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安排与公民道德建设
[提 要]公民道德建設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制度安排是该系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提出并倡导制度安排，有其深刻的历史、理论和现实依据。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依托与杠杆，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这两种途径来实现和保障公民道德建设。
[关键词]制度;制度安排;公民道德建设;系统
[作者简介]洪 冰(1980—)，男，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江西南昌 330077)
当今社会，人们的交往活动日益复杂和广泛，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亟需在理论上首先得到阐释与解决。在伦理道德领域，这意味着“哲学伦理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必须提出能够解决道德实践问题的理论框架”。[1]以解决道德实践问题为目的的公民道德建设，即是伦理学在社会实践领域中的一种积极应用。实现公民道德建设系统工程的完满竣工，不仅有赖于其系统内部的建设，加强道德研究和道德教育，而且离不开与之相关的其他社会系统良性运行以及各个社会系统的协调互动。本文试图讨论公民道德建设中制度安排的依据以及实现途径，从而揭示制度安排在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一个可能的视角。在此，制度安排不是具有社会经济形态意义上的社会制度或体制，而是一套支配既定的活动方式和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同时也是制定规则的活动。
一、制度安排的依据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及建国以来的伦理学思想体系之中，制度或者制度安排并非一个重要范畴。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制度安排在我国伦理道德建设中的意义日渐凸显。制度伦理遂成为近年来伦理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考量制度安排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关系，不难发现，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提出并倡导制度安排，有其深刻的历史、理论和现实依据。
首先，传统伦理道德的“礼”体系是制度安排的历史依据。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注重心性修养，强调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不过儒家关于道德的外在约束力的思想也十分有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殚精竭虑所要维系的礼其实就是兼具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特性的一种制度。有学者把传统儒学伦理分为心性、制度和日用儒学三个方面。[2]礼的伦理道德体系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儒家的制度儒学和日用儒学。制度一词也曾在儒家的早期经典中屡次出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易经·节卦·彖传》)。“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礼记·礼运》)。“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礼记·仲尼燕居》)这里的制度涉及政治体制、法度、文化规则等多层含义，其作用是约束和激励人的行为。制度又以礼的形式出现，正是“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礼”这一制度体系下，儒家视国家生活为扩大的家族生活，家族生活为缩小的国家生活，家与国同质同构。于是儒家把本属于家族规范的三纲诠释为社会的根本原理。尽管它存在着种种弊病，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这种制度体系对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效用。
其次，道德的他律性是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思想史上许多思想家都强调只有出自自律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孟子把心看成“先立乎其大者”，认为“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万章下》)。康德所赞叹和敬畏的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3]但从道德自身的属性而言，道德包含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道德他律尽管外在于道德主体自身，却是道德的最起码的条件。道德主体只有既认识了道德规范的他律性，又自觉地服膺这种他律性的约束，达到道德价值判断与道德价值选择的统一，才步入道德自律的殿堂。
传统伦理却忽视了这一点。中国古代传统伦理思想几乎未涉及他律性的道德，而建国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上虽然明确了道德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但在社会实践中却一味强调道德自律，道德他律的现实性。既有道德建设过于强调道德教育，在实践上是有其明显不足的。道德教育建立在个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并诉诸于社会舆论的影响。而人的本性是复杂的，依赖社会中本来良莠不齐的大众群体拥有道德自觉来实现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不仅不可行而且是不可能的。道德教育能较好地发挥其劝善的作用，却不能发挥惩恶的作用。所以，美国宗教哲学家尼布尔提出，仅仅靠宗教和道德约束无法消除社会不公，为了消除社会形态中的不公正现象，仍需采用理性的强制策略。[4]任何强制策略都必需符合当下社会形态的理性和道德。使用强制策略时应受到公众的监督，避免成为个别群体或个人的谋利工具。
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注重制度安排，则能弥补以往缺陷。公民道德建设是指社会在一定道德核心、道德原则、道德基本要求、道德规范和道德生活价值目标等道德规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开展的旨在培养和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的道德实践活动。其基本方式是教化、引导和约束。制度安排是当前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之一。作为人们行动的依据和行为之指南的制度，一经形成，就具有独特的引导、约束和规范功能。既定的制度都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和强制性特征。这些特征使制度安排非常有利于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其一，制度的确定性有助于道德规范、道德目标的认识、把握和落实，制度能够按照行业、部门的特点把道德规范、道德目标化为工作的具体要求。其二，制度的稳定性有助于道德的养成。制度的稳定性使制度规定的内容成为许多人反复践履的行为，道德在其过程中也就养成为人的无意识存在。其三，制度的强制性使制度对恶的惩治就是对道德正气的弘扬。[5]制度规范是一种外在于人的言行和内心世界的客观存在。制度安排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虽然主要是起着道德他律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安排只能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扮演着限制和惩罚的角色，而是具有积极引导功能，能够保障公民的道德权利，更好地实现公民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的统一。
再次，當前社会转型引发的诸多问题是制度安排的现实依据。建国以来，现代化社会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对人们的行为及心理也造成了冲击。社会转型期间，社会结构不断分化，社会角色也日趋复杂化，利益、价值目标和追求都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当改革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力度不断加大的时候，由于人们的心理和实际生活承受能力的影响，同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配套措施不完善，必然出现种种不适应现象，造成人们对家庭、职业、公共等方面道德产生消极影响。
可以说，制度缺陷是某些伦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制度的缺失可以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去分析。就理论角度而言，社会改革期间，陈旧的制度逐渐退却，而新的制度又未完善。理论和现实的冲突造成的是思想、价值观和信仰的混乱。最终，制度在现实中失去权威性，有违与制度的情况层出不穷。人们不禁呼吁，制止道德滑坡已经刻不容缓。
社会监管制度的不健全，使得社会中的腐败行为造成恶劣影响。正如罗尔斯所言，造成道德失范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个人的品性修养，而首先是制度的正当性引起了社会成员的怀疑和否定。他还指出，对制度的道德评价和选择优先于对个体的道德评价和选择。[6]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制度失范问题，使得人们呼唤公民道德建设的制度安排，呼唤制度伦理，倡导重新建构道德惩戒力量。在社会转型期，应该用制度的形式，建立明确的社会道德规范。一个成熟、健全的伦理制度是社会稳定、经济制度的粘合剂。如果没有较好的社会条件，那么道德的人行使道德对自身并没有好处。面对他人道德状况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道德风险，个体的承担能力以及道德理性都十分有限。所以，制度安排才是公民道德建设的突破口，或者说是当前公民道德建设之重点。
二、制度安排的途径
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过程，因此道德问题仅仅依靠道德本身就难以解决。道德规范软约束、道德建设系统性、持久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公民道德建设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要形成全社会的合力。道德本身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而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并通过社会生活呈现出来。社会经济生活决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和基本取向。同时，公民道德建设还受同属上层建筑的同一次级或不同次级的其他社会系统的影响。这些影响构成了公民道德建设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制度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规范体系，其目的是制约和引导社会成员行为而保持特定社会秩序。任何制度的设立、变迁和创新都对其所规约的成员的行为和利益有一种支配作用，规范他们的行为方式，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引导其价值选择。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和保障公民道德建设。针对制度安排的两种形式，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制度安排也有两个发展路向：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
其一，制度伦理化，是从制度安排的本质规定和运作框架中引出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或把伦理道德作为一个尺度和标准，对一定制度做道德评判。其对象是正式制度安排，使一些成文的法律、政府法令、公司规章、契约等伦理化，从而让正式制度安排具有合伦理性、合道德性。一种制度体系若要得到全体至少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念上的认可和支持，必须有在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充分论据。因此，制度总是依据一定的伦理原则而制定并隐含了一定的伦理要求和伦理追求的。制度伦理化，作为克服制度性腐败的有效途径，是制度内部的调整或弥补，乃一个健全社会的应有之义。就公民道德建设的整体目标来说，在正式制度安排中，就不能仅仅从效率为根本目标，而应该考虑更多的社会伦理诉求。近年来的各种事实表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往往导致的是“只求效率，不顾公平”。由此带来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引发了不少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之一是“坚持注重效率和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制度伦理化要求我们实行一种以公平和平等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体现社会整体伦理要求的正式制度安排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有力保障。
其二，伦理制度化，是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并在道德生活领域执行。这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道德与制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社会规范调节领域，但是将二者结合起来无疑有助于促进实现社会调节功能。道德领域中的制度化往往使某些具有社会必要性的道德规范得到普遍的遵守。通过伦理制度化，实行有效的制度安排，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秩序，从而保证具体的不道德行为要付出代价。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事例表明，伦理制度化有助于道德风气的改善、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礼”中对人们的日用人伦做出了许多制度性规定。在国际上，新加坡的公民道德建设注重利用制度保证伦理道德的发扬，在社会公德、家庭伦理和行政伦理等方面都有极为细致的规定。依据违反公德的轻重程度而“明码标价”的罚款告示牌在新加坡随处可见：过马路闯红灯，罚款20新元;路上乱丢垃圾，罚款300新元;随地吐痰，罚款1000新元等等。这些为当前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建立起救助性制度，把救助性、关怀性伦理道德行为和道德力量制度化体系化，从而使个体的生活困境都能因此得到消解和克服。
制度安排的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存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中的伦理要求和实现伦理道德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可以达到辨证统一。其基本措施是建立健全各种社会机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通观全局，体现具体的行业部门要求、道德要求。
有关制度安排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是，一是不赞成对制度安排的过分迷信。正如道德教育有其局限性一样，制度并非万能，也是有缺陷的。公民道德建设系统工程的最终完成有赖于道德教育与制度安排两者并重。公民道德建设包括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建设，公民道德则主要是为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虽然可以规范并影响群体和个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但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道德问题，有时还会造就出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相反的双重性格。因此道德建设离不开自身修养，或者说更根本的还是道德修养。二是反对由于公民道德建设的系统性而将道德泛化。我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泛化是历史事实，而且具有巨大的历史惯性。今天提倡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制度安排，也应该注意克服道德泛化的现象。人们处于其中的社会生活具有丰富性、多元性，虽然个中环节不能游离于社会道德之外，但是作为复杂系统而存在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有其独立性和价值标准。我们并不能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每一环节都从道德出发，并以道德为归宿。对于硬性的正式制度安排，如何引入道德评价;对于软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如何提升为制度，都值得思考。
总之，制度安排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依托和杠杆。改变公民道德建设在一定时间内滞后于社会现实的紧迫要求的窘况，扭转其被动局面，制度安排将不辱使命。
[参考文件]
[1]约瑟夫·P·德马科，理查德·M·福克斯.石毓彬等译.现代世界伦理学新趋向[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
[2]彼得·科斯罗夫斯基，陈筠泉.经济秩序理论和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4](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5]龚天平.论制度伦理的内涵及其意义[J].宁夏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3).
[6]罗尔斯.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黄贝如]
作者：洪冰
[提 要]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制度安排是该系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提出并倡导制度安排，有其深刻的历史、理论和现实依据。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依托与杠杆，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这两种途径来实现和保障公民道德建设。
[关键词]制度;制度安排;公民道德建设;系统
[作者简介]洪 冰(1980—)，男，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江西南昌 330077)
当今社会，人们的交往活动日益复杂和广泛，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亟需在理论上首先得到阐释与解决。在伦理道德领域，这意味着“哲学伦理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必须提出能够解决道德实践问题的理论框架”。[1]以解决道德实践问题为目的的公民道德建设，即是伦理学在社会实践领域中的一种积极应用。实现公民道德建设系统工程的完满竣工，不仅有赖于其系统内部的建设，加强道德研究和道德教育，而且离不开与之相关的其他社会系统良性运行以及各个社会系统的协调互动。本文试图讨论公民道德建设中制度安排的依据以及实现途径，从而揭示制度安排在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一个可能的视角。在此，制度安排不是具有社会经济形态意义上的社会制度或体制，而是一套支配既定的活动方式和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同时也是制定规则的活动。
一、制度安排的依据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及建国以来的伦理学思想体系之中，制度或者制度安排并非一个重要范畴。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制度安排在我国伦理道德建设中的意义日渐凸显。制度伦理遂成为近年来伦理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考量制度安排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关系，不难发现，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提出并倡导制度安排，有其深刻的历史、理论和现实依据。
首先，传统伦理道德的“礼”体系是制度安排的历史依据。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注重心性修养，强调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不过儒家关于道德的外在约束力的思想也十分有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殚精竭虑所要维系的礼其实就是兼具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特性的一种制度。有学者把传统儒学伦理分为心性、制度和日用儒学三个方面。[2]礼的伦理道德体系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儒家的制度儒学和日用儒学。制度一词也曾在儒家的早期经典中屡次出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易经·节卦·彖传》)。“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礼记·礼运》)。“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礼记·仲尼燕居》)这里的制度涉及政治体制、法度、文化规则等多层含义，其作用是约束和激励人的行为。制度又以礼的形式出现，正是“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礼”这一制度体系下，儒家视国家生活为扩大的家族生活，家族生活为缩小的国家生活，家与国同质同构。于是儒家把本属于家族规范的三纲诠释为社会的根本原理。尽管它存在着种种弊病，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这种制度体系对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效用。
其次，道德的他律性是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思想史上许多思想家都强调只有出自自律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孟子把心看成“先立乎其大者”，认为“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万章下》)。康德所赞叹和敬畏的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3]但从道德自身的属性而言，道德包含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道德他律尽管外在于道德主体自身，却是道德的最起码的条件。道德主体只有既认识了道德规范的他律性，又自觉地服膺这种他律性的约束，达到道德价值判断与道德价值选择的统一，才步入道德自律的殿堂。
傳统伦理却忽视了这一点。中国古代传统伦理思想几乎未涉及他律性的道德，而建国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上虽然明确了道德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但在社会实践中却一味强调道德自律，道德他律的现实性。既有道德建设过于强调道德教育，在实践上是有其明显不足的。道德教育建立在个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并诉诸于社会舆论的影响。而人的本性是复杂的，依赖社会中本来良莠不齐的大众群体拥有道德自觉来实现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不仅不可行而且是不可能的。道德教育能较好地发挥其劝善的作用，却不能发挥惩恶的作用。所以，美国宗教哲学家尼布尔提出，仅仅靠宗教和道德约束无法消除社会不公，为了消除社会形态中的不公正现象，仍需采用理性的强制策略。[4]任何强制策略都必需符合当下社会形态的理性和道德。使用强制策略时应受到公众的监督，避免成为个别群体或个人的谋利工具。
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注重制度安排，则能弥补以往缺陷。公民道德建设是指社会在一定道德核心、道德原则、道德基本要求、道德规范和道德生活价值目标等道德规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开展的旨在培养和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的道德实践活动。其基本方式是教化、引导和约束。制度安排是当前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之一。作为人们行动的依据和行为之指南的制度，一经形成，就具有独特的引导、约束和规范功能。既定的制度都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和强制性特征。这些特征使制度安排非常有利于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其一，制度的确定性有助于道德规范、道德目标的认识、把握和落实，制度能够按照行业、部门的特点把道德规范、道德目标化为工作的具体要求。其二，制度的稳定性有助于道德的养成。制度的稳定性使制度规定的内容成为许多人反复践履的行为，道德在其过程中也就养成为人的无意识存在。其三，制度的强制性使制度对恶的惩治就是对道德正气的弘扬。[5]制度规范是一种外在于人的言行和内心世界的客观存在。制度安排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虽然主要是起着道德他律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安排只能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扮演着限制和惩罚的角色，而是具有积极引导功能，能够保障公民的道德权利，更好地实现公民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的统一。
再次，当前社会转型引发的诸多问题是制度安排的现实依据。建国以来，现代化社会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对人们的行为及心理也造成了冲击。社会转型期间，社会结构不断分化，社会角色也日趋复杂化，利益、价值目标和追求都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当改革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力度不断加大的时候，由于人们的心理和实际生活承受能力的影响，同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配套措施不完善，必然出现种种不适应现象，造成人们对家庭、职业、公共等方面道德产生消极影响。
可以说，制度缺陷是某些伦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制度的缺失可以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去分析。就理论角度而言，社会改革期间，陈旧的制度逐渐退却，而新的制度又未完善。理论和现实的冲突造成的是思想、价值观和信仰的混乱。最终，制度在现实中失去权威性，有违与制度的情况层出不穷。人们不禁呼吁，制止道德滑坡已经刻不容缓。
社会监管制度的不健全，使得社会中的腐败行为造成恶劣影响。正如罗尔斯所言，造成道德失范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个人的品性修养，而首先是制度的正当性引起了社会成员的怀疑和否定。他还指出，对制度的道德评价和选择优先于对个体的道德评价和选择。[6]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制度失范问题，使得人们呼唤公民道德建设的制度安排，呼唤制度伦理，倡导重新建构道德惩戒力量。在社会转型期，应该用制度的形式，建立明确的社会道德规范。一个成熟、健全的伦理制度是社会稳定、经济制度的粘合剂。如果没有较好的社会条件，那么道德的人行使道德对自身并没有好处。面对他人道德状况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道德风险，个体的承担能力以及道德理性都十分有限。所以，制度安排才是公民道德建设的突破口，或者说是当前公民道德建设之重点。
二、制度安排的途径
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过程，因此道德问题仅仅依靠道德本身就难以解决。道德规范软约束、道德建设系统性、持久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公民道德建设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要形成全社会的合力。道德本身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而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并通过社会生活呈现出来。社会经济生活决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和基本取向。同时，公民道德建设还受同属上层建筑的同一次级或不同次级的其他社会系统的影响。这些影响构成了公民道德建设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制度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规范体系，其目的是制约和引导社会成员行为而保持特定社会秩序。任何制度的设立、变迁和创新都对其所规约的成员的行为和利益有一种支配作用，规范他们的行为方式，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引导其价值选择。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多种途徑来实现和保障公民道德建设。针对制度安排的两种形式，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制度安排也有两个发展路向：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
其一，制度伦理化，是从制度安排的本质规定和运作框架中引出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或把伦理道德作为一个尺度和标准，对一定制度做道德评判。其对象是正式制度安排，使一些成文的法律、政府法令、公司规章、契约等伦理化，从而让正式制度安排具有合伦理性、合道德性。一种制度体系若要得到全体至少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念上的认可和支持，必须有在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充分论据。因此，制度总是依据一定的伦理原则而制定并隐含了一定的伦理要求和伦理追求的。制度伦理化，作为克服制度性腐败的有效途径，是制度内部的调整或弥补，乃一个健全社会的应有之义。就公民道德建设的整体目标来说，在正式制度安排中，就不能仅仅从效率为根本目标，而应该考虑更多的社会伦理诉求。近年来的各种事实表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往往导致的是“只求效率，不顾公平”。由此带来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引发了不少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之一是“坚持注重效率和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制度伦理化要求我们实行一种以公平和平等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体现社会整体伦理要求的正式制度安排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有力保障。
其二，伦理制度化，是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并在道德生活领域执行。这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道德与制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社会规范调节领域，但是将二者结合起来无疑有助于促进实现社会调节功能。道德领域中的制度化往往使某些具有社会必要性的道德规范得到普遍的遵守。通过伦理制度化，实行有效的制度安排，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秩序，从而保证具体的不道德行为要付出代价。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事例表明，伦理制度化有助于道德风气的改善、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礼”中对人们的日用人伦做出了许多制度性规定。在国际上，新加坡的公民道德建设注重利用制度保证伦理道德的发扬，在社会公德、家庭伦理和行政伦理等方面都有极为细致的规定。依据违反公德的轻重程度而“明码标价”的罚款告示牌在新加坡随处可见：过马路闯红灯，罚款20新元;路上乱丢垃圾，罚款300新元;随地吐痰，罚款1000新元等等。这些为当前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建立起救助性制度，把救助性、关怀性伦理道德行为和道德力量制度化体系化，从而使个体的生活困境都能因此得到消解和克服。
制度安排的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存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中的伦理要求和实现伦理道德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可以达到辨证统一。其基本措施是建立健全各种社会机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通观全局，体现具体的行业部门要求、道德要求。
有关制度安排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是，一是不赞成对制度安排的过分迷信。正如道德教育有其局限性一样，制度并非万能，也是有缺陷的。公民道德建设系统工程的最终完成有赖于道德教育与制度安排两者并重。公民道德建设包括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建设，公民道德则主要是为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虽然可以规范并影响群体和个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但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道德问题，有时还会造就出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相反的双重性格。因此道德建设离不开自身修养，或者说更根本的还是道德修养。二是反对由于公民道德建设的系统性而将道德泛化。我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泛化是历史事实，而且具有巨大的历史惯性。今天提倡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制度安排，也应该注意克服道德泛化的现象。人们处于其中的社会生活具有丰富性、多元性，虽然个中环节不能游离于社会道德之外，但是作为复杂系统而存在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有其独立性和价值标准。我们并不能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每一环节都从道德出发，并以道德为归宿。对于硬性的正式制度安排，如何引入道德评价;对于软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如何提升为制度，都值得思考。
总之，制度安排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依托和杠杆。改变公民道德建设在一定时间内滞后于社会现实的紧迫要求的窘况，扭转其被动局面，制度安排将不辱使命。
[参考文件]
[1]约瑟夫·P·德马科，理查德·M·福克斯.石毓彬等译.现代世界伦理学新趋向[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
[2]彼得·科斯罗夫斯基，陈筠泉.经济秩序理论和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4](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5]龚天平.论制度伦理的内涵及其意义[J].宁夏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3).
[6]罗尔斯.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黄贝如]
作者：洪冰
DOI：10.15938/j.cnki.iper.2021.05.015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提高网络空间公民道德水平。相比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19年版的重要变化是增加了公民网络道德建设的具体要求，这是源于网络空间已然成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实践的“新场所”。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极大丰富、便捷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明显。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如何回应网络空间道德实践“新场所”引发的挑战?学界存在不同的认知范式和理论主张。网络道德建设论者主张通过新媒体技术、流量控制技术等网络新技术路径进行网络道德建设。但部分学者认为，网络空间是社会公共生活的一个场景而已，并不存在公民网络道德可言。通过公民“自律”与“他律”两个传统维度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的公民道德建设。对构建网络空间道德理论的质疑大致包括：网络空间存在是否必然意味着网络空间道德存在?网络空间形态的特殊性需要异于“既有道德”的“网络道德”命题是否成立?
为纾解《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实践的理论障碍，回应上述理论质疑，有必要在学界既有研究基础上剖析公民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本质，探索网络空间公民道德实践场所的现实样态及公民网络道德的特殊范式，在此基础上探讨公民网络道德建设的路径方案。
二、公民网络道德的生成逻辑和特殊性
理论研究的起点须是回应现实问题，终点也应是解决现实问题引领理论及社会发展。笔者认为，公民网络道德建设路径探索既要剖析公民网络道德概念、本质及生成逻辑等“为什么建设”的“形而上”问题，又必须回应公民网络道德的现实困境及建设路径如何展开等“建设什么”“怎么建设”的“形而下”的问题。
1.公民道德的理论发展与公民网络道德的提出
从词源上看，“公民道德”的概念是由“公民”与“道德”组成。“公民”一般被认为与国家及市民社会相关，指向拥有一国国籍身份并享有该国基本权利履行基本义务的人。公民网络道德是公民道德在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等新的实践场所的新形态。本质上，公民网络道德是公民道德在网络空间这一新实践场所的遗传与继承，但同时是基于网络技术本身及网络空间的新问题进行了改良与创新。
2.公民道德生成场域：公民身份与公共生活
公民身份和公共生活赋予了公民道德的主体性和公共性，公民是在认同公民身份和參与公共生活中逐渐发现和意识自身的公民性和道德性的。上述两个主客观要素的变化直接关涉公民道德的生成过程以及建设结果，两者共同构成了公民道德建设的主客观制度条件。
3.网络空间引发公民道德的生成的特殊性解析
学界对网络技术引发公民道德建设的挑战已无争议，只是对网络介入并影响公民道德建设的具体方式及建设路径尚未形成共识。笔者认为，网络技术主要引发的不是公民道德观念的转变，而是影响公民道德生成的过程，即引发公民身份与公共生活的双重改变，导致公民道德生成的过程及公民道德的呈现形态出现特殊性变化，具体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虚拟化滋生参与主体虚拟化及网络社群虚拟化 网络技术虚拟化，滋生出参与个体及网络社群的拟化，导致公民道德水平的降低，增加公民道德失范风险。其一，网络平台允许公民可以匿名注册或匿名发布信息，让公民个体形成了一种“说话不用负责”的错觉。其二，公共生活社群虚拟化使网络成为公民泄愤的平台。虚拟化的网络社群作为公民道德实践的新场所，相较于现实中的社会公共生活，更容易形成网络泄愤的平台，影响网络公民道德观的形成。
(2)网络空间道德建设主体由个体化向数据化逐渐蜕变 从4G到5G时代，传统意义上的个体信息已经逐步由具象的数据包所替代，主体已经转变为由一个个数据构成的虚体并参与到网络中。公民成为网络空间中独特的数据化主体，这与传统意义上网络空间中个体作为最基础的道德行为和社会交往理论出现了偏差，因此也为公民网络道德的构建增加了难度。
(3)网络数据即时扩散化与碎片化阻塞公共生活秩序的形成 与传统公民道德实践场所不同，网络空间基于网络技术可实现大范围无限制的即时扩散与传播。网络社交媒体的裂变式传播模式，导致未经认证的信息发布后，引发舆论趋势。部分公民在电脑或手机屏幕前成为无所不能的维护正义的“键盘侠”，对政府或他人的行为在未完全掌握全部信息的基础上妄加评论，严重威胁公民道德的建设过程。
(4)网络空间的开放化增加了公民道德建设的难度 网络空间的开放性直接表现在网络空间的整体门槛较低。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参与主体无论职业、学历、性别、民族等均可以平等的参与表达，对同一问题的看法难以做到遵循其本质及其客观性。扭曲事实后通过网络平台快速传播，使得网络空间秩序陷入混乱。
综上，网络技术的虚拟化、数据化蜕变、快速传播化与数据碎片化、开放化较大程度影响了公民道德的生成要素：公民身份与公共生活。其特殊性已无法通过传统的公民道德建设路径予以纠正，需要针对网络空间公民道德建设的具体问题，并结合网络空间的上述的特征，设计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公民道德建设路径，实现《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基本要求。
三、新时代网络空间公民道德建设的特点与困境
网络技术的虚拟性、数据化蜕变、即时传播性与数据碎片化、开放性等特征较大程度地改变了公民道德的生成要素：公民身份与公共生活，进而影响了网络空间公民道德的生成机理。进入新时代，网络技术迭代更新更加快速，网络空间公民道德建设呈现诸多新型特点，也呈现多元困境亟待解决。
1.新时代网络空间公民道德建设的特点
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基于网络技术而生的周边技术更新不断，如人工智能技术、5G时代的生态产品技术(远程医疗技术)、区块链技术;基于网络技术更新产生的影响公众公共生活的技术终端软件，形成了公众新的网络生态道德实践场域，使得新时代公民网络道德建设更具有挑战性，具体呈现以下新特点：
(1)网络公民主体呈现个性化特征 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技术为基础支撑的大数据采集与学习能力更强，移動网络主体的偏好被无限放大与满足。网络主体在移动网络终端所看到的、用到的、听到的、买到的皆是符合自己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的产品内容，对于与其相悖的网络内容将被大数据通过云计算后予以清除。此时，以大数据为图谱呈现出的网络公民主体与传统的网络公民主体相比，个性化与独特化特点更为明显。
(2)网络技术更新迭代道德建设呈现复杂化 新时代网络技术迭代更新的速度相较于传统互联网时代更快、周期更短。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人们的行为以“算法”实现，并通过人工智能的形式表达，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机器人已经与传统机器人存在本质区别，可以自主学习与思考并根据算法进行自主表达。诸如此类网络技术的更迭诱发了极大的道德风险，如如何识别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主体的行为与机器本身的行为?参与道德建设的主体是否应该包括具有独立思考融合算法的机器人?其实施的道德失范行为如何规制?在进行网络道德建设时不得不考虑上述新特点。
(3)网络自媒体兴起公民身份呈现双重化 自媒体兴起极大地促进了公民影响其他公民的作用力，公民既是道德建设的参与主体也成为被他人影响的被动主体，每位公民既为信息创造者又为信息传播者，既是网络资源周转流程的参与者又是网络资源从生到亡的直接决策者，在新时代自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特征更为明显。
(4)网络万物互联公共生活呈现去中心化 典型的万物互联如区块链技术，基于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该技术逐渐进入人们视线。在区块链技术背景下，公民主体皆可以对自己从事的事情进行数据编辑，同时可以对周边其他公民主体、事物等作出“记账式”数据编辑，整个公共生活的参与主体、客体，甚至公共生活本身均呈现去中心化，公共生活秩序建构维系以来的交往行为则转变为通过主体编辑的数据方式实现。
2.新时代网络空间公民道德建设的困境
由于新时代网络空间公民主体特定化、身份双重化，以及网络技术迭代频繁与万物互联新样态等特点，使得新时代网络空间公民道德建设难度更大过程更为复杂。
(1)公民网络道德认识模糊 与新时代网络技术更新迭代频繁相比，公民对网络道德规范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字面意思上，对网络空间道德规范的边界认识模糊。当今网络新媒体呈现出“快速报道、迅速转载”这一特征，导致大量未经验证真伪的新闻、充满情绪化的评论蔓延。再加之在网络传播过程中，每个公民都被赋予双重身份，既是“把关人”又是“操盘手”，网络主体只是简单复制转发“道听途说”的信息，通过非官方途径“裂变式”传播，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碰法律的底线。由此可见，公民网络道德认识模糊成为新时代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困境之一。
(2)公民网络道德情感冷漠 新时代网络技术提供超便利的同时，无形中改变了人与人之间道德情感的表现形式，人们更热衷于网络上的对聊，屏幕问的互动，而忽视了传统意义上的面对面直观交流方式，导致网络道德情感的淡漠。情感的冷漠会阻断人与人之间的信赖，人们会更容易关注网络空间中的否定信息，增强其概率权重并形成“否定效应”，作出更多的负面判断和否定解读，使网络空间道德建设过程中有效识别与建立正确的空间道德观更为困难。
(3)网络空间道德失范行为隐秘而频发 新时代网络技术迭代更新迅速，使得失范行为传播的范围更广、更快;同时，公民网络主体身份呈现双重化，滚雪球式的传播与扩散使得网络谣言与网络暴力的影响范围迅速变大，更难以发现失范者的真实身份。网络造谣、辟谣并存共生、难以辨识，导致社会道德调节功能的弱化，网络道德失范行为频频发生。
四、新时代公民网络道德建设路径的重构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提高网络空间公民道德水平，但鉴于网络技术引发的公民道德生成要素异化，公民道德建设呈现出道德规范意识模糊、道德情感冷漠、道德失范行为隐秘而频发等困境，需要新技术与传统路径相融合，纠正和恢复网络空间的公民身份与公共生活秩序主客观两个公民道德生成逻辑，同时积极主动利用新型信息技术，融合传统道德建设体系，重塑新时代公民网络道德建设路径。
1.培育网络空间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
为应对公民道德意识模糊、网络道德情感冷漠等困境，可先从公民主体层面展开思考，通过强化公民道德素质养成、推动虚拟身份现实化以及协同外部诱导机制培育网络空间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
(1)加强公民网络道德素质养成促使公民道德意识自觉化 网络道德“是公民道德的内在方面，不再只是所谓的‘网民’的道德”。要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基准，培养文明自律网络行为。一是提升网络道德伦理认知水平。网民更应当做好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工作，合法合规表达意愿、发表观点和转载信息。二是进一步加强网络道德自律行为。通过道德自律加强对自身主体的伦理管理。三是加强网络主体的道德内化。不断加强公民对社会道德的认同并将其转化为自身行为准则，演变为个体道德素养，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2)推动网络空间虚拟主体社会关系的现实化 新时代公民网络道德建设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网络空间的深度虚拟化，因此如何推动网络空间虚拟主体社会关系现实化成为公民网络道德建设的关键内容。网络平台的实名制注册和内容表达的实名制等是扭转网络空间虚拟化的关键。这必须通过政策引导和法律规范完善，辅以互联网技术改进共同实现。
(3)通过合理引导网络自媒体强化公民道德观的形成 新时代，微信、抖音、快手等网络自媒体已成为替代传统互联网的新的使用方式。因此，公民网络道德建设也可主动利用网络自媒体的方式，选择社会公众更易于接受的形式进行道德伦理教育和引导。运用好自媒体这一平台“举旗帜、展形象”，开辟网上教育新阵地，通过设置翻转课堂、慕课微课、中华美德讲座、在线教育等方式加强网民道德培育，通过直观生动的案例、图片、动画，传播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网络自律意识，培育“慎独”精神。
2.网络空间道德公共生活秩序的培育
通过增强网络空间道德建设主体的道德意識可纾解主体层面的困境，客观层面的应对则需要培育真实、健康及规范的网络空间公共生活秩序，方能纠正网络空间公民道德的生成逻辑。
(1)逐步构建起网络道德行为引导和监督机制 通过制度的构建，协同并举逐步完善网络道德培育的各个环节，进一步固化网络道德培育的成果。一是构建起具备亲和力、影响力的自媒体网络道德行为引导机制。二是建立起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网络道德失范监督机制，通过大数据等信息安全技术的运用，借助敏感词设置、过滤软件、记忆软件等网络技术手段，更为及时便捷地监督公民的网络行为，严格防止不良、不实网络信息的传播。三是充分发挥网络舆情沉默螺旋正效应。要充分重视在突发事件中发挥网络舆情沉默螺旋正效应，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实现正面宣传的全覆盖。
(2)提升网络空间治理理念并明确规范界限 政府层面应全面提升网络空间治理理念并明确规范边界。一是在处理网络舆情时，应当坚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扬正抑负聚人心。二是坦然面对、及时化解矛盾。针对网络空间凸显的矛盾本身，要本着关注民生、体恤民情、尊重民意的理念，及早发现、及时介入，快速解决，公开透明地公布防止因为缺乏权威可信的官方回应导致的舆论场的割裂。三是划清网络法律法规红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明确公民的法律责任，让广大网民知晓哪些行为是逾越了法律的边界。惩罚那些造谣者，使网络违法犯罪分子望而生畏，能够更好地矫正公民在自媒体中的网络道德失范行为。
(3)强化网络媒体在网络道德伦理建设中的地位和责任 网络媒体不仅是网络道德伦理的提倡者和推广者，更应当是网络道德伦理的遵守者。一是保证网络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网络新闻从业者必须尽力核实网上的新闻来源，确保所报道新闻的真伪。二是提高媒体从业者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网络媒体从业者更应当结合自己的职业特征，按照新闻从业标准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升自身的道德伦理修养，修正和约束自己的职业素养，应当重视网络话题的设置和引导，要通过网络媒体人的“律己”来实现对网民道德观念的影响。
(4)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 在网络空间，高素质的网络意见领袖能够充当政府和网民之间舆情调节阀的作用。一是培养高文化、高素质的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空间整个治理过程中，可以邀请专家学者与官员参与网民的在线讨论，发布权威观点并积极利用网络自媒体平台，置顶、链接增加其曝光度。二是政府应加强与网络意见领袖的互动，特别是“草根气质”的平民意见领袖的互动。“因人制宜地展开思想道德教育，并发挥目标群体的社会互动作用，将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扩大化，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3.公民网络道德新型信息化技术运用之探寻
对公民网络道德建设，新型信息化技术的介入既是挑战更是机遇。通过积极主动利用新型信息技术，融合传统道德建设体系，重塑新时代公民网络道德建设路径。
(1)利用大数据分析与采集信息化技术助推公民精准网络道德建设 通过利用大数据分析与采集信息化技术实现网络空间的精准公民道德建设，不能简单理解为网络道德中的盆地，而是通过平台建设和用户使用，可搜集到一手的原始数据，并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整理，能够精准地掌握公民网络道德的现状，从而做到思想道德教育上的“有的放矢”，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个性化的思想道德引导，从而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2)拓宽信息化技术利用载体探索网络思想道德教育平台建构的新形态 在虚拟网络空间中加强公民的道德引导，所需要的工作并不是教育者单方面宣传教育，而是需要在网络平台大量收集原始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和运算，从而得出结论有的放矢的实施教育引导。事实上，我们日常使用的微信、QQ、淘宝这类都是网络平台，但是这些都是企业经营并以营利为目的，而网络道德建设中我们必须建设符合网络空间主旋律的平台。目前，网络上已经出现了此类平台，如学习强国APP，传播主流声音弘扬正能量，里面有很多权威发布。这些学习平台为收集原始数据，分析数据，提炼信息，进一步准确实施公民网络道德的数字图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3)尝试引导区块链技术发展刺破网络主体的虚拟外衣 区块链技术的产生，衍生而来的去“中心化”，让信息的生产、分发流程发生改变，网络媒体架构转变为分布式布局，实现了作者和读者直线沟通，在这种新生态媒体架构中，每位公民既为信息创造者又为信息传播者，既是网络资源周转流程的参与者又是网络资源从生到亡的直接决策者。通过政策扶持与引导，形成区块链技术的正向引导效应，从技术上刺破网络参与主体的虚拟身份外衣，使网络空间与现实公共生活形成正向积极融合的公民道德实践双场域。
(4)利用筛选与识别信息技术合理引导网络自媒体健康发展 新时代，网络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作为新型道德实践场域，由于参与人数多、操作程序简单、群众基础广泛等因素，网络自媒体的健康发展直接关系网络道德建设的实效。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技术层面可以通过积极利用数据筛选与识别，对影响公民道德生成的信息进行屏蔽;对促进公民道德生成的进行积极推广。可以通过线下与线上融合方式，积极培育网络自媒体确立公民道德判断标准，对涉及道德失范行为的，可以根据既有规范予以处置。
[责任编辑：张学玲]
作者：袁希
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从其外延来看，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多个子系统的建设。从其内涵来看，则包括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德育方式方法三个子系统的建设。在这三个子系统中，秘书工作的关注重点，应放在德育方式方法上。
德育方式方法，是通过说服和劝导，以多样而艺术的方法，让社会成员个体接受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并内化为社会个体的道德意识。个体道德意识外化，就成为道德行为。由此可见，德育方式方法是道德原则、道德规范与道德意识、道德行为之间的中介与桥梁。所以，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要求一旦确定，德育方式方法就成了道德建设中应予注视的重点。这时，就必须寻找适应今天这一时代特征的德育方式方法的总体特点与规律，使秘书工作在参与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得心应手，卓有成效。这种特点和规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秘书工作者首先要把握道德建设过程中的内化和外化规律，积极进行思维导向。所谓内化，是指帮助和引导对象将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要求转化为自己的道德意识的过程。所谓外化，就是帮助和引导对象将已形成的对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要求的认同转化为自己的道德行为，并将良好的道德行为转化成道德习惯。内化与外化是辩证统一的，它们相互联系又相互渗透。只有经过内化与外化的交替进程，社会成员才能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公民道德建设才可能实现。
秘书工作者同时要把握好综合效应规律，进行多渠道、多方式的正面引导。道德建设过程从来就是一个德智并进、情理并进的过程。英国教育哲学家彼德斯认为：“一个人接受道德原理是在具体的社会情景中亲自体验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强烈的个人动机去寻找这些道德原理所要求或所规定的东西。”由此看来，在道德建设过程中，应更多地尊重主体的选择和情感体验，把社会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对象内在的道德信念，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正确的价值体系。这就要求秘书工作者在辅助决策过程中综观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整体，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遵循公民道德建设的综合效应规律。
在道德建设过程中，还有一项不可违背的规律，那就是双向互动规律。道德建没的过程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双向活动过程。正如《纲要》指出的那样，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体，既是道德建设成果的受益者，也是道德建设的参与者。这种双向互动的规律要求各级秘书工作者将自己融入到社会整体的洪流中去，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完成当代公民道德建设这一伟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公民道德与诚信建设知识竞赛”活动闭幕词
各位领导、同志们：
今夜，我们张灯结彩，气氛活跃;今夜，我们秩序井然，紧张热烈。经过参赛的六个代表队多个轮次的激烈竞答，我们××县××局“公民道德与诚信建设”知识竞赛活动圆满落下了帷幕。在整个竞赛活动中，所有参赛选手充分发扬
团结协作、热情奔放、朝气蓬勃、努力竞争的进取精神，体现了团结友善、诚实守信、敬业乐群、博学多才的现代企业职工的时代风采，体现了健康和谐的竞赛气氛，真正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
前面，××书记讲过，开展公民道德与诚信建设，对于推进全局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我局干部职工的整体素质，原创：增强企业凝聚力，培养全体职工积极向上、健康和谐的良好道德风尚有着重要作用。如果说“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学习教育活动为县局开展的的公民道德与诚信建设教育奠定了基础，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生机与活力。那么，这次的竞赛活动无疑会将这一活动推向新的高潮，进而提高全体职工的社会责任感和乐于服务、乐于奉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自觉性。
一位哲人说过，道德能弥补才能的不足，但才能永远无法弥补道德的不足。这充分说明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希望全体同志以今晚的“公民道德与诚信建设”知识竞赛活动为新的起点，把道德与诚信建设有机地融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学习教育活动和贯彻县局××年工作会议精神的工作实践中去，按照会议提出的全年工作思路，全力抓好五项工作任务的落实，确保全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为构建“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企业迸发持久的热情，把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热心献给企业，关心献给同事，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为社会和人民创造财富做出贡献。
最后，我代表县局领导班子，向今晚参加竞赛的各个代表队、各位选手表示衷心感谢，并向取得优异成绩的各个代表队、各位选手表示衷心祝贺!
“公民道德与诚信建设知识竞赛”活动开幕词
各位领导、同志们：
加强公民道德与诚信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体现了中央“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为了认真贯彻中共中央这一基本方略，在企业建设中注重道德教化，构建和谐企业，培养职工敬业爱岗
、追求奉献的精神，进一步加强道德自律教育，提高全体干部职工“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水准，弘扬中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传统道德文化，使企业文化具有更加深厚的底蕴，去冬以来，我们××县电力局根据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原创：按照××公司党委的安排，在全系统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同时，开展了“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的公民道德与诚信建设教育活动，并将这一活动部署到全局××年的总体工作，有效增强了全体干部职工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培养了全体干部职工敬业奉献、积极向上、健康和谐的良好风尚。
为了进一步推进全局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公民道德与诚信建设”教育的成效，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培养富有社会道德责任感的时代新人，寓教于乐，增进企业活力，活跃职工文化生活，弘扬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增强干部职工的集体荣誉感、工作责任感，努力构建和谐企业，推进我局各项工作在新的一年里再创辉煌，今晚，我们××县电力局隆重举行“公民道德与诚信建设知识竞赛”活动，值此时刻，我代表县局领导班子，向此次赛事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加竞赛的各代表队的职工表示真挚的问候!愿大家在这次竟赛中，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我们地电职工的精神风貌!
让我们按照××集团公司的部署，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安全是基础、效益是中心、服务是关键、发展是生命”的观念，通过这次竞赛把“公民道德与诚信建设”教育活动进一步掀向高潮，在今后的工作中，以高尚的道德人格力量去影响人、带动人、鼓舞人，着力弘扬时代精神，凝聚全局力量，与时俱进，团结拼搏，锐意进取，以一流的服务，一流的业绩回报党和人民。
公民道德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第一，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保持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保障。生存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严重影响了社会协调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实践证明，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社会的良好发展，更谈不上人类的全面发展。第二，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才能促进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每一个公民都要在社会中争取做个道德规范的好公民；在职业生涯中做一个好工作者；在家庭生活里做一个好的家庭成员；广大党员也要起先进带头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 第三，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人是社会的主体，各种社会关系就是人在其社会实践中发生和建立起来的。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所以，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也就成为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存在着不少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我们应该把开展这项建设同党员的先进性教育结合起来，同各行各业的建设结合起来，以公民道德建设为着力点，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公民道德纲要和公务员职业道德摘录!
1：2002年10月党中央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大的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在职业道德建设方面，《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把道德特别是职业道德作为岗前和岗位培训的重要内容，帮助从业人员熟悉和了解本职工作有关道德规范，培养敬业精神要把遵守职业道德的情况作为考核、奖惩的重要指标，促使从业人员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树立行业新风”。
2：加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
第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是以德治国的核心要素;
第二，加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建设是当代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
第三，加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建设是反腐倡廉的需要;
第四，加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建设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
第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是国民素质的基本体现。
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包括如下新的特点：
第一，先进性与时代性并存;
第二，政治性和政策性兼有;(反面例子是“一朝进了衙门口，什么特权他都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破除这些封建特权思想，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摆正个人权力与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群众利益的关系，同时，要树立严格的法制观念，在逐步建立健全各项政策法规时，还要有明确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规范。)
第三，稳定性与发展性相依;
第四，多样性与共同性兼具。
4：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的基本准则：
第一，目标性原则;(亦可称为从属性原则，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必须服从于国家大政方针的总目标。) 第二，实效性原则;
第三，操作性原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里的“规矩”就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行为的明确要求。) 第四，服务性原则;(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最明确地表现为服务性原则，就是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
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地为人民和国家利益服务。)
第五，主体性原则。(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的制定一定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每个工作人员的劳动积极
性，使其才能在职业活动中得到应有的表现。)
5：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的内涵：
第一，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强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就是要求他们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能任意
地滥用权力。)
第二，加强学习、用于追求。(20%/80%原理)
第三，服务群众、弘扬正气。(反面形象是“衙门口朝难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架势。)
第四，依靠群众、开拓创新。(毛泽东的名言：“群众是我们的后台，后台一拆，什么戏都唱不成了”) 第五，更新观念、调整心态。
6：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的关系：
第一，行为规范的他律与职业道德的自律;
第二，从行为规范到职业道德自律的转化;
7：职业道德是职业态度和行为的复合体。是主体超越特定价值系统的自我选择。
8：中国古代官员的职业道德传统：
中国古代官员的优秀的职业道德传统：
第一，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明确提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的道德思想，其中，“执事敬”就是指对职
业活动的敬业精神。后来儒家的经典著作《礼记》和《学记》则进一步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为“敬业乐群”，并且从此成为指导我国各行各业职业活动的一条基本道德准则。
第二，《从政遗规。舍人官笺》中所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则知所以持身矣。” 第三，“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早期官德。
第四，“为政以德”、“民为邦本”的政治道德。
第五，修身践履、清正廉洁的职业官德(儒家的“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令不行”)中国古代封建的道德礼教：“惟有德者才能治天下”的传统观念往往导致人治的集权专制。才导致
了“天下非一人所有，惟有德者居之”。
9：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的目标体系：
第一，从高的职业道德追求：(在职业活动中提升人生价值/在职业活动中实现组织目标/个人需要服从集体需要/在职
业活动中加强道德修养)
第二，明确的职业道德目标;(思想道德目标/工作道德目标/法制道德目标/科技道德目标心理道德目标)
第三，具体的职业道德规范(忠诚国家的职业道德规范：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对政府指令的执行，对上级指令的执
行。/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规范/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规范：党政干部乃至普通工作人员都要忠诚老实、平易近
人、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先做到，真正做一个人民满意的公仆。/公正公平的职业道德
规范。/廉洁自律的职业道德规范。)
第四，理想的职业道德品行
10：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的价值取向：
第一，基础价值取向：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行政”与管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行政是形势国家赋予的权力，
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管理是对一定的人财、物等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以实现系统目
标的过程。/国家机关的行政管理，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其基本功能就是执行国家意志，协
调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加强国家行政机关职业道德建设至关重要，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应该是抑制
行政自利性，协调好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最大限度地谋取公共利益，实现从“政府本位”向“社
会本位”的转变，努力为人民服务。)
第二，核心价值取向：建立健全责任监控机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前提是，他们在形势权力，旅行职能的
同时，应具有为自己的行文承担后果的责任能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强烈呼唤政府树立“三种意识”：权责平
衡意识、为纳税人服务意识、成本—收益责任意识。所以，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内部责任控制机制，实质上就
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自律机制。)
第三，根本价值取向：维护社会公正;
第四，目标价值取向：培育高尚人格。(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需要实现行政道德义务与行政
良心的统一。行政良心是存在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内心深处的、对自己的行为应负的道德责任的自我认识和自
我评价能力，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意识中各种行政道德观念、心理因素的有机整合。/在现实的行政过程中，行
政道德责任与行政良心是相辅相成的，他们能够而且应该是统一的。/利益冲突与道德冲突是行政行为选择中所
面临的动机性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是“双避冲突”，可能是“双向冲突”，也可能是“趋避冲突”)。
1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的功能：
第一，促进社会发展功能;(职业道德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职业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职业道德状况是衡量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职业道德建设确保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第二，促进个体发展功能;(职业道德是个体人格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道德是个体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保证) 第三， 规范、引导功能;第四：调节监督功能。
第四，简单分析的结论昭然若揭，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职业道德水准下降;问题的解决，重点也应是职业道
德的整束、惩戒和规劝，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职业道德建设。职业道德也是道德，也是一套社会行为规范。
在新闻媒体造成的社会精神氛围中，人们无意识地把职业道德问题理解为一般社会道德问题，根本原因是忽略
了前边的“职业”二字。
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素养，是所有从业人员在其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中共中央发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于公民职业道德建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职业道德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奋自强、敬业奉献”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在职业方面的具体反映，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职业道德建设对于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提高具有直接的影响，是全面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以德治国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体上呈 现出良好的态势，公民道德建设水平普遍有所提高，但是，关于职业道德的建设却相对比较薄弱。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事马虎拖拉，敷衍塞责，“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一些市场从业者惟利是图，不讲信用，有的甚至坑蒙拐骗，侵害消费者权益。这些人将基本的职业道德抛于脑后，甚至违反国家的法律，受到法律的追究。这种严峻现实表明，加
强职业道德建设应当受到高度重视。同时，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整个社会对于从业人员也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此历史条件下，我们进行职业道德建设，就应当从加强职业观念、职业纪律、职业作风、职业态度以及职业技能等方面入手。具体而言，所有从业人员首先应当爱岗敬业。只有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尊重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才能够在工作中做到踏实认真、勤于实践、努力钻研，也才能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其次，应当诚实守信、办事公道。讲诚实、守信用，做事公平、公正，不仅渗透于我国法律体系当中，成为许多法律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职业道德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三，应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让群众满意，对社会有益，不仅是服务性行业的事，所有的行业都直接或者间接的与人民群众有关，都需要大力倡导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和无私奉献的意识。一切从业人员心中有人民、工作为人民，这是任何时期都要坚持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样需要强调。
德制于内心，法规于外在，法律与道德均是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我们制定的许多法律都与职业道德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大力进行公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讲职业道德、重视职业道德的良好风气，对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将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各行各业都应当按照有关法律和《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的要求，针对本部门、本系统、本行业的职业特点，制定严格而科学的职业道德准则;所有从业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应当恪守职业道德，敬业爱岗，服务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合格建设者，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和高尚人格的共和国公民。
推动公民道德建设 弘扬培育民族精神
贯彻落实中心思想
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之际，党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重要思想，2001年9月20日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大力宣传“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基本道德规范，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道德建设实践活动，激发了人民群众关心道德建设、支持道德建设、参与道德建设的巨大热情，有力地推动了新形势下的公民道德建设。同时还看到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一些地方放松道德建设，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封建迷信活动、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见利忘义、损公肥私、欺骗欺诈等现象屡禁不止;一部分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观念淡薄，有损国格人格的现象时有发生;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贪污受贿、违法乱纪，严重损害党的形象。这种状况与迅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形势，与我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党的十六大对新世纪新阶段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经过抗击非典斗争的严峻考验，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更加深刻，对追求文明健康科学生活方式的愿望更加强烈，对革除各种社会陋习的要求更加迫切，公民道德建设面临十分有利的机遇。当前，公民道德建设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遵循《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基本要求，抓住知行统一这个关键环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积极推动公民道德建设。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
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撑，也是中华民族赖以振兴和腾飞的强大精神动力。在举世瞩目的抗击非典斗争中，全国各族人民大力发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精神，谱写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险、敢于胜利的壮丽诗篇，奏响了弘扬伟大民族精神的嘹亮凯歌，使伟大民族精神在新形势下得到锤炼和升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各地各部门要认真总结抗击非典斗争的经验，采取具体措施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广泛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主题教育活动，广泛开展向抗击非典斗争英雄模范学习活动，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大力倡导顾全大局、团结协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大力倡导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大力倡导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尊老爱幼、邻里互助的精神，把伟大的民族精神转化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再接再厉、奋发进取、扎实工作，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从社会关注的问题入手，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道德实践活动，是引导人们参与道德建设、身体力行社会主义道德的成功经验。各地各部门要紧紧围绕巩固抗击非典斗争成果，广泛开展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树新风活动，对广大公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环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通过治理城乡环境，革除社会陋习，搞好卫生防疫，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构筑群防群治的坚强防线，使环境更加整洁优美、生活更加健康文明。紧紧围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广泛开展“共铸诚信”活动，加强诚信教育，强化信用意识，下决心遏制工程建设、商贸餐饮、医药卫生、电信通讯、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决打击制假售假、欺诈经营、虚假广告、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引导人们坚持诚信为本、操守为重，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紧紧围绕关心和帮助困难群众，广泛开展扶贫济困活动，千方百计帮助特困家庭、下岗职工、孤寡老人、残疾人、失学儿童等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紧紧围绕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公民道德素质，在全国城乡深入开展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家庭、百城万店无假货和做人民满意公务员等各类创建活动，从具体事情抓起，从一言一行做起，从一点一滴改起，不断增强道德建设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引导人们在社会做个好公民、在单位做个好建设者、在家庭做个好成员。
三、运用各种方式和途径，使道德宣传教育经常化、大众化。
广泛传播道德知识、普及基本道德规范，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一切宣传思想文化阵地，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要坚持正确导向，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弘扬社会正气。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要把道德宣传教育作为重要任务，开设专题、专栏，通过新闻报道、言论评论、专家点评、群众讨论和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营造道德建设的浓厚舆论氛围。在辖区范围内利用广场和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社区黑板报、宣传栏做好大力宣传，讴歌人民群众积极向上、追求和创造美好生活的崇高思想品德为己任，努力创作反映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革命传统道德和新时期良好道德风貌的文艺作品，给人以鼓舞和启迪。利用重要节日、纪念日、重大事件，通过组织专题讲座、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图片展览、文体表演以及健康民俗活动，进行生动活泼的道德和法制宣传教育。道德宣传教育，既要全面系统、又要突出重点，既要保持声势、又要力求实效，既要注重集中宣传、又要加强日常工作，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位教育、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常抓不懈、持之以恒。要多用群众的新鲜语言，多用群众身边的事例，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使道德宣传教育通俗易懂、深入人心。
四、完善各行各业的职业行为准则，使道德建设融入人们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
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行为准则，是把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人们自觉行动的有效途径。各地各部门要按照《纲要》提出的方针原则、目标任务和主要内容，从实际出发，对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标准和已有的市民公约、社区公约、乡规民约，干部、职工、学生守则等具体行为准则进行必要的修订完善。要重视修订完善各种新经济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和娱乐服务场所的行为准则。完善具体行为准则，既要突出贯彻《纲要》的共性，又要体现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特点;既要体现道德建设的要求，又要同有关法律法规相统一。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使各项行为准则易记、易懂、易行，易于监督。要把修订完善行为准则的过程，作为道德宣传教育的过程，作为干部群众参与道德建设的过程。各类创建工作先进单位和示范单位，都要带头做好具体行为准则的修订和完善工作，并引导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自觉遵守，努力践行。
五、建立和完善激励监督机制，引导人们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加强道德建设必须把自律与他律有机结合起来。要形成激励机制，鼓励人们积极向上，追求真善美。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表彰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广泛群众基础的公民道德建设先进典型，为人们树立学习的榜样。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行业等各类创建活动，都要把公民道德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和评选标准。要形成监督机制，帮助人们辨别是非，抵制假恶丑。作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依法对各种不良行为给予批评教育和相应处罚。通过发挥激励和监督机制的作用，在全社会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讲道德光荣、不讲道德耻辱，讲道德受人尊敬、不讲道德受到批评的良好社会风气。
六、加强对公民道德建设的领导，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要充分认识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把这项工作与正在全党全国蓬勃兴起的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结合起来。要增加必要的投入，为道德建设提供物质保障。各机关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为广大群众作出表率。积极探索公民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改进工作的方式方法，使道德建设与形势发展相适应，与社会实践相协调，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同步，既继承优良传统又坚持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广泛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广泛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把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组织道德实践活动的重要依据，充分调动、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参与道德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各级文明委和党委宣传部要认真做好指导、协调和组织工作，及时总结推广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以及社会各界，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形成公民道德建设的合力。
公民道德建设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社会各界都要积极支持和参与。 推动公民道德建设，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党的十六大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就要求我们，把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灵魂和核心。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其核心是爱国主义。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团结统
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像一根红线，始终贯穿于其中。大力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同时也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和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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