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道德修养

权力道德修养（通用8篇）

权力道德修养篇1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这是中国古代儒家“德法兼用”、“德主法(刑)辅”思想的简明概括。现在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又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这固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不妨借鉴先秦儒家“德治”的某些合理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思想是：德治的主要锋芒，是要求执政者“为政以德”，以道德约束统治者的权力，规范掌权者的行为。本文拟就儒家的德治思想试作新探，并由此论及道德也可以成为一种权力，即社会权力，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可以起到约束国家权力的辅助作用。〔1〕?

孔孟的“德治”旨在约束为政者

通常，人们在阐释先秦儒家倡导的“德治”时，多是援引孔子的一句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此说明儒家的德治，旨在以德化民，以德治民。诚然，孔孟言论中确有此意，但不能说明这是他们主张德治的主导思想。

只要我们全面考察一下孔孟关于德、礼、仁、义等大量言论，就不难发现，他们讲德治，主要是针对统治者的。

孔子要求“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下引皆出《论语》，不另注)“为国以礼”(《先进》)。他讲“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颜渊》)，“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约之礼”则“可以弗畔”(《颜渊》)，“礼让为国”，则无往不顺(《里仁》)，上好礼、义、信，则民莫改不敬服、不用情，如是则四方之民来归(《子路》)，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政者正也”(《颜渊》)，“苟其身正矣，于从政乎何有?”(《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子路》)……凡此等等，无不是对为政者而言的。

孟子强调“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他把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讲“王道”、行“仁政”。孟子见梁惠王，劝他“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他认为“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梁惠王上》)。他极力主张”以德服人“(《公孙丑上》)，反对暴政。对那些不仁不义，残民以逞的国君，孟子声言”独夫“可诛，暴君当伐。……这些也都更明确地将德治的主要对象指向统治者。

此外，荀子更直接论到以王道约束权力：“人主者，天下之利执也〔2〕。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荀子。王霸》)“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王霸》)。

至于对老百姓，先秦儒家的观点则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对他们主要是采取孔孟的“先富后教”的方针和“惠民”政策。孔子主张富民，“既富矣，教之。”(《子路》)孟子说：“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否则“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这也就是所以“礼不下庶人”、“小人喻于利”的原由。孔孟讲德治，主要不是向小民施教化，而恰恰是要求统治者“施惠于民”，即所谓“德以施惠。”(《左传。成公六十年》)。?

孔孟企望以德来约束君王权力，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处于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春秋战国乱世，诸侯争夺兼并，滥施威权，杀人盈野，民不聊生。孔孟基于民本思想，劝君王克己以“拯民于水火”，施仁政以收拾民心，实行王道以巩固统治。当然，这在当时群雄争霸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被视为迂阔之论;完全以德治，也是行不通的。他们游说诸侯不能不以失败告终。但这不并等于其“为政以德”、以道德约束王权的思想完全不足取。后世改朝换代之初，开国君主一般能吸取前朝权力腐败的教训，自觉以德律己，“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唐太宗，《贞观政要。仁义》)，贤臣也不时以此进谏帝王，尚不失孔孟之遗风。历代的“官箴”也是用来告诫官吏“为吏之道”，如《百官箴》《臣轨》《政训》《为政九要》《御制官箴》等等，主要是讲为官应恪守的政治道德准则，以忠信仁爱、清正廉明、勤政敬业等等道德规范来约束各级官吏权力的专横。

当然，汉唐以后，天下一统，德法兼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义》)。“德治”除保留了某些约束帝王的内容外，重心已转移到以“三纲五常”教化小民，防民犯上作乱。宋明清代，更以礼教“吃人”，已渐失孔孟之初衷。

总的说来，孔孟德治着眼点在抑制王权，保民惠民;比之法家法治的严刑峻法、“以力服人”(《商君书。开塞》)，矛头主要是对付臣民，不是抑制，而是以法、术、势扩张君王的统治权力，则儒家的统治策略要比法家开明得多。

关于孔孟主张对统治权力“约之以

权力道德修养篇2

一、我国历史上就有以道德制约权力的传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思想极其繁荣的时代, 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其中尤以儒、法、道、墨四家突出。至汉武帝时期,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最终以“仁”为核心理念的儒家独树一帜在以后近两千年的思想史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以孔子为杰出代表的儒家思想, 其核心就是以“仁”治国, 强调道德的作用和重要性, 要求封建统治者要“仁爱”, 以“德”服人。因此, 在古代封建社会, 道德的约束是深入人心的, 根深蒂固的, 已经在当时的社会中对人的行为和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即使是最高统治者,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他们也不得不以“仁德”来标榜自己, 表达自己顺应民意的意愿, 且不管实际上他们是如何统治百姓。在古代专制社会中, 除了高压独裁手段外, 十分重视伦理道德对权力的制约作用, 并由此制定了至今仍可为我们所借鉴的伦理规制。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这样谈论“为政之道”。他说:“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 可以知兴亡;以人为镜, 可以知得失;……以古知今, 以往验来。纵观历史上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政治局面, 如初周的圣贤之道, 汉代的文景之治, 唐朝的贞观之治, 清代的康乾盛世, 都说明道德教化对国家的作用。

二、建立权力的道德制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基础手段的一种经济形式, 它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 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但是市场经济同时也以利润为其最直接的追求目标, 作为市场中“经济人”的每一个参与者, 其理性道德都有可能被市场经济内在的特性所腐蚀。作为政府人员, 其本身也可以是一个“经济人”, 当利益的诱惑占了上风的时候, 他会不顾后果的滥用其手中的权力, 以公谋私进行寻租活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够完善, 权力主体很有可能利用趁机获取不当利益。因此, 要建立道德制约体系, 要通过国家力量将一种道德伦理观念推行于社会, 不断借助于理性指导的实践而完善自身。目前, 流行一种“当官不贪, 给我都不当”的仕途之风, 当然这种思想不会在台面上讲, 单从这样一种思想足以见得现在一些官员的道德观念的迷失和道德准则的失范, 这必然会导致贪污、贿赂等一系列腐败行为。只有从思想上, 从内心上筑起一道道德防线, 才有可能抑制腐败的蔓延。

三、制度性“硬制约”的高效执行需要道德“软制约”的有力保障。

制度性的“硬制约”与道德“软制约”犹如物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制度制约的有效执行必须靠道德制约的保障。制度不可否认的是消除腐败、端正党风的重要保证。纲举才能目张, 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强有力的制度来制约权力, 那么单靠道德制约是苍白乏力的, 毕竟像李世民那样能够靠自身素质和超前的治国理念的明君少之又少。而当有了一套完善的制度, 加之道德的辅助制约, 那么权力的滥用得到遏制指日可待。因为制度制约是低层次的, 它只为权力拥有者规定了最低层次的行为准则并且制度的覆盖面是有限的, 百密一疏, 任何领域都可能存在“制度真空”, 这就为权力的滥用创造了机会。

然而, 我们在尽力完善制度建设的同时, 可以以道德制约来填补这个“真空”。权力的拥有者, 他在有制度的制约下也未必会正当的使用权力, 在腐败成本够低的情况下, 权力的拥有者也有可能明目张胆的视制度为无物公然违反制度;在执行制度的同时, 由于制度真空的存在, 权力的拥有者就有可能打擦边球战略, 钻制度的空子, 这种事例不在少数。在无法及时完善制度或者在订立制度还存在诸多困难的情况下, 道德制约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另外, 在行政自由裁量范围内, 制度制约是失效的。行政主体在一定范围内依据实际情况对职权范围内的事务自主决定, 也即行政主体做出行政行为时具有选择余地的情况。实际上, 自由裁量行为是不可避免的行政行为, 众多学者驱逐自由裁量的空间的努力基本上都归于失败了。制度的这种局限性以及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必然性决定了权力的道德制约的必要性。

二、以道德制约权力的路径思考

要切实实行道德对权力的制约, 关键是建立以道德制约权力的机制。通过学习和教育的方法使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内化为他们的道德信念, 培养他们勤政廉政的意识和品质, 使他们能够自觉地以内心的道德力量抵制外在的不良诱惑, 自觉地、严格地要求自己, 行使好手中的权力。道德制约权力侧重于事先的预防, 道德的制约机制的作用原理在于培养政府官员内心的道德力量, 从而减少滥用权力的可能性, 也就是通过制约心灵而制约行动。一般表现为一种柔性的力量去驯化一种刚性的力量, 虽然有些硬性的规定, 但是更多的是宣传、提倡和鼓励。这些措施虽然是潜移默化地起作用, 而效果却可能是巨大的。

首先, 政府公职人员的政治观念要坚定。对于政府公职人员来说, 政治上的坚定正确是道德上高尚纯洁的一个前提。作为最根本的政治要求, 政府人员必须有明确“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在当前历史阶段上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种政治要求, 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要求。很显然, 如果政府人员在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动摇不定, 这就不仅是个政治立场问题, 而且也是他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这就是说, 政治上的坚定正确, 是政府人员进行道德修养的前提。很明显, 政府人员如果政治上不清醒、不坚定, 甚至坚持错误立场, 那么他在道德上的高尚纯洁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 要求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据调查, 部分政府人员对于自己所掌握的权力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们将权力视为己有, 自然也就将“权钱交易”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 对政府人员进行权力义务观教育, 使之认识到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 授权的目的是为民服务。这是政府人员道德培养的基础, 也是政府人员正当执行公务所必须具备的观念。必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提高权力主体职业道德水平。首先提高权力主体的职业道德认识, 让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本质内涵。国家的一切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清楚的给自己定位, 权力主体只是代行权力职能, 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是服务者而不是统治者。其次, 磨炼权力主体的职业道德意志, 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 辨别善恶, 分清是非, 努力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 培养为人民的利益奉献一切的决心和勇气, 在思想上和心理上承受住种种压力和诱惑, 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想。再次, 养成权力主体的职业道德习惯, 即:把道德规范变成自己高度自觉的要求, 使自身权力的行使完全符号社会的要求。

再次, 提高宏观社会环境的道德程度。政府的行为主体到底是存在于社会这个大环境下的一员, 周边的各种环境会影响到权力主体的思想道德观念, 如果社会道德普遍低下, 那么权力主体也就不会因为有公众的道德压力而强行提高自己道德素质的动力, 他们也可能会随波逐流。社会道德环境差, 公众对权力的不当运用没有强烈的反感或者缺乏遏制权力滥用的强烈愿望, 权力主体必然会缺乏道德责任心, 他们的公共管理行为动机中就会出现个人私利, 从而误解、违背公共利益, 那么再好的制度建设, 再强有力的惩处措施都会失去应有的效力。因此必须加强全社会的道德教育, 大力推行社会公共道德规范, 使全社会的整体道德素质有个大的提高;同时提高广大社会民主的政治素养, 提高其参政的积极性, 切实履行作为社会主人翁的权利和义务, 从而促使权力拥有者从内心上慑于公众的监督, 由于公众对于政府行为关注程度的加深, 权力的滥用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减少腐败的滋生, 因为在阳光底下, 任何肮脏的行动都会暴露无遗。

第四,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我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廉政文化基础的国家, 形成了许多博大精深的“廉说”、“廉论”, 对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廉政文化建设既是一项系统工程, 又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础性工作。加强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 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进一步建立健全组织协调机制, 完善制度体制;必须抓住重点, 形成特色, 着力提高廉政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感染力和参与度;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活动, 才能在全社会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一是从思想政治上进行规范。廉政文化作为思想政治理论的重要载体之一, 以其鲜活的形式对思想政治理论进行广泛的传播, 不断地给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灌输思想政治理论, 使其行为受到正确的引导。二是建立廉政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在廉政文化建设中, 单位是基础, 领导是关键, 监督是保证, 要形成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要积极探索筹资的畅通渠道, 加大资金投入, 不断完善廉政文化建设的硬件设施。

三、结语

经过各方努力, 尤其在中央高度重视下, 我国的反腐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然而, 在目前情况下, 社会转型期间, 我国的反腐工作面临着严重的形势。在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 一些权力主体还是在钻空子, 贪污贿赂之风愈演愈烈。在如此严峻的事实面前, 加强各级干部的道德教育, 提升政府人员的道德素养, 建立一套完整的权力道德制约体系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非常重要, 党员干部必须不断加强党性修养, 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于为人民服务, 以党风促民风, 影响带动机关作风建设, 从思想上筑起坚固的反腐防线。

摘要：本文分析了进行道德制约权力的必要性, 同时着重探讨了进行权力道德制约的路径方法。

关键词：权力,道德制约,廉政

参考文献

[1][美]丹尼斯·朗著.权力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

[2]林哲著.权力的腐败与权力制约.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3]田红斌, 吴保初.论权力道德建设问题.求索, 2004 (6)

[4]王彦东, 张志强.论公共权力的道德制约.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 (5)

[5]孙书光, 刘秀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道德制约与腐败治理.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7 (4)

权力的道德捆绑篇3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很多集权统治者的治国之道亦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很多集权政府的成功秘诀正在于此：为了推销强权的苦咖啡，得搭售道德的白砂糖，咖啡加砂糖，专制也就打开了销路。其实道理很简单，要说服民众放弃权利、财产、自由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能让民众在打倒假丑恶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放弃其权利和自由，那么民众对集权政府俯首帖耳就水到渠成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朱元璋，其治国之策可以说是政治酷寒和道德狂热的成功汇合。一方面，其治下不但有锦衣卫这种秘密警察制度，明初的里甲制度也比任何时代更严密，志在把全民都变成秘密警察，“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有不可得”。朱元璋不但利用胡惟庸案、蓝玉案等清洗成千上万潜在的政治威胁，而且还用强制民众迁徙的方式开发地广人稀之地，用强制子承父业的方式干预民众的从业自由。其暴虐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某个街头老妇没有尊称其为皇上，而称之为“老头”，朱元璋一怒之下，不但杀掉老妇，而且顺便干掉了老妇所在街区的其他所有人。

但是另一方面，这位老头又对道德纯洁性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不喜酒肉，不荒淫无度，别的皇帝用金制物品，他要求以黄铜代之，“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对贪官他嫉恶如仇，“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贪污六十两银子，就“剥皮实草”。他甚至对地方官员的“截访”行为也深恶痛绝，认为应当给民众伸冤开绝对的绿灯。有个地方官员试图截访，被他发现后，阉之为奴。他还要求各乡各里建申明亭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宣传站，提醒人们尊老爱幼，长幼有序。

如果他是纯粹暴君，民间可能早就揭竿而起了。但是朱元璋同时又是这样一个道德清教徒，很多人喝着咖啡加砂糖就晕了：杀贪官？好！于是在迎接道德的特洛伊木马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迎接了“木马”腹中的皇权统治。

朱元璋肯定不是这种治理术的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使用者。在每个后来的统治者推翻前头一个统治者的过程中，如何动员亿万群众加入残酷的政治斗争？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权力和道德“打包”上市。要让民众接受一个制度安排，当然很难，但是假如接受这一安排的“收益”是可以批斗那些以前颐指气使的、享受特权者从而可以 “出一口恶气”，也许这个交易还是划算的。

权力和道德捆綁也不是古代中国的特产。比如今天的伊朗，女人穿衣服不能有伤风化，同性恋被抓住甚至可能被绞死，好莱坞电影一概取缔——谁让它充满了色情和暴力？这种对“道德”纯洁性的追求在某些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中深得人心，而这些原教旨主义者刚好构成伊朗政教合一政权的统治基础。

道德和权力的这种结合不足为奇。早在中世纪，马基雅维利就在《君王论》中指出：“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要同时具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诈，要在被惧怕的同时被爱戴。”当然，道德和权力的共生性未必只是统治策略：一些专制者很可能“真心”地追求道德纯洁性，而这种追求恰恰与人类对纯洁性的迷恋契合。纯洁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的世界观，本身就为专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因为深知道德如何在历史上给权力如虎添翼，所以民众总想看看这是不是一匹特洛伊木马，肚子里有没有藏着什么猫腻。

（摘自《南方周末》）

权力道德修养篇4

不久，他被一家公司录用为程序输入员，这对他说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但他仍干得一丝不苟。不久，老板发现他能看出程序中的错误，非一般的程序输入员可比，这时他亮出学士证，老板给他换了个与大学毕业生对口的专业。

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发现他时常能提出许多独到的有价值的建议，远比一般的大学生要高明。这时，他又亮出了硕士证，于是老板又提升了他。

再过一段时间，老板觉得他还是与别人不一样，就对他“质询”，此时他才拿出博士证，老板对他的水平有了全面认识，毫不犹豫地重用了他。

权力对道德思维的影响解读篇5

2010020735 毛重琳应用心理学

摘要

本研究包括三个实验研究，考察了人们思考或拥有权力（Power）对道德两难问题解决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权力启动会增加基于规则的（道义论的）道德思维，而低权力启动会增加人们对行为后果的（结果论的）道德思维。具体而言，当人们进行某种道德行为判断时，高权力启动的人倾向于考虑行为是否违反了规则，低权力启动的人则倾向于考虑行为的后果。三个实验都证实了，当要求被试思考权力时，就会增加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而减少基于行为后果的道德思维。

关键词：权力和道德思维，基于原则，基于行为结果，义务论，结果论 1.前言 1.1道德思维

在人们的职业生涯中，经常需要对一些会影响到其他人的道德问题作出判断或决定。例如，设想一个在中学教写作技巧课程的老师，这个课程需要上交一篇作文。在交作业的最后限期，教师遇到一名因为有偏头痛而不能按时完成作文的学生，这个学生向老师请求延期一天。一方面，老师觉得这个学生是真诚的，而且一个小小的宽限也体现了她人性化的教育。但另一方面，老师担心同意延期的话会打破了规则。毕竟，期限对于每个学生来说都是一视同仁的。如果她同意给这个学生宽限的话，那其他的学生也会开始效仿。

在我们的例子中，教师面临着一个道德两难困境，这个问题在于她要决定怎样才是公平的，以及在至少有两个不同结果、而且会对不同的人造成不同后果的选项中选择一个（Velasquez & Rostankowski, 1985)。这些道德两难困境在人们要遵守规则的时候是很普遍的。尽管大部分的规则都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似乎超出了这些规则的预期范围的特殊情况。然后我们又面临着是要遵守规则（坚持期限）还是不遵守规则（准许延期）的道德两难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两种相反的解决困境的道德思维方式(Anscombe, 1958； Beauchamp, 2001)。一方面是基于规则的（义务论）的道德思维，其中，一项行为的正确与否是以该行为是否遵从现有的原则、遵守法律、遵从规范和规则作为判断基础的。如果李明偷我的自行车，这是不道德的，因为它违反了偷窃是不应该的基本原则。在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里，不论在什么情况，行为本质上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另一方面，有基于行为后果的（结果论）道德思维，在这里，一项行为的正确性，不是由它与原则符合的程度决定的，而是通过该行为的后果得到。

李明偷我的自行车，这是错误的，因为这违背了基本的规则，但这也可能是正确的，例如有了自行车，李明就可以更快地把他母亲送到医院，挽救他生病的母亲。

由于这些相反的道德原则，道德推理可能相当复杂。我们想的是，解决这些难题时，我们如何不被看似微不足道的外界影响。我们想的是，我们目前的社会状况不会影响我们的道德推理。旧的道德思维模型反映了这种道德决策的观点(e.g., Kohlberg, 1969； Piaget, 1932/1965；Turiel, 1983)。在这些模型中，道德判断被认为是一个稳定的、全面的、内在的道德推理过程的产物。然而最近这种说法一直遭到质疑，而且，道德思维常常是基于强烈的直觉这一观点已经得到证实。（Haidt, 2001； Valdesolo & DeSteno, 2006； Wheatley & Haidt, 2005）。人们不能达到成为个人道德推理结果的道德判断。相反，他们依赖于一些快速的、自动地决定他们的道德决策的直觉，而这些直觉常常会被上下文的线索，例如社会或者文化环境所影响。

1.2权力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要阐明权力这种社会文化环境的结果。事实上，权力很可能是最重要的社会影响的形式（Russell，1938）。根据Galinsky和他的同事的研究，我们把权力定义为控制资源、自己和他人的能力（Galinsky, Gruenfeld, & Magee, 2003； 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 Thibaut & Kelley, 1959）。这个定义有别于权力的相关概念，这些概念是指一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Anderson, John, Keltner, & Kring, 2001）。虽然实际上地位和权力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但两者是不同的概念（Weber, 1915/1947）。

我们的目标是证实权力的主观感觉会影响人们思考和判断道德问题的方式，这种权力可能是真实拥有的权力，或者只是拥有权力的想法。具体来说，我们设想高低权力分别与基于规则的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期望高权力的个人更倾向于基于规则的道德方面，而低权力的个人更多地依赖于行为结果来进行道德考虑。

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的是权力对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不是道德本身。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想证明权力使人怎样的邪恶。虽然某些形式的权力的确是会使道德败坏（Kipnis, 1972/ 1976），但最近，有人认为，权力的作用不是单纯的只是积极或消极。一种比较好的观点是，权力可以使人有全面的转变，这种转变可能是消极的（腐败），也可能是积极的（值得称赞），具体要取决于个人，情境和背景（e.g., Chen, Lee-Chai & Bargh, 2001； Galinsky etal, 2003； Keltner etal, 2003； Lammers & Galinsky, 2009； Lammers, Galinsky, Gordijn & Otten, 2008； Lammers & Stapel, 2009）。在本文中，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走。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权力使人有更少或更多的道德，而是权力会影响他们的道德思维的方式。高权力的个人更

倾向于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而低权力的个人更多地依赖于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

我们对权力影响的设想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高权力的人容易被稳定吸引，因为他们高权力的地位使他们能控制资源，自己和他人（Emerson, 1962； Fiske, 1993； Galinsky et al., 2003； Thibaut & Kelley, 1959）。因此，我们预期，高权力的人会被能稳固他们权力的道德法则吸引。规则在本质上更稳定。如果一个人信奉基于行为结果的原则，那么道德的决定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境的特殊性。但是，规则和原则经常不受地点或情境的影响，引起同样的道德反应（Kelman, 1969/ 2001）。如果因为规则的规定而认定偷窃是错误的话，那么不管今天还是明天，无论是下雨还是下雪，偷窃都是错误的。此外，更多的社会条件中产生的规范、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其他抽象的基于规则的原则都可以被看作是稳定权力关系的主要手段（Foucault & Gordon, 1980； Sidanius & Pratto, 1993； Sidanius, Pratto, van Laar& Levin, 2004； Sidanius, van Laar, Levin & Sinclair, 2003）。一个系统的规则、规范、价值观念，可以使有权力的人确保没有权力的人服从这个系统，从而遵守制度、维护现状（Gramsci, 1971； Habermas, 1975）。因此，因为规则有利于有权力的人维持现状，因为给予规则的道德思维能维持现状，高权力的人就应该更强地倾向于基于规则的道德。

没有权力的人可能有相反的动机。有权力的人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且把注意力集中在支持规则系统上，而没有权力的人则更倾向于发现权力关系中可能的消极作用。因此，他们采用一种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系统，因为没有权力的人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权力关系中不公平的行为结果上，可以快速地发现权力可能带给他们的消极影响（Gramsci, 1971； Habermas, 1975； Tyler & McGraw, 1986； Weber, 1922/1968）。不平等的分配带来的不公平总是可以隐蔽在抽象的、基于规则的道德原则上，例如精英的概念。而侧重于行为结果的话，任何的不公平都可以立即暴露出来并被发现（Sidanius, 1992）。

基于规则和基于行为结果的思维这两种相对立的力量，可以体现在发生冲突，社会弱势群体期望社会变革而权力大的派别希望维持现状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高权力的人指向规则，法律和原则的重要性和效力，并企图使用这种基于规则的道德封锁变革的路线。在另一方面，没有权力的人把注意力集中于在实际上的、以经验为根据的作用，并通过辩称制度产生的结果是不道德的来呼吁改革（Eisinger, 1973； McAdam, Tarrow, & Tilly, 2001； Tarrow, 1998）。例如，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合法的和公平的，因为同样的供应和需求规则适用于所有人，但也可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会导致贫富之间更大的不平等。有钱的富人（即有权力的人）倾向于第一种——基于规则的道德立场，而没有钱的穷人（即没有权力的人）则采取相反——基于行为结果的立场。

我们的目的是证实权力的这种作用，即在更多的控制条件下，高权力导致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低权力导致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目前还没有权力对道德思维方式影响的研究。然而，证实了权力对道德思维有影响是重要的，因为这种权力的作用，提出了对人们公正性的结构性威胁，因为结果可能是，人们作出的道德决定高度取决于他们现在所处的权力结构的位置。权力对道德思维的影响特别重要，因为在实际中道德的决定往往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作的。在日常工作中，教师（例如在我们前面的例子）决定学生是对还是错，以及是否会通过或不合格；经理们常常需要作出类似的有关员工的决定；法官需要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如果我们发现高权力的人有不同的思考道德问题方式以及会做出不同的决定，那么必须要清楚这种影响的存在，并力求纠正这种影响。

1.3本研究概述

我们假设权力影响人们思考道德两难困境问题的方式，而且高权力的参与者更多地依赖于基于规则的道德，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低权力的参与者更多地依赖于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考虑。我们进行了三个实验以证明这个假设，我们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一个抽象的环境中的道德思维。也就是说，参加者扮演中立观察者，本身并没有加入到困境当中。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测试权力在道德思维中的影响，而不受个人的影响或顾虑的干扰。我们启动概念来操纵权力，让参加者想到高或低的权力。我们证明了与低权力相比，高权力增加基于规则的（减少以成果为基础）的道德思想。

2.预试研究

在进行我们的主要实验前，我们首先测试了两个预试研究的大意。在第一次相关研究中（N = 179），我们计算了参加者在道德偏好上，个人权力对慢性情绪的影响（Anderson & Galinsky, 2006； Anderson, John & Keltner, 2005）。在这里，我们使基于规则的道德原则（“对待每个人都一样”）与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原则（“有时作出例外”）相对立，并进行测量。我们发现，权力大大减少了基于行为结果的思维（增加了基于规则的思维）B = −0.69, SE =.25, p =.006。

第二个预试研究（N = 35）重复了这个结果，但现在通过操纵参加者高低权力的体验（Galinsky etal, 2003），以及通过测量基于规则的道德原则的重要性（我常常发现坚守法律很重要）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原则（我通常觉得重要的是如果必要的话，能够作出例外规定），两个独立的项目都是用9点计分量表。我们发现了交互作用的影响，F(1, 31)= 4.61, p =.04，ηp2 =.13，表明高权力略微增加了基于规则的道德原则的重要性（P =.08），但却略微减少了与行为结果相关的道德的重要性（P = 0.09）。

3.实验一

预试研究中我们发现，权力对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影响超过了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的影响，与预试研究相比，我们现在想测出在道德两难困境中权力对实际决定的影响。然而，使用这些困境的一个问题是，它并没有明确影响是否真的是由于道德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引起的。他们也可能是由于特定的行为而造成的权力对参加者偏好的直接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通过正交操纵权力和实际决定控制该决定的影响。有所不同的规定是，我们提出的一个道德两难困境中，他们可以拒绝或接受邀请，我们还会问他们，觉得决定拒绝（或接受在其他的条件下），哪种道德考虑是最好的。我们预计，在实际的独立决策中，与低权力相比，高权力会增加基于规则的道德偏好而减少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考虑。

3.1方法

3.1.1被试与设计

参加者为69名华南师大学生。男生35人，女生34人。参加者被随机分配到一个2（权力：高对低）× 2（决定：拒绝对接受）被试间的设计。3.1.2实验程序

我们首先给参加者呈现一个人际关系的两难困境，这是从Donenberg and Hoffman(1988)的研究中改编过来的。在困境里，有一个需要作出道德决定的高中的女生。我们会把这个决定呈现给参加者并提问他们觉得基于规则的还是基于行为结果的决定比较好。具体来说，他们读的两难困境问题是：“一个叫李敏的高中女生已经答应帮她的女性朋友刘娟解决一个私人问题，这时，她们班新来的女同学王芳，在邀请李敏一起去看电影。这时，李敏必须决定是要忠于她的老朋友，还是对另一个新的朋友表示友好。

权力操控。看完困境后，在作出决定之前，参加者要先完成一个看似无关的搜索单词的游戏。参加者需要从垂直或水平排列的132个字母网格中，划出8个单词。根据实验条件，网格里的单词有一半是没有意义的填充物，另一半是与高权力（控制，影响，权力和权威）或低权力（下属，无能为力，依赖，顺从）相关的单词。

决定操控与测量。完成权力操作的部分后，参加者返回到道德困境。在一种条件下，参加者读到李敏决定拒绝王芳的邀请，并履行她对刘娟承诺。在其另一种条件下，他们读到相反的结果：李敏重新安排她与刘娟约定，跟王芳一起去看电影。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道德困境

符合我们的设计，因为这两项决定都包含两种条件——都有基于规则的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论据支持。

在拒绝条件下的参加者被问到：“如果你会建议李敏拒绝王芳一起看电影的邀请并遵守跟刘娟的约定，最好的理由是什么？”参加者在9点计分量表中作出选择，由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争论（1分 =刘娟需要有人来帮助她的问题）到基于规则的道德争论（9 =承诺是人情债）。

接受条件参加者被问到：“如果你会建议李敏接受王芳的邀请去看电影，并重新安排她与刘娟的约定，最好的理由是什么？”在这里，参加者在9点计分量表中作出选择，由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争论（1分 =王芳在新学校需要新的朋友，否则她会感到孤独）到基于规则的道德争论（9分 =这是欢迎新同学并对其表示友好的好规则）。最后，问参加者对此次实验目的的想法。3.2结果与讨论

参加者都没有猜到实验的真正目的。两因素方差分析（ANOVA）测出权力和决定对参加者道德决定的影响显示，和预料中的一样，权力的主效应显著，F(1, 65)= 4.91, p =.03, ηp2 =.07，（Fs < 1）。独立于决策类型，高权力条件下的参加者对基于规则的道德考虑有更强的偏好（M = 5.16, SD = 2.49）。而相比之下，低权力条件下的参加者有更强的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考虑偏好（M = 3.34, SD = 2.36）。

这些结果再次了支持高权力导致更强的基于规则的道德考虑的偏好，而低权力导致更强的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考虑偏好的假设。与预试研究相比，这些结果显示在实际的道德两难困境中的道德思维效应，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则的描述。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们是在把参加者随机分配到两个道德决定中的一个而发现这种影响。也就是说，我们证明了权力影响道德思维，但这并不是由于对其中一个结果的偏好引起的（如与王芳一起去看电影）。最后，我们通过在不显眼的单词上操作权力证明了这种效应。参加者只能看到影响他们道德态度的与权力有关的词。参加者没有猜到研究的真正目的。这表明，这种权力的作用至少部分是自动进行的。

4.实验二

在实验一中，我们发现，独立于人们实际作出的真实决定上，权力影响道德思维。然而，这个实验的一个缺点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像把婴儿跟洗澡水一起倒掉，它也扔掉了婴儿。毕竟，尽管我们发现权力影响道德思维，尽管这使人们领悟如何达成正确的道德决定，但我们主要研究权力如何影响我们实际决定。

因此在我们的第二个实验中，我们使用了一个可以证明权力的影响的同时可以排除掉行为结果偏好原因的实验设计。在这个设计中，我们再一次操纵权力以及交互操纵权力，基于规则的与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决定是否分别引起道德两难困境中积极或消极的结果。与前面的实验有所不同的是，一半的参与者是在基于规则的道德意味着不好的事情（惩罚）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意味着好的事情（不用惩罚）的两难困境的实验条件下。另一半的参加者的情况完全相反：基于规则的道德意味着积极的东西（奖励），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意味着消极的东西（没有奖励）。我们预期，独立于目标的结果，高权力的参加者更倾向于作基于规则的道德决定，而低权力的参加者更倾向于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4.1方法

4.1.1被试与设计

参加者为68名华南师大的大学生。男生33人、女生35。参加者被随机分配到一个2（权力：高对低）× 2（困境类型：惩罚对奖励）被试间的设计。4.1.2实验程序

参加者首先完成了一个权力经验的启动任务(Galinsky et al., 2003)。参加者被要求回忆起高或低权力（取决于实验条件）的一段经历，并在一张白纸描述发生了什么以及他们的感受。接着，让参加者阅读两种道德困境之一。在惩罚条件下，参加者阅读到以下内容：

老师坚持以下原则：如果一个孩子在课堂上表现不好，老师就会惩罚他。小明是其中一个孩子。小明今天没有表现好，而且跟其他孩子打架。因此，根据规则他必须受到惩罚。但是老师怀疑小明打架是其他孩子们挑起的。因此，教师考虑不惩罚小明。另一方面，不惩罚小明可能破坏规则而且制造混乱混乱。老师应该怎样做？（1分 =例外[即不要惩罚]，9 分=遵守规则[即惩罚]）。

在奖励条件下，参加者阅读到以下内容：

老师坚持以下原则：如果一个孩子在课堂上表现好，老师就会奖励他。小明完成了功课，因此按照规则他应该得到奖励。但是老师怀疑小明的功课作弊，因此不应该奖励。然而，教师担心违反规则可能会引起混乱。老师应该怎样做？（1 分=例外[即，不要奖励]，9分 =遵守规则[即奖励]）。

我们拟定了上面两个困境，在一个条件下，基于规则的道德决定（遵守规则）意味着对小明的消极的行为（惩罚）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决定（作出例外）意味着积极的行为（不惩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基于规则的决定于基于行为结果的决定由相反的含意（即，积极=奖励，消极=不奖励）。也就是说，这两种条件正交操纵道德（基于规则对基于行为结果）和决定（积极对消极）。4.2结果与讨论

参加者没有准确猜到启动任务和后面道德困境任务之间的关系。一位参加者的数据不予考虑，因为她没有完成权力启动，虽然这不影响结果。2（权力）× 2（困境类型）的ANOVA测出参加者权力的主效应显著，证明了与低权力条件者的参加者(M = 6.48, SD = 2.11)相比，高权力条件下的参加者更倾向于基于规则的道德决定（M = 7.65, SD = 1.32）F(1, 63)= 7.36, p =.009, ηp2 =.11。如假设，这个显著的主效应不受困境类型(F =.09, p =.77)的影响。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不是那么有意义的困境条件的主效应，F(1, 63)= 18.61, p <.001, ηp2 =.24，这表明与惩罚小明相比（M = 6.21, SD = 1.74），参加者更倾向于在小明得到奖励的情况下遵循规则（M = 7.97, SD = 1.49）。

这些结果再次印证了高权力促进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而低权力引起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的发现。这种影响并不是由于对权力的结果偏好而引起的，而是由两种道德思维方式直接引起的。毕竟，在这两种类型的困境中，独立于个人受决定影响的结果，高权力参加者更有可能采取基于规则而不是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决定。

5.实验3a和3b 用两个实验证实最大限度地证明了权力对道德思维方式影响的可靠性后，我们决定将重点放在测试影响的稳定性上。过去的实验研究都是在相对温和的道德困境中测试影响。为什么高中女孩李敏会跟她其中之一的女性朋友一起（实验一），或小明是否得到惩罚或奖励（实验二）相对来说都是无关紧要。实验三中，我们要在更极端的道德困境中测试同样的权力的影响，在这些困境中决定关乎生命或死亡。在实验3a中，我们使用了医疗困境，在这里决定对病人的生活质量有很大影响。在实验3b中，我们侧重于使用非法审讯手段的困境。此外，我们还把这两个实验设置在一起，因为像在实验2中一样，一种困境中基于规则的决策可能是积极的，但在另一个困境中则可能是消极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实验共同表明，这种作用，不会被决定的效价所驱动 5.1方法

5.1.1被试与设计

参加者为31个（实验3a）和24个（实验3b）的华南师大的大学生。参加者被随机分配到两种条件中的任意一种中（低权力或高权力）。5.1.2程序

实验在单独的小房间里进行，房间里有纸张和铅笔。所有参加者首先完成了在实验二人中同样使用的体验权力的启动操作（Galinsky etal, 2003）。接下来，他们阅读两种道德困境之

一，两种困境都排除掉了基于规则与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考虑的相互对立。

困境实验3a 这个道德困境描述了一个医生，张强，如何诊断年轻人换了绝症：

虽然这个男的没有感觉到任何的问题或者没有因为患病而有任何的不便，但很确定他会在6到9个月内死亡。任何的治疗都治不了他。偶然间他的女朋友比他先知道了这个诊断。于是她请求张强医生先不要告诉那个男的。她解释说，是因为她的男朋友一直想去非洲而且最近已经一起预定了机票过去。鉴于该名男子无论如何都会死，没有办法可以治愈他，女友坚持认为如果医生假期后告诉他真相的话会比较好。然而医院的规则和规定要求医生必须尽早告知病人他的病情。张强医生应该怎么做呢？

参加者随后表示，他们认为张强医生应该的行为是，在9点计分量表中，从1至（假期后告知病人——基于行为结果）和9（直接告知病人——基于规则）。从基于行为结果的角度看，假期后告知病人会比较好，因为这可以让病人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过得比较开心。而基于规则的角度看，马上告诉病人会比较好，因为这是遵守医院的规定。最后，感谢参加者参与实验。实验3b的困境

第二个困境是根据2002年发生在德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那一年，一个银行家11岁的儿子在放学的路上被绑架了。三天以后，警察在疑犯拿赎金的时候逮捕了他。疑犯承认了绑架，也说他知道男孩在哪里，但是拒绝说出男孩的下落。他的不合作让警察担心男孩可能是被关在一个没有是食物跟水的地方，如果不尽快找到的话就死去。因此，警方决定威胁跟严刑拷问疑犯。于是疑犯很快就范并带着警察找到了男孩，但是男孩已经死了。

该案件在德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在审讯中什么才是被允许的争论。我们选择这个困境是因为从基于规则的观点看，警方的行为是错误的。毕竟这打破了不可侵犯人身的原则和我们的法律制度的基本方面对酷刑的禁令。然而，从基于行为结果的角度来看，如果这可以防止状况变得更坏，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参加者阅读这个道德困境并被要求回答上述条件下三种审讯方式是否应该被允许。具体来说，参加者需要评定“心理压力”，“扣缴税款”和“身体暴力”（不导致永久性伤害）上的允许。三种技术的评分都为9个等级（1 分=不能接受，9 =可接受）。5.2结果与讨论

我们分别分析了实验3a和3b。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测试在第一个医疗困境（实验3a）中权力对参加者道德决定的影响，权力的效应显著。在医疗困境道德决定的影响表现出显着的影响力，F(1, 29)= 10.86, p =.003, ηp2 =.27，这表明在高权力条件下参加者更以规则为导向

（M = 6.65, SD = 2.34），因此，与低权力条件下更有可能赞同病人女朋友意见等到假期后才告诉病人病情的参加者相比，高权力条件的参加者更有可能直接告诉病人他的病情（M = 3.86, SD = 2.35）。

2（被试间：权力）× 3（被试内：三种方式的接受程度），第二个困境中对酷刑（实验3b）的允许度的两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出与假设一致的权力的主效应显著F(1, 22)= 5.42, p =.03, ηp2 =.20。与低权力条件下的参加者相比(M = 7.33, SD = 1.09)，高权力条件下的参加者更不能容忍几种方式(M = 6.31, SD = 1.07)，这说明，在高权力条件下的参加者更倾向于使用基于规则的道德决定并遵守规则，而在低权力下的参加者则更倾向于作出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决定，允许非法审讯技术。

实验3a和3b表明在道德思考中，权力的影响是稳定的，而且它可能会出现在决定并不重要但是却关乎生活或死亡的困境中。此外，实验3a和3b还很好地结合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实验2中的观点。在实验3a中，低权力的参加者比高权力的参加者对病人更仁慈。毕竟，他们冒险打破规则，以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然而在实验3b中，低权力的参加者表现出不友好行为，因为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各种审讯技巧可以被采纳。这表明，高（或低）的权力不影响道德思维，因为它影响的是人们更喜欢的结果（无论他们是想友好还是残酷地对目标）。相反，独立于作出的选择的结果，高权力引起更多的基于规则的道德思考，而低权力引起更多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考。6.讨论

6.1关于实验方法的讨论

首先，我们的协变量分析表明，高权力导致人们作出更多基于规则的道德判断，因为高权力的人有增加基于规则的道德取向。道德取向作为一种强大的中介物，其加入了之后，自变量的直接影响不再显著，这表明权力完全受道德取向的影响(Baron & Kenny, 1986)。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在真实的基于规则的决定中权力的影响可以解释为高权力的参加者增加了基于规则的道德取向。其次，这个结论在我们排除了情绪、观点采纳、或者是参加者对作出基于规则或基于结果的决定的感知的困难带来任何干扰的可能性后得到加强。第三，我们使用真实的权力的操纵，这让参加者相信他们对其他的参加者有真实的影响或相信自己真的被其他的参加者影响着，还有真实的道德决定，这些决定让参加者相信实验的过程以及程序的结果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参加者本人就是道德困境中有权力或者没有权力的主要人物。这不仅增加了我们调查结果的生态效度，还允许我们把我们的调查结果推广到感知者亲身参与到困境中而不只是中立一方的道德困境中去。

6.2主观权力感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通过不同的实验中,我们可以得出,主观的权力感觉影响人们的直觉偏好，使其偏向于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方式和判断。在一系列的预试研究中,我们了发现了高权力的人更看重参与者是否是基于规则的道德争论，并更少重视参与者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争论的初步证据。然后我们进行了三个实验来测试这是否能转化为在道德困境中所作出的决定，在这里我们用三个不同方法来排除，在面对道德困境时，高权力的人的选择是因为他们更残酷或者更善良的可能性。在这三个实验,参加者并不是实际困境中的角色。他们的角色是中立的观察者。

我们的调查表明，权力影响道德思维的方式，而不是道德本身（参见Kipnis, 1972/ 1976）。权力对人通常有不一样的影响，有时甚至也可以表现为恶毒的行为。规则导向或者结果导向的价值判断只取决于所面临的具体困境。

因此，我们的研究表明，权力影响道德思想作风，而不是道德本身。权力的效应具有普遍的变化，它可能是仁爱的，也可能是邪恶的：这都取决于基于规则的或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发上的背景。我们的研究证明，人们认为正确或错误不仅仅是困境中多方面的功能，而是人们对权力的主观感觉。

在这些研究中，我们通过呈现道德困境并提问参加者，他们认为什么道德原则是更重要或者更不重要的来挖掘到的思维过程。读者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我们没有问她们是怎样作决定的，为什么他们会作出那样的决定。而我们想要说明的是，尽管人们可以报告他们认知的结果，也就是说作出一个道德决定，他们并不能可靠地报告出他们是怎样决定的心理活动。(Haidt, 2001, 2007； Nisbett & Wilson, 1977； Uleman & Bargh, 1989)。因此我们选择了对参加者道德决定和道德倾向的测量，并从中得知心理活动背后的道德思维。

我们解释时指出，基于规则的思维更吸引有权力的人是因为稳定迎合了他们的利益，因此在认识上更吸引。实验5加强了这个解释，这个实验表明当规则与他们的利益冲突时，权力的这种效应就会被破坏。但也可能存在其他的原因——确定的权力-道德链。(Smith& Trope, 2006)的研究表明，权力引起更多的共同处理过程以及防止因细节而分心。权力还可能增加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因为要作出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决定需要更集中注意到环境中的具体细节，以及忽略大的背景。一个相关的解释是，可能是如果人们描述的道德事件足够抽象，他们可能感知到这更加稳定(Liberman & Trope, 2008； Wigboldus, Semin & Spears, 2000)这种解释似乎更可信，因为稳定的问题需要稳定的答案，这也可以增加基于规则的思考。我们会在今后的研究中探索这两种解释。

7.局限性及启示

当然，目前的工作还有很多的缺点和局限性。

首先，在大多数实验中，我们只去除了一个基于规则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互斥的项目，尽可能有效地测量道德思维。虽然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医疗困境或在审讯情况下两者是相对立的，但也可能有两者是一致的情况。我们的测量没有办法有效地利用到这一点。

第二，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相对有限的基于结果的思维中而没有研究基于行为结果的更为极端的思维：功利主义。有可能权力对功利思想与基于行为结果的思维有不同的影响。功力主义需要参加者的距离的控制（to sacrifice one person for the benefit of 10）。因为权力与扩大人际距离有关(Lee & Tiedens, 2001)，与减少观点采纳(Galinsky etal, 2006)、减弱同情心有关(Van Kleef etal, 2008)，这可能是因为权力促进功力思考。

第三也是最后一个缺点是，研究都是操纵权力的经验，而不是真实的对他们行使权力的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的目标是研究得出的效应在现有的权力差异中是否存在，例如通过研究组织中的权力。在这些结果之前，我们总结了出研究中三个重要的启示。

首先，我们的结论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更多代表不同权力间的当事人之间的道德争论。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权力的当事人（由于对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的依赖程度），他们对低权力的当事人会表现得很严格并且毫不松懈。同时，低权力的当事人也许会显得不负责任，而过多地关注与事情直接的牵连（而不是坚定地，负责任地坚守规则）。进一步说，如果基于规则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原则导致不同的决定，低权力者与高权力者之间可能会引发冲突。

协调者可受益于目击到这种冲突，因为他们了解冲突的根源以及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争端。如果一个妥协方案结合了基于行为结果和基于规则的元素，则很可能更被双方接受。也就是说，这必须是由两种导向的基本原则共同建构的，并且包含对涉及的当事人都有利的结果。其次，我们的结果也为在谈判中影响他人的策略提出了一些建议。特别在低权力者想通过影响高权力者从而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他们不应该通过要求特别的对待或者要求例外的情况。毕竟，这与以规则导向思考的高权力者是矛盾的。先认同规则，原则和条款的重要性，再尝试去在现有的规则中找到合适的方法，这样的效果会更好。

再次，应该要意识到，以上的理论只适用与：一个人与高权力者磋商，并且结果不涉及到个人股权交易。当这样的以要求与有权力者一方的利益相关或者背道而驰时，这种影响就会有相反的效果，因为那时候有权力的人更倾向于放弃他们基于规则的道德倾向并采用更多的基于行为结果的思考方式——自我提升。这提示我们在与有权力的人谈判的时候，需要根据决定牵涉的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或者集体的项目中。当要作出基于规则的决定时，最好是通过在广

泛的、集体的项目上表达要求。而当要作出基于行为结果的决定时，最好是明确地表明并强调权力者会如何从决定中受益。

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更专业更易于控制的实验来检验这些不确定的假设。这样做的话，这样的研究才可以建立坚实的基础，就如我们在本文中提到的：高权力增加基于规则的道德思想，以及低权力增加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想。

参考文献

1.Anderson, C.& Berdahl, J.L.(2002).The experience of power: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power on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tendenci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1362-1377 10.1037/0022-3514.83.6.1362.2.Anderson, C.& Galinsky, A.D.(2006).Power, optimism, and risk-taking.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 511-536 10.1002/ejsp.324.3.Anderson, C., John, O.P., & Keltner, D.(2005).The subjective sense of power: Structure and antecedents.Unpublished manuscrip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4.Anderson, C., John, O.P., Keltner, D.& Kring, A.M.(2001).Who attains social status? Effects of personality and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in social group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 116-132 10.1037/0022-3514.81.1.116.5.Anscombe, G.E.M.(1958).Modern moral philosophy.Philosophy, 33, 1-19.6.Baron, R.M.& Kenny, D.A.(1986).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 1173-1182.7.Beauchamp, T.L.(2001).Philosophical ethics: An introduction to moral philosophy.Boston: McGraw-Hill.8.Bentham, J.(1789).An introduction to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J.H.Burns & H.L.A.Hart, Eds.).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9.韦庆旺,郑全全.权力对谈判的影响研究综述[J].人类工效学, 2008,(02).10.孙晓玲,张云,吴明证.解释水平理论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应用心理学, 2007,(02).11.谭洁,郑全全.目标追求过程中的权力效应[J].心理科学进展, 2010,(11).12.韦庆旺,郑全全,俞国良.权力、社会动机和问责对谈判知觉、行为和结果的影响[J].应用心理学, 2010,(01).13.韦庆旺.权力差异和社会动机对谈判行为和结果的影响[D].浙江大学, 2008.14.张志学,王敏,韩玉兰.谈判者的参照点和换位思考对谈判过程和谈判结果的影响[J].管理世界, 2006,(01)15.吴利国.道德判断研究的内容、方法及其实践价值[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1)16.孙如枫，曾钊新.论道德判断[J].江西社会科学, 1995,(04)

17.洪灵敏.道德认知发展研究方法述评[J].当代教育论坛(宏观教育研究), 2008,(03).18.黄文新.领导者的伦理标准与道德判断[J].社科纵横, 2009,(06).19.曾志.道德判断与伦理学的情感主义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5).20.姚莉.个体道德认知发展的反思和重构——新科尔伯格理论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 2004.21.吴慧红.道德研究新视角:道德判断测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 2005.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加强道德修养提升道德境界篇6

提升道德境界

内容提要：当代大学生怎样才能加强道德修养，提升道德境界？学生干部应该怎样做？

关键词：

道德修养

道德境界

人生是有意义的，我们越是理解人生的意义，生活就越充实，就能提升我们的道德境界。达到较高道德境界并不简单地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而是按照道德修养的方法，通过一系列道德修养的途径，在长期艰苦的道德实践中锤炼自己的品格，才有可能攀升到更高的道德境界。

1、道德修养的涵义及起基本途径：

道德修养是人民按照一定社会和一定阶级的道德要求在个人品质和情操方面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要求大学生加强修养，立志成才。

加强修养，立志成才，就需要全面提高大学生自身素质，当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是其中重要目标之一。实现这一目标，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生要正确的认识自己，全面提高自己，家修养，注重锻炼，努力使自己即具有优良的思想政治素质，又具有过硬的科学文化本领；既有健康的体魄，又具有健全的心智，努力为承担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做好一切准备。

加强修养，立志成才，大学生就需要有不断创新的精神，培养创新精神，树立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是当代大学生加强修养，立志成才之道。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大学生应当懂得，要做到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4求是，与时俱进；就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验来检验一切；就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知道新的实践，当代大学生要有自觉树立创新意识，不断增强创新的能力，大力鸿扬创新精神。

加强修养，立志成才，达到道德的理想境界，应该掌握科学的修养方法和正确的途径，中华民族道德修养的方法和途径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又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中国传统道德强调的道德修养的方法主要有：“重学、自省、克己、慎独、力行、积善”等。

“重学”就是强盗理智和智慧的重要性，强调真理的追求和辨证的思考； “自省”就是强调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慎独”就是强调通过自己的努力进行道德修养； “力行”就是身体力行；

“积善”就是多做好事，不做坏事，以达到道德圆满。除了中国古代丰富的道德修养的理论和方法之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又积累和创造了许多丰富而生动的修养理论、方法和途径，例如，里乱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英雄树榜样等等。在大学生的修养成才问题上，江泽民同志对大学生提出了“四个统一”的期望，强调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四个统一”的论述为大学生磨练意志，砥砺品格，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修养成才指出了根本方法和途径。

2、大学生应在道德实践中培养良好道德品质

道德是属于人类精神需要这一范畴的，人类对理想道德追求的基础是人的道德自律，而自律的精神是通过长期的不断的道德修养而形成的。大学生要在学校、家庭、社会各个领域中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积极实践，公民道德规范，自觉地遵守科技道德，如生态道德、网络道德等等，在实践中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

3、培养高尚人格，提升道德境界

大学生道德修养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大学生中形成普通的高尚道德人格，提升道德境界，道德人格是指大学生道德的内在规定性，是大学生的道德尊严，道德品质，道德境界以及所理解与实现的社会道德价值的总和，它是大学生在社会公共生活、家庭生活、校园生活和今后的职业生活中道德境界高低的外在表现，是其长期的习惯性的道德行为的升华，这种道德人格，即具有普遍性，又为每一位大学生所特有。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生的道德人格就成为评价大学生道德综合素质的最重要的标准。道德境界是大学生的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程度和目标。

大学生道德人格和道德境界的提升是一个从低到高的过程，中国传统道德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有道德。道德是使人超越于动物之上并使人真正成为人的最重要的因素。有这种追求崇高道德的要求，就可以战胜任何人生曲折和磨难，道德人格和道德境界有高低层次的不同，既有低层次的孝敬友信等道德要求，更有一种高层次的为国家，为社会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把“立德、立言、立功”作为理想人格的人生“三不朽”境界，中国传统道德对崇高道德境界的追求如果赋予起时代的内涵，也可以表现为这样的三个境界：

（1）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就要遵守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和基本行为准则，学会做人，正确处理和调试处理和调试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做一个讲公德的合格公民。

（2）

为一个合格的建设者，大学生要在做好合格公民的基础上，加强修养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有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本领和抱负，努力成为高素质的建设者。（3）

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大学生要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努力使自己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要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努力培养高尚人格，不断提升道德境界，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注意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诵读经典诗文提升道德修养篇7

(一) 培养经典诗文诵读的引导员

1. 培养班级经典诗文诵读引导员。

读书意识强的引导员就像是一个老师, 他在班级里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班级成员的读书意识, 提高其他学生的阅读经典能力。培养一批优秀的班级阅读引导员是学生养成阅读经典习惯的重要一环。

2. 培养学校经典诗文诵读管理员。

在培养班级经典诗文诵读引导员的同时, 我们还要把学校的经典诗文诵读管理员组织培养好。在平时的学校活动特别是读书活动中, 我们要有意识地组织全体学生轮流进行引读经典活动, 从中选择一批读书能力强的学生进行有目的的训练, 挖掘他们身上的优点及时树立典型, 这样就会慢慢地使他们进入角色, 作为榜样先要求自己进行经典诗文诵读, 以点带面为全学校养成经典诗文诵读的良好习惯打下扎实的基础。

(二) 建立经典诗文诵读制度

1. 建立学校、家庭、班级相互配合, 协同管理制度。

无数的例子表明教育不是学校单方面努力就能做好的, 而是要学校、家庭、社会互相配合才能促进和提高。建立班级和学校读书联系卡是及时反馈学生读书情况的有效方法, 并及时向管理员回报交流读书情况, 学校也要积极地向家长们宣传读书的益处及正确的读书方法。

2. 建立监督员巡视制度。

选择一批责任心强、工作踏实的学生成立经典诗文诵读检查组, 并对每天的经典诗文诵读情况, 对管理员、引读员、班级读书等分别进行登记, 每星期评比出经典诗文诵读优秀班级进行表彰奖励。使班级之间形成相互竞争, 在竞争中相互提高, 相互促进, 最后使每个班级都成为经典诗文诵读的优秀班级。

3. 建立经典诗文诵读记录卡制度。

经典诗文诵读记录卡是学生记录自己每天经典诗文诵读情况的档案, 内容包括经典诗文诵读时间、内容、效果、地点等方面。记录卡挂在学校公开栏醒目的位置, 及时记录学生的经典诗文诵读情况, 这是促使学生能够坚持经典诗文诵读, 不半途而废从而养成习惯的良方。

4. 建立经典诗文诵读三个“一”制度。

即有一个“经典诗文诵读合作”的伙伴, 互助互学, 相互监督、相互进步;有一个为别人“导读”的机会, 建立学生轮流导读的制度, 每天引读30分钟。这个引读可以是引读课本内知识, 也可以自己组织一些课本外知识和大家一起分享, 逐渐由读过渡到讲, 由此来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有一个坚持记录经典诗文诵读的习惯, 把全体学生分成几个班级小组, 由各个班级小组长记录组员的经典诗文诵读情况, 每星期总结一次, 在下周开始时向全体学生反馈, 表优激差, 从而促使每个学生的进步。

(三) 开展经典诗文诵读活动

要培养学生的经典诗文诵读习惯, 除了建立制度, 我们还要开展一些适合学生实际的各种读书活动, 在活动中培养提高他们的读书意识。

1. 一人读一书活动。

成立班级“流动图书室”, 学生结合自己的阅读兴趣、学校推荐书目等实际情况, 每个学生带一本书到班级图书室, 相互传阅。

2. 经典诗文诵读展示活动。

每个月组织一次经典诵读课外内容的交流展示活动, 让大家把自己的读书内容都拿出来集中展示, 交流评比, 这既是读书内容的交流, 也是对读书效果的检验。

3. 举办学校经典诗文诵读节。

每学期的某个月, 学校举办“让经典诗文诵读伴我成长”的经典诗文诵读节活动。开展“我最喜欢的一本经典书 (一篇经典文章) ”读书征文竞赛、书香学校、读书园地、读书橱窗、好书推荐会、优秀读书笔记集展览、故事会、经典诗文诵读成果展示、读书节文艺汇演等活动, 使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活动中陶冶情操, 养成经典诗文诵读习惯。

(四) 完善经典诗文诵读的激励机制

评价激励机制应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尊重人的个别差异, 激发他们的道德意识, 最终将人的发展为评价服务转化为评价为人的成长服务。

1. 建立“星级”评价机制。

正确评价可以使学生正确认识自我, 树立自信。我们在对学生的经典诗文诵读情况进行分析后决定采用“星级”评价机制对学生进行评价。评价为优秀的得3颗星, 良好的得2颗星, 一般的得1颗星, 不好的不得星。

2. 进行多元化非正式评价。

非正式评价是一种过程性的评价, 在管理中通过不断观察和交流, 及时地了解学生的情况并加以反馈, 形成一个动态的“管理—评价—管理循环体”过程。

3. 展示性评价。

展示性评价形式就是强调引导学生在现有基础上的进步, 在每一个阅读阶段把学生的表现情况向全体学生展示, 全方位地展现每个学生的信息, 让学生在自己家人和学校的表扬中得到激励, 不仅使评价者看得见摸得着, 还能让学生自己看得见摸得着, 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浅谈护理管理道德修养篇8

关键词:护理管理护理道德修养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1)03(c)-0235-01

1护理道德在护理管理中的作用

1.1 动力作用

护理道德在整个护理中具有巨大的作用。表现在:首先,精神动力作用。通过护理道德教育,以护理道德理论武装护理人员的头脑,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认清护理工作重要性及道德意义,大大调动护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心全意为病人身心健康服务。其次,物质动力作用。护理道德观念养成有益于护士参加医院管理,关心医院建设,关心护理队伍建设,主动参与医院改革,对了巩固发展医院改革成果和现代建设有积极作用。

1.2 保证作用

护理道德是评价和规范护理人员行为善恶的标准,促使护理人员在长期职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转化为内心信念和行为习惯,具有良好护理道德修养的护理人员,就能自觉地对病人认真负责,主动观察病情变化,细致耐心处理问题,能体现在护理质量和病房管理水平上,使病人得到优质护理,从而产生安全感和信赖感,无疑是有益疾病的康复。

1.3 凋节作用

医院是比较复杂的管理体质,由若干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专业管理组成的有机整体。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医院是多系统、多层次的网络交叉而又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整体。实践中由于大系统中的各个小系统所处的地位及客观条件不同,经常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其中有来自护理人员与病人、家庭的矛盾问题。这就需要管理人员发挥组织领导和协调的功能,以护理道德原则、规范为理论根据,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提高护理人员的素质,正确认识自己对病人,对社会的责任,使之形成一种内在精神力量,就会自觉自愿,积极主动地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从而达到满意的效果。

2护理人才管理与道德要求

护理人才是医院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护理管理工作的好坏,影响着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而护理水平的提高在于加强护理队伍的重量与培养。因此,护理人才的管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了保证人才科学管理,使人才结构合理,必须遵循护理人才管理道德。

2.1 尊重人才,更新人才观念

为了充分调动护士的积极性,在人才培养、奖惩等方面,要更新人才观念,尊重人才,重视冒尖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反对论资排辈,求全责备,全面讲学历。做为管理人员要敢于把德才兼备,有能力护士推荐上去,进行再职培训。

2.2 关心人才、爱惜人才

护理工作昼夜不间断进行,任务繁重而紧张。再说护士大都是女同志．他们实际困难不少,特别是护士,工资、福利待遇不高的情况下,做管理人,应给予关心,爱护并应经常对患病、婚姻家庭纠纷,经常困难的护士进行走访,关心他们的疾苦,并尽力妥善解决,充分调动每个护士的积极性。

3保护性医院护理制度与道德修养

保护性医疗护理制度是以巴甫洛夫条件反射为基础而创立起来的,在新的医学模式指导又有了新的发展。它是以病人为主体,建立在对病人高度负责基础上,为病人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避免一切不良刺激,使其能得以充分的休息和治疗,以便早日恢复健康。保护性医疗护理制度本身涉及医护管理和医德医风等一系列问题。

消除对病人的一切不良刺激

(1)仪表要朴素文雅,着装整洁,举止大方,精神饱满,使病人一踏进医院就产生一种安全感和信任感,增强与疾病斗争的信心和力量。

(2)讲究语言修养,文明得体,礼貌的语言使病人感到亲切、乐观,并能积极配合治疗、护理,增强其疗效。另外,特别注意保密,对恶性肿瘤病人,不能贸然向病人吐露诊断结果,不要在病人面前讨论,议论病情,更不能把病情变化或病人的隐私随意张扬,这不仅对病人是不良刺激,也有损于护理人员的形象。

(3)保持病房安静,消除噪音。做为管理人员应注意病房内的嘈杂声音,如:大声喧哗,走路等,都是对病人一种强烈性刺激。因此,要求护士做到五轻,保持病房安静,为病人创造一个适宜休养治疗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