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交往能力的人口学论文

[摘要]采用问卷法对牡丹江市高校310名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人际交往能力及抗逆力水平进行测验。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与人际交往能力呈显著正相关，与抗逆力中“人格特征”“行为动力”维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抗逆力中“认知评价”“社会支持”维度呈显著负相关。人际交往能力与抗逆力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人际交往能力的人口学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人际交往能力的人口学论文 篇1：

独处不等于人际交往能力不足：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摘 要 独处体验与人际交往能力的关系是此消彼长还是两者可以兼得?本研究对326名大学生施测独处体验问卷和人际交往能力问卷。潜在剖面分析显示独处体验和人际交往能力均可以分为高中低三组;列联表分析显示独处体验与人际交往能力存在显著相关。偏相关分析显示，只有积极独处体验与人际交往能力的所有方面存在显著正相关。本研究结果揭示独处体验与人际交往能力可以兼得。

关键词 独处体验;人际交往能力;潜在剖面分析

分类号 B848.2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6.12.003

1 引言

我们需要社交，我们同样需要独处，就如我们需要夏天和冬天，白天和黑夜，运动和休息。

——Philip Gilbert Hamerton (The Intellectual Life)

近年来，独处及其积极作用日益引起心理学领域的关注，研究者认为独处具有诸多好处，如促进心理健康、整合自我、恢复情绪、提升创造力等(陈晓， 颜棱植，高艳，2013; 陈晓，周晖，2012; 戴晓阳， 陈小莉，余洁琼，2011; 高爽， 李梅，王洁，郝源泉，2013; 胡海鑫，2013; 李琼，郭永玉， 2007; Larson， 1990; Larson & Lee， 1996; Long & Averill， 2003; Long， Seburn， Averill， & More， 2003)。但有关独处的界定仍存在异议，有学者将独处视为一种需要(Burger， 1995)，也有学者将之视为一种能力(黄韫臻，林淑惠，2009; 林淑惠，黄韫臻，2009;吴丽娟，陈淑芬，2006;Larson， 1990; Larson & Lee， 1996)，还有学者将独处视为一种行为(陈小莉， 戴晓阳， 鲍莉， 王蒙， 刘萌，2012;戴晓阳， 刘佳培，2012)。目前大部分的研究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将独处视为一种心理体验(陈晓，周晖，2012; 李琼，郭永玉， 2007; Long & Averill， 2003; Long， Seburn， Averill， & More， 2003)，即独处是个体从他人的当前要求中脱离开来，减少社会束缚并能够自由选择个人身心活动的一种心理体验状态。该观点关注的是个体对独处的主观心理体验而非客观上的与人隔离状态，个体即使处于人群中， 只要没有意识到他人的存在， 也可以被认为是独处体验(陈晓，周晖，2012;李琼，郭永玉， 2007;Long & Averill， 2003)。

但是目前该领域中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独处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关系如何?两者是此消彼长还是可以兼得?我们很容易就认为一个人独自呆着的时间越多，则可能会引起社会脱离和慢性社会退缩(Long & Averill， 2003)，还有一种可能是当个体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或压力过大，他可能会采用独处作为应对方式，进而从当前的人际关系中撤离出来(陈晓，周晖，2012)。也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独处和人际交往是可以兼得的。比如，Moustakas(1972)认为独处使得个体能够找到认识和接受自己与他人存在的不同过程，并因此能使得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变得更有效，增强我们爱他人的能力。而马斯洛发现高独处需要是自我实现的人的一个特征之一，他同时也注意到这些人同样表现出很高的人际温暖并且与他们的亲密朋友有很深的关系。因此，他认为独处的强烈需要并不是逃离他人或厌恶人际关系，独处并不一定与社交焦虑或社交技能缺乏有关(Maslow， 1970)。也就说，人们在生理上需要依附、归属和社交，但是他们也寻找独处的机会(Long & Averill， 2003)。

目前有两个独处理论直接论述了独处与人际交往的关系。一是Buchholz(1997)的需求理论。该理论认为独处与人际互动是同等重要的成长需求。Bucholz认为与人建立亲密关系是重要的需要。但是除了亲密关系以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可以帮助个体发展，而独处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独处和亲密关系都可以用来解决矛盾、降低病态 (Buchhloz， 1997)。按照Bucholz的观点，独处和人际关系是两种独立的并且同等重要的需要。而Nicol(2006)基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ed theory)提出独处与积极人际交往是可以共存的。她从独处的动机入手将独处分为自我决定独处和非自我决定独处。非自我决定独处的个体选择独处是因为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容易产生消极情绪或恐惧人际交往，他们是被迫独处。而自我决定独处根据独处满足的情感需要层次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独处满足相对低级的情感需求，这些人之所以独处是因为独处让他们感到安宁、舒服，所以他们宁愿回避社会交往。而另一类个体独处是因为独处满足他们的某些高级需要，比如自我成长、自我恢复、独立思考和发现创造的需要，这时的独处常常伴有积极的情感体验。Nicol认为后一类出于高级需要而进行独处是积极独处。她认为积极独处是人格的一个特征，这些个体在拥有良好的人际交往的同时，也喜欢为自己保留一些时间独处的行为倾向。随后的研究显示自我决定的独处与他人的积极交往存在正相关，而非自我决定的独处则与社交焦虑、亲密关系体验的回避和焦虑呈正相关(参见，戴晓阳 等，2011; 胡海鑫，2013)。

尽管以上理论和研究对独处与人际关系的关系意见不一，但是大部分的心理学家及实证研究结果更倾向于支持独处与人际交往能力是可以兼得的(Long & Averill， 2003; Maslow， 1970;Nicol，2006)。但目前仅有的Nicol有关独处与人际交往的实证研究只是采用了相关分析的方法验证这两个变量是否有关系，仍然无法回答高独处的个体是否同时也是高的人际交往能力的个体这一问题。因此本研究尝试从个体质的差异角度出发，利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根据独处体验和人际交往能力对被试进行分类，然后进行列联表分析，这一方法能够比较直接地回答上面所提出的高独处体验个体是否同时也是高人际交往能力的个体这一问题。综合以上文献，我们预期高独处体验的个体也可能是高人际交往能力的个体。另外，在本研究中我们同时也从量的角度尝试重复前人有关这两个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我们预期，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积极独处体验与人际交往能力存在显著正相关。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珠海某高校通识选修心理学课的大学生，共发放问卷331份，有效问卷326份，男生128人，女生198人，平均年龄19.81岁(SD=1.31);独生子女101人，非独生子女198人， 27人未报告是否独生;大一128人，大二90人，大三96人，大四10人，2人未报告年级。

2.2 研究工具

独处问卷(Solitude Questionnaire， SQ)由Long等人编制陈晓等人(2013)在中国大学生中进行中文修订。该问卷将独处分为9个类型： 创造力、灵性、解决问题、调节方式、宁静、寂寞、隐居、自我发现和亲密。每个类型均以其占主要优势的情感体验、活动特点或独处结果的特征来区分。问卷首先描述每种独处的类型，然后要求被试评定自己为了体验这种独处而努力的可能性(0“毫无可能”，7“很可能”)及该类型独处对自己生活的影响程度(0“没有影响”，7“影响很大”)，然后将每个独处类型下的两个问题求平均分得到该类型独处体验的重要性。该量表可以分为积极独处(创造力，灵性，解决问题，宁静，自我发现)、中性独处(调节方式和隐居)和消极独处(寂寞和亲密)三个方面。在本研究中，三个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积极独处0.82;消极独处0.63;中性独处0.60。消极独处和中性独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低可能与这两个量表分别只有两个情境有关(陈晓 等，2013)。

人际交往能力问卷(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Questionnaire，ICQ)是由Buhrmester等人(1988)编制，魏源(2005)在中国大学生中进行中文版修订。该问卷测量了5种人际交往能力：主动建立人际关系、适度拒绝、自我表露、冲突控制和情感支持，共40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 (1“你做不到， 感觉极其不安并且没有把握， 因此尽量逃避开”， 5“你非常擅长这么做， 感觉非常轻松， 并且能够处理得非常出色”)。在本研究中，各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在0.72～0.85之间。

控制变量：由于个体对自身的人际交往能力的评估可能受到他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人提供的支持的影响，本研究中将个体的自尊水平和社会支持程度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控制。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和自尊量表(The Self-Esteem Scale， SES)(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在本研究中两个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92和0.82。

2.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22.0和Mplus7.0进行数据分析。利用Mplus7.0对独处和人际交往能力分别进行潜在剖面分析;然后对独处和人际的潜在类型进行列联表分析;接着采用偏相关分析方法分析独处三个维度与人际交往能力的相关情况。

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是“个体中心法”(person-centered) 的统计思想，关注个体之间的异质性(苏斌原， 张洁婷，喻承甫，张卫，2015)。其分析基本思想是对各外显变量各种反应的概率分布可以由少数互斥的潜在类别变量来解释，每种类别对各外显变量的反应选择都有特定的倾向，这种基于概率模型的分类方法不但能够保证划分出来的各类之间差异最大类别内部差异最小，而且还能利用客观的统计指标去衡量分类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邱皓政，2008; 张洁婷，焦璨，张敏强，2010)。LPA中常用的模型拟合指标包括AIC(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艾凯克信息指数)、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贝叶斯信息指数)或调整后BIC、Entropy(信息熵)和LMR(Lo-Mendell-Rubin Likelihood Ratio Test， 罗梦戴尔鲁本校似然比检验)及BLRT(Bootstrapped Likelihood Ratio Test， Bootstrapped似然比检验)的显著性p值。AIC和BIC越小则表明模型拟合越好，LMR和BLRT的p显著，则表明k个类别模型拟合优于k-1个类别模型(陈宇帅， 温忠麟，顾红磊，2015)。Entropy则用于评价分类的准确性，其值越大则表明分类越准确，当Entropy<0.60时表明超过20%的个体存在分类错误，如果Entropy=0.80表明分类准确率超过90%(Carragher， Adamson， & Mccann， 2009; Lubke & Muthén， 2007)。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根据Harman推荐的单因子检验方法(周浩，龙立荣，2004)，把研究变量(包括控制变量)一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未旋转和旋转后的因素分析结果均得到4个因子。未旋转的第一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7.85%;旋转后得到的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变异量为21.81%，都低于40%的临界值。说明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独处和人际交往能力的潜在剖面分析

将被试在独处问卷的9个方面的得分作为外显变量进行潜在剖面分析，表1提供了1～4类潜在剖面分析拟合估计。其中三类(3C)与两类(2C)调整后的LMR的p值显著 (p<0.05)，虽然四类的Entropy值比三类的高，但是四类和三类在LMR值上无显著差异，因此选择3个潜在类别的分类，3个潜在类别的概率分布见图1，根据这三个类别的概率分布我们命名为高独处、中独处和低独处体验组。同样的，把人际交往能力五个维度的平均分作为外显变量进行潜在剖面分析(表1和图2)显示，人际交往能力的2类和3类aLMR的p值都显著，但是4类的p值不显著，并且三类的Entropy值比四类的还要高。因此将人际交往能力分为3个潜在类别比较合适，3个潜在类别的概率分布见图3。同样将三组命名为高人际交往能力、中人际交往能力和低人际交往能力组。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三个独处体验类别在独处所有方面的差异均显著(Fs>7.21， ps<0.001)，事后比较(LSD)显示除了中独处体验组和高独处体验组在寂寞和灵性上无差异外，三个独处组在独处的所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表2)。同样，三个人际交往能力组在人际交往能力的所有维度差异显著(Fs>106.78， ps<0.001)，事后比较显示各组之间在人际交往各个维度上的差异显著(表3)。

3.3 独处体验分组和人际交往能力分组列联表分析结果

3×3列联表分析显示：独处体验分组和人际交往能力分组相关(χ2(4)=23.36， p<0.001， Cramer-s V=0.19)。进一步分析显示三组独处体验在人际交往能力上均有显著差异(低独处体验组：χ2(2)=75.54， p<0.001;中独处体验组：χ2(2)=48.32， p<0.05;高独处体验组：χ2(2)=24.16， p<0.001)。而低人际交往能力组中，三组独处组无显著差异，但在中高人际交往组中，三组独处体验的差异均显著(χ2(2)=16.55， p<0.001;χ2(2)=7.30， p<0.05)。

结合图3和表4可以看到，在三种独处组中，低人际交往能力的人数比例都是最少，但在低独处体验和中等独处体验组中，中等人际交往能力的人数占主要比例(70.4%和62.7%)。而高独处体验组中高人际交往能力的人数最多(48.3%)，从图3中可以看到随着独处体验的升高，高人际交往能力的人数比例也在逐渐上升，中等独处能力的比例则在下降，低人际交往能力的比例则在三个独处上没有明显的变化。

3.4 独处体验与人际交往能力的相关分析

在控制自尊、社会支持及人口学变量后的偏相关分析显示，只有积极独处体验与所有的人际交往能力维度成显著正相关，而中性独处和消极独处则与人际交往能力均不存在关系。

4 讨论

对于独处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关系不同的心理学家的观点不大一致。比如Bucholz(1997)认为独处和人际交往是两种独立的并且同等重要的需要，而马斯洛(1970)，Moustakas(1972)和Nicol(2006)都认为独处和人际交往能力是可以兼得的，而本研究的结果倾向于支持后一种观点。

但本研究潜在剖面分析结果和相关分析结果之间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尽管本研究的相关分析结果成功复制Nicol(2006)发现的积极独处和人际交往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中性独处和消极独处与人际交往能力无关。但本研究的潜在剖面分析却显示，高独处体验组既在积极独处的各个类型上得分最高，同时也在中性独处和消极独处上的得分最高，这两个结果初看好像是矛盾的。但我们认为这种看似矛盾的结果是可以解释的，如果单从变量关系角度来看，可能只有积极独处这一成分与人际交往能力存在相关，而中性和消极成分不存在这种关系，过往的研究也发现只有积极独处这一成分与积极心理变量存在正相关，而消极和中性独处与积极心理变量无关(陈晓 等，2013; Long， et al. 2003)。

但在现实生活中，独处是一种复杂的心理体验，处于独处之中的个体，不一定只是体验到独处的好处(积极独处)，他可能也把独处作为一种应对的方式(中性独处)，甚至在独处中也体验到消极的情绪体验(消极独处) (Long & Averill， 2003; Larson & Lee，1996)。并不存在只有体验积极独处而无中性和消极独处体验这样一个群体。也就是说高独处群体可能同时也是高人际交往能力个体，但是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独处中的积极体验与人际交往能力存在相关。因此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结果差异更多是变量分析角度不同而导致的。相关分析关注的是变量的量化关系，而潜在剖面分析则侧重于变量的质化关系(苏斌原等，2015)，这两个研究结果结合起来可以看到独处体验与人际交往能力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得丰富。

为什么高独处和高人际交往能力能够存在于同一个个体身上?我们认为可能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

首先，独处的动机与独处体验是不同的。个体选择独处的动机可能是由于缺乏良好的社交技能。根据技能缺陷模型(skills deficit model)，社交技能缺乏可能导致个体产生社交焦虑(Schlenker & Mr， 1982)。而已有研究已经发现独处需要与社交回避、社交苦恼和交往焦虑等方面均呈显著正相关(陈晓， 宋欢庆，黄昕，2012)，并且独处需要与孤独感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陈晓 等，2012; Cramer & Lake， 1998)。这说明，如果个体缺乏人际交往技能，他们可能出现社交回避或焦虑，并被迫选择独处，他们在独处过程中体验到的是孤独感。然而本研究中对独处的测量侧重于独处体验而非独处的动机。过往研究也显示积极独处体验与社交焦虑无关(陈晓等，2013)。而本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积极独处体验与人际交往能力仍存在显著正相关。很多研究者均认为积极的独处能为个体提供自我反思、个人成长和自我更新(self-restoration)的机会(陈晓，周晖，2012;李琼，郭永玉， 2007; Larson， 1990; Maslow， 1970)。独处所带来这些益处则可以提高友谊和社会支持的价值(Orzeck & Rokach， 2004)。也就是说积极的独处可能促进某些自我相关的品质，而这些品质与人际交往能力有密切相关。

其次，独处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可能存在影响这两者的共同变量，比如，成人依恋。Winnicott和Modell都认为安全依恋的个体(对亲密关系有低回避和低的焦虑)会对独处有积极的体验，而非安全依恋的个体(对亲密关系有高回避和/或高焦虑)则会对独处有消极的体验(Long & Averill， 2003)。Long等人(2003)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发现积极独处体验与依恋焦虑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独处时的寂寞体验则与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Detrixhe(2011)考察独处能力与客体关系、依恋和孤独感的关系时发现，独处时的舒适性在依恋焦虑和孤独感间起中介作用。而独处应对则在依恋回避和孤独感间起中介作用。并且独处舒适程度在人际分化/关系与孤独感之间起到遮掩效应。基于以上发现，Detrixhe(2011)认为独处、客体关系(人际关系)和依恋可能是互相交叉重叠的。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检验独处与人际交往能力是否共同受依恋影响，是否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同时也是高独处和高人际交往能力，而非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则无法享受独处同时人际交往能力也存在问题。

最后，在本研究中我们只考察了独处体验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关系，这只是一个初探性的研究，已有研究显示独处与人们的亲密关系质量(Long， et al.， 2006)、自我整合(Long & Averill， 2003)、心理健康及社会适应(陈晓等，2012;黄韫臻，林淑惠，2009; 林淑惠，黄韫臻，2009;吴丽娟，陈淑芬，2006;Long， et al.， 2006)等方面都有密切关系

(陈晓，周晖，2012)。但目前大部分研究只单独考察独处与这些变量的关系。也有研究显示人际交往能力也与这些结果变量有关(刘文， 韩静， 张丽娜， 2008; 王军， 2007; Adamczyk & Segrin， 2016; Longman-Mills & Carpenter， 2013)。结合本研究结果，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独处与人际交往能力的关系是通过何种模式进而对这些重要的结果变量产生影响的。这样更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理解独处和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其他心理变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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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晓 孙凌

人际交往能力的人口学论文 篇2：

父母教养方式和人际交往能力与大学生抗逆力关系研究

[摘 要] 采用问卷法对牡丹江市高校310名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人际交往能力及抗逆力水平进行测验。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与人际交往能力呈显著正相关，与抗逆力中“人格特征”“行为动力”维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抗逆力中“认知评价”“社会支持”维度呈显著负相关。人际交往能力与抗逆力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 大学生;抗逆力;父母教养方式;人际交往能力

近年来，大学生由于人际关系紧张、情感问题困扰、亲子关系不和谐、学习压力大、就业择业困难等原因，导致严重心理问题频繁出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他们在逆境中的协调和应对能力的研究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就大学生个人成长来说，如果父母教养方式不能让学生树立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则容易在他们人际关系等方面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会给大学生的心理和行为带来强大的冲击。有效的了解大学生抗逆力与父母教养方式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水平和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大学生抗逆力水平的培养。

一、相关理论

(一)抗逆力

抗逆力，在心理学中不同地区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看法。香港学者称其为 “抗逆力”“压弹”，台湾学者称其为“复原力”，大陆学者称其为“心理弹性”“韧性”，大致相当于“挫折承受力”“耐挫力”等概念，是指一个人处于困难、挫折、失败等逆境时的心理协调和适应能力。[1]在物理学上抗逆力指物体受到另一物体压迫时的恢复能力。在应急管理领域，抗逆力是指社区、服务和基础设施对突发事件后果的承受能力，就是弯曲之后很快能恢复原状的能力。

当大学生面临各种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如果能够积极应对周围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就能拥有抗击逆境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就是我们提到的“大学生抗逆力”。

(二)父母教养方式

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是一个人最早接触且终生密切联系的重要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在任”时间最久的老师，父母的言谈举止是子女的榜样，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各种家庭因素中，父母教养方式是个体抗逆力水平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指家庭生活中以亲子关系为中心的，父母在对子女进行抚养和教育的日常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对待子女的相对稳定的、固定的行为模式和行为倾向，是父母传达给子女的态度和由父母的行为所表达出来的情感气氛的综合体。[2]

(三)人际交往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是指妥善处理组织内外关系的能力，包括与周围环境建立广泛联系和对外界信息的吸收、转化能力，以及正确处理上下左右关系的能力。主要包括人际感受能力、人事记忆力、人际理解力、人际想象力、风度和表达力以及合作能力与协调能力。[3]

人际交往是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说，具有良好人际关系的人，才能保持性格开朗的品质，及时化解学习、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形成积极向上的优秀品质。

(四)问题的提出

个体所在家庭环境及父母的教养方式，对个体人格品质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个体人际交往能力不仅受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同时与父母的教养方式共同决定着个体抗逆力水平的养成和提高。因此，对于父母教养方式、人际交往能力以及抗逆力的研究对大学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次研究探討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人际交往能力和抗逆力之间的现状、关系及影响因素，从而更好的、有针对性的指导大学生提高抗逆力水平。

(五)研究目的

以黑龙江省M市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为例，了解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人际交往能力和抗逆力的现状，进而分析父母教养方式、人际交往能力和抗逆力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如何提高大学生抗逆力水平。

(六)研究假设

1.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人际交往能力、抗逆力水平各自在其性别、年级、家庭结构、家庭来源、父母文化水平以及父母工作环境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2.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存在相关。

3.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与抗逆力水平之间存在相关。

4.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与抗逆力水平之间存在相关。

5.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人际交往能力对抗逆力水平有重要的影响。

(七)研究意义

理论上，随着积极心理学的诞生，一种叫做“优势视角”的名词为我们探索心灵注入了新的途径。优势视角的核心就是人的抗逆力，抗逆力研究受到了积极心理学预防科学的影响，它研究的终极目的是探索个人生存和成长的力量源泉，使逆境对个体的消极影响缩小，使个体的适应和成长扩大。[4]因此，在新的角度下探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人际交往能力和抗逆力之间的关系更有利于我们重新了解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帮助他们提高抗击逆境的能力。[5]

现实生活中，大学生心理问题日益凸显，不仅存在着个人发展问题，还往往存在一些家庭挫折或情感困扰，如果他们能在最美好的年纪学会面对困难和挫折，具有一个积极向上开朗的心态，对个体成长和发展来说是大有益处的。研究抗逆力水平养成的原因，有利于得出一些相关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抗逆力水平，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和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往对大学生的心理研究多是问题研究，本次研究是以优势视角为前提，对大学生抗逆力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去帮助我们挖掘出更多的有效因素，是对该理论的实践运用。[6]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随机选取黑龙江省M市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共31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310份，有效回收300份，有效回收率为97%，其中男生114人，女生186人;独生子女175人，非独生子女125人;城镇141人，农村159人。

(二)研究工具

1.家庭教养方式(EMBU)调查量表

该量表是1980年由瑞典Umea大学精神医学系C.Perris等人编制，中国医科大学岳冬梅等人1993年修订的中文版EMBU，用以评价父母的教养态度和行为。量表共有66个题目。父亲教养方式分量表的6个维度共58个条目，母亲教养方式分量表的5个维度共57个条目。1～4级评分，将各因子项目的分数相加，根据被试的回答，对父母的因子分别计算。标有anti的项目表示反向计分。问卷的重测信度、分半信度和α系数分别为0.654～0.822，0.635～0.869和0.496～0.824(P<0.001);条目与维度分有显著相关(r =0.26～0.73)，维度间有较高的相关(r =0.32～0.81);因素分析获得3个因子，解释方差68%，各维度分与SCL-90多数因子分显著负相关(r =0.20～0.50)。所以家庭教养方式问卷的重测信度、同质信度、结构效度和实证效度均较理想，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7]

2.人际交往能力评估问卷

该问卷采用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家编制的《人际交往能力问卷》，有40个测题，分主动交往、适当拒绝、自我表露、冲突管理与情感支持5个维度，每個维度有8个测题。[8]问卷整体内部一致性信度克朗巴赫系数α=0.87，5个维度的α值分别是0.85，0.66，0.78，0.76，0.88。问卷相隔3周的重测信度，5个维度分别在0.78～0.86之间。该问卷基本达到心理测量学的要求。[9]

3.大学生抗逆力水平测验问卷(RIS)

该问卷由上海师范大学心理系的王枫等6名研究生和上海地区2名基层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员、4名中学一线心理教师共12人开展访谈研究，于2013年编制。[10]共有36个项目，包括人格特征、认知评价、行为动力和社会环境4个因素，总问卷一致性系数α=0.923，各因素(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是0.837，0.785，0.750，0.790，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良好且拥有良好的信效度，4个因素上的内部一致性也基本符合测量学要求。

(三)施测过程

本次调查以年级为自变量，年级分别是大一到大四，随机抽取310名学生。施测时间为20分钟，并且在统一的指导语下进行施测。

(四)数据的处理与统计

数据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三、数据结果

(一)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上的差异

1.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在性别上的差异

对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表1表明，男、女生在“父亲过度干涉”“父亲拒绝否认”“父亲过度保护”“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P<0.01)，均表现为男生高于女生。在“父亲惩罚严厉”“母亲拒绝否认”“母亲惩罚严厉”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男生高于女生。在“父亲情感温暖理解”“父亲偏爱被试”“母亲情感温暖理解”“母亲偏爱被试”上，则差异不显著。

2.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的差异

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大学生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表2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母亲偏爱被试”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在“父亲偏爱被试”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其他方面差异不显著。

3.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在生源地上的差异

由表3可以看出，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在生源地上得分未达到显著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4.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在父母是否离异上的差异

对父母离异与父母未离异的大学生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表4表明，父母离异与父母未离异的大学生在“父亲情感温暖理解”上差异显著，在“父亲拒绝否认”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在其他方面差异不显著。

5.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在父亲是否健在上的差异

对父亲健在与否的大学生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表5表明，父亲健在的大学生与父亲去世的大学生在“父亲惩罚严厉”上存在显著差异。

6.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在母亲是否健在上的差异

由表6可以看出，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在母亲是否健在上得分未达到显著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二)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差异

1.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性别上的差异

对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由表7可以看出，男、女生在“情感支持”上差异极其显著，在其他因素上无明显差异。

2.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的差异

表8表明，大学生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人际交往能力在“适当拒绝”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表现为独生子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在其他维度上无明显差异。

3.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生源地上的差异

表9表明，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生源地上差异不显著。

4.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父母是否离异上的差异

表10表明，大学生父母离异与否的人际交往能力在“适当拒绝”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表现为离异家庭显著高于非离异家庭。

(三)大学生抗逆力水平的差异

1.大学生抗逆力水平在性别上的差异

表11表明，大学生抗逆力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

2.学生抗逆力水平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的差异

表12表明，大学生抗逆力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无显著差异。

3.大学生抗逆力水平在生源地上的差异

表13表明，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的抗逆力在“人格特征”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4.大学生抗逆力水平在父母是否离异上的差异

表14表明，父母离异与否的大学生抗逆力水平在“社会支持”维度上差异显著。

5.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人际交往能力和抗逆力的相关分析

表15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与人际交往能力呈显著正相关，与抗逆力中“人格特征”、“行为动力”维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抗逆力中“认知评价”“社会支持”维度呈显著负相关。人际交往能力与抗逆力水平呈显著正相关。[11]

四、分析与讨论

(一)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讨论

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在许多维度上存在性别的差异，父亲和母亲对男生大多实行严厉惩罚、过度干涉、拒绝和否认、偏爱等教养方式。根据以往的资料分析，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是社会文化因素带来的“重男轻女”的影响。特别是现在的大学生在少年成长阶段并未开放二胎政策，社会和家庭对男、女生有着不一样的性别角色的期望和要求，这会反映在父母的教育观念与方式上，也就是说父母对不同性别的子女的发展存在不一样的期待和要求，因此，具体的教养方式也有所不同。

(二)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讨论

结果表明，女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优于男生。一般来说，女生的发育成熟比男生早，与同年龄的男生相比，女生的生理和心理成熟度普遍高于男生。[12]非獨生子女的人际交往能力优于独生子女，由于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处于优越地位，自我意识普遍很强，往往容易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对他人的理解、宽容以及帮助，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更多的自私、嫉妒和不合群等现象。非独生子女从小在与兄弟姐妹的相处中更容易学会包容和互助的行为，这与以往的研究是一致的。[13]

(三)大学生的抗逆力水平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讨论

根据本研究结果分析得出，大学生抗逆力水平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也就是不同的生源地的大学生抗逆力水平各不相同，具体表现为城镇的大学生抗击逆境的能力比农村的大学生强。[14]城镇的生活环境较好，在城镇长大的大学生，从小各种资源较为丰富，他们在逆境当中有更多的方式应对，也更有信心和勇气面对困难;而农村长大的大学生普遍存在自卑心理，特别是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成长的大学生，生活、学习中出现困境会加深其自身的畏惧退缩行为。[15]

(四)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和人际交往能力与抗逆力水平的相关分析与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父母教养方式与人际交往能力呈显著正相关，即正确的教养方式能够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父亲的严厉惩罚、拒绝否认、母亲的严厉惩罚与抗逆力水平呈负相关。即父亲、母亲的惩罚越严厉，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越差，抗逆力水平越低。另外，过度的否认子女的行为也会影响子女的人际交往能力与抗逆力水平。[16]

父母教养方式与抗逆力中“人格特征”“行为动力”维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抗逆力中“认知评价”“社会支持”维度呈显著负相关。

从抗逆力水平的总分来看，人际交往能力与抗逆力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五、研究结论与研究的不足之处和建议

(一)研究结论

大学生的抗逆力水平受家庭教养方式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影响，本次研究表明，有效地改善父母教养方式、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对提高大学生抗逆力水平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被试选取在同一地区，且数量较少，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以后会考虑对更多地区大学生进行探究。

(二)建议

当今社会，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大众关注的重点，大学生抗逆力这一问题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家庭是学生第一成长环境，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大学生抗逆力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对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起着重要作用，还与人际交往能力共同影响大学生抗逆力水平的发展。因此，在陪伴子女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不能只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在生活中不但要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更要注重教育，同时要加强自身素质与孩子共同成长。[17]其次，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多接触身边的朋友和同学，朋辈群体是大学生身边最容易利用的资源，应该注意与同学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技巧。[18]扩大社团等学生团体的影响力，吸引志同道合的伙伴，给大学生更多共同成长、共同学习的机会。此外，还应开展一系列抗逆力专题教育，为大学生普及有关抗逆力的知识，提高抗逆力意识，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态度并建立自身抗逆力机制。[19]在学生教育与管理过程中，有意识的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特别是抗逆力的培养，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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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立国

作者：关天宇 王茜 唐珊

人际交往能力的人口学论文 篇3：

美容整形受术者术前生活质量及其与术后满意度的相关研究

[摘要]目的：探讨美容整形受术者的术前生活质量及其与术后满意度的相关性。方法：选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 74)”对美容整形受术者进行术前生活质量调查，术后2个月随访受术者术后满意度，用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生活质量调查结果为：躯体功能维度(63.93±8.44)、心理功能维度(70.61±10.60)、社会功能维度(70.27±10.89)、物质生活维度(67.82±13.88)、生活质量总评(14.06±2.53)、总评分(297.31±24.83);术后满意度方面，有16.2%的受术者术后非常满意，64.9%比较满意，18.9%不太满意，无非常不满意。术后满意度与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的第F26、46、57、69、72条目存在相关关系。结论：美容整形受术者术前生活质量较高，其与术后满意度有相关性。

[关键词]整形美容，生活质量，术后满意度

Study on preoperativ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correlation with postoperative satisfaction in plastic and aesthetic surgery patients

HOU Xiu-mei1, CHEN Ning-jie2,YANG Biao-bing2,SUN Hong-wei1

(1.Department of Psychology，Weifang Medical University,Weifang261053,Shandong,China; 2.Institute of Plastic Surgery,Weifang Medical University, Weifang 261042,Shandong,China)

Key words:plastic and aesthetic; quality of life; postoperative satisfaction

多数的健康问题如果没有心理社会构架的话就无法解释，医疗过程中的大部分患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会、心理问题。Engel教授指出了传统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并认为医学模式必须也考虑到患者、患者在其生活环境及由社会设计来对付疾病的破坏作用的补充系统，即医生的作用和卫生保健制度，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这种模式不仅重视人的生物生存状态，而且更加重视人的心理和社会生存状态。美容整形受术者在心理和社会生存状态上的问题较为突出。因此研究美容整形受术者生活质量及其与术后满意度的相关性，对受术者的康复、增强社会适应性以及改善医患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2009年9月～2010年4月在潍坊医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和潍坊市人民医院整形外科收诊手术的美容整形受术者共37例。手术类型包括重睑成形术、祛眼袋术、隆鼻术、除皱术、抽脂术、创伤后遗症整复术和先天性畸形矫正术等。

1.2 研究工具、研究首页，由研究人员自己编制，主要记录被试的人口学资料、家庭情况及就医情况等。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ene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74,GQOLI-74)，该问卷是生活质量的综合性评定问卷[1]，共74个条目，包括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状态4个维度，共20个因子，每个因子反映被试生活质量的某一方面。其中1-19因子(住房、社区服务、生活环境、经济状况、睡眠与精力、躯体不适感、进食功能、性功能、运动与感觉功能、精神紧张度、负性情感、正性情感、认知功能、自尊、社会支持、人际交往能力、工作与学习、业余娱乐生活、婚姻与家庭)分别归属于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和物质生活4个维度，第20个因子为被试对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

1.3 研究方法与统计分析：问卷调查采取自愿参与的方式，由专人负责发放和回收，并在调查前向受术者详细讲解调查过程和注意事项。对于理解困难者和行动不方便者有调查人员辅助完成。在术前或术后24h内对受术者生活质量情况进行调查。术后两个月电话随访受术者的术后满意度。使用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见表1～2。

2结果

2.1 人口学资料：研究期间共37名受术者自愿参与了调查;其中女性32例，男性5例;年龄26.83±7.81;民族全部为汉族;城镇多于农村;婚姻状态上，单身者占69.4%，已婚者占25.0%，分居或离婚者占5.6%;家庭年收入主要分布在1～6万元(72.9%)，6万元以上的占8.1%，5000元以下者占20%。

2.2 美容整形受术者的生活质量状况及术后满意度和生活质量与术后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见表3～4。

3 讨论

通过调查发现美容整形受术者的生活质量评分较高，得分明显高于慢性疾病的受术者(如2型糖尿病[2]、冠心病[3])。笔者认为出现此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作者：侯秀梅 陈宁杰 杨彪炳 孙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