抑或是自私利己等）的权利。由于法律是对社会生活基本方面的规定，具有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职能，所以法定的权利与义务，是法律体系所规定好而无选择的余地可言的，人们只能遵守法律，而不能违法。但道德权利则不同，在广阔的道德领域内，人们可以在不损害他人权利和利益的“底线伦理”之上，自由选择适于自身的价值信仰。利他、己他两利甚至是利己不损人等价值抉择都是操之于己的自由选择。这是一个人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自我设定，社会和他人都无权干涉他的这项基本道德权利。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是由多种观念所构成的多种可能世界共同构成的，并不能由某种观念说了算，而只能由多种观念说了算。”“对于世界任何一种观念都是不充分的，没有哪一个立场的观念是‘正确的’或者必须接受的。”[10]但这并不是否认在各种价值原则和道德准则中，存在着高下优劣之判。事实上，我们的确常常希望每个人都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然而，倘若一个人只是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遵纪守法地参与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活动中，我们不仅不能斥责其为孳孳为利的小人，而且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鼓励这种“理性的经济人”，可以说，就守法经营、繁荣市场、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而言，虽然称不上高尚，但仍是道德的。

其次，道德主体有选择做或不做某种道德行为的道德权利。这意味着道德主体在法律禁止之外有自由地做或不做某种道德行为的权利。每一种道德体系中往往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这些规范规定了存在于一定价值共同体中的成员所应履行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凡是法律规范所惩戒的一定是道德规范所禁止的，反之却不成立。因为法律规范往往事关整个共同体的存亡兴灭，是对社会基本领域的要求，以强制力为手段维护其所要求的内容，是不容人自由选择的。道德规范规定则基于且高于法律规范，除了包含着法律禁止之外，还包含着正当和高尚，相应属于较高的要求层次，依靠的是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的软强制力。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之间存在着广阔的领域，从基本的守法到正当再到高尚，道德是层次递升的规范体系。道德主体在道德行为选择时属于道德规范一部分的道德权利也覆盖着广阔领域。换句话说，道德主体有权利在遵守法律规范的前提下，在正当和高尚的行为体系中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而不受任何外界左右或强迫。如在慈善捐助领域，个人可以依据自身的条件，选择捐或者不捐，捐多或者捐少，因为慷慨或者吝啬，就是一种道德权利。包括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在内的他律力量都不能以道德的名义绑架或胁迫道德主体，动用舆论大肆攻击或侵犯他人的这种道德权利，也即公民可以自由地选择做或不做某些积极性的道德行为，这与选择和认同某种道德原则或价值标准的道德权利是前后一贯、一体两面的。

最后，道德主体有要求对其作公正评价和适当对待的道德权利。在行为后，作为社会评价系统中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组织、媒体、网络虚拟社区等有义务对道德主体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公允正义的道德评价。一方面，当个人或群体的人格尊严或是正当利益受到无端诽谤和损害时，抑或是所做的“好人好事”不仅没有受到鼓励反而遭受诬陷和侵害时，受害者有权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据理力争，澄清事实，并且不受任何人为的阻碍。另一方面，道德主体履行了一定的道德义务，甚至是较高的道德义务，做出了诸如见义勇为、慈善募捐等高尚行为时，尽义务者虽不必要以得到某种权利或利益、名誉为其前提，但的确有权利使其履行义务的过程中所遭受的损失得到补偿，并在事后及时得到精神或物质上的奖励。这不仅是对个人的鼓励，而且也是对所有道德行为的回馈，以及扬善惩恶弘扬道德风气的制度要求。前者属于维护个人正当权益的消极性道德权利，而后者则是匡正社会风气、褒扬社会正义的积极性道德权利。这两者统一言之，就是整个社会在制度伦理上有保证道德主体德福一致的必要性。如同法律主要是有使作奸犯科者得到惩戒的作用，道德则必须具备使有德者获得幸福的功能。

三、道德权利与社会正义

如我们以上所探讨的，道德权利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应当被纳入伦理学的研究范畴之中，只是由于道德权利作为一种形式性的权利，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被对道德义务的强调所代替，难以发出声音。接下来我们要说明的是，这些道德权利与社会道德生态的重建和社会正义的实现息息相关，如若被忽视，不仅道德作为社会整合的力量会失控，而且对整个社会道德生态也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里的道德生态是指社会道德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尤其是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之间的平衡互动关系。

中国古代儒家伦理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影响下的道学，在道德领域内所倡导和弘扬的是一条以尽道德义务为主线的理论进路，个体的道德义务和美德被无限强化。从古代的“公私义利之辨”，到建国以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利他型道德思维，其共同之处都是把个体的美德修养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强调个人的无私奉献和高尚情操。单从这方面来看，的确使得中国在某些时间段内实现了“六亿神州尽尧舜”的社会风气，同时也在短期内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整体风貌和民族向心力。但是在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对个人权利的忽视和压制，甚至导致权利观念在整个道德历史进程中的长期缺席。这不仅是对道德本身的片面理解，也间接导致了当代社会的各种道德乱象的产生。究其本质，乃是一味地把尽道德义务作为道德与否的唯一标准和前提，义务成为对道德的唯一理解，美德成为道德的代名词。值得反思的是，在极端重义务的同时，人的权利观念和权利意识却并未得到改善。道德成为一种压抑人性的外在束缚，而非实现人生幸福的重要因素。如前面所言，这种对道德的理解本身存在着偏差。道德与主体的利益损益性息息相关，对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考量也应纳入到道德的范畴之内。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11]在阶级对抗的时代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12]这意味着在阶级社会状态中义务和权利存在着不对等性，然而正是这种在阶级状态或是非正义社会中的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不对等性却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道德义务和权利本来就是不对等的，认为一定的道德义务不要求也不能要求相应的道德权利。可见，不正义的社会不但没有使义务和权利对等，而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权利观念的生长。

作为道德主体应该以正当甚至高尚的方式对待他人和社会，对待其生存和发展于其中的社会环境，这样才能以自己的义务来换取其所应得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而在另一方面，对于道德生态的良性建立而言，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只能是，且必须是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之中，在道德主体尽了义务的同时，作为义务“收受者”的社会，也应当以正义的方式对待道德主体，使其在不受侵害的基础之上“得所当得”，给予他与其道德义务相匹配的道德权利。而且理论上，道德高尚者理应得到更多的道德权利，因为只有受到社会鼓励和奖赏的个体美德行为才能得到长久维系并产生社会示范作用。

作为义务的收受者和权利的保障者的社会，实质上是社会的一系列制度伦理和规范设置。只有正义的社会才能使义务和权利维系在合理平衡的范围，而不是一方压过一方，导致道德生态的失范和失控。社会的正义与否也就体现在其能否通过制度维系义务和权利的平衡互动中。特别是在道德权利方面，正是因为道德权利不是通过某种强制方式得到保障，道德权利的所有者也可以通过放弃或者不行使自己的这种权利，从而使得道德权利在表面上好像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但实质上这正是制度伦理或社会伦理的疏漏之处。这种疏漏却极有可能使道德主体应得的道德权利得不到适时维护（如受伤的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致残，或是本着好心救人的人却反遭坑害而得不到道德或法律救济等），严重的话会使人人避做好事如避瘟疫，不做甚至不敢做好事，利他主义、奉献牺牲等美德更是无从谈起。此时，道德作为维系社会的力量就会遭到质疑，良性的道德生态就成为不可能。

《吕氏春秋·察微篇》有一则子贡赎人与子路受牛的故事。“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这个故事中，孔子认为子贡赎人不取金的做法虽然显示了子贡的高风亮节，但会导致没有人愿意去做“赎人”这种道德行为，并不值得鼓励。而同时，子路因拯救溺水者而受牛却可以激发拯溺者的积极性，促使这样高尚的道德行为得到广泛的接受和遵循。撇开这则故事的真实性，笔者认为这正深刻反映了重视道德权利对良性道德生态的重要性。道德义务是一种很脆弱的义务，不依靠强制力，也很难完全依靠个体美德或个人自觉，道德作为社会交往的价值规范体系，其本身是一个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体系。在这个道德生态中，权利和义务要从整体上维持平衡，具体而言，作为道德主体的社会个体，其所拥有的权利和所负有的义务在总体上也必须达成一个平衡，如果道德义务的履行长期超过了对道德权利的享有，搭便车者增多，那势必会破坏到整个道德生态的平衡，并最终影响到道德作为社会整合的作用。因而，不仅个体美德只有在一个良性的道德生态中才能较好地生发，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对于道德权利的提倡是对道德作用机制的某种维护。所以，孔子所强调的“以德报德”和“以直报怨”与上述故事在精神实质上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道德权利是道德义务的保障。所谓良性道德生态，就是以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为主的社会道德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所呈现出稳定、平衡状态，归根到底这种平衡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基本保证，所有的道德活动只有在权利和义务之间达成长期的稳定平衡状态，社会的道德生态系统才能得到长久维系，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基本正义的前提和可靠保障。

由此可见，道德权利与实现社会正义息息相关。道德权利和社会正义都是关涉社会要如何对待个体的社会伦理问题，也即社会要向个体履行的义务。个人的道德状况、尽道德义务对一个社会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在一个社会道德生态失衡的社会中，具有美德的个体及其道德行为都无法得到长期的鼓励和维系。换言之，个体的美德只有在一个权利义务维持长期平衡的良性道德生态中，才能得到培育和实现。所以纳入道德权利概念，并将其作为社会道德生态的重要因素，对实现社会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唯有此，才能使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生态处于和谐平衡的互动之中，相得益彰，社会主义正义才能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 范阳，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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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国杰.伦理学[M].人民出版社，1989∶171.

[5]肖群忠.论常人道德——以还物取酬为个案分析[J].伦理学研究，2007，（4）.

[6]李建华，周蓉.道德权利与公民道德建设[J].伦理学研究，2002，（1）.

[7]张开城.试论道德权利[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5）.

[8]李建华.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47-167.

[9]魏长领.道德权利的基本内涵探析[J].郑州大学学报，2013，（1）.

[10]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前言.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6.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9.

【责任编辑：宇辉】

作者：杨建强

道德权利与公民道德建设论文 篇2：

反思与重构：公民网络道德建设路径的思考

DOI：10.15938/j.cnki.iper.2021.05.015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提高网络空间公民道德水平。相比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19年版的重要变化是增加了公民网络道德建设的具体要求，这是源于网络空间已然成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实践的“新场所”。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极大丰富、便捷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明显。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如何回应网络空间道德实践“新场所”引发的挑战？学界存在不同的认知范式和理论主张。网络道德建设论者主张通过新媒体技术、流量控制技术等网络新技术路径进行网络道德建设。但部分学者认为，网络空间是社会公共生活的一个场景而已，并不存在公民网络道德可言。通过公民“自律”与“他律”两个传统维度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的公民道德建设。对构建网络空间道德理论的质疑大致包括：网络空间存在是否必然意味着网络空间道德存在？网络空间形态的特殊性需要异于“既有道德”的“网络道德”命题是否成立？

为纾解《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实践的理论障碍，回应上述理论质疑，有必要在学界既有研究基础上剖析公民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本质，探索网络空间公民道德实践场所的现实样态及公民网络道德的特殊范式，在此基础上探讨公民网络道德建设的路径方案。

二、公民网络道德的生成逻辑和特殊性

理论研究的起点须是回应现实问题，终点也应是解决现实问题引领理论及社会发展。笔者认为，公民网络道德建设路径探索既要剖析公民网络道德概念、本质及生成逻辑等“为什么建设”的“形而上”问题，又必须回应公民网络道德的现实困境及建设路径如何展开等“建设什么”“怎么建设”的“形而下”的问题。

1.公民道德的理论发展与公民网络道德的提出

从词源上看，“公民道德”的概念是由“公民”与“道德”组成。“公民”一般被认为与国家及市民社会相关，指向拥有一国国籍身份并享有该国基本权利履行基本义务的人。公民网络道德是公民道德在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等新的实践场所的新形态。本质上，公民网络道德是公民道德在网络空间这一新实践场所的遗传与继承，但同时是基于网络技术本身及网络空间的新问题进行了改良与创新。

2.公民道德生成场域：公民身份与公共生活

公民身份和公共生活赋予了公民道德的主体性和公共性，公民是在认同公民身份和參与公共生活中逐渐发现和意识自身的公民性和道德性的。上述两个主客观要素的变化直接关涉公民道德的生成过程以及建设结果，两者共同构成了公民道德建设的主客观制度条件。

3.网络空间引发公民道德的生成的特殊性解析

学界对网络技术引发公民道德建设的挑战已无争议，只是对网络介入并影响公民道德建设的具体方式及建设路径尚未形成共识。笔者认为，网络技术主要引发的不是公民道德观念的转变，而是影响公民道德生成的过程，即引发公民身份与公共生活的双重改变，导致公民道德生成的过程及公民道德的呈现形态出现特殊性变化，具体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虚拟化滋生参与主体虚拟化及网络社群虚拟化 网络技术虚拟化，滋生出参与个体及网络社群的拟化，导致公民道德水平的降低，增加公民道德失范风险。其一，网络平台允许公民可以匿名注册或匿名发布信息，让公民个体形成了一种“说话不用负责”的错觉。其二，公共生活社群虚拟化使网络成为公民泄愤的平台。虚拟化的网络社群作为公民道德实践的新场所，相较于现实中的社会公共生活，更容易形成网络泄愤的平台，影响网络公民道德观的形成。

（2）网络空间道德建设主体由个体化向数据化逐渐蜕变 从4G到5G时代，传统意义上的个体信息已经逐步由具象的数据包所替代，主体已经转变为由一个个数据构成的虚体并参与到网络中。公民成为网络空间中独特的数据化主体，这与传统意义上网络空间中个体作为最基础的道德行为和社会交往理论出现了偏差，因此也为公民网络道德的构建增加了难度。

（3）网络数据即时扩散化与碎片化阻塞公共生活秩序的形成 与传统公民道德实践场所不同，网络空间基于网络技术可实现大范围无限制的即时扩散与传播。网络社交媒体的裂变式传播模式，导致未经认证的信息发布后，引发舆论趋势。部分公民在电脑或手机屏幕前成为无所不能的维护正义的“键盘侠”，对政府或他人的行为在未完全掌握全部信息的基础上妄加评论，严重威胁公民道德的建设过程。

（4）网络空间的开放化增加了公民道德建设的难度 网络空间的开放性直接表现在网络空间的整体门槛较低。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参与主体无论职业、学历、性别、民族等均可以平等的参与表达，对同一问题的看法难以做到遵循其本质及其客观性。扭曲事实后通过网络平台快速传播，使得网络空间秩序陷入混乱。

综上，网络技术的虚拟化、数据化蜕变、快速传播化与数据碎片化、开放化较大程度影响了公民道德的生成要素：公民身份与公共生活。其特殊性已无法通过传统的公民道德建设路径予以纠正，需要针对网络空间公民道德建设的具体问题，并结合网络空间的上述的特征，设计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公民道德建设路径，实现《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基本要求。

三、新时代网络空间公民道德建设的特点与困境

网络技术的虚拟性、数据化蜕变、即时传播性与数据碎片化、开放性等特征较大程度地改变了公民道德的生成要素：公民身份与公共生活，进而影响了网络空间公民道德的生成机理。进入新时代，网络技术迭代更新更加快速，网络空间公民道德建设呈现诸多新型特点，也呈现多元困境亟待解决。

1.新时代网络空间公民道德建设的特点

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基于网络技术而生的周边技术更新不断，如人工智能技术、5G时代的生态产品技术（远程医疗技术）、区块链技术;基于网络技术更新产生的影响公众公共生活的技术终端软件，形成了公众新的网络生态道德实践场域，使得新时代公民网络道德建设更具有挑战性，具体呈现以下新特点：

（1）网络公民主体呈现个性化特征 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技术为基础支撑的大数据采集与学习能力更强，移動网络主体的偏好被无限放大与满足。网络主体在移动网络终端所看到的、用到的、听到的、买到的皆是符合自己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的产品内容，对于与其相悖的网络内容将被大数据通过云计算后予以清除。此时，以大数据为图谱呈现出的网络公民主体与传统的网络公民主体相比，个性化与独特化特点更为明显。

（2）网络技术更新迭代道德建设呈现复杂化 新时代网络技术迭代更新的速度相较于传统互联网时代更快、周期更短。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人们的行为以“算法”实现，并通过人工智能的形式表达，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机器人已经与传统机器人存在本质区别，可以自主学习与思考并根据算法进行自主表达。诸如此类网络技术的更迭诱发了极大的道德风险，如如何识别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主体的行为与机器本身的行为？参与道德建设的主体是否应该包括具有独立思考融合算法的机器人？其实施的道德失范行为如何规制？在进行网络道德建设时不得不考虑上述新特点。

（3）网络自媒体兴起公民身份呈现双重化 自媒体兴起极大地促进了公民影响其他公民的作用力，公民既是道德建设的参与主体也成为被他人影响的被动主体，每位公民既为信息创造者又为信息传播者，既是网络资源周转流程的参与者又是网络资源从生到亡的直接决策者，在新时代自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特征更为明显。

（4）网络万物互联公共生活呈现去中心化 典型的万物互联如区块链技术，基于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该技术逐渐进入人们视线。在区块链技术背景下，公民主体皆可以对自己从事的事情进行数据编辑，同时可以对周边其他公民主体、事物等作出“记账式”数据编辑，整个公共生活的参与主体、客体，甚至公共生活本身均呈现去中心化，公共生活秩序建构维系以来的交往行为则转变为通过主体编辑的数据方式实现。

2.新时代网络空间公民道德建设的困境

由于新时代网络空间公民主体特定化、身份双重化，以及网络技术迭代频繁与万物互联新样态等特点，使得新时代网络空间公民道德建设难度更大过程更为复杂。

（1）公民网络道德认识模糊 与新时代网络技术更新迭代频繁相比，公民对网络道德规范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字面意思上，对网络空间道德规范的边界认识模糊。当今网络新媒体呈现出“快速报道、迅速转载”这一特征，导致大量未经验证真伪的新闻、充满情绪化的评论蔓延。再加之在网络传播过程中，每个公民都被赋予双重身份，既是“把关人”又是“操盘手”，网络主体只是简单复制转发“道听途说”的信息，通过非官方途径“裂变式”传播，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碰法律的底线。由此可见，公民网络道德认识模糊成为新时代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困境之一。

（2）公民网络道德情感冷漠 新时代网络技术提供超便利的同时，无形中改变了人与人之间道德情感的表现形式，人们更热衷于网络上的对聊，屏幕问的互动，而忽视了传统意义上的面对面直观交流方式，导致网络道德情感的淡漠。情感的冷漠会阻断人与人之间的信赖，人们会更容易关注网络空间中的否定信息，增强其概率权重并形成“否定效应”，作出更多的负面判断和否定解读，使网络空间道德建设过程中有效识别与建立正确的空间道德观更为困难。

（3）网络空间道德失范行为隐秘而频发 新时代网络技术迭代更新迅速，使得失范行为传播的范围更广、更快;同时，公民网络主体身份呈现双重化，滚雪球式的传播与扩散使得网络谣言与网络暴力的影响范围迅速变大，更难以发现失范者的真实身份。网络造谣、辟谣并存共生、难以辨识，导致社会道德调节功能的弱化，网络道德失范行为频频发生。

四、新时代公民网络道德建设路径的重构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提高网络空间公民道德水平，但鉴于网络技术引发的公民道德生成要素异化，公民道德建设呈现出道德规范意识模糊、道德情感冷漠、道德失范行为隐秘而频发等困境，需要新技术与传统路径相融合，纠正和恢复网络空间的公民身份与公共生活秩序主客观两个公民道德生成逻辑，同时积极主动利用新型信息技术，融合传统道德建设体系，重塑新时代公民网络道德建设路径。

1.培育网络空间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

为应对公民道德意识模糊、网络道德情感冷漠等困境，可先从公民主体层面展开思考，通过强化公民道德素质养成、推动虚拟身份现实化以及协同外部诱导机制培育网络空间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

（1）加强公民网络道德素质养成促使公民道德意识自觉化 网络道德“是公民道德的内在方面，不再只是所谓的‘网民’的道德”。要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基准，培养文明自律网络行为。一是提升网络道德伦理认知水平。网民更应当做好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工作，合法合规表达意愿、发表观点和转载信息。二是进一步加强网络道德自律行为。通过道德自律加强对自身主体的伦理管理。三是加强网络主体的道德内化。不断加强公民对社会道德的认同并将其转化为自身行为准则，演变为个体道德素养，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2）推动网络空间虚拟主体社会关系的现实化 新时代公民网络道德建设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网络空间的深度虚拟化，因此如何推动网络空间虚拟主体社会关系现实化成为公民网络道德建设的关键内容。网络平台的实名制注册和内容表达的实名制等是扭转网络空间虚拟化的关键。这必须通过政策引导和法律规范完善，辅以互联网技术改进共同实现。

（3）通过合理引导网络自媒体强化公民道德观的形成 新时代，微信、抖音、快手等网络自媒体已成为替代传统互联网的新的使用方式。因此，公民网络道德建设也可主动利用网络自媒体的方式，选择社会公众更易于接受的形式进行道德伦理教育和引导。运用好自媒体这一平台“举旗帜、展形象”，开辟网上教育新阵地，通过设置翻转课堂、慕课微课、中华美德讲座、在线教育等方式加强网民道德培育，通过直观生动的案例、图片、动画，传播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网络自律意识，培育“慎独”精神。

2.网络空间道德公共生活秩序的培育

通过增强网络空间道德建设主体的道德意識可纾解主体层面的困境，客观层面的应对则需要培育真实、健康及规范的网络空间公共生活秩序，方能纠正网络空间公民道德的生成逻辑。

（1）逐步构建起网络道德行为引导和监督机制 通过制度的构建，协同并举逐步完善网络道德培育的各个环节，进一步固化网络道德培育的成果。一是构建起具备亲和力、影响力的自媒体网络道德行为引导机制。二是建立起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网络道德失范监督机制，通过大数据等信息安全技术的运用，借助敏感词设置、过滤软件、记忆软件等网络技术手段，更为及时便捷地监督公民的网络行为，严格防止不良、不实网络信息的传播。三是充分发挥网络舆情沉默螺旋正效应。要充分重视在突发事件中发挥网络舆情沉默螺旋正效应，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实现正面宣传的全覆盖。

（2）提升网络空间治理理念并明确规范界限 政府层面应全面提升网络空间治理理念并明确规范边界。一是在处理网络舆情时，应当坚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扬正抑负聚人心。二是坦然面对、及时化解矛盾。针对网络空间凸显的矛盾本身，要本着关注民生、体恤民情、尊重民意的理念，及早发现、及时介入，快速解决，公开透明地公布防止因为缺乏权威可信的官方回应导致的舆论场的割裂。三是划清网络法律法规红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明确公民的法律责任，让广大网民知晓哪些行为是逾越了法律的边界。惩罚那些造谣者，使网络违法犯罪分子望而生畏，能够更好地矫正公民在自媒体中的网络道德失范行为。

（3）强化网络媒体在网络道德伦理建设中的地位和责任 网络媒体不仅是网络道德伦理的提倡者和推广者，更应当是网络道德伦理的遵守者。一是保证网络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网络新闻从业者必须尽力核实网上的新闻来源，确保所报道新闻的真伪。二是提高媒体从业者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网络媒体从业者更应当结合自己的职业特征，按照新闻从业标准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升自身的道德伦理修养，修正和约束自己的职业素养，应当重视网络话题的设置和引导，要通过网络媒体人的“律己”来实现对网民道德观念的影响。

（4）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 在网络空间，高素质的网络意见领袖能够充当政府和网民之间舆情调节阀的作用。一是培养高文化、高素质的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空间整个治理过程中，可以邀请专家学者与官员参与网民的在线讨论，发布权威观点并积极利用网络自媒体平台，置顶、链接增加其曝光度。二是政府应加强与网络意见领袖的互动，特别是“草根气质”的平民意见领袖的互动。“因人制宜地展开思想道德教育，并发挥目标群体的社会互动作用，将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扩大化，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3.公民网络道德新型信息化技术运用之探寻

对公民网络道德建设，新型信息化技术的介入既是挑战更是机遇。通过积极主动利用新型信息技术，融合传统道德建设体系，重塑新时代公民网络道德建设路径。

（1）利用大数据分析与采集信息化技术助推公民精准网络道德建设 通过利用大数据分析与采集信息化技术实现网络空间的精准公民道德建设，不能简单理解为网络道德中的盆地，而是通过平台建设和用户使用，可搜集到一手的原始数据，并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整理，能够精准地掌握公民网络道德的现状，从而做到思想道德教育上的“有的放矢”，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个性化的思想道德引导，从而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2）拓宽信息化技术利用载体探索网络思想道德教育平台建构的新形态 在虚拟网络空间中加强公民的道德引导，所需要的工作并不是教育者单方面宣传教育，而是需要在网络平台大量收集原始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和运算，从而得出结论有的放矢的实施教育引导。事实上，我们日常使用的微信、QQ、淘宝这类都是网络平台，但是这些都是企业经营并以营利为目的，而网络道德建设中我们必须建设符合网络空间主旋律的平台。目前，网络上已经出现了此类平台，如学习强国APP，传播主流声音弘扬正能量，里面有很多权威发布。这些学习平台为收集原始数据，分析数据，提炼信息，进一步准确实施公民网络道德的数字图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3）尝试引导区块链技术发展刺破网络主体的虚拟外衣 区块链技术的产生，衍生而来的去“中心化”，让信息的生产、分发流程发生改变，网络媒体架构转变为分布式布局，实现了作者和读者直线沟通，在这种新生态媒体架构中，每位公民既为信息创造者又为信息传播者，既是网络资源周转流程的参与者又是网络资源从生到亡的直接决策者。通过政策扶持与引导，形成区块链技术的正向引导效应，从技术上刺破网络参与主体的虚拟身份外衣，使网络空间与现实公共生活形成正向积极融合的公民道德实践双场域。

（4）利用筛选与识别信息技术合理引导网络自媒体健康发展 新时代，网络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作为新型道德实践场域，由于参与人数多、操作程序简单、群众基础广泛等因素，网络自媒体的健康发展直接关系网络道德建设的实效。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技术层面可以通过积极利用数据筛选与识别，对影响公民道德生成的信息进行屏蔽;对促进公民道德生成的进行积极推广。可以通过线下与线上融合方式，积极培育网络自媒体确立公民道德判断标准，对涉及道德失范行为的，可以根据既有规范予以处置。

[责任编辑：张学玲]

作者：袁希

道德权利与公民道德建设论文 篇3：

基于心理学视角分析公民道德建设

【摘 要】近年来，公民道德建设问题一直是很多专家及学者关注的问题，但是大部分相关研究及调查主要集中于教育学、思想政治、伦理学等角度；而本文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公民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关键词】公民道德建设；心理学；流派

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了公民建设的重要性及其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贯彻“以德治国”方针的有力依据，并且在党十七大及十八大报告中也重点突出了道德建设的重要地位，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目标和方向。公民道德隶属于道德范畴，是指“一个国家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和履行的道德规范的总和，包括道德核心、道德原则、道德的基本要求等一系列的道德规范。[1]”而公民道德建设是在思想上培养一种观念、塑造一种精神、树立一种风尚，通过舆论、文化传播等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道德修养和道德水准。用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不当行为，自觉养成健康积极的思想，自觉正确分辨利益关系，促进整个社会的正常有序发展。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民道德思想素质，引导公民道德素质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组织纪律的公民[2]。公民道德建设是指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社会各系统、道德主体应该保持协同一致，发挥各自的作用，促进系统合力[3]。并且孙德茹在其研究中提出国外特别重视通过不同的教育方式促进公民道德的发展，例如：美国将道德教育渗透于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中。说明国外公民道德建设的途径方式更加多元化。

具体来说，虽然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与此同时，人民的道德水平集道德修养方面的问题逐渐增多，有必要加强公民的道德意识，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本文将从不同心理学流派的角度分析公民的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一、从行为主义的角度分析公民道德建设

行为主义的目标在于预测及控制人的行为，而动机是由目标或对象引导、激发和维持个体活动的一种内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而且相关动机理论认为，动机是构成人类大部分行为的基础，动机的其中一种分类中以动机的来源将动机分为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外在动机是指人在外界要求与外力作用下所产生的行为动机，例如：孩子为了得到家人或老师的表扬或避免其受到责备或惩罚而进行学习；内在动机是指个体内在需要引起的动机。例如：由于儿童认识到学习的意义或有了学习的兴趣而进行的学习。通过理论和实验研究证明，强化是引起动机的重要因素。为了提高或减少某种行为发生的频率，可以运用强化及惩罚的方式[4]。因此，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人作为意识活动的主体，其行为具有主观能动性，而行为取决于动机及对行为结果的预测，而人又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种本能就要求某些道德要求及道德行为模式如果一直损害公民的利益，将会导致该行为模式得不到实施。为了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必须设立相应的奖惩制度，使公民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二、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分析公民道德建设

人本主义是继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之后的一个心理学流派，被称为心理学的“第三势力”，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斯洛、罗杰斯和罗洛·梅。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其他两个学派最大的区别在于不主张研究人的行为或神经质和精神病人，主要强调人的正面本质、价值及自我实现，主张心理学从人的本性出发研究人的心理。

而从人本主义理论的角度对公民道德建设的相关研究不多，吕安兴提出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我国大多数的公民道德的现实状况出发，立足于广大公民和普通群众的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提出符合人的发展实际和需要的道德要求。通过提高公民的素质，提升公民的道德境界，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确定公民在道德建设中的主体地位[5]。彭柏林，皮伟兵则认为道德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特殊手段，要通过完成人的社会化和丰富人的社会性，来发挥道德功能的作用。因此，道德是个体在社会中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是个体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需要[6]。他们的相关研究说明了道德建设过程中人的重要性，尊重人的需求，从根本上就能促进人的道德建设的发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分为七个层次，而最高一层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在此过程中，人会产生所谓的“高峰体验”，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美最和谐的状态。所以，从根本上说，以人为本，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满足人的需求，也间接的促进的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

三、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分析公民道德建设

精神分析理论创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奥地利著名的精神医生弗洛伊德创立，他主张研究人的无意识现象和内容，在其相关理论中，其人格结构理论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而超我处于人格结构的最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而形成，它追求的是道德原则，大致上和良心相对应，指人在心理上坚持做那些正确的事情，成为自身价值观的一部分。当人格结构中超我成分逐渐增多，表明一个人道德部分或相应的道德行为也会增加，因为人格结构中的各个成分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所以通过文化道德规范的教育及其他教育方式使个体人格结构中的超我成分逐渐增多，从而促进个体道德行为的发生。

四、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公民道德建设

认知心理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认知过程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广义的认知心理学主要以皮亚杰为主要代表，其主要理论中有一儿童道德发展理论，在其理论中将儿童的道德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前道德阶段、他律的道德阶段、自律的道德阶段。在前道德阶段，儿童道德认知主要从集中于自身转向集中注意权威（父母或其他照料者），道德认知不守恒。在他律的道德阶段，认为规则是万能的，并且是根据外在的道德法则所作的判断。是非评判的标准时看是否服从成人的命令或规定；道德自律阶段，认为规则是经过协商制定的，可以怀疑和改变，该阶段儿童已经具有主观价值所支配的道德判断。而柯尔伯格把人的道德发展划分为三水平、六阶段。1.前习俗水平：第一阶段是服从与惩罚的道德定向阶段；第二阶段是个人主义、工具性目的和交换的道德定向阶段。2.习俗水平；第三阶段是个人之间的相互期待、相互关系一致、受他人赞扬的好孩子的道德定向阶段；第四阶段是遵从权威与雏护社会秩序的道德定向阶段。3.后习俗水平或原则性水平。第五阶段是社会契约或功用和个人权利和民主地接受法律的道德定向阶段；第六阶段是普遍的伦理原则的道德定向阶段。他们的道德理论说明，个人道德的发展都是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发展过程，即个体随着年龄的增长、理性的成熟及社会交往的增加，逐渐由服从外界权威、成长要求的外在道德转化为根据平等精神，遵从一系列人伦之道和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选择，坚持普遍原则的自律道德的过程[7]。这一发展过程让我们认识到，道德的形成即取决于个体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也取决于外在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为了社会更好、更加和谐地发展，应该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促进公民道德的发展。

总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心理学各个流派的理论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心理基础。因此，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在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等方面重视公民道德建设，从儿童抓起，促进公民道德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7

[2]谢小菲.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民道德建设研究[D]. 四川师范大学 2010.

[3]孙德茹，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公民道德建设[D]. 安徽工程大学 2010.

[4]刘金花，儿童发展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5]吕安兴.论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以人为本”[J].学术论坛，2005，（4）：34-35.

[6]彭柏林，皮伟兵.论公民道德建设的切入点[J].伦理学原理，2005，（11）：12-16.

[7] 王淑芹，论公民道德建设的外在机制[J].道德与文明，2008，（1）：64-67.

本文系201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创新研究》（14A630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庞翠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